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梨北京鉴定机构（精选8篇）
1公司: 上海弘盛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发布人: 范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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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清家具鉴定，北京明清家具拍卖，紫檀和海南黄花梨为最好
明代是中国古典家具发展的黄金时期.明式家具多采用硬木,以黄花梨,紫檀木最为常见.结构采用小结构拼接,使用榫卯,造型上注重功能的合理性与多样性,既要符合人的生理特点,又富贵典雅,是艺术与实用的结合,明式家具极少漆,也没有过多的装饰,突出木色纹理,体现材质美,形成清新雅致,明快简约的风格，黄花梨北京鉴定机构。明式家具质朴简洁、豪放规整，清代家具工艺精湛、雍容典雅。明式家具以黄花梨木为主，极少使用其他木材。而黄花梨木家具，又以桌椅、橱柜较多，没有镶嵌和雕镂，只有极少雕刻。明末清初由于黄花梨木匮乏而改用紫檀木加工制作。紫檀木家具大件甚少，木材宽一般不过八寸，木材材质好，雕刻的较少，不做镶嵌。据行家介绍，紫檀木木种就有十几种，根据不同的材质，其价格差别较大，最昂贵的为金星紫檀。
上海鼎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弘盛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为促进艺术品及古董的交流、普及市民大众对艺术品及古董的欣赏认识，上海弘盛国际展览公司将于 2012 年5月25——28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第十一届国际古董艺术品展览会，云集东南亚、西欧、香港、台湾、马来西亚、瑞士、澳门以及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藏家、买家、卖家及参展商220家，展览面积将突破15000平方米，买家客户将突破45000人，针对此次展览，公司将加大力度，力求引进更多的港澳台古董商，使此次展览会的规模、品质和影响力都得到更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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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在同时在政界、商界建立、积累了雄厚的社会人脉资源，这必将是一笔丰厚而难得的买家资源;而近年来良好的展览信誉及宝贵的高端买家资源，必将为本场拍卖会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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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弘盛国际展览公司是一家集瓷器、玉器、字画、杂项、古家具、紫砂、古钱币展览平台，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承“公开，公平，公正，诚信”的服务原则，搭建投资艺术品的服务平台。
艺术品投资是世界上效益最好的三大投资产业项目(金融、房地产、艺术品投资)之一，这已经是世界投资者的共识。艺术品投资属于中长线投资，由于艺术精品具有超地域的征服性和流通性，且具有不可取代之唯一性和限量性，随着社会经济上升和推广持续，需求将会远超所供，价格必然上升，其增值的功能最终超过金融及地产投资收益。
上海鼎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隶属于香港鼎藏拍卖有限公司。卓立推出的鼎藏艺术品展览交易中心在上海这片全球的投资热土上应运而生，联合北京，香港等地众多大型优质拍卖机构，为中国艺术品收藏爱好者提供一个集展览，拍卖，评估和销售的艺术品交易平台。上海鼎藏将依托香港鼎藏拍卖有限公司强大的投资管理能力，立足于国内市场，公司拥有高素质，年轻化，综合能力强的经营团队及人员结构搭配合理，富有创新精神，运用强大的评估专家团队服务于艺术品，帮助收藏，经营的需求者，满足广大艺术品收藏爱好者对艺术品潮流，文化，品牌的信息获龋
上海泓宝拍卖有限公司隶属于上海鼎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2009年，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会员，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等指定拍卖企业，鉴定材料《黄花梨北京鉴定机构》。公司专业从事古董艺术品的拍卖，展览，鉴定等业务。现面向全国包括港澳台及海外藏家们征集拍品
公司下设艺术品部和资产部，经营业务包括艺术品拍卖和资产拍卖。艺术品包括瓷器、玉器、铜器、名人字画、碑帖、善本、古木牙雕、钱币、邮品杂项及当代书画。多年的市场运营形成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有实力的评估、策划、拍卖队伍。
买家构成：大集团客户;胡润百富买家;山西大买家;江浙房地产老板;温州商会，温州企业家 联合会;上海赛车俱乐部，游艇俱乐部，高尔夫俱乐部买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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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高素质、综合能力强的经营团队，上海泓宝依托上海鼎藏公司强大的投资管理能力，立足于上海市场，秉承“依法经营、信誉至上”原则，以雄厚的人才优势，严谨的审鉴态度、精湛的拍品质量、畅通的客户网络，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鼎藏人致力于传承和发扬中华文明同时坚定不移为收藏爱好者提供一个国际化的服务平台。服务范围：古玩鉴定、古懂拍卖、艺术品鉴赏、艺术品拍卖、销售展览等。业务范围：历代瓷器、各朝字画、翡翠玉器、竹木牙雕、当代艺术品等。
上海弘盛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弘盛)成立于2011年与上海鼎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泓宝拍卖有限公司共同发展。公司致力于发展中国古玩艺术品事业打造出国内一流世界顶尖的艺术品交易中心，为中国广大藏品提供一个更加合理的合作交流平台，公司下设有：总经办、财务室、信息部、经营管理部、展览事业1-10部和后勤保障部等10几个部门服务范围将面向全国全世界古玩艺术品收藏爱好者。公司员工近150人、业务一线人员都从事古玩事业几年有着丰富作业经验和一定的古玩知识。业务范围：古玩鉴定、古懂拍卖、艺术品鉴赏、艺术品拍卖、销售展览、历代瓷器、各朝字画、翡翠玉器、竹木牙雕、当代艺术品等。
上海弘盛愿携手各有关政府部门、业界同仁和新老客户，为中国艺术品事业之振兴，为中国外贸经济之发展，共谱新篇，展创未来!
俗 话说，乱世黄金，盛世收藏，近些年，收藏热在中国蓬勃兴起。最近，来自法国一家专业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年，中国艺术品交易额约为550亿元，中国在全球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所占的份额高达33%，而美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交易额仅占30%，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拍卖市常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艺术品收藏和投资的中国人已经超过1亿
作为远东大都市的上海，艺术品的交易与收藏占全国半壁江山，至今都是国际与国内的拍卖市场.我们去年的成交金额接近3个亿，11月份的成交率在47%，走的比较好有明清瓷器，明清玉器，字画，杂项，象牙摆件等，上海鼎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为弘扬我国的古典艺术文化精髓，展示我华夏民族的精神风貌，集团下属企业(上海泓宝拍卖)，现面向全国艺术精品参与全线鉴定、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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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热线：***(征集部经理)范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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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上海中山北路2020号中星经贸大厦4楼
征集范围：
精品陶瓷：各代窑口及各代官窑器,以宋五大名窑、元、明、清官窑瓷为佳。
翡翠玉器：古玉,明清和田玉，A级翡翠为上.要求玉质佳、雕工精。
名家字画：古代及近现代名家书画，油画、水粉画及其他艺术形式不限。
杂项清玩：木牙雕、文房四宝，田黄，鸡血石，金银器，青铜器等。
北京市科技中介机构近几年取得突破性发展。据统计, 2000年, 北京地区的科技中介机构有3000家左右, 其中相关行业协会有100余家, 各类专业服务中心500余家。从业人员有14万余人, 涉及技术、信息、咨询、人才、融资、法律、会计和知识产权等20多个科技中介服务领域。2000年, 北京市科技中介机构的营业收入达258亿元;开展咨询服务项目近20万个, 咨询服务项目收入65.2亿元, 创造服务增加值61亿元, 占全市GDP的比例2.49%[1]。2007年, 北京市各类科技中介机构已经达到9000多家, 相关协会160余家, 各类专业服务中心500多家, 从业人员18万多人。年服务收入在5000万元以上的科技中介机构达到85家, 年服务收入过亿元的有近10家, 并涌现出了中科前方、北大纵横、新华信、清华科威和零点咨询等10多家知名品牌机构。北京市的科技中介机构无论是发展规模还是发展质量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2]。
2 北京市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经验
对北京市促进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的措施进行梳理, 可以窥探北京市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的有益经验。
2.1 加快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1999年底, 北京市提出: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为龙头, 构建首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首都区域创新体系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强化服务, 整合资源, 提高区域持续创新能力。其首先建设的是首都创业孵化体系和首都经济创新服务体系。首都经济创新服务体系主要由行业协会、专业服务中心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等组成, 其目的是通过提供各种专业化服务, 促进不同创新组织和服务组织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形成市场化、产业化、规范化的创新服务体系。
首都经济创新服务体系按照两个网络和三个层面的架构建设。两个网络是区域性创新服务网络和领域式创新服务网络, 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综合性的、承担一定政府职能的中介服务机构, 包括北京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北京生产力促进中心、北京科技条件市场等;第二个层面是专业性的中介服务机构, 包括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北京生物技术与新医药产业促进中心、北京新材料中心、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等;第三个层面是社会性的中介服务机构, 包括北京科技咨询业协会、北京创业投资协会、北京创业孵育协会等。在区域创新系统内定位科技中介机构建设, 为北京市科技中介机构高起点、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2.2 建立完善的政策体系
“十五”以来, 为了进一步改善区域创新环境, 完善区域创新体系, 北京市先后制定颁布了《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进一步做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若干意见》、《首都经济创新服务体系建设纲要》和《首都创业孵化体系建设纲要》等30多项地方性科技法规、规章和政策性、制度性文件。在这些政策文件中包含了对大学科技园和科技企业孵化器、风险投资机构、技术转移机构等各类科技中介机构的在资金、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内容。 2006年, 北京市有关部门启动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意见》相关配套政策的制定工作, 出台了《北京市促进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的意见》和《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大学科技园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 这些政策的出台, 推动了北京市科技中介服务业发展。《北京市促进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的意见》在促进对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的政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它对北京市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机构培育、体系构建、协会建设、人才培育等方面进行规定, 成为北京市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2.3 设立促进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的专项资金
