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适边塞诗风格及成因

论高适边塞诗风格及成因（精选4篇）

论高适边塞诗风格及成因 篇1

内容摘要：高适是盛唐边塞诗派的重要代表，在当时已经很有名气，其边塞诗具有悲壮、直抒胸臆、写实的独特风格，前人也多有论之。高适边塞诗之所以有这些独特的风格，与当时唐王朝频繁的边塞战争及文人从军的特殊时代以及其自身的坎坷而又丰富的经历和磊落、狂放不羁的性格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键词：悲壮 胸臆语 写实 时代 经历

高适，唐郡望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字达夫，性磊落，尚节义。父高偘，武后时人，乾陵有其陪葬墓，是有名的将领。高适存诗240余首，其中边塞诗50余首，而以边塞诗成就最高。边塞诗代表作如《燕歌行》、《蓟门行五首》、《塞上》、《塞下曲》、《蓟中作》、《九曲词三首》等，歌颂了战士奋勇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情，也写出了他们从军生活的艰苦及向往和平的美好愿望，并揭露了边将的骄奢淫逸、不恤士卒和朝廷的赏罚不明、安边无策,流露出忧国爱民之情。

一、高适边塞诗风格

作为盛唐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高适的边塞诗风格独特，在众星璀璨的盛唐诗坛独树一帜，广为流传。高适的诗在当时已享有声名。《新唐书·高适传》说他“以气质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1]，殷璠称“朝野通赏其文”[2]，杜甫赞其人“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3]

（一）、悲壮风格

严羽的《沧浪诗话》评价高适的边塞诗“读之使人感慨”[4]，王士祯也有“高悲壮而厚”[5]之论，这道出了高适边塞诗的第一个特点：悲壮。高适是作为边塞诗人昂首于唐代诗册的，他的边塞诗，总是闪烁着刀光剑影，总是于金戈铁马中显示出一种苍劲，无论是“黯黯长城外，日没更烟尘”（《蓟门行》五首之五）的凄凉，还是“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别董大》二首之二）的寂寥，即使是“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人日寄杜二拾遗》）的难以自抑的愁绪，都让人读出一种叫作悲壮的东西。

高适边塞诗代表作《燕歌行》“有时幽怨缠绵，各种不同的情景复杂矛盾，错综交织，苍凉悲壮，给人带来沉重的忧伤之感。它所表现的情调表面看来是不统一的，然而正是这样，它真实地表现了征戍者在不同情况下内心感情的种种变化。诗的音韵随着内容的转变也在纡徐的转变着，音节的美和富有诗意的画面取得了谐和的统一。”[6]同时，此诗也“不失奋发激越的高亢基调；苦难与崇高的对照，更增添了出塞征战的慷慨悲壮。故此诗多用偶对，却不以文采华丽见长，而是纵横顿宕，以沉雄质气和浑厚骨力取胜。”[7]一句“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勾划凄凉场面，用大漠、枯草、孤城、落日作排比，便组成富有主观情感的图景，把战士们战斗不止的英勇悲壮烘托得更为强烈。运用对比、衬托和环境描写、气氛渲染等手法写出将领的腐朽无能和士兵既愿为国家而死又系念妻室的复杂感情。[8] 又如《宋中十首》之一中“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一句，“悲”与“寂”实为景物对诗人心情的点染，愁绪无边在悲风千里的诵叹中以极含蓄的笔调结束全诗。这种悲壮、深沉的诗句还有不少，如“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蓟中作》），写景句含有不尽的心绪，意境沉雄悲壮。

（二）、“胸臆语”风格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称高适边塞诗“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 [9]，徐献忠的《唐诗品》也谓其“直举胸臆”[10]，这道出了高适边塞诗的另一个特点：胸臆语。胸臆语，即直抒胸臆，或夹叙夹议，用比兴手法较少。高适的边塞诗继承汉魏古诗的遒劲风格，常用的表现方式是铺排对比，诗作带着强烈的感情，直抒胸臆。《新唐书·高适传》说高适“负气敢言，权近侧目”[11]，其诗有所感，有所激辄发，诗中“感激”一词多达十余处，如“平生怀感激”（《宋中送族侄式颜》），“伊余寡栖托，感激多愠见”（《酬别薛三蔡大留简韩十四主簿》），“感激建安时”（《宋中别周梁李三子》）。这些都说明高适诗多以胸臆语抒慷慨气多用赋法，较少比兴。

高适边塞诗中直抒胸臆诗句很多，如代表作《燕歌行》，开篇就点出国难当头，突出紧张气氛：“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结尾处直接评论：“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既有殷切期待，又有深切感叹，含蓄而有力；《塞下曲》：“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直接抒发了自己立功边塞、慷慨报国的豪情壮志。又如表达对家乡的思念，高适则以近乎直白的方式用诗把内心的思念像平面镜一样反射出来：“旅馆寒灯独不 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除夜作》）杜甫“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12]正是对其诗歌吐其所快不受拘束的直抒胸臆风格的恰当评语。

