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精选8篇）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篇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指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法律体系。

2011年3月1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法制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法制保障。

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统一。

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个人意志而改变。

主体：广大人民群众 ；前提：在党的领导下；依据：宪法和法律 ；内容：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核心：依宪治国 ；地位：是治国安邦的基本方略和基本国策；中心环节：有法必依；权威性：依法行政（执法必严）；强制力的体现：违法必究 ；重要环节：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指行政机关必须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设立，并依法取得和行使其行政权力,对其行政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原则。

胡锦涛强调：更加注重完善制度，更加注重行政执法，更加注重行政监督和责任追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

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篇2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思想基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入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华法系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晚清政府的法律改革徒具形式,中国法律“没有了中国”;民国时期虽然以居正1(1876—1951)为代表探寻建立中国新法系的方法,但最终不适用于国民党败退台湾导致的社会变迁;而只有中国共产党引入的马克思主义坚定地扎根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土壤,并通过毛泽东思想对其的创新成为了新中国法律体系牢固的思想基石。

(一)“看不见中国”的中国法律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入

1902年为收回法权,清廷进行司法改革,立法建制偏重于抄袭西洋法制。法律建设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然无法形成体系,晚清政府希冀的“变法图强”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中国法律文化基石与西方法律制度架构全然不合,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移植西方的法律成为具文流于形式,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又被遗弃。于是,中国出现了“‘看不见中国’的中国法律”2现象。

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制度正在经历历史的验证时,马克思主义思想伴随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被李大钊引入了中国。毛泽东创新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走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念;采取农村为中心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在人民民主政权的法制建设上。由此指导,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创建新型法制的初步经验,包括制定根据地法律法规、组建法院、惩治违法犯罪等,对维护革命根据地的社会安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有中国”的法律时期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法律

20世纪30~40年代,由居正发起建设中国新法系的运动和思潮,三民主义、固有文化、民族今日之生存被喻为中国新法系运动的基础精神动力,从此意识形态上开始了一个“有中国”的法律时期,之后居正又在司法实践上尝试重新建设中国本位新法系。

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进一步加强了法制建设,在实践中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各根据地都组织了普遍的直接选举。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汲取根据地时期的法制建设经验,完善发展各项法律制度。1947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了封建及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保护民族工商业、保护人民民主权利等纲领,各解放区政府依据纲领制定法规,加强了法制建设。3

(三)新中国法律体系思想基石的历史选择

新中国成立之前,转型时期的中国法律在不同领导者的决定下选择了不同的路径。

清末的晚清政府选择应用与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完全背离的西方法律规则,完全照搬西方法制规则却忽略中国社会的特点,这种舍本逐末的方法导致产生“看不见中国”的中国法律现象。

以三民主义为基石的国民政府,和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都通过理论创新达到了“有中国”的法律建设时期。而历史选择了代表更先进的社会形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大陆继续发展。1940年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1945年的“七大”上,毛泽东写的主题报告《论联合政府》反映了党的成熟程度。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社会制度、人民权利和义务,规定了国家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和立法原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法律体系奠定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石。

二、中国共产党决策影响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期建设

思想基石奠基牢固之后,法律体系建设初期就要构建与思想基石相符的体系框架。

(一)党的决策推动下构建新中国法律体系框架

新中国成立之初,法制建设集中在建立健全各级国家机构、进行土地改革和政权斗争的立法活动、促进经济恢复的法制建设、建立新婚姻制度、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宣传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等几方面。伴随国民经济的恢复,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通过,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普选,民主制度确立并在实践中得以施行。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过并由第一届全国人大主席团公布,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民主法治建设的经验总结。

在宪法的基础上,国家行政机关法制机构紧随建立,国家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得以完善。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的通过施行构成了新中国初期法律体系的框架。

新中国初期法律体系框架的顺利建成,一是中国共产党坚定地选择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石上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体系设计;二是依靠根据地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所积累的新民主主义法制建设经验;最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主要设计者的中国共产党用创新的理论引导了中国特色的法制框架的建立。

(二)“文化大革命”破坏初创期的新中国法律体系

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初创期取得了创新性的成就,但人无完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之路”的过程中也难免错估过国情,“反右运动”使本来顺利发展前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发生逆转,“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1957年至1978年是中国法制建设跌入低谷且蒙受重大挫折的阶段,正常民主制度建设受损害,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名存实亡,宪法下的立法司法工作被削弱。

新中国法律体系建设初期,党的理论创新既有成功的经验,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又有失败的教训,如“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对中国法律体系的建立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引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快速成形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被唤醒,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对其进行理论创新的探索,赋予其新的生机和活力。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指引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一)改革开放揭开新时期法律体系建设的序幕

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宪法进行了修改,但由于来不及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此次修改的宪法沿袭了1975年修宪时的一些过时理论和不符合当时国情的规定。

邓小平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式提出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走“中国之路”:“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邓小平的理论创新更注重与中国的世情和国情相结合,他在继承了毛泽东实事求是原则基础上创新地提出解放思想的理论,在创新的理论之上又制定了务实主义与创新主义相结合的改革开放路线,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费正清和尼克松都高度称赞邓小平的理论创新,“我们看到邓小平的改革取得的重大进步”5,他的改革“把世界1/5人口的巨大潜力发挥出来。如果中国继续走邓小平的道路,我们孙辈们的世界不再是两个,而将有三个超级大国———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6改革开放路线的实施揭开了新时期法制建设的序幕。

1.新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原则。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成为新时期法制建设的出发点。1982年12月,新宪法在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成为新中国法制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之后,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把国家事务的各个方面逐步纳入法制轨道,法律制度渐趋完善。

