安乐死的案例

安乐死的案例（推荐8篇）

安乐死的案例 篇1

关于安乐死的经典案例

安乐死，一个令举世争议的重大医疗立法提案。首先遇到来自医疗界的阻碍。传统观念中，医生救人，延长人的寿命是天职。医生无论以什么手段结束病人的生命，无论是什么情况或者是什么人，都是医疗界无法接受的。英国医学专家约翰·怀厄特尖锐指出：“人为死亡不在医学范畴。”他说：“大多数医生和健康专家们认为，一旦在临床实践中引入人为死亡，医学的本旨就被改变了。它将变成主观判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医学就变成了一种社会工程学，缩短那些“没有价值的生命”。

更大的阻力来自于患者家属的主观情绪，这种情绪往往是超越了理智的。他们热切的希望自己的亲人能够活着哪怕多一分钟，但是他们并没有考虑过是怎么样的一分钟，很多患者所承受的痛苦是炼狱式的折磨。他们求生不能，欲死不得，这种痛苦，即使是亲人和朋友也无法体会。合法安乐死的第一人

2003年11月10日荷兰一院(即上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 “安乐死”法案，这使得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法案规定，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考虑成熟后，可自愿提出结束生命的书面请求，主治医生则应向患者详细陈述实际病情和后果预测，并由另一名医生参与诊断和确诊，可实施“安乐死”。法案还规定，实施“安乐死”的手段必须是医学方法。

2003年11月３０日，在阿姆斯特丹，这是一极平常的日子，但对托莱尔来说，这又不是平常的一天，因为她的母亲选择在当天与所有的亲朋好友诀别。这也是荷兰议会顺利通过安乐死合法的第二天。上午１０时，托莱尔和她的二个姐妹、孩子们及其他朋友，等待牧师走进了家门，祈祷后，两名医生随后也进来了。房间布满鲜花。老母亲躺在床上，吃力地试图做出某种表情，对来人一一含笑。她今年７１岁，她是一位非常开明的退休教师，几年前得了不治之症。几个月前，她就提请医生给她实施安乐死，以减轻自己的痛苦，并且已经获得了两位主治医生的同意。开始，托莱尔坚决不同意，但看到母亲一直在经受地狱般的折磨，拗不过老母亲的强求，在与姐妹们商量之后决定同意。老太太吃力地点了点头，托莱尔流着眼泪，下令关灯，同时点起蜡烛，播放了妈妈爱听的音乐。有人轻轻地，轻轻地抽泣，医生则用他颤抖的手给老太太注射了致命的药物，一会儿，老太太走了，但她是含笑走的„„ 合法安乐死之前的案例

1950年4月14日，东京地方法院的一个安乐死案件判决中指出，为了解除患者躯体上的剧烈痛苦不得已侵害其生命的行为，属于刑法中的 紧急避险行为，不应受到惩罚。1962年12月22日在名古屋高等法院对一例安乐死案件的判决中，指出了在日本合法的安乐死需要具有6个要件。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在法律上有条件地承认安乐死的国家。但日本迄今为止尚无有关安乐死的成文法。1973年荷兰一位名叫Geertruida Postma的医生对其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医生被法院认定谋杀，但宣判监禁一周缓行1年，这实际上是判她无罪。就此判决，法官作了特别的情况说明：必须在规定的条件下实施安乐死。

1995年6月16日澳洲北部领土议会通过了“临终患者权利法案”，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的第一部安乐死立法。1996年9月22日，在澳洲北部城市达尔文，医生菲利普·尼切克帮助66岁的建筑工人鲍勃·邓特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里程：在注射了一支致命的戊巴比妥纳药液后，这位受前列腺癌折磨整整5年之久的患者终于在妻子和医生的注视下，安祥地合上了双眼，成为世界上第一名依据安乐死法离开人世的患者。但是，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推翻了北方领土的安乐死法案。被动“安乐死”案例 15年几度徘徊在生死边缘

如果一个人成为植物人，依靠进食管来维持生命，那么，谁有权力来决定她的生与死。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一名女性植物人特丽·夏沃身上。

1969年以后，在美国至少有35个有关安乐死的法案递交22州立法机构审议。美国的法律并无有关安乐死的条款。根据美国宪法修正案，“留予各州由其公民决定”。1994年11月在美国俄勒冈州的一次全民公决中，通过了一项议案。这项议案使得安乐死在有限制的条件下不是非法的。

1990年，年轻的特丽因心脏病，导致脑损伤，被医生确诊为“永久性植物人”，并认定无任何康复可能。15年来，特丽一直靠人工进食管维持生命。1998年，特丽的丈夫迈克尔作为她的监护人向佛罗里达州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拔去特丽身上的进食管，对其实行安乐死。特丽的父母强烈反对迈克尔的做法。由于特丽在病发前并未留下任何书面文件表达过安乐死的意愿。双方为此在7年的时间里多次对簿公堂，2001年4月和2003年10月，特丽的进食管曾经两次拔下又被插上。无法表达个人意愿的特丽几度徘徊在生死边缘。2005年3月18日，根据美国佛罗里达州第六巡回法院，同意对特丽实行“安乐死”的裁定，医生拔掉了维系她生命的进食管。然而，在19、20号两天，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一项特别议案，驳回佛州法院的裁定，要求重新为特丽插入进食管。美国总统布什也专门为此事提前结束休假，表示会站在支持特丽继续生存的一方。刚到人间就进“天堂”

2004年8月，荷兰医生

协会—“荷兰皇家医学院”力促卫生部召开独立审查会议，通过对“没有独立意志”的晚期病人实施“安乐死”的《格罗宁根草案》，其中包括儿童、严重的智力残障者，以及那些遭遇事故而永远不会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植物人。草案明确严格地规定：那些已经确诊为“先天残疾不能治愈”或是遭受“不可治愈病苦”或“严重残疾的”新生儿可以实施“安乐死”。需要主治医生组与另一些无关的专业医生共同确诊决定，并要征得患儿父母同意等等。极早早产儿，一生下来就脑出血、抽风、脊柱裂的婴儿都可能成为“安乐死”的对象。在中国安乐死是非法的

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死亡似乎成了现代医学的目的之一。然而，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不管投入多少资源来设法推延死亡和减少产生痛苦及残疾的风险，仍然有无数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实际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着极其痛苦而难以忍受的延长死亡过程的医学干预。全世界每年大约有五千万人走向死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拖延了的死亡。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数十万的绝症患者痛苦万分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维持生命。一家肿瘤医院曾对800例身患癌症的垂危患者进行调查统计，其中因为不堪忍受痛苦，自愿要求安乐死者占到30％以上。在我国的医学实践中，一方面存在着用昂贵的代价来维持脑死亡患者“生命”的现象（常常可见诸于报端），另一方面，在对无法忍受痛苦的绝症患者的医疗处理过程中，安乐死以隐秘或公开方式已经进行。中国首例安乐死案件

1986年，陕西第三印染厂职工王明成为身患肝癌晚期绝症的母亲夏素文申请“安乐死”，主治医生蒲连升同意为他母亲注射了100毫克的复方冬眠灵。王明成和主治医生蒲连升被陕西汉中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并刑事拘留。两年后被法院宣布无罪释放，检察机关不同意这个判决，提出了抗诉，一年之后，汉中市法院终审判决，蒲连升无罪。

据后来蒲连升接受中央台采访时的回忆：当时病人垂危，打不打冬眠灵都要死，整个医院的三层楼都听见，头一晚上因剧痛喊了一夜，值班医生李大夫给她打了10毫克安定。她呻吟不止，试图用头碰床头。她儿子和女儿跪在地上求我说，叫我妈早点儿走吧。我就开了处方，复方冬眠灵100毫克，处方上的话是我写的，家属要求“安乐死”，下面是家属的签字，儿子王明成，女儿王晓琳。注射的人是省卫校的实习学生，叫蔡建林。要我打进去就没有证明人了，到底注射的是什么药？注射量是多少？这个针打进去就是没有痛苦，“安乐死”就是没有痛苦地幸福地死去。3个

月之后，我就被捕了，告密的是患者的大女儿。我当时的信念非常坚定，我跟患者一无冤二无仇，没有接受她的贿赂，我何罪之有啊？我为什么要去杀她啊？一个人扪心自问的时候，我想任何一件事情，不付出点儿牺牲是不可能的，不能每件事情都被别人理解，除了死亡而外，所有的人间的痛苦，可能我都受过了。有的医生悄悄地进行“安乐死”，不过是没有写在处方上，没有写在档案里面。我要奉劝和我一样的大夫，在我们国家没有立法以前，最好不要干这种事情。呼吁尽快立法，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安乐死的案例 篇2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 实施消极安乐死的, 不宜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是, 对于实施积极安乐死的, 应宜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并且, 根据行为人实施积极安乐死行为的主观恶性以及是否征得被害人本人的许可和被害人的许可程度, 作为定罪量刑的一个考虑情节。