（三）、现实主义风格

“高适诗尚质主理”[13]是高适边塞诗风格的第三个特点，简括地说，就是写实、现实主义。“总的说来，高适的诗歌，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如实地反映生活，深刻地揭示生活，用平淡而生动的语言，直书所见所闻所感。从而使他的诗显得内容充实、思想深刻、语言浑朴、气势充沛、感情真率、流利畅达，给人以粗犷厚重而又酣畅遒劲之感。”[14] 刘开扬在其《论高适的诗》中首先称高适是“一个政治诗人和边塞诗人”，然后又从三个方面阐述了高适诗歌所反映的思想内容：第一，其在“浪游”时期所写的伤不遇诗，反映了盛唐时期人才仍是大批地得不到任用，特别是出身寒微的士人很难找到从政的出路，从而揭露了那些特权阶级的把持政柄，阻滞了当时社会和政治的发展。第二，也是他的诗的最可贵的方面，是他能注意到人民的疾苦，提出改善人民生活的主张，通过对良吏的称道，和对历史上的暴君贼臣的指责来表达他的关怀人民的思想。第三，他对于保卫边疆的战争，热烈地歌颂战功，但他对于战争给人民直接带来的痛苦也很早就心领神会，对战士寄寓了高度的同情；对于统治阶级的内战，是立于反对的立场的。[15] 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高适的边塞诗：“总的来说，他的诗歌是现实主义多于浪漫主义。风格雄厚浑朴，笔势豪健。”[16] 高适的边塞诗从各个不同层面反映揭露战争，将鲜明的爱憎倾注入作品，笔力深厚，声情顿挫，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对下层百姓（包 括士卒）的同情关注及对统治者骄奢淫逸的批评在高适的边塞诗中十分常见。“戍卒厌糟糠，降胡饱衣食，关亭试一望，吾欲泪沾臆”（《蓟门行五首》之二）是对边防战士遭压榨的同情；“大夫东击胡，胡尘不敢起。胡人山下哭，胡马海边死”（《宋中送侄式颜》）反映战争给边疆人民带来的苦难；“仍怜穴蚁漂，益羡云禽游，农夫无倚著，野老生殷忧”（《东平路中遇大水》）是对遭遇水灾农民的怜恤；“不是鬼神无正直，从来州县有瑕疵”（《同颜少府旅宦秋中》）则是对州县官吏感到痛心的肺腑之言；“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九曲词》）是他对战争的意义的深刻思索。

高适的代表作《燕歌行》，更是体现了其边塞诗浓厚的现实主义风格。《燕歌行》中有战士意气昂扬的出征、战场上艰苦卓绝的苦战、征人思妇刻骨的思念，有边塞的烽烟和萧瑟的穷秋，更重要也最难能可贵的是，其中也有浴血沙场的战士与耽于歌舞的将帅的尖锐对照。诗作将这些画面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一幅广阔的边塞画卷，通过对比手法，写出了敌人的猖獗和我军的危机，以及我军浴血奋战、保卫孤城的献身精神。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对比，写出了官兵之间待遇不等、苦乐不均的现实。“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无怪乎士兵“至今犹忆李将军”。这种前呼后应的描写，饱含了作者对视士兵如草芥的将军的强烈谴责。“天子非常赐颜色”又把矛头隐隐转向天子，这样就使诗歌的思想内容更加深刻，充满了现实主义色彩。

二、高适边塞诗独特风格成因

高适边塞诗悲壮、“胸臆语”和写实的风格背后有其深刻的时代及个人因素存在。

（一）、时代因素

开元、天宝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达，军事实力强大。久居尊位的唐玄宗倚恃强大国力，好大喜功，推行扩边政策，并每每给立有边功的将官以升迁的嘉奖，赴边立功成为报国和仕进的有效途径。在此背景下，文人投笔从戎或秉笔入幕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盛唐的边塞诗人大多有从军入幕的戎马经历。而盛唐时期中华民族的强大又使当时的文人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再加上当时的边塞诗人得以接触边塞生活和战争场面，这些悲壮、雄壮的境界使诗人耳目一新，产生了写作的激情。他们擅长采用七言歌行和七绝的体裁，表达请缨杀敌、报国立功的豪情，描写边塞艰苦的生活和奇异的风光，抒发缭绕不尽的乡思边悉，揭露军中矛盾，反映少数民族风土人情，表现民族融合。他们的作品不仅有思想意义，认识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他们的诗歌兼融了建安风骨和哀怨的齐梁笔致，形成了盛唐边塞诗乐观高亢的基调和悲壮的洋溢着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典型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处于全盛时期的精神风貌。

高适曾有过三次出塞经历：开元二十年，北上幽蓟，希望投入信安王幕府，废然而退；天宝九载，以封丘尉身份送兵至蓟北；天宝十三载入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掌书记。丰富的边塞生活经历，为高适边塞诗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可以说，当时的时代背景是造就了高适边塞诗悲壮风格的主要原因，而悲壮风格也成为盛唐边塞诗的主流风格。

（二）、个人因素

文学作品的风格不是浮于作品表面的东西，而是作家的才情、气质、个性珠象征，与作品的题材、主题、结构、创作方法、写作技巧有着密切的关系[17]。高适边塞诗之所以具有独特风格，与其自身经历及其性格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高适一生的经历比较丰富。他早年生活困顿，二十岁时西游长安，开元二十年曾北上蓟门。以后约有十年滞留宋州，过了多年“混迹渔樵”的落拓浪游生活。四十六岁时应试举有道科中第，然仅得汴州封丘尉之职。三年后弃官，赴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充掌书记。安史之乱发生后，高适自骆谷西驰见玄宗，陈潼关败亡之势，又从玄宗至蜀郡，拜谏议大夫。至德元年（756），受肃宗命征讨永王璘，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此后数任地方大员。

