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乡土——读《乡土中国》有感(精选10篇)
——读《乡土中国》有感
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的时候,正直春运返乡高潮;写这篇读书报告的时候,正是羊年的正月,外边爆竹声声,夜晚的楼房映着灯笼喜庆的红色,归乡的人儿说着生疏却依旧熟练的方言。费孝通先生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的社会是乡性的。”先生1937年著毕此书,1939年出版。时隔七十多年之后,我代人再看此书时,或多或少总觉得生疏,毕竟,我们学习生活的城市,已经在发展中改革中慢慢的接近现代的生活习惯,而这个“现代的”是更符合工业化时代特点的、更偏向于西方近代文明的习俗。那些深入国人骨髓中的乡土性格,却又在我们这一代渐渐褪化。只有在每个中华人都欢庆的节日中,对“乡土中国”这四个字,才分外的有感触;只有在淳朴依旧的乡村,先生的字字句句震撼我心。
因此,在本文中结合现代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对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中的一些观点进行剖析。
一、传统文化中的“乡土”情结
先生在《乡土中国》第一章中言“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
在当代中国我们常常会听到“土”作为形容词的用法,描述一个人不合潮流,不开通:~里~气∕ ~头~脑①,李实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乡土情结》中对乡土二子做如下解释: 中国文化中的“乡里”观念,最初具有宗法血缘的意义,因此尊重宗族乡党即是尊重宗法血缘关系,这体现出儒家由近及远的亲亲原则。随着社会的演变,这种宗法血缘关系逐渐淡化,但长期流行的宗族乡党观念却积淀在人们的文化之中,由地域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乡党”演变为“乡土”。土,即土地,以农立国,必重土地。孟子把土地当作立国的“三宝”之一,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荀子更是强调“土”的重要,认为“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可见,“安土”即是“安居”,人若不安其居,则离乡远涉,国家失去民众,就会造成“无人则土不守”的局面,国家就会由此而败亡。儒家强调“安土”,其目的在于兴国。要使人们“安土重迁”,除“制民之产”外,最重要的是施行礼乐之教,行礼乐之教,“则百姓顺命安乐处乡”,使人产生“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的乡土情怀,这即是儒家的乡土之教。② 这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书中提到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当城里人嘲笑乡下人“土”的时候,却忘记了,“土”才是我们这个民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本性。古中国缘起于大河流域,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在这种经济形态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文明也具有深厚的乡土特点,如:安居而乐业、无天灾人祸觉不背井离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于斯而长于斯„„人们对乡土生活、文化有着绵延无尽的眷恋之情,而这种文化经历千百年的变迁改革,仍未能完全改变,积淀淘洗变成了现代中国的乡土情结: 如:即使已经不再耕作,逢节气,家家户户还是虔诚地遵守着习俗,每逢立春、冬至、清 ① [ 汉语字典 ]:卷1页0415第01
②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乡土情结》李实明 《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22卷第4期 P63 明、惊蛰,各地都有不同的饮水文化习俗来欢度这些节气,这些节气虽在现代人生活中少了其对农业的真正意义,但却多了阖家团圆、欢聚一堂的归乡情节;每到春节必返乡“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种绿叶对根的情谊已经不能简简单单地归结为习俗,而是中国的民族灵魂。
费孝通先生道“在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所养成的生活习惯处处产生了流弊。”其实,这句话放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到了今后的社会恐怕不一定正确了。在各国文化趋同被迫进入世界潮流的过程中,文化软实力显得尤为重要,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长期保持其民族特色,乡土文化最为重要,这种文化的力量有多大?在中国的春运潮流中可以看到,它的力量不亚于西方圣诞节的影响力,也正是这种力量,让中国的发展更加具有特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软作用力。
二、“私”与“公”
在《差序格局》一书中,费孝通先生提到了公私的问题,一说新中国乡下最大的毛病是自私,总爱占公家的便宜,而又言中国的社会团体却又关系密切,看似也注重公。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而这些礼仪的很多内容,如:孔融让梨、长幼有序等等看似谦和却实际上有悖于人的本能需求。乡土中国中“私”是本性,而偏偏“公”是外在,这就造成了很矛盾的现象——一面占尽了公家的便宜,一面还都依附在互帮互助的社会团体周围。对此费孝通先生又从家庭方面来阐释:费孝通先生抓住了中西方文化中一个巨大的不同阐释,“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而在中国,这句话含糊的很„这个‘家’伸缩自如。” “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在中国,至今能够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都是一件令人骄傲的事情,儿孙不管走多远对家族中长辈都有着天然的尊重,除了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礼仪习俗更多的其实是我们的社会结构,一个强大的家族才会人丁兴旺,一个败落的家族,再多的人都会流落四方。而除了家族这个单位,还有一个圈子就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费孝通先生在热情好客的表象下为我们挖掘出了深层原因——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也由此,乡土中国与近代西方文化中最大的差异体现在这里:一个是讲交情,一个是争权利。两者看似目的一样,但过程却差别很大,导致的社会形态也不同。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即使是在当下的中国,人们的维权意识有时候还是很弱。比如:遭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不选择去申诉而是要么哑巴吃黄连,要么再去找人攀关系,甚至在法律体系中也是如此,打官司时不去注重找一个好律师,找证据,而偏偏执着于找关系贿赂法官。
由此又延伸到当下中国的反腐现状中,在中国的官场中仿佛是一个以一个人为中心原型,这与中国的传统家庭格局非常类似。往往在一个人落马之后,树倒猢狲散,甚至连带起更多的人。在官场之中,讲交情攀关系的现象尤为严重。因此,要想从根本上遏制贪腐现象,恐怕得从官场的不良习气开始根除。
这种关系文化交情文化不能说完全不好,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又人情味儿的表现,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永远无法像西方那样的,然而这种文化 应该止步在社会生活层次,而不能浸染到政治经济尤其是法律中,一旦浸染将百害而无一利。
