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罪犯教育改造个案

监狱罪犯教育改造个案（推荐7篇）

监狱罪犯教育改造个案 篇1

对策研究

摘要：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变革日益加剧,社会面临重大调整和转型,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公共危机不断出现,随时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和管理成效。监狱,作为国家机器,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与社会和谐，当人们开始意识到,从一个国家对待越轨者的管理成果,尤其是对待监狱服刑罪犯的管理最能判断一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教育水平的时候,监狱罪犯的管理成为了人们目光的焦点。监狱个案管理即高危类罪犯监管改造工作是监狱管理过程中的一道难题, 高危类罪犯监管改造成效如何,直接影响监狱安全,也反映监狱管理水平。

本文就是结合监狱管理实际，分析当下对高危类罪犯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笔者在监狱管理中的实践经验，针对高危类罪犯管理提出几点创新性对策。

关键词：高危类罪犯监管

监狱

对策

监狱作为国家的主要刑罚执行机关，肩负着维护安全稳定，教育改造罪犯的重要职能，同时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它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与挑战。目前我国的监狱管理工作已趋于完善，并且将会一步步的走向科技化与人性化并行的进程管理，但在监狱部门的管理过程中，任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与挑战，笔者拟针对监狱个案罪犯即高危类罪犯管理为基点，结合自身监狱工作管理实践谈谈自己对监狱工作的几点认识。

监狱个案罪犯既是高危类罪犯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部分高危类罪犯可能造成脱逃、挟制人质等突发事件时刻威胁着监狱的安全稳定；二是罪犯自杀、自伤、自残影响监管改造秩序的良好运行；三是部分罪犯之间的打架斗殴或其他原因造成的疾病，是监狱信访案件的主要部分；四是监狱监管改造、劳动改造形势严峻，犯群中反改造现象依然存在。

上述的四种突出的个案情况，不仅威胁到监狱的安全稳定和良好的改造秩序，更干扰了监狱的正常执法。只有正确的认识上述个案罪犯存在的严峻形势，充分认识到狱情的复杂性、艰巨性，提高教育转化的重要性，才能做到对个案罪犯的正确认识，确保监狱的安全稳定。

一、应当正视当前监狱工作中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

首当其冲就是，改造手段事实上的弱化与改造高危类罪犯、预防犯罪根本宗旨的冲突。在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奉行文明管理,大力推行文明执法和狱务公开,严禁干警体罚、变相体罚罪犯，严格规定了对罪犯使用警戒具的条件和程序等，这有效地防止了监狱干警任意违规执法情况的发生，保障了罪犯的基本人权，这符合世界行刑的基本原则和潮流。但与此同时，在罪犯的管理教育体系中却缺乏对高危类违规罪犯的强力惩戒措施，出现了对罪犯权利保障要求的提升和对罪犯惩戒不够特别是常习性违规罪犯惩戒力度降低的强烈反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育改造手段强度的相对弱化，这既不利于改造罪犯特别是常习性违规罪犯，无法达到刑罚的个别预防目的；也不利于建立良好的狱内改造秩序。在现行的《罪犯计分考核细则》、《罪犯分级处遇管理规定》、《罪犯严管禁闭管理规定》等狱政管理制度中，对于严重违纪但不构成犯罪的罪犯，最为严厉的惩罚是降为严管级并进行禁闭，最多15天。严管级（高危类罪犯多为严管级）的待遇较其他级别的最大差异仅限于提请减刑假释、通信会见方面受到严格限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在待遇上的重大差异。工作在一线的干警都知道，常习性、高危性的违规罪犯多是那些亲情观念淡薄或家中已无至亲、刑期相对较短或较长，价值观念严重扭曲的罪犯，这类罪犯多存在高危类行为，对这部分罪犯即使实施上述最为严厉的惩戒，效果往往是不尽人意，在管理和教育罪犯的实践中也不乏这样的实例。

其次，部分监狱对现代化文明监狱标准的教条化理解也事实上造成了教育改造手段强度的弱化和负面效应。如对非正常死亡率标准的把握，有的监狱为了实现对此的严格控制，制定了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假如哪个监区发生罪犯非正常死亡（如罪犯自杀），从监狱领导到分监区值班的民警都要追究责任。笔者认为，对此问题不应“一刀切”，而应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清责任，真正推行“过错责任原则”，要切实调查清楚罪犯的死亡与干警的管理疏漏是否有必然的联系，若干警有能力（以其他普通干警在此情况下的能力和认知可能为标准）并有可能予以制止而没有采取应有措施，或者是干警的不当管理导致，自当难逃其咎；倘若没有必然联系，也就失去追究责任的因由（例如罪犯因无法忍受病痛自杀，或者多次申诉失败后要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或者是意外事件，特别是在干警进行正当批评教育后自己想不开而自杀，干警也采取了相应管控措施，落实了巡查制度），在这样的情形下，罪犯死亡的结果还是发生了，则不应当追究责任。这也是《评审细则》中规定非正常死亡率幅度的题中之义，倘若教条的理解这一标准，必然会错误追究责任，亦必在干警中造成不必要的心理压力。更要注意的是，当罪犯以自杀等方式来要挟干警或达到特殊目的时，更不应当过多追究干警不当责任，否则必将在干警中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对类似的罪犯管理时必然会追求“罪犯不出事就万事大吉”的功利价值，而忽视对罪犯管理教育的终极价值——改造罪犯、预防其再次犯罪，这也是与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内涵背道而驰的。

最后，从监狱民警队伍自身来讲，监狱警察担负着对服刑人员的惩罚和改造的任务，狱警队伍的素质，直接关系着监狱的稳定，以及服刑人员的改造质量和高危类罪犯的转变数量，因此加强狱警队伍的建设使其能公正执法、规范执法、提高执法水平是必须的，也是解决问题的“催化剂”，但在实际的监狱工作中，由于罪犯成分多元化，基层一线工作单调乏味、环境艰苦，监狱一线民警危险多、风险大，警力紧张、人员偏少等客观原因的存在，造成了极少数民警淡忘了自身作为执法者的身份，丧失应有的原则和立场，出现警囚不分，执法犯法甚至以罚代法，以惩代教等情况的产生，这是造成高危类服刑罪犯出现的一个可控因素，因此大力提升狱警队伍素质建设也是刻不容缓，是加强新时期监狱自身建设的重中之重。

二、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的几点对策

笔者拙见，对于监狱个案罪犯的管理教育，预防高危类罪犯的出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日常管理采用“放风筝”似管理模式。放风筝是日常生活中一项看似简单，却需要精巧掌控力的技术活，要想把风筝放上高空，而且稳稳掌控，首先要握好线，然后切实把握风向力度，最重要是控制好手中的线，太紧易断，太松会坠落。换言之，当我们把“放风筝”的操作技巧套入到监狱管理模式，那么监狱民警就是掌控者，服刑人员就是风筝，所有的管理措施和方式方法就是风筝线。我们怎么来把这个线用好，让风筝平稳随风飘扬，重点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调查摸底。对于个案罪犯的管理，民警必须进行全面的了解，所谓古语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熟悉了解情况，才能够有效地掌控。在实际工作中，监狱管理部门可通过多渠道进行了解：一是从监区上下每一位民警入手，深入了结个案罪犯在监区的具体表现情况，以便对个案进行客观的评价。二是对个案的日常改造行为进行调查，以便掌握该犯与同改之间的关系及兴趣爱好。三是认真查阅罪犯档案，从档案中切实掌握其犯罪事实、经过、案件审理及判决情况，通过档案材料，初步掌握个案的性质、恶劣态度以及入监改造全过程；四是通过教育改造指导中心对个案进行COPA测试，准确掌握心理状态等等。

——个案原因分析。通过摸底，监狱部门可对个案罪犯发生高危类行为的原因进行初步分析。个案罪犯形成的原因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家庭因素、成长经历、身体健康、心理因素、劳动改造、犯罪历史等，只有把原因分析透彻，才能有效地制定转化的实施方案，进而采取行动。