2.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凸显出来。法律体系方面加快了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步伐,取得了重大成绩。如通过制定《公司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建立了市场主体的法律制度;通过制定《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产品质量法》等,建立了规范市场行为的法律制度;通过制定《价格法》、《保险法》、《证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建立了宏观调控市场的法律制度。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新时期法律体系建设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个阶段性成果和奠基之作。江泽民、胡锦涛相继按照邓小平理论中的思路,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并在这个过程中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并推动了新时期的法律体系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路线顺利前进。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导下,我国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新时期法律体系由“法制”向“法治”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成形之路在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格局下进入法治建设阶段。中共十五大明确确立“依法治国”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并于1999年3月,把“依法治国”方略写进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法律维护人权的价值取向确立,一批与人权保护相关的法律制度得以制定,包括国际瞩目的刑事诉讼法的 修改等 ;2001年中国加 入WTO,推动了法律制度向民主化、公开化、透明化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从民主制度和人权保障方面为完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而不断努力。

(三)科学发展观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成形

由于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多种文化思潮的相互激荡,当今世界愈加看重在世界和平的前提下,通过相互合作来促进国家各方面的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理论成果概括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中国共产党由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走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之路”以更鲜明的特色走下去。

此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发展优先战略为核心。“以人为本”和社会公平正义成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对公民经济社会权利的保障的建设: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被写入宪法,明确规定对公民财产的征收和征用必须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物权法的制定完善了宪法对公民财产的法律保护。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加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社会领域的立法:重点关注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先后通过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全面修订了《义务教育法》,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完善和强化了妇女、青少年的权益保障。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一直用理论思想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前进的方向,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石上,中国共产党进行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创新的设计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前进的道路就十分顺利。所以,要继续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成果,实现美好的发展前景,一定要选择正确的理论创新方法,既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又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推进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的理论创新。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经历了奠基、初建框架、停滞、快速形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重要的奠基石,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创新、应用指引着新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在党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理论创新的指引下,新中国法律体系才能更加巩固和发展。

浅谈完善社会保险法律体系 篇3

一、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险制度模式

1.注重我国的实际国情

在我国的社会保险立法中，必须充分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基本国情。一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二是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还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三是在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各行业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四是人口多，人口老龄化进程快；五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保障制度的束缚和影响较重。因此，社会结构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决定了我们对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不应简单地照抄照搬。应根据我国的国情，构建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险模式，并用法律的手段使之制度化，从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健康发展。

2.建立低水平、保基本、广覆盖、多层次、互助互济的混合型的社会保险制度

由于我国人口多，经济发展水平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保险法规定的待遇标准不能过高，保险标准要有所区别，不能实行福利型的社会保险模式，要根据国家的财政和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适当降低缴费的费率，同时也降低享受的待遇，提供一个最基本的保障。

广覆盖，就是逐步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社会保险的对象不仅仅是职工，而应覆盖到全体公民，比如，养老保险问题，不仅规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也应包括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险、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事业单位人员和公务人员的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不仅包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还应包括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多层次，就是在开展社会保险的同时，还要建立企业补充保险、参加市场化的商业保险、鼓励个人储蓄型保险。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满足不同人群、不同行业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需求。

二、加大社会保险的立法力度

目前，社会保险基本法的制定和颁布，已成为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及社会和谐稳定的当务之急。当然由于我国目前城乡存在着二元结构，基本法的制定应该较粗、较简，然后国务院依据城乡有别原则尽快制定和颁布与该法相配套的一系列条例，从而可以由粗到细，由简到繁，逐步实现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科学化、合理化，以保证社会保险工作有法可依。同时，社会保险制度的立法内容应当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相衔接，以保证社会保险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

推动当前仍以部门规章为主要依据进行试点的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社会统筹步伐，加强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法律实施，可以实现五保合一，统一管理，统一征缴，强化社会保险制度的实施机制，明确各主体的法律责任和义务，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筹集到位、保值增值和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并围绕《社会保险法》，应出台一系列配套法律法规，包括《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基本医疗保险条例》、《失业保险条例》、《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条例》

三、完善社会保险的各项制度

1.建议社会保险范围实行全覆盖

国家应当实行全民强制社会保险，不分公务员还是企事业单位、农民及自由职业者，使全社会公民都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险待遇。并且在设计各类社会保险制度时，要做到相对公平，避免因职业、身份、地区的不同社会保险待遇差距过大。

2.取消或降低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

社会各界不少意见提出，养老保险要做到广覆盖，同时却规定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达不到最低缴费年限的不能领取养老金，等于将已经纳入保险的职工再排除出去，这让人不能理解，建议取消最低缴费年限的规定，确立“多缴多得、少缴少得”的待遇计算原则。还有的意见提出，很多四五十岁的人以前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费，如果从现在开始缴，到退休时也不够15年的缴费年限，建议降低最低缴费年限。

3.提高医疗保险待遇水平

看病难、看病贵，是让不少人非常焦心的问题。虽然有了医疗保险，但报销起点高、报销比例低等问题的存在，使得不少人个人医疗费用负担较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医疗保障覆盖面不广、统筹层次不高以及个人账户降低了风险分摊功能等。因此，提高医疗保障待遇是这一制度发展的必由之路。目标即是疾病医疗不再构成参保对象的负担。从当前现实出发，医疗保险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尽快扩大覆盖面，力争这一制度覆盖到全体劳动者身上，同时促使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并轨，由三元制度安排发展到二元制度安排，以促进公平性；二是加大公共投入，包括政府对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补贴，发展公共卫生事业；三是完善医保经办机构，将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由一个统一的经办机构经办，彻底改变各行其是的分割格局，以便提高管理效率并为日后多元制度的整合奠定基础；四是取消职工医疗保险中的个人账户，将个人账户基金全部纳入社会统筹基金，真正按照风险分摊、互济互助的原则构建社会化的医疗保障制度；五是应当将医疗保险与疾病预防、公共卫生事业乃至医疗机构改革、医药流通改革等结合起来，求得相得益彰的效果。

4.加强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管理，明确运营不当的法律责任

社会保险基金是老百姓的“保命钱”，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虽然不断加强，但由于一些问题的影响，基本还是粗放型的，尚未形成有效的机制，与社会保险事业发展不相适应。因此，要建立健全社保基金监督法律法规，明确监督和被监督的主体，加强对违反社保基金管理的处罚力度，建立纵向与横向的监督职能。第一，对社保基金预算、筹集、支付、管理、监督检查等做出规范，强调社保基金纳入单独的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任何地区、部门、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挤占挪用，也不得用于平衡财政预算。第二，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组织机构、业务运行、信息系统等方面加强内部控制建设，从源头防范风险。第三，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劳动保障部门要畅通工作渠道，及时掌握社保基金安全状况，重大要情及时上报，对隐瞒要情不报或报告不及时的，要对有关负责人实行问责，追究决定人的责任。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篇4