代宗即位后，先后入朝为吏部侍郎、刑部侍郎，进封渤海县侯。《旧唐书》说他“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他最坎坷不遇的是在第一次出塞前后的时期，那时他漫游蓟北一带，想投笔从军，但未能如愿，不得不在梁宋一带栖游，但这却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高潮时期。晚年做了大官后，虽也间有佳作，较之以前却不免有所逊色了。

高适的性格狂放不羁，年轻时结交游侠，过着“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别韦参军》）的放浪生活；浪游梁宋时，也是“酒肆或淹留，渔潭屡栖泊”（《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行止不定。杜甫称他“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18]，殷璠称他“性拓落，不拘小节”[19]。他又是具有纵横壮志和实际政治才干的人物，生平第一次任官（封丘县尉）即因与宏阔志向不合弃印而去。安史乱中他主动诣阙献计，又先后得到玄宗和肃宗的赏识，受命于危难之际。可见他志大才雄，并非好作空言之辈。诗人的坎坷的经历和磊落、狂放不羁的性格反映在创作上，使他的边塞诗具有悲壮、“胸臆语”和写实的风格。他对自己的抱负和才具充满自信：“公侯皆我辈，动用在谋略。圣心思贤才，朅来刈葵藿。”（《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他对历史上的英雄勋绩也不胜向往：“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下曲》）因其如此，现实中的不遇使诗人格外愤激不平。在《效古赠崔二》诗中，他讥刺那些“邈然在云霄”的贵宦唯知游宴享乐，而有才之士只能沉沦草泽，揭示了布衣与权贵的对立。他渴望得到明主的见赏和重用，常借古代人事抒发自己的情怀。如《宋中十首》其一云：

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悠悠一千年，陈迹唯高台。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

诗中借西汉梁孝王延揽人才的史迹，寄托了知音难觅的悲哀，情调和陈子昂的《蓟丘怀古》诸作颇相仿佛。但是，坦荡不羁的性格使诗人即使在失意时也不失英雄气度，如《留别郑三韦九兼洛下诸公》：

蹇步蹉跎竟不成，年过四十尚躬耕。长歌达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后名。

诗人狂放不羁、磊落的性格，正是形成他边塞诗悲壮及胸臆语风格的重要因素。

高适一生，“独行备艰险，所见穷善恶”（《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故其为诗，自然就“感激多愠见”（《酬别薛三蔡大留简韩十四主薄》）、“悲歌益不平”（《酬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了。他时而叹身世不遇，时而忧安边失策，时而刺主帅非人，时而悯士卒疾苦„„ 这就决定了他的边塞诗“悲”的一面；同时，他又是一位“朔气纵横，壮心落落”的将星义士，他总是怀着“倚弓玄兔月，饮马白狼川。关塞鸿勋著，京华甲第全”（《信安王幕府诗》）的壮志，并且“秉戊知恩重，临戎觉命轻”（《酬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执着、坚毅地去追求，去实现他的理想，这就决定了他的边塞诗“壮”的一面。他那苍劲质朴的语言、粗豪犷放的笔触、博大雄浑的意境以及强烈宾政论色彩、直拙的写实手法，又极大地强化了这种“悲壮”的气氛。

高适抱负远大，以“谋略”自许，又长期沉沦于社会中下层，使得他热心关切许多现实问题，并表现在诗中，这就使他的边塞诗具有十分强烈的写实风格。高适常常以政治家、军事家的胆识气魄，深刻地揭示边防政策的弊端，陈述自己对战争的见解，带着一种明显的政论色彩。他既反对妥协和亲的政策，也反对辗转久战的策略，即“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塞上》），前者造成“边尘满北溟，虏骑正南驱”（《塞上》）这种边患频繁的局面；后者造成“亭堠列万里，汉兵犹备胡”（《塞上》）这一劳民伤财的后果；他主张“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塞上》）。集中全力，一战成功，永绝边患。他认为战争的目的是“庶物随交泰，苍生解倒悬。卤郊增气象，万里绝烽烟”（《信安王幕府诗》）；是“边庭绝刁斗，战地成渔樵。榆关夜不扃，塞口长萧萧”（《瞧阳酬别畅大判官》）应该用战争消灭战争，用战争争取和平。但他也反对穷兵黩武，滥用武力：“汉家能用武，开拓穷异域。„„关亭试一望，吾欲涕沾臆。”（《蓟门•其二》）他揭露主帅其人，策略失当，致使败亡惨重：“亦谓扫枪，旋惊陷蜂”（《赠别王十七管记》），“五将深入，前军止半回”（《自蓟北归》）。他指责边将隐其败状，妄奏军功而受勋封赏：“归旌告东捷，斗骑传西败。遥飞绝漠书，已筑长安第。”（《赠别五十七管记》）他从塞外部族降而复 叛的现象，进而对边将只顾拥兵自重，无意安边的事实表示了深切的忧虑：“边城何萧条，白日黄云昏。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蓟中作》）他颂扬武功，但也反对滥杀：“解围凭庙算，止杀报君恩”（《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在庆贺胜利的同时，他又注视着新患，他怒斥奸邪弄权，策勋不公：“练兵日精锐，杀敌无遗残。献捷见天子，论功俘可汗。„„谁谓纵横策，翻为权势干。将军既坎禀，使者亦辛酸。”（《东平留曾狄司马》）这类诗有较多的议论，作为诗而言未必佳，但从中可以看到诗人的胸襟。可以说，现实主义是高适边塞诗审美情趣的主要方面，是其创作个性的集中体现。因此，称高适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是不无道理的。

