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李约瑟难题

讲稿——李约瑟难题（精选7篇）

讲稿——李约瑟难题 篇1

一、导入

(讲解)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文字显示)破解李约瑟难题。

什么是李约瑟难题?李约瑟博士在研究中国科学发展史中提出：(文字显示)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这个疑问后被学术界命名为“李约瑟难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我们来看一个李约瑟博士简介：(图片/文字简介)：李约瑟(英国1900—1995)早年是一位生化学家，创立了化学胚胎学这门新学科。在援助中国抗日的艰苦岁月，他率先提出战后国际科学合作及建立国际科学机构的设想，最终形成今天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他以毕生心血撰写并出版30多卷册的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人们称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20世纪的伊拉斯谟”。

长期以来，“李约瑟”在中国几乎成了“中国科技史”的代名词，而求解“李约瑟难题”的热潮更有水涨高之势。可以说，凡是关心中国前途和未来的人都对这个问题抱有或多或少的兴趣。要破解这样一道难题，我们应该先来了解什么是近代科学。

二、什么是近代科学 1近代科学

大家知道，近代科学是以天文学领域的革命为开端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图片显示)提出太阳中心说，他用三、四十年的时间观测、计算、校核，于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打破了基督教神学宣扬的地球中心说。

(图示显示)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自制望远镜，他注重实践和实验，被视为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者。

物理学方面，牛顿(音像)力学体系的建立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形成。如上所示，这就是近代科学，也就是说，(文字显示)近代科学是在收集材料的基础上，从现象深入到本质，从经验定律上升为系统的科学理论。

与之不同的是，传统科学指的是什么呢? 2传统科学

传统科学基本属于现象的描述和经验的总结，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和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例如：(flash配音图片)我们知道，这种“传统科技”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因此，李约瑟难题的确切表述应该是：(文字显示)3李约瑟难题：中国古代在经验技术的发展水平上远远超过西方，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却首先在西方诞生，而中国反而远远落在西方后面呢? 这里有一个统计，同学们请看，(图片显示)明朝以前世界和中国的重要发明和科学成就，中国有175项，占58%。明朝中后期，在传统科技领域，中国也曾一度精彩纷呈。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三、近代科学的晨光和传统科技的晚霞

请将下列事件按相应时间填入表中：文艺复兴 工业革命 启蒙运动 资产阶级革命 西学东渐 李自成起义 清兵入关 闭关锁国 文字狱(学生回答)我们来看一段文艺复兴的资料(图片、文字显示)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的原意为“再生”“复活”。这场运动以复兴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名，以“人文主义”为旗帜，形成了人文主义社会思潮。所谓人文主义，其核心内容是追求现实的幸福，而不是教会强调的灭人欲；它倡导个性解放，反对盲从盲信的愚昧思想。这场思想解放运动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为近代自然科学和各种学术的发展清除了思想障碍。

请思考：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科技迅速发展的原因

答案：使人们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以科学的态度、全新的思想方式探索和解释自然现象，为近代科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讲解)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欧洲人把自己从宗教神学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崇尚理性、追求真理与人生自由成为一种时尚，在这些社会合力的推动下，近代科学诞生了。

我们再来看有关明朝的资料：(文字显示)材料解析

材料一，《天工开物》涉及了约30种工农业生产技术，基本上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双季稻大面积种植，产量极高。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民众衣食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材料二，(晚明上海)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

材料三，明朝的确是个强盛的王朝，„„经济十分发达，万历年间中国GDP占世界的80%。当时江南等地已经出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而且明朝重农抑商的思想较少„„愿和外国交流，引进了当时世界海上强国葡萄牙的大炮„„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明科技一度辉煌的原因：(1)明朝时期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2)白银流通，商品经济繁荣，商业资本活跃。(3)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综合国力的强盛。(4)对外开放，与外国交往频繁。

(讲解)晚明科技辉煌灿烂，但终如昙花一现，当人类历史从古代向近代迈进，中国却在封建泥潭中停滞不前。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近代科技的落后呢?

四、破解“李约瑟难题”

材料一：清雍正皇帝反复强调：“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使人力无遗而地力始尽”。

材料二：清王朝用“处处皆关，则关关有税”限制商业活动，对“客商资本稍多者”又行“劝借”，稍有不从，“轻则痛行笞责，重则坐以他事；连船拆毁，客商狼藉，号哭水欠”，最终“多致卖船弃业”。

材料三：清朝还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出海的水手、客商，须“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预先规定往返日期，逾期不归，永远不许返回。

据材料分析，阻碍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是什么?(学生回答)清朝的重农、抑商、海禁政策