“血缘”还是“地缘”,通常我们会更认可血缘,中华文化中血浓于水的传统观念,即使是远亲都会分外的信任。因此,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从血缘向地缘的过度是很艰难的过程。从“新客”到姻亲关系的“血亲”,地缘在通过血缘的演化中渐渐壮大。而有关金钱的交易即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这种地缘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费孝通先生讲“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在订契约是,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统一的权利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需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地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费孝通先生毫不避讳地谈到了由于乡土社会的某些习俗而造成的社会的滞后。譬如,乡土社会“规矩”阻碍着法律契约精神的发展壮大。“我们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吗?”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间的接触并非总是乡土社会中的熟人,或许即使是熟人,现代社会复杂的关系中更需要的发展是契约精神。而所谓“熟悉”的心理认同和“见外”的感受,让我们这个社会在“法律契约精神”的道路上发展缓慢。关于法律,费孝通先生在“礼治秩序”中又详细道来,“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这种人口流动较小、社会圈子较小的社会中,安定不一定需要法律而可以使老子所提倡的“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而不相往来”的无为而止。我们所崇尚的东西不是“法”而是礼,“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利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可以说对礼的服从是主动地,而对法的服从则是被动的。这一点上,我们中华对于“礼”的崇拜,类似于西方对上帝的崇拜,都是以一种敬畏的心态。但细思还是不同,渐渐地我们对于礼变成了主动服从于成规,而西方人对上帝的崇拜则是深自内心的。于是演化出了近代的“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两种文化都排除于法治之外,却渐渐在近代文明的促成中一较高下,而随着社会复杂化的发展,耻感文化渐渐甘拜下风。
费孝通先生关于乡土社会,并没有大加批判也没有为其争言,而是透过或好或坏的现象来窥其本质,无论这种社会在我们现代究竟还残留多少,我们都或多或少的被影响了。乡土中国背后透漏出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上所形成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并不是历史的,而是现代的,在现代,无论是经济文化军事政治还是娱乐体育,都带着明了的特点,这种文化,深入中国人的骨髓,在发展的路上,为我们的路划定了一个范围,叫做“中国的特色”。
个人主要看法和观点:
1、乡土中国这个社会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生产,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2、3、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下的生死观念,而乡土中国本性上所体现出的就是这种人口流动少而产生的文化现象。
礼治还是法治,在我们的认识中,法治当然呀好于礼制,但为什么好?我们其实并不是很清楚。礼治其实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人情社会等等,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道德服从,这种服从在某些时期其实作用还大于法治,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约束我们的道德变了,甚至在商业社会,没了。此时,法治就很重要,并且随着近代社会的契约化,礼治在本质上已经被替代了。但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变成了隐形的约束,而这种约束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法律这种底线之上,越来越重要。
“世态炎凉”这个词,中国人体会最多,为什么?费孝通先生在家族圈子中解释了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的家族也好街坊也好,本身的构成关系就是由个人的能力大小而形成的“树倒猢狲散”是这种构成下最正常不过的结局。能力失去之后凝聚力自然会变小。
读后主要困惑与问题:
一、熟习的乡土
城里人用土气藐视乡下人, 但从基层上去看,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性并非贬义, 在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 直接向土里讨生活, 于是成为传统。我们的民族确实和泥土分不开, 奔赴世界各地的中国人, 只要住下了, 都会种地。古往今来中国人有这么一个传统——安土重迁, 口袋里有了点积蓄就去买房置地, 离开人世也要入土为安。以农谋生的人聚村而居, 并且保持自己的生活隔离, 结果就形成了地方性, 保持孤立的社会圈子。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的民族, 自然也会受到土地的束缚。
乡土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 是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细胞构成的地缘血缘紧密结合的乡土社会, 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休戚与共世代相袭的村落生活中, 形成了“彼此连心肝也都了然”的熟人社会。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 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习就是反复地做, 靠实践的磨练, 使一个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这样的熟人社会里甚至不需要文字, 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能起到彼此交流的作用。如果用所谓的语法和规范的语言文字, 在乡土社会让人很不自在, 比如文明用语你好谢谢对不起等, 用到乡土社会肯定会带来异样的眼神, 并且有被疏远的危险。
离开土地成为陌生人社会的现代城市, 应该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 但人们的行为中还保留着熟习的乡土基因。因为在没有陌生人的乡土社会, 法律其实处于次要的可有可无的地位, 大家都能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 大家重视信用而不是法律。比如中国式过马路, 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 和红绿灯无关”这种集体闯红灯现象, 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乡土性基因在作怪。类似中国式过马路行为的还有一个流行词叫“搞定”, 那就是为达目的结成关系网, 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对抗规则, 甚至可以超越法律的底线。这都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熟习的影子。中国人在跟西方人打交道时常认为他们很笨, 少灵活性认死理, 涵义也是如此。走出国门的国人不被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也常因不守规则, 从交通规则到日常交往的规则, 我们都会绕着规则走。