——实事求是，宽严相济。个案罪犯大多数在犯群中具有典型代表性，性格突出，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示范性，违规违纪现象时有发生，差不多就是难管难教育的典型代表人物。而这些高危类罪犯通常又性格偏执，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思维，日常管理中面对这些人，民警必须坚持原则立场和底线，对于出现的原则性问题不能有丝毫的通融和让步，让其感受到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威严不可侵犯。具体可体现在：一是建立动态分级管理体系，扩充分级处遇的内涵，建立分级管理与分类管理的互动联系。增加罪犯分级级层，将各级的待遇差异从会见、亲情电话、购物等扩充到饮食、居住、看电视、参加文体活动、参加社会参观及帮教等罪犯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国邻居韩国在《罪犯分类待遇规则》中曾具体要求：每月或者是每季度考核道德操行、劳动情况、学习状况等情况，然后进行相应的晋级或降级，使罪犯的改造表现、危险程度直接与其待遇相关，如对C、D类罪犯实行高度戒备，较多限制自由，待遇远低于A类和B类罪犯，体现罪犯改造表现的实际情况，激发罪犯改造的积极性。目前我国大部分监狱也主要以罪犯现实改造表现为依据，对罪犯在关押方式、活动范围、会见、通讯、消费、购物等方面实行不同待遇。我狱面前调研试行对罪犯实行三级处遇，即：开放式处遇、限制级处遇、暂停处遇。从犯群的反响和实际管理效果来看，这既切合实际，又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值得推广。二是建立专门分类和分级的评估机构，由监狱狱政科牵头，管教五科连同各监区作为日常评估小组，强化思想考核内容，增强评估和分级的准确性。三是建立严管监区，同时各监区成立监区集训队，扩大严管范围、实行严格的差别待遇等多种方式强化改造手段。对那些“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罪犯，倘若采取严管禁闭等手段仍不能达到教育效果，其分级管理序列又处于C、D类的，经过综合评估后，则可以将此类罪犯调入监区集训队甚至严管监区，进行高度戒备，严格限制其活动自由，在饮食等生活待遇上低于一般罪犯水平，并优先把体力训练作为主要的改造手段。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监区集训队需配备综合素质较高，教育转化能力、管理能力比较强的民警队伍，集中对罪犯进行提升素质的教育，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刑罚执行的强度，追加违规违纪成本，产生减少转化高危类罪犯量的效应；另一方面有助于集中力量强化对此类罪犯的教育；此外还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狱内改造秩序，有效防止“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现象的发生。当然，在监狱工作管理过程中，也应具体事情结合实际对待，“放风筝”要存在一定的灵活性，各民警要“从战略上重视，战术上藐视”，充分体现因人施教。但这种灵活，并不是像对小孩子一般的迁就，或者一味的投其所好，而是要公平公正的，讲制度、讲规矩，灵活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战术。把握好以上几点，具体操作过程中用好度、放好量，笔者坚信，各民警方能放好个类罪犯这个“风筝“。

（二）把握核心问题，注重对症下药。俗语“打蛇打七寸，对症下猛药”，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对事对物都要抓住关键点，切中要害。就像人生病了，本来中等剂量的药物刚刚好把病治好，但是偏偏给的是微小剂量，结果呈现的结果就是痊愈差一点点，又必须不断地吃药，最终结果是身体被药物像蜻蜓点水一般，不间断的弱刺激，病没治好，还让身体产生了耐药性，以后如果再治疗就可能需要更大的药剂量，进而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物力。

个案罪犯即高危类罪犯作为监狱管理的重点关注对象，民警在日常管理中亦将其作为重心，在实际工作中，可能某个个案罪犯出现点问题，上至监狱各级领导，下至监区管理民警都会关注相关情况，个别谈话、教育疏导、批评指正等等都会不间断、多人次的进行，但对于当事人来讲，这一定能解决问题吗？未必！民警通过讲道理、讲法律、讲德行进行教育，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是对于当事罪犯可能感受就不一样，同样的道理讲一次两次，个犯可能听得进去，但如果让耳朵听起了茧，那么可能抵触和逆反心理就会油然而生，进而迸发。就如教育学中关于孩子教育的“三七”定理——三分教：是指教诲要适量。说教过多只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适得其反。七分等：是指教育者要尊重孩子的天赋秉性、成长步调、敏感期等，对孩子要用耐心，让孩子去尝试、去体验、去失败、去成功，这个道理亦可放在监狱管理当中。盲目说教可能造成当事罪犯将走向两个极端：

一、产生膨胀心理，过高看重自己，认为自己成为了“风云人物”，监狱那么多民警关注，进而进行炫耀（当然是负能量的），成为反改造的典型。就像一个小孩子不小心摔了一跤，本来不会哭，看到大人过去宝贝长，宝贝短，反而会痛哭流涕，而且越哭越厉害。

二、越来越自卑，丧失改造信心，走入焦虑抑郁极端状态。在此，举一个笔者在管理罪犯中发生的真实案例：服刑人员夏某，双目失明，父母亡，家中独子一人，性格孤僻固执，与他犯关系紧张。服刑之前入赘妻子家庭，其妻轻微智障，后该犯和岳父岳母妻弟一同贩毒，案发被捕服刑，家中只有智障妻子和八十岁的外婆，刚好妻子怀孕待产，可以说一个本就风雨飘摇的家庭即将面临支离破碎。夏某入监以来，没有家中任何音讯，自己又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加上自己本身就是残疾人，所有一切，如大山一般压在他的身上，此时的他，看不到一丝生活的希望，一心想一死了之。监狱高度重视此情况，对该犯日常指定专人护理，同时安排包夹暗控人员确保24小时不落空，可是哀莫大于心死，对于该犯的管控，监狱各级可谓是竭心尽力，伤透脑筋。民警无数次的劝导、教育、甚至心理咨询师的心理疏导都无济于事，该犯就是一天想着寻死觅活，同时无视监规纪律（该出监舍集合不集合，该报数不报数，差不多监狱的日常制度对于他来讲没有任何实际的作用和意义）。直到有一次，一个民警反其道而行之，在夏某绝食时对其破口大骂：“你以为不怕死就是英雄吗？我看，实际上你是真正的懦夫，不是男人！你担心家里妻子孩子无人照顾难以生存，自己爱莫能助，难道你死了家里人就有人照顾吗？你只是一种逃避，一种无能的体现。曾经你去贩毒，初衷也是想赚钱养家，让家人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充分证明你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你现在是想死了一了百了还是想自私的寻求解脱？你是解脱了，但是你想没想过家人的感受？虽然你妻子智力不佳，但是以前至少她知道你是依靠，是孩子的父亲，这个家有你就不担心，即便是你服刑了，依然是他们的精神支柱。现在，你想过没有，要是你自己轻生了，你妻子孩子连最后一点念想都没有了，看来你是想自己走不归路，顺便把她们也带上见阎王爷吧！你有没有好好想想，你到底是英雄，还是狗熊，没有任何担当，妄为男人？同样作为男人，我以你为耻!”那一刻，夏某陷入了深深地沉思，失明的双眼分明浸慢泪水，可能，这次民警不同于以往温言相劝的直言责难，反而给了该犯深深的触动。那天以后，夏某痛定思痛，日常改造竟然有了明显的改变，基本步入正轨。与此同时，监狱组织相关了民警对其进行亲情关怀行动，派民警到夏某家中了解情况，得知其妻子顺利分娩生了一个健康男孩，看到其家中拮据的状况，民警送上了监狱准备的大米，粮油、肉食等慰问品和慰问金，然后不顾自身舟车劳顿，又马不停蹄的赶往地方政府，涵接相关情况后为其妻子办理了低保手续，最后，民警将低保落实情况转告给夏某妻子，并录制了视频影像资料。当慰问民警将所有情况带回，夏某知道家中安好，自己还添了一个大胖小子，悬着的心终于稍稍放下；得知监狱为其家中的帮助，该犯当即跪在了民警目前，边磕头边哭着说：“警官们，感谢你们，你们对我，对我的家就是再造之恩，我就是做牛做马都难以报答你们的恩情！如果我以后再不好好改造，给你们添堵，给监狱添麻烦，我就真的不是人！”从此以后，夏某的服刑之路算得上真正步入正轨，没有出现以前的问题。夏某的例子充分证明，对有的个案罪犯的监管改造，就是要切中其要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树立民警榜样作用，凸显人格魅力，找准基点对个案罪犯进行破冰。现实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例子：同样的话，出自于不同人之口，同样的事，出自于不同人之手，呈现的状态、达到的效果可能天壤之别。对于个案罪犯，大多数人都比较有个性，有棱角，这就造成了虽然民警是管理者，代表制度的执行，但是，他们从内心深处不一定认可和服从，在日常改造中不一定是看规章制度，而是看具体是哪个人，呈现所谓“对人不对事”状态。这个民警安排做什么，或者批评教育甚至处理，当事罪犯不一定信服并欣然接受，但是如果换成罪犯认可的民警，不管怎样，他都会心悦诚服，毫无怨言。

同样一个真实案例：监狱重点个犯胡某，是一个反改造的典型罪犯，五次入监。性格偏执，固执己见，虚荣心强，面子观念重，经常有违规违纪，特别突出体现在喜欢与民警较劲。某次，该犯在民警集中教育时在队列中大声喧哗，鉴于其恶劣情形，当事民警叫其出列到队列前面，并呵斥其蹲下。该犯不仅不蹲下，还昂着头，握着双拳，叫嚣着：“我就是不蹲，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当时，另外一位民警陈某看到这个情况，及时上前制止该犯，并教育其：“你是罪犯，必须服从民警的管理，自己违规违纪还嚣张，先蹲下，后面再根据监狱规章制度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该犯看到是这位民警，大气都不出了，立马规规矩矩蹲下，再后来，服服帖帖接受处罚。直接原因就是，这位民警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平时在管理罪犯过程中，公正、公平，在犯群中享有很高威信，同时，这位民警曾经做过一件让胡某感激涕零的事。胡某是家中独子且独身一人，家中只有七十岁的老母亲，母亲年岁大基本很少出门。该犯虽然比较冥顽，但是对其母亲却很孝顺。大年三十上午，该犯得到通知有亲属会见，他自己都很茫然，谁会来接见自己，当民警带其到会见室，看到是自己的老母亲，该犯一下子蒙了。交谈过程中，该犯得知从省城奔波几百公里的母亲能够来会见，可谓是几经周折。老母亲不识字，一路打听，加上大年三十，仅剩两趟客运车，好不容易到车站，在来监狱的路上又被黑车司机狠狠地宰客。想到老母亲为了见自己遭的罪，胡某眼泪吧啦吧啦直流，但是，该犯更担心母亲回家怎么办？当时刚好是民警陈某和另外一名民警组织会见，等会见结束，民警陈某安排另外民警将罪犯带回监区，同时向值班领导汇报了相关情况，然后自己亲自开车送该犯老母亲到车站，并帮助购买了返程车票，送上车直到顺利出发。晚上，民警组织罪犯胡某拨打亲情电话，确认母亲行踪。胡某得知其母亲安全回家，是民警为其母亲所做的事，该犯当即向民警陈某深深地鞠躬，然后一字一句的说到：“陈警官，你的恩情我记一辈子，从今以后，你一句话，我赴汤蹈火，绝不含糊。如有食言，天打雷劈！