(讲解)清朝奉行的这种重农政策，把大量过剩劳动力控制在有限耕地之内的高度密集型经营模式，大大削弱了开发非生命动力能源和科技创新的驱动力。成本低廉的“男耕女织”家庭生产结构愈趋坚固，阻碍了手工工场的扩展，更加凝固强化了农耕自然经济形态。在重压之下，商人和工场主通过资本集聚扩大再生产、开展远程贸易风险极大，迫使一些商业资本转而投向风险很小、寄生性很强的“衣租食税”的土地剥削，极大限制了新生产关系的辐射力，压制了大规模工业化的变革。

禁海闭关政策使中国日渐脱离世界发展大势，堵塞了给中国近代科技和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失去了开辟海外市场、刺激资本扩张、推进工业化的契机。

在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政策的压抑、阻碍下，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只能在农耕经济结构的细小缝隙中迂回曲折的缓慢潜流、渗透，未能形成强大的扫荡旧经济基础的革命性变化，迟滞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使得中国近代科技无从发展。(图片显示〓胤祯耕织图)

在西方，15、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并发展，近代科技开始萌芽并在科技创新和工业革命的相互鼓荡中迅速发展。(图片显示〓工业革命)。(文字显示)解释一：固守农耕经济藩篱阻碍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也可以说，中国明清，特别是清朝固守高度密集型的农耕经济从根本上阻碍了近代科技的发展。

我们接着从政治制度特别是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科举制进行分析。史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科举制度扼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也有人表示了异议。(文字显示)解释二：科举制度扼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同学们的看法。(学生辩论)正方：(1)我认为科举制度扼制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封建统治者通过科举考试将社会上几乎所有的优秀人才笼络在自己身边，造成科技人才的大量流失。“学而优则仕”的官僚体制垄断了人才，不利于中国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使知识分子无心专注于科学研究。

(2)我们并不否认隋唐科技成就的取得，但这和科举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科举害人，同治年间，张之洞大声疾呼：“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3)书生的学习指的是什么呢?大概只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吧?自然科学和技艺却受到了严重的贬斥，又怎可以说科举并不扼制科技的发展和创新呢?(4)这仅仅是在唐代，也就是说在科举制度的初创之时。从整个科举发展史来看，难道不是弊远大于利吗?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极大的权力财富的诱惑下，有几人还热衷于科学研究呢?从事科学研究和技艺的人不是都被蔑视为只会一点雕虫小技的艺人吗?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待遇如何能与科举出身、八股取士的进士们相比呢? 反方：(1)我认为科举制度没有扼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事实上科举制度还激励了人才的成长。若科举制度真的阻碍中国科技的发展，那么，中国从隋唐就开始实行科举制度，为什么隋唐依然取得了一系列杰出的科技成就呢?(2)科技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隋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伴随着中华文明史。隋唐是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而明清国力强盛，1720—1820年，中国的GDP年增长率，远远高于整个欧洲地区。尽管科举制度并不完全公平，但这个制度毕竟为出身贫寒之人创造了通过学习成为有用之才的机会，还使整个社会的学习风气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3)在隋唐，并不可以说读书的内容只是四书五经，天文、历法、数学等在科举制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科举制度仍然设有秀才、进士、明经、明算、明法、明书六科，自然科学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重视，人们做官不一定都走尊孔读经这一条路。

(4)不可否认在我国科技史上曾出现过像李时珍这样的布衣平民，但大家可曾想过更有徐光启、沈括这样科举出身的科学家呢?所以科举制度并没有垄断全部人才，并未完全阻碍科技的发展。

(讲解)同学们的辩证十分精彩，一方认为科举制度垄断了人才，排斥了自然科学，因此扼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强调隋唐科技成就的取得，以及科举出身的科学家。应该说，并不是科举制度本身扼制了中国的天才们发起一场科学革命，真正起阻碍作用的是：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蜕化。“尊孔读经，八股取士”的精神枷锁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思维。试想中国如果有奖励机制激励广大士人以“十年寒窗”“皓首穷经”的精神投身于科学研究事业，中国的科学技术会呈现一种什么状况呢?(图片显示科举考试的举间)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专考四书五经，科学技术完全被排斥在各级学校教育和科举选官考试内容之外。让我们来看一个小故事：

(图片、文字显示)这是发生在崇祯年间袁州府学堂里的一幕，时任教师的宋应星信步来到书房，见好友王某正潜心诗书，遂拱手一礼：“王兄，近年宋某呕心沥血，著成新作一编曰《天工开物》，请王兄斧正。”王某信手拈来，见书中皆为农工技巧之类，遂推之一边，不屑道：“君子之道，当习四书五经。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伎数术，所以治身也。”宋应星叹曰：“夫儒教久居于庙堂，疲于济世而忘其天真。重人伦而轻自然，爱名节而弃本义。以王道为天道，唯余虚伪!”