(一) 安乐死的非犯罪性

众所周知, 考察某一行为是否为犯罪行为应从三个方面出发, 即其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 以及是否刑法有其罪行的规定。安乐死行为是安乐死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某种合意, 此合意若是在双方真实的意思表达之下, 那么其效力仅及与双方当事人本身。安乐死行为, 仅仅是被执行人自愿的处置其自身生命权的行为, 执行人所侵害的也仅仅是被执行人的生命权, 这种“死亡契约”的形式, 没有伤害他人以及社会的可能性。从另一个方面说, 安乐死行为并非是我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某一种罪行, 以故意杀人罪来处置安乐死行为, 仅仅是根据故意杀人罪作为结果性犯罪, 而安乐死行为确是出现了某种死亡结果, 且其不具备排除犯罪性事由, 这是一种违反罪行法定原则的行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出现死亡结果的行为有很多种, 如果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是某种犯罪, 那么其就不构成犯罪。更进一步说, 对于一些涉及人身权利的行为, 刑法给予较大的处置自由度。以体育竞赛为例, 拳击手以其自我处置自身人身权利的自由, 得以参与竞赛, 对于公平合理竞赛环境下造成死亡、伤害结果的行为, 其不具备刑事违法性。从此例可以看出, 公民具有处置自身生命健康权的一定权力, 且被刑法所接纳。以此类比安乐死行为, 被执行人以其处置自身生命权的权力, 使得执行人得以侵犯其生命权, 其应当不具有刑事违法性。

(二) 安乐死行为与刑法精神不冲突

刑法作为惩治犯罪的重要工具, 其主要任务是保护人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政治权利, 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 维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对于无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应该根据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规定, 不认为是犯罪。刑法不仅仅具有惩戒的作用, 教育、改造、引导的作用也是其功效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安乐死行为, 当事人不具备再犯可能性, 而其他人也不具备模仿“作案”的可能性。对于其他公民, 不可能纷纷效仿此行为而造成一定地社会危害和社会混乱。我们很清楚, 安乐死行为与一般的终结他人生命的行为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作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公民, 是可以分辨某一行为是否为一般杀人行为与安乐死行为。

安乐死行为被人诟病的, 是其对被执行人生命权利的侵害, 而作为被执行人自身的意志表达, 死亡并非是对其生命权利的侵害。刑法作为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其无法采纳私法领域的协议原则, 但是死亡作为安乐死行为的被执行人的自主意志表达, 刑法应该给予一定的尊重和保护。而且, 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武器, 其对社会的影响力十分巨大, 所以对于一些未能有明确定论的领域, 刑法采取的是一种略显保守的原则。但是, 对于刑法没有明确反对的行为, 我们不能说它是对的, 同样地, 对于刑法没有提倡的行为, 我们不能说它是错的。我们应该从刑法的根本精神要义出发, 分析刑法所未臻完善的地方。

二、安乐死的迫切性

(一) 痛苦和生存意义的丧失使死亡成为可能

有很大一部分要求安乐死的人是因为无法忍受病痛的折磨而渴望安乐死的, 在痛苦的情况下, 死亡便成了可以接受的事物。当这种苦痛无法解脱, 那么带来的将是精神上的崩溃。物理上和心理上的痛苦使生活失去了本有的意义, 也将使生存的意义大大降低。当然我们可以说, 选择死亡是被折磨者对苦痛的逃避, 但是选择一种更快乐的方式, 是谁也无法抵制的诱惑。生命一直被赋予极大的荣耀, 导致人们是如此的看重生命而轻视死亡。当我们无法承载生命之重时, 死亡不管是一种逃避还是解脱, 可以说是一种好的结局。

我们没有理由阻碍一个完全清醒的人选择其存在的方式, 死亡作为生命的终结, 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痛苦的终结。正如古罗马的塞涅卡所言:“我不愿意放弃老年, 如果大部分躯体尚属完整的话。但如果我的头脑开始动摇, 如果器官一个接一个地损坏, 如果剩下的不是生活而只是呼吸, 我情愿离开这座腐烂的、摇摇欲坠的大厦。只要疾病还有治疗的可能, 我的头脑不受损伤, 我决不用死亡来逃避。我决不会因忍受不了痛苦, 举起手来结果我自己, 因为这样去死无异于屈服。但是, 如果我知道, 我所受的痛苦是无望解脱的, 我情愿离去, 不是因为恐惧与苦痛本身, 而是因为它阻碍了我所有的生活目的。”①

(二) 巨大医疗支出所带来的经济负担和社会负担

困扰这些患者的, 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负担, 更有实实在在的、落在自己和家庭上的经济负担。以尿毒症患者为例, 晚期患者每月的血液透析费用大概在人民币4000-5000元左右, 每年用于治疗和维持病情的费用逾5万元②。在我国现在社会保障制度还未完善的情况下, 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并且, 这对一些重症, 医疗保险所能报销的范围与比例甚少。这是对于一些没有达到“绝症”程度的患者而言, 而对于一些需要用医疗设备维持生命的患者来说, 其负担之重不言而喻。对于家庭来说, 这是一次灾难, 足以改变一代人的命运。

从社会角度而言, 安乐死是一种人为改变人口死亡率的方式, 虽然其对人口死亡率的改变可能微乎其微, 但它对于淘汰老弱病残型人口具有一定地积极作用。

(三) 死亡选择权利

死亡作为人生命的必然结果, 在我们可以选择生存权利的情况下, 我们也就拥有选择死亡的权利。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 如果仅仅存在生存的权利, 而不存在死亡的权利, 只主张生存而不重视死亡, 对有限的空间和资源来说是巨大的压力, 将会引发众多社会问题, 那么人类社会将无法延续。人作为一个既有社会属性又有自然属性的存在, 需要尊重社会与自然的规律, 所以死亡选择权利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同样地, 死亡选择作为一种权利, 其也具备相应的义务, 这种义务就是人需要对个人、家庭、社会所要付出的责任。以自身权利去减轻个人、家庭、社会的负担, 可以说是达到了权利义务的双向满足。

(四) 法律空白导致地下安乐死行为混乱

虽然法律不允许执行安乐死行为,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地下的安乐死行为实际存在③。在没有法律规范的情况下, 这些地下安乐死行为会出现许多问题。较为严重的是, 一些家属及利害关系人, 为了减轻自身负担, 而违背当事人意愿, 对其进行安乐死。毋庸置疑, 这是一种谋杀, 而这种罪行的原因却被错误的套在了安乐死的头上, 安乐死成了杀人的工具。这是法律空白所导致的安乐死行为的混乱。

在承认安乐死现象无法避免的情况下, 以完善的法律规制来规范安乐死行为, 反而更能保护好当事人的人身权利。而安乐死作为一个涉及医学、伦理学、社会学、哲学和法律等诸多方面的复杂性问题, 人们对其尚未有正确的认识, 这将会导致人们错误的理解安乐死行为并且造成安乐死行为的混乱④。由此, 需要法律的健全来统一人们对安乐死行为的认识, 保障安乐死当事人的利益。

三、安乐死合法化可行性方案分析

安乐死合法化尚存许多问题, 最为显著的, 便是安乐死可能成为“正当”的杀人工具, 无法保护弱势群体的生命权。只有在建立了完善的安乐死执行制度的前提下, 安乐死合法化才能成为可能。早在1998年, 就有学者提出《安乐死暂行条例》 (草案) (建议稿) ⑤, 将人道主义和自愿作为其根本原则⑥。荷兰作为众所周知的允许安乐死的国家, 其在安乐死方面的立法也甚为谨慎。根据荷兰上议院2001年通过的法规, 要求“患者的病情必须是不可治愈的、患者遭受的是难以忍受的无限折磨、患者必须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 经过深思熟虑后, 完全自愿地接受安乐死”。执行医生并没有决定权, 还需得到另一名医生的许可。⑦而笔者认为, 要使安乐死合法化, 必须切实保护好两个利益, 即:当事人的权利和家属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权利。

(一) 当事人权利

当事人权利是安乐死合法化问题的核心, 也是安乐死法规的基本出发点。被执行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其权利很容易受到侵害, 且无法得到很好的保护, 特别是被执行人是否完全出于自愿而接受安乐死。因被执行人的弱势地位, 其无法作出完全合乎本意的真实意思表示, 所以不能单独根据被执行人的意思表达来判断其对安乐死行为接受程度, 而是要以其他辅助手段综合评估当事人的真实意愿。荷兰立法中的医生审查制具有一定的弊端, 因医生作为个人, 其判断可能受到其他的因素的影响。所以, 应建立对应的具有公权力性质的审查委员会, 协助当事人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且, 在整个安乐死执行过程中, 应有第三人作为监督, 一可保证整个行为过程的规范性, 二可在当事人临时改变决定时可以及时停止安乐死行为。

当事人在物理及心理苦痛的折磨下, 可能存在心理问题导致作出错误的判断, 所以, 在当事人提出安乐死请求时, 因予以一定的精神鉴定或强制接受一定时限的心理治疗过程。至此, 安乐死执行的必要条件为审查委员对于申请合理性的同意、医生对于被执行人执行安乐死必要性的肯定和心理医生对于被执行人心理状态的肯定。

(二) 家属和利害关系人权利

当事人的死亡结果, 可能会影响到家属及相关厉害关系人的利益。具有一定道德的人, 不会期待亲人的死去, 但也无法要求每个人都具有这样的认识。所以, 必须得到当事人所有直系亲属的同意的情况下, 安乐死行为才能保障当事人家属的相关利益。

而对于当事人的财产权利, 当事人应做好妥善安排, 以保障在其死后不发生不必要的纠纷。相关利害关系人认为当事人的死亡可能对其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 可以以异议的方式向审查委员会提出。需要指出的是, 利害关系人因其不具备与当事人的亲属关系, 其考虑相关问题可能存在不人道的问题, 所以审查委员会在审查异议的时候, 应以最严苛的标准作出判断, 以保障当事人的死亡选择权利。至此, 安乐死执行的前提条件为所有直系亲属的同意和利害关系人的无异议。

综上, 安乐死行为具有可待立法确认的合法性、当事人需求与社会基本价值要求所决定的迫切性, 以及严格审查制度和相关利益保护制度保障的可能性, 应该加快安乐死行为合法性的研究, 以期填补我国法律的空白、保障公民的切身利益。

摘要：自86年第一例安乐死案件至今已二十多年, 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 对安乐死合法性、可能性的研究正在日趋完善。2001年荷兰安乐死的合法化, 给世界来了巨大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 随着安乐死需求的增大、民间地下安乐死行为的趋多, 现实中存在的安乐死争议, 亟需从立法层面来解决相关问题。而对于越来越多的安乐死相关诉讼, 也需要相关法律来, 以期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安乐死合法化问题应该被提上议程。

关键词：安乐死合法化,死亡权利,安乐死制度

注释

1《我们怎样死》, 舍温·纽兰, 褚律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年.