”

民警陈某在犯群中本来就很有公信力，再加上这些刺头个案罪犯的推崇，产生聚众效应，其在犯群中的威望就越来越高，日常管理中，罪犯对于他满是敬畏和顺从。犯群流传关于民警陈某的话:“不只因为他是民警就尊敬他，是因为他让我们尊敬我们才尊敬他！”

民警陈某的事迹如是，当我们的监管民警通过自身素质和涵养影响到个案罪犯，对其产生的教育意义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身教重于言传”这是值得推崇和学习的。我们的监管民警应该充分利用帮教，用德行、用温情唤回浪子心。“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对于个案罪犯，他们的心封闭得更严实，或者说更坚硬，难以融化，可是，再自私自利、古怪偏执、冥顽不灵的人，心里都有一块柔软的地方。监狱应该利用社会帮教和亲情帮教，让罪犯信服的人对其教育引导，正身示范，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教重于言传，更为重要的是，不管罪犯在监狱服刑改造表现如何，哪怕是极度糟糕的人，只要是会见老父亲老母亲和孩子，说话语气那就是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几近绝迹的善良，温顺、温柔、恭良一一呈现，管理者就应该及时借助时机和血浓于水的亲情起到对高危类罪犯的破冰作用。笔者认为监狱应当多组织以下活动，如：邀请社会知名人士特别是服过刑的成功人士，现身传递正能量；邀请司法机关和法律工作者为服刑人员提供法律援助；邀请对罪犯有较大影响力的亲戚朋友进行社会帮教；节假日组织大型亲情帮教；节假日组织在同一个监狱不在同一个监区，平时见不到的罪犯亲朋好友进行特殊会见；开展高墙一线牵活动，让同在服刑的夫妻通电话，有条件的监狱可以进行视频通话等等。

（四）应落实互监互助制度。作为一项监管改造制度，互监互助小组是狱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旨在规范罪犯间互相帮助、互相监督、互相学习、互相控制等行为，确保监管安全。监狱《互监互助小组管理办法》第四条 规定： 编制罪犯互监互助小组要坚持属地、属人、属时的原则。一是坚持属地原则：应把同一互监互助小组罪犯编在同一地域（点）劳动、学习、生活等。二是坚持属人原则：应把改造积极、改造一般和改造落后的罪犯互相搭配编在同一互监互助小组。积极（A）、一般（B）、落后（C）、抗改或危险及重点人头罪犯（D）的罪犯编制模式为：五人一组采取AABBD、AABBC、ABBBC、AABCC等模式；六人一组采取AABBCC、AABBCD、AAABCD、AAAADD等模式。三是坚持属时原则：应把同一互监互助小组罪犯编在同一时间段劳动、学习、生活等。笔者认为其中应该特别注重属人原则，以改造积极的罪犯引领同化落后分子，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

（五）强化民警队伍建设，明确监狱监察职能。监狱可对现职在编的民警进行职能分工，这种分工可使民警研究、探讨某一个单项工作的方法、步骤及策略，使监狱管理工作划分更详细，管理人员实际工作做得更精细，这样既能保证工作的高效完成，又能保证民警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相关理论知识，提升自身业务素质，保障以后的管理工作能够更科学、专业化、高水准的完成。

同时还必须加强民警政治素质，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不能讲得多，做得少，要有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一切从监狱实际出发，从改造罪犯实际出发，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氛围，让每一位狱警都有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

监狱民警是高风险职业，是国家暴力机器的操作者，管理部门应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具体政策，切实有效的提高民警的政治待遇，让每一位民警拥有职业的神圣感、自豪感。如新闻媒体多宣传民警的优秀事迹，让社会了解监狱，理解监狱警察。

最后，笔者在这里，想呼吁各级领导部门，应该至上而下，结合实际深入调研，然后制定行之有效的工作管理机制和保障体制，让直接从事一线管理的民警能够不畏首畏尾、束手束脚，能够大胆去管理罪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无后顾之忧。

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谈法律和道德：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监狱罪犯教育改造个案 篇2

一、尊重罪犯的人格

首先, 我们必须要尊重罪犯的人格。虽然罪犯的人格不是高尚的, 但是它却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我国监狱法第七条明确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 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从这点就可以看出, 要求我们的司法工作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 依法保护罪犯的合法权利。尊重罪犯的人格, 这是我们目前应该做到的。在现实生活中, 尽管罪犯是犯过错误的人, 但是他们也是有感情的人, 不要歧视他们, 希望获得必要的尊重, 自己的人格不受到侮辱。尊重罪犯的人格, 罪犯的自尊心才不会丧失, 才有利于他们从内心自愿接受思想教育改造。这就要求我们的监狱管理人员在思想教育工作中, 必须树立正确的观念, 在生活上和感情上拉进同罪犯的距离。在尊重罪犯人格的同时, 我们还必须关心罪犯的需要, 力所能及的解决他们的实际需要, 让罪犯感觉到国家、社会和人民并没有放弃他们, 在没有任何负担的情况下, 从接受教育改造的被动性和消极性转变为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了解罪犯的情况

其次, 就是要了解每一个罪犯的具体情况、个性和心理。在教育改造中, 实实在在的为他们着想, 多从犯人的角度想问题。例如:有的罪犯身体素质特别差, 时常生病, 就不能按时完成劳动任务。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管理人员应该想一想, 如果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呢?把思想教育工作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 在理解罪犯感情的同时, 多从他们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不要用单纯理论的东西去影响甚至强加于他们, 应该在一种和谐良好的环境中, 让罪犯在思想上是自发的而不是被强迫的向良性转变。只有这样才更有利于思想教育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 最终达到解决思想问题的目的。

三、对待罪犯热情诚恳

再次, 要对被判入狱的罪犯满腔热情、诚恳宽厚。其实, 一个人沦为罪犯, 被判入狱无疑是最悲惨的。这些罪犯在过去实施了严重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触犯了刑法, 依法受到刑事处罚被判刑入狱, 是罪有应得, 对这一点无庸质疑。但是他们在受到应受的惩罚的同时也脱离了家庭、离开了亲人的环境, 在感情、生活等各个方面上都渴望得到他人的关心和理解, 特别是在家里遇到困难或身患疾病的时候, 这种渴望就愈加强烈。因此, 在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中, 一定要特别关心罪犯的生活起居, 了解罪犯的心理变化。一旦发现他们有异样情形时, 就要特别的关注, 尽量的开导他们。如果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 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有时, 管理人员一句带有关心的话语都可以让罪犯十分的感动, 甚至流下眼泪。这就是关心带来的积极效果。例如:有的罪犯入狱以后, 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故, 此时罪犯根本就无心在监狱里接受改造, 有的就算接受了改造, 也只是为了骗取监狱领导的信任, 提早离开监狱。其实, 他们的思想与进来之前一样没有得到教化。我们的管理人员遇见这种情况就应当及时地做好罪犯的思想工作, 并积极与有关部门联系, 帮助其解决困难。这样, 罪犯不但不会想方设法的脱逃, 或许甚至还会对管理人员感激不尽。

四、积极开展帮教活动

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重担并不能只由监狱管理人员挑起, 笔者认为我们的社会大众也应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我国某些地区的监狱里就尝试了这种做法, 监狱领导邀请一些人大代表、社会知名人士、英雄、劳动模范、老干部、老工人等, 到监狱、劳动场所给我们的罪犯作报告、讲形势、谈理想、提希望, 使罪犯感受到了温暖, 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也使他们增加了责任感, 进一步认罪悔罪。并且, 也对自己的改造充满了信心。有关的报道曾写到, 某监狱在举办了一次“自强不息”的报告会后, 绝大部分罪犯认为:残疾人士身残志坚, 不愿给社会和家人带来拖累, 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 在平凡的岗位上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令人钦佩。相比之下, 自己四肢健全、身强体壮, 为了自己的私欲不择手段, 实施了各种犯罪行为, 既危害了国家, 又危害了家庭, 是十分可耻的。在今后的改造中, 残疾人士的那种生活强者的精神, 必将成为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的强大动力。从这篇报道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种帮教活动还是取得了相应的积极效果。它既让罪犯从内心里得到了教化、自愿接受改造, 而且也让他们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亲切关怀, 并没有因为他们曾经犯过错误就把他们放弃了。这些都促使了对罪犯采用新的方式的思想教育改造工作的积极发展。

五、结语

我国《监狱法》第四条明确规定:“监狱对罪犯应当依法监管, 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 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 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同时第六十二条又规定:“监狱应当对罪犯进行法制、道德、形势、政策、前途等内容的思想教育。”从以上条款的规定都可以说明, 思想教育在改造罪犯中处于关键的地位, 起着关键的作用。综上所述, 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就应该从罪犯自身的特点着手, 但并不是说就要忽视监狱的惩罚功能。只是笔者认为, 监狱只有把“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才能达到其设立的宗旨, 真正的做到感化罪犯、激励罪犯、教育罪犯的目的, 把他们重新塑造成一个有利于社会的人。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 监狱的功能已不仅限于对罪犯的惩治上, 我们应该对监狱的功能做广义的理解。其中, 对罪犯的思想教育改造工作更不能沿用过去的老一套的办法, 即用单纯理论性的教育方法对罪犯进行说教、强迫罪犯接受。文中主要探究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 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改造工作中应改进的几个方面。

关键词：思想教育,教育改造,监狱法

参考文献

[1]刘志宇.在教育创新探索中贯彻落实“首要标准”[J].罪犯与改造研究, 2009 (11) .