这个小故事说明了什么?(学生讨论回答后讲解)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始终没能把认识视角定位于建立一套完整的自然观上，而仅仅关心的是人类社会的秩序和结构。(图片显示儒学著作)儒学这种漠视自然、回避自然科学的态度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产生了深刻的消极影响，对科学的发展是一种极大的思想障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知识普遍持鄙视态度，因为古代科技的技能性、操作性、实践性比较强，大多与生产劳动直接相关，属劳动者的对象，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熏陶下，科技称不上学问。

在封建宗法观察和文化传统的支配下，形成了君臣、官民、父子、理由生关系的泾渭分明。森严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下，人的创造性、对真理的追求、独立思考的品质和质疑精神被剥夺殆尽。因此我们说：

(文字显示)解释三：重人伦、轻自然的文化传统妨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讲解)以上我们分别从经济结构、政治制度、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方面进行了探讨，请同学们讨论一下，你对“李约瑟难题”还有何见解?(学生讨论回答)(1)重文轻技和迷信思想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

(2)中国是大陆国家，与希腊、罗马、埃及的海洋文化不同，所以闭关锁国、故步自封。

(3)中国古代科技过分强调实用性，很少理论探讨，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科技的发展和传统是封闭的，以“祖传秘方”形式进行。(总结)同学们分别从迷信思想、环境气候和古代科技本身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各有见地。

事实上，许多因素互相关联，或递进，或互动，共同发生影响。

(结语)有人说：十六世纪以前的中国就像一辆吱吱哑哑的牛车，以其坚忍不拔的毅力和顽强的执着和自信向前迈进着，中国有无数世界之最，尤其是四大发明，足以令中世纪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群星黯然失色。(音像资料：四大发明)然而，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却落后了。

讲稿——李约瑟难题 篇2

凡是对中国文明有一定了解的西方人,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李约瑟。他是英中了解协会会长, 英国唯一一位既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又是英国科学院院士的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之一。他对科技史研究及中西文化交流有较大贡献。1937年, 三个中国人来他的实验室一起工作 (鲁桂珍、王应睐、沈诗章) 。其中, 鲁桂珍 (1904~1991) , 向李约瑟介绍中国悠久的科学发明和医药学, 给身处“西方中心论”环境中的李约瑟带来很大的心灵震动, 使他形成了“一个宝贵的信念, 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 李约瑟从1942年~1946年在中国重庆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 并结识了竺可桢、傅斯年等中国科学家和学者, 收集了大量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文献。此外他又游历了还没有为日本占领的地方, 包括敦煌和云南, 又参观考察了中国各学术机构从而收集了大量文献和资料。之后, 他赴巴黎当上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的第一位部长, 而且得到中国学者王铃的帮助而开始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1948年, 李约瑟回基斯学院继续从事研究, 并于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因为李约瑟本是一位科学家, 观点亦是以科学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停滞不前。他的李约瑟难题正好证明了这点。一些学者以历代的汉化和中央集权, 来阐明“中国”文化思想上的高度一统性, 欠缺多元化和竞争, 从而使科技停滞。应注意是这些学者笔下的“中国”是指“汉族”生活区, 而不包括自清朝起所包括的蒙、满、回、藏、苗等少数民族的居住区。李氏原本构思是写一册, 后来越写越多, 现今有7卷, 包含导论, 科学思想史, 数学与天地的科学, 物理学及相关技术, 化学及相关技术, 生物与生物科技, 社会背景七部分内容。

二、问题的提出

有证据表明, 早在上一世纪30年代末, 当李约瑟开始认真地思考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时就产生了类似的思想, 但是直到1976年,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才明确提出“李约瑟难题”这一说法;再经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雷斯蒂沃的归纳和科学史家席文等人的质疑辩难, “李约瑟难题”一说遂不胫而走, 不久就传入中国并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 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 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 为什么近代科学, 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 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李约瑟难题无疑是李氏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论题。他提出了: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 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他个人见解是中国长久没有发展了, 如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和现代城市, 要为生存而互相竞争的环境。中国实现首次统一后 (可能指的是秦的统一) , 他所谓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政府实行中央指导性政策。所谓“封建”是指中央集权, 所谓“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 地方行政只对朝廷负责。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在中国, 新科技发展的阻力太大。西方式的科技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 取得现在的成就。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并改良火药武器。在这方面, 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 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

三、难以完结的解答

中国悠久的科学文化传统, 在最近的100多年经历了一个再发现的过程。鸦片战争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中国曾被西方人视为不开化的国家, 更不用说有科学文明。但是到了20世纪之初, 在引进西方科学的大潮之中, 中国古老的科学传统已被当时主流的科学家所完全遗忘, 于是出现了所谓“中国无科学”之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 特别是在最近的50余年, 包括李约瑟在内的海内外中国科技史专家揭示了中国科学技术的悠久历史和传统, 不仅改变了西方人过去的片面认识, 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当代中国人作为东方古老文明传承者的自信;更重要的是, 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技术今日已作为昭示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一个样板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 因此李约瑟的贡献无论如何也不应低估。