综上，高适作为盛唐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其边塞诗具有悲壮、“胸臆语和写实的独特风格，而这些风格的形成，与其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本人磊落、狂放不狂放不羁的性格和坎坷而又丰富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注释：

[1][11]（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468-469页

[2][9][19]（唐）殷璠 《河岳英灵集》 中国诗画会社 民国 第52页

[3][12][18] 杜甫著 萧涤非选注 《杜甫诗选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第242、351、38页

[4]（宋）严羽著 郭绍虞校释 《沧浪诗话校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第181页

[5]（清）王士祯 《师友传续录》 国朝名人著述丛编 1983年 第252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 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二》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 第365—366页

[7]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二卷》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 第254页 [8] 王文生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用书·中国文学史上册》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年 第453页 [10] 徐献忠著 高棅编选 《唐诗品汇》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 第562页 [13] 陈绎曾著 丁保福辑 《历代诗话续编》 中华书局 1983年 第624页 [14] 左云霖 《高适传略》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 第12页

[15] 刘开扬 《高适诗集编年笺注》 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 第424-444页 [16] 游国恩等主编 《中国文学史》第二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年 第57页 [16] 许自强 《新二十四诗品—古典诗歌风格鉴赏》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年 第2页 参考文献：

孙钦善校注 《高适集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

论高适边塞诗风格及成因 篇2

世人对于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 一直以“慷慨悲壮”为其定义。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论及到:“观其时文, 雅好慷慨, 良由世积乱离, 风衰俗怨, 并志深而笔长, 故梗概而多气也。”概括出了建安文学的时代特征。钟嵘在《诗品.总论》中说:“降及建安, 曹公父子, 笃好斯文;平原兄弟, 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 自致于属车者, 盖将百计。”可以看出建安文坛已然百花齐放、作品繁多。尽管随着时代推移, 建安作品好些失传, 但从遗留的文学作品中依然能清晰看出建安文学慷慨悲壮的鲜明时代风格。

建安时期处于历史动荡、社会不稳之际。社稷动乱、民生悲惨是当时文人关注的首要问题。王粲的《七哀诗》, 曹操的《蒿里行》、《薤露行》, 蔡琰的《悲愤诗, 曹植的《送应氏》等名篇都深刻揭露了暗无天日的汉末朝政, 痛斥各地军阀的狼子野心。更是对深处水深火热中的苍生百姓的深切同情。字字句句无不饱含着悲伤和愤慨。

建安文学产生于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 文人面对动乱的社会和曲折的人生并不归隐避世, 也非颓废消沉, 反而表现出了积极奋发的一面。能够正确对待现实和人生。这样的生活态度体现在了众多文学作品中。曹操是一位积极进取者, 励志消除动乱, 他在《短歌行》中咏到:“山不厌高、水不厌深, 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的名句。在《龟虽寿》里写出:“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的名篇。曹植、曹丕也都通过诗歌表达出希望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慷慨意志。其中较为突出的文人还有孔融和王粲。孔融在《杂诗》二首中提到:“人生有何常, 但患年岁暮。幸托不肖躯, 且当猛虎步。安能苦一身, 与世同举厝”。坦率表达了对功名的追求的奋斗之心。王粲在《从军诗》中多次抒发了自勉自励、奋发有为的精神。“虽无铅刀用, 庶几奋薄身”王粲虽处乱世, 但不畏缩沮丧, 而是尽自己之力为国效劳。这些诗句都冠以了慷慨悲壮的感情基调。建安文学中除了这些描写动乱现实、抒发个人理想的作品外, 甚至在一些游仙诗和游宴诗中都有较明显反映。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 建安文人在主观上都很看重人生享乐, 也很珍惜宝贵时光。毕竟主观的美好愿望和客观的残酷现实存在很大差距, 因此, 即便是在游览饮宴时, 也常常表现出悲壮慷慨的情怀, 蕴含着忧生之嗟的感伤之情。本来在写“游览”, 但却陈词铿锵, 毫不讳言对功名的追求, 字里行间侵染了浓厚的悲怆激愤的时代色彩。

二、建安文学风格的成因

建安文学的最大特征即是慷慨悲壮。造成文学作品有此风格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的原因, 其二是反映主题方面的原因。

所谓描写对象, 主要是指建安时期特定的社会现实和现状。文人通过文学作品对当时动荡的社会境况进行了深刻的实录。曹丕在《典论.自叙》中提及的“家家思乱, 人人自危”, “名豪大侠”“以还相吞并”, “百姓死亡, 暴骨如莽”等等悲惨苦闷的情景, 如实刻画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黎民百姓深受其苦的惨状。这样的乱世, 对于具有悠久历史、治世多于乱世的中华民族而言, 对于以民本思想和儒家仁政为核心的民族心理而言, 激发出的震荡是巨大的。人们一方面悲叹忧郁, 同时也满怀愤慨激昂之志:“凡我同盟, 齐心戮力, 以致呈节, 殒首丧元, 必无二志。……洪辞气慷慨, 涕泣横下, 闻其言者, 虽卒伍厮养, 莫不激扬, 人思致节。” (《三国志》卷七《魏志.臧洪传》) 这样的记载在当时还很多, 慷慨悲壮之情溢于言表。是自上至下的意愿, 在建安时期具有代表性。