[2]陈晓强.对新时期劳动改造的研究与思考[J].法制与社会, 2013.

监狱罪犯教育改造个案 篇3

关键词：罪犯教育；文化建设；问题及对策

一、周浦监狱罪犯教育的文化建设现状

上海市周浦监狱，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是一所常押男子监狱。监狱自1998年监企分开将罪犯集中收押以来，不断深化对于罪犯教育改造的研究和探讨工作。

目前周浦监狱有八个监区，由于目前监狱总体环境的问题，老年犯、病残犯比率不断提高，目前这两类罪犯的占比分别为10.4%和10.7%。监狱总体押犯结构复杂，并有不断向老病残监狱发展的趋势。

二、周浦监狱文化建设在罪犯再社会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监狱文化建设大环境差

监狱文化建设的参与者认为文化建设其实就是吹拉弹唱，画画写写，搞好职工的文体活动和书画写作。不是把功夫下在潜心研究、深刻理解监狱文化的精神实质上，不是脚踏实地开展监狱文化创建和传承活动，不是通过不断的实践、升华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监狱文化，而是照搬照套别人的东西，或是把过去的做法改头换面变“新招”，没有特色，缺乏创新和实干精神，不注重实效，这种观念暴露了实功虚做、肤浅浮躁、自欺欺人的问题，是目前周浦监狱文化建设的大敌【1】。

近年来，监狱局推行了罪犯改造中的“511教育模式”，监狱文化建设在重视程度上有了改善，但仍然存在着“重监管轻教育”“重生产轻教育”的现象。从假释人员的调查中获得的数据，主要还是抱怨监狱文化的建设只注重理论化，不注重实践性。

（二）老病残罪犯的特殊性问题

周浦监狱作为全市唯一一所关押老病残罪犯和肺结核康复罪犯的特殊监狱，目前的押犯结构更为复杂，罪犯的教育需求更多、更杂、更特殊。

就周浦监狱目前的情况来说，老年罪犯在回归社会之后也确实没有工作的必要，社会的危害性也不大，但是，这并不代表这类群体不再需要教育，而是需要针对他们情况的特殊教育活动，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社会帮教和法律援助活动能够起到一些这样的作用，但光凭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病残罪犯对于各项教育都有一定的需求，而病残罪犯的主要问题，还是教育改造活动开展是否能够持续的问题，怎样平衡病残罪犯受教育与治病之间的平衡，是满足这类群体教育改造需求的唯一途径【2】。

三、问题的对策

（一）改良监狱文化建设环境

1.监狱文化改良方向之一：文明

监狱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窗口，自监狱文化建设的环境改良过程中，真正落实好依法治监，这既能保护罪犯权利，同时也是保护民警。严格按照监规法规办事，以文明语言，措施对罪犯进行管理，是罪犯消除对立情绪，达到心理相容，自学接受教育和改造。其次要严格规范执法，严格遵循法定程度；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提请罪犯减刑、假释等刑事奖励和行政奖励。在执行刑罚的过程中，要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对罪犯的日常管理坚持运用言而有据、有理、有情、有利、有节措施，督促罪犯履行其法定义务。要加强执法监督。要通过进一步实施狱务公开、警务督察、行风监督等多种方式，开展阳光执法。

2.监狱文化改良方向之二：人文

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监狱文化的建设上，保护罪犯的合法权利，体现出人的价值和对人的尊重；保护罪犯未被依法予以剥夺的各项权利，使刑罚的执行，既能起到警醒罪犯的作用又不过分剥夺其生存权利与尊严。在监狱文化建设中，除了使用传统的教育手段外，要大胆探索新教育手段，如心理矫治、生活卫生、甚至宗教信仰教育等，发挥优化组合作用，达到教育感化的目的。

3.监狱文化改良方向之四：社会化

加强监狱管理社会化。一方面需要加强周浦监狱开放处遇制度的探索，开放式处遇制度有利于罪犯顺利回归社会，有利于增进监狱管理人员与罪犯之间的相互信任，更符合刑罚经济的原则，特别有利于克服短刑犯的改造中存在种种不足。

提高狱内教育社会化的水平。技术教育要符合罪犯的需求，以劳动技能培训、社区参与为核心加以实行，对罪犯改造方法进行积极有效的改进，让罪犯经改造后能更好地适应社会。

（二）完善监狱特色文化建设

1.满足老年罪犯文化教育需求，监狱文化建设普适化

加强老年罪犯劳动改造的人文化。开展对于老年罪犯康复性劳动，这种劳动模式不仅较好地发挥了劳动矫正作用，而且很好地保护了老年罪犯的合法权利，充分调动了此类罪犯的改造积极性。满足这类罪犯在狱内最基本的劳动需求，也通过劳动改造发现自身的价值。

推行适合老年罪犯的课程。在现有的课程中加入适合老年罪犯的课程：包括长寿密码这类养生课程，疾病自救和施救课程，常见疾病的认知课程，帮助他们出狱之后生活稳定，同时，也能够让他们的内心存有感激，认为监狱是在为他们考虑，也能够间接影响这类罪犯在监狱内良好的改造表现。

2.完善病残罪犯文化教育进程，监狱文化建设持续化

完善监狱自身的医疗力量。监狱需要加强对于自身卫生所的改建，能够满足目前关押罪犯的基本医疗需求。引进各类医疗设备，增强自身诊断疾病的能力，确保不会发生延误治疗的情况，加强自身诊治的能力，发现自身无法救治的疾病能够第一时间送外就医，消除病残罪犯看病的困扰，让这类罪犯在监狱内安心改造。

重视罪犯个别化矫治。因为这类群体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参与教育活动的延续性无法保证，所以，在对这类罪犯的教育引导中，要少一点千篇一律的大课教育，多一些针对这类罪犯的实际情况分类后的个别矫治。

四、结语

周浦监狱罪犯教育的文化建设的问题，是受其自身特点影响的，如何解决这些难题是所有监狱人的共同目标。本文仅针对文化建设大局问题进行浅显探讨，如何真正解决文化建设中的难题，仍需要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黄山.加强监狱文化建设，提高罪犯改造质量——沙洋汉津监狱文化建设状况调查报告[J].法制与社会，2010，03期：277-279.

[2]陈士涵.监狱文化建设与罪犯改造[J].社会科学，1991，（4）：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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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罪犯教育改造个案 篇4

摘要:着重探析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管理教育罪犯的新难题以及由此所凸现出的几种价值冲突：

1、分级管理制度与现代化文明监狱科学管理要求的背离。笔者结合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内涵，司法部提出了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目标，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理论与实践，这也为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的管理和教育罪犯提出了新的挑战，现行的种种管理教育制度和手段还不能完全达到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真正要求，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几种价值冲突现代化文明监狱是以比较先进、为了便于对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量化评价，按照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标准，预防犯罪根本宗旨的冲突在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对现代化文明监狱标准的教条化理解也事实上造成了教育改造手段强度

[内容提要]本文从管理教育罪犯的实践出发，着重探析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管理教育罪犯的新难题以及由此所凸现出的几种价值冲突：

1、罪犯良好待遇与我国现有的物质文化水平的不平衡；

2、管理教育罪犯手段事实上的弱化与实现改造罪犯宗旨的矛盾；

3、现行的罪犯改造情况评价标准的不足与预防犯罪终极价值的冲突；

4、现行的分类、分级管理制度与现代化文明监狱科学管理要求的背离。针对这些矛盾和冲突，笔者结合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内涵，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经验，从制度层面等角度探索性地提出了一些粗浅的应对方法。