北京市在2005年启动实施了“科技中介服务专项”, 在国内开创了政府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科技中介机构的先河。专项资金实施三年来, 通过向社会公开征集, 共对103家机构给予了资金支持, 资助总金额3000多万元。通过专项资金的支持, 一批典型科技中介的专业服务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据对2005年专项资金资助的技术转移、科技咨询、大学科技园和企业孵化器的统计, 23家技术转移机构共开展技术转移服务项目1086项, 实现交易额4.6亿元, 技术转移服务收入5640万元;28家科技咨询机构共为高科技企业开展科技咨询项目1037个, 咨询服务收入16.4亿元;17家孵化器和大学科技园统计共为676家企业开展各类专业化的服务, 专业性服务收入达到1362万元[2]。
2.4 大力发展民营科技中介机构
早在1980年, 北京市第一家民营科技开发服务机构——北京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就在中关村诞生。北京市在发展科技中介机构过程中, 充分发挥民间力量在科技中介机构中的作用。《北京市促进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 除保留少数由政府资助的面向企业提供公共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外, 绝大多数科技中介机构要以民间投资为主, 鼓励、探索建立合伙制的企业运营机制。深化事业单位型科技中介机构改革, 在确保公益性服务的基础上, 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化的服务机制。
2.5 不断创新科技中介机构服务模式
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 科技中介机构不断创新其服务模式。北京市科技部门及时总结科技中介机构的成功做法凝练成联合体型、农业技术推广型、技术引进集成型、示范推广型、风险管理探索型、咨询托管型、研发外包型、快速融资型、科技条件开放型、技术拍卖型、资本运作型、集成科技资源型等12种科技中介服务的典型模式, 并通过专题展览、媒体宣传、大会推介等多种方式, 对这12种典型模式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对科技中介服务行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2.6 中小企业科技中介服务需求旺盛
中小企业在北京市经济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目前北京市中小企业总数近30 万户, 中小企业占全市企业户数、从业人员数、应税收入、主营业务收入、科技人员数、专利授权数的比例分别为99.8%、81.3%、55.9%、64.4%、88.6%和90.2%。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劣势, 其发展需要科技中介机构提供技术、人才、信息、资金等要素, 因此对科技中介服务有着广泛需求。
3 北京市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的启示
北京市科技中介机构发展取得优异成绩, 一方面是因为北京市科技中介机构原有的雄厚基础, 另一方面得益于北京市针对科技中介机构发展所采取的有效措施。我国其他省份从北京市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经验中, 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 在区域创新系统的框架内推进科技中介机构发展
一般认为, 区域创新系统的分析框架是, 企业、大学和研究院所、政府、中介机构是创新体系的四个执行主体, 四者之间有着双向联系[3]。区域创新系统健康发展需要四个执行主体齐头并进, 协调发展。科技中介机构在区域创新系统中是以协调者和中间人的身份出现的, 在帮助技术供需双方对接的过程中, 使得在上游 ( 大学、科研院所) 积累的大量科研成果顺利进入到下游 (企业) , 在实现上游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同时, 改善下游的运行质量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又使得下游的需求信息及时通过科技中介反馈到上游。通过二者的有效沟通达到双赢的目的。但如果没有上游和下游的支持和发展, 科技中介机构就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如果没有科技中介机构的存在和发展, 就无法破解经济科技“两张皮”困境。因此, 必须充分认识到科技中介机构的重要性, 要从建设区域创新系统的战略高度来推进科技中介机构的发展, 同时也要在推进区域创新系统各执行主体协调发展的情形下发展科技中介机构。
(2) 有效的政策措施是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的基础
逐步建立系统的、配套的科技中介法律法规体系, 这是规范科技中介机构行为的前提, 也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目前, 我国对科技中介机构的法制化管理程度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的实际需要、与科技中介机构的实际发展状况和技术创新的需求, 都有不小的差距。应逐步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将科技中介机构的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 改变当前无法可依和无章可循的现象。具体来讲, 要加强关于科技中介机构方面的立法, 包括对科技中介机构的界定、科技中介的管理体制、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自律机制、法律责任等, 明确各类科技中介机构的性质、地位、功能以及资质评定等法律程序;要就目前矛盾比较突出、与经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与技术创新关系密切的若干具体类型的科技中介机构 (如资产评估、融资投资机构、咨询、鉴证机构等方面的科技中介) 抓紧进行立法, 要依法对科技中介进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要制定各类科技中介机构的职责规范和行业准则, 包括市场准入、交易规则、中介合同、中介范围核定、成本核算、利益分配、纠纷处理、破产管理办法等, 加强对科技中介的法制化、制度化管理;要在法规体系建构中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立法, 要注意遏制一些科技中介机构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这样, 才能为科技中介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 使之趋于良性发展, 从而为技术创新的顺利实现发挥更大的作用。
(3) 政策性资金可加速科技中介机构发展
除为科技中介机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外, 政府要提供政策性资金加以扶持。政策性资金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扶持科技中介机构。公共服务机构建立初始, 需要靠政府的扶持, 其活动主要是非盈利性的。在此领域, 市场机制失效。此外对一些新兴的科技中介服务业务, 由于企业对业务的未来盈利及政府的政策不确定, 政府要先行投入资金, 创造示范效应, 诱导社会资本进入。二是设立专项资金或实施专门的计划为中小企业使用科技中介服务提供财政支持, 或通过减免税的激励措施鼓励企业采用科技中介服务。
(4) 社会化是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的根本方向
科技中介机构应该是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规、规章, 遵循独立、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服务, 沟通、公正、监督功能的社会组织, 它们介于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之间, 而不是政府附属物, 也不是企业代言人。科技中介机构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科技进步的稳定剂和协调器, 是政府法规的具体实施者, 它必须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公正性、权威性和严肃性。而我国改革的特点是自上而下进行的, 科技中介机构的出现和发展往往是由政府审批, 在主办单位利益驱动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因此这类科技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公正性较差[4]。这些科技中介机构尤其是作为政府下属单位的科技中介机构, “官办”、“半官办”的色彩很浓。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建立独立、客观、公正、社会化的科技中介体系, 而依附性强、独立性差的科技中介机构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5]。为促进我国科技中介机构的健康发展, 必须改变这种的不合理的结构体系。社会化、产业化应成为科技中介服务发展的根本方向。政府资助的公共服务机构在促进技术创新中虽然起着重要作用, 但这些机构不能过多, 否则会压制民营部门的发展。除保留少数由政府资助的面向企业提供公共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外, 绝大多数科技中介机构要以民间投资为主。大力促进发展民营科技中介机构, 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社会团体建立各种服务机构, 鼓励科学家、工程师开展业余咨询服务活动, 努力促进科技中介服务业的发展。深化事业单位型科技中介机构改革, 在确保公益性服务的基础上, 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化的服务机制。
(5) 服务创新是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的长效机制
科技中介机构服务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其本身也需要不断进行服务创新。创新在这里可以被定义为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产生的新知识。这些新的知识可能是被“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 也可能是通过科技中介机构各种活动无意中出现的。科技中介机构服务创新包括特定创新、知识的新领域创新和形式创新[6]。
特定的创新指的是针对个别客户企业的具体问题 (法律、组织、战略或者技术等) 提供的解决方案, 这种解决方案并不意味着可以适用于其他的客户企业。特定创新的产生需要科技中介机构拥有客户企业具体问题的详细知识, 这种知识是通过极其紧密的互动关系所产生的。知识的新领域创新指的是科技中介机构针对解决新领域内的问题对新兴的知识领域的知识投入的积累 (比如目前的互联网领域) 。形式创新指的是科技中介机构对其提供的服务给予某种新的形式, 这种新的形式使得服务的提供具有某种“透明性”和“稳定性”。
(6) 中小企业旺盛的需求是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的源泉
由于缺乏资金、人才和信息, 中小企业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推进技术创新。科技中介机构连接大学、科研院所、企业间的桥梁和纽带, 其存在有助于满足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信息、技术、管理、融资等的需求以及知识产权、法律等方面的保护。国外科技中介机构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 其成立和发展主要是满足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需求, 成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的主体。
在我国,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对科技中介服务需求旺盛。无论是初创型企业, 还是成长期企业、扩展期企业, 均渴望科技中介机构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 帮助企业迅速成长。约有21%的企业希望科技中介帮助找到合作伙伴;13%的企业希望借助外力进行市场开拓;10%的企业有科技成果, 希望科技中介结构帮助推广;10%的企业想引进新项目;8%的企业有人才培训的需求;7%的企业寻求成果申报代理;希望得到融资担保和市场调研服务的企业各占6%;需要软件设计、机械加工、认证代理、融资规划、法规培训服务的企业各占4%。因此, 各地要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 使中小企业与科技中介机构互相促进, 良性循环。
4 结束语
北京市科技中介机构发展为我国其他地区做出了示范, 其他地区应充分借鉴其经验措施。由于北京市科技中介机构的快速发展与当地的经济、社会等环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各地在学习、借鉴其经验时, 要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 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北京市科委.营造良好环境, 促进科技中介发展[C].全国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工作会议交流材料, 2002.