同时, 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仍然相当落后, 这也是100多年来几代中国人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实问题。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有识之士始终将科学技术置于重要的位置。从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洋务运动中的“求强求富”, 以至严复等人提出的“西学格致救国”论和20世纪初叶的“科学救国”思潮, 乃至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四个现代化”和今天的“科教兴国”政策, 无不寄托着现代中国人对发展科学技术、以求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渴望。因此, 很自然地, 我们在探讨中国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的时候, 不免带有一种现实的紧迫感, 从而使我们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含义。

到目前为止, 有关李约瑟难题的应答尽管有很多, 但是还是很难得到合理而全面的解决。因为这首先涉及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的问题。

摘要：通过对李约瑟先生心路历程与著作文本的研究, 分析“中国在大约16世纪前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西方, 但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却诞生在西方, 而没有诞生在中国呢?”这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并就其答案进行探索。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技发展,文化,科学技术

参考文献

破解“李约瑟难题” 篇3

问题集中在17世纪前后这个历史节点。翻看历史，当时的英国正是工业革命时期，也是商品经济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时期。而同时期的中国正值明末清初，政府推行农本政策，抑制商品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即便是贸易比较活跃的江南地区，商品交换不是依靠市场自由运作的，而是大量被政府干预或主导，商人的买卖基本是与官府朝廷交易，而不能独立地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依据当时的历史，很多人都曾从各自角度思考分析，试图解答这个“李约瑟难题”。而我们的角度，当然和知识产权及创新制度相关。

英国于1624年颁布了被誉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第一部专利法的《垄断法案》；《美国专利法》于1790年4月10日由美国总统签署；日本于1885年经元老院通过并颁布实施《专卖专利条例》。对照各国专利法律颁布的历史时期，不难发现，知识产权制度建立都是在各国发展的关键转折时期，并伴随着各国之后的快速发展与繁荣。当然不能把破解李约瑟难题的答案完全归结在知识产权及创新保护制度这一个点上，但我们应该相信知识产权及创新保护制度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科技发展一定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点在现代的中国已经得到了验证：我国真正意义上的《专利法》颁布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4年，《商标法》的颁布也是在同一时期的1982年。至今，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实施了30多年，这30年，正是我国社会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30年。

讲稿——李约瑟难题 篇4

破解李约瑟难题-从科学体制化角度进行剖析

科学体制化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一个国家科学良性发展的前提.与西方相比,近代中国在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专业科研机构的创建、学术交流社团的产生、科学会议的召开、科学刊物的创办、科学奖励机制的.形成、科学教育的专门化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方.科学体制落后是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源之一.

作 者：匡胜国 KUANG Shengguo  作者单位：仰恩大学科研部,福建泉州,36 刊 名：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VOCATIONAL & TECHNICAL INSTITUTE 年，卷(期)： 17(2) 分类号：C94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   科学体制   中国科技史   对比  

讲稿——李约瑟难题 篇5

李约瑟难题被提出之时，许多学者从各个学科的观点出发对它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一个国家的科技的发展也许会受到来自地理环境、文化特质、政治环境、经济形态等方面的制约。李约瑟自己也对这一难题的解答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语言学作为一个方兴未艾的学科，在李约瑟的时代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今天，借助语言学的一些研究，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种全新的解释，而这些研究在语言学领域其实是相当古老的，只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的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上。

李约瑟难题的两个阶段，在梁漱溟先生看来，似乎用一句话就能回答了。中国是一个文化早熟的国家，与此同义的一个词是“理性1早启”。由此形成的民族风尚就是“向上之心强”和“相与之情厚”2。在这种早熟的文化心理的支配下，中国人的心思聪明的使用就产生了偏向——因为中国人的理智被过早启迪的理性所压制了，所以中国人的心思大多被放到了如何在人际关系中实践道德上，而不是将心思放在如何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上。“精神移用到人事上，于物则忽略。”3自然中国在以后的科技发展过程中就落后于重视理智的西方了。

初看起来这种理论只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在十七世纪以后落后于西方以及为什么很早就出现了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而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在此之前远远领先于西方。其实这并不矛盾。中国在她的文化早期，理性并未取得完全的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宋朝以后，追求理性的儒家成为了社会的压倒性主流思想以后才是这样的。在此之前，尚有一个两者平衡的时期，人们在理性的支配下还存在着一种历史使命感，所以在技术上仍然有所重视和创新。

虽然这只是李约瑟难题的一种解释，此外还有从制度差异、经济学角度、气候角度甚至形而上学来解释这一难题。我认为，客观条件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生产力的持续提高是人们固有的追求，然而中国人却总是不往这个方向去思考；而上述从主观角度出发的解释也存在一个问题，即中国人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心态及其支配下的制度？