“为了全面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展示我国监狱的现代、文明的形象，不断提高监狱管理水平和改造质量”①，1995年，司法部提出了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目标，并在全国监狱系统掀起了“创建风暴”，使理性、文明之光在大墙内闪耀，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理论与实践，极大地促进了全国监狱事业发展，使我国监狱开始向规范化、文明化、效率化、科技化的方向前进。但是，在社会犯罪恶性化趋势日趋严重、押犯构成恶性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罪犯的心理呈现出心理需求趋向畸形，改造动机趋向功利，服刑意识趋向淡化，价值观念趋向扭曲，反社会意识趋向增长的特点；罪犯的行为也将表现出交往关系趋向庸俗，改造行为趋向狡诈，狱内消费趋向超前，改造过程趋向曲折，非正式群体的活动趋向活跃等特点”②，这也为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的管理和教育罪犯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现实的物质条件、现行的种种管理教育制度和手段还不能完全达到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真正要求，从而引发了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的管理和教育罪犯的一些价值冲突，本文试就此问题进行初浅探析，借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几种价值冲突

现代化文明监狱是以比较先进、完善的监狱设施和健全、有效的改造制度为基础，依法对罪犯实施科学、文明管理和教育改造，具有较高改造质量的场所。为了便于对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量化评价，司法部制定了《考核评审细则》，列出系列的考评标准，然而，部分考评标准却与现实物质条件、现行教育管理罪犯的制度和实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和背离：

（一）罪犯普遍的良好待遇（或称人道待遇）与中国大部分地区居民生活水准的对比失衡，导致对社会公正性和改造效果的质疑。

按照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标准，监狱要建立完善的生活卫生制度，配备相应的生活设施，保证罪犯的基本生活条件和卫生医疗条件，如罪犯饮食实施实物量标准（具体到鱼、肉、蛋等的具体数量）、罪犯人均建筑面积在5平方米以上等、对有病的罪犯及时治疗等，此外还要对罪犯采用科学的教育手段（如较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电化教学等），创造有益于罪犯身心健康、积极向上的改造环境和氛围（如建立图书阅览室等）等；我们并不否认这是对罪犯给予人道待遇的合理要求，但是，我们更应看到，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居民生活还比较贫困，大部分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在目前还达不到这样的生活水准，在中国还有数十万失学儿童这样的现实物质条件下，对所有的罪犯都实行这样的标准，只能让人们感到社会的不公正——危害社会的罪犯待遇在很多方面要优于为社会纳税的守法公民。退一步来看，即使是按照“量力而行、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在经济发达地区来按此标准实行，如在深圳，这样的标准确实低于深圳居民平均水准，但仍不能否认的是：和罪犯犯罪前同一生活层次的人群（如普通的打工者）的生活也难以达到这一标准；另外，我们还必须清楚的看到，在深圳监狱的在押罪犯中，95%以上是非深圳籍罪犯且大部分来自于偏远农村，他们以前的生活也难以达到这样的标准，通过罪犯自身的前后对比，也亦产生社会的不公正——犯罪比守法的某些待遇要好；同时这也必将要影响到对罪犯的改造效果，当罪犯刑释后再次长期面临生活的困境时，他就有可能去选择犯罪，因为它的犯罪收益要大于其犯罪成本（特别是在只有20%——50%的破案率和市场经济激烈竞争条件下），事实上，有部分“多进宫”罪犯或着老病弱罪犯就有着这种强烈的意识（甚至是行动），这也是其他监狱已经碰到过的改造难题。

当然，罪犯在物质、文化方面的良好待遇不能绝对地证明其总体待遇高于普通守法公民，罪犯还要经受被剥夺自由的痛苦，但是，在物质文化需求没有普遍得到基本满足及其罪犯服刑意识逐步淡化的现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这种不公正性和负面效果性的客观存在。

（二）、改造手段事实上的弱化与改造罪犯、预防犯罪根本宗旨的冲突

在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奉行文明管理，大力推行文明执法和狱务公开，严禁干警体罚、变相体罚罪犯，严格规定了对罪犯使用警戒具的条件和程序等，这有效地防止了监狱干警任意违规执法情况的发生，保障了罪犯的基本人权，这符合世界行刑的基本原则和潮流；与此同时，在罪犯的管理教育体系中却缺乏对违规罪犯的强力惩戒措施，这就出现了对罪犯权利保障要求的提升和对罪犯（特别是常习性违规罪犯）惩戒力度降低的强烈反差，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育改造手段强度的相对弱化，这既不利于改造罪犯（特别是常习性违规罪犯），达到刑罚的个别预防目的，也不利于建立良好的狱内改造秩序。在现行的《罪犯考核奖罚规定》和《罪犯分级管理规定》中，对于严重违纪（不构成犯罪）的罪犯最为严厉的惩罚是降为严管级并进行禁闭（最多14天），严管级的待遇较其他级别的最大差异仅限于不得提请减刑假释、通信会见方面受到严格限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在待遇上的重大差异。工作在一线的干警都知道，常习性的违规罪犯多是那些亲情观念淡薄或家中已无至亲、刑期相对较短（5年以下）或者刑期相对较长（15年以上）、价值观念严重扭曲（如为逃避劳动而自伤自残）的罪犯，对这部分罪犯即使实施上述最为严厉的惩戒，效果往?遣痪∪艘猓诠芾砗徒逃锓傅氖导幸膊环φ庋氖道?BR>此外，对现代化文明监狱标准的教条化理解也事实上造成了教育改造手段强度的弱化和负面效应，如对非正常死亡率标准的把握，有的监狱为了实现对此的严格控制，制定了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如哪个分监区发生罪犯非正常死亡（如罪犯自杀），从监狱领导到分监区值班的干警都要追究责任，其实，对此问题不应“一刀切”，而应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清责任，真正推行“过错责任原则”，要切实调查清楚罪犯的死亡与干警的管理疏漏是否有必然的联系，若干警有能力并有可能（以其他普通干警在此情况下的能力和认知可能为标准）予以制止而没有采取应有措施或者是干警的不当管理导致，自当难逃其咎；倘若没有必然联系，也就失去追究责任的因由，如罪犯因无法忍受病痛自杀或者多次申诉失败后要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或者是意外事件，特别是在干警进行正当批评教育后自己想不开而自杀，干警也采取了夹控措施，落实了巡仓制度，在这样的情形下，罪犯死亡的结果还是发生了，则不应当追究责任，这也是《评审细则》中规定非正常死亡率幅度的题中之义。倘若教条的理解这一标准，必然会错误追究责任，必在干警中造成不必要的心理压力，更要注意的是，当罪犯以自杀等方式来要挟干警或达到特殊目的时，更不应当过多追究干警不当责任（不构成犯罪），否则必将在干警中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对类似的罪犯管理时必然会追求“罪犯不出事”的功利价值，而忽视对罪犯管理教育的终极价值——改造罪犯，预防其再次犯罪，这也是与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内涵背道而驰的。

（三）、罪犯改造情况评价标准的欠缺与预防犯罪终极价值的冲突。在现行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在评价罪犯改造表现时常用的标准是：遵规守纪情况、劳动产量、“三课”学习成绩、特长贡献等，这都是对罪犯表现的客观评价，而对罪犯思想改造（内心的悔罪意识、危险倾向及再犯罪的可能性）的评价近乎是空白（即使是对认罪服法态度的评价，也因涉及到认罪服法率等量化指标的限制，往往以罪犯自我表述为据，很大一部分都是“真实的谎言”，考评流于形式化），容易导致对罪犯改造表现评价的表面化和简单量化，不能准确的评价罪犯的改造表现，滋生“假积极”、“在监狱里走新生路，回归社会后走老路”等虚假改造现象，难以确保改造质量，这种评价体系和方法可以在操作上带来一定的便利和高效，但这既是与预防犯罪的终极价值是相左的，也是与现代化文明监狱改造质量的要求相背离的。

（四）、现行的分类管理、分类教育和分级处遇的僵化标准与现代化文明监狱科学管理要求的冲突。

现行的分类分押标准仅是按照犯罪的性质进行划分，是一种按照已然情况进行的静态分类，不能体现罪犯现实的改造情况和危险性，而且由于犯罪类型的本身构成限制（如暴力型、财产型占80%以上，淫欲型不到10%）和监区生产的压力，使得分监区的分押纯度难以达到较高程度，这与分类教育要达到100%的覆盖面又形成了突出的操作性矛盾，同时容易导致罪犯淡化羞耻感，强化罪犯的认同感和纠合性，给教育改造带来不必要的困难。这种现行的分类标准缺乏科学性，不符合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科学管理要求。

此外，现行的分级管理和分级处遇也过于简单，不能体现罪犯改造情况的差异，不能充分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现行分级管理主要是依据罪犯的服刑时间长短和粗略的改造表现来定级，服刑时间达到要求，没有重大违纪、能完成劳动任务，就予以晋级，而且，四个级别的处遇差距仅在于减刑假释、通信会见方面的差异；这样就难于体现同一级罪犯的改造表现差异和待遇差异，缺乏公平性、科学性。

二、解决相关冲突的对策 针对以上种种冲突，在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监狱工作的经验基础上，按照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内涵和要求，结合我国实际，参照有关犯罪学理论，笔者提出如下解决问题的对策，试做探讨：

（一）进行分类管理标准的改革，从“改造人”的宗旨出发，应以现实改造表现和刑释后等进行动态分类，强化对罪犯思想改造的考核，准确的评估罪犯的改造表现，并建立与分级管理和待遇的互动联系，体现科学性，增强罪犯改造意识，达到预防减少犯罪目的。