2《尿毒症透析费用是多少》, 《医学卫生》.

3《安乐死立法问题研究》, 庞德旭, 2008.

4《关于安乐死的法律与伦理的博弈》, 汪哲民.

5《医学与哲学》, 1999年第10期.

6《安乐死的立法条件分析》, 董峻, 2000年.

关于安乐死的思考 篇3

关键词：安乐死；生命权；立法现状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4-0023-02

一、安乐死的概念和特征

（一）概念

目前对安乐死的定义主要有广义、中义和狭义之分。 [1]广义的安乐死，是指对无价值或有缺陷的生命采取积极主动或消极放任的方式来结束其生命，其对象包括：有先天严重缺陷的婴儿、濒临死亡而又极端痛苦的病人、严重精神病患者和植物人。中义的安乐死观认为，安乐死是指对濒临死亡而又极端痛苦的病人采取的积极或消极的方式来终止其生命，包括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主动安乐死是采取积极措施造成或加速病患的死亡，如注射药剂等，被动安乐死是不予积极救治或中止治疗，采用消极放任病人死亡的方式，如撤消维持生命系统。狭义的安乐死观认为，安乐死只能是当事人自愿的，因为重大不能治愈的疾病带来的肉体、精神痛苦，病人自主表示愿意放弃治疗或采取某种医学措施来加速死亡进程，死亡过程必须是无痛的、保持人的尊严的。

（二）特征

（1）安乐死的适用对象是在当前医学条件下无法挽救，并且正在遭受难以忍受痛苦的濒临死亡的患者。

（2）安乐死请求的提出必须是患者在意志清醒的状态下提出。

（3）实施安乐死的目的是减轻和解除患者难以忍受的极端痛苦。

（4）实施安乐死的方式是尽可能无痛的。

二、关于安乐死的争议

从目前国内外的状况看，不仅是法律工作者，包括临床医务人员和普通的人民大众，对安乐死也是普遍存在争议的，而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立法和伦理道德两个方面。

在立法层面上，反对者认为，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因此，对任何未经法律处死的生命，人为地加以结束，不管是否自愿，实际上都是对生命权的剥夺，而生命权是《宪法》直接保护的权利。赞成者则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而安乐死是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理方式。《宪法》的规定旨在保障公民的私权利，并没有限制公民安乐死的自由。而且，就公民的私权利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公民有选择安乐死的自由。死同生一样，是人生命过程的一部分，由生到死才算完成了一个人生命的全过程。随着社会的进步，当“优生”的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同后，“优死”的权利也应得到同样的尊重，患者当然有权利选择有尊严的死去。

在道德伦理层面上，反对者认为，人有生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人为地结束他人的生命，安乐死违背了医生救死扶伤的职责，而且也可能使患者错过生存的机会。同时，在社会生活中，人没有绝对的自由，始终要同他生活的环境、他的家庭、财力等相关联，安乐死的实施可能会成为逃避赡养老人或是照顾病患的借口。赞成者认为，安乐死体现了生命神圣、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原则。对于承受维持生命的一般支持疗法所带来的肉体和精神上极端痛苦的濒死患者来说，延长生命实际上是在延长痛苦，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质量极低的生命，正是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2]同时，由于维持安乐死病人的生命需要花费大量的医疗卫生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这样势必会挤占其他人享受医疗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的机会和权利,安乐死可以通过停止对病人的救治,把更多的医疗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我国安乐死立法的现状

由于受到几千年儒家思想的影响，重生恶死的生存观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中，无形的影响着社会舆论、伦理道德。因此，安乐死与人们头脑中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极易发生冲突，很多人认为安乐死与传统的伦理道德相违背。同时，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医疗保障体系覆盖面的限制，在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因为经济原因而放弃治疗的情况大量存在，甚至有很多的绝症病人不被送去接受治疗，通过消极的放弃治疗的安乐死方式普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而且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起经过相关单位正式批准后进行的安乐死。

但事实上，我国的生命法学界、医学界对安乐死及其立法问题，已经进行了比较详尽的探讨，公众也逐渐了解和接受安乐死，作为立法前提之一的公众普遍认同感在我国已经具备，制定和实施安乐死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四、我国安乐死立法的建议

安乐死的实施只能是为了维护安乐死者的合法权益，减轻其痛苦。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的安乐死立法中应当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明确安乐死的定义

笔者认为狭义的安乐死概念更为合适。该层面上所理解的安乐死是以当事人的个人选择为基础的，排除了被迫或非自愿行为，能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是以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前提的，严格限制了适用对象，也符合法律意思自治的原则。

（二）明确安乐死的对象

基于以上定义，安乐死所针对的只能是患有重大不能治愈的疾病且无法忍受巨大的肉体、精神痛苦的病人，但不包括无法做出意思表示的植物人。之所以排除植物人，一是因为植物人无法表示自己的意愿，由他人代为表示则违背了其意志自由；二是为了慎重起见，避免他人借由安乐死从而实施非正当的目的。

（三）明确实施安乐死的主体资格

安乐死的执行者只能是医术高超，且具有良好医德的医师。这样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安乐死过程的合理性。由具有良好医德的医生实施安乐死，能减少医生违背医德协助病患家属剥夺患者生命权的现象发生；医生医术高超，则能保证实施安乐死确实是在穷尽一切治疗方法后，在没有治愈可能的基础上选择进行的，同时也能保证执行安乐死方法的技术性，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病患的痛苦。实施安乐死的机构则应通过法律的明确规定。

（四）明确安乐死实施程序

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必须是基于本人有明确意思表示，具体方法可以参照民法上立遗嘱和公证的方式；安乐死只能由具有医师资格证的专职医师实行，且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操作；执行机构、地点应由法律作出具体规定,明确规定具有执行安乐死机构的资质；实施安乐死的方式必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本身不会给病人带来额外的痛苦，不能损害病人的人格尊严。

（五）明确安乐死的监督

安乐死的监督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实施过程中的监督，即监督实施主体按照法定的程序实施安乐死；二是实施后的监督，由安乐死的审定机关或另设的监督机关实施，对不符合安乐死条件而施行安乐死的机构或个人，追究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

总之，生命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生命权不应仅仅包括生的权利，还应包括选择死亡的权利，让每个人有选择“有尊严地死去”的权利。而要真正做到这点，应尽早完善安乐死立法，摆脱目前无序的安乐死实践状态，使之逐渐走上合理、规范的道路，从而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 曾振国.安乐死立法问题的前瞻性研究[J].法制与社会,2008(5).

[2] 张颖，李义庭，李爽，刘芳，柯斌铮.安乐死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4).