德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研究

摘要：德国从社会福利的意义上去诠释社会保障法，其社会保障法的建立正是为了完善对基本法中对社会福利政策实施的保障。作为世界上最早制定社会保障法的国家，德国在20世纪初已建立了当时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德国社会保障法是一部覆盖面极其广泛、内容十分细致的法典。德国社会保障法典发展至今共有十二卷。德国拥有种类丰富、涵盖面广、体系完备、法律健全、运行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其法律传统与中国相似，故其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及立法技术对中国的社会保障立法有一定借鉴作用。

关键词：德国；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制度

一、德国社会保障法的立法意义

德国是从社会福利的意义上诠释社会保障法，其社会保障法的建立正是为了完善基本法中对社会福利政策的保障要求。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表现在其细致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上，同时也包括了社会补偿、社会促进和社会救济。而生活中的各种危机(如疾病、意外事故、赡养人的死亡等)以及职业带来的危险(如失业、工伤等)不知何时就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损失，防不慎防，因此就需要通过社会保险来解决这些危险带来的问题。但社会保险所能起到的作用只是最基本的保障。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政策逐一出台，使德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不断完善。

社会保障法典的意义除了使社会保障的获得者从国家、社会团体等机构获得社会福利之外。还在整个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中承担降低获得社会福利门槛的任务。因此，社会保障法典有着解释、说明以及指导社会福利发展的义务。其中解释义务是指让公民知晓社会保障法典赋予其的权利和义务。

二、德国社会保障法的发展历史

社会保障法这一概念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第一次出现于德国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的历史中曾经一度把社会保障法体系区分为三大法律范畴：预防措施(vorsorlge)，照护措施(Versorgun)，以及救济措施(Fuersorge)。这三个方面的区别首先体现为筹集资金和给付前提的不同。预防措施也就是社会保险，是由投保人自身筹集保险费用，而照护措施和救济措施则是通过国家来资助的。在社会保险中，给付需求必须遵循社会保险比例。照护措施的给付是针对某些特定情况。救济措施的给付是为了消除具体的困境或一旦有需要而第三方的帮助又不能长期持续时的情况下实施。而现代的新型社会给付，例如教育资助，住房补助和子女补助，不属于当时的社会保障法体系。而另外一种由德国法学家Zacher提出的体系划分的方法是将社会保障法范围划分为预防措施(soziale Vorsirge)，社会补偿(soziale Entschaedigung)，社会资助(sozialeFoMenm曲，和社会救济(80ziale Hife)。

德国社会保险制度出现在19世纪工业化浪潮及缺乏社会保障制度的背景之下，当时一种针对疾病、意外事故、老年人的生活劣势等问题的有效制度被推出。因为当时这个制度只被一小部分人接受。所以它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根据当时德意志“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指示，在1881年11月17日威廉一世国王颁布了一项政策。根据这个政策。一项针对劳动者的医疗保险建立了。这项政策的公布标志着德意志社会保险的建立。从此。劳动者对其可能遭受的疾病、意外事故、人身安全、老年困境等危险享有受到国家保障的权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方面，医疗保险于1883年6月15日正式在德意志推行。这种保险制度的核心在于受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并由社会自治管理。接下来，各种保险制度逐一推行开来，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初见雏形。二战之后。德国的迅速崛起使其经济实力处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随着其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德国已成为世界上拥有最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之一。

三、德国社会保障法典的内容

在社会保障法法典中，社会保险制度占了大多数的篇幅。但社会保险所能起到的作用只是最基本的保障。德国社会保障法是一部覆盖面极其广泛、内容十分细致的法典。社会保障法的制定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平等和保护社会安全。德国社会保障法典发展至今共有十二卷的内容。

(一)第一卷：总论

第一卷总论是德国社会保障法典的前言部分，规定了社会福利所涵盖的范围，指明了社会保障法的立法目的，对社会保障法典中所涉及的政策原则进行了阐释，并对德国杜会保障法的历史做了简要介绍。

总则中指出了社会补偿与社会救济的区别，明确社会保障政策的目的。社会补偿是指国家对健康受到特殊损害的人给予补偿或者出于其他原因按照供养法的基本原则承担责任。“而社会救济是指“对不能以自己的力量为自己提供生活费或者在特殊生活状况下不能自理、也不能从其他方面获得充分救济的人，有权利获得与他的特殊需要相适应的人身和经济帮助的，使他有能力自理，能够参与社会生活。使他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二)第二卷：求职者基本保障法(Grtmdsicherung fuerArbeitsuchende)

随着劳动市场的低迷和失业率的上升，德国失业救济政策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物价的上涨。德国政府又对提高生活补助做出了承诺，导致失业者对德国政府不断地施加压力。求职者基本保障法于2004年生效。求职者基本保障法的新政措施的目的在于使长期处于失业状态的人重新具有竞争力，求职者基本保障法仅适用于无法凭借个人力量保障生活自理。需要国家支持的失业者。这一制度更加强调个人责任的重要性：根据社会保障法典第二卷的规定，这类人有就业能力但需要救济，使其有能力承担其生活所需。这个目的在社会保障法典第二卷中被定义为首要原则。只有在用尽其他办法，也无法解决生活困难时，才适用这一政策。

(三)第三卷：就业促进法

早在1969年德国就通过了就业促进法。并将失业保险作为就业促进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经济下滑，失业人口的增加，2003年至2005年，德国对其劳动力市场进行了重大改革，对从前的失业保险业也进行了改革。用就业促进法来代替“失业保险法”，并将其包含在内。就业促进法成为了国家规制劳动力市场的核心部分。其原因是，失业保险主要强调的是对雇员失业后的生活保障。通过对失业人员发放一定的失业金，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而就业促进法则更加广泛，除了维持生计，还有让工人拥有重新就业的能力。就业促进法的目的就是：避免失业，即使失业，也要尽早实现再就业。