一、对思维的载体——语言的考察

20世纪伟大的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他的名著《理解媒介》中写道：“媒介即讯息。”这看起来是一句难以理解的话。后来的尼尔·波兹曼提出了较为折衷4的观点：“媒介即隐喻。”“媒介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语言作为一种最为原始的媒介，必然也有这一特点，所以“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 1 梁先生的著作中，理智与理性有其不同于通常理解的意义。从梁对理性的英文翻译“impersonal feeling”，结合“理智、理性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一句，我们不难作出这样的理解：理智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而理性则是一种人的向上之心，它驱使人们向着正确的方向发挥理智，而且这种驱动经常是不为一己私利的。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七章“理性——人类的特征”，三、中华民族精神所在。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十三章“文化早熟后之中国”，一、由此遂无科学。4 关于麦克卢汉与尼尔·波兹曼两人观点的关系，尚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也有学者认为两者的观点存在冲突之处。详细讨论两人的观点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里只谈他们理论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两者具有较多的共同性，但是后者的说法较为温和。他认为媒介并不直接传递信息，而是在“暗示”。采用后者的说法可以缓和一下前者激进的提法可能招致的反对声。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5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在思维上的差异，是由两者在思考方式上使用的媒介的根本性差异所决定的。语言的差异决定了它所承载的文化被施加了不同的“隐喻”，因而人们的思路被引向了不同的方向，这也就是梁漱溟所说的心思不在此、理性早启的原因。“语言对人的主要影响施及他的思维力量，施及他的思维过程中进行创造的力量，因此，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说，语言的作用是内在的（immanent）和构建性的（constitutiv）。”6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即使在天性和本质上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他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7，思维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所使用的语言的影响和制约，朝着他所使用的那种语言所“偏好”的那种思维方式发展。在这一环境中，所有人对于一种他们共用的符号背后蕴藏的那个概念有着几乎相同的内心对应，即他们对于一个客观的、固定的存在，采取的是同一种主观方式以使之成为进行精神活动的质料。8洪堡特进一步指出：“由于在同一个民族中，影响着语言的是同一类型的主观性，可见，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9

二、汉语与西方语言的重大差异

两者在语言特性上的最大区别在于汉字是“孤立语”，即以单个音节指示概念，而且这个音节和所指示的概念不会因它们在句子中处于不同位置而改变。而西方语言，包括梵语在内，都属于屈折语言，词语由音素组合而成，音素组合成的概念会因位置和语法意义的改变而改变。10汉字是通过辨认字形来确认其所指示的概念，换句话说，就是辨认一个图形的相似属性。另一方面，汉字的理解强调“模拟”这一过程，通过对一个图形的辨认，来使它在头脑中得到相应的概念。而以希腊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则大为不同。音素本身和指称的概念并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由于若干个字母的精确组合才使词对应某一个概念。在这一过程中，不像汉字对于字形潦草的许可，西方语言要求极高的精确性与确定性，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就存在着一个演绎的过程。纯表音的文字在获得它的主观性的时候，经历着大量精确的抽象思维。汉字的理解则主要依赖对图像的处理，它的特征是更大的具象性。

三、语言差异对思维的影响之浅见

汉字具象与孤立的特点使得中国人可以在段时间内对事物取得直观的认识，因而有利于早期中国人的技术进步。然而中国的进步大多体现在“技术”上，而不是在“科学”上。前者偏重的是实用——这正是汉字字形在辨认上的优点，在使用汉语的过程中，人们就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

语言意识在表述感性事物方面对清晰明确性的要求、在表述理性概念方面对纯粹的、非实体的限定性要求和分节音的明晰都是成正比关系的。11汉语没有走上西方语言这种具有高度规律的形式的道路，“智能力量就不得不在自身中寻找进一步飞跃的杠杆„„古典语体的 56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一章“媒介即隐喻”。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四章“特殊精神力量的影响：文明、文化和教养（Bildung）”。7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这一过程也正是人们使用“自己的”语言，将组成自己思想的概念用分节音表达出来，使表象在获得真实的客观性的同时保持主观性，并且这种语言的分节音在听话者的头脑中也恰好对应着一个几乎相同的概念，从而为他人所理解的过程。8 之所以采用“几乎”一词，是为了说明各人的理解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从宏观上来讲，这种细微的差异并不影响一种特定语言对人类思维的特定影响。9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八章“语言的一般性质和特点”。10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十三章“词的孤立、屈折和粘着”。11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十章“内在语言形式”。汉语具有独到的长处，那就是把重要的概念相互直接联系起来；这种语言在简朴之中包含着伟大，因为它仿佛摈弃了所有多余的次要关系。”12其实这再次解释了梁漱溟关于中国理性早启的观点，即西方人通过抽象而统一的规则完成的语言过程，中国人是通过“精神劳动”来完成的。然而这样的“精神劳动”不是在严格的形式规定下产生的，所以也不会循序渐进地由认识客观开始认识世界，而是“径直从心出发”13。在科技史上的表现就是中国在一开始取得了较快的进步，而终于因为语言不重视精神规律，故不足以推动人们的智能力量持续地在这一方面取得更多的进展，而是转向“向里用力之人生”。14

