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论文

协同治理论文

协同治理论文 篇1

社会实践作业课题

协同治霾：京津冀协同治理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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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协同治霾：京津冀协同治理大气污染

近几年，大气的污染，在我们国家，特别是京津冀地区，已经成了屡见不鲜的事情。或新闻、或茶余饭后，人们谈论的，也多了这么一个污染的话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小组进行了几次讨论，以及查阅了相关的资料，以下便是我们小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分析。

我们小组的六个同学，其中有两个同学来自我国的南部城市。根据他们的描述，在我国稍微偏南部一点的地区，在大气污染的问题上都明显要好于京津冀地区。他们的家乡，一个处于长江中下游流域附近，一个靠近我国东海海域，都是环境优越，空气质量十分好的城市，蓝天白云随处可见，他们十几年的生活，从没有遇到过雾霾，也就是说在到天津上大学之前，也未曾接触到“雾霾”这个词语。

这张图片是长江中下游流域的一张照片，没有经过任何的后期处理，只是随机拍摄下来的一张，足以证明当地的空气质量是非常好的。

另外下面这两张：

这两张是福建省厦门市的两处景色的图片，同样也是万里无云的，相对于天津的环境，他们的评价是在生活与学习的这段时间，只有一天遇到过这样类似的天气。蓝天白云随处可见，在现在的生活中，似乎成了一种奢望。

我们小组另外的四个同学，则都是来自河北省，也正为我们小组选择的这个课题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分析和看法。

“雾霾”的解释：

把“雾霾”分开就是“雾”与“霾”，“雾”是指空气中的湿度较大，水汽的含量比较多，而“霾”则是指由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等粒子组成的。在两个南方组员的印象里，雾确实是出现过的，表现出来的也只是白茫茫的一片，而并非是雾霾所造成的灰蒙蒙的一片。“雾”和“霾”相同之处都是视程障碍物。但“雾”与“霾”的形成原因和条件却有很大的差别。“雾”是浮游在空中的大量微小水滴或冰晶，形成条件要具备较高的水汽饱和因素。出现雾时空气相对湿度常达100%或接近100%。雾有随着空气湿度的日变化而出现早晚较常见或加浓，白天相对减轻甚至消失的现象。出现雾时有效水平能见度小于1KM。当有效水平能见度1－10KM时称为轻雾。

“雾霾”出现时，空气都比较混浊，颗粒物污染较为严重，空气质量较差，特别是霾和浓雾的天气，因此应尽量避免在此期间进行户外活动。雾霾对人的危害主要是集中在呼吸系统这一方面，引起或加重慢性咽炎以及慢性支气管炎的出现，其他方面则因为浓雾天气压比较低，人会产生一种烦躁的感觉，血压自然会有所增高。此外，由于雾天光线较弱及导致的低气压，有些人在雾天会产生精神懒散、情绪低落的现象。还会更容易引起交通事故的出现。

雾霾天气时，近处街景的状况：

雾霾天气时，城市鸟瞰的状况：

以上总结了雾霾形成的原因和危害，也展示了部分南北方城市空气质量的照片，就雾霾这个话题来说，真正造成这样的主要原因还是我们国家在发展的时候，对污染物的排放过多以及排放不合理。

针对雾霾的治理，我们讨论分析以后，总结出以下内容： “减少污染源，削减大气污染物是解决雾霾的根本之道。”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庚辰说。北京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李洪说，据《关于北京市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在重点排减企业中，北京共有58家企业实现了停产，完全切断了污染源；41家企业通过降低生产负荷，减少污染供需，实现30%以上的污染减排；强联水泥、平谷水泥二厂等均实现全部停产，水泥行业也实现了30%以上的减排任务。

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市区汽车车轮和路面尘埃的接触频率和面积，应将花圃和路肩做得比汽车通行的路面低，这样雨浆水和污染洒水就会从马路中间流向花圃下的土壤。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在350座城市很少观察到这种防范颗粒型扬尘污染的设计。

同样，为了最大限度隔绝城外车辆和施工车辆带来扬尘，可以在城外带尘车辆（运煤车和其他长途车等）入城时在城市关口收费站边设立喷水清洗轮胎、底盘的环节，在城内施工车辆进入马路时设立遮盖和清洗轮胎、底盘的环节，但很多城市往往只有入城后的终端罚款机制而没有入城时的清理预防机制。可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缺乏扬尘构造治理要求，缺乏预防机制的行为才是构成雾霾形成的第一源头，施工工地和经济发展数量及规模仅仅是二阶污染。

我国不少城市环境治污目标仍然偏离颗粒性雾霾治理。多年来，我们在环境治污方面向西方标准看齐，如长期把欧

2、欧

3、欧4甚至欧5标准付诸监管细则，不符合上述排污尾管标准的车辆不能出厂，不达标的烟囱推倒、迁移，但这些管理细则只是对气体性污染有效。对于颗粒性污染大户——黄土平高原地区污染构造形成的任何理解，几乎仍在我们城市管理部门的理解能力之外。

同时，雾霾的出现还在于在深层制度的缺失。长期以来，我国城建基础设施和园林绿化招投标过程都是“手拉手”式的场外交易，招来招去都是那几个关系实体，外部先进的管理和竞争技术以及环境保护、污染治理观念进不到这种半公开式的双边交易过程来。雾霾其实是这种深层制度缺失后长期累积的外观现象。

治理雾霾不能单是环境保护部门的任务，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应该尽快建立符合中国地理现实的防治颗粒型污染通则和落实细则，督促城市管理部门和建设部门按照标准落实，并尽快将上述细则落实到城市建设、园林绿化招投标过程中，开放相关关联要素市场，推动施工单位、部门按照环保理念施工建设。最后，为普通老百姓修好的提案、建议也应出现在两会代表、委员的视野当中，带动社会从细微处着手治理雾霾。

治理雾霾是持久战而不是运动战。

持续高发、频发、连片、且越来越严重的雾霾,使城市空气污染问题成为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漫天的雾霾,让不少人感受到了一种无力的焦虑和无解的迷茫,不知道怎么去消除。这种“雾锁霾困”之下的无力感使上上下下痛定思痛,高层重视、公众呼吁和随时可能再来的雾霾的倒逼下,地方政府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治理雾霾,有的着力治标,有的着力治本。

中国很多问题的“解”都是这么被现实“逼”出来的,看得见、躲不了、无人能幸免的雾霾迫使政府将“治理”提到了最重要的议事日程。比如辽宁开出了“雾霾罚单”,对雾霾严重的城市开出罚单,以罚促改；北京将开展人工消减雾霾试验,用人工降雨等物理方法消雾；石家庄治雾霾一天拆除18家水泥企业,据称将减少大约64个火车皮的粉尘排放；雾霾较严重的省份河北省明确表示,要削减近三分之一钢铁产能来治理大气污染。同时,专家也建言献策,提出发展核电可解决雾霾。

雾霾问题能上升到一个如此的高度，足以证明它的危害性，所以关于京津冀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计划是非常有必要而且亟待实施的。

在谈霾色变的当下，严重雾霾的不时侵扰，不断凸显出治霾的紧迫性。

而据相关媒体从北京市环保局了解的情况，日前“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协调处”已正式设立，主要负责“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办公室”的文电、会务、信息等日常运转工作。

根据市环保局官网上对“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协调处”的介绍，“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协调处”受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办公室的委托，主要承担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联防联控的具体联络协调工作。其主要职责是负责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办公室文电、会务、信息等日常运转工作。据了解，市环保局同时增设的还有“应急管理处”。该处将承担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的具体工作，同时负责本市环境保护应急管理工作；组织编制、修订环境保护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培训、演练和应急值守；组织协调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生态破坏事件以及跨区域污染纠纷的应急处置等工作。

政策关注治霾目标已经明确。

3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到沈阳铁西区远大科技创业园考察，其对企业自主研发的PM2.5过滤、脱硫脱硝设备非常关注，并详细询问了技术推广实用以及成本投入情况。李克强总理鼓励企业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尽快推广应用新技术，一方面治理雾霾天气，同时带动发展环保产业，一举两得，将目标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各级人民政府和企业身上。