1、重置分类标准，按现实表现和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将罪犯分为三类：（1）A类，没有危险性，再犯罪可能性低，易改造。这些人有较强的羞耻感，监狱这样的特殊环境和经历对这类罪犯达到了教育改造目的；（2）B类，有一定的危险性，予以一定的教育和劳动能够转化，这也是罪犯中主体，因此创造良好的改造环境是有较大的帮助作用的；（3）C类：危险性较高，重新犯罪可能性极大，难以改造。这样既可以使分押率达到较高纯度，又可以根据罪犯的改造表现采取灵活的管理措施和教育措施。

2、建立动态分级管理体系，扩充分级待遇的内涵，建立分级管理与分类管理的互动联系。增加罪犯分级级层，将各级的待遇差异扩充到饮食、居住、看电视、电影、参加文体活动、参加社会参观等罪犯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韩国《罪犯分类待遇规则》（1999年6月实行）），并与每月（或者是每季度）的考核（道德操行、劳动情况、学习状况）相挂钩，进行相应的晋级或降级，使罪犯的改造表现、危险程度直接与其待遇相关（如对C类罪犯实行高度戒备，较多限制自由，待遇远低于A类和B类罪犯）体现罪犯改造表现的实际情况，激发罪犯改造的积极性。

3、建立专门分类和分级的评估机构，强化思想考核内容，增强评估和分级的准确性。

（二）通过建立严管监区（分监区）、扩大严管范围、实行严格的差别待遇等多种方式强化改造手段。对那些“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罪犯倘若采取禁闭等手段仍不能达到教育效果，其分级管理序列又处于C类的，经过综合评估后，则可以将此类罪犯调入严管监区（分监区），进行高度戒备，严格限制其活动自由，在饮食等生活待遇上低于一般罪犯水平，并先把体力劳动作为主要的改造手段，具备足够的劳动体验后，配备综合素质（突出说教能力、管理能力）比较强的干警队伍（待遇从优），集中对罪犯进行自身素质（突出技能素质）的教育。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刑罚执行的强度，追加犯罪成本，产生减少犯罪量的效应③ ；另一方面有助于集中力量强化对此类罪犯的教育，此外还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狱内改造秩序，有效防止“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现象的发生。

（三）联合公安机关，建立对C类罪犯（危险性大，再犯罪可能性大）的全面跟踪管理体系。此类罪犯刑满释放时，监狱应将该犯的有关信息（指纹、性格特点、社会关系、再犯罪可能性等）告知其户籍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将此信息输入其个人简况中，通过互联网、IC卡式身份证等信息技术和载体传递到其流动地（或暂住地）公安机关，列入重点管理，一旦其进行再犯罪活动，就使其难逃法网。这样通过增加其再犯罪的定罪概率，打消罪犯作案的侥幸心理，达到预防犯罪、减少罪量的目的④；这同时也对罪犯形成心理威慑，促使其主动端正改造态度，减少“混刑期”等消极改造现象，提高改造质量。

（四）注重实践问题的调查研究，建立监狱改造成果的科学衡量体系，侧重对罪犯教育改造质量的考察，取消一些不科学的指标限制，防止为了追求管理的稳定性而忽视、牺牲对罪犯教育改造功能和预防犯罪目的的实现；此外，对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创建要真正的按照“量力而行”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因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硬件和软件要求必然高于现行的普遍水平，它所代表的是对监狱未来工作方向的一种指引，是现代化社会下监狱工作的一个基本目标，因此要根据各地区、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分步进行，否则，人为地强行建立一种超越现行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净土式”监狱文明（物质文明、社会文明），否则必然会不利于监狱自身的发展，也会给罪犯的管理教育工作带来监狱自身所无法解决的难题。

（五）继续加强经济建设，提高全社会的生活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罪犯的生活条件基本与外界持平，降低予以罪犯良好生活待遇带来的负面因素。

注释：

① 见《关于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标准和实施意见》

监狱罪犯教育改造个案 篇5

近年来，监狱所押罪犯的年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逐渐向80后年龄结构方向发展，并且呈上升的态势，有的监狱80后超过了押犯比例的50%，成为监狱押犯的主体结构。由于1980年以后出生的罪犯（简称80后）的成长处在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犯罪特点也具有时代的烙印，大多数罪犯文化程度相对偏低，文盲、小学所占比例较大；犯罪手段极其残忍，暴力型犯罪居多占首位；在道德观念上，他们严重缺失，自私、贪婪、残忍，在行为上不计后果，在价值观念上呈现多元化等。80后罪犯的这些时代印记成为当前监狱监管工作面临新特点的同时，也增加了监狱管理教育的难度，如何教育改造好80后罪犯，成为影响监管改造秩序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了解和掌握80后罪犯的心理特征与思想行为特点，并施之以针对性教育改造对策，是我们稳定监管秩序，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的关键。

一、80后罪犯的心理特征：

80后罪犯由于思想观念和犯罪特点带有时代的烙印，他们在入监后要有一个“社会人”到“监狱人”的角色转换过程，在这个角色转换过程中，由于身份和环境的改变，罪犯势必在心理上带有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心理变化主要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疑虑心理严重。由于80后处于时代的变革时期，他们入狱后一定时间内对监狱各方面情况和改造政策不了解，特别是文化程度低的罪犯认知判断能力出现偏差，在他们的思想行为上认为监狱是恐怖的，罪犯多么受罪，多么受人歧视，担心在监狱里受到虐待，吃苦受罪，因此，产生疑虑心理。

第二， 观望心理较普遍。80后罪犯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利欲熏心，崇尚金钱，行为随意、不计后果性和对犯罪行为与根源认识不足等，他们入狱后，失去了社会上自由自在和随心所欲的思想行为方式和家人、亲朋好友的照顾，大多数80后罪犯很长时间不能适应监狱改造的环境，在改造中缺乏动力、方向感，心情浮躁与沉重，严重的有失眠和迟疑现象。

第三， 抗拒心理严重。80后罪犯由于暴力型居多，他们的暴力型犯罪手段大多以抢劫、寻衅滋事和故意伤害为主；他们入狱后大多数罪犯认为自己刑期长，无出路，思想上存在着压力，有的罪犯改造不积极，做表面文章，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和抗拒心理。

第四， 伪装心理普遍。80后罪犯由于在社会上处处拉关系，搞帮派，他们入狱后将这种习气带入监狱，为给监狱警察一个好印象，有的罪犯虽然表面上积极，内心却消极改造。甚至个别罪犯出现伪装病情，想方设法你逃避劳动改造和法律的惩罚。

第五， 防范心理较强。80后的罪犯处在市场经济逐步建立时期，给特们的思想观念带来深刻变化，在他们身上普遍缺乏传统的良好道德观念，诚实守信观念，善待他人的思想，他们的道德观、感恩心和荣耻心发生了严重扭曲，价值观也出现多元化。他们入狱后会通过各种渠道打听监狱各方面的消息，这些消息包括监狱管理严不严，警察之法是否公正，接见、亲情电话是否按时，生活怎么样，如何分配到好的劳动改造岗位和拿高分，评选劳动改造积极分子和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大多数80后罪犯在警官谈话教育时，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问多答少，存在着试探与隐蔽的心理。

第六， 想家心理现象普遍。80后罪犯成长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入狱前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娇生惯养；有的在家庭中格外受带溺爱与娇宠，对家庭依赖较多；他们入狱后家庭生活中断，脑子里经常出现对家庭生活的回忆，美好的家庭生活与监狱刑罚的威严性和自由的限制在内心中形成矛盾冲突，在改造中表现为急切盼望会见、来信和拨打亲情电话，从亲人话语、脸上和字里行间寻找安慰；同时他们对家人的病死、离散和配偶及未婚对象出现高度担心，现实中的无能为力让他们出现想家和恋家的心理，在思想行为上表现为无奈、焦灼和焦虑等现象。

二、80后罪犯教育改造对策：

针对80后罪犯的不良心理特征，要不断探索新式教育改造对策，以提高教育改造质量，预防和减少监狱的监管压力。因此，对80后罪犯要有针对性的做好教育转化工作，是我们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项工作。

第一、坚持公正文明执法，提高监狱人民警察的内在素质。80后罪犯年轻气盛，缺少理智，遇事头脑发热、浮躁，针对80后罪犯的这种情况，监狱人民警察在管理教育过程中，要多采用冷处理的方式，不能以暴制暴，激化矛盾。在执法过程中，要坚持公正文明，让80后罪犯正真体会到监狱人民警察对他们的关怀与温暖及在良好的执法环境中进行改造。这就要求监狱人民警察对80后罪犯要多一点关爱，少一点冷漠；多一点沟通，少一点排斥；多一点平等，少一点专制。同时监狱人民警察也要提高自己的内在素质，有些罪犯之所以明目张胆的顶撞监狱人民警察，除了罪犯的身份意识淡薄，具有强烈的反改造思想外，与个别监狱人民警察的素质有关；如果监狱人民警察素质高，在罪犯中具有良好的人格魅力，通过人格魅力感化教育罪犯，罪犯就不会如此嚣张顶撞监狱人民警察，因此，提高监狱人民警察的内在素质是教育管理好罪犯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增强监狱人民警察教育改造转化罪犯能力的基础。