李约瑟本人对于这个难题的看法主要是与地理环境结合在一起看的。这一思考维度与语言学的维度显然是并行不悖的。但是语言的形成与何种因素，当然主要是指地理环境，具有联系，则是一个过于深奥晦涩的问题。其相互作用已经湮没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几乎不可为理性所探知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绝不是在宣扬语言有优劣之分，只是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人们大脑所收到的“隐喻”有所不同，因而将思想的重心摆在不同方面——因为有一点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科技的进步与否并不是衡量一个文明进步与否的绝对标准。

参考文献：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

讲稿——李约瑟难题 篇6

自上世纪80年代起至今, 中国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对“李约瑟难题”的研究高潮, 众多专家学者从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心理、科学技术结构、地理环境等方面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积极的阐释与试解, 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纵观这些研究成果, 对“李约瑟难题”的阐释与试解主要体现在对两个问题的探讨上:一是怎样理解“李约瑟难题”, 二是怎样回答“李约瑟难题”。

一、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1945年,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一卷) 序言中, 首次提出这样的疑问:在1~15世纪, 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可是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 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 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 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相似的近代科学, 其阻碍因素是什么?[1]1964年李约瑟在《当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将这一质疑表述为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 而没有在中国文明 (或印度文明) 中产生?”, 二是“为什么在公元前1~15世纪期间, 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2]后者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对“李约瑟难题”的表述。

相比较可以发现, 这些疑问所探讨的内容可以简单表述为:在科学技术方面, 为什么中国古代遥遥领先于西方, 而近代以来却落后于西方。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后一个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 但对后一个问题的解答需要探索前一个问题, 对前一个问题的解答最终也要归结到对后一个问题的思考。任何难题的提出都会基于某种或宏观或微观、或抽象或具体的现实需要, “李约瑟难题”本质上就是对“曾经辉煌的中国却在近代以来落后于西方”这一事实的反思, 是对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难的反思, 是基于中国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以及中华民族复兴的现实需要而提出的。

具体而言:首先, 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国防的落后, 而国防落后的最直接与最直观的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落后, 这就使得中西之间科学技术的差距成为近代以来触动中国人最深刻的东西, 也使得科学技术成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最直观、最迫切的问题。“李约瑟难题”研究的对象是科学技术, 因此“李约瑟难题”能够引起中国人的广泛重视, 能够引起中国人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的原因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诸多问题的反思。其次, 中国近代以来科学技术落后之所以引起深刻反思, 一方面是因为现实的需要, 另一方面是因为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达相比较而产生的巨大落差感。换言之, “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 而没有在中国文明 (或印度文明) 中产生?”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为什么在公元前1~15世纪期间, 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这一问题的存在。再次, 近代以来, 人类对待历史不仅仅是单纯的记录, 而是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地、系统地回顾历史并规划未来。任何现实问题都具有历史性, 不但有其历史渊源, 而且也是在历史中继续展开。“李约瑟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基于对历史的研究而提出的一个历史学问题, 虽然对该历史学问题的回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并且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来回答。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在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历史性的回答。

总之, “李约瑟难题”一方面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它是中国近代为什么落后以及中国怎样实现现代化赶超这个大问题下一个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子问题。另一方面, 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进行系统的历史性的回答。

二、对“李约瑟难题”的各种试解

虽然“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 但无论是对问题本身的理解还是对问题的解答, 都不能局限于“科学技术”这一狭小的范围内。现有的对“李约瑟难题”的试解就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环境、数理逻辑、思维方式等各个角度入手的, 形成了一个过于庞杂的局面。但笔者认为这些试解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通过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与逻辑的分析而进行的试解。二是通过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分析而进行的试解。前者是内部因素, 后者是外部因素。

(一) 内部因素

有的学者认为, 汉字是具有整体结构的象形文字, 属于综合性, 导致中国人的思维也具有综合性。而西方的拼音文字则属于分析性的文字, 使得西方人擅长于分析, 这正是近代科学发展所必须的思维方式。[3]也有的学者认为, 中国古代数学既没有向符号代数转化, 也没有形成严密的演绎体系, 形成的理论只是经验的总结。[4]并且中国独有的有机自然观阻碍了中国产生近代实验科学。[5]在思维方式方面, 有的学者认为, 东西方人种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是形成东西方不同科学技术发展曲线的根本原因。[6]也有的学者指出, 东西方科学思维方式至少在早期并不存在巨大差异, 中西方科学思想具有极大的对应性。西方做到了各种相反思想和思维方式之间的平衡或协作, 而中国古代哲学一元化的畸形发展则导致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落后。[7]西方科学的本质特点是“察异”, 中国科学的本质特点是“察同”。东西方科学的不同特点是中国科学能在早期领先, 而西方科学却能后来居上的原因。[8]