“慷慨悲壮”作为建安时期的时代风格, 这不是当时个别文人的偏爱, 而是取决于建安文学的描写对象。取决于当时动荡的社会现实和人们对待残酷现实所采取的积极奋斗的态度。这种积极的态度蔚然成风, 具有普遍社会意义。

所谓反映主体方面的原因, 指的是当时的文人大都有相近的政治态度、社会地位、生活经历和文化教养。文人间关系较密切, 人生观、世界观自然会相互影响。

建安时期许多有影响的文人基本都出身上层社会, 属于士大夫和官员阶层。尽管政治见解不尽相同, 但对于东汉末年朝廷的昏庸、军阀的残暴都不同程度怀有愤慨之情。就生活经历而言, 建安时期的文人几乎都经历过战乱。很多人“生乎乱, 长乎军”迫于战争不得不流域迁徙、远离亲人、甚至随军出征。这些相似的经历、相近的体验让这个文人群体对现实生活的本质有深刻的体会和准确地把握。因此, 文人们在创作的时候往往具有相似的感情基调。他们的作品或“自伤情多”或“抑扬冤哀”, 或“漂薄之叹”, 其慷慨悲壮的时代特征非常明显。这是建安文人形成共同时代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文化教养而言, 建安文人受先秦儒家思想影响甚深。“王道”、“仁政”、“治世”这些民本思想使当时的文人们容易同情苍生百姓的悲惨境遇, 容易关注国家社稷的兴盛与衰亡。他们渴望治世。所有这些因素都是造就建安文学走向慷慨悲壮风格的原因。

细读建安诗文, 可以发现“慷慨”一词出现的频率极高:

“慨当以慷, 忧思难忘”。 (《短歌行》, 曹操)

“弦急悲声发, 聆我慷慨言”。 (《杂诗》六首其六, 曹植)

“余音赴迅节, 慷慨时激扬”。 (《于谯作》, 曹丕)

“慷慨对嘉宾, 凄怆内伤悲”。 (《情诗》, 曹植)

“收念还房寝, 慷慨咏坟经”。 (《游览》二首其二, 陈琳)

“怀此王佐才, 慷慨独不群”。 (《薤露行》, 曹植)

类似的例子, 在建安文学里举不胜举, 诗歌、赋、散文中都多次出现“慷慨”二字。无论是描绘音乐的优美, 还是抒发作者的感情;无论是赞美志士的节操还是形容激昂的气势, 尽管含义不尽相同, 但大都含有激扬愤慨、悲壮忧伤的思想情感。不难看出, 建安文人对慷慨的认同和追求。表明了文人们对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的追求是比较自觉的。

摘要：建安文学以其鲜明的时代风格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以其“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世积乱离, 风衰俗怨”的时代背景和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 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

高适和岑参边塞诗异同 篇3

高适和岑参是盛唐时期的两位诗人，以写边塞诗著称。他们的名字常被后人并列提及，是谓“高岑”。 两人都很幸运，赶上了“开元盛世”；又都很不幸，碰上了“安史之乱”。两人还都曾背井离乡，辗转于长安、洛阳两地，以求仕途升达；又都不堪卑躬屈膝、为五斗米折腰，转而投笔从戎，征战沙场。他们都有冲天的斗志，豪迈的气概，他们都有乐观的气度，宽广的胸怀，笔端一点，就将阵中凶险、塞外苦寒化作催人奋进的诗篇。

他们的边塞诗都带有时代的烙印，具有共同的特点：报国立功的理想抱负，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悲壮慷慨的风格。

一、抒发为国守边、报国立功的理想抱负和执著追求，洋溢着一种急于用世、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在高、岑的边塞诗中，始终都洋溢着这种积极进取的情怀。高适“边尘满北溟，虏骑正南驱。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长策须当用，男儿莫顾身”；“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志存高远。岑参“万里奉王事, 一身无所求。”“功业须及时，立身有行藏。男儿感忠义，万里忘越乡。”“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意气豪迈。他们都抒发了报国立功的豪情壮志。但由于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与差距，他们也有怀才不遇的苦闷和感叹：“谁怜不得志, 长剑独归来。”“早治安边计，未尽平生怀。”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放弃对理想和抱负的执着追求，报国立功的情怀始终支配着他们的行为和创作。

二、歌颂边塞将士不畏艰险、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 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

如高适《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士兵们“铁衣远戍辛勤久”，远离家乡和亲人，即使是妻子儿女哭断肠，仍然义无返顾地走向战场，是他们无情吗？不！因为这是在“破残贼”，是在保家卫国。爱国主义是催促他们踏上征程的动力，激励他们奋勇杀敌的号角。战斗的条件异常艰苦，“山川萧条”“大漠穷秋”，他们依然斗志昂扬，英勇战斗。将领的指挥无能和草率轻敌，导致士兵身陷重围，使得“力尽关山未解围”，但他们没有放弃，仍然“杀气三时作阵云”，欲与敌人决一死战，以死殉国：“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岂顾勋”再一次升华了士兵的爱国境界。

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着力描写边塞广漠“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乱石走……”的恶劣环境和奇险战况，描写将士们“风头如刀面如割”的艰苦生活以及敌势凭陵和唐军千旗万鼓、惊天动地的军威和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歌颂了将士们浴血战斗、死节不顾身的英雄气概，突出表现盛唐边塞将士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主题。