关于安乐死的看法 篇4

尽管安乐死至今还没有在多数国家合法化，但人们对给予病情危重而又无法治愈的病人以死的权力和自由以摆脱残酷的病痛折磨的做法，愈来愈多地采取同情的态度，认为这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

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安乐死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①从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上看，病人患不治之症并已临近死期；

②病人极端痛苦，不堪忍受；

③必须是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为亲属、国家、社会利益而实施；

④必须有病人神志清醒时的真诚嘱托或同意；

⑤原则上必须由医师执行；

⑥必须采用社会伦理规范所承认的妥当方法。

持否定态度的则认为安乐死有悖生存权利。首先，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安乐死”可能引致“故意杀人”。患者自杀不会影响别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结束生命，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请求，在《刑法》中是“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其二，“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未经法律许可而结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

“安乐死”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立法，一个前提基础必须具备，即在最后选择这种结果的时候，应该保证这些公民是因为难以摆脱疾病给身心带来的痛苦，而不是因为丧失治疗机会而产生的心理绝望使然。如果国家没有能力向百分百的患病公民提供这种救治机会与兜底的福利制度，“安乐死”的立法就缺乏足够的社会立法基础。否则，这将可能意味着一种不道德的人性灾难。

从伦理方面讲，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体疾病痛苦，自愿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条件下实施“安乐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

从历史的趋势来看,安乐死的合法化，势在必行,只不过是时间与实施细则问题。一旦安乐死立法，它就像横在病人面前的一把双面刃，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不法不义之徒滥用。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过去难以存活的不正常婴幼儿可靠先进技术存活下来，当然,其生活的质量是低下的,他们还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一般说，如果发现出生不久的婴儿有严重的生理或智力缺陷，现代医学确实无法补救，且这个缺陷将严重影响婴儿目前或今后的生活质量，在此情况下，如果其法定监护人不愿维持其生命时，医生可以接受监护人的意见停止其生命的维持措施的话，我认为是剥夺了这些婴幼儿生命权。哪怕他们智力是底下的，也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剥夺智力底下群体的生命。因为不可能说因为智力底下而成为了社会的负担的人就活该去死，否则将重蹈覆辙纳粹的罪过——安乐死的再次提出，并大肆宣传和广泛推行，发生在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实际上，纳粹分子是在安乐死的借口下，实行种族灭绝政策。

我认为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如果一个人已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甚至无法进食，每天承受着心灵和肉体上的折磨，那么，让他安静祥和地离去又有什么不应该呢？安乐死是最大限度地展示出病痛、生病垂危、死亡这一生命过程的应有尊严。它保证了个人在生命最后一刻所作出的队生命的自主和自决的权利。

如果不让安乐死合法化是因为它颠覆了一直以来的伦理，让子孙扣上不孝的罪名，那我认为这就大错特错了。如果子孙只是为了赢得一个美名，而让自己的亲人生不如死地生活着煎熬着，难道这还是一种孝道吗？所以，我认为在伦理上考虑安乐死不能合法化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但安乐死的合法化确实是一个艰辛过程，因为它要尽可能地将各种情况都考虑在内，要颁布尽可能详细且严格的实施细则，否则它将成为“故意杀人”的工具。但绝对不能因为它有被“故意杀人”利用的可能就放弃安乐死合法化的进程，就像不能因为水果刀能杀人就不允许市场上销售水果刀一样。路是要走的，不能因为道路上充满了荆棘就不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要披荆斩棘地前行。

对实施积极的安乐死的行为 篇5

一、是没有缩短患者生命的安乐死(本来的安乐死、真正的安乐死)，这种行为不成立犯罪；

二、是具有缩短生命危险的安乐死(间接安乐死)。这种行为虽然具有缩短患者生命的危险，...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

就一般情况讲，两罪并不难区分，但在碰遇故意杀人未遂造成伤害或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两种情况时，二罪易混淆。要把握二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为故意内容。如果行为人无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而只有伤害他人健康的故意，即使客观上行为导致了他人的死亡，也只能以故意伤害罪致死认定；如果行为人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即使其行为没有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也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司法实践中，要认定行为人的故意内容是伤害还是杀人，应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查明案件的全部事实，从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案件的起因、过程、结果、作案的手段、使用的工具、打击的部位、强度、作案的时间、地点、环境条件、行为...你是反方，正方的弱点有：1 如何确保是病人的真实意志？很多垂死病人是没有语言能力或思维能力了，这个时候如何保证是病人的真实意志同意安乐死呢？ 2 如何确保已经是最后的医疗手段都无效呢？医院的行医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各级别的医院都有不同，小医院治不了的病 大医院可以制；国内治不了的病，国外可以治。如果要安乐死，至少要肯定是“地球上最先进”的医疗水平都无法治愈才可以，而这根本无法保证。但如果不能保证这样，医生的行为又和杀人有什么两样？ 如何保证是病人无法承受的痛苦？每个人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同一个人，各种情况下的承受能力也不相同，用什么方法确定 病人无法承受？ 别说病人自己说的，甭管多大点儿病 哪儿疼张口都是“疼死我了”难道都当是真要疼死了？ 还是关于病人的真实意志，即便是病人同意，如果病人在进行安乐死一半的时候反悔怎么办？如果病人在有心理疾病的情况下同意的怎么处理？所以 必须要保证的是病人心智完全正常的情况下同意 才可以算真实意志！但承受巨大痛苦的时候，谁能保证心智完全正常？ 所以这个想法从操作层面上几乎不可能。补充回答：

以上弱点都是要抓住一点 就是“操作层面不可行”，即便确实合理，不管对方说得多么美好，就是“无法操作”，因为太多无法确定的因素，而这么多无法确定的因素去决定病人的生死大事？ 所以不能合法，就是因为“不可操作”！～ 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之比较研究

安乐死，原意是指无痛苦死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安乐死包括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狭义的安乐死，是指对患有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的病人，为减少其临终前的痛苦，受病人嘱托而由医务人员采取积极措施加速其死亡的行为。实施安乐死是否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处罚，国际上的看法不一。笔者主张安乐死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并不主张任意地实施安乐死行为，这是有严格限制条件的。本文分析了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的异同，提出了实施安乐死的可行性和必要的条件，指出了立法上的不足，探讨了安乐死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并对我国安乐死的立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加快，法治文明也提到了议事日程，我们党和国家在报告中也明确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到底何为法治文明，何为法治国家呢?笔者以为法治文明就是要真正体现立法精神和本意，法治国家就是指要用法律来治理国家。法律的制订与出台，并非告诉人们怎样去钻法律的空子而不被法律追究，而是用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起到威慑力的作用。正如对安乐死进行立法，其主要目的是尊重和保护人权，维护医务工作者之基本权利，预防犯罪，而不是像目前在对安乐死还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就生搬硬套地认为故意杀人。

一、关于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

“安乐死”英文叫Euthanasia，也称无痛致死，是指对于患了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由于难以忍受肉体的痛苦，本人或其家属要求让其安乐地死去时，医生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使其安乐死去的行为。[1]

根据《布莱克法律字典》的解释，将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且痛不欲生的病人用积极的无痛楚的方法杀死，这种行为被认作是仁慈之举，这便是积极安乐死。例如给这种病人注射或喂食毒药。人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就是指积极安乐死，在英语里又叫做“怜悯杀人”(Mercykilling)。[2] 在我国又称“受嘱托杀人”。在我国陕西汉中医院发生的王明成案便属这一类型。

消极安乐死是指对垂危病人停止治疗或喂养食物等，尤其指的是停止使用现代化抢救设备(如人工呼吸机)抢救病人，安乐死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既包含积极安乐死，又包含消极安乐死;后者指积极安乐死，本文也将重点讨论积极安乐死。

目前，国内外理论界对于安乐死问题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肯定说”和“否定说”，提出了“折衷说”。“肯定说”认为：对于濒临死亡的人，明知其无救治的任何希望，为免除病人的强烈痛苦，基于本人迫切要求，医生本着人道主义的善良动机，以药物促使其安静地无痛苦地死亡，实属合情合理，理应排除其犯罪性。理由大致有：①选择自己死亡的方式，是人固有的权利，应尊重人的这种权利；②病人身患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痛苦难当，希望早日摆脱痛苦，对其实施安乐死，符合人道主义精神；③对回生无望的病人继续治疗，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不仅于病人无补，于病人的家庭、社会也是无益的。

“否定说”认为：安乐死违反人的生存权，已经超出正当的医疗行为，而是杀人行为，虽经病人的同意，也不能阻却其杀人的违法性。理由主要是：①人的生命权不同于其他权益，既属于个人，同时也属于国家和社会，个人无权支配、让与这种权利；②安乐死违反自然精神提前结束人的生命，不符合尊重生命这一人道主义原则；③医疗行为的目的是尽其所能，力求使病人的病情好转，而安乐死则要提前结束人的生命，不能认为是医疗行为；④法律应平等地保护一切人，包括危重病人的生命权，非因死罪，不能任意将人处死；⑤在现在医疗条件下，对于何为绝症，尚无法作出绝对可靠的论断。同时医疗水平是在不断提高的，今天看来是不治之症，明天或许是可治之症。

“折衷说”主张法律对安乐死作出免罪规定，同时应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①必须是对临近死期的属于不治之症的伤病者实施。②对极端痛苦、不堪忍受的伤病患者实施。这种场合常有紧急、迫切的味道。③其嘱托或承诺必须是清醒时方为有效。④其医疗的目的仅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纯为早死而实施。⑤要由有医疗资格的医师鉴定，并以最小的方法实施。

从司法实践来看，否定安乐死的观点仍占主流，在理论和舆论上肯定安乐死的观点越来越占优势，要求对安乐死进行立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一直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重视。在国际上，一般认为消极安乐死不存在法律上的责任问题，即无论各国是否有无法律规定，对实施消极安乐死的行为均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对于积极安乐死是否应当使其合法化，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却在许多国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二、将安乐死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原因分析

对安乐死持反对态度的否定论者,他们坚持“珍视生命”和“无权让予生命”的神圣原则。[1]诚然，生命是无价的，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的价值也是无法偿还的。固我国刑法上对生命采取了绝对保护原则。刑法第132条规定：故意地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是故意杀人罪。基于此，故意杀人罪主观上要有杀人之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带来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却希望或放任这一结果的发生。至于行为人基于何种动机而产生杀人故意并不影响杀人罪的成立，而只是量刑时应予考虑的情节。