事实上，早在去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并提出大气污染防治的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政策举措；紧随其后在同年的9月16日环保部又印发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的通知，要求加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力度，切实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也正是基于这一实施细则，未来京津冀大气污染的治理目标跃然纸上。

据悉，该通知提出，经过五年的努力，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力争再用五年或更长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全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具体到任务方面，一是要实施综合治理，强化污染物协同减排，全面淘汰燃煤小锅炉。二是加快重点行业污染治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幅度削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三是深化面源污染治理。

其中，电力、钢铁、水泥、有色等企业以及燃煤锅炉，要加快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与改造，确保按期达标排放。到2015年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新建和改造燃煤机组脱硫装机容量5970万千瓦，新建和改造钢铁烧结机脱硫1.6万平方米；新建燃煤电厂脱硝装机容量1.1亿千瓦，新建或改造脱硝水泥熟料产能1.1亿吨；电力、水泥、钢铁等行业完成除尘升级改造的装机容量或产能规模分别不得低于2574万千瓦、3325万吨、6358万吨。同时，实施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综合治理工程。到2014年底，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完成油气回收治理。到2015年底，石化企业全面推行“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完成有机废气综合治理。到2017年底，对有机化工、医药、表面涂装、塑料制品、包装印刷等重点行业的559家企业开展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

该通知还要求统筹城市交通管理，防治机动车污染；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严格产业和环境准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不得审批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不再审批炼焦、有色、电石、铁合金等新增产能项目，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临近京津冀的地区）不再审批炼焦、电石、铁合金等新增产能项目。

此外，还要健全监测预警和应急体系。到2015年底，北京市、天津市各建设3个国家直管监测点，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济南、青岛等城市各建设2个国家直管监测点，其他地级城市各建设1个国家直管监测点，逐步建成统一的国家空气质量监测网。

协同治理论文 篇2

一、教师教育中的协同优势

“协同优势”一词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最初主要应用于商业领域的分析,随着研究进展,协同优势理论逐渐形成,并跳出单纯企业分析的局限,成为包括公共事务在内的诸多协作问题的分析范式。胡克斯汉姆认为,当协同各方达成某种创造性结果或某一目标时,便达成了“协同优势”,这一成果或目标是各参与方凭借一己之力无法实现的。[1]协同的优势在于增值,即通过联合以获得价值增加。

“教师教育”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教师教育侧重于对象理解,是指对教师群体所进行的教育,即教师的职后教育;广义上的教师教育则侧重于职业理解,是指从事教师这一职业所需要接受的教育,包括职前培养与职后教育。其实,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教师教育,都存在着三个主体,即教育行政部门、教师教育机构及教师个体。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宏观层面的教育管理问题,即制定政策与行为监管;教师教育机构负责中观层面的教育实施问题,即课程设置与行为实施;教师个体则负责微观层面的教育内化问题,即知识接收与实践转化。三个主体间自动形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协作关系,都以培养高素质、高能力的教师为共同目标,而且这种协作从主体的主观性来讲并不存在着契约性约束,缺任何一方都无法完成这个目标。教育具有社会性和私人性双重特征,对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教师素质的高低关乎整个国民素质的高低,为提高教师素质所进行的教师教育势在必行;对于教师教育机构,培养高素质的教师不仅是其职责所在,也是其生存所依;对于教师个体,成为一个高素质、高能力的教师是其最大期许。三方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为提高教师素质而努力,特别是在职后培训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教师有了参加培训的机会,其专业素质有了较大提升。

二、教师教育中的协同惰性

协同优势理论在强调协同优势时,也提出了“协同惰性”概念。协同惰性(collaborative inertia)指的是协同行为并未取得任何比较显著的绩效成果,取得成果的效率过于低下或者为取得成功所付出的代价过大。[2]协同优势代表的是由协同所形成的潜在利益,即超越单个组织能力范围的产出;协同惰性所代表的却是由协同所存在的微弱、缓慢和困难的进展,而这恰是实际中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3]

实践中,理想中的优势因协同惰性的存在而使教师教育在某些方面处于高成本与低绩效状态,且这种惰性常被人们想当然地忽略。有研究者曾指出,当前我国教师教育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培养的教师质量较低,表现为知识结构单一,能力素养较低,发展后劲不足。[4]以教师职后教育为例,来透视协同惰性的影响。为了提升教师的专业化素质,教育行政部门要求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在内的所有教师都要进行继续教育,并且将教师继续教育纳入了年终考评与职称晋升的必备条件之列。每年,大量的中小学教师到高校去接受再教育,大量的高校教师通过不同形式进行着公共的和专业的再培训。教育机构提供的继续教育培训,在许多受教育的教师看来,所培训的内容有许多并不是自己所需要的,但为了完成继续教育任务,不得不耗费时间、精力来完成它。久而久之,教师对继续教育的进行会有一种排斥心态,最终的结果是提升教师的专业化素质之目标并没有真正达到,许多努力都流于形式。这种情况在中小学教师培训中存在,在高校教师培训中更加突出。在高校教师继续教育中,分公共课和专业课两种学分。从公共课的培训内容来看,大多都不符合高校教师的真正需求,对于他们来讲,那些常识性培训内容早已掌握。而专业培训上,由于专业不同,就由教师自行安排。其实专业培训对于高校教师来讲,才是他们真正所需要的,他们需要到名校去进行专业研修、访学,但这些往往不能实现。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状态正体现了教师教育中协同惰性的存在。

三、治理中的协同:克服教师教育协同惰性的重要路径

教师教育治理是指教师教育主管部门基于善治需要,在尊重教育发展规律前提下,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协调处理各主体、各要素之间复杂关系的过程。具有公共政策性质的教师教育与协同优势、协同惰性相联系时,教师教育中的“治理”便与“协同”联系了起来,成为克服协同惰性,实现协同优势的重要路径。

教师教育出现协同惰性的根源,在于协作各方信息不明、供求不符,三个主体间缺乏有效的互动与交流。如在中小学教师职后培训过程中,对教育行政部门来讲,承担着安排教师培训机构和培训内容的任务;对教育培训机构来讲,承担着具体培训行为实施的任务,当然,这种培训要与本机构的培训师资与培训能力相结合;对教师个人来讲,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安排下到教育培训机构接受教育。如果说教师个人所在的教育培训机构进行的培训内容正好与教师个人需求相符,那么,就做到了三方合作中的供需一致,其结果必然最优。而在现实中,三方虽然处于合作状态,但各方的信息对其他两方来讲,并不透明。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培训机构对教师个体的真实需求并不知悉,只是按部就班地甚至有些相当然地认为教师个体需要什么来开设相对应的课程;教师个体对教育培训的总体计划、开设情况特别是培训机构的师资能力并不清楚,而且没有自我选择的权力和能力;教育培训机构与教育行政部门之间常处于上令下行的官方关系,并以完成行政部门所布置的任务以获得名誉嘉奖和资金酬劳为具体目标。

要做到协作各方信息明确、供求相符,就需要建立协作与治理并重的教师教育协作治理模式。协作需要各方平等参与,治理则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发挥主导作用。具体来讲,需要从以下几点来构建:首先,建立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导的多主体协同体系。在三方合作中,教育行政部门应是整个治理过程的最重要主体,起着主导作用,对其他两方进行管理、协调和资源分配。其次,建立多目标协同性统一的目标体系。虽然教师教育的总目标与协作各方的具体目标在理论上并不冲突,但在具体工作开展时,会有诸多次级目标出现,甚至有的会影响到总目标的实现。因此,要使各个次级目标与总目标在协同过程中趋向一致,从而实现次级目标基础上的总目标。第三,建立多机构协同性职能设置的机构体系。教育机构承担着行为实施之功能,所以,机构设置应在职能上尽量避免重复性,以多样性的协同性的机构设置来满足教师个体的多样需求。第四,建立多课程协同性开设的课程体系。要满足教师个体的多样需求,除了机构多样性和协同性,还必须对开设的课程进行协同性规划,以课程的多样和协同来避免教师教育中的重复培训问题。第五,建立多主体协同性参与的教师教育信息采集体系与效果评估体系。只有清楚了教师个体的需求与教育机构的供给,才能根据供求来安排教师教育的机构、课程,也才能对教师教育的效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而需求、供给以及受教育者的反馈都需要大量的信息来支撑,所以利用网络平台,建立教师教育信息采集体系、效果评估体系,让各方都能利用信息资源来进行有效选择。

摘要：教师教育自身所具有的协同性特征应使其更具协同优势,但由于协同惰性存在,时常造成高成本下的低效率。教师教育的公共物品性质,需要将协同与治理并重,以治理促协同,来克服协同惰性,从而发挥教师教育的协同优势。

关键词：教师教育,协同优势,协同惰性,协同治理

参考文献

[1]Huxham.Chris.Pursuing Collaborative Advantage[J].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1993,44(6).