三、高、岑边塞诗都具有悲壮的共同格调。

宋人严羽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明人胡应麟也说：“高、岑悲壮为宗。”“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在他们诗中表现出来的为国建功的理想抱负使人感受豪壮，而这种理想抱负在现实追求中的挫折和失落，又使人感到悲凉，奇险的大漠风光使人感受雄奇壮美，将士们经受的劳苦艰辛又使人产生同情和怜惜，奋勇杀敌、尽忠报国的气节使人感受崇高，血染沙场、骨埋荒野又使人感到沉痛，对和平生活的强烈渴望使人向往美好，人们不得不为此忍受离乡背井、无尽思亲又令人愁肠欲断。这些诗中，既写出战争中的雄壮，更写出战争中的悲苦，这种壮和悲的并存，崇高和沉痛的纠结，造成了高、岑边塞诗悲壮的氛围和格调，给人悲壮的情感体验。元人辛文房说高、岑诗“风骨颇同，读之令人慷慨怀感。”

高适、岑参边塞诗虽有相同之处，但由于各自家庭背景、人生际遇的不同，造成了二人诗风的不同特点：高适悲壮而深刻苍凉，岑参悲壮而昂扬豪迈；高诗叙事、写实、议论，思想深刻，现实主义气息浓厚；岑诗写景、描写、抒情，富有艺术个性，浪漫主义色彩突出；高适直抒胸臆，语言朴质；岑参寓情于景，语言瑰丽，想象奇特。

下文主要从选材立意、抒情方式、表现手法等方面比较高、岑边塞诗的不同点。

一、选材立意的不同。两人虽同为边塞诗人，同以“边塞”为题，他们在选材立意上却有质的差异。

高适的边塞诗所蕴含的沉厚的思想内容和感情，较岑参而言是比较复杂的。高适诗具有广阔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而岑参的诗则显得比较单一。高适的诗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抑或是描写底层士兵和人民的生活，均是为了表达沉重的忧国忧民之情，他常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问题，以政论的语调来表达自己对边塞之事的政见，抒发自己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内涵较丰厚。其《燕歌行》有感于边帅作战兵败，反而邀功请赏一事所作。全诗以“单于猎火照狼山”、“胡骑凭陵杂风雨”的民族矛盾为导线，展开一系列的矛盾。战士慷慨赴难、杀敌报国与久戍不归：“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丈夫思乡、妻子断肠与久戍不得归：“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将军士兵苦乐不均：“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也议论战败原因：边帅的骄与奢。最后“至今犹忆李将军”。诗人发出了边陲战士渴望良将镇戍的愿望。

而岑参虽然也是以“入幕”为目的，但其诗只能看作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以其诗人式的敏感、敏锐的心灵去感受战斗的生活和边塞的风光，有着昂扬的情绪和乐观的精神，而缺乏一个政治家的深刻性以及关怀底层黎民百姓的情怀。可以说，这种差别与创作主体的个人身世以及生活体验不无关系。岑参祖上三代都以文墨至相，虽家道中落，但终究没有像高适般受过潦倒与贫困的折磨，未能从思想上接近人民，看到人民的疾苦，所以从作家本体来说，它缺乏对下层人民生活的贴切观照与人生感悟。

二、在抒情方面，高适、岑参也表现出迥然不同的特色。

高适的诗重在抒情，他往往直抒胸臆，或者夹叙夹议，因此他的诗常常带有浓郁的主观情调。在抒情中虽偶有夹杂景物的描写，然而旨在借景抒情，所以有时在景物的描写上显得有些节俭，但也颇有感染力。

而岑参的诗歌却重在描写塞外的神奇风光以及种种的边塞军旅生活。可以说，他是在描写中抒发感情的，或者可以说，他是寓情于描写之中。所以他的诗往往是客观的示现，展示出一幕幕五彩缤纷的生活画面，以奇异之思引人入胜，而作者的深厚感情也就浑含其中。景物的转换过程又是其心灵的解悟过程。

三、艺术风格同中有异，表现手法各具特色。

就唐代的边塞诗来说，高、岑齐名，风格也有许多相近的地方，尤其是他们的“悲壮之风”。大概是由于当时的整个盛唐气象的影响，抱有“入世”愿望的他们怀有强烈的报国立业的豪情壮志，再加之所选的“边塞”题材，塞外地域广阔，风景壮丽，战争军旅生活的悲壮，以及诗中所蕴含的深厚情感的缘故，高、岑诗歌的豪迈奔放尤为明显，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已。

高适诗雄浑悲壮中显得深沉，质朴浑实；岑参诗雄浑悲壮中显得雄放，洒脱。高适常用对比、反衬的手法，语言刚健质朴、精炼准确；岑参则好比喻和夸张，语言新奇自如，呈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翁方纲在《石州诗话》说：“高之浑厚，岑之奇峭。”高适诗多寄壮气于苍凉中的慷慨悲歌，“曾是不得意，适来兼别离。如何一尊酒，翻作满堂悲。”“暮天摇落伤怀抱，倚剑悲歌对秋草。”“斗酒相留醉复醒，悲歌数年泪如雨。”悲歌声里，跳动着一颗不甘寂寞的雄心。高适诗作中，对比和反衬手法运用娴熟，“战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战士与将军，效命疆场与纵情声色的对比；“大漠孤烟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战争失利的场面。写景状物常从大处落笔，粗犷雄浑。