(二) 外部因素

首先, 在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方面, 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小农经济、重农抑商和自给自足的观念对数学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9]李约瑟认为中国大统一以后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官僚封建制度, 这种体制最初非常有利于科学的成长, 但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所以, 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因此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10]此外, 中国人多地少, 农业的平均回报高于工业的平均回报, 资金向农业集中, 造成工业缺少资金, 这是中国未能工业化的真正原因。[11]秦代以来出现的中央集权官僚专制政治。使得中国文化的每一个因素, 如学术、思想乃至教育, 都沦为政治的工具。以地主经济为物质基础的中国官僚政治, 抑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在封建阶段, 未能及时向新的生产方式转变。[12]

此外, 林毅夫认为, 在前现代时期, 人口规模的大小是科学技术的决定因素, 而中国的人口数量在14世纪以前一直高于欧洲。中国在现代时期落后于西方世界, 是因为中国的技术发明仍然靠经验, 而欧洲在17世纪科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把技术发明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和实验上来了。而中国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的原因, 大概在于中国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和其激励结构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学事业, 尤其是做可控实验或对有关的自然假说进行数学化分析这类事情, 因而从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13]

三、对“李约瑟难题”各类试解的思考

首先, 无论是“李约瑟难题”本身还是“李约瑟难题”所表述的内容, 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事实”, 对这一事实的回应必然不会局限在“难题”所论述的对象———“科学技术”这一狭小的范围内, 因此对其的试解会呈现出“杂乱无章”的局面, 并且很难用一个恰当的标准将其整理归类。

其次, 很多试解并不是专门针对“李约瑟难题”本身进行的, 并且试解的结果往往促进了其他学科———如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的发展, 这也是“李约瑟难题”的魅力所在。

再次, “李约瑟难题”出现在近代以来东西方文明激烈碰撞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 这一方面保证了“难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研究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也使得其必然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得到“消解”。“李约瑟难题”所描述的是一个“历史事实”, 这种事实“只有一次”的特性使得我们很难科学地证明其存在与发展的“必然性”以及“规律性”, 这种“偶然性”始终会困扰着我们对“事实”的研究, 这就使得我们的研究始终摆脱不了反证历史的嫌疑。所以说, 对“李约瑟难题”的“消解”并不等于对难题的“解决”。对一个难题的“消解”, 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 难题本身不再具有现实的研究意义;或者研究意义尚存, 但随着学科的深化与细化以及现实的需要, 难题被分解到各个不同的领域进行研究, 不再专门就难题本身这一狭小的范围进行研究。

就“李约瑟难题”而言, 一方面, “李约瑟难题”所表述的历史事实已经被人们所接受, 现实的需求使得人们很难去考虑难题“为什么出现”的问题, 更多的去考虑难题“怎么解决”的问题, 人们越来越着眼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对“李约瑟难题”人们更多的是抱以一种“接受事实、寻找出路”的态度, 而不再去过多地考虑这一事实“为什么出现”。人们对“李约瑟难题”表现出逐渐淡忘的态度。另一方面, 对“李约瑟难题”这样的“历史事实”, 对其研究只能从某个单一的学科角度切入才能深入下去, 也才能应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因此随着哲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兴起, 这些学科会分解“李约瑟难题”, 分解后的“李约瑟难题”虽然也是一种对“难题”的回应, 但更多的是服务于所在学科本身以及研究者想要论证的其他观点。

总之, 作为一种“历史事实”的“李约瑟难题”永远得不到准确的解答, 其存在的意义在于对难题的种种试解本身, 以及这种种试解所产生的对其他学科与社会整体发展的促进作用。故“李约瑟难题”会在历史发展中被人们对难题的种种“试解”所“消解”。而这种“消解”才是“难题”最好的归宿, 也才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因此, 对于本文所研究的“李约瑟难题”我们还必须不断进行试解。只有当其被消解为仅仅是个纯粹的历史学问题的时候, 难题才真正得到了解答。

摘要：“李约瑟难题”自产生起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 对“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可以分解为“怎样理解李约瑟难题”以及“怎样解答李约瑟难题”这两个子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试解,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李约瑟难题本质上表述了一个“历史事实”, 应对其进行历史性的研究, 但其永远得不到准确的解答, 而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对“难题”的不断试解本身, 最终, “李约瑟难题”会在历史的发展中被其自身的种种“试解”所“消解”。