[2]鹿斌,金太军.协同惰性:集体行动困境分析的新视角[J].社会科学研究,2015,(4).

[3]田培杰.协同治理:理论研究框架与分析模型[D].上海交通大学,2013.

空气污染治理需要协同作战 篇3

面对愈发严峻的空气污染形势，全国各地纷纷出台了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珠江三角洲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也在日前正式印发。其中提出，当启动最高级别的区域I级响应时，将采取严格的强制性减排措施，包括中心城区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公务车封存30%～50%，大气污染物排放重点企业限产减排15%～30%，建筑施工、装修喷涂等行为也必须停止。在I级响应的健康防护措施上，则要求中小学停课，有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根据情况实行带薪休假或弹性工作制。

将重污染天气纳入应急管理，且将珠三角作为整体统一处置，既是对空气污染严峻形势的及时反应，也是行政管理和污染治理模式的创新。在应急预案的健康防护措施上，要求中小学停课，无疑是极为负责任的态度；在提出重污染天气单双号限行之外，同时强调要按照具体比例封存公务用车，而且公务用车还受到单双号限行的额外限制，这意味着重污染天气时最高将有60%～70%的公车停驶，无疑更有示范意义。

虽然相对于数量庞大的机动车来说，停驶公车对改善空气状况的贡献可谓九牛一毛，但将视角从私家车转到公车上，无疑是向现代政治伦理和责任感的回归。正如治堵方案中有无控制公车数量备受关注一样，公众在乎的不是控制公车数量的实际效果，而是政府部门向自己开刀的率先示范的公平感和责任感。

封存公车说易行难，尤其是在公车具体数据尚未公开的情况下，到底哪些公车应该封存，Ⅰ级、Ⅱ级响应时封存公车有无细分，是否落实，如何监督，同样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不独停驶公车，应急短信发送是否到位，中小学停课有无明确操作指引，不稳定污染源如何监管，目前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监管难题。正因为如此，今年1月份广州首次启动重污染天气Ⅱ级应急响应时一度遭遇手忙脚乱的状况。

这意味着，任何方案在规定条件和制定目标之外，还应有相应的操作细则予以配合。譬如，Ⅰ级、Ⅱ级响应时的封存公车名单应予报备，纪委监察部门随时进行监督，并对违反规定者做出相应处罚；再如，平时就应该收集重要不稳定污染源信息，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启动时对这些企业进行细化监管，这背后自然需要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可以说，大到地区联动，小到应急短信发送流程，细节是决定应急预案成败的关键所在。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珠三角处于经济发展的前沿，企业密布，人口聚集，既是空气污染物的主要制造者，也是雾霾危害的主要承受者。雾霾治理的重心被放置于珠三角，并没有多大的问题，但空气污染的扩散却不因地域边界而停止，佛山产生的污染会影响到广州，珠三角产生的污染同样会影响到粤东西北。科学研究也证明，城市之间大气污染的输出和输入关系非常复杂，而且输出输入的强度非常高，这就体现着联防联治的重要性。正如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厅长李清所言，不应仅仅关注珠三角空气质量，粤东西北的联防联治同样不可或缺。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层面，还是环保治理的层面来看，这种更大范围的联防联治无疑都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

空气污染集中体现着现行发展模式存在的或大或小的弊端，其与产业分布、能源政策、机动车管理方式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告诉我们，空气污染治理不能单兵作战，它不仅需要地域层面的联防联治，更需要不同部门和不同层面的协同治理，而环保部门在这其中无疑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协同治理论文 篇4