德国社会体系中将没有工作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待业人员——被迫失业，正在寻找工作的人；一种是失业人员，不打算找工作的人。前者不用交保险费。由国家进行救助，并帮助他们就业。后者享受失业保险。要交保险费。就业促进法主要是对那些寻找工作的人员进行救助，不在失业保险的人群中进行。

(四)第四卷：社会保险法总章

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表现在其细致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上，同时也包括了社会补

偿、社会促进和社会救济，凡在本国提供劳动，或履行了社会保险义务的公民都将得到社会保险的保障。生活中带来的危机(如疾病、意外事故费用、赡养人的死亡等)以及职业带来的危险(如失业、工伤等)总让人防不慎防，因此就需要通过社会保险来解决这些危险带来的问题。法定社会保险是一种强制保险制度，凡是符合要求的公民都应缴法定保险费，与全体公民分担风险。

社会保障法典第四卷是作为第一卷——总则的补充规章于1975年被纳入社会保障法典中。这一卷中所涉及的是所有社会保险的一般规定，是后面第五卷、第六卷、第七卷及第十一卷的具体社会保险的总章程。而这几个社会保险皆属于法定强制保险。这一卷中对社会保险做出了定义，指明了社会福利范畴内的社会保险的特点及原则；确定了社会保险的目的和义务；并对后面具体社会保险中所涉及到的共同概念进行了界定，统一了标准。

(五)第五卷：法定医疗保险法

1883年，德国颁布了《医疗保险法》，是世界最早实行社会医疗保障的国家。其法定医疗保险体系的中心原则是田结互助、社会共济，以法定医疗保险为主、商业医疗保险为辅的保险制度。法定医疗保险的受保险人分为义务保险人和少数的自愿保险人，义务保险人是法律强制参加保险的人。没有工作的公民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的义务，他们通常作为家庭成员参加家庭共同保险，这也就是法定医疗保险中的“一人参保保全家”的医保制度。这与商业医疗保险中的一人投保一人受益、多子女的职员投保就要多付费用的保障方式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六)第六卷：法定养老保险法

德国养老保险主要有三种形式：法定养老保险、企业养老保险及个人养老储蓄，而法定养老保险所占的份额是三者中最大的。养老保险的立法采取的是共同承担模式，由雇主、雇员和政府共同承担。

这种模式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由年轻一代养活年老一代。年轻一代劳动力向社会支付养老保险金。年老一代领取养老金，依次循环下去。近年来，由于出生率的持续低迷。德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导致养老金支出相应攀升，另一方面，就业状况不容乐观，失业加剧使养老保险的缴费支持受到很大的影响。这种状况给德国养老保险基金带来巨大的支付压力。

(七)第七卷：法定工伤事故保险法

德国于1884年制定了《工伤保险法》，确定了工伤保险制度，受德国的启示，欧洲各国也纷纷制定了本国的工伤保险制度。1997年1月1日工伤事故保险以法律规章的形式正式被纳入德国社会保障法典中，成为法定保险之一。

在法定工伤事故保险中享有保险义务的主体包括：劳动者、与公众有职业关系的人(如义工)、参加职业培训的人、在校生(包括有幼儿园儿童)等。属于法定工伤事故保险中的可保事故包括：工作时间发生的事故(包括上下班直接国家或去单位的路上发生地)和职业病。在遭受可保事故后，法定工伤事故保险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形式被分为现金补偿和职业康复两种。若法定工伤事故至死亡的，其遗属还将获得死亡补偿金。

(八)第八卷：儿童、青少年救助法

这一卷的立法目的在于促进青少年的发展、明确其应该承担的责任并扶持青少年的成长。支持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抚养任务并完善相关制度，即促进出台各种救助方式来支持青年

和其家庭的生活状况和教育状况。其任务不同于社会保障法典第一卷第11条中的获取社会福利，而是涉及到非通常意义上社会福利的另一种任务。儿童、青少年救助卷一方面是起到法律规章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一种不同于法律部门的官方专家式救助。这种救助涉及青少年的生活状况、教育状况、成长环境等方面。德国社会保障法中对青少年儿童的救助采取的合作式，即政府与社会福利组织联手负责青少年儿童救助事业。对青少年儿童救助是保护青少年儿童避免不健康的成长的特殊义务。

(九)第九卷：残疾人康复与参与法

康复是指残疾人或者受到残疾威胁的人参与到社会，尤其是工作或职业中去的一种待遇或措施。社会保障法典第一卷第10条最早把康复作为社会保障法上的概念确定下来，在社会保障法的意义上使残疾人参与的措施都属于是康复措施，它们是社会保障法所提供给残疾人核心待遇。康复的目的是：(1)防止、消除、改善残疾，防止残疾恶化，减轻残疾后果；(2)为残疾人在社会中，尤其是在劳动生活中有一个与他的爱好和能力相适应的机会提供保障。

残疾人康复包括医疗康复、职业促进康复和社会康复三方面内容。社会保障法第九卷中规定政府有义务保障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并提供就业咨询。社会保障法典第九卷中所涉及的对残疾人的救助包括对其职业生涯的救助，对重度残疾人、残疾妇女儿童的特殊救助，以及对其基本生活的救助。

(十)第十卷：监督机制、争议调解机制

社会保障法典第十卷将社会福利事业的管理机制、监督机制以及争议调解机制的原则、管理范畴以法规的形式编进法典。

德国目前已建立了立法、决策、管理、预算编制和具体执行的各负其责又互相制约的社会保险管理体制。联邦议会负责社会保险的立法，政府部门监督执行，各自的社会保险公司(均为自治性的公共团体)具体负责管理和提供服务。社会保险的具体运作是由各个社会保险公司负责。按照社会保险制度的市场运转机制进行运作。而政府各部门则专职于宏观决策，如社会保险的政策、预算的制定、社会保险制度运转的预测和监督，以确保参保人的权利不受侵犯。实现社会公平。