[2]马林.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业促进首都创新型城市建设[EB/OL].http://www.bestinfo.net.cn.
[3]李虹.区域创新体系的构成及其动力机制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4, (2) :34-36.
[4]李全林.科技中介机构的运营和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5]郭伏.我国科技中介服务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在研究与开发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看好中国巨大的市场空间，纷纷投资中国。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使中国市场的战略地位在全球凸现，跨国公司开始对华进行战略性投资。北京由于人力资源和研发方面的基础条件，正在成为跨国公司重要的研发投资地。跨国公司来北京建立研发机构，加快了国际技术转移，给北京技术市场带来深远的影响。
北京：跨国公司最重要的研发投资地
据北京市经济研究所于2003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293家在北京设立代表处或研发中心，占总数的58%，北京已成为国内集中跨国企业研发中心最多的城市。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北京的投资环境日渐完善，越来越多的全球500强企业和跨国高新技术公司争相落户北京。2002年，三井物产、惠普、松下、阿托菲纳、ABB、三洋电机等一批跨国企业的投资及研发重心转向北京。2003年上半年，世界500强中的三菱商事、丰田、新日铁、飞利浦、三星电子、甲骨文、西门子、欧尚和乐华梅兰等纷纷进驻北京。2003下半年，又有日本的NEC公司在清华科技园设立了研发中心；爱尔兰最大的软件公司IONA公司在中关村软件园设立了研发中心，第一次将研发性项目转入中国；巴基斯坦著名的因特网软件商Techlogix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其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个国外研究基地。
外资研发机构作为技术交易的主体，在北京技术市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北京技术市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000年，经认定登记的外资研发机构技术合同14份，成交额12.21亿元(人民币，下同），占全市技术合同成交总额140.29亿元的8.7%；2001年39份，成交金额15.97亿元，比上年增长30.8%，占全市技术合同成交总额191.01亿元的8.4%；2002为109份，比2002年增长了1.8倍，成交金额16.12亿元，占全市技术合同成交总额221.07亿元的7.3%。由此看出，外资研发机构的技术合同在北京技术合同中已经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并且呈迅速增长之势。
迅速崛起的外资研发机构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各大跨国公司纷纷涌入中国，大多数选择设立办事机构、投资建厂的方式立足市场。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公司在京设立研发机构成为新趋势。在此之后，跨国公司都相继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势头迅猛。特别是在1998年，出现了跨国公司在京设立研发机构的第一次高潮，宝洁、朗讯－贝尔实验室、诺基亚、微软等大型的研发机构就是在那个时间段成立的。1999年6月，北京市政府出台《北京市鼓励在京设立科研开发机构的暂行规定》，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针对跨国公司R&D（研发）机构的地方性规章，并成为跨国公司加大在京R&D投资的一个重要政策因素。北京市鼓励跨国公司在京设立研发机构的政策出台后，形成了第二次投资高潮，跨国公司纷纷而至，如松下、威盛、东芝等。从外资在京研发机构的投资国别和地区上看，美国是主体，其次为日本、韩国、台湾、德国、瑞典、香港等等。 外资在京研发机构的研发领域主要是高新技术领域，占88%。其中，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外资研发机构居多，共有86家，占研发机构总数的78.9%，主要从事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计算机网络、软件开发技术、新一代人机交互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从事生物医药领域研发的外资研发机构有10家，占9.2%。其余为精细化工、石油技术等工业生产技术领域。
外资在京研发机构的组织形式，有独立法人，也有非独立法人。外资在京研发机构的运作方式有实体研究型机构、系统研究型机构和管理协调型研究机构三种。外资在京研发机构的发展模式有演进型、整合型和分工型三种。
外资研发机构的研发投资规模之大，远非国内研发投资所能比拟。据调查，67家外资研发机构的研发投资额累计达15亿美元，平均每家研发机构的研发投资达2250万美元。有独立法人资格的28家研发机构的注册资本合计4.14亿美元，平均每家研发机构的注册资本为1480.9万美元。正是由于这样的投资规模，外资在京研发机构的研究开发已经结出丰硕成果。
瞄准前沿的外资研发机构
外资研发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开发，尤其是科技前沿领域的研究与开发。从2000～2002年其成交的技术合同按技术领域进行分类统计表明，电子信息领域技术合同的各项指标高居各领域之首，其合同份数达到150份，合同成交总金额33.3亿元，占外资研发机构技术合同成交总金额的75.23%。排在第二位的是工业生产技术领域，成交额达到10亿元。排在第三位的是生物工程与新医药领域，成交额达到5259.2万元。按照“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进行分类，外资在京研发机构技术合同中技术开发合同占绝对优势。2000～2002年共登记技术开发合同114份，成交总金额35.6亿元，占外资研发机构技术合同总额的80.4%；实现合同金额20.4亿元，占外资研发机构实现合同总金额的70.6%。高额的投入比例充分说明外资研发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技术开发，也就是对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或新材料及其系统进行研究开发。
技术转让合同排在第二位，共13份，合同总金额8.48亿元，占外资研发机构技术合同总金额的19%。这说明技术转让也是跨国公司在京研发机构实现技术转移的有效途径之一。
外资在京研发机构研究开发的技术流向地域最多的是国外，跨国公司是国际技术转移的主体。2000～2002年共登记流向国外的技术合同41份，成交总金额28.98亿元，占外资研发机构合同成交总额的65.4 %；实现合同金额17.65亿元，占外资研发机构合同实现总额的61.2%。排在第二位的是北京，共76份合同，成交总金额为8.8亿元，平均每份合同1159.87万元，占外资研发机构合同成交总额的19.9 % ；实现合同金额8.57亿元，占外资研发机构实现合同金额的29.7%。第三位的是广东。除此之外，外资在京研发机构的技术还辐射到台湾和香港，以及天津、上海、江苏、武汉、厦门等地区。
外资在京研发机构的技术出口合同大幅度增长，从2000年的6份合同增加到2002年的31份，合同成交金额从2000年的4.21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5.21亿元，年均递增90%。2000～2002年共登记63份，合同成交总额29.21亿元，实现合同总额17.78亿元。平均每份技术出口合同成交金额4636.5万元。说明我国加入WTO，融入研发全球化的浪潮，通过外资在京研发机构实现技术出口额的高速增长。
享受税收优惠的外资研发机构
据调查，大部分外资研发机构已享受到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宝洁、摩托罗拉、诺维信三家外资研发机构2001年共减免税4495.97万元。
仅宝洁公司、摩托罗拉公司、诺维信公司、西门子公司四家外资研发机构，2001年共减免税4550.2049万元，占海淀区地税局全年减免营业税总额的70.19%。海淀地税局2001年全年约退营业税6482.36万元，几乎等于2000年全市减免营业税的总数。
据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营业税处统计，2002年全市涉外技术合同减免营业税大幅度增加，经市局审批的25份合同，减免税额就达到986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5318万元，增长1.17倍。两年经市局审批的涉外技术合同减免营业税1.44亿元。说明北京对外资研发机构落实高新技术导向政策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影响：提升北京国际地位的重要机遇
跨国公司在京进行R&D投资，对我国科研、教育体系的影响将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但总体来说利大于弊。跨国公司高度重视北京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战略性地位，这将是北京市提升国际地位，向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一个重大机遇。这意味着，北京有可能成为跨国公司发明创新活动的重要区位，成为世界文明古城与现代科技、教育相结合的世界级新兴知识中心。
带动北京技术市场的繁荣
跨国公司在京设立研发机构，直接进行技术转移和投资，研究开发适合中国市场需求的新产品。这种技术转移主要采用“纵向”技术转移方式。外资在京研发机构登记的来自总部的研发合同占到64.3%，足以说明这一点。最近，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出现两个显著变化：由逐步进入到大幅度转让技术，由被动的硬性技术转让到自觉的技术投入。外资研发机构在京登记的技术合同成交额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长，带来北京技术市场技术合同成交额快速增长，2002年已经达到221.07亿元。
提高北京科技水平及创新能力
跨国公司对在京研发机构的投资，可以越过本国设置的技术壁垒，直接将世界先进技术带进北京，填补中国技术空白。通过在京设立研发机构，进行国际技术转移，有利于提高北京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同时带来了先进的研究开发管理经验，促进北京企业和科研机构研究开发管理水平的提高。
弥补北京科技经费的严重不足
科技经费短缺，一直影响着北京的研究与开发。1997年北京市科委管理的财政科技经费只有4亿元，1998年为5亿元，2001年为8亿元，远远不如一家跨国公司投入的多。2002年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180亿元，北京地区拥有科技活动人员25万人，人均研发经费7.2万元。但67家外资在京研发机构年研发投资即达7.38亿美元，平均每家机构年研发投资1100万美元，相当于9100万元人民币；年人均研发经费达到107万元人民币，相当于北京人均研发经费的15倍。这笔巨额投资可以大大弥补北京科技经费的严重不足。跨国公司在北京的研发投资必然提高核心竞争能力，增强北京的研究开发实力。
培养国际水平的创新、管理人员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取代资本要素上升到首要位置。创新人才资源成为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和强大动力。外资研发机构用比市属单位高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年薪及融洽宽松的环境、先进的科研条件和国际前沿的研究课题吸引了北京最优秀的科技人才，这些人才在外资研发机构可以学习到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不出国门即可在最熟悉的土地和环境里留学。