故意杀人罪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凡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不论被害人年龄大小及健康状况如何，在定性上都没有医别。故意杀人罪在客观上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合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法律只规定了司法人员依法执行死刑和符合条件的正当防卫杀人。除此之外，任何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行为都是非法的。否定论者认为，积极安乐死具备了故意杀人罪的各个要件。在积极安乐死情况下，虽然行为人是应病人本人或其家属的要求为解脱病人的痛苦而为之，但这并不能改变行为人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性质，仍应属于故意杀人罪。而解脱他人痛苦的良好动机，仅仅说明犯罪的主观恶性较小，可以作为法院量刑时从轻减轻的理由。

故意杀人的行为方式，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前者指使用犯罪工具或不使用犯罪工具，以积极的或者攻击性的行为杀害他人；后者则是指以消极的、应当履行某种特定的作为义务而不履行，使他人死亡。对于实施安乐死的人，不论其是出于何种愿望，都应视为受嘱托杀人而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处罚时可以视为情节较轻的情况从轻处罚。[1]

不可否认，安乐死与故意杀人存在许多相似性。采取积极措施致人死亡，如注射致死的麻醉剂等。从形式上看，这与故意杀人并无多大差别；从客观结果看，都是造成了他人死亡。这两点是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的最大相似性，由此也就使得对安乐死立法面临很大的担忧。如实行“安乐死”是否违反人道主义；允许实行“安乐死”是否有利于医学的发展；允许医生为患者实行安乐死，是否有违医生的职业道德；对安乐死立法后，是否能防止医生的草率行为，以及患者家属“甩包袱”等弊端。[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医学的发展和新药物、新抢救设备的问世与普及，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例如一个病入膏肓、毫无知觉而又无恢复健康可能的病人，可以依靠人工呼吸器等抢救装置，使用抗菌素等药物和人工输送营养等方法继续活下去。但对这种病人继续进行抢救，是在增加他的痛苦，还是减少他的痛苦?这种病人有无要求停止治疗，选择死亡的权利?如这种病人已失去知觉，那谁又有权替他做出上述决定?医生听从病人的上述要求，或自行决定停止治疗负有什么法律责任?这些问题涉及到法律、道德和宗教，也涉及到人们对人的生命和生活的看法。这些也是对安乐死进行立法所必须考虑到的问题。

我国学术界，尤其是刑法学界对安乐死问题也曾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尤其是在1987年陕西省汉中市传染病医院住院部肝炎科医生蒲连升为病人夏素文实施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后，医学界、哲学界和法学界以此为契机，掀起对实施安乐死行为性质的大讨论。主张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认为：人应该有尊严、有理性地选择死亡的权利，禁止安乐死，剥夺了人的这一自然权利，不具有正当性。同时，明知患者不可逆转地濒临死亡并且处于不堪忍受的极端痛苦之中，而禁止其选择结束痛苦，既是对患者肉体的摧残，也是对其家属和亲友的折磨，是不人道的，也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3]

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则认为，安乐死是违反生老病死自然规律的反自然行为，削弱了人类战胜灾难的力量和勇气。同时,确定患者是否真正愿意安乐死很困难,安乐死有被滥用的危险。[1]换句话说反对安乐死的最主要原因与最大风险是同一个答案，即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患者可能在一刹那间改变死亡的决定；其次，帮助实施安乐死的医生的合法性认证非常复杂；第三，安乐死有可能使救死扶伤的医疗宗旨发生偏移，甚至可能淡化人们对生命的尊重；最后，一旦安乐死案例急剧增多，司法认证失控，就会给谋杀犯罪及推卸医疗事故造成可趁之机。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目前对安乐死还是持否定态度，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把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认定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笔者以为，这种做法过于绝对化，没有充分考虑事实的本身和具体的实际现状，应当允许附有严格条件限制下的实施安乐死行为的合法化。

三、关于安乐死非罪化的探讨

虽然对安乐死合法化存在争议，但自安乐死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以来，主张安乐死合法化的声音却一直在加大，得到社会响应也比反对安乐死合法化强烈。笔者以为，安乐死的合法化与安乐死的去罪化在逻辑上是同一关系，让安乐死合法目的是消除当前将其归罪化的思想。所以，安乐死的合法化与安乐死的去罪化是同一关系上的两种说法。很多国家所作的调查都显示，民众对安乐死合法化的支持率远远超过了反对率。在我国，大多数人也赞成安乐死。《北京青年报》曾委托上海市场研究公司对北京市民作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80%的人赞同安乐死，接近2/3的人认为“中国为安乐死立法”是“十分必要”或“比较必要”；不同年龄、不同收入、不同文化程度的市民对于安乐死的态度基本上一致。另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2] 尽管安乐死在很多国家还不合法，但很多人已经在医生的帮助下实现了安乐死。1998年英国《泰晤士报》就报道，英国已有2.7万人在医生的帮助下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消极的安乐死法即《自然死亡法》；1994年11月在美国俄勒冈州的一次全民公决中，通过了一项法案，确认安乐死在有限制的条件下不是非法的；澳大利亚北部领土议会也于1995年6月16日通过“临终患者权利法案”，允许开业医生按照一定的准则结束患者的生命；1996年7月1日，世界上首部积极安乐死法《晚期病人权利法》在澳大利亚北部正式生效；2002年4月1日，荷兰“安乐死”法案正式生效。

在我国，对安乐死的探讨较晚，1982年在大连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医学伦理学学术讨论会上天津、山东的代表发了有关安乐死的论文，引起大会瞩目和较大的社会反响；1986年，在陕西汉中发生了我国第一起安乐死案，此案轰动了全国，由此引发了一起涉及医学界、伦理界、新闻界及公众的关于安乐死的大讨论；1988年7月，我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1995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著名医学专家胡亚美、严仁英两位代表提交了安乐死议案；1996年，上海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2003年8月3日，中国“安乐死第一人”王明成去世，“安乐死”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检察日报》刊登文章指出，应该以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安乐死”，希望以积极的态度把“安乐死”纳入法制轨道；2003年12月21日，广东省政协委员在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出：应对无可救治的晚期癌症患者实行“安乐死”，但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在会议该提案时指出，立法实行“安乐死”有违《宪法》。

安乐死在国内外或明或暗地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对安乐死，即使司法机关能够对有关当事人网开一面，也难以摆脱违法性的纠缠；即使面临违法风险，安乐死也必然会客观地存在并引发人们的讨论。因此，对安乐死，与其让它犹抱琵琶半遮面，还不如认真加以研究，痛痛快快地将其合法化。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对安乐死持否定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应看到，把那些病人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痛苦难忍情况下医护人员出于同情之心而实施的安乐死一律作为犯罪处理，是与常规、人情、法理相悖的。因此，笔者主张在严格的条件之下允许安乐死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凡符合这些严格条件限制的安乐死，我们就应当予以肯定，而不再以犯罪来处理，既将严格限制条件下的安乐死行为非罪化。当然，我们在承认这种安乐死的合理化的同时，也不予以鼓励，更不能大张旗鼓地加以宣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严格地控制其发生的范围，并使其可能带来的一些弊端减小到最低程度。[1]我认为，对安乐死加以严格条件限制，将会有效地防止各种不良后果的发生而且从理论上讲，也可以为其存在提供一定的根据：

第一，允许安乐死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尊重人的生命、固然是人道主义的基本准则，但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在病患者身患绝症，濒临死亡，而又痛苦难忍的情况下，一味地把人的生命看成是第一位的，从而想方设法延长病患者的生命，这除了延长患者的痛苦之外，又能给他带来什么呢?在这样情况下，究竟是安乐死符合人道主义呢?还有让病魔大施淫威，慢慢地折磨着、吞噬着病人的生命更符合人道主义?从人道主义言，生命固然是应当受到保护的，但是当一个濒临死亡，且又不可救治，对其生命的保护已失去任何实际意义的情况下，其愿望的实现和尊严的维护就会成为主要的方面，因此，按其愿望施以安乐死，不但是其愿望的实现，而且也使其至死保持了人格的尊严，这对于一个即将死亡的人来说，是符合人道主义的。

第二，关于一个公民有没有处置自身生命权的问题，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一般来讲，人是社会的人，其生死存亡是和社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紧密相关的，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人是不能处置自己的生命权的。例如，自杀就是一种对社会不负责任，从而不为我们所接受的一种错误做法，但是，在特殊的条件下，人是否有权处置自己的生命呢?这个问题可以找到许多为社会所承认的合法化的事例。例如，有一些体育项目，如赛车、拳击、漂流、登山等运动，都是危险性极高的竞赛项目，自古以来，已有不计其数的运动员在这些体育运动中丧失生命。在这些体育竞赛之前，运动员实际已把生命和健康权交了出来，作出了因竞赛伤亡而不追究他人责任的承诺，既然在运动场上运动员可以处置自己的生命和健康，那么，为什么身患绝症的病人就不能处置自己的生命呢?国外有的刑法学者认为，体育竞赛中运动员对自己生命和健康的承诺只是人不得随意处置自己生命和健康规则的一种例外情况。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安乐死不能也成为一种例外情况呢?在病患者身患绝症，疼痛难忍的条件下，允许其对自己的生命作出处置，既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也不会有损于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