公民通过社会保障法典的指导，在明确自己权利的情况下，向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待遇机构)提出申请。行政机关有可能决定驳回他的申请或者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不能令申请者满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法典第十卷为公民进行自卫的救济手段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些手段可以概括为两种：即非正式法律救济(申诉、向有权机关申请)和正式法律救济(复议、诉讼)。

(十一)第十一卷：社会护理保险

德国的护理保险是新增加的一项社会保险项目。该保险于1994年7月29日通过，1995年1月正式实施生效。成为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四大险种之后的第五大支柱险种。这是德国社会保障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目的是对严重护理需要者按照共同承担援助义务的社会保险原则提供护理救济。

(十二)第十二卷：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在德国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处于社会福利框架最基层的位置。社会保障法典第一卷第九条中对社会救助下了定义，即“对不能以自己的力量为自己提供生活费或者在特殊生活状况下不能自助，也不能从其他方面获得充分救济的人，有获得与他的特殊需要相适应的人身和经济帮助的资格，使他有能力自助，能够参与社会生活，使他合乎人道的生活得到保障。”因此意味着在用尽其他一切社会福利手段后，仍不能达到救助目的时，才能申请社会救济。根据德国基本法的规定，社会救助属于政府对公民的义务，每个联邦洲政府可根据当地的经济状况、生活水平、物价等制定救济标准。

四、小结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篇5

体系建设

——在广东省推进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发布时间: 2014-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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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日）

赵大程

今天，广东省司法厅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推进全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这对于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对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努力做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指出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加快解决有些地方没有律师和欠发达地区律师资源不足问题；明确要求决不允许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今年4月21日，总书记在对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指示中，特别强调指出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努力做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今年10月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法治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也将迎来新的重要发展机遇。

司法部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在推进司法行政工作发展中高度重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今年年初，吴爱英部长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有关贯彻落实意见。今年2月，司法部制定印发了《关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对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作出部署。各地司法行政机关按照《意见》的要求，迅速向党委、政府汇报，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可喜进展。

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中共广东省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和《广东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纲要（2009-2020）》将构建全面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纳入其中，并且列入2014年省委党委会工作要点和省政府重点工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出台《关于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明确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的人员配置、工作职责、工作要求和工作保障，有力促进了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开展。希望广东省的同志们通过召开此次会议，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在现有良好工作基础上，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再接再厉，扎实推进，健全规章制度，完善服务网络，加强经费保障，推动全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上新台阶、新水平。

下面，我就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做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讲几点意见。

一、公共法律服务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历史时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迫切需要，是全面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的决策部署。这是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形势需要作出的战略部署，意义十分重大。我们要从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在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切实增强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

（一）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完善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基本公共服务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一般包括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在全面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的今天，这些基本民生需求的满足往往呈现为法律关系的调整和法律问题的解决。因此，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来完善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完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二）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回应人民群众热切期待的现实要求。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整个社会的法治化管理水平和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明显提高，越来越多的群众通过法律途径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平等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和法律保护的愿望更加强烈。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回应人民群众热切期待的现实要求，对于满足人民群众法律需求、保障公民平等享受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保障作用。

（三）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促进法律服务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这些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整合工作资源，发挥职能优势，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作出了贡献。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法律服务网络覆盖不全、供给不足、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显现，法律服务提供能力与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还有一定差距，法律服务整体水平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程还不相适应，需要我们着眼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大局，以改革创新精神，进一步完善工作体制机制，推动法律服务工作上新水平，使法律服务更直接、更充分地靠近人民群众的学习、生产和生活。

二、把握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

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涉及到司法行政多项职能和工作，要为全民提供法律知识普及教育和法治文化活动，为经济困难和特殊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开展公益性法律顾问、法律咨询、辩护、代理、公证、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预防和化解民间纠纷的人民调解活动等。我们要用战略的眼光、创新的方法和系统的思维大力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对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健全公共法律服务网络，有效整合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大力拓展公共法律服务领域，不断提高公共法律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快建立健全符合国情、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法律服务需求，为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推进工作中，要着重把握好以下基本要求：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民。及时便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关系到人民群众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要着眼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法律服务需求，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要找准服务的切入点，不断丰富服务内容，健全服务标准，为人民群众提供有质量、信得过的服务。

第二，坚持公益均等、因地制宜。公共法律服务是保障社会全体成员平等享有的公共服务。要把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城乡服务一体化放在重要位置，统筹城乡，强化基层，推动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向农村、基层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及社会弱势群体倾斜，实现城乡公共法律服务广泛覆盖。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因地制宜，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建设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第三，坚持改革创新、提高质量。建立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涉及体制、机制、政策等诸多方面，要实现有效、有力推进，就必须运用改革思维和改革方式创新服务体制机制和工作模式，形成保障服务体系有效运行的长效机制，实现服务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要积极探索新的方法和手段，引入竞争激励机制，调动社会力量，扩大服务规模，提高服务质量。

三、做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各项工作

努力做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是中央赋予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职责。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按照司法部的《意见》要求，扎实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各项工作。

首先，要健全服务网络。健全公共法律服务网络是组织基础。我国的公共法律服务发展很不平衡，公共法律服务资源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大中城市，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基层公共法律服务资源比较薄弱。健全公共法律服务网络、优化公共法律服务区域布局的任务非常迫切。加强城乡公共场所及基层村（居）普法阵地建设，推动在行政村、居委会、社区建立完善基层法制宣传教育公共设施体系。鼓励和支持规模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司法鉴定机构等向基层和欠发达地区延伸，努力满足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法律服务需求。推进城乡社区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和村居联络点建设，着力打造“一小时（半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织密人民调解组织网络，积极推进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健全人民调解工作体系。

其次，要整合服务资源。要形成公共法律服务的新优势，就要加强制度统筹衔接，促进资源共建共享。要有机整合司法行政各项业务职能，建立健全各项公共法律服务有机协调的工作机制，做到多支力量并举、并重、并抓，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开展公共法律服务。进一步建立健全县、乡、村法律服务中心、站点，依托政府政务服务平台设立法律服务窗口，集中受理和解决群众的法律服务事项，提供综合性、“一站式”服务。充分发挥司法所的职能作用，将司法所真正打造成化解矛盾、宣传法治、服务群众的一线综合平台。完善法律志愿服务管理制度和服务方式，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形成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合力。