外资研发机构将为中国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人才和创新管理人才，我国将拥有一批世界级的专家，可以参与国际科技竞争，参与国际交易规则的制定。这些人的“根”留在中国，留在北京，总有一天他们会为国效力，从外企回归国企。如北大方正、清华同方，都有从外企回到国企的职业经理人，他们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为中国与国际接轨，为北京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拉动北京经济的快速增长
目前，在京开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共吸收从业人员50.5万人，占全市在岗职工的13%。外资研发机构为北京科技人员提供高增值的就业岗位，研发人员的高收入增加了北京市财政收入中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在中关村工作的外资研发机构的高级员工人均年收入达到26万元，人均缴纳个人所得税4.2万元。外企研发人员获得的高收入可以购买北京的高档商品住宅，购买高档轿车，在高档的宾馆饭店及商城进行高消费。
外资研发机构进入北京，带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以电子信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北京的支柱产业。中关村科技园区几十家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云集，成为高科技研发中心、设计中心和高科技产品的交易中枢。
外资研发机构是研究开发的龙头，带动外商投资企业生产进入国内外市场的高新技术产品，由此实现了高额的收入、利润和税金，拉动北京经济快速增长，对首都经济发展的贡献进一步加大。
促进北京的国际技术贸易
近年来，外资研发机构大举进入北京，随之而来的是每月大笔外汇的流入。外资研发机构要进口先进的仪器设备，研究开发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和新设备出口到世界各地，促进了北京技术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增长。2002年北京地区技术进出口合同为1043项，比上年增长了92.44%，成交金额达14.78亿美元，比上年增加9.08亿美元，增长159.30%。其中，技术进口合同837项，成交金额为11.1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6.76亿美元，增长155.76%。技术出口合同206项，成交金额3.68亿美元，比上年增加2.32亿美元，增长170.97%。有效地推动了北京技术市场的国际化发展速度。
问题：趋利避害重在宏观调控
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研发投资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在一些国家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效应。事实上，由于经济规模、科技水平、经济体制以及政府政策等方面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在跨国公司R&D全球化浪潮中所处的地位已经出现分化，一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中国台湾、印度、韩国等已经从科技全球化中获得了远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为丰厚的收益。但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讲，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效应利弊具存，必须对此深入分析，从而趋利而避害。
应关注其研发项目和知识产权问题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中国修改了专利法及实施细则等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知识产权得到进一步保护，吸引跨国公司纷纷投资中国建立研发机构。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北京的优秀人才，研究开发的项目均为前沿科技，有些甚至是计划在5～7年后投放市场的创新产品。他们在研究开发出成果后积极申报专利，知识产权全部归投资的外国公司所有，国内的机构要使用还须付出昂贵的价钱去购买。跨国公司就是通过牢牢掌握技术产权来占领中国市场。这一问题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并积极鼓励内资企业研发机构开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开发。
减免税数额巨大影响区县财政收入
目前，外资研发机构的技术合同金额数目大，平均每份合同金额几千万元，最大的合同竟达到5亿元，即使减免5%的营业税也有2500万元。2002年全市涉外技术合同免征营业税经市局审批的25份合同免征额达到9868万元，将近1个亿。由此可见，外资研发机构减免税数额巨大，将会影响到北京市部分区县的财政收入。
其内部技术转移是否应享受优惠政策
外资研发机构承担总部研发项目居多，内部技术转移是否应享受优惠政策，这一问题值得研究。外资研发机构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外省（市）工商注册，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与外商签订合同，此公司的北京分公司执行合同中的部分研究开发项目，且合同由北京分公司作为卖方登记，但北京分公司在京工商注册为外商独资经营分支机构，在京缴纳营业税等地方税，企业所得税由总公司在外省（市）缴纳。外资研发机构的研发项目进行内部转移，利用北京的优秀人才进行项目研发，知识产权归外国公司所有，企业所得税缴在外地，如果再减免营业税，对北京市地方经济的贡献难以体现。这样的项目是否应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值得商榷。
国有企事业单位与其争夺优秀人才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的优秀科技人才已成为各方争夺的重点。据调查，外商在京设立的80家研发机构共有7034人，平均每家88人。这些机构中，除负责人和少数高级研究人员来自国外，绝大多数研发人员都是聘自北京重点大学的硕士、博士毕业生中，他们一毕业就开始“在国内为外国人打工”，被外资研发机构称之为“人才本土化”。人才争夺战已在家门口展开，北京市的国有企事业单位根本招不来北京户口的应届毕业生。外资研发机构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争夺优秀人才，将对中国目前的科研教育体系造成重大冲击，导致北京科研机构人才流失，一些科研机构会因老同志退休、年轻人被挖走而面临生存危机。在今后一段时间，北京的企事业单位与外资研发机构之间的人才争夺战将更趋激烈。
对其管理粗放，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
目前，北京市对外资研发机构实行多头管理。按照外商投资审批权限，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必须由国家外经贸部批准，3000万美元以下的由北京市外经贸委、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批准，投资额小的（300万美元以下）由区县外经贸委审批。中外合资3000万美元以上还要经过市计委审核、国家计委批准；市计委批准500～3000万美元的，500万美元以下由各区县批准。外资研发机构要由北京市科委认定，每年复核一次。
由于对外资研发机构管理比较粗放，统计信息难以准确把握。目前，国内对外资研发机构管理交叉，不协调；各部门各有一套管理程序，通气不够；对外资研发机构管理粗放，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
对策与政策建议：重发展更重管理
外资在京研发机构进入北京对技术市场发展意义重大，需从战略角度进行前瞻性的分析研讨。在比较充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对策和政策建议。
改善投资环境，加强统一管理
目前，吸收外资工作已经从数量上的积累阶段发展到提升产业结构和城市现代化水平阶段，吸引外资工作也由注重前期招商转变为优化发展环境，为中外投资者提供优质、高效和全过程的服务。因此，要进一步优化研发投资环境，对外资在京研发机构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以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落户北京，促进技术市场的发育和发展。
关于对外资在京研发机构进行统一管理的机构或部门，应选择熟悉和了解外商在京研发投资业务，有助于技术市场发育，能协调和配合外经贸、科技、财税、海关等工作的相关部门。加强组织和指导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和地方法规，对外资在京设立研发机构予以鼓励和支持。
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
在这以技术高级、资本密集为主要特征的新时期，北京相关工业与科技系统的应对之策是：为企业和科研单位的技术创新提供政策倾斜，要大幅度增加研发费用，鼓励企业和研发机构引进人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才能留住人才，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并要积极申请专利，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和创新，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进行产业化培育。
加强与外资研发机构合作与交流
要创造有利于与外资研发机构合作与交流的环境，鼓励北京的企业和研发机构加强与外资研发机构的合作研究，促进北京整体科研教育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相关政策应从创造有利于研发活动的大环境出发，完善知识产权的国际国内保护，减少人才流动与技术交流的限制，加强研发环境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鼓励外资在京研发机构向我市企事业单位和大专院校转移技术，促进国际间 “横向”技术转移。
继续发展和完善技术市场
要充分利用外资研发机构进入北京的大好时机，加速北京技术市场与国际技术市场的接轨，实现国内技术市场与国际技术市场的有机结合。要继续实施高新技术的税收导向政策和进出口优惠政策。要特别强调大的经济运行环境、投资环境和市场建设的重要性，推进国际技术贸易。与此同时，利用外资要走出去，签订国际技术贸易合同，促进高科技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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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北京市编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三定”方案将为推行行政问责制提供依据，并将有利于解决权责脱节和缺乏监督等问题。所有“三定”方案近日经市政府正式批准印发。
职能转变150项
保健食品评审职责“转移”
作为“三定”的核心，46个工作部门、6个部门管理机构，职能转变事项150项，并着力取消、下放了政府不该管的事项。例如，原由市药监局负责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技术审评，将“转交”事业单位。
“三定”明确、加强了41个部门的服务职责，并着力强化为中央在京单位服务的职责。
职责理顺28项
两部门明确大学生就业分工 为解决部门间职责交叉、推诿扯皮问题，“三定”共解决了28项此类问题。如劳教系统强制隔离戒毒，原由市公安局、市劳教局共同负责，今后将归口为市劳教局一个部门，“出发点”是“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
对于确实涉及多个部门的事项，“三定”先明确牵头部门，再分清主次责任。以高校毕业生就业为例，就业政策将由市人力社保局牵头，会同市教委等部门拟订；就业指导、服务，离校前归市教委，离校后归市人力社保局。
明确责任417项
百姓安居明确由住建委负责
为防范权责脱节、重权轻责、缺乏监督等问题，更为行政问责制提供依据，“三定”首次明确了52个部门的417项责任。例如，明确百姓安居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负责，须加快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场”的房地产业新格局。