2016全球城市论坛在上海交大开幕：聚焦协同治理 共享城

市发展

10月30日，“世界城市日”主题活动之2016全球城市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论坛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国人居署和世界银行共同主办，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结合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和实践以及2016“世界城市日”主题，重点围绕城市政府治理创新、城市经济转型发展、城市交通治理创新、城市生态治理创新、城市文化保护与传承等方面，探讨城市发展共同面临的问题和解决策略，为全球城市治理与发展提供新思路。论坛现场图上海市市长杨雄在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世界银行交通和通讯技术全球发展实践局副局长任斌，联合国人居署中国办公室主任张振山，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斯宪致辞；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工作党委书记崔明华介绍《上海手册》（2016）。在论坛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揭牌仪式、嘉华大数据中心揭牌仪式、《上海手册》（2016）赠书仪式。论坛开幕式由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肖贵玉主持。随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世界银行交通和通讯技术全球发展实践局副局长任斌、多伦多大学校长梅瑞克·格特勒、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分别围绕论坛主题作主旨演讲。论坛主旨演讲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主持。上海市市长杨雄讲话上海市市长杨雄表示，“世界城市日”是首个以城市为主题的国际日，是上海世博会的重要精神遗产。全球城市论坛是“世界城市日”的重要主题活动之一，是汇集全球智慧、探讨城市治理问题的开放平台。本次论坛以“协同治理，共享发展”为主题，聚焦城市经济转型发展、生态治理、文化保护与传承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探讨城市治理面临的重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杨雄还称，当前，我们正在编制新一轮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描绘上海未来发展蓝图。我们提出，面向2040年上海城市发展的愿景是，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我们将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的新机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我们将更加注重保护和传承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在扩大开放中推进文化创新，努力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我们将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加强水、大气等重点领域的环境治理，增加更多的绿色空间，努力建设生态宜居城市。上海市市长杨雄（左），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斯宪（右）为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揭牌论坛开幕式上，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支持、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建设的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宣告成立，旨在将城市治理研究常态化，打造国际知名、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优秀人才汇聚培养基地和高端国际交流合作平台。上海市市长杨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斯宪为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揭牌。嘉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谷文胜（左）、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右）共同为“嘉华大数据中心”揭牌嘉华集团将出资设立“嘉华城市治理研究基金”，支持中国城市研究院特别是其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和发展。嘉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谷文胜、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为“嘉华大数据中心”揭牌。世界银行交通和通讯技术全球发展实践局副局长任斌致辞并主旨演讲世界银行交通和通讯技术全球发展实践局副局长任斌为会议致辞并做主旨演讲，他表示，从城市规划角度来说，上海已是一个领军的全球城市之一，也在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国乃至全球很多城市的一个样板。展望未来，中国将会进一步优化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对“人”做出进一步的投资，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模式，进一步强化研究水平的提高，并和企业、产业孵化结合起来，上海希望打造更有创新精神的产业。任斌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地方财政对于当地基础设施相关的一些拨款是需要资金来支持的，比较大的一项就是土地出让金。传统资金的来源有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地方政府大量的债务累积，商业银行发放了大量的贷款。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中央政府推出了一揽子的计划，事实上，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借款来维系经济的发展，因此地方政府财税的可持续性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传统融资的模式相当于“摊大饼”式的发展，以土地为基础的模式，把未出让的土地进行竞拍，然后转让获得收入给城市提供服务，包括供水等等，但从城市规划、环境可持续性的角度看，应提倡更为缜密的城市结构。任斌讲到，中国在新型的城镇化的背景下，世界银行的投资预测显示，新型城镇化的成本大概占到GDP的6%到7%，这也是未来数年中央政府将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做出的投资。中国的PPP项目规模庞大，涉及包括交通、水供应、城市环境修复、养老、教育等等诸多领域。在中国，越来越呼吁让市场机制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并相应去推动基础设施开发的模式和运营的一些改革，而应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如何降低地方政府的负债率，提高再融资效率，这是PPP的目标之一。联合国人居署中国办公室主任张振山致辞联合国人居署中国办公室主任张振山表示，2013年经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指定自2014年起每年10月31日为“世界城市日”，今年已经是第3年。“世界城市日”广为人知，联合国人居署也把10月叫做“城市10月”。张振山称，在过去的1年中，无论在国际、国内都发生了以城市相关的重大事件，去年9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议程》，在17个发展目标中，第一次把城市作为目标之一，要求安全、包容的城市住区。去年年底召开的“巴黎气侯大会”，成立了具有约束性的协议，城市也是气候减排的重点，最值得一提的是今年10月“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基多召开，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并通过《新城市议程》。《新城市议程》涉及到了各个方面，特别强调了包容共享的理念，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发展城市成果。《新城市议程》为未来20年城市发展制定了框架，要求各个国家要制定城市发展政策，从立法发展经济、保护环境以及规划设计方面，来推动城市的均衡发展。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斯宪致辞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斯宪表示，放眼当今世界，全球的城市化进程使得更多的人们获得了更美好的生活。但是，高密度的城市生活方式，也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空间冲突、文化摩擦、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环境污染以及贫富分化等问题。可以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依然需要集聚人类的智慧和力量去求索奋斗、实践创新。姜斯宪表示，美好的城市生活，需要卓越的城市治理。而城市治理，特别是超大城市的治理，急需跨学科、跨领域以及跨国界的各类专家的深度协同参与。这实质上，也是共同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高等院校在这一过程中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也随着知识的爆炸而显得格外突出。城市治理的实践，不仅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对理论研究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姜斯宪还表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上海交通大学决定联合校内十余所学院上百位教授，组成以提供城市治理的思路、对策和解决方案，构建国际交流合作的高端平台以及培养城市治理的优秀人才为主要目的的城市治理研究院。这个研究院也是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建设的研究院。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工作党委书记崔明华介绍《上海手册》（2016）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工作党委书记崔明华对2016年版《上海手册》的特色和亮点进行了简要介绍。2011年，为传播优秀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案例，联合国人居署、国际展览局、上海世博会执委会联合编撰了首版《上海手册》。经与联合国人居署协商，2016版手册由联合国、国际展览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及上海市政府四方共同主编，根据近几年全球城市发展的新实践，进行了全面修订。崔明华说，2016版《上海手册》聚焦近几年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实践，遴选了一批具有代表性、前瞻性的案例，进一步为各国城市吸收可持续发展先进成果、创新城市发展模式助力。《上海手册》（2016）分为6个章节，包括序言，社会融合与包容性城市、经济发展与创新城市、绿色低碳与弹性城市、文化传承与创意城市、公共服务与宜居城市等，其中案例是手册的核心内容。崔明华还表示，10月17至20日，二十年举办一次的全球性城市发展盛会“第三届联合国住房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会议”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市举行。会上，2016版《上海手册》正式向全球发布，这既是对大会倡导的“新城市议程”的一个重要响应，也代表着上海人民对大会成功举办的一份美好祝愿。《上海手册》（2016）赠书仪式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工作党委书记崔明华、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国平、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严军、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杨渝，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金晨，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总工程师刘千伟共同向青年学生代表赠送2016版《上海手册》，希望借助这次全球城市论坛，宣传城市可持续发展经验，为国内外城市管理者和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借鉴。论坛开幕式主持人：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肖贵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主旨演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表示，城市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聚集之所，对人们更好的分工合作、交流经验、分享知识、创造财富，发挥着巨大作用。从全球范围看，人类社会正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21世纪人类社会仍将继续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城市化图景。张军扩认为，全球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有两个趋势值得高度重视。第一，巨型城市或者超大型城市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20年，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将达到30多个。第二，新出现的巨型城市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比如，中国的北京、上海、深圳，巴西圣保罗，印度孟买和新德里等城市。发展中国家的特大城市发展，一方面，通过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帮助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社会，参与分享现代化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会带来一系列的城市治理问题。例如城市贫困、社会矛盾、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文化冲突等。结合中国情况，张军扩表示，特大城市发展和治理同样是非常重要、紧迫的课题。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无疑是观察和讨论特大城市发展和治理问题的最典型代表。最新一轮《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到2040年，要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的远景目标。要实现建设全球城市的战略目标，上海仍有不少发展短板需要补足，也有许多挑战需要克服。应当借鉴全球领先城市的发展经验，制定相应战略和应对政策：一是要推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二是要加快创新能力和创新体系的建设；三是着力构建绿色、宜居城市环境；四是要大力繁荣城市文化，提升城市文化的魅力；五是要实现良性的城市治理，打造安全、稳定、和谐的城市社会。多伦多大学校长梅瑞克·格特勒主旨演讲多伦多大学校长梅瑞克·格特勒表示，前几年的思想认为“地球是平的”，地理区域的重要性与日俱减。但随着互联网对全球合作的影响越来越广，另一种思想认为全球的经济不是平的，而是产生了高地，特别是在新兴国家和快速发展的地区。近年研究都较为支持后者观点，这种城镇化视角被越来越多决策者、专家和学者所采纳，他们意识到创新和创造力在城市中的重要地位。格特勒认为，上海在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一个好榜样，从农业到纺织品到区域贸易到重工业再到制造业，一直转型成为目前亚洲领军的金融服务枢纽城市。在过往历史中，上海多次成功实现了自我再造，并对中国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格特勒表示，城市以及高地形成的背后，有很多共性。集聚顶尖人才一起共享知识，集聚大量资源推动创业，使得该地区成为创新的热土。同时，在技术用户以及提供方之间不断互动，形成良性循环。从政策角度，格特勒建议，如何吸引并保留水平很高的人才？这是公共政策的优先任务之一，这是根本。同时人才培养也是本地人才最重要的来源。都市区域和研究型大学之间应该被描述为共生关系。研究型大学会滋养世界级城市的发展，属于彼此共生关系，以此为基础打造未来繁荣，实现双赢。最后对于创新，格特勒表示，创新需要持续、稳定的投资，也需要耐心，还需要能够容错。为了提升具有独特性的竞争优势，可以允许在相对较小的城市区域里进行试点、推广，而随后的成功也都是基于数年以来不断持续的投资基础之上。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主旨演讲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表示，“协调治理，共享发展”是全球城市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肖林表示，上海2050年发展战略和2040年城市总体规划一脉相承，在上海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过程中，需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要把握充满挑战和战略机遇的全球城市发展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创新在城市功能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全球城市从资本之都转向创新中心，知识经济跃升为全球的主导知识形态，人才成为全球经济的核心资源，能够为高技能劳动力提供高质量生活的城市，将更具竞争优势。同时，全球城市发展理念从注重硬实力转向以提高生活品质为核心，注重以人为本，包容和可持续发展。随着人类进入信息文明时代，能否构建绿色低碳发展方式，能否形成公平正义价值理念，吸引资源与功能集聚，成为全球城市的发展方向。另外，全球城市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全球城市老龄化问题突出，收入两极化和社会分层显著，文化碰撞和利益博弈更为尖锐，容易引发中产阶层的不满与抗争，全球城市治理亟待在包容，有序高效等多重政策目标和治理中构建新的平衡。二是要发挥核心节点的枢纽功能，打造示范效应的智慧城市。肖林指出，上海要打造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发挥枢纽功能的核心节点城市，在各个领域承载全球功能，具备全球领先的话语权。推动全球重大创新突破，发挥投资管理功能，成为全球价值链、投资链、贸易链中的重要一环。另外，肖林表示上海要在智慧城市建设上走在全球的前列，成为包容并蓄之都、深远立志之都和时尚繁荣之都，面向未来，上海将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塑造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打造一座集中展示中国梦的全球城市。三是要转变发展方式和发展模式。未来30年，上海发展将面临人口规模，土地资源，生态环境和城市安全等多因素的底线约束，面对城市开放度的提升，全球联动性的增强，上海要坚持五大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模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发展之路。主旨演讲嘉宾与现场互动 论坛主旨演讲环节主持人：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