二、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的独创。他把西方社会比作界限清楚、单位分明的一个个稻田里的柴捆, “几根稻草束成一把, 几把束成一扎, 几扎束成一捆, 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在社会, 这些单位就是团体”。社会上的人也就生活在这种团体格局的社会关系之中。与此对照, 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是差序格局, 以“己”为中心, 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 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 一圈圈推出去, 愈推愈远, 也愈推愈薄。这样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就是伦 (人伦) , 这些伦是由亲情和建立在亲情基础上的互惠构成的人们相互对待的基本原则。
通过这个比喻, 费先生勾勒出中国传统社会的轮廓: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 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首先执行的是私人道德。私的毛病在中国乡土社会实在是一个较为严重的弊病。马路上偌大的窨井盖会莫名地丢失进而造成人身伤亡;住宅楼道里可以随意摆放暂时不用的旧家具旧电器, 哪管挡住了别人的去路或万一发生火灾性命攸关;社区的公共休闲场所乃至公园都可以圈占起来办起露天卡拉OK场……因为这些物品是公共的, 都可以成为某个人所有。因为是公家的, 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沾一点便宜的意思。
差序格局是动态的。在差序格局中, 以己为中心, 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 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 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在立体社会中, 每个人都是石头, 当这些石头一起扔进水中的时候, 就产生了许多的中心点, 这些点各自推出去的波纹在不断交汇, 而且还不断移动。这个动态性也表现在“己”的模糊、公与私界限的模糊、甚至家的含义也是含糊的。家可以是自己和太太, 可以是加上孩子, 还可以是加上其他的伯叔侄子之类的, 更广的范围可以是家族氏族。这种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随着势力的大小而变化, 你得势的时候可以亲戚多的是;假如你不得势, 也许就是门可罗雀。这种变动的格局会影响到我们对同一件事的判断, 比如全国人民都痛恨的腐败, 但如果是自己拥有公权力能有点腐败的小作为, 或者是自己的亲朋能有这样的能量, 就变成津津乐道很有面子的事情。对于不同的环境和人事, 自然就形成不同的对待方法, 哥们朋友在一起攀关系讲交情, 社会规则中就被加入了诸多的潜规则。
三、礼治与无讼
对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 靠的是“礼治”。礼不同于我们今天的文明礼貌, 不同于法律也不同于道德。礼是传统, 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对集体规范的服从。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 不守法所得到的惩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人可以逃避法网, 逃得脱还可以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 做了不道德的事就见不得人, 受人唾弃。礼则有甚于道德, 如果失礼, 不但不好, 而且不对不合也不成, 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和法单从行为规范这一点说是一致的, 不同的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 维持礼的是传统。在今天看来属于野蛮残暴的某些行为也是属于“礼治”的范畴。比如陪葬、株连等都是礼, 是人们心中形成的共同行为习惯。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利来推行的, 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 使人服膺。在乡土社会, 人服于礼是主动的, 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价值观念。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 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 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 不必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不是常有的, 一个人可以为着自私的动机, 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就是这种秩序里的败类。每个人知礼是责任, 所以“子不教, 父之过”, 这也是乡土社会里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 父亲得受惩罚, 甚至教师也难辞其咎。打官司就成了一种可羞之事, 表示教化不够。
礼治靠传统来维持社会运转, 其执行者便是掌握着教化权力的人, 王者、父母、师儒、长辈都是礼治秩序的维护者。教化权力控制着乡土社会的基本秩序, 所以整个乡土社会又表现为“无讼”的社会。因为它对社会秩序的治理采取积极预防性策略, 将治理的基础放在个人修养和家庭社会化过程中。如果有了冲突和违规, 社会也不鼓励超出礼治秩序的法律解决, 而主张通过礼治程序调解。这当然与现代法制是相违背的, 但在乡土社会中, 却是有效的。乡间认为败类的人物, 依着现行法去判决, 时常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
费先生同时也指出, 社会迅速变革的过程, 有效冲击着乡土社会的各种格局。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巨大的冲击, 血缘和地缘的分离, 使得人们不再圈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而是更加迅速地流动, 礼治秩序必将被打破。这本书出版至今已七十余年, 社会变迁的过程有目共睹, 但中国的本质还是乡土的。有着五千年乡土文化浸润的中国人, 骨子里的私德不会一下子消失, 身上的泥土味也不会马上散去。
摘要:在我国走入城市化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乡土性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的心理和行为中。70多年前, 费孝通先生已经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作出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熟习的乡土、差序格局、礼治与无讼等乡土社会的特点, 在我国社会仍然存在。研究乡土社会, 有助于在社会变革中寻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关键词:乡土性,差序格局,礼治,无讼
参考文献
在网上看到一段对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的评论感觉甚是恰当,特引用之作为开头:“这本书虽然是社会学入门级读物,却有着深厚的理论素养作为支撑;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上乡土浓浓的气息,没有了让人忘而却步的拗口难懂的理论术语,读后确有万条万缕了然在胸的豁然开朗感。”