此外，人随事走、编随人转，“三定”方案市政府行政编制的“总盘子”，没有突破。并按照规定、标准，核定了各部门和内设机构的领导职数。各部门内设机构的总数，减少了3个。
亮点解读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从全国来看，北京这次机构改革力度不是最大的，但充分考虑了北京的实际情况。总体来看，这是一个稳妥的方案，既考虑了北京未来的发展，也有为中央服务的定位。
亮点1环保等部门职责减负
方案：市环保局取消了管理本市环境管理体系和环境标志认证的职责，并将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行政许可职责，交给区县环保行政主管部门。
市药监局将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技术审评工作交给了事业单位承担。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市商务委则取消了直接办理与企业和产品有关的名牌评选活动和评比活动的职能。
解读：这是一个趋势，削减政府的职能，将它交还给市场或者社会。一般来说，市场能做的事情政府就尽量不要去做，取消的这些职能都是市场、社会或者中介组织能做的。
政府管了太多自己管不了、不该管的事，就会导致机构和人员膨胀。不少政府部门要从外面借调人员，原因就是该放出去的没有放出去。要真正减员增效，就要把政府手中的“事”减少，这样才能避免机构和人员膨胀的反复。
亮点2信息公开写入“三定”
方案：此次“三定”，明确由市政府办公厅统筹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将政府信息公开职责作为统一要求明确写入各部门“三定”中。比如，明确市审计局“依法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明确市统计局“统一核定、管理、公布全市性基本统计资料，定期发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信息”等。
解读：这是北京市的强项，北京对信息公开高度重视，目前也走在全国前面，这与北京的城市特点和定位分不开，北京市民整体素质较高，对信息公开的需求也很强烈，将信息公开写入三定方案是符合北京城市特点的。
亮点3基教管理增设一个处
方案：此次“三定”进一步优化了市教委的内设机构，加强了基础教育管理的力量。在调整整合的基础上，市教委负责基础教育管理工作的内设机构由一个处增加为两个处。
解读：北京基础教育择校问题严重，加上教育不均衡的问题突出，北京也集中了很多优质的教育资源，因为在基础教育这一块加强力量是应该的，以解决教育资源分配的问题，包括基础教育的城乡一体化，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亮点4网络视听节目设管理处 方案：明确了市文化局、市广电局和市新闻出版局在动漫和网络游戏管理中的职责分工，市广电局调整设置了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处，负责网络视听节目的服务和监管工作。同时，明确由公安、通信和文化执法等部门共同参与，查处各类违法传播视听节目的网站，强化了市广电局对本市互联网出版和手机出版进行监管的职责。
技术转移是连接国家创新体系中知识创新体系与技术创新体系的桥梁与纽带,是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增强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科研机构作为国家创新体系中重要的“上游”环节,所创造的知识和成果相当一部分通过技术市场流向“下游”环节,因此,从技术市场视角探讨北京科研机构技术转移具有可行性。
1 技术市场与科研机构技术转移
北京是我国乃至全世界科研力量最为密集的区域,聚集着几乎占到全国1/3的科技资源。在科技投入方面,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研经费占全市的91.1%,是全国的1/5;R&D经费占全市的58.6%,比全国高出33.4个百分点,其中,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分别占48.1%和10.5%。在研发机构方面,2009年北京市共有科研机构352家,排名全国第一;科技企业孵化器66个;高等院校88所,其中,211工程院校23所,985工程院校8所,均占全国的1/5[1]。在科技人员方面,2010年北京市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人员26万人,比上年增长2.8%。在科技产出方面,2010年北京市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5.7万件和3.4万件,分别比2009年增长14.1%和46.2%,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3.3万件和1.1万件,分别比2009年增长14.1%和22.4%[2]。以这些丰富的科技资源为依托,北京科研机构具备了生产优质科研成果、进行技术转移的良好条件。
然而,由于体制和历史的原因,我国科研机构仍主要发挥科学研究、知识创造、人才培养等功能,从政府获取科研经费所产生的科研成果多是处于实验室阶段的不成熟的技术或以课题项目形式结题,科研人员也并不了解市场真正的需求,在技术转移方面没有太多积极性,加之成果转化为商品的中试环节缺位,造成相当一部分成果无法成功转移转化。为了解决科研和产业化有效衔接的问题,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做了大量研究和探索,国内技术转移服务组织也逐渐起步。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产生了一批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技术市场应运而生。
技术市场是衔接技术转移供需双方的重要平台,是整合科技资源、连通产业链条、提供科技服务的重要一环,在实现科技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学研合作、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服务全国创新战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技术市场作为全国技术市场的领头羊,发展尤为迅速。“十一五”以来,北京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由2006年的697.33亿元[3]增至2010年的1 579.54亿元[4],年均增长22.7%,对地区生产总值的直接贡献率由2006年的6.6%提高到2010年的9.0%,累计签订技术合同25.6万项,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5 422.8亿元,分别比“十五”时期增长64%和2.8倍,其中,技术交易额占全国的40%左右[5]。北京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创新枢纽城市和技术辐射源的地位已不可动摇。同时,技术市场的快速发展也为北京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搭建了平台。
2 北京科研机构技术合同特点[6]
(1) 输出技术合同项数递减,成交额先减后增
2003—2010年北京科研机构技术合同项数逐年递减,由2003年的10 948项减至2010年的4 278项;而2001—2010年北京科研机构技术合同成交额则呈现先减后增态势,2001—2005年成交额逐年减少,其中2001年成交额最大(54.65亿元),2006年成交额与2005年相比有所增长,2007年成交额达到近10年最小值(26.65亿元),2008—2010年又开始逐年增长,由31.68亿元增至43.03亿元。与之相对,10年来企业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逐年增长,由2001年的101.95亿元增至2010年的1 513.03亿元,占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的比例由53.4%增至95.8%,实现了较大程度的飞跃,也充分说明国家鼓励企业创新等一系列政策取得积极成效。
(2) 科研机构技术多数流向企业
从近6年科研机构输出技术合同买方构成来看,企业法人一直是科研机构技术最大的吸纳方,其中2009年企业吸纳科研机构技术合同额最多,达26.7亿元;2005年企业吸纳科研机构技术合同额为23.34亿元,占科研机构输出技术合同额的比例达71%,为近6年来的最高比例。事业法人是科研机构技术的第二大吸纳方,其中2010年事业法人吸纳科研机构技术额最多,为11.39亿元;2005年吸纳技术额最少,为4.26亿元。这说明近几年来北京市产学研合作稳步推进,发展态势良好。
(3)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额所占比例较低
2007—2009年北京科研机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额所占比例均较低,其中技术开发合同项数分别为687项、567项、498项,成交额分别为6.97亿元、6.29亿元、8.93亿元,占科研机构总成交额的26.2%、19.9%、22.8%,这些比例与2007—2009年全市技术开发合同成交额占全市技术合同成交总额的比重(22.95%、26.05%、25.9%)基本持平;技术转让合同项数分别为93项、95项、78项,成交额分别为2.28亿元、4.38亿元、1.83亿元,占科研机构总成交额的比例分别为8.6%、13.8%、4.7%,虽然高于2007—2009年全市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额占全市技术合同成交总额的比重(5.14%、3.95%、3.02%),但比例仍然较低,尤其是2009年科研机构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额与2008年相比下降幅度较大。
(4) 吸纳、输出专利技术合同项数和成交额都很低
目前我国涉及知识产权的技术合同中其他知识产权类合同和技术秘密合同占主体地位,而专利技术合同所占的比重很小。从2007—2009年北京科研机构吸纳、输出专利技术合同来看,无论合同项数还是成交额都很低。在专利技术吸纳方面,北京科研机构专利技术合同项数分别为20项、22项、25项,成交额分别为0.36亿元、0.34亿元、0.08亿元,占全市吸纳专利技术合同总成交额的比重仅为2%、0.6%、0.1%;在专利技术输出方面,北京科研机构专利技术合同项数分别为12项、40项、34项,成交额分别为0.27亿元、3.38亿元、0.87亿元,占全市输出专利技术合同成交额的比重仅为1.5%、5.7%、0.7%,其中,2008年、2009年输出专利转让技术合同成交额占科研机构输出涉及专利技术合同成交额的比重为98.5%、95.4%,占绝对优势。
(5) 输出重大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明显,但占总成交额的比重却很低
近几年北京科研机构输出重大技术合同(成交额1 000万元以上的合同)项数有较大增长,由2007年、2008年的29项、29项增至2009年、2010年的68项、59项,成交金额由2007年的4.84亿元增至2010年的17.63亿元,增长了2.6倍多,但占全市输出重大技术合同成交额的比重却仍然很低,这4年分别仅占0.9%、1.1%、1.5%、1.5%。吸纳重大技术合同方面,北京科研机构2009年吸纳项数和成交额都达最大值,分别为36项和18.12亿元,而2010年吸纳项数和成交额都有所减少,分别为30项和5.87亿元,其中成交额为4年来的最小值。
(6) 科研机构技术出口合同成交额很少
2008—2010年全市技术出口合同成交额几乎全被企业包揽,科研机构技术出口合同成交额仅分别为2.29亿元、0.57亿元、0.2亿元,占全市技术出口合同成交额的比重仅为1%、0.2%、0%;内资企业是技术合同的最大出口方,占全市技术出口合同成交额的比重分别为53.1%、69.3%、76.4%;外商投资企业是第二大技术出口方。这些数据表明,科研机构技术合同出口能力相对薄弱,企业在技术合同出口方面独占鳌头。
3 北京科研机构技术转移SWOT分析
基于北京科研机构技术合同特点以及国家、北京市技术转移相关情况,对北京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所具有的优势、劣势以及面临的机会、威胁简要分析如下。
3.1 优势(S)
(1)科学研究实力雄厚。
北京科研机构凭借巨大的科技和人力资源优势,在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转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公益科研机构在基础研究、重大共性技术、产业关键性技术等方面全国领先;转制院所的科技创新注重对接市场需求,部分院所已成为行业创新的领头羊。北京科研机构管理日臻成熟,R&D活动资源状况及产出成果居于全国前列。