第三，要拓展服务领域。公共法律服务保障的是公民最基本的法律服务需求，民生领域是公共法律服务的重点领域。要围绕《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确立的重点公共服务领域，加强工作引导和政策调控，大力拓展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法律服务，促进基本民生工程建设。寓服务于宣传之中，全面实施“六五”普法规划，深入开展“法律六进”活动，加大与生产生活关系密切法律的宣传。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范围，做好弱势群体、困难群众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切实做好婚姻、家庭、邻里间常见性、多发性纠纷调解工作，积极参与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环境保护等领域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预防性功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第四，要提高服务质量。公共法律服务同整个法律服务业一样，质量是生命。要树立质量至上的理念，加大公共法律服务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便利化建设，加强质量监管，提升服务水平，努力提高公共法律服务诚信度和公信力。加强服务标准化建设，制定各类法律服务机构资质认定、设施建设、人员配备、业务规范、工作流程等具体标准，加快建立健全公共法律服务标准体系。强化服务全程化监管，建立健全服务质量评价机制、监督机制、失信惩戒机制，推行岗位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服务公开制等制度，积极开展服务评查、服务质量检查公布、质量跟踪检查等工作，促进公共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依法、诚信、公信执业，确保服务质量。完善服务便民化措施，普遍设立便民服务窗口、联系点、工作站、信息员，拓展服务申请受理渠道，简化受理程序，推动建立为老、残、病、弱等当事人服务的绿色通道，搭建服务跨区域协作平台，方便群众获得法律服务。推进服务信息化建设，依托本地区公共服务网络，尽快建成公共法律服务网络，逐步完成连接省、市、县、乡四级地方公共法律服务网络信息通道，方便群众办事，利于社会监督。

四、加强工作组织领导

构建符合国情、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一项社会工程，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司法行政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要加强组织领导。要把做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摆上司法厅、局党委（党组）重要工作日程。结合各地实际制定推动本地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专项方案和年度计划，提出本地基本公共法律服务目标任务，拿出推进工作的时间表、路线图，研究出台针对性和操作性强、切实管用的配套政策措施。加强督促检查，建立健全综合考评体系，着力加强基层工作考核，加强对政策落实情况的跟踪、评估和督查，及时发现问题、查找差距，确保各项任务顺利实施。

要加强统筹协调。要做好内部协调，按照司法部的《意见》，找准结合点，统筹好、整合好各项职能、各个业务和各支队伍，发挥综合效能。加强外部协调，完善工作推进和协调机制，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群策群力推动服务体系建设。

要加强政策保障。要认真学习、准确把握党中央、国务院和各地党委政府关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措施，做好政策解读和运用，用足用活用好现有政策，为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保障。积极主动向党委、政府汇报，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有关部门支持，把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当地公共服务发展规划，将公共法律服务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将公共法律服务事项纳入政府购买项目，推动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促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常态化、可持续。推动建立公益性法律服务补偿机制，对参与公共法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通过奖励、表彰、培训等方式加以补偿和激励。

要加强调查研究和宣传引导。要紧紧围绕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结合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特别是针对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研，摸准深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脉搏，找准工作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推动工作创新发展。注意总结工作中好的经验和做法，巩固工作成果，及时将基层创造的新做法、新经验总结提炼出来，将实践中的新亮点、新典型培育出来，带动工作全面发展。注重宣传引导，提高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知晓率，赢得支持。

日本环境法律体系概览 篇6

日本环境法律体系概览

在最近三个世纪,人类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使全球社会经济得以快速增长,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在不重视可持续发展前提下的物质资料生产能力的提升,造成资源过度消耗,带来全球性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等问题,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

作 者：蔡苑乔 吴蕃蕤  作者单位：蔡苑乔(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广东省技术开发中心)

吴蕃蕤(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刊 名：广东科技 英文刊名：GUANGDONG SCIENCE & TECHNOLOGY 年，卷(期)： 19(9) 分类号： 关键词：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篇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指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 以宪法为统帅, 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 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法律体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体构成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法律规范构成范围这一问题学界存在诸多分歧。姜云宝在其主编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一书中对三种代表性意见进行了总结和概括:第一种意见认为我国的法律体系只包括宪法和法律, 不应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第二种意见认为我国的法律体系除了包括宪法和法律外, 还应包括行政法规, 特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国务院制定的暂行规定和条例。第三种意见认为我国的法律体系应当以宪法为统帅, 法律为主干, 同时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民族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规范性文件。

李靖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随着对该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观点, 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法律部门及其划分标准

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集中体现在张文显在其主编的《法理学》中主张法律部门划分的主要标准应是法律调整的对象, 也就是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种类, 次要标准是法律规范的调整方法。包括, 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自然资源与环境法、刑法、诉讼法、军事法。

孙国华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概念、理论、结构》一书则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决定于社会生活的需要, 划分的直接标准是法律调整方法的不同, 主张把调整方法作为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 而把调整对象作为划分法律部门的依据, 认为这样既可以避免“主要标准和辅助标准说”的“多标准交叉划分”的逻辑难题, 又有利于人们把握法律部门的划分。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中国特色”