第二、坚持正面引导，实现角色转换。80后罪犯的年龄特点决定了他们处在生理上的冲动期和心理上的不稳定期。针对80后罪犯生理和心理上的特征，为避免管理冲突，要采用正面教育引导的方法，疏导引导罪犯情绪，引导他们承认犯罪事实，服从法院判决，做到认罪伏法，遵守监规监纪和行为规范，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尽快实现角色转换。对他们心里的阴暗面，要通过强化健康的心理卫生教育净化他们的心灵，消除心理阴暗面上的龌龊，树立正确的改造意识。加强个别谈话教育，体现人文关怀，针对监狱执法主体年龄越来越大和80后罪犯思想异常活跃并呈多元化的特点，监狱人民警察要采取在思维方式、管理理念、教育手段上都必须与罪犯平等有效沟通和心理换位思考的方式，有效的消除“代沟”问题，让80后罪犯看到自己改造的未来和希望，激发他们潜在的改造原动力，以最短的时间实现角色转换。

第三、坚持阳光普照与利剑高悬相结合，强化罪犯行为养成。罪犯改造的动力是对自由的`渴望，他们实现自由走向新生具体驱动与体现则是监狱奖励政策和计分考核，因此，对80后罪犯的管理教育要做到阳光普照与利剑高悬相结合，在依法行刑、文明管理的过程中，让每名罪犯都能享受到监狱政策的温暖，在充满希望的环境中与愉快积极得改造。同时也要利剑高悬，对那些敢于违规违纪的罪犯要严惩不贷，大力开展反脱逃、坦白检举和监规纪律的整顿活动，让罪犯感受到监狱管理与政策的威慑力，从思想上筑牢罪犯违规违纪的防线。针对80后罪犯改造中时好时差，反反复复的特点，要强化他们的行为养成，在严格落实罪犯行为规范的基础上，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实现罪犯着装规范化、物品定置化、内务标杆化、铺位示范化和环境清洁化的规范化达标活动，以强化罪犯行为规范的养成。

第四、强化道德教育，利用社会帮教换回罪犯的亲情与感恩心。80后罪犯由于处在社会思想多元化的环境中，刘姥姥进大观园眼花缭乱，让他们失去了方向，传统的、优秀的中华美德在他们身上丧失贻尽，针对80过后罪犯的的这种道德贻尽的状况，要强化他们的道德教育，唤回他们丧失的良知。特别是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更能唤醒他们的良知，让他们认识到犯罪的危害，逐步走积极改造之路。家庭是遮风避雨的温馨港湾，亲情是医治心灵创伤的最佳药物。80后罪犯处于社会变迁成长的时期，他们的亲情观念十分淡漠，感恩心严重缺失。针对80后罪犯这种状况，做好罪犯的社会帮教工作，借助社会力量和家庭力量来影响改造罪犯。要通过个别谈话方式，深入了解罪犯的社会关系、家庭情况，从中找出罪犯的人性弱点和亲情关注点，不断启发引导，搭建罪犯与亲人沟通的桥梁，使他们对亲人的怀念化作积极改造的动力，使亲人对他们的怨恨化作他们重塑新生的期盼；同时，要积极开展特困家庭救助、法律援助进狱园、地方政府帮教、社会知名人士进狱园帮教等，用亲情和关爱帮助罪犯走出改造误区，是罪犯树立起改造、重生的信念，以积极改造的态度投入到改造生活中去。

监狱罪犯教育改造个案 篇6

多年来，通过对罪犯的分类教育，观察、了解、掌握了几 类典型罪犯的恩想状况和行为特征，解决了一些罪犯因思想障 碍问题导致其消极被动改造的问题，下面就谈谈对如下几类罪 犯的改造对策：

一、对新入监罪犯的教育改造。新入监罪犯由于对改造环 境陌生，一般常会产生恐惧、急躁、心灰意冷、无所适从甚至 绝望等复杂的心理。这时。想急于了解、观察监狱的情况，如 怎样改造?怎样减刑?自己是否还可以像以前社会上那样逍遥 自在，受人抬举等等。于是便开始多方打探、在他人的纵容下 故意试探监规制度等。为此，我们紧抓新入监罪犯的共性特征 和心理特点，及时进行扎实的入监教育、岗前培训，服刑指导 等，让罪犯明确认罪服法的基本条件和要求，劳动改造的必要 性及目的、遵守监规纪律、踏实改造与考核减刑的直接关系等 关键性问题，并要加强监规纪律的学习，从严要求，击退新入 监时的傲慢气焰，重点突出行为规范矫治，使新入监罪犯能遵 守监规、服从管理、情绪稳定、目标明确、态度端正、消除幻 想，充满自信的去投入改造，用很短的时间调动新入监罪犯的 改造积极性。民警需要做的下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全面了解每名 罪犯的基本情况、真实想法。通过采取逐人谈话教育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和渠道观察了解这部分罪犯的情况。较准确的掌 握这类罪犯的性格及行为状况、犯情动态和存在的问题，拟定 谈话提纲，做好充分准备，有针对性的个别谈话，才可使前期 的教育成果得到巩固，后期改造目标更明确。也可使新入监罪 犯的抗改心理得以收敛，改造动力有所增强，继而过渡到改造的稳定期。如罪犯买××，原判三年，刚入监时，他听别的罪 犯说原判三年减刑无望，于是不求踏实改造，只是浑天度日，后经警察谈话消除疑虑，现改造表现积极。

二、对刑期大、失去改造信心的罪犯的教育。此类罪犯自

感刑期漫长，离“新生”遥不可及，或由于年龄偏大，感到自 己没有活着走出监狱的可能性，于是失去改造的信心，这类罪 犯由于心理压力过大，易形成一种连锁式的心理恶性反应。对 这类罪犯的教育，最有效的方法是典型弓I路法，即找到与他情 况类似，改造成绩突出的罪犯作为教育开导的鲜活事例，安排 他们彼此谈心交流，引导他们正确看待刑期与年龄，个人与改 造的关系，并从他人的改造经历中吸取精神动力，实际工作中 可以将这项活动深入到改造的每个场所，即可使这类人受到启 发和鼓舞，又可教育一片。除此之外，民警还可以采用亲情帮 教的方法，强化教育效果。还可以联系罪犯的亲属、子女，通 过会见、通信等形式，进行亲情安慰规劝，促使其逐渐转化。

三、对不认罪服法罪犯的教育。罪犯不认罪服法，一般有

下列几种情况：(一)受侦审阶段被告人侥幸心理的影响，陷 入处处为自己开脱辩护的心理怪圈而不认罪；(二)真正不懂 法而造成的不认罪；(三)案情的事实调查确实没有搞清楚，证据不够确实充分而造成冤假错案；(四)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但与相类似的案件相比，量刑畸重而不服法。对此，在处理这类罪犯的问题时，民警首先要熟读判决书，通过谈话 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根据罪犯的实际情况寻找解决问题的 方法。若罪犯是属于潜意识的思想问题的，可根据案情，结合 法律攻其心，并让该类罪犯采取与被害人进行角色换位，站在 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以戳穿这类罪犯自私和狡辩的心理，然后

再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对属于确实不懂法而造成不认 罪的，要结合案情所涉及的法律条文，法律解释和相关的法律 规定，像给学文言文的学生讲课一样，逐字逐句、口语化向他 们解释清楚法律概念，法律条文的含义，然后根据情节确定该 案的性质和试用的条款，直到完全弄明白为止。如罪犯李×x，合伙为别人催款讨债，从债务人身上夺走现金150多元，自己 一直认为是债主请他去讨债，夺回来的钱本就属于债主的，怎 么算抢劫债务人呢?对此罪犯经过耐心的讲法，他才逐渐明白 自己确实犯了法。属于冤假错案的，先向律师、法官请教，对 确有疑点，通过合法程序，将自己的看法、观点寄给原判法院 共同讨论。因此，做这类罪犯的思想工作，要赞同罪犯申诉。对属于量刑有异议的，从判决书中找出案件情节的关键性环节，结合刑法中减轻、从轻、从重、加重、从犯、主犯、胁从犯、教唆犯等法律范畴的界定，来权衡量刑问题，如罪犯张××，现年30岁，平凉人，盗窃，原判15年，认为自己有主动交待 余罪和揭发他人犯罪之动，为什么不从轻量刑，为此结合量刑 的法律条文依据和判决中予以考虑从轻的事实表述，进行对等 计算，使他终于清楚地意识到坦白表现确实得到了政府在执法 中的兑现。

四、对家庭极度困难争发生重大变故罪犯的教育。家庭极

度困难的罪犯，一般表现为焦虑不安、牵挂家庭、多愁失眠、改造消极、情绪不稳。对这类罪犯改造当务之急就是要缓解其 家庭困难状况或通过分散其注意力，使他们从思想上淡化或忘 掉家庭的困难境况。如罪犯赵××，曾以监狱的民义向该犯所 在地的司法局、政府发函，经相关部门核实情况后相应地给予 了救济，解决了该犯家庭的燃眉之急，对稳定该犯的思想情绪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有些问题靠相关部门难以解决的，监区 或分监区通过监狱职能部门应及时和罪犯家属取得联系，反馈 该犯目前的思想压力，劝其家属不要将家庭问题带到监狱，并 告诫家属：渴求让一个失去自由的罪犯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 的，只能无形中增添新的压力和烦恼，很不利于服刑人员的改 造。对上述困难家庭的罪犯，我们要多安慰、多开导、多关心，利用逢年过节的机会，多给些慰问品，从物质方面给予奖励，可以激发困难家境出身服刑人员的改造积极性，使其对党和政 府产生感激之情，从而积极地投身改造。