协同治理论文 篇5

课程背景：

作为商业银行管理者，你是否经常有这样的遭遇和困惑：管理压力大、产品营销难、沟通效率低，归根结底还是基础工作不到位。产品营销难、服务质量回潮，是困扰主管行长、个金主管、网点负责人的老大难问题。

课程收益：

在银行产品、服务、系统高度同质化的今天，渠道类产品的营销不单单是为了完成当下的任务或业绩而营销，而是要从改变客户金融产品的使用习惯、培养客户和积累线上客户数量作为重点，使银行庞大的存量客户向手机银行、APP等迁移，让新增客户接受和使用渠道类产品，从而赢得更广泛的和未来的市场份额。现在客户需求已经不是简单的金融需求，也不单纯是金融产品。要做包装、营造氛围，银行卖的是情怀、是套餐、是服务、是体验；客户是买情怀、买保障、买健康、买未来。

分行层面：强调层级协同，明确给出分行、支行、网点协同管理与营销做法；关注岗位协同，清晰定位网点负责人、大堂经理、理财经理、柜员等岗位营销责任。也注重团队培养、营销氛围打造和零售业务“蚂蚁雄兵”作用的发挥。

支行层面：要营造氛围，网点大排名、个人业绩龙虎榜，组织各类攻坚战、擂台赛、网点PK赛，抓营销规定动作的落实，网点营销话术PK、产品营销群设立等等，形成营销氛围，掀起人人讲产品、人人懂产品，我要你营销变成你要营销的热潮。

客户层面：网点沙龙、客户活动、外拓营销、贵宾客户激活，开展主题营销活动、服务营销七步曲动作落实、大堂财富讲堂、网点微沙、堂前营销等富有成效的活动。突出一切为了营销、一切服务营销，处处彰显营销的新理念、新方法。

课程时间：2天，6小时/天

授课对象：分行部门老总、支行主管行长、二级支行行长（网点负责人）授课方式：

1．讲师讲解（强调重点、要点，阐释方法、办法，启发学员旧知，引导了解新知）2．案例分享（融入老师多年管理工作中的生动案例，启发学员学习和领悟）3．情景推演（引导学员提出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案，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4．视频观看（营销案例视频片段的欣赏、讨论、点评，给予学员启发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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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大纲

第一讲：银行管理者服务意识提升与协同营销

一、层级协同与岗位协同管理“十抓”工作法

“十抓”、“十要”管理法是刘老师总结出的分行、支行、网点管理、服务和营销经验，具有较强的落地推广性。强调层级协同，明确给出分行、支行、网点协同管理与营销做法；关注岗位协同，清晰定位网点负责人、大堂经理、柜员协同、理财经理等营销岗位责任。也注重团队培养、营销氛围打造和零售业务“蚂蚁雄兵”作用的发挥。1．抓思想-充分认识贵宾客户管理与营销的重要性 2．抓系统-全面梳理现有存量客户和系统的应用 3．抓服务-全面建立客户分层服务制度 4．抓客户-加强贵宾客户的管理与营销 5．抓销售-全面落实产品与服务营销规定动作 6．抓网点-通过转型全面提升网点营销效能 7．抓产品-不断创新各类产品组合营销策略 8．抓管理-大力提高系统执行力建设 9．抓活动-大力提高市场渗透率与产品覆盖率 10．抓团队-全面提高队伍营销作战能力

二、团队建设与营销“十要管理法” 1．认识要高 2．系统要用 3．服务要优 4．客户要找 5．销售要畅 6．网点要转 7．产品要熟 8．管理要细 9．活动要多 10．队伍要带

第二讲：成功客户拓展营销案例分享

一、“三包三营销”工作管理办法

/ 6 1．“三包三营销”活动的主要内容

1）“三包”即包门店，主要是包网点所在地周围的商业门市和店铺；包大户，主要是挖掘大客户、高价值客户、富人阶层；包社区，主要是包网点所在地周围的居民住宅区

2）“三营销”即营销储蓄存款、营销代理报销、营销理财产品。就是根据网点布局，利用网络地图分配包干营销区域，划定网点服务和营销半径、确定网点之间的四至，实现宣传与营销无盲点。

2．“三包三营销”工作的具体要求 3．“三包三营销”工作的评比考核

二、“六优”个人客户群体批发营销方案 1．充分认识“六优”营销战役的特殊意义

“六优”客户是优质个人金融资源的富集区和各家银行竞争的焦点，“六优”客户是我行个人客户营销的薄弱点和客户建设的重点、“六优”客户是我行开展的一系列营销活动的落脚点

2．“六优”营销战役的重点 1）第一类客户：优质代发工资户 2）第二类客户：优质法人高管户 3）第三类客户：优质私营商户 4）第四类客户：优质第三方存管户 5）第五类客户：优质拆迁户 6）第六类客户：优质高档小区住宅户 3．“六优”营销战役的策略及措施 1）明确责任，分层推进 2）细分市场，选准客户。3）划分阵地，落实任务。4）项目运作，限期完成。5）搞好竞赛，加强督导

三、个人金融业务核心客户群建设及营销服务方案 1）如何建立个人核心客户档案 2）如何运用核心客户群

3）客户群建设维护、评价与考核

四、个人金融资产“1+N”组合营销活动方案

/ 6 1）“1”指的是基础业务，即储蓄业务，是个人金融资产营销的主体；

2）“N”是个人金融资产的集成，包括自主产品和代理产品：代理保险、代理基金等各类产品

3）储蓄是主力推进器，其他产品是助推器，“1+N”就是要适应市场和客户需求，实现储蓄业务与其它产品销售的灵活转换

五、个人金融产品营销规定动作

1．售前工作流程：市分行三到位、支行两到位、网点五到位 2．售中工作流程：市分行三到位、支行三到位、网点七到位 3．售后工作流程：市分行五到位、支行五到位、网点五到位

第三讲：存量贵宾客户产品营销价值的深度发掘

一、贵宾客户分层服务的目的 1．落实管户责任 2．提升服务水平3．提高客户黏性

二、贵宾客户分层怎么分 1．硬性分层-系统判断

2．软性分层-个性化分层、加入人为因素、一户一策

三、为什么要做客户分层 1．不断改善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 2．更好地分配银行服务资源 3．促进一般客户向贵宾客户转化

4．客户分层能够提升客户层级、提升贡献度

四、分层服务与营销的做法 1．摸清家底 2．完善信息 3．全部指派 4．两个明确 5．向谁营销 6．营销什么

五、网点负责人-如何分配客户

/ 6 1．熟户认领 2．价值优先 3．熟户定义

六、客户分群的理念及在贵宾客户管理中的价值 1．按资产状况分群 2．按社会背景分群 3．按兴趣爱好分群 4．按年龄结构分群 5．按客户性别分群

七、网点负责人-如何跟踪贵宾客户管理 1．每日 2．每周 3．每月

八、网点负责人-管户效果评估 1．二次分配客户 2．满意度调查评估 3．数据指标变动评估

九、贵宾客户服务与营销的四大核心流程1．客户识别 2．引导推荐 3．服务营销 4．客户维护

十、贵宾客户维护的六大关键点 1．客户价值判断 2．客户高效沟通 3．客户需求分析 4．产品组合营销 5．客户价值提升 6．客户关系管理 互动及演练

演练内容：沟通演练、通关演练 / 6

互动演练：整理思路有效表达-桩子理论演练

船舶船员协同管理 篇6

一、船舶船员协同管理介绍

以船舶、船员数据库为基础，以船舶动态为主线，依靠信息化手段实现船舶船员业务共享、船舶配员自动核查、船员任职自动校验、船员资历自动采集和船员动态实时监控，有效解决船舶船员不足、船员假证、人证不符、假资历等问题，促进水上安全，维护航运市场公平有序，保障船舶适航、船员适任。