这本书写于1937年,在这个信息爆炸,日新月异的时代,相信会有很多人说,近八十年前的理论,还符合现今中国农村的情况吗?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巨大的经济发展不可能不对散发着浓浓乡土气息的农村产生影响吧,我相信大家的疑问不止于此。然我却认为费老先生的理论着实没有落后,至少于我个人来说,读后,受教匪浅,感触良多。下面我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然后我会就其中一个我个人特别有感触的点,写一点浅薄的感受。
费老先生这本书很精简,一共分为十四篇外加一个后记。费老先生在开篇的“乡土本色”中像我们描述了在漫长的历史中,农民养成的以土地为根,视之为命的状况,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一些习俗,例如远行的人,带一包家乡的土来防止自己在异地水土不服。私以为,这是全书最为基础和重要的一章。它为下面几章做了开场解释,因为有它,后面的章节才可以自自然然的剖析乡土社会下遇到的种种问题,例如:为什么文字下乡那么难;为什么法律普及那么难……而且顺利地引出了有变化节奏太慢和流动性甚小特点的乡土社会所产生的特有情况,例如: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全书结构清晰,围绕第一章进行了完整和精致的剖析。这本书无疑是我们以最快速度最低成本地认识中国农村的不二之选。
读完这本书,给我带来很大感触的是这样一句话。作者说:中国的家庭担负了太多的职责。以至于太过于沉重。”沉重到什么程度呢。
作者在文中提到:“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并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只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西方,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夫妇成为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感情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作者在《美国人性格》一书中曾用“生活堡垒”一词去形容它。然而在乡土社会中是什么样子呢?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向的,不是横向的,因而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我所谓普通的感情是和纪律相对照的。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这些都是事业社群里的特色。在大户人家,书香门第,男女有着里里外外的隔离,就是在乡村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他笔下的乡下夫妇大多是用不着多说话的,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一早起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没有工夫说闲话,出了门,晚上回家自然也是交流不多,因为他们各自有各自要忙的,他们唯独忘却了感情是需要交流的。中国人在感情上,尤其是在两性间的矜待和保留,不肯象西洋人一般的在表面上流露,也是在这种社会格局中养成的性格。私以为中国的家庭,中国的夫妇并不算完全或者纯粹意义上的夫妻,他们的关系更像是分工合作的一对伙伴。这种分工合作,让彼此都过得更好,感情反而成了一个幌子,反而孩子成了他们之间最深刻的关系和一起走下去的一个最充分的理由。当然在这之前的相亲我们不得不提。相亲呢,顾名思义就是相和亲,相就是男女双方见面,亲就是结亲。但在此之前两个人如何能见面呢?或者说为什么是这两个人见面了呢?好吧,说来也很简单,但细细想来又甚是悲哀。以女方为例,女方到了适婚年龄,根据自己的条件开始在适婚的男子中找合适的结婚伴侣。怎么找呢?她们以男性的经济和外在条件为依据进行初次筛选,然后在优胜者中逐一见面,逐一比较各个条件,最后就像把数据输入计算机一样,然后输入一个指令,得到一个想要的结果。在这个各路亲戚活动里,大家都是明码标价,待价而沽,就是要讲究一个门当户对。或许这也可以多多少少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国夫妻更像好的合作伙伴而不像亲密的爱人一样吧。与其说是耳鬓厮磨,不如说是相敬如宾。在社会压力如此巨大的时代,家不能是你的生活堡垒,不能在你遇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给予安慰,那么家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一份责任吗?一份由婚姻和血缘所带来的责任吗?如果说是这样,那么家就是负担,无论对于强势的一方还是对于弱势的一方,都是负担,如果你非要美化它,改为甜蜜的负担,那么我也没有办法,毕竟美丽的自我安慰多少能起到一点安慰的作用。
这样结构的家庭组合对于孩子有什么影响呢?最近一直听说一句话:“最好的家教莫过于,和谐有爱的家庭关系”,我并没有写错字,不是“友爱”而是“有爱”。而一般来说,这正是普遍中国家庭所缺乏的,我们的家庭关系普遍很严肃,大家长制。一般而言在一个家庭里面,父亲具有不可质疑的权威,母亲和子女只有服从,反抗没有意义,交流也没有渠道。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仅仅是很好的满足了他们的物质需求。试问有多少家长可以做到周六日的时候陪孩子玩,一起做作业,而不仅仅是督促他们去上各种特长班。在他们青春期里,家长又为他们解答过多少迷茫呢?孩子的未来是由他们自己的爱好所决定的还是家长自我梦想的延续又或者仅仅是以找一份好的工作为目的呢?我想这些大家都有自己的体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也逐渐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然巨大的惯性,让这一切很难改变。大家都在埋怨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人才或者说时势下的英雄,最后大家都说是教育制度的失败。然我更想说,这是中国家庭的巨大失败。
当然有人要说了,那总是要生活的吧,父母总是要工作的吧,当然会很忙了。这个问题我想,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有共识,那就是:需要工作。可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协调好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协调好爱人和孩子与你所面对的外面的世界的关系。又有多少人能够安然享受生活,而非做生活的奴隶呢。
作者简介:王盛蕾(1991—),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研究生在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法专业。
(一)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
中国,一个发源于两河流域的农业大国,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形成了特有的乡土文化。这种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渗入了每个人的毛孔,融于血脉中。即便在工业化大发展的今天,这种乡土气息仍处处可见。中国人有着自己一套独特的处世之道:办事爱讲关系;讲究安土重迁与落叶归根;对陌生人和对 “自己人”有截然不同的道德标准;法律意识淡薄;男女有别……这些我们可能习以为常的东西已经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产生了阻碍a作用,而我国广大的农村整体上依然处于贫穷落后阶段,这些都是有原因的。而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里,我们都能找到详细的答案。
为何我们的道德水平比欧美低?我曾不止一次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经济和制度都没有什么大的缺陷,那么我们就把问题放到文化的角度去看。我们今天的很多思考方式和文化都是传承自我们农业时代的祖先,纵使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和新中国几十年的教育发展使我们的基础知识水平得到了较好的提升,但乡土社会的那一种习俗却在农民占人口总数一半的中华民族里口耳相传,每个新一代的孩子也在耳濡目染地学习着——克己中庸,长幼有序,天人合一等。