(2) 技术转移渠道多样。
技术市场只是科研机构技术转移的渠道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多种转移方式,诸如:首都科技企业孵化器、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等科技服务平台是科研机构技术转移的重要载体;创新驿站为科研机构跨区域技术转移搭建了创新性平台;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各科研机构设立的技术转移中心专门从事技术转移活动等,这些多元化、多渠道的模式为科研机构更好地进行技术转移提供了保障。
(3) 企业消化能力较强。
北京已初步建立起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转移新体制与新机制。从技术交易数据可以看出,企业不仅是技术卖方主体,同时也是科研机构技术最大的吸纳方。2011年1—5月份北京技术市场输出合同额在1 000万元以上的重大合同成交额达801.5亿元,其中,以集成创新为主的技术服务合同成交额占81.6%,七成被企业吸纳[7]。依托众多科技园区和生产基地,北京科研机构在加强产学研合作、提供集成创新的技术服务方面有较大发展空间。
3.2 劣势(W)
(1) 产学研合作动力不足,基础不牢。
产学研之间没有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主要依靠与政府合作获得科研经费,产生的成果并不直接面向市场;企业注重投入产出效率,更愿意吸纳见效快的技术。同时,企业R&D经费中85%依靠自筹的现状进一步减弱了企业与学研方的合作基础。从技术交易角度看,学研方的技术供给与企业方的技术需求不匹配,企业从学研方购买的技术成交额占比不足5%[1]。
(2) 科研机构“四技合同”所占比例低。
科研机构从事的科技活动多以实验室、小试和基础性研究为主,在整个创新链中处于原始创新环节,多数尚不具备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条件。近10年来,北京科研机构技术合同成交额占全市成交额的比例基本上处于递减态势,由2001年的28.6%减至2010年的2.7%,涉及专利技术的合同、重大技术合同以及出口合同成交额所占比例就更少。
(3) 缺乏技术转移复合型人才。
技术转移的各个环节都比较缺乏人才,尤其缺乏既具有专业技术背景,又具有管理和法律知识的技术经纪人、技术转移高级经理人等复合型人才。北京从事技术转移工作的人员大部分是科研管理人员,这些人员大多没有企业运作实战经验,在技术转移过程中很难充分发挥衔接学、研与产之间的桥梁作用。构建德才兼备、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术转移人才队伍,突破技术转移人才瓶颈已成为技术转移发展的关键所在。
3.3 机会(O)
(1) 依托科技资源丰富。
北京作为我国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研发中心、国际创新枢纽城市和全球技术集散地,聚集了中科院等众多国内一流科研机构和优势科技资源,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随着北京技术市场龙头地位日益巩固、技术交易规模不断增长、技术交易总量连续多年居于全国之首,北京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技术交易枢纽,形成对全国科技创新的强劲辐射之势,为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2) 先行先试系列政策。
北京市不仅初步建立起了包括技术市场奖励条例、技术市场税收优惠政策和技术市场专项支持政策在内的技术转移政策法律体系,还形成了一系列推进中关村创新发展的新举措。中关村“1+6” 鼓励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的系列先行先试新政策、《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高端领军人才聚集工程等的实施进一步激发了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创新活力,为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3)科技创新环境良好。
多年来,北京市委市政府及市科委等相关职能部门不断采取推动技术转移的措施,注重培养开放的创新理念,营造有利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良好环境。技术供方和需方在技术创新与转化模式上不断探索,使科研创新成果向市场和产业转化的路径更加通畅。中国技术交易所、国家技术交易中心、中国版权交易基地三大全国性平台落地北京,也为科研机构从事技术转移提供了诸多便利。
3.4 威胁(T)
(1)技术转移体制机制不够健全。
我国至今仍没有专门的技术转移法,技术转移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及技术转移服务体系等缺乏有效的协调和评价机制;技术转移中缺乏对技术成熟度的评价及技术经济分析、市场前景评估;国家预算很少考虑技术转移的大量开支,技术供需存在中试加工瓶颈;技术转移途径、方式存在行业标准不健全,服务不规范,信用缺失等问题;技术转移机构发掘有市场潜力的技术成果的能力不足;事业单位成立非营利性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受现行法律限制;促进技术转移良性发展的环境不够完善等。
(2)政府引导和市场配置未能有效协调。
技术转移既需要发挥技术市场在科技资源和技术要素合理配置方面的作用,又需要通过政府引导以弥补市场失灵。对于政府公共财政投入所产生的科技成果,政府应给予更多关注,目前政府在技术经济评价、政策担保等方面作用发挥还不够;而社会投入所产生的技术成果,应更多地通过技术市场促进技术要素的流动,政府主要发挥维护整体环境的作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尚待完善。
(3)国内其他地区优惠政策具有吸引力。
国内其他地区在促进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诸如上海、南京、苏州各级政府采取多种举措,不仅为技术转移服务营造宽松的制度环境,而且在技术经纪人队伍建设方面给予高度重视,并积极开展以疏通、提升产业价值链为主旨的技术转移服务[8]。2011年2月22日,南京出台了我国第一部技术转移地方性法规,在认定技术转移主体等多个方面实现了突破。国内其他地区的优惠政策给北京市推进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投入等方面造成了一定威胁。
4 促进北京科研机构技术转移的对策建议
通过北京科研机构技术合同成交情况以及技术转移SWOT分析,将北京科研机构技术转移与内部资源、外部环境有机结合,提出促进科研机构技术转移的对策建议如下:
(1) 健全技术转移法律法规,最大限度发挥政策效力。
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成功经验证明,政府的倡导、规划、激励和调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目前我国缺乏技术转移相关立法的背景下,应结合北京地区实际情况,尽早出台促进技术转移的地方性法规,通过法律的形式规范市场竞争和技术转移活动,使技术转移活动有法可依。在制度体系方面,完善与技术转移直接相关的技术标准、风险管理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奖励制度、评价体系、科技咨询和服务体系,以及不直接相关的金融制度、政府补贴体系、分配制度等,还包括与市场机制健全有关的合同、人事、雇佣等制度。在政策体系方面,应该根据国家技术转移系统的思路,最大限度发挥国家、北京市制定的促进技术转移的政策,防止政策缺口导致的系统失灵,并通过制度的完善,使相关政策互相协调,从而为技术转移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以保障技术转移有序、稳定、健康发展。
(2) 推动科研机构与高校、企业有机结合和优势互补。
作为科技成果研发的主要力量之一,北京科研机构的技术合同约六成左右流向企业,这不仅充分说明科技与经济的重要结合点在企业,而且也表明科研机构与高校、企业的有机结合将促进科研成果的迅速转化。然而,北京科研机构输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重大技术合同以及技术出口合同成交额所占比例偏低的事实也表明科研机构在技术转移中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北京科研机构历经体制转型、人事改革,在参与和推进技术转移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要。为更好地发挥北京科研机构研发优势,应加强技术转移各主体间的多向活动,以有利于实现创新目标和提高技术转移效率为宗旨,以企业的创新需求为主导,促进科研机构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在重大科技项目中体现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要求,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具体而言,科研机构在选择科研方向和研究领域时,应关注所产生的技术成果和核心技术能否成功转化,并将研发的新成果同市场反馈信息有机结合起来,选择合适的利益分享方式进行产业化。
(3) 加强技术转移支撑机构建设,扩大科研机构技术转移辐射效果。
技术转移体系是连接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的桥梁,技术市场作为技术转移支撑服务机构的组成部分,在促进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技术扩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强技术转移支撑机构能力建设符合未来国家创新系统对科研机构在技术转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要求和科研机构持续参与技术创新的方向。一方面,通过政府的直接投资、项目、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大力促进技术转移支撑机构建设,进一步规范中介组织、生产力服务中心(企业孵化器)、科技创业服务中心、技术转移机构、人才交流机构、评估咨询机构、投融资服务机构等的行为,实现技术转移的组织创新和模式创新,充分发挥他们在技术转移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北京科研机构“四技”合同中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形式的技术转移占主要地位,所以可将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作为切入点,加强与技术应用方的沟通,拓宽技术服务渠道,进一步促成技术开发或技术转让,从而扩大科研机构技术转移辐射效果。
(4)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技术转移良性循环。
良好的技术转移模式和机制的建立,核心在于技术转移的制度安排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科学有效的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利益导向非常明确的激励制度,它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下界定相关各方的权利义务,合理地分享知识产权权益和利益。北京科研机构吸纳、输出专利技术合同项数和成交额都很低,整体上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在与企业、社会资本合作时易出现科研成果产权不清、技术成果的价值被弱化等现象。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和法规的逐步完善,科研机构自身要树立起正确的知识产权管理意识,切实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以更加合理的方式来评价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所发挥的作用;重视知识产权管理人才配备,做好专利申请工作,提高政府科技投入的专利产出量,保护科技人员在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中的利益;鼓励以知识资本股权激励创办衍生企业,适时实现股权社会化,加快技术成果向产业界扩散和转移,充分发挥科技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5) 突破技术转移人才瓶颈,培养技术转移专门人才。