二、船舶船员协同管理带来哪些好处

1、便捷办理船舶进出港手续，提高船舶劳动效率。通过刷船员身份证快速完成船员任职信息登记，船舶签证更快捷，数据质量有保障。

2、保护船员权益，创建公正、公平就业环境。通过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和派出单位派遣报务等方式采集权威、真实的船员资历，有效避免资历造假；通过船员履职过程信息的全面、准确记录使船员 资格、专业技能评价更加客观；通过对船舶船员、船员证书等 信息联网即时校验，便于遏制使用假证、一证多用、签证黄牛、租借证书、配员不足等现象。

3、提升船员服务质量，促进船员市场健康发展。船舶船员协同使船员资历实现电子化管理，为无纸化办证奠定基础；通过权威信息发布，增强船员 市场的透明度，为船员培养、招募、服务政策制定等提供支持，促进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

三、友情提醒

1、自2013年4月1日零时起，所有进出港中国籍海船在第一次办理进出港手续时，应携带在船中国籍船员（持适任证或见习船员）的二代居民身份证、《船舶签证簿》或船舶IC卡或公司相关证明材料（如公司开具的船员派遣单、服务协议或劳动合同等），集中办理一次船员任职登记，完成在船船员信息的初始化。4月1日仍在境外的中国籍船舶上任职的持证船员由派出机构在4月15日前通过船员电子申报系统中的“船员派遣信息报备”模块完成船员任职信息报备登记手续。

2、自2013年4月1日起，已经办理过船员 任职登记的船舶发生船员变更时，应携带解职下船和新上船任职的船员的二代居民身份证、《船舶签证簿》或船舶IC卡或公司相关证明材料（如公司开具的船员派遣单、服务协议或劳动合同等）办理船员解职变更登记。

3、对于在境外上船任职和解职下船的中国籍持适任证船员和见习船员、船员 派出机构应在船员 上（下）船 后5个工作日内，通过船员电子申报系统“派遣信息报备”模块完成船员派遣信息的报备工作；外派海员按现行要求报备派遣信息。

协同治理论文 篇7

一、社区协同治理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1.城市社区

社区是由人口、地域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组成的社会共同体, 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位, 也是社会建设的落脚点。社区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1887 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 他强调的是社区作为共同体的含义。随着社会变迁和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社区”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根据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所定义的社区概念, 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本文中主要研究的是城市社区, 因此就将其界定为聚居在城市中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2.治理

“治理”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和希腊语中“掌舵”一词, 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关于治理的定义, 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是全球治理委员给出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 又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者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从治理的定义中不难发现, 参与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 不仅是政府, 还可以是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 所以治理就不仅仅是政府统领的范畴了。其实, 治理是一种新公共管理, 它更加的注重协调、互动和合作。为了满足公众需要, 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一系列的多元主体承担着公共事务的治理职责。这些主体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相互合作、达成共识, 使不同利益和冲突得以调和;它们除了受到法律的约束, 也要进行相应的自我管理。本文探讨的社区治理也是相对于传统的社区管理而言的, 因此依据治理理论, 社区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来实现治理目的, 这就是社区协同治理。

3.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治理理论是从治理理论发展而来的。协同治理是指在公共生活中, 由各权力主体构成的一个开放性的整体系统, 依靠行政、法律、舆论等各种手段, 使混乱无序的诸要素相互协调、共同作用, 产生一个有序的协作系统, 实现力量的整合, 从而高效地进行公共事务的治理, 最终达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协同治理的实质就在于各主体间密切配合、协调工作, 从而能够产生整体作用大于部分作用之和的效应。

在我国, 第一次将“社会协同”写入报告中的是党的十七大, 那时起, 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充分认识到协同治理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新型城市化”的理念, 强调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道路。这里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一方面是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特征为协同治理的实现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是转型时期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强烈要求实现各主体间的协同。

目前社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政府干预过多、行政色彩过浓,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区自治能力的提高和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由于社区本身是一个开放而又复杂的系统, 良好的社区治理就应协调各方面力量, 充分地利用各方面资源, 促使社区治理良性发展。而社区协同治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 它强调整合社区治理的各类资源, 激发社区自治组织、市场机构以及社区居民等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并建立政府调控、社区自治和社会调节力量间的协同机制, 依靠各主体之间的协调合作, 形成有序的治理结构, 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

二、城市社区协同治理实践分析

近年来, 我国各地在城市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践探索中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有许多实证案例, 如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社区引入“政府购买服务”模式, 通过政府与社区的协商互动, 使各权力主体协同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中来, 但也出现了协同缺乏灵活性、考核缺乏全面性、治理缺乏自主性和有力的支撑等问题;在昆明市江北社区治理实践中, 初步理顺了基层管理体制, 以社区服务为龙头, 调动各主体参与开展社区事业, 但行政化倾向严重、现有主体间互动不足、自治功能缩小化等问题也严重影响着社区治理的发展;绍兴市北海街道社区调动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 在治理过程中各司其职、发挥自身优势, 选择了多样的治理机制, 治理的过程也公开民主, 但是社区治理过程中也存在着权力主体责权错位、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社区组织培育不良等问题。

同时, 笔者选取了南京市汇林绿洲社区的协同治理实际案例, 并对其多元协同治理的实践进行具体分析。汇林绿洲社区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东北角, 占地面积约0.75 平方公里。社区中各治理主体都肩负着自身的治理职责, 为实现社区治理的良好发展贡献着力量。在汇林绿洲社区, 社区党委加强与鼓楼区人事局党支部的共建工作, 请他们为社区党员上党课, 为社区居民举行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法制讲座, 从而提高社区党员、居民的思想觉悟和法制观念。如社区党委邀请鼓楼区委党校教授为社区党员带来公开党课, 60余名社区党员、10多名居民代表参加公开党课。社区党委除了定期举办公开党课做好群众工作之外, 还依靠其领导作用积极举办各项活动, 组织社区党员和居民积极参加, 为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汇林绿洲社区隶属于鼓楼区中央门街道, 但是政府并没有对汇林绿洲社区直接进行管辖, 而是以工作站的方式存在。社区中的工作站主要起到窗口的作用, 工作站了解社区情况, 既能向政府报告社区状况, 又能向社区传达政府指导精神, 因此政府能够给予社区充分的自由。

通过实地走访调查, 笔者了解到汇林绿洲社区是一个居民自治程度比较高的社区, 城市常见的居民委员会在2008 年后更名为汇林绿洲社区, 具有综合性的功能。成员主要由小区内居民民主选举产生, 并且每三年都要进行换届选举, 以保证社区活动的高效性。社区与工作站相协调, 承担了解决居民各项生活方面问题的责任, 包括衣食住行以及各项活动的举办, 如举办居民活动、组织社区老年人晨练等等。经过访问, 笔者得知社区还采用了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工作方式, 充分考虑到居民年龄层次的分布。在公布一些重大事件时, 社区工作人员会在社区的各个公告栏贴通知, 这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另外, 汇林绿洲社区还开通了微信公众号与官方微博, 积极运用新媒体与时代接轨, 年轻的社区居民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了解社区政策和动态, 对社区问题进行反馈和监督等, 微信微博都得到了居民的广泛关注。社区的业主委员会, 由各业主推选的业主代表组成, 完全属于自发形成。业主委员会能够充分了解业主们的需求, 然后将需求诉诸开发商以及社区, 从而来维护业主利益。这样, 社区中凡是关乎居民利益的大事, 都交居民讨论决定, 让居民参与监督管理, 同时也将社区工作运行透明化, 这就是居民在社区协同治理中的意义。这样, 不仅满足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而且还调动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汇林绿洲社区的做法也为其他城市居委会的工作方式提供了一种参考, 创新工作方式能让社区居民自治的参与度更高。