可是,乡土文化就一定是错误的吗?当然不,只是它与现代化不能很好地兼容罢了。例如,在乡下,流动性低和交通不便使几代人不出乡,而在缺少变化的土地上,人们就更看重习惯和情面。但在当下,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现代社会更看重创新和法律,这就使那些乡土人在面对着转型发展时“水土不服”,产生诸多矛盾。比如:我们过去的道德观念都是以自己为中心,讲究“克己”,对别人的标准随亲密度变化。现在我们学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都是讲求人人平等的,要求我们能“大义灭亲”,不偏不倚。这是显而易见的应当人人遵守的规矩,可直到现在我们又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呢?这种难以动摇的社会观念,大概就是我们保留下来的乡土性的体现吧。
全书仅仅六万字,被分成十四章,每章所分析与讲述的事情都极有代表性。没有晦涩难懂的理论,只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穿插着鲜活的实例,对现象进行剖析。读完后,读者会有种醍醐灌顶之感,妙不可言。
费孝通虽然是在1947年出版的此书,但书中很多现象直至今天都发生着,他的观点也能依旧可以对今天的农村现状加以解读。可见其研究功底之深厚,以及我国乡土习性积累之深。
读《乡土中国》有感
(二)若论及中国,则必然无法忽略占中国人口半数以上的农民阶级;若论及农民阶级,则必从其赖以生长的乡土社会中寻找蛛丝马迹以期了解中国农民是何样的一个群体。
土地可以说是农民的命根子。大凡历史上发生改革在位者必先从土地入手,出台抑制兼并、不得私自出售土地等政策打击豪强士绅等特权阶层,保证农民阶层的权益。因而,农民将土地看得更重了,即便离乡外出死后也要不远万里将灵柩运回家乡、落叶归根。在这片土地中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农民也会受到土地的束缚,正如人的思维观念及认知模式一旦形成便很难更张。在社会流动速率较慢时,这种危害是不易显现的,但是当社会流动速率加快时,这咋弄个危害就如火山喷发,积蓄多年的力量在刹那间喷薄而出,对人造成极大的伤害。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障碍,经验等同于顽固和落伍,顽固和落伍并非只是口头上的讥笑,而是生存机会上的威胁。持续而固定的刺激在一定时期内作用于人的大脑会使大脑逐渐适应这种刺激,就如高三经过了大量的习题训练以后大部分学生已经能够适应那种生活。但大脑一旦对外部事物带来的刺激变得不再敏感时,那么由大脑发出的信号必然比那些没有适应并一直让自己处于兴奋状态的人慢,也就无法推动系统配置升级,因而落后于社会。在这里,习惯、因循守旧是进步的最大障碍。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于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利用第一希工业革命的先发优势迅速抢占了世界市场半数以上的绝对话语权,从而一举奠定自己的霸主地位。然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却仍然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摇篮中做着酣甜的美梦,对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知后觉,不愿放弃第一次工业革命遗留下来的工厂、设备倒是后力不足,被德国与美国两个国家相继超越。从表面上看,没有开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仍然是老牌资本主义大国,实际上此时的英国早已是外强中干、徒有其表罢了。所以在社会流动速率较慢的乡土社会中,要想农民主动地、积极地接受外来事物难度可想而知。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话不仅表达了思乡之情,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在于指明了自己的身份:异乡人。我们熟知乡土社会中农民以向土地讨生活,土地是无法流动的,赖以为生的人们只能选择定向而居。生产是季节性的,所以生产的特征决定了必须在村落中储备大量人口以备农忙。但是消费却是全年性的,匮乏经济中定然没有更过的剩余以养活过多的人口能耕种的土地面积是固定不变的,人口若不分流只能向内推动土地的精耕细作从而提高产量,受边际效益规律的支配,在一定时期内有限的土地只能养活固定的人口,因而在推力大于拉力时多余的人口必须分流出去自谋生路。在适宜耕种的地方依地缘而聚居在一起,与以血缘为纽带构成的村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不变的状态下构成了“熟人社会”,每个人从处是开始便在全村人注视的目光下茁壮成长,村民之间的关系较之于以地缘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村落显得更为亲密、更为团结,彼此之间的戒备之心也大大减弱。但是当有异乡人到此扎根生活的时候,原来属于村落中的人立马结为一体,小心提防着异乡人。即便在此生活多年,异乡人仍然无法像种子落入泥土中在此扎根生长,他们的地位永远是寄居在村落边缘的人。与此同时,他们不被视为自己人,不被人信托。可是正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这种环境中,他们却找到了适合乡土社会中的特定职业。
血缘社会的亲密关系导致个人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彼此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的,彼此之间都有拖欠未完的人情,因而人情越多也就越害怕清算。清算就以为着人情到此刻为止,那么也就无需来往了。长期以往,不受限于制约的人情关系必定会加重彼此之间的负担,于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进行清算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抛开了诸多的社会关系,在结算时就需要当面点验清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外乡人”的身份正适合经营此种职业,他们没有繁杂的人际关系,没有碍于面子的人情往来,因而在生意场上往往能够如鱼得水、一展宏图。从血缘结合到地缘结合的转变不仅仅是社会性质的改变,更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尽管上文论述了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但不与城市社会对比恐怕很难确切理解乡土社会的独特之处。城市社会既是由陌生人组建而成的社会。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五种: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感和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在如今高度发达的物质社会和资源丰富的经济社会中想得到满足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由陌生人组建的社会因为彼此之间的不了解多少让人为安全担忧,因而在众人同意的基础上大家签订契约,以法律治理社会,每个人出让自己的权力同时组建国家、政府以保障自己的权利不受他人侵犯。所以城市社会是依据法律、规章制度等不近人情、硬性的东西联结成一体的。与城市社会相比,乡土社会重视人情、重视以往的文化,()更加尊重长辈和富有生活经验的人。
无论如何,乡土社会想避免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的影响而独善其身是断不可能的,积极主动地去迎合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学习先进的管理制度和模式才是正确之法。但是当思维观念及认知模式依旧固话而未有所改变的情况下,盲目地去学习反而会适得其反。旧有的文化体系和协同处理问题的能力仍然盘桓在人们脑海中,新的模式如果强行介入定然会遭到人体本身的强烈排斥。只有当内部自我觉醒,外部新鲜事物方有可趁之机,从而一举占据主导地位。不过这种模式是否能够适应乡土社会的土壤还需精心观察。