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的罪犯，一般表现为痛不欲生，脑子空

白，行为精神失常。得知他们的重大变故后，分管干警不宜立 即去谈，否则会适得其反，导致其烦躁情绪的升华。这时，该 犯需要的是安静，我们只能先简单的询问情况，表示关切和同 情。同时要给予适当的时间让其休息，整理思绪，并要安排包 夹人对其包夹，等该犯情绪平稳，痛苦感稍有缓解后，再不失 时机地对其谈话、开导，让其在无力挽回的实施面前面对现实，正视现实，并从生产、休息、奖励方面给予照顾，使这类罪犯 从另一方面感受到温暖，减少刺激，使其心理形成正负抵消而 趋于平衡的状态，以渡过危险期。

危险罪犯与世界顶级 监狱 篇7

目前，美国联邦监狱局将监狱分为高度、中度、低度和最低警戒四种。各州也将监狱进行了不同等级的区分，有的州将监狱分为高度、中度、低度三个警戒程度，有的州将监狱分为四种甚至五种警戒程度。那么划分上述警戒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要被称为顶级安全警戒要达到什么标准呢？

根据美国联邦矫正局网站上的定义，“顶级安全警戒是指为暴力、恐怖罪犯所建的一所单独的监狱，或某所监狱中的一个监区，对监禁在其中的罪犯进行一段时间、平均每天可达23小时的单独关押。被关押在顶级安全警戒监区的犯人将被禁止一切不必要的、与其他罪犯或看管人员的沟通。”这一标准已被监狱司法实践普遍接受，成为目前监狱理论界的通说。

尽管各地顶级监狱不可能完全一致，但凡是可以被称为顶级监狱的或多或少均有以下一些特征：诸如昂贵的造价、严密的防逃措施以及量身定制的人性化待遇。

世界顶级监狱的前世今生

美国弗洛伦萨监狱的官方名称为美国最高监管感化院，它坐落在科罗拉多州境内洛基山脚下的一片荒漠里，是拥有全美戒备最森严、管理最严格、设备最先进且专门用于关押最危险男性囚犯的监狱。借用该监狱前监狱长胡德的说法，在全美监狱系统中，共有114所监狱，但只有一所“顶级安全警戒级别”ADX弗洛伦萨监狱，它就像是这个系统中的“哈佛”。在好莱坞的影视作品中，重刑犯与关押他们的监狱向来带着神秘的传奇色彩。弗洛伦萨监狱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别称——“洛基山下的阿尔卡特拉斯岛”，这一别称也颇有来源。电影《禁闭岛》《恶魔岛》《绝地任务》等中描绘的、建造在一座孤岛上的监狱原型就是美国旧金山阿尔卡特拉斯监狱岛。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这里关押过包括黑手党头目在内的重刑犯，甚至连孙中山、钱学森都在那里坐过牢。上世纪60年代后，这个监狱被逐渐废弃，如今已成为监狱博物馆，成为旧金山的一个著名旅游点。

尽管如此，在美国，建立在岛屿上的监狱并非只有阿尔卡特拉斯监狱岛一个，坐落在加州海湾东部紧邻伯克利大学半岛上的圣·昆汀监狱就是一所规模和名气都不亚于阿尔卡特拉斯监狱岛的重刑犯监狱，是加州唯一一个收纳男性死刑犯的监狱。监狱可以收押犯人5000余人。在这里关押的犯人有三种：一种是已决的重刑犯，一种是有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但已不会有很大危险性的未决犯，再一种就是死刑犯。

1934年的阿尔卡特拉斯监狱是早期重刑犯监狱的原型，最早的顶级监管式监狱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建成。坐落于悉尼长湾惩教中心的卡廷哥监狱是一所超高级安全警戒监狱，拥有40个无窗的封闭监舍，狱内所有的门都是电子控制，并配有严密的电子监控摄像设施，被囚犯们称为“电子动物园”。但该监狱落成使用后两年，因为人权原因而被迫关闭。即便如此，建立顶级安全警戒标准监狱的趋势已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监狱系统中暗暗埋下。

1984年始，顶级安全警戒监狱开始在美国激增。在1984年以前，只有一所监狱符合顶级安全警戒标准，那便是位于伊利诺伊州马里昂县的联邦监狱。但是到1999年时，在美国共有57所顶级安全警戒监狱，分布在30余个州。这种监管模式的监狱之所以会出现是源于两位狱警——梅尔·克拉兹和罗伯特·霍夫曼被刺身亡之后。这两起事件是独立的、毫无关联的两起偶然事件，谋杀狱警的两名罪犯分别名为托马斯·西尔弗斯坦以及克莱顿·范腾。但却是因为这两起事件使得当时联邦监狱局主管诺曼·卡尔森开始呼吁建立一种新型监狱，以将那些在普通监管措施下无法控制的囚犯独立监禁。在卡爾森看来，只有这种监狱才能制服那些“反人类”罪犯。联邦监狱局下属的单独监禁监区被称为“特别监区”。

与联邦监狱相反，近年来，美国一些州开始逐渐减少顶级警戒监狱的设置，比如位于弗吉尼亚州大石缝的瓦伦岭州立监狱以前就是一所顶级警戒监狱。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由于恶劣的监禁条件或因囚禁大案、要案罪犯而闻名的监狱，如位于威斯康星州的前博斯科贝尔监狱，原来是一所州立顶级警戒监狱，现已经改名为威斯康星州安全警戒所等。美国最高院2005年的一个案例威尔金森诉奥斯丁中法官的观点成为俄亥俄州监禁政策的源头，该案的法官认为的确该有一些犯人被关入顶级警戒监区，但是这种情况也应当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在全美的联邦监狱体系中只有一所顶级警戒监狱，那就是ADX弗洛伦萨监狱。其中关押的罪犯都是在其他监狱负有暴力抗监前科的罪犯。罪犯在其中接受一天23小时以上的单独监禁，在考察一段时间后（至少一年，至多三年），这些罪犯才能转移到监管相对不那么严厉的监狱。被关押在ADX弗洛伦萨监狱的罪犯都是那些被认为是最危险、最恶名昭著、对国家安全带来太大的威胁以至于最高安全警戒级别对他们说都无法招架。这些人包括：美国本地的恐怖分子希尔多·卡辛斯基，他曾是16岁读哈佛的神童，曾在伯克利大学担任数学系助理教授，也正是他自1978年起不断向大学中的研究者寄送自制炸弹，是17年连环爆炸案的主谋，联邦调查局因此而称他为“大学航空炸弹怪客”;电影《双面特工》中的现实原型前苏联和俄罗斯间谍罗伯特·汉森，他曾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探员，在长达22年（1979年-2001年）期间，他做了许多削弱情报机关调查和执行力度的行为，其中包括对间谍嫌疑人费利克斯·布洛赫的监视，以及在苏联大使馆解码室下面打通窃听隧道等，并把其中一些罪名栽赃到了他人身上。据媒体报道，他的间谍活动“很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情报机关的灾难”。再比如俄克拉荷马城的默拉联邦大楼爆炸事件中的主犯之一特里·尼古拉斯，他在1995年4月19日与美国反政府极端分子蒂莫西·麦克维一起将炸弹放在一辆停在俄克拉荷巴市摩拉联邦大厦外的汽车内，炸弹炸死168人，其中包括19名儿童，炸伤500多人。该爆炸案被当时的媒体称为美国75年来发生的最致命爆炸事件。联邦大厦的建筑残骸于袭击后一个月拆除，并在原址上修建了俄克拉荷马城国家纪念公园。还有越狱老手理查德·李·麦克奈、“9·11”恐怖袭击嫌犯扎卡利亚·穆萨维以及在2012年10月刚被释放的蒙特利尔黑手党头目维托·里朱托等危险分子。

当然近年来，美国还是有一些州在低警戒监狱内部建造了一些符合顶级安全监标准的单独关押设施或安全监区。州立的顶级安全警戒监狱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的鹈鹕湾监狱以及位于伊利诺伊州的塔马斯监狱。伊利诺伊州的玛丽安监狱感化院的安全警戒等级已经降到了中等安全级别。有一些监狱，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监狱科科伦分部就是混合安全警戒级别的监狱，在其顶级安全警戒监区，关押着如邪教领袖、杀人狂查尔斯·曼森这样的高危罪犯……

到2001年9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建成了一所符合顶级安全警戒的设施：古尔本矫正中心。虽然这所监狱的环境比前文所说的卡廷哥监狱大有改善，但是这所新的监狱与卡廷哥监狱的设立初衷是相同的。关押在内的罪犯都是对公共安全、政权安全以及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危害的犯人，或是被认为是无法通过普通监狱进行改造的犯人。维多利亚州矫正机构也在巴望监狱设立了刺槐与乔木监区，在这两个监区关押的是像墨尔本黑帮头目托尼·莫保这样的罪犯……（但他于2010年在刺槐监区被谋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