第三，从犯罪的本质特征来讲，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构成犯罪的基本条件。而有严格条件限制的安乐死，不仅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相反，从客观上讲可能还有利于社会。首先，从医疗工作上讲，对那些身患绝症，久治不愈，濒临死亡的病人施以安乐死，可以使医护人员从繁杂而无益的工作中脱开身来，把精力用于其他病患者。尤其是目前医疗任务繁重，病人看病难的情况下，这更富有意义。其次，安乐死也有利于死者的家属和亲友及早从悲痛中恢复过来，投身到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产中去。同时，由于家属对病患者负有照料的义务，为了一个即将死亡的无意义的生命去消耗有意义的生命，是对社会不利的。最后，对患有绝症的病人施以安乐死，还可以减轻社会的负担。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对于那些老弱病残者是承担了一定义务的，但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允许一定条件下的安乐死，则可以使国家有限的财力和社会有限的资源用到其他更多的老弱病残者身上。可见，一定条件下的安乐死是于社会没有危害的，不具备犯罪所应具有的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因此不应将之作为犯罪来处理。

第四，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如果对一定条件下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处以刑罚，却是达不到预防犯罪之目的的。首先，从特殊预防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一般都是基于对痛苦难忍的患者的同情、怜悯的心理而实施行为，从主观上讲并无恶意，对社会并无任何危险。如果对之定罪判刑就有可能使其原有善良之心受到伤害，更有甚者，还可能以社会和国家产生怨恨情绪，起到消极的作用。这与刑罚要达到特殊预防之目的的要求是相冲突的。其次，从一般预防的角度讲，刑罚的威慑作用是建立在群众对其信服的基础这上的。如果对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施以刑罚，群众中对此不服的肯定大有人在，还可能——事实也证明如此——导致其他医务人员的不满，在此条件下，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如何得以发挥呢?当然，从根本上讲，对按一定程序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施以刑罚不能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是基于这种行为根本不能成立犯罪为理由的。因此，在实践上对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定罪判刑，从刑法的角度看，是无益的。

第五，关于如何看待实施安乐死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问题。我们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对实施安乐死加以严格的条件限制，不大可能出现什么不良后果。例如，如果允许病患者本人要求的安乐死，就不会导致患者家属因争夺遗产而实施安乐死的情况。当然，由于社会情况的复杂性，也不能绝对排除安乐死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尤其不能排除在实施安乐死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差错。但这并不能说是由安乐死本身造成的，而是执行中由于人的错误或无意造成的。而这种情况在任何场合任何人的活动中都会出现。此种不良后果的发生与安乐死制度本身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四、对我国安乐死的立法展望及其依据

对于安乐死在我国的立法建议方面，学者专家们各有见解，但都有相同之处，可以概括为实体性条件和程序性条件两大类。其中实体性条件大致包括以下几点：

(1)安乐死的适用对象。总的说是各种不治之症的患者具体有：①癌症晚期、痛苦难忍的临终病人。②严重畸形或严重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儿。对之适用安乐死，有利于我们民族的优生优育。③“脑死亡”病人。医学理论，认为“大脑机能停止活动为生命结束”，因此，“脑死亡”患者的生命是形存而实亡，医院对其治疗已失去实际意义，应施行“安乐死”予以处置。

(2)安乐死的适用条件。为防止安乐死的滥用，法律必须明确规定其适用条件，具体应包括：①根据现代医学确诊病人患的是不治之症，而且死亡已迫近眼前。②病人所遭受的肉体痛苦已达到了其本人难以忍受的程度。③病人神智清醒能表示自己的真实意愿，必须有本人的真实的委托或同意;在病人处于丧失表达自己意志能力的情况下，则可以由其直系亲属提出请求或委托。上述“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必须在符合这三个基本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实行“安乐死”。

(3)实施“安乐死”的方法。实行“安乐死”在方法上，必须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精神，如用冬眠、麻醉、窒息、气体吸入等方法，通过上述方法要达到使患者“无痛苦、安乐”致死的基本要求;要严禁使用其他暴力致死的手段，如剧毒药物、枪杀、刀杀、缢死、溺死等。总之，法律应明确规定采用的方法、剂量、时间等。

(4)实行“安乐死”的程序。应规定如下程序：①须有病人或家属的书面委托或视听材料。②要有一个专门委员会讨论和相当一级的医院主管医生、主治医师、科主任经过会诊诊断，院长签署意见。③由法院审查批准。④施行“安乐死”必须由两名医生同时进行，须有死者家属在场。为防止不法之徒钻空子，法律应明确规定除医生外，其他任何人不准帮助患者实施“安乐死”。⑤安乐死完毕后，由执行医师、死者家属及其他在场人签名。

对于安乐死的立法依据，前几年国内的呼声很高，无论是在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会议上还是全国和地性的人大会议上，都曾有强烈的呼吁并提出议案，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究竟是主张被动安乐死还是主动安乐死，但字里行间给人的感觉，似乎两者都包括在内。[1]概括起来说要求安乐死尽快立法的依据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以对安乐死进行立法的三个有利于为基础;另一方面，认为安乐死立法已具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从上述过的民意测验和大量的问卷调查统计数字可以证明，大多数是主张安乐死的。

这三个有利于分别是：有利于解除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患者的痛苦;有利于减除患者亲属不堪的身心重负;有利于社会有限的医疗资源的合理使用。这就是说，给安乐死立法符合人的尊严、人道主义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对安乐死的对象本人、家属以及社会都是有益的。对此，笔者只想强调一点，上述理由都言之成理，但它们并非处于同等地位。所谓解决濒临死者的痛苦，其前提是尊重患者本人有此要求的意愿，尊重个人在安乐死的自主自决权是第一位的。一般而言，没有个人的自主、自决，其他理由就很难作为实施安乐死的依据，这恐怕是绝大多数赞成安乐死的人都认可的原则。

在安乐死问题上最为棘手的是死亡权利问题。它包括两方面：人究竟有没有自主死亡的权利;医生或其他相关者有没有主动结束他人生命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安乐死问题的核心与关键。笔者认为，人有生的权利，自然也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选择死亡的方式其实质是选择生命进程的特殊形态。此时此刻，提出对安乐死进行立法，面临一个最大的障碍是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不强、科技水平不高，导致对安乐死的对象难以认定。另外，我国刑法第1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并没有排斥安乐死。所以要对安乐死规定严格的限制条件，应注重科学死亡观的教育，以及引导人们培育起正视死亡、接纳死亡的心态，特别是要将人们所希望的本原意义上的安乐死观念与健康观念相结合，使人们都能珍惜生命、善待生命、充实生命，以善始善终的态度赋予生命以灿烂的价值。

其罪不可恕其情却可悯

从法律层面而言，邓明建的行为当然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但从善良大众的情感出发，邓明建照顾病重瘫痪的母亲近20年，在长期的精神和经济压力之下，一时冲动为求解脱做出弑母之举，其罪虽不可恕，但其情可悯。

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指控邓明建弑母的残忍行为，但同时，我们又无法给这个照顾瘫痪母亲18载的罪犯与孝子贴上恶的标签。在人性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刑事案件中，善与恶、情与法的冲突无时不鞭打着我们的灵魂。当情与法发生冲突时，对于事实和罪名的认定，我们不能因为同情，就背离原则，但在量刑方面，可以综合被告人的一贯表现、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家属的谅解等，作出更符合人性的判决。

与之前在东莞发生的“慈母溺死脑瘫儿”一案相类似，人伦惨案一再挑战人们的底线。社会救助体系的不完善，是此类悲剧的社会原因。如果我国的重症残障人士保障制度能够完善，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此类家庭的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悲剧的发生。

国外安乐死的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篇6

安乐死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有提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在当今的年代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在很多人得眼中自己的生命不单单是自己的，是父母给予的应当珍重。这里主要通过对于日本对于安乐死的立法来看到中国的情况，日本和中国的文化有着较大的相同度，在一定的程度能很好的说明问题。一．安乐死的意义

安乐死源于希腊的EUTHANASIA一词，原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又由于安乐死是一种特殊的死亡形式，至今对它仍然没有统一的定义。目前，我国的学者普遍认为安乐死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及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的过程，它的目的是通过人工调节和控制，使死亡呈现出一种良好的状态，以避免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达到舒适或愉快，即改善死者濒临死亡时的自我感觉状态，维护死亡时的尊严。二．日本安乐死的发展

日本最早的安乐死案例出现于1949年,直到1990年,共发生了六起安乐死案例,全部都是所谓的积极安乐死,并且是由亲属执行结束患者生命的。1976年,日本安乐死协会试图通过一项根据患者意愿撤除生命维持治疗措施的法案,这项法案起草于1979年,法案起草结束后,有关协会成员努力游说议会成员,但是最终由于社会的反对声音过高而没有进行表决。根据该法案起草者的意思,法案所倡导的安乐死应当是消极安乐死,也就是放弃生命维持治疗,而不是现在所说的积极安乐死或者辅助自杀。后来,安乐死协会开始改变策略,把注意力集中于患者活遗嘱的执行上,而不再试图改变法律。

2.1日本关于临终关怀,特别是终止生命维持措施的政策

日本卫生与福利部和医学会1989年印制了生命临终措施指导手册。该手册在前言中写道:根据探讨中的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和患者家人心理负担的考虑,对于仅仅是为了延长患者临终生命的医疗措施需要重新思考。例如,对于心脏即将停止跳动和呼吸系统将要终止的病人,所采取的心肺复苏措施只能是延长患者的痛苦„„从今以后,类似情形的医疗保健措施应当尊重患者意思和自主决定权。而且。1992年3月,日本医学会生命伦理委员会印制了一份题为“给临终关怀医生的建议”的报告。这份报告基本肯定了患者的活遗嘱。