读《乡土中国》有感
(三)龙嘉栋
在此次党代表读书活动中,我选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该书以类似地方志的形式,通过深入的实地调研,描绘出中国乡村社会最为真实的面貌,《乡土中国》可谓是社会学中的经典之作。乡村社会在我国社会进程中一直处于关键性的地位,无论是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乡村社会既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石,同时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的带动者。
充分了解乡村社会,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作为繁华商务区与农村社区共同存在的朝阳区的领导干部,在如何认识乡村社会,如何推动乡村的发展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拜读费先生的《乡村中国》,可以获得很多启示。
第一,“熟人社会”.费先生在著作的前面就提到中国的乡土社会是具有地方性的,是熟人社会,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乡村最为重要的特点之一。地方性,虽然在对乡村发展中有一定的限制,但其中的稳定性也保障了我国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目前我国农村出现“空巢现象”,只有老弱病残留守乡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村里耕地荒废,无人耕种,既造成了粮食生产的不足,也导致耕地的浪费。而熟人社会是由乡村的地方性衍生出来的特性。这种熟人社会,其实是打通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隔阂,村民之间心照不宣的熟悉关系,正是当前现代化城市中所欠缺的,当今社会的信任缺失与备受诟病的冷漠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人们之间的生疏与不信任。而熟人社会中大家之间的“默契”,更是为现代都市人所津津乐道、所向往之的。这也为我们在建设现代化区域的思路上提供了扩展,应该将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建设同步,将陌生的社会变为充满人情味的大家庭。
其次,“特殊语言”.费先生通过教授的孩子与乡村里的孩子之间的对比,具体而又残酷的向我们展示了当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阶级偏见问题。换句话说,所谓的城市人瞧不起农村人,城市人认为农村乡下人没文化没素养,但那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而非差距。一是因为农村人也在积极渴望文化与知识,也在努力认真的学习;二是因为城市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比农村人更高的文化水平,但在劳作、表达等等其他方面,未必如农村人般优秀,这便是差别而非差距。而这些文字之外可以用来交流沟通的便称之为“特殊语言”.在普及文化知识的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文化水平高低的评判标准,并非只有识字能力这一项。沟通能力、理解能力等等也是不可或缺。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沟通、员工与部门之间的沟通、员工与员工之间的沟通都是值得研究的。文字上的东西大家都懂,但如何准确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如何准确的理解对方的观点,将所理解接受的东西恰如其分的融入到实际工作中才是最为重要的。
第三,“公”与“私”.对于“私”的认识。当前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一己之私”都被无限放大,很多人认为公家的便宜要多占,自己的利益则不能损害一分。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大背景下,这一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公”本质上也是由“私”构成的,每位员工的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的公共利益是密不可分的,公共利益受损,个人利益难保完整。很多人说中国人的“自私”是来自于小农经济的传统,也就理所当然的认为农村人比城市人更为自私自利,但却没有看到乡村社会中的分享与共担。分享与共担也是我们需要在工作中深化的思想:分享成果,共担风险。所有人的共同努力才能达到应有的成果,共同分享;同时,作为集体中的一员,对于风险,更是要共同承担,以将风险所造成的损失最小化,也是对公共利益及个人利益损失的最小化。
第四,“礼治”.一般我们将社会分为“人治”和“法治”,但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我国乡村社会的“无法而治”其实是“礼治”.“礼”为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国家社会的治理,不能单靠“人治”、“法治”与“礼治”的任何一方,而需三者结合。我们在日常的社会治理中,要以“法治”为根本,健全法律制度,填补法律空白;以“礼治”为重点,通过社会中普遍认可的行为规范,以社会道德约束人们的行为,达到长久而又有效的社会治理效果;以“人治”为辅助,通过领导干部的个人魅力、政府官员的行事作风来影响政策的制定、执行与改善,以完善社会治理。
第五,血缘与地缘。费先生指出,血缘与地缘是社会稳定的两大要素。在我区的实际管理中,应充分利用血缘与地缘来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社会矛盾。血缘是无法割断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由血缘关系组成的家庭也是人们最大的牵挂。而在地缘方面,则通过人们对故乡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来推动其对地方发展稳定的努力。当前,我国人口流动性较大,血缘关系逐渐向地缘关系转移,聚集在同一地区的人们通过日常生活工作等,参与到新的区域中来,使其对新的地区有了归属感而形成故乡以外的地缘,将地区内的人们联系起来。
第六,权力。全书中,费先生从几个不同的角度,通过几章的篇幅来阐述“权力”一词。权力来源于经济利益,而体现在日常的管理活动中。政府的权力过大或过小,都会导致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阻碍经济的发展。权力的主体是官员,从主观方面来说,一是官员自身要平衡好欲望与需要,欲望是超出自身的权力而牟取利益;二是官员自身要认清“名分”的真实性。所谓“名分”,通俗来讲就是“头衔”,一定的头衔是对官员工作的奖励与认可,但为了头衔而不择手段,到头来获得的知识虚无缥缈的“名分”.从客观方面来说,一是国家要不断完善法律制度,使得所有行为均有法可依,所有诉讼均有法可循,长远地看,健全的法律制度带来的不是诉讼的增加,而是诉讼的减少;二是社会形成清廉之风,以社会舆论与社会风气影响政府官员。
——读《乡土中国》有感
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从古至今,农民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比重是很高的,农民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也作出了极大贡献。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我感到无比骄傲。以前对自己生活的村子没有太多感想,在读完《乡土中国》后再去回想,乡土社会果然都是大同小异的。