社区中的其他社会组织也在服务中寻找定位, 方便居民生活, 沟通居民关系, 凝聚社区居民团结力。社区拥有各种居民团队, 其中社区“中老年女子腰鼓队”是由社区出资购置腰鼓, 队员自行管理, 在满足社区居民的日常娱乐之外, 也为社区活动营造了良好的气氛。社区还组织了社工经常对社区的花坛、回收站等进行集中清理, 给居民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除了这些, 社区中负责退休管理工作的社工定期为社区老人过生日, 并且定期举办退休人员“老人节”文艺汇演。由社区居民组成的社区志愿者还戴着“文明引导志愿服务”的红袖章, 主动在社区辖区范围内的公交站台为过路市民指路。

社区还加强与驻区单位的沟通与联系, 充分整合、利用社区资源, 如引进南师大美教基地、青云巷小学、青云巷幼儿园等志愿者资源, 为社区居民和青少年提供各类便民志愿者服务;还联合第二医院走进汇林绿洲社区, 为大家带来老年恶性肿瘤的预防科普讲堂等。社区与驻区单位的合作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更好的服务, 也给社区文化建设增添了新的活力;而社区文化活动的成功开展与不断创新, 也使驻区单位得到了关注度与美誉。这无疑是双赢的, 同时也体现出驻区单位在社区协同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从汇林绿洲社区的多元协同治理实践中, 可以发现相比之下政府的干预减少了, 各主体都能够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出一定的作用, 但是前面提到其他几个实证案例存在的问题, 在汇林绿洲社区中也有部分体现:多元主体间的角色定位还不是十分明确、职责存在冲突、主体间的协调互动不足等。不可否认的是, 这离理想的多元协同状态还有一定距离, 还不能完全做到社区治理过程中各主体的相互协调、积极配合、共谋发展。

三、发展与完善社会协同治理的相关建议

1.明确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 确立平等的主体关系

⑴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 党组织主要包括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居民区党支部等。社区党组织是社区组织的领导核心, 社区党支部对居委会的领导应是政治上的领导。因此, 社区中的党组织应主要在政治、思想、组织和日常生活等方面起到指导作用。

⑵政府组织。政府组织包括街道办事处、政府职能部门延伸机构如派出所等。政府是社区治理的主导力量。在社区协同治理中, 政府应避免行政干预色彩过浓, 要逐步减少对社区的直接干预, 从行政权力向社会权力转变, 履行服务型政府职能。可以借鉴上述社区的做法, 政府设立社区工作站, 起到窗口的作用。同时, 政府还应大力培育社区居民自治能力, 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 适时适当地从社区治理中退出, 让自治组织更具自主性, 这也是社区协同治理的主要发展方向。

⑶社区自治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包括居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 其主要任务是依法实现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按照居委会组织法的规定, 居委会成员应由居民选举产生, 向居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居委会要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与支持下, 充分发挥自治的职责, 做好“分内之事”, 进行具体的公共事务管理, 包括:调解民间纠纷、办理公共事务、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宣传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协助政府部门办理各项工作、向政府反映民众意见等。社区中的业主委员会主要由本社区的业主代表组成。业委会是基于产权的基础上而产生的、代表业主维护房产权益的自治组织, 它是业主与物业公司、居委会的沟通桥梁。其主要职责包括选择物业管理公司并与其签订服务合同、监督物业公司履行合同内容、向业主报告物业管理情况并向物业反馈意见等。

⑷其他社区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是以社区为主要活动区域, 以服务居民、满足居民需求、促进社区发展为宗旨, 活跃在基层的服务性、自治性组织。除了上面提到过的业委会以外, 还包括一些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服务组织、居民自行组建的文体活动组织等。社会组织应联系社区实际, 积极开展各项社区文化活动, 鼓励社区各类成员参与, 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社会组织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接受政府和居民的监督, 从而形成多元合作、良性互动的社区氛围。

⑸社区居民。社区居民是社区治理的根基。因为居民是社区治理的利益直接相关者, 所以社区治理归根到底是居民自己的事情, 其主动参与社区治理活动是社区发展的依靠力量和长久动力。居民要有“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精神, 要真正地、积极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这主要体现在居民参加居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的选举活动, 参与集体讨论决定, 对社区重大事项提出意见和建议等。社区居民也应该对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的各项工作进行民主监督。

⑹社区中的企业和单位。社区中的物业管理公司, 本身就是社区治理的直接参与者。物业公司要遵守国家规范, 按照合同提供服务, 收费要与服务质量相称, 不能侵犯业主的权益;还要与业委会进行有效地沟通, 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还有就是驻区单位, 指在社区管辖的地界内的企业、事业单位、行政机关等组织的总称, 一般不直接参与社区内具体管理与服务活动。驻区单位要与社区其他治理主体共商社区治理大事, 解决社区发展面临的难题;还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人才、资源优势, 为社会治理提供有力的支持, 适当地也要为社区提供志愿服务。

2. 健全治理主体间的协商互动与合作机制

社区协同治理不仅是各个主体各司其职, 而且还要加强各主体间的协同合作, 因为多数公共事务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进行协调互动才能得以处理。“治理失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治理过程中信息交流障碍。因此, 社会协同治理需要在多元主体职责分明的基础上, 疏通各主体间信息交流的渠道, 创建协商讨论的平台, 加强合作, 化解治理过程中产生的矛盾, 这样才能整合各种治理资源, 形成合力, 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具体地可以通过协商决策机制、第三方监督机制等, 来使社区协同治理得以有效实施和良性发展。

3.设定社区治理阶段性目标, 建立社区治理成果评估机制

目标是行动的灯塔, 社区治理也应该设定阶段性的目标, 为社区治理指明方向。社区治理阶段性目标可以由各主体共同拟定, 发现社区存在的问题, 明确下一阶段应该为社区做哪些实事。相应地, 也应该建立社区治理成果评估机制。在目标阶段过后, 由评估机制评估阶段性工作是否达到了目标设定, 从而监督和督促社区治理工作不断取得成果, 促进社区治理体制健全与完善。

城市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 也是社会治理的一个起点。由传统的社区管理向着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各地的实践探索中可以发现, 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协同模式虽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是离社会善治还有较远的距离。因此,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 多元协同治理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 这就需要政府、社会、学界等各个阶层的共同努力, 在实践中不断地创新发展社区治理体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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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任映红.城市化进程中城郊社区建设的多元主体及行动选择[J].观察与思考, 2013 (3) :18-21.

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制度设计研究 篇8

[关键词]协同治理；地方政府；府际协同

一、我国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一）公民社会的兴起

中国的公民社会孕育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成长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征程，契合于中国国情。中国的公民社会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和过渡性的特征，在组织规模和活动能力等方面也存在“弱质”等问题。其中，公民社会的协同价值是民主政治的前提。

公民社会作为多元协同的载体，培养了社会公众的协同能力。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含有多元的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组织各不相同，主要体现在思想文化、基本理念、生活方式和政治诉求等，处于社会网络中的民间组织，聚合并表达自己成员的诉求，并与其他的组织合作并谋求发展，在这些互动中，逐渐培养组织成员的集体意识、合作习惯和公共精神，同时也培育了组织成员与他人沟通、交流和共同行动的能力。

同时，公民社会的公共理性构成多元协同的精神基础。公民社会具有强烈的集体自我意识，成员将自己视为集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作为公民社会中的成员所共同认同的包含道德规范、习俗规范和纪律规范等价值体系。

公民社会的发展促进社会公众与政府合作，推动协同治理。协同治理是对国家与社会二元论范式的突破，要求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政府、政府与公众、社区与居民之间相互沟通交流、协商决策、共同行动，从而在政府的行政功能和社会的自治功能之间进行良性互补，形成社会管理和政府服务的合力。