1994年,日本科学委员会死亡与医学保健专门委员会出版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明确指出,只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停止生命维持治疗措施是可以允许的。第一、患者的病情是现有医学条件所无法逆转的;第二、必须病人在清醒时表达了自己的要求;第三、终止治疗措施必须由医生实施,而不能由患者家人实施。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终止治疗方面,也多处提到了“有尊严的死”一词,尽管死亡与医疗保健专门委员会没有详细论及“安乐死”,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禁止“积极安乐死”。报告指出“杀死„„通过药物方式,尽管是为了减轻患者痛苦也不可允许。”

三．中国安乐死的发展

1988年7月5日，中华医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法学会、上海医科大学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各界代表一致认为，尽管中国在实际工作中，安乐死，特别是消极的安乐死几乎经常可以遇到（积极的安乐死，在中国已经公布至少7个案例，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通常并不引起法律纠纷，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现在还不存在为安乐死立法的条件。

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1中国安乐死立法之路

第一次尝试：在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分别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第二次尝试：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

第三次尝试：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

第四次尝试：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在随后于1997年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2中国安乐死事件

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曾历经6年艰难诉讼。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

2003年8月3日，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主要当事人王明成离开人世, 王明成的“安乐死”请求之所以被如此关注，在于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我国首例“安乐死”案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在他自己却不能实现安乐死的愿望。三．结论

在我国，受到儒家对于生死观念的影响，在“不知生、焉知死”的文化中，人们对于死亡充满了害怕和恐惧。死，总是和黑暗、鬼神等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的文明在现代文明出现若干年之后，依然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并没有被安乐地死所代替。在伦理，道德，观念，社会舆论以及国策等条件的束缚之下导致人民对于安乐死的要求不像西方国家那么的迫切。制度的不一样，历史的不一样导致者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文化，观念和意识。较于西方自由的人格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关于安乐死的研究源于日本的传入，所以在很大的一方面我们不能不说安乐死是一个外来的文化，中国对于这个问题很大程度的接受只在于传统的看法，即普遍接受了一种传统的安乐死定义，即无痛苦死亡法。

目前学术界依照不同的标准将“安乐死”分成不同的种类： 1.根据终止生命的行为方式不同，分为积极的“安乐死”与消极的“安乐死”。积极的“安乐死”又称为主动“安乐死”或仁慈助死，指医务人员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病人的生命。消极“安乐死”又称为被动“安乐死”或任其死亡，是指对那些身患绝症处于极端痛苦的病人停止、放弃救治，包括停止使用生命的辅助设施和药物，使病人自然地死于疾病。

2.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达愿望，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指的是患者在意志清醒的时候，有过明确的表示，不愿意忍受疾病的折磨，而愿意实施“安乐死”。如通过立遗嘱。而非自愿“安乐死”针对的是那些无行为能力的病人，主要是指脑死亡、植物人和先天性疾病的婴儿实施“安乐死”。

从日本的立法过程中我们可以大致的看出，安乐死在日本备受关注和争议,日本成文法律尚无关于安乐死的规定。但是从案例的处理方式上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消极安乐死,虽然仍存在较大争议,但是日本社会和民众绝大部分能够接受它已经做出了肯定性规定。尽管消极安乐死从法理上讲在日本属于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但是由于其已经基本上被社会接受和认同,所以在日本还没有因消极安乐死而受到法律追究的案例。对于积极安乐死,日本社会和民众所持的是积极反对的态度,而且积极安乐死属于日本刑法上确定的犯罪行为。从日本发生的积极安乐死案例来看,行为人都以杀人罪的罪名受到了刑事处罚,但是,从量刑上看明显较轻,不同于其它杀人罪,这说明人们认为它的社会危害性较小。

而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学术界讨论，以及近年来关于安乐死案例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对于安乐死的处理方式和态度和日本很类似，对消极安乐死有着较大的肯定性。而积极安乐死存在着很大的讨论。从中国政府对安乐死立法基本持者否定的态度来说，安乐死在立法方面有着很大的阻碍，其中积极安乐死是一大方面。

安乐死的合法化及其实施构想 篇7

关键词：安乐死,合法化,实施

我国第一起见诸报端并引起较大社会反响的安乐死案例发生在1986年的陕西汉中市。该案中夏某身患绝症, 已无法治愈, 且极度痛苦。其子王某不忍心母亲受如此痛苦, 遂请求主治医生蒲某采取适当措施让其母亲无痛苦的离世。蒲某在王某多次恳求之下为夏某注射了复方冬眠灵, 夏某遂平静的离开了人世。后蒲某与王某被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后宣告两人无罪, 理由是情节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 不认为是犯罪。此后, 这样的案例时有发生, 安乐死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安乐死的定义

安乐死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 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其涉及法律、医学、伦理、哲学、宗教等诸多学科, 很难形成一个能为大家所公认的定义。《中国百科全书·法学》的定义是:“对于现在医学无可挽回的逼近死亡的病人, 医生在患者本人真诚委托的前提下, 为减轻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1]据此, 本文认为安乐死是指患有当代医学无法治愈的绝症并饱受痛苦的患者在具有相关资质的医生的帮助下, 按照其意愿对其采取适当的措施使其无痛苦的死亡。

二、安乐死合法化分析

安乐死能够使身患不治之症又饱受痛苦的患者平静的、无痛苦的死亡, 是对患者死的尊严的一种尊重, 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本文认为安乐死在法律上应当合法化, 并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首先, 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分析, 生命权是人最根本的权利, 是其他一切权利存在的基础, 安乐死权即选择有尊严的死亡的权利应当属于生命权的内容之一。我国著名的法理学家刘海年认为, 从理论上说, 安乐死应当作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项内容, 安乐死权属于人权的概念。[2]当患者患有不治之症, 当前的医疗水平根本无法治愈而其又饱受痛苦之时, 其生存的最基本的质量都无法得到保障, 可谓是“生不如死”, 此时, 从人道主义出发, 我们应当尊重其选择安乐死的权利, 让其有尊严的离世。

其次, 从犯罪的角度来分析, 犯罪具有三大基本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处罚性, 其中社会危害性是最根本的特征, 被视为犯罪的本质。医生实施安乐死虽然在客观上剥夺了他人的生命, 但其主观上是为了帮助患有不治之症而又极度痛苦的患者无痛苦的死亡, 其主观目的是善意的, 并且是得到了当事人的嘱托的, 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因而排除其犯罪性。

最后, 从期待可能性的角度来分析, “如果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其他适法行为, 就不能对其进行法的非难, 因而不存在刑法上的责任。”[3]从医生的角度来看, 其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拒绝实施安乐死, 让患者继续承受痛苦的煎熬;二是实施安乐死, 使患者无痛苦的死亡。此时, “以社会平常人面临同样情势时所共有的常情与常理的经验判断, 是无法合理地期待医生面对患者惨不忍睹的痛苦折磨而无动于衷, 实施安乐死实乃无奈之举。”[4]因此, 医生实施安乐死的行为缺乏期待可能性, 不属于犯罪行为。

三、安乐死实施的具体构想

安乐死合法化之后该如何实施是安乐死所面临的最大的障碍之一。安乐死涉及人的生命, 必须严格而又谨慎。如果没有严格的程序予以规制, 安乐死极易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滥用而成为其从事不法行为的工具, 从而导致道德甚至法律风险。本文认为应当从适用条件以及适用程序两个方面对安乐死的实施予以规制。

(一) 适用条件

为了避免安乐死被滥用, 必须严格限制安乐死的适用条件: (1) 患者身患不治之症, 按照当前的医疗水平根本无法治愈, 同时饱受疾病所带来的痛苦, 且已达到不可承受之程度; (2) 患者原则上应当年满18周岁, 但存在极其特殊的情况时 (由审查委员会判断) 可以例外; (3) 患者必须出于真实意思表示。

(二) 适用程序

(1) 申请:原则上应当由患者本人以书面形式申请。当患者意识清醒、表达清楚但无法书写时, 可以由患者指定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人代为书写, 但必须有两名以上的见证人在场, 其中一人必须是近亲属、主治医生等之外的无利害关系之人, 代书完毕之后应由患者、代书人以及见证者签字。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应当全程录像。当患者无意识、意识不清醒或者表达不清楚的情况下, 也可以由其近亲属 (参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代为申请, 同样应当有见证人在场以及全程录像。在特殊情况下患者未满18周岁时, 可以由其法定监护人代为申请。

(2) 审查:应由市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与司法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一个专门的审查委员会, 其成员由医学专家和法学专家共同组成, 且二者人数均须为单数。审查委员会应当对患者的申请以及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详细审查, 同时还应当对患者进行实地临床会诊, 并在此基础上由审查委员会全体成员进行表决。需半数以上的医学专家委员以及半数以上的法学专家委员赞成方能通过审查, 并出具审查决定书。如若未获通过, 也应当出具不予审查通过的决定书。

(3) 批准:审查通过之后应当给予患者及其近亲属一定的缓冲期, 在缓冲期内, 其可以随时撤回申请。缓冲期结束之后, 若未收到撤回申请, 则审查委员会应当将全部材料提交患者最后就医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由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对全部材料进行书面审查, 并作出是否批准的裁定书。如若批准, 应当在裁定书中写明执行的时间、地点、方式以及指定执行的医生与两名以上的现场监督人员。

(4) 执行:由人民法院指定的医生按照裁定书上写明的时间、地点、方式对患者实施安乐死, 监督人员应当在场并做好执行记录。执行完毕之后, 由执行医生、监督人员以及患者家属在执行记录上签字, 并将执行记录分别送交安乐死审查委员会以及人民法院存档备案。

参考文献

[1]徐宗良.安乐死—中国的现状及趋势[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1997年, 第3页.