对于这一问题, 周叶中和伊士国两位做了如下阐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中国特色”,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区别于其他法律体系的根本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依托, 这是它的本质特色。一个国家所走的道路, 首先是社会制度问题, 其他所有活动的展开, 都是在社会制度确立的前提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制度依托,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本质, 这是其与西方国家法律体系的本质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指引,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以体现人民共同意志,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自己的本质要求, 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适应, 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要求,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创新实践的法制体现,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法制保障,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实际, 这是它的国情特色。任何法律体系都不是立法者们凭空想象出来的, 也不能从其他国家照抄照搬过来, 而必须以自己国家的国情和实际为依据, 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如马克思指出, “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 不是在发明法律, 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当前,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 也是我国最大的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是以这一国情和实际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实际相适应, 以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问题为目标, 全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要求, 系统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等各项制度, 从而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这是它的时代特色。法律是社会实践的反映, 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由于各个阶段社会实践的任务不同, 对法律的需求不一, 能够提供的立法条件也存在差异, 因而每个阶段的法律体系都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我国,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而逐渐建立起来的。这一法律体系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基础,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 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 一方面通过法律的形式反映和确认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形成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新秩序,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法律支持;另一方面则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妥善处理立法与改革的关系, 不断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从而引导和促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既借鉴了其他国家的法治文明成果, 又传承了中华法制文化的优秀传统, 这是它的文化特色。“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集中体现。任何两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 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 它便不可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真正具有本国特色, 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既借鉴了其他国家的法律体系, 吸收了其他国家创造的法治文明成果, 又传承了中华法制文化的优秀传统, 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这就充分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文化上的先进性、包容性和广泛性。