（二）地方治理范式的轉换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我国进入全面转型期，管理型的政府治理面临新的社会环境。如社会组织的不断壮大、新需求和新力量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价值理念多元化和需求的多样化、政府和市场的多元互动关系，促使着政府、市场和社会构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

1、从效率行政到民主行政的转换

民主行政是区别于传统行政理性范式的，认为民主是国家的基石，政府是在人民的意志上建立起来的，民主的精神贯通于政府的治理范式之中，政府维护人民的利益，公共利益的实现是政府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目的，人民的利益是民主行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政府在民主行政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行政资源的使用效率，注重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平性，维护社会正义，不仅强调决策制定的开放性，更强调政策执行的开放性，组织公民有序的参与政治生活。

2、从控制导向到服务导向的转换

作为人民的政府，理当以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政府治理范式转换的根本目标。这就使政府从管理者变为服务者，施政目标由党政机构裁决转变为以民众诉求为导向，从成本—效益为考量标准转变为以公众满意度为导向，从政府单一垄断变为民众共同参与的局面。

3、从国家单独治理到国家与社会协同治理转换

一方面，我国面临多元动态的社会复杂环境，行动的相互依赖性，使政府的不可治理性的可能性增大。另一方面，政治治理并非是政府单方面的行使权力，而是由社会和公民与政府进行的良性互动，政府与公民和社会已经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协同治理主体。加强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关系，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优化配置，通过政府生产性和服务性功能的转移，将民间社会资源有序导入国家和社会发展体制内，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决策、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协同治理机制。

4、从权力集中到适度分权的转换

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多元利益价值的共存，社会变革的加速都使得中央集权面临挑战。而适度的分权显然可以弥补其不足，首先，地方对中央的失误具有更强的免疫力、个人权利和自由受到保护，同时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得以充分的发挥，适度的竞争产生良性效果。因此，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适度分权，在纵向关系间形成良性互动是我们治理范式的一个基本方向。

（三）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既是服务型政府的核心内容，也为地方政府协同治理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与以往的政府治理范式相比，服务型政府更加注重公民作用的发挥。离开公民的参与，政府的改革与转型将失去主要动力，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将不会有实际发展。因此，构建服务型政府首先要培养具有公民意识的现代公民。现代公民是协同治理的基础，他们能履行其国家主人的职责，以强烈的公民意识去参与公共政策的执行。

服务型政府需要有完善的政治制度作为保障，在中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更需要以民主和法治为保障。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要求以民主的精神使各参与主体得到公正平等的保证，包容差异性，平等协商，共同讨论。

与此同时，在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协同治理是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多元主体能否协同和如何有效协同要依赖党的正确领导。因此，只有不断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增强党的领导力，地方政府协同治理才能有政治保障。

公共政策是现代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最重要的手段，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就是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公共产品是否优质不只应由政府评判，更应该由社会及公众来决定，这就使得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社会组织的协同具有不可或缺性，政府所需和社会所愿具有共同性，他们的目标都是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

二、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协同治理面临的困境

（一）中央协调机制缺乏和地方协同的意愿及能力不足

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长期处于一种权力不对等的状态中，中央政府以监督者的身份来看待地方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需求了解不够，对地方民众的诉求判断不准，以致在公共问题和危机出现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能机动灵活的协同起来。造成如此困境，是因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欠缺伙伴互动、平等合作的共识，加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政的过度控制，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由于这种协调机制的匮乏，地方政府逐渐失去积极性，过度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决策和安排，中央政府的介入才能解决问题。

（二）地方政府的财政不足

我国1994年实行分税制，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分税机构分别征管，在核定地方收支数额的基础上，实行了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等。通过征收增值税，将75%的增值税收归中央，而地方只能获得25%的收益。但是，分税制改革没有做到事权与财权的科学统一，中央政府税收比重过高，地方政府缺乏财政汲取能力。大多数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开发来增加财政收入，導致土地价格上涨。而且，分税制改革重点在征税比例划分，没有考虑到公共产品的需要，导致我国在公共产品配置上出现不对称的现象。由于事权与财权划分不科学，导致地方政府在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领域的中央调控政策缺乏财政基础和积极性。

（三）中央与地方职权不清，本位主义严重

地方政府权职不清的状况会影响到协同执行的成效，事权过大而财权过小，使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困难的窘境，没有足够的财力去解决公共问题，而许多民生问题都需要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撑。因此，几乎所有地方政府都向中央争取财政支持或税收返还，另一方面，对需要地方财政支持的中国样政策阳奉阴违、消极应对，而对地方有利的中央政策则无限扩张，中央政府的许多政策过于强调地方政府的责任，而中央政府的责任却时有缺位。

（四）府际协同存在着联合行动的复杂性与不协调

从政策执行的角度而言，府际协同是在行为相关者相互关联的执行结构中进行的，过程上设计各自具有主体性的行为者之间的互动。这些行为报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也包括政府部门之间的互动。由此，在府际协同过程中涉入的互动者相当多，也存在着联合行动的复杂性。即便政策目标和理念都认同的情况下，仍会出现步调不一的执行行为，使府际协同成效大打折扣。所以，府际协同的运营是多元组织和多元参与者的复杂性管理，对此，要提升横向协同的有效性，必须建立一个府际协同的体制，破除本位主义，加强行为者的沟通，使府际协同的组合成为有强烈意愿的合作者，共同致力于公共事务的治理。

三、新时期下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制度设计

（一）提高中央政府在协同治理中的领导能力

协同治理过程常常面临一些问题，首先，中央政府在面对地方与地方跨区域合作问题上的管控程度，其次，中央政府如何引导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投入到治理行动中去。对此，中央政府在协同治理的过程中是不能有缺位的，中央政府在面对协同治理议题时，有具有两方面的职能，第一，在领导方面，中央政府应建立与地方政府间协调沟通的管道或机制，同时在法制上确立地方有参与的权。第二，在面对地方与地方跨区域合作时，中央政府应扮演资源协调者和仲裁者的角色，促进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另外，中央政府可采取财政补贴的方式培养人才。

（二）扩大地方分权程度，强化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纷纷走向了分权化、市场化的改革道路，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独立的利益和行为主体，协同关系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中央权力开始逐步下放到区域或者地方，公共部门运用外包的方式，将公共产品交给市场去经营。这些分权改革的措施，改变了传统的协同关系，使中央的权力逐步下放和转移，加强了地方和市场的积极性。让原本集中于中央的权利，分别向地方、社会及市场间流动。因此，扩大地方分权成为协同治理的发展趋势。当今社会，公民对政府抱有的期望值很大，但因政府本身的资源有限，无法满足公众多种多样的需求。所以，地方治理制度需要不断强化地方治理能力。所谓地方治理能力就是政治系统有能力去满足利害关系人的诉求与期望。治理能力是一个动态的管理过程，许多资源是否能整合，都关系到这个系统的运作。在达成民众所需时，任何一个地方政府的能力与其有直接关系。任何一项治理能力条件不充分都有可能在地方政府治理中产生政治冲突。

（三）加强府际间横纵向协同合作，发展多主体参与体系，建构协同合作机制

传统上，协同治理的理论由联邦主义延伸而来，从两种概念来理解，即法制或结构途径和管辖权间财政关系之研究途径。前者认为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一国宪政不可缺少的部分，重点在于权力的分立和权力分享宪政体制原则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定位、政府层级的划分。随着治理理论的推广，原本只探讨中央与地方互动的府际关系，慢慢转变为府际间协同治理，将其范畴扩展延伸至地方自治团体的横向府际合作伙伴，以及公私部门的跨部门协同合作伙伴关系。据此，府际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第一，政策与管理的责任明确划分，第二，各级政府间共同承担责任。府际关系是一种在不同管辖权之中，跨越现有行政区划的界限，以共同分担责任为基础，进而达到政策规划与执行上的整合。简言之，府际伙伴的互动形态，需要跨越法定地位、地理上或计划的藩篱，以促进更多、更丰富的协力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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