讲稿——李约瑟难题 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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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自提出伊始便出现了许多答案，但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本文从剩余价值理论的角度对“李约瑟难题”进行试解，回答了“李约瑟难题”的两问，以及资本主义为何迟迟不在中国建立的原因。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导致15世纪后，中国在科学发展方面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剩余价值；资本主义

1 “李约瑟难题”及相关研究简述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是著名的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学家。“李约瑟难题”就是由他提出的，关于近代中国科学技术成就为何落后于曾经被其远远甩在后面的欧洲的疑问。

关于“李约瑟难题”主要有两个问。学术界广为接受的是李约瑟本人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的表述：1）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2）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社会形态论，一种是思想文化论，另一种是技术差别论。社会形态论认为，近现代科技革命之所以没有产生在中国而产生在欧洲，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在欧洲兴起的结果。思想文化论认为，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是产生“李约瑟难题”的重要原因。认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在思维方式上有许多缺点，如东方文化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类似点的对比，而忽视演绎和因果关系，而西方的思维模式则相反。技术差别论认为，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实验来发现因果关系是近现代科学的两个基础。而中国一直都不具备这两个基础，所以，近代科学欧洲要领先中国。

2对“李约瑟难题”的思考

首先看思想文化论。该理论认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之所以会落后于西方，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在研究近代科学方面有缺陷。这显然是不合道理的。如果说中国人缺乏演绎推理和逻辑分析的能力，那么又如何解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呢？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该著作测定了121颗恒星的方位，发现了五大行星的运动规律；唐朝的僧一行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并进行了世界首次地球子午线长度的测量；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提出了246个问题并提供解法；祖冲之对圆周率的精确计算比西方早近1000年；完成于周朝的《墨经》就记录了大量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方面的知识，其中的光学条文比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光学记载早百余年。类似这样世界先进的自然科学成就，在中国古代还有很多。都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在演绎推理和逻辑思维方面并不亚于西方，因此不能说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存在缺陷。

关于技术差别论。中国人其实是实验方面的专家，除了上面提到的种种科学成就外，中国在古代医学和农学方面的成就便能充分说明中国对实验的重视及取得的成绩。在医学上，《皇帝内经》、《本草纲目》等都是通过大量的观察和实验得出来的；在农学上，《齐民要术》、《农政全书》中大量的农业技术方法并不是光通过想，不进行实验就能得出的。所以，说中国科学不存在实验基础也是站不住脚的。

相对而言，笔者较为认同第一个观点，即社会形态论。但社会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形态的本质差别在于经济基础。社会形态论只解释了表面原因，而没有解释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会在欧洲最早建立，而未能在中国建立？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能推动技术进步？

3 剩余价值理论对“李约瑟难题”的回答

3.1 对“李约瑟难题”第二问的回答

要回答上面的几个问题，就必须先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能够取得那么多那么耀眼的科学技术成就，而欧洲为何会落后那么多。不难发现，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集中出现在春秋之后，在两宋时期达到高峰，周朝前的科学技术成就相对较少。春秋时期刚好是古希腊文明辉煌的时期，而中国在这个时期的成就相对而言就更少一些。

此时的中国和古希腊虽然都是奴隶制社会，但春秋时期和古希腊的经济制度却存在很大差异。春秋时期，中国的井田制度尚未解体，土地为封建贵族所专有。耕田者依时还受。西周的各级统治者把井田分为三类。他们各自把其中最好的部分留给自己，叫“公田”，驱使奴隶集体耕种。把距离城市较近的郊区土地，以田为单位分给和统治者同族的普通劳动者耕种。把距离城市较远、土质瘠薄的坏田，分给住在野外的庶人。庶人没有任何权利，只有给领主耕种井田和服其他杂役的义务。他们每年要先在领主的公田上劳动，然后才准许去耕种自己作为维持最低生活的那一小块土地。这样一来，农奴既要为领主耕作同时还有养活自己，而贵族阶级则负责从事战争活动。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战乱频繁的时期，在这样的生产水平下，贵族阶级尚且忙于战事，自然就难以生产足够的剩余产品来养活从事科技的专门人才。

而古希腊有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奴隶主主要从事商业和政治。虽然古希腊原本面积不大，但古希腊是向外征服的扩张型社会，古希腊人将战败国的财富掠夺到雅典，将战败国的人作为自己的奴隶驱使。正是战败国的贫瘠换来的大量财富和奴隶才养活了众多的奴隶主，这些奴隶主才有时间精力去从事政治和科学。这可以从他们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的背景看出来。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一个公民的家庭；柏拉图生于一个较为富裕的贵族家庭，其家庭宣称是古雅典国王的后代；亚里士多德出生于色雷斯的斯塔基拉，父亲是马其顿王的御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