岑参注重观察，精于细节描绘，语言平凡却新奇独特。“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落。”“匹马西从天外来归，扬鞭只共鸟争飞。”“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戈相拔。”从细节处写大背景、大场面。岑诗多比喻和夸张，“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便是代表。岑参描写边塞风光的奇异，往往起到烘托的作用。“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以恶劣的自然环境烘托战士的不畏艰险。

四、在对文学遗产的继承上，选择有所不同。

首先，高适诗在承传汉魏“风骨”的特点上比较突出，在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继承方面，因袭较多，突破与创新似嫌不足。高适的诗历来被文学评论家们认为是颇有“气骨”的，其“气骨”与魏晋时期的“建安风骨”颇有相似之处。其“气”主要指的是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感情，这与作家本体的意气有关。由于作家本体意气骏爽，故其诗在思想情感上才呈现出一股纯正清明之气。高适在边塞诗的创作中，对于众多的传统文学样式，他因袭了乐府旧题。《燕歌行》就是一个沿用乐府旧题的典型例子。同时，他所沿用的诗题与所要表达的内容是基本和谐的。但是，其借用这些乐府旧题，毕竟是旧瓶装新酒，形式上的限制不能随心所欲地抒发自己丰富的感情，在艺术形式的表现上显然有些拘谨了，并且给人一种陈旧的感觉。

与高适相比，岑参则较多地融合了六朝以来的语言风格，并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作了适当的创新，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他沿袭了六朝骈文语言绮丽雕琢的风格，并加以奇特的想象，创造出了绮丽雄奇的风格。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美好比喻跨越了质朴，又有奇特的想象，“风掣红旗冻不翻”中的“冻”、“翻”的字句锤炼亦独出机杼。另外，他创造了新兴的歌行体而取代了旧的乐府诗题，从而在诗歌的形式上彻底突破了乐府旧题材的羁绊，句式随情感表达需要而参差错落，卷舒自如，自由放纵。对于整个盛唐诗坛来说，岑参的诗歌可谓是别开生面。

论高适边塞诗风格及成因 篇4

摘要：高适，盛唐诗人，以悲壮边塞诗著称，高适存诗240余首，其中边塞诗50余首。高适边塞诗多以幽蓟、河西，即今河北北部及内蒙古一带的战争生活为题材。高边塞诗皆抒发了他们立功边塞，慷慨报国的豪情壮志。

主题词：高适 边塞诗 风格

高适，盛唐诗人，以悲壮边塞诗著称，高适存诗240余首，其中边塞诗50余首。

高适边塞诗多以幽蓟、河西，即今河北北部及内蒙古一带的战争生活为题材。

高适边塞诗皆抒发了他们立功边塞，慷慨报国的豪情壮志，如高适的“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塞上》）、“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塞下曲》）。由于高适五十岁方入仕，长期失意落魄，故其边塞诗中有不少作品抒发了怀才不遇、壮志难伸的苦闷，如“逢时愧名节，遇坎悲渝替。适赵非解纷，游燕独无说。浩歌方振荡，逸翮思凌励。倏若异鹏抟，吾当学蝉蜕”（《赠别王十七管记》）、“直道常兼济，微才独弃捐。 裾诚已矣，投笔尚凄然。作赋同元叔，能诗匪仲宣。云霄不可望，空欲仰神仙（《信安王幕府诗》）、“边城唯有醉，此外更何能？”（《武威同诸公过扬七山人》）。

他的边塞诗皆反映了军旅生活，征战场面，皆歌颂了前线将士安边保国、艰苦奋战的精神，如高适的“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蓟门，其五》）、“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燕歌行》）、“作气群山动，扬军大旆翻。奇兵邀转战，连弩绝归奔。泉喷诸戎血，风驱死虏魂”（《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由于高适出身贫寒，并且早年至中年皆穷愁潦倒，饱经忧患，故其边塞诗也常能体恤士卒疾苦，揭露将帅骄逸，如“边兵如刍狗，战骨成埃尘。行矣勿复言，归欤伤我神”（《答候少府》）、“戍卒厌糟糠，降胡饱衣食。关亭试一望，吾欲涕沾臆”（《藓门其二》）、“战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燕歌行》）。高适“四十尚躬耕”、“五十无产业”，甚至“求丐、取给”，故其边塞诗中常看到对军中苦乐不均的披露。

高适的边塞诗表现了征人思乡、居妇念远之情，如高适的“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姜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塞上听吹笛》）、“荡子从军事征战，峨眉婵娟守空闺。独宿自然堪下泪，况复时闻鸟夜啼”（《塞下曲》）、“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燕歌行》）。

高适的诗描绘了边塞的民俗风情，如《营州歌》：“营州少年厌原野，孤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部落曲》：“蕃军傍塞游，代马喷风秋。老将垂金甲，阏氏着锦裘。周戈蒙豹尾，红旆插狼头。”表现了边地少数民族的生活风貌和强悍勇武的精神。