北京科研机构由于自身技术成果落地转化以及参与技术交易内容的日益多元化,亟需一批能够提供高效、专业化服务的技术转移人才。实践证明,专业的技术经纪服务是提高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成功率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坚持引进与培养并举,加快构建技术转移专门人才队伍。根据科研机构技术成果落地转化的要求,强调应用开发研究面向市场,引导科研人员进行思想转变;注意经营人才、市场人才的选拔、培养与引进,尤其是引进一批既懂技术又善经营、熟悉政策法规且具备融资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提高技术转移从业人才整体水平;在高校设立涉及技术产权交易、企业创新融资、产学研合作等各种知识的相关专业,开展多层次技术转移人才培养体系试点;建设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对现有人才进行专业知识培训,推动技术经纪人、科技咨询师、资质认证规范化进程,积极探索和培养一支有资质的技术经纪人队伍,促进技术交易的全面提升。
随着技术转移、技术市场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技术转移复合型人才的日益聚集,北京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和转化效率将进一步提高,与市场的结合将更加紧密,在技术转移体系中将发挥更大作用。
摘要：北京科研机构输出技术合同具有成交额先减后增,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合同所占比例较低,专利技术合同、重大技术合同、技术出口合同成交额都很少等特点。基于北京科研机构技术合同特点以及国家、北京市技术转移相关情况,对北京市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所具有的优势、劣势以及面临的机会、威胁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健全技术转移法律法规、推动产学研合作、加强技术转移支撑机构建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培养技术转移专门人才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技术市场,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技术合同,SWOT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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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咨询业；咨询服务机构；对策
咨询业是第三产业中以提供咨询服务为营业方向的行业总称，是一种智力型和知识型行业。咨询与调查业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社会、经济、科技领域，包括经济、商业、管理、法律、审计、税务、会计等多个方面。本文根据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商务服务业下的咨询与调查业包括会计、审计及税务服务、市场调查、社会经济咨询及其他专业咨询①四个大类别。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咨询业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中重要的一环，从企业的市场分析，到战略决策，从一般的小企业，到大型企业，以及政府都越来越需要专业的机构来辅助决策。咨询业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解决企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为企业带来生机，为宏观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咨询与调查业属于知识密集型的高端服务业领域，北京有促进其发展的资源优势，加快咨询业的发展，不仅能够帮助企业做大做强走出去，还能够避免因外资机构过多地参与战略资源的审计工作造成的经济安全问题。北京的咨询业发展较晚，为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咨询业发展水平，应根据北京的优势和目前的发展水平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
一、北京咨询业发展阶段及现状特点
北京市咨询与调查业的发展是我国咨询与调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与我国咨询业的发展一
样，呈现起步晚、发展快、数量多、规模小的特点。
（一）北京咨询业发展的阶段分析
萌芽阶段：1979～1984年，外商开始在我国投资建厂，有市场经济意识的人开始收集各种信息，系统整理后提供给外商。这个阶段国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对咨询的需求较少，所以咨询业的发展比较缓慢。
起步阶段：1984～1992年，北京的咨询与调查业有了初期的发展，客户主要是外企，国内的需求份额相对较小。
发展阶段：1992～2001年，涌现出了各类市场调查与咨询机构，汇集了一批具有相关专业知识而且经验丰富的人才，北大纵横、北京中数长城等公司脱颖而出，相继出现了零点、新华信等民营机构。
新的历史阶段：2001年至今，北京咨询业逐步从低端的单一数据采集业务发展到提供中高端的研究甚至营销咨询服务，北京市咨询业的并购重组逐步进行，咨询业进入稳步发展阶段。
咨询与调查业为高智力密集型产业。北京的咨询与调查业成长迅速，在推进市场经济建设、促进决策科学化中发挥着积极作用。2007年北京市咨询与调查业的经营单位共有23308家，以8.9%的年增长速度居全国前列；规模以上企业从业人员近5万，营业收入202.4亿元，实现利润超过19亿元［3］。
（二）总体发展特点
重点行业优势突出。社会经济咨询、会计审计及税务服务这两个行业在北京市咨询与调查业中的优势突出。2007年社会经济咨询机构数占总的咨询业机构数的38.1%，会计审计及税务服务占到7.2%；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前15名中，会计审计及税务服务占到三分之一以上。这两大行业的快速发展与企业在该领域旺盛的市场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现代企业管理缺乏的瓶颈，产生了对企业管理决策、战略咨询等方面大量的需求；国内一些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过程中也迫切需要借助“外脑”解决企业走出去遇到的问题。
私营机构成为行业发展主体。北京市咨询机构中私营机构经营方式灵活，能很快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则，因此发展比较迅速，成为北京咨询业发展的主体。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在2007年北京市内资咨询与调查业机构中，私营单位有16726家，占所有咨询业机构数的71.8%［4］，其他所有制结构的比重相对较低（见图1）。
咨询机构整合步伐加快。随着北京国际开放程度的加深，许多国际咨询机构纷纷进入北京，这在推动北京咨询业发展的同时，也给本土咨询机构带来严重挑战。面对麦肯锡、安达信等国际资讯机构的竞争，本土咨询机构开始打破传统的合伙制经营模式，加快整合步伐，以增强市场竞争力。目前北京市一些咨询机构初显整合趋势，比如三家较大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上海立信长江、北京中天华正和广东羊城在2006进行合并，合并后的事务所已经初步具备了与外资事务所竞争的能力。
二、北京咨询业重点行业分析及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重点行业分析
会计、审计及税务服务。业务以审计为主，审计收入占总收入的95%；事务所龙头作用明显，2008年北京地区百大会计事务所，业务收入1亿元以上的13家事务所总收入占百家事务所收入的71.2%；外资机构占据主导，在近几年的全市事务所综合评定中前四位都是外资所，外资所收入水平也较高，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收入占全行业比重从2002年的15.4%上升到2007年的31.6%，本土所前10名的的业务收入合计24.63亿，不足排行第一的普华永道中天一家的业务收入。
社会经济咨询。北京市社会经济咨询整体增长较快，到2007年底各类社会经济咨询机构已达到8868家，聚集了埃森哲、罗兰·贝格等著名跨国咨询机构，也涌现出北大纵横、新华信、长城战略等一批实力较强的本土咨询机构；网络咨询成为重要发展趋势，目前网络咨询已有30%的市场占有率，78%的市场研究公司已经开始网络咨询项目。
市场调查。北京的市场调查行业涉及金融、通讯、IT等多个行业，专业化趋势明显；本土市场调查公司发展较快，带动了该行业的发展，涌现出美兰德、零点等一批本土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在国内企业走出去中提供了较多服务。
（二）发展存在的问题
本土咨询机构技术手段落后，专业化经验不足。在获取信息的方法及对信息的处理加工上，本土咨询机构的技术工具都相对落后，尤其在市场调查领域表现明显。大多数公司还停留在上门了解、表格登记、抽样分析、电话询问、表格统计等传统方法上，统计分析方法也比较传统。而国外咨询机构采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手段和分析软件，早在1927年，柯乐利调查公司就利用CATI（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在44个城市完成了三万个电话样本的访问。此外，本土咨询机构不具备完备的知识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咨询机构的服务水平。
外资咨询机构垄断高端审计业务。目前，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几乎垄断了我国的高端会计审计业务。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统计，2002～2006年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国的业务收入由16.94亿元增长至63.54亿元，增速达到275.15%，占中国百强事务所业务总收入的53.81%。国家四大银行以及部分央企的会计审计业务主要由国际四大会计师咨询所来承担，这些大型银行、企业关系着我国经济命脉，完全由外资机构来审计，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国家经济信息安全问题。
准入门槛较低，低端市场竞争激烈。北京市咨询调查行业准入门槛低，企业注册制度不健全。许多小的调查公司根本就不履行注册手续，导致行业规范难以落实。小规模咨询机构实力较弱，只能在低端市场展开无序竞争，比如当中行、工行、建行每年将数亿元的审计费用投向“四大”的时候，近6000家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不得不为每笔数万元甚至数千元的业务而展开激烈竞争。
三、北京市本土与外资咨询机构对比分析
近年来，北京市咨询与调查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咨询机构和从业人员都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一些著名外资咨询公司纷纷抢滩北京市场。本土公司熟悉国情，相互之间交流方便、咨询费用低等几方面的优势，使得本土公司在中小企业和政府行政业务领域竞争中具有优势。外资公司国际化程度高，服务水平好，总体实力强于本土公司，在高层次领域的业务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一）本土咨询机构的优势
本土化优势明显。本土机构熟悉国情，更能准确把握国内的企业和市场的运行规律，了解企业领导人员的思维方式，提供的方案更符合要求，具有可实施性。语言沟通无障碍，相互之间交流方便，而且本土公司具有广泛的人脉和社会关系，信息渠道多，能及时掌握市场信息。而国外一些机构虽然有完善的数据库和高素质专家，但他们的工作方式不一定适用中国市场，对中国企业管理层的需求把握不准确，提供的方案可能会因为与企业领导的意愿不符而被搁浅。比如麦肯锡公司在1998年为实达公司提供的咨询方案本身非常好，却未得到成功的实施，原因就是麦肯锡公司忽略了企业变革的心理因素，没有正确理解企业政治和权利的因素，得不到领导层的有效支持。