完善住房法律体系 篇8

加快住房法律体系建设，促进住房市场规范健康发展

1998年我国住房制度全面改革以来，住房市场快速发展，居民居住条件显著改善，并促进了经济较快增长。但住房市场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例如房价上涨过快、市场秩序混乱、住房质量问题频发、住房保障不足等等。这些问题既有体制、机制原因，同时也暴露出我国住房法律体系建设的滞后和法律规范的严重缺失。因此，加快我国住房市场的法律体系建设已刻不容缓。 迫切加快法律体系建设 住房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资料，居民住房水平不仅是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而且对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以及带动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保障公民“住有所居”是许多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目标和主要着力点。 同时，住房又具有不同于一般耐用消费品的特殊性质。第一，住房既是人们的基本生活资料，但从长期看又具有一定的投资品属性，而且由于投资信息不对称，容易产生资产泡沫；第二，住房具有地域固定性等不动产属性，特定地域上的住房具有相对稀缺性或过剩性，不同地域间的住房无法完全替代，因此，住房市场价格容易出现较大的波动；第三，住房开发与消费都对金融高度依赖，无论是开发企业的土地购置、商品房的开发建设，还是在居民的住房消费、购买环节，都需要依靠大量融资和信贷才能完成，因此，住房领域对金融信贷政策高度敏感，这一特点也使得住房市场的波动和风险极易引发金融领域的波动和风险（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和特点，使住房市场以及住房保障都对法律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国外经验及其法律内容 20世纪以前，各国专门的住房法律相对较少，住房问题一般归属于民法的范畴。进入20世纪以后，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许多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住宅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并逐步从单项法令发展为多项法律相互补充、相互作用的住房法律体系。例如，美国、英国、法国、韩国等20多个国家先后颁布了反映本国住房总体纲领和基本制度设计的《住宅法》，而各国涉及住宅的民法、税法、继承法等综合性法律，以及涉及住房开发建设、土地使用、交易租赁等单项住宅法规更是数不胜数。各国的立法目的和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将保证公民“居住权”作为住房立法第一要义。许多国家在制定住房法律制度时，都将保证居民的“居住权”作为住房立法的核心目标。例如，1934年，在经济大萧条后，美国制定了第一部住房法案以解决失业人口的住宅问题。1949年，美国在《全国可承受住房法》中明确提出，政府有义务实现“向全体美国人提供体面、安全和整洁的居住环境”。德国在《民法》中规定居住权是公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公民的基本居住条件，是政府职能的基本体现。法国在《可抗辩居住权法案》中，承诺基本实现人人有房住，对于特定住房困难群体，如果住房申请得不到满足，则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强化了政府在住房问题上不可推卸的责任。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议会颁布了《俄罗斯联邦住房私有化法》和《关于联邦住房原则》，主要目的是推进住房市场化进程。2004年，俄罗斯又颁布实施新的《住房法》，明确政府在解决住房方面的法律义务，并重新界定联邦、地区和市级政府的住房责任。 第二，建立住房合理消费的引导机制，鼓励自住需求、限制过度投机行为。即使在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对住房消费行为也采取必要的调控措施。例如，根据美国《税务法令》，购房者在购买首套住宅时，不仅可享受低利率贷款，而且可将首套住宅贷款的利息从收入中扣除，这相当于给购房者一个很大的折扣，而对于其他投资性住房的交易则通过较高的税收加以抑制。新加坡通过《建屋与发展法》、《建屋局法》以及《特别物产法》等法律严格限制组屋（政府提供的低价产权住房）的炒卖行为，将组屋定位为“以自住为主”，严格限制居民购买组屋的次数；规定新的组屋在购买后五年之内不得转售，也不能用于商业性经营；购买组屋后可以再购置市场商品房，但业主本人如果不居住在组屋中，就必须退出组屋；违规倒卖或出租组屋者，不仅面临高额罚款，严重的还将负刑事责任。严格的法律和法规有效地抑制了新加坡的房地产投机行为。 第三，依法建立住房保障体系，重点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许多国家都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住房保障法律，通过立法构建长期、稳定的保障性住房供应模式。一是配建模式。例如英国在2004年的《住房法》中，强制规定新建商品住宅项目中，必须含有一定比例的中低价位住房（全国配建的平均水平为25%）。美国马萨诸塞州依据“40B条款”规定，对于政府公共住房比例低于10%的城镇，如果开发商提供项目的20%～25%作为政府公共住房，则可以提高项目容积率。二是政府主导建设分配模式。例如，新加坡政府依据《住房发展法》成立了建屋发展局，承担征用土地、组屋规划、建造、出售和定价以及房屋贷款等多项职能，形成了政府高度介入的保障性住房供应方式。1951年，日本颁布实施了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公营住宅的永久性法案《公营住宅法》，规定了各级政府提供公营住宅的方式、范围、保障对象和投资比例。三是非营利组织提供模式。例如，日本根据《勤劳者住宅协会法》成立的“日本住宅合作社”，是不接受国家出资和补助的特殊法人，但法律规定劳动金库与住房金融公库对住房合作社具有融资义务，住房合作社的房价严格控制在普通职工年收入的5～6倍以内。 第四，依法规范市场住房交易行为，合理控制住房开发主体的利润空间，有效遏制市场炒作。例如，德国依法建立了住房价格的独立评估机制，评估价格作为市场指导价格并具有法律效力；在《经济犯罪法》中规定，如果房价超过评估指导价20%，则视为“超高房价”，购房者可以向法院起诉，售房者将受到5万欧元罚款，如果房价超过指导价50%，则视为“暴利房价”，不仅面临更高额度的罚款，还可能被判最高3年的有期徒刑。为了控制地价飙升，1989年日本颁布《土地基本法》，提出土地应服务于公共福利，不能作为投机的对象，过高的土地增值利润和非劳动所得的房地产利润，应通过税收返还社会。 第五，通过法律加强对租赁住房的市场监管，保护租户的合法利益。在欧美等较为成熟的住房市场中，租赁住房需求比例一般占到住房需求的30%以上，由于租户的市场地位相对弱势，一些国家相关法律注重保护租户的合法利益。一是对出租住房的“可居住性”提出明确要求。如英国根据“住房健康和安全评估体系标准”对租赁住房条件进行监管。二是防止业主滥用收回权。美国《统一住房租赁法》对于解除租约有着严格的规定，业主必须出示相关法律证据，获得法庭令后方可逐出租客，并且须由执法人员来具体实施，禁止房东采取私力救济（如停水、停电、换锁等行为）。三是规范租金水平。在英国和德国住房法律中，都规定至少一年才可以加租一次。德国还规定3年内加租幅度不能高于30%。如果租客或业主对于租金水平有异议，需经专门机构仲裁处理。这些法律措施提高了租户的居住稳定性和租赁意愿，促进了租赁市场的规范发展。 国外住房法律体系有如下几方面的主要特点： 一是在住房方面逐步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在中央政府层面确立统一的、权威的住房法律，而地方政府和各部门在基本住房法律体系和框架下，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自身职能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彼此相互联系、互为配套，共同规范住房市场行为，确保落实居民基本居住权利。 二是法律层级较高，许多国家的住房法律成为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通过这些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了政府、企业和个人在住房方面的责任、义务和权利，其法律效力相对较强，并成为解决住房问题、调节社会财富结构的重要手段。 三是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市场形势及时修订法律内容。住房法律的内容和重点并非一成不变，例如日本《公营住宅法》自上世纪50年代初制定实施后，迄今已历经22次修订。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住房法》已历经数十次不同程度的修改。这是因为，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有些国家的住房供给从短缺变为相对平衡，居民住房需求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客观上要求住房法律体系必须不断调整完善。 四是建立起比较严格、规范的住房法律实施体系。国际经验表明，住房政策有效落实不仅依赖于完备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一些国家制定了具可操作性的执法程序，引入专业化监管机构，通过严格执法，对违规行为形成有力打击，提高了住房法律法规的严肃性。 主要问题以及政策建议 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也出台了一些住房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是，总体来看，我国住房立法在统一性、权威性、协调性等方面仍存在较多问题，住房法律体系尚不完善。 一是缺乏系统完整的住房法律体系框架。尽管我国围绕商品住房、住房保障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一些法规或部门规章，但由于目标和背景各不相同，这些法规和规章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不足，一些法规和规章之间缺少相互配套和有效衔接，导致住房政策目标出现左右摇摆。 二是现有住房法律层级较低，缺乏权威性。到目前为止，我国既无一部完整的《住宅法》，也没有一部规范的《住房保障法》，仅有的一部关于住房的行政法规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而多数住房法律形式是以国务院和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为主，还有一些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等部门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部门文件。与人大的正式立法相比，这些法规和文件的法律层级相对较低，缺乏权威性和严肃性。一些住房方面的规范甚至不得不依靠行政手段来完成。这不仅造成了住房问题的责任难以合理界定，而且有些住房政策之间相互矛盾，容易使政策初衷在不同利益的博弈之中被消解。 三是缺乏有力的法律监督和执法机制。一方面，对人民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住房市场不规范行为缺乏有力的监督和惩罚机制。例如“囤地、捂盘”受到的惩罚与所获市场收益之间严重不匹配，导致现有监督机制效力较弱。另一方面，对于住房保障分配过程中的失信行为缺少明确的法律制约，例如对于住房保障中的虚假申报、转租牟利、恶意占用等问题，还没有专门的法律做出规定，导致失信成本过低。再一方面，以国务院及相关部门规章为主的法律形式，在地方执行时往往打折扣，甚至变相突破规定，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使得一些法规和规章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结合我国住房法律体系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住房立法的实践经验，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完善我国住房法律体系： 一、尽快制定我国住房的基本法律。坚持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通过《国家住宅法》进一步明确“人人享有适当的住宅”的核心目标，强化对“居住权”的法律保护，确保居民基本住房权利，让住房真正回归居住本质。明确规定政府有责任为居民家庭实现居住权提供帮助和支持，同时，政府有义务促进住房市场的健康发展，为其提供良好的体制与政策环境。 二、尽快出台《住房保障法》，填补我国住房保障法律的空白。通过立法明确住房保障范围、保障对象和保障标准。充分考虑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趋势，根据城市新增人口因素，实现对城镇常住居民的保障层次之间的有效衔接。对于产权型保障性住房（如经济适用住房）要大幅降低获益空间，对于租赁型保障住房（如公租房），要建立长效、规范的保障性住房支持体系，尽快弥补现行财税、金融以及土地法规中的空白和不足。 三、总结经验，将符合我国国情、行之有效的住房政策上升为法律或行政法规。对自主型、改善型和投资型住房消费，建立差别化的支持体系，并以法律形式将这种差别化政策确定为国家长期住房市场调控的价值取向。通过利率、规划、税收等方面的法规修订，鼓励开发企业提供中小套型、中低价位的住房。通过法律形式建立稳定的住房调控体系，引导住房价格形成合理水平，建立完善住房问责机制。 四、强化住房法律监督和执行机制。提高住房执法效率的根本在于，进一步明确住房开发、交易、中介服务、物业管理等环节的法律监督机制，依法建立专业的住房执法机构，并赋予一定的权力和职责，切实维护住房法律的权威性。 （作者分别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市场流通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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