在农村生活,土地就是命根子,也正是那些广袤的土地养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小的时候跟随父母到田里去播种或者收割,印象最深的是刮开盖好的薄膜种玉米籽,再就是在秋收时节抱麦子。在北方,割麦是农活里最苦最累的活,农民割麦的姿势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最恰当不过,母亲心疼我,没有让我割过麦穗,于是我开始找寻新的“营生”——挖苦菜。现在想来,土地真的好神奇,你播种它会生长,你不播种它也生长。苦菜就是那种自然生长的植物,挖它并不费事,田地里到处可见,不一会儿就能挖一小筐,带回家后用水淘了就能吃。“非典”那年,母亲不信任小卖部的菜种,我就天天出去挖,那段时间家里足足吃了一个月的苦菜。在乡下,生活好像不用怎么花钱,吃的自己都可以种,家家户户都有一口井,梨树、沙枣树什么的也都有,柴火有葵花杆子和玉米棒棒,逢年过节的时候买些糖果、穿件新衣裳就是了。可见,土地孕育了多少生命,人们聚村而居确有一定道理。
费孝通先生分析说,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
一、小农经营每家耕地的面积小,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与耕地不会距离得过远;
二、因水利灌溉的需要,他们聚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
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
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数量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地增长,成为相当大的村落。我生长的村子是由第二点和第三点决定的,因为我们那里没有农场,也不是以姓氏命名的村落,人们聚居一起除了是种习惯外就是合作的需要,村子里称为“变工”。尤其是在打麦场、绞玉米和刨籽瓜时节,由于每家的劳力有限,人们会就近叫着乡邻一起做工,效率也高,今天一起去张三家打麦子,后天再去李四家刨籽瓜,也就是“变工”。这里没有任何商业行为,人们似乎约定俗成了某种共同遵循的规则,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社会学里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乡村属于前者,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说道,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只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其中各个人有着高度的了解。我无比庆幸自己的童年能在乡村度过,和我同龄的一代都是村子里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看着长大的,整个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我,我也认识整个村子里的人,而父母这一辈的人基本上都是称兄道弟,平时见面都会很亲切地打招呼。乡村里的人都是彼此熟悉的,熟悉是长时间、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现代都市最缺少的也就是这种感觉,门对门的邻居尚且不认识,更何况楼里和小区的人,于是,在乡土的本色里开始产生出陌生的社会。
学者将东西方人民的性格作比较,说在西方社会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的社会却是讲交情。对于这个问题,也要从乡土社会入手,它是孕育所谓现代人的摇篮,现代人最根深蒂固的共性是从乡土里带来的,也是影响中国千年的儒家文化造成的。中西方的主要区别就是差序格局的不同,也即群己、人我的界限划法问题。西方人看重的是团体,而且公私分明,中国人则不然。就拿“家”来说,是最能伸缩自如的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表示亲热的人。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甚至天下可成一家。每个人都有一个关系网,好像把石头丢在水面上发生的一圈圈波纹,里层是和自己最亲近的人,然后就是各种交情程度不同的人们了。
——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有感
这次作业的要求是读一本自己最喜欢或最不喜欢的书,然后写读后感。因为我平时读书不多,且没有最喜欢或最不喜欢之说,所以就让一位师姐给我推荐一本。师姐本科是读中文系的,读过的书肯定很多。师姐第一次给我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可是拿到书时,看到是厚厚的一本,觉得在两个礼拜的时间内读完还要写读后感有点困难,于是师姐就又给了我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这本“小书”。
以前我基本上是没有读过学术性的书籍的,因为觉得学术性书籍很枯燥,很无聊。可是这次为了完成作业,同时也真的想多学习了解一些知识,就硬起头皮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除去序言和后记两部分,这本书中还有《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十四篇文章。读完之后,虽然没有什么非常深刻的印象,但其中的一些话语还是引起了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而对于这些问题,以前是从来没有认真想过的。
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成为城市人口;越来越多的乡村逐渐被高楼大厦占据,乡村被城市取代;城市的文明进步逐渐取代人们印象中的乡村的愚昧落后。中国社会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无法回避的历史进程。我们不能否认,城市里有便捷的交通,方便的购物场所,优越的生活条件;我们不能否定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但是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得到各
方面满足的同时,正在失去一些十分宝贵的东西呢?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本色》一篇里说: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是的,的确是这样的。我来自农村,来自乡下,所以对此深有体会。在农村,人与人之间来往频繁,互帮互助,因此彼此了解,彼此信任,所以彼此熟悉。正如费孝通先生在文章中说的那样: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种熟悉的感觉让人感到温暖。每次放假回家,刚到村口,就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即使村口到家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可是在城市里,你永远找不到这种感觉。就拿我自己来说,在县城读书时,每次去叔叔家,即使已经走到叔叔家楼下,仍然有一种身在异处的感觉,有一种陌生的感觉。除非走进叔叔家门,心里才会有到家的感觉。在一个小小的县城里尚且如此,更何况在复杂的大都市中呢。城市里,人与人是陌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淡漠的。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这种陌生,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淡漠,将会漫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那种朴实的给人温暖的熟悉的感觉将渐渐消失,我们再也找不到乡村带给我们的那种温情。从高中起,一直在城里读书,这么多年,在外人看来我跟城里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可是城市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发自内心深处的陌生。
如果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能始终保持着乡村社会中那种熟悉的感觉,那种亲密的关系,这个社会该有多好啊!