咨询费用较低。本土咨询机构的服务水平相对较低，在咨询费用上很难提出较高的价格。另外，本土机构支付给咨询人员的费用比较少，运营成本低。研究显示，同一个审计项目，四大会计事务所的收费高出国内所2～5倍很正常，比如北京国内所的主任、副主任会计师每小时收费300元，而安永为2750元。同一个项目外资咨询机构的要价可能是本土咨询机构几倍甚至十几倍，对正在发展中且需要咨询服务的中小企业来说负担太重，他们会选择“咨询性价比”更高的本土公司。
政府采购向本土咨询机构倾斜。绝大部分行业，政府都支持本土机构的发展。在咨询调查行业，本土机构在政府行政领域占有绝对优势，尤其是涉及到能源、财政等战略领域，考虑到国家安全问题，政府采购更倾向于本土机构。
（二）与外资机构的比较劣势
专业化水平不足。目前北京大部分本土咨询公司的经营范围比较广泛，没有与自身特色相对应的专业领域，缺乏核心竞争力。而国际知名的咨询机构不但发展快，而且都有各自的专业领域，比如麦肯锡在金融保险和电信行业的管理咨询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盖洛普专门从事金融保险行业的市场调查分析，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被公认为战略管理咨询领域的先驱。专业化是咨询业的发展趋势，是适应社会化分工和服务市场细分的需要，所以咨询机构的发展应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选择专业领域，做精做细，逐步提高专业咨询技能。
知识管理能力欠缺。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咨询公司已经成立了几十年，这些公司建立了完备的数据信息库。如全球最大的商业信息咨询公司邓白氏信息咨询公司，它的在线数据库拥有全球200多个国家的700多万个公司的商业资料，强大的数据库支持奠定了它的行业地位。国内的机构不具备这样的知识信息库，没有大量的案例分析作支撑，想高质量地完成咨询工作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一项业务，国外的咨询机构仅需要几天的时间，国内咨询机构由于缺乏案例的积累，可能得需要几个月。现有的数据库有Oracle、Sybase、Access、Foxpro等，咨询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规模和具体状况建立自己的数据库，通过网络协作共享资源库、用户库、咨询顾问库等。
人才竞争处于劣势。外资机构发展时间长，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和经验，支付给咨询人员薪金高，本土机构比较好的咨询人员三年后年薪在10～20万人民币，而麦肯锡的咨询师一般在50万人民币。此外，外资机构解决引进人才的户口问题，本土咨询机构甚至不能解决工作居住证。本土机构精心培养的咨询人员却往往被外资机构视为不可多得的人材重金聘走，导致本土机构的人才流失严重。
四、促进北京本土咨询服务机构发展的对策
国外的咨询机构一般都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系较为完善，为咨询机构的发展和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5］。政府不直接干预各类企业的运行，而主要通过法律、税收、财政等间接手段进行调控［6］。纵观国际咨询业的发展趋势与北京咨询业的发展现状，本土咨询机构应注重自身的发展，人员综合能力的提高、行业数据库的建立以及规范市场秩序等方面。
（一）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守则，规范市场秩序
咨询调查业要想壮大和发展，必须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据不完全调查，咨询与调查业个别企业存在诚信缺失问题，行业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甚至有人打着咨询的旗号招摇撞骗，给整个咨询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制定行业道德守则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是必要的。对于违反行业道德守则和法律法规的个人、企业，可以经行业协会讨论后，对其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
国内一些机构寻求咨询公司更多看中咨询费的高低，而不是服务质量，这就导致一方面国内咨询机构的费用远低于国外咨询机构，另一方面国内咨询机构为了抢占市场，竞相压价，市场秩序混乱。因此需要建立咨询与调查业的行业规范，建立相对标准的咨询费用确定，整顿市场秩序，使咨询与调查业市场向着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二）建立完整的信息数据库，进一步整合信息资源
我国咨询公司与国际知名品牌的咨询公司相比，除了在人员素质水平、综合服务水平等方面落后，在信息资源的质量和有效利用率上也远远不如国际咨询公司。我国缺少信息资源库，缺乏系统的企业案例库和最新的数据资源，严重影响了对信息的加工、处理，进而影响了服务的质量。另外，由于部门之间统计口径混乱，信息资源的质量不是很高，降低了参考价值，导致咨询失误。
提高咨询服务的质量，需要大量占有资源，并对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和利用。据统计，70%左右的信息资源集中在政府各部门及其所属实体，但真正能流通利用起来的不足10%。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不能被有效整合利用，或者不能被深加工利用。北京市要想把咨询调查业做大做强，形成自己的品牌，需要加强对有效信息的整合和深加工，提高咨询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创新性。信息数据库的建立，需要大量的精力和资金，靠单个企业难以完成，只能在政府的引导和帮助下，由多家企业联合建立。
（三）加强行业协会建设，做好协会重点工作
咨询与调查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人才是其发展的原动力。良好的行业协会管理体制能为人才的发展提供社会环境，提高咨询顾问的职业水准和服务质量。北京市已经建立了咨询调查业行业协会，如北京科技咨询协会，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等，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服务品牌和良好形象。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协会的支持力度，明确协会的地位，赋予协会更多的职能，政府和协会共同促进调查业的健康发展。
北京市咨询与调查业一些协会成立了也有十余年，但对行业标准实施的监管和咨询人员资格的认证方面还有待提高。目前的重点工作是在政府的协助下，建立统一完善的咨询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在制定过程中要注意国际惯例，引入国际通用的认证体系，比如可以采取资格审查制与国家注册登记制相结合的办法，实施过程由行业协会监管。此外，咨询业缺少统一规范的统计口径及考核标准，真实反映该行业的发展现状，必须建立一个标准的统计指标体系，这也是行业协会来说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四）重视人才建设，提高咨询人员综合服务水平
咨询与调查业作为一个高智力密集型服务行业，人才是其发展的基石，所以加强人才培养与甄选对于处在激烈竞争中的本土咨询业是当务之急。咨询与调查业人才的培养要有目标、有计划、多途径、多层次地进行，要求政府、协会、高校和咨询公司互相配合、互相补充。
1.政府在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上要给予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制定户籍、工作居住证制度、安家补助费、子女入学等相关人才引进政策；设立优秀人才奖励基金，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给予奖励；鼓励企业与大专院校、教育培训机构共建人才培训机构和实训基地，加大高层次人才培养力度，拓宽人才培养途径。
2.在咨询人才体系培养中，协会要承担重要责任。北京市咨询机构规模小，无法独立完成咨询人员的培养，只能由协会承担责任。协会对人才的培养可采取多种方法：建立培训基地、举办讲座、讨论会，邀请专家做经验交流等，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提高咨询人员水平。
3.从学校教育来讲，可以结合学科目录调整，在有关高校开办咨询专业，从基础知识和技能上进行系统教育，培养专业人员，增加人才来源和储备。
4.咨询公司在引进人才时要严格标准。引进的人才不但需要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专业知识背景，而且要具备比较丰富的经验，通过知识和经验的结合，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咨询成果。
（五）政府重视，加大在政策和经济上的扶持力度
咨询调查业的发展，不仅与服务水平和市场环境有关，而且直接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咨询调查业发展比较好的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政府都在财政、市场开发、人才培养以及信息支持等方面给予了足够的支持。比如日本成立专门的协会来选拔人才；美国政府内部各部门都设有咨询机构；德国对中介机构提供60%～70%的无偿资助；英国成立了专门的咨询社，向咨询机构提供市场信息。我国政府虽然对咨询业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但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政府可以考虑将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政策移植到咨询与调查业，促进北京市咨询与调查业的发展。
1.资金支持。包括财政方面的直接、间接补贴，税收方面的减免税种、信贷方面降低利息等。尤其在税收方面，据了解，咨询业是部分工资计入成本，企业要为不计入成本的那部分工资缴纳企业所得税，税负加重。咨询业属于高知识投入型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软件业相似，政府可考虑参照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政策扶植咨询行业发展。
2.信息、市场的支持。借鉴英国等咨询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成立一个咨询信息机构，为咨询公司收集信息。政府采购上要更多的倾向国内咨询机构，给他们足够的市场，既能引导国内咨询公司的发展壮大，又可以避免因国外咨询机构参与国内战略、金融等领域而引起的国家安全问题。
3.规范制度的制定与监管。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和市场准入标准，协助行业协会规范市场秩序和行业职业道德。通过舆论和媒体的作用，提高公众对咨询与调查业的认识，强化社会各类机构、人员的咨询意识，以此来引导咨询与调查业的发展。
注释:
①指除社会经济咨询以外的其他专业技术咨询活动，包括：工业生产活动咨询，交通运输咨询，医疗、医药咨询，邮政、通信咨询，市政建设及规划咨询，其他未列明的专业咨询。不包括：工程技术咨询，计算机咨询，软件咨询，科技咨询。
参考文献：
［1］孙旭.中国咨询业发展战略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5.7..
［2］咨询—北京的实践［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3］北京统计年鉴2007［M］.北京:北京统计出版社,2007.
［4］北京科技咨询业协会.北京咨询业发展报告2006，2007.
［5］叶南平.国内外咨询业发展模式与动态研究［J］.社会科学动态2002(2).
［6］陈志祥.美国信息咨询业的行业管理及其启示［J］.计划与市场2003(6).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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