高适常常以政治家、军事家的胆识气魄，深刻地揭示边防政策的弊端，陈述自己对战争的见解，带着一种明显的政论色彩。他既反对妥协和亲的政策，也反对辗转久战的策略，即“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前者造成“边尘满北溟，虏骑正南驱”这种边患频繁的局面；后者造成“亭堠列万里，汉兵犹备胡”这一劳民伤财的后果；他主张“总戎扫大漠，战擒单于”。集中全力，一战成功，永绝边患；他认为战争的目的是“庶物随交泰 ，苍生解倒悬。卤郊增气象，万里绝烽烟”（《信安王幕府诗》），是“边庭绝刁斗，战地成渔樵。榆关夜不扃，塞口长萧萧”（《瞧阳酬别畅大判官》）用战争消灭战争，用战争争取和平；他反对穷兵黩武，滥用武力；“汉家能用武，开拓穷异域。……关亭试一望，吾欲涕沾臆。”（《蓟门其二》）他揭露主帅主人，策略失当，致使败亡惨重：“亦谓扫 枪，旋惊陷蜂 （《赠别王十七管记》）、”五将深入，前军止半回”（《自蓟北归》）；他指责边将隐其败状，妄奏军功而受勋封赏：“归旌告东捷，斗骑传西败。遥飞绝漠书，已筑长安第。”（《赠别五十七管记》）他忧虑边将偷惰欺蔽而边守废驰，胡虏凶顽：“边城何萧条，白日黄云昏。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蓟中作》）他颂扬武功，但也反对滥杀：“解围凭庙算，止杀报君恩”（《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在庆贺胜利的同时，他又注视着新患，他怒斥奸邪弄权，策勋不公：“练兵日精锐，杀敌无遗残。献捷见天子，论功俘可汗。……谁谓纵横策，翻为权势干。将军既坎禀，使者亦辛酸。”（《东平留曾狄司马》）这才是高适边塞诗审美情趣的主要方面，创作个性的集中体现。

高适的“主理”，并非不涉山水景物，他也有一些写景佳句，如“湍上急流声如箭，城头残月势如弓”等等，他的边塞诗中竟没有一首纯粹的写景诗，其中所涉景物，也不过是作为情理的点染罢了。他的审美情趣、创作指向在于社会美，在于政治、军事、民情等事关大局的一面。《旧唐书》本传胃高适“感激怀经济之略，纷纶赡文雅之才，长策远图，可云大体，谠言义色，实谓忠臣。”“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高适”也自谓“明时好画策，动欲于王公”（《东平路作三首》其二），“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塞上》），故形诸歌咏，自然就国魂军心，处士横议了。

高适边塞诗皆平易自然，整炼浏亮，劲健有力，然高适更质朴古雅，更沉雄遒上，故陈绎曾的《诗谱》谓高适诗“尚质”，胡应麟的《诗薮》谓高适诗“黯淡”，王世贞的《艺苑危言》，用一个不很恰当，但也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的比喻来说，高适的语言风格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的曹操。

在抒情手法上，高适边塞诗常夹叙夹议，直抒胸臆，写出征，高适“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体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从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慰羽书飞翰海，单于猎火照狼山”（《燕歌行》），以时、空为序，主要用铺叙手法来表现，高适在铺叙中常夹议论，如《燕歌行》的前八句铺写出征，中间杂以“男儿本自重横行”的见解；次八句叙述战斗，中间夹以“身当恩遇常轻敌”的论断；“铁衣”四句写两地相思，中间又以“玉箸应蹄别离后”作一推理；“边庭”四句写战地苦说，其中又以“边庭飘摇那可度”作一判断；最后四句总结全篇，点明主题，中间又夹“死节从来岂顾勋”的议论。王夫之的《唐诗评选》谓其“铺排中即为诽刺”，徐献忠的《唐诗品》谓其“直举胸臆”，有着明显的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特点。

在景物描写上，高适常常是大笔勾勒，线条粗犷；如高适的“十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别董大》其二）、“边城何萧条，白日黄云昏”（《蓟中作》）、“汉垒青冥间，胡天白如扫”（《登百丈烽》其一），“虏障燕支北，秦城太白东”（《送李侍御赴安西》）、“歧路风将远，关山月共愁”（《送刘评事充朔方判官赋得征马嘶》）、“夕阳连积水，边色满秋空”（《赔窦侍御泛灵云池》），的确是凌空挥洒，粗疏犷放，雄迈高远；故《诗薮》云：“高常侍诗有雄气，虽乏小巧，终是大才”。

从创作方法上看，高适诗平实沉著，为典型的现实笔墨；高适总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反映生活，像平面镜一样去观照，而不像三梭镜那样去折射。如思乡之作，高适则“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除夜作》）。左云霖在《试论高适诗歌的艺术成就》一文中说：“高适的诗歌，主要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观高适的诗作，完全可以说，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高适总是按客观事物固有的风貌、生活本身的逻辑，真实地反映它。简括地说，就是：实写，写实。

高适一生，“独行备艰险，所见穷善恶”（《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故其为诗，自然就“感激多愠见”（《酬别薛三蔡大留简韩十四主薄》）、“悲歌益不平”（《酬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了。他时而叹身世不遇，时而忧安边失策，时而刺主帅非人，时而悯士卒疾苦……这就决定了他的边塞诗“悲”的一面；同时，他又是一位“朔气纵横，壮心落落”的将星义士，他总是怀着“倚弓玄兔月，饮马白狼川。关塞鸿勋著，京华甲第全”（《信安王幕府诗》）的壮志，并且“秉戊知恩重，临戎觉命轻”（《酬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执着、坚毅地去追求，去实现他的理想，这就决定了他的边塞诗“壮”的一面。他那苍劲质朴的语言、粗豪犷放的笔触、博大雄浑的意境以及强烈宾政论色彩、直拙的写实手法，又极大地强化了这种“悲壮”的气氛。

[高适和他的悲壮边塞诗(教师中心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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