现代社会除了带给我们陌生,还给我们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在城市里,即使到楼下片刻都得把门锁好;即使按了防盗门防盗窗,还是整天害怕被盗;即使有警察,有法律,走在大街上还是担心被打被抢„„总之,生活在城市里,始终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在农村,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即使是现在,农村人出去时也是不锁门的,即便要出去很久。“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很好的说明了城市与乡村的区别。即使有法律,城市中种种纠纷还是层出不穷。所以在城市里,时时刻刻都要防备被人欺骗。在农村,你很少会有这种感觉。即使有纠纷,也很少需要法律来解决。现代社会是一个矛盾丛生的社会,是一个让人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即使有维持社会秩序的种种规定,种种力量。而在乡土社会里,社会秩序无需外力来维持,单凭每个人的本能和良知,就能相安无事了。我们在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正在逐渐失去这种维持秩序的本能和良知。
这么多年,一直在外求学,目的就是为了摆脱农村那种贫穷落后的生活,在城里谋得一种舒适富足的幸福生活。曾经,让自己成为一个城里人的愿望一直十分强烈,可是现在突然有种疑惑:这种愿望真的有意义吗?即使我们成了城里人,我们的生活就一定会幸福吗?
关键词:乡村学校,本土,课程资源
读了临沂大学李同胜教授等撰写的《乡村学校本土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以沂蒙山区为例》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5.8) 一书, 感受很深。书中对乡村教育的剖析深入透彻, 针砭时弊;对乡村学校教育价值取向的探索深刻具体, 切中实际;对乡村本土资源类型的研究思路清晰, 科学全面;对乡村学校开发利用本土课程资源的策略探讨深入具体, 可学可用。我通过读书中的基础篇, 更新了教育观念, 从操作篇里学到了开发利用本土课程资源的具体方法, 从模式篇里我认识到了乡村本土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规律。
本书充分吸收了来自乡村学校一线的课程改革经验, 紧密结合现代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 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概括与升华, 对相关理论进行面向实践的拓展与延伸, 致力于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我校作为乡村本土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项目的实践学校, 我作为一个探究实验的实践者, 更深切地感受到乡村学校本土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的巨大价值和重要作用。
一、乡村学校开发利用本土课程资源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
正如书中所述:“挖掘利用乡村社区特有的课程资源, 促进乡村学校课程实施质量的提高, 不是权宜之计, 更不是突发奇想, 而是有坚实的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理论基础, 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和深厚的理论根基, 符合教育规律, 特别是乡村儿童成长规律。厘清这些理论基础, 可以提高我们重视本土课程资源的主体自觉性, 明确利用本土课程资源的思路, 指导我们更好地探索乡村学校特色化课程资源的利用模式和利用规律。”[1]从美国教育家杜威 (Dewey) 主张的“教育即生活”, 到我国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主张;从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乡村教育实践, 到20世纪“中国最后的大儒”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论, 等等, 都是我们做好乡村学校本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的思想指导和理论根基。这些真知灼见, 是经过无数的教育家历经艰苦卓绝的教育改革探索与实践获得的, 在沂蒙山区乃至我校乡土课程资源开发实践中再次得到证实, 孩子们在自己的亲身实践的体验中, 收获了幸福, 得到了快乐, 也获得了成长。
其实, 早在上世纪20年代陶行知先生就深刻地指出了教育实践中“死读书、读死书”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活书”呢, 陶行知先生说:“活书是活的知识之宝库。花草是活书, 树木是活书, 飞禽、走兽、小虫、微生物是活书, 山川湖海、风云雨雪、天体运行都是活书。活的人、活的问题、活的文化、活的武功、活的世界、活的宇宙、活的变化, 都是活的知识之宝库, 便都是活的书。”[2]用今天的话说, 现实生活中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生产生活实践都是活书, 都是可以开发利用的课程资源。乡村孩子生活在庄稼、蔬菜、大树和野花、小草等丰富的植被世界里, 行走在山石、小河、树林和广阔的田野之间, 与山羊、水牛、小兔、小狗为伴, 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都是他们走向科学世界的起点;他们在祖辈的神话传说中走进梦乡, 在浓郁的风土人情、乡村礼仪和人际交往中长大, 在土地庙、观音寺、家族祠堂中感受神秘与庄严, 这些丰富的人文资源都是他们走向社会、认识社会的开始;他们跟随父辈田间劳作, 帮助妈妈料理生活, 与同伴一起在游戏中模仿成人生活, 这些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是他们认识世界、探索未知的感性材料。只要我们善于发现、善于利用、善于挖掘, 就会发现乡村社会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课程资源, 它们都能进入学校、进入课程、进入课堂, 成为乡村孩子成长的丰富营养。
二、乡村学校开发利用本土课程资源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
我校地处沂蒙山腹地孟良崮下, 乡村孩子尽管不乏自卑、自闭, 但他们从小在玩石子、和泥巴、弄树枝、捡树叶中长大, 当他们面对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时, 他们的自信就会受到激发, 他们的特长就会得到彰显, 他们的个性也能得以张扬。我们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为载体, 把课堂搬到大山里, 引导孩子们把生活当作课堂, 把兴趣变成特长。我们领着学生们翻山越岭寻找奇石, 挖掘树根, 捡拾落叶;组织他们集体为奇石命名, 创作根艺, 制作树叶画;引导他们利用泥巴制作小泥塑, 进行美术创作, 等等。
孩子们在广阔的乡村田野里快乐的学习, 快乐的成长, 同时发现生活中的美, 欣赏生活中的美, 继而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如我们利用石头树叶做教具,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从小进行党史、国史教育,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刘婷婷同学发现了一块像女人小脚的石头, 就给石头起了个名字———老奶奶的小脚, 我们借机让孩子们探究封建社会歧视、残害妇女的历史, 让他们感受到新社会的优越性。尹传奇同学发现了一块酷似中国版图的石头, 如获珍宝, 就给