[2]殷志浩, 张峰.安乐死面临的法律困境与出路[J].财政法律资讯, 2011, (6) , 第37页.

[3]张明楷.刑法学 (第四版)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年, 第303页.

安乐死的非犯罪性探析 篇8

摘 要：安乐死涉及伦理、道德、医学、法律诸多领域，关乎生命权的处分，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实施安乐死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法律后果，通过对安乐死在中国现状的研究及刑法分析，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与安乐死立法建议，为安乐死早日走向合法化提供依据。

关键词：安乐死；故意杀人；合法性；思考建议

1 安乐死的定义和发展历程

安乐死一词是英文单词Euthanasia 的中译，Euthanasia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意思是美好的死亡、快乐的死亡、无痛苦的死亡，代表着人们美好的愿望。安乐死本是一个古老的世界性话题，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斯巴达.在现代国家看来，安乐死涉及伦理、法律和医学等诸方面，而不单纯甚至主要不是一个医学问题.特别是法学界，因为它关乎人的生命，是处分人的生命权的大事，但鉴于目前我国法学理论界对其研究的疏漏，以及安乐死这一新新事物对我国传统观念的巨大挑战，在安乐死这一实践远远超出理论研究的问题上，还没有办法尽快提出有关安乐死合法或是非法化的有关议案，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大家各抒己见，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导致了同样的案件却得到了不一样的认定，严重违反了我们司法实践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阻碍了司法的进步.另一方面，在安乐死这一问题上，司法实践的飞快发展，更使得对安乐死的立法变得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2 安乐死在中国的现状

我国对安乐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争论也较大。 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定义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目前，上海等一些城市正在悄悄地施行“安乐死”。因为目前还没有一例是经过官方医疗单位的正式批准后进行的，而是首先由患者提出要求，然后经家属同意，由医生悄悄地进行。关于安乐死的法律后果，我国有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类。否定说认为，安乐死不能阻却行为的违法性，仍应构成刑法上的杀人罪，但处罚可以从轻。肯定说认为，安乐死虽然在形式上符合故意杀人罪的要件。但由于安乐死是在患者极度痛苦，不堪忍受的情况下提前结束其生命的医疗行为，而医疗行为是正当业务行为，因而可以阻却其违法性，不构成杀人罪。我国目前尚没有安乐死的成文法，根据现行刑法的解释安乐死属于违法行为。如何规范和控制安乐死的实施，以杜绝目前安乐死实施中的混乱和滥用，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是很有必要的。不过，安乐死问题是属于“真理再向前走一步就是谬误” 的情况。由于一些诸如“权利”、“ 义务”等的关键术语模糊性和歧义性，某一种概括性的解决办法总是充满被由于滥用的危险。 法律或政策具有强大的象征价值和强迫代价，这使得从某行动是道德上正确的(或错误的) 推出应该制定一项法律或政策来鼓励(或禁止)它，往往变得不可靠。于是，对于个案的分析和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3 安乐死的刑法分析

3.1 安乐死并非犯罪行为

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的规定以及刑法理论的通说，犯罪是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而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首先取决于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

社会危害性之所以成为犯罪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其内部结构为主客观相统一，即只有一定的人在罪过心理支配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才可能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同时，社会危害性还是质与量的统一。并非任何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是犯罪。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表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关系总是在不断变化的，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会随着变化。某一行为过去认为是犯罪，现在其社会危害性却已经消失，甚至有利于社会。

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看，安乐死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相反还有益于社会，同时还能加强人们的生命意识。

3.2 “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存在以下区别

首先，二者的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动机而实施的帮助自杀行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而“安乐死”只是帮助病人解决垂危之苦，此病人必须是患癌症等绝症晚期，在医学无法医治的情况下，因为病人无法忍受疼痛，在病人的强烈要求下所作的选择。因此，它没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权，相反却保护了生命权。

其次，两者在实施时，其主观方面和目的不同。实施故意杀人最的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其主观上是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且积极追求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发生；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是在病人的主动请求下，出于同情，怜悯等心理，按照严格的条件和程序对其实施安乐死，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解除绝症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其主观上不存在罪过问题。

因此，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在争取安乐死权利运动的推动下，安乐死逐渐获得了社会与法律的宽容与认可，并且逐渐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表现在各国事实上对所谓消极安乐死采取默许的态度；对于社会中发生的绝大多数积极安乐死现象，刑事司法当局一般也不加干涉或者只是消极干涉。即使是少量引起刑事司法当局关注并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安乐死案件，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机构往往也以各种借口予以法外开恩或者从轻发落。我们把这种主要通过不干涉或消极干涉的司法政策主导下，依循司法途径对安乐死进行出罪处理的路径、过程与方式，通称为“事实上的非犯罪化”。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是与法律上的非犯罪化相对应的非犯罪化路径。这种概念的区分由欧洲理事会公布的《非犯罪化报告》首度提出。根据该报告，非犯罪化既可以通过立法机关正式的立法活动进行，也可以经由司法机关适用解释法律的途径来实现。该报告将法律上的非犯罪化界定为：改变现行法律的规定，将迄今刑罚惩罚的特定行为从刑法干预范围中排除出去的立法过程。它意味着对过去曾经受到刑法干预行为的刑法评价的正式改变。受世人广泛关注的荷兰对安乐死的非犯罪化其实也始于法院对安乐死案件的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处理。

3.3 我国刑法学界对安乐死的理论研究

我国刑法学界对安乐死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刑法典及其他刑事法规中也未曾出现有关条款，更没有关于安乐死的专门立法。因此，在我国，一方面，刑法学界长期以来的权威学者们的主流观点倾向于安乐死行为成立犯罪，司法实践部门处理案件也持同样观点。20世纪80年代以后认为安乐死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各界学者日益增多，许多书报期刊连续登载了大量的这方面观点的评论。1992年陕西汉中历时6年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终审改判无罪就是一个典例。另一方面，自 1994 年开始，历届全国人大的会议上都提出了安乐死立法的合法化及非犯罪化方面的议案。但我国在刑事立法现实中尚难具备正式将安乐死非犯罪化处理的现实条件，安乐死的“法律上的非犯罪化”尚需事实上的非犯罪化的经验积累，安乐死在法律上的非犯罪化仍需等待适宜的时机。正如张泗汉先生所说：医疗条件、技术条件、医德状况、福利保障跟不上，弄不好会造成其他结果，法律保障难度也大，甚至会引发出社会问题。因此，参照欧洲理事会《非犯罪化报告》中揭示的非犯罪化原理以及日本、荷兰等国的司法判解，在当前尚未具备安乐死非犯罪化的刑事立法条件下，我国司法机关在适用刑法的过程中，可以充分运用其经验判断，对刑法的一般规则与官方法律意识作限制性与救济性的解释与适用，排除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一般规则在符合形式构成要件安乐死案件中的个别适用，达到对特定的安乐死个案的非犯罪化效果。这样，通过司法审查的途径有选择地、有条件地、个别地对安乐死进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逐渐积累操作经验，积蓄社会支持度，培育安乐死的社会文化氛围，为在条件成熟之际推行法律上的非犯罪化及至合法化开辟道路。

4 关于我国安乐死立法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由于安乐死是人们对自己生命的裁决，因此，实施安乐死应该制定严格的条件：

(1)实施安乐死必须要有适应症，即必须要有适合安乐死的病症。该病症必须是现有的医学技术所无法治愈的，该病症给患者带来了无法解除和无法忍受的痛苦。

(2)实施安乐死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或者消除病人的痛苦。

(3)安乐死的申请应该是在患者意识清醒时，自愿且以书面的形式提出。患者书写书面申请时，除了得到家属同意、签字外，还应该邀请律师作见证或者邀请公证人员作现场公证。

(4)安乐死还必须得到主管医生和“安乐死委员会”的同意。这里的主管医生应该是在我国医学界享有盛名的各科专家组成，而且人数不少于两人。在主治医生就患者的病情提交主管医生会诊后，再提交由医学专家、法学专家、社会学专家和伦理学专家组成的“安乐死委员会”评审才能做决定。

(5)安乐死必须由获得国家专门授权的医生才能实施。

(6)实施安乐死的方法必须合乎伦理并被认为是妥当的。

(7)实施安乐死必须有全国人大通过立法程序，制定专门的法律作为执行依据。

参考文献

[1]陈青松，陈伟.强关于安乐死的理性思考[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7，1.

[2]邓虹，堵婧.安乐死的合法化之路[J].昆明医学院学报，2007，(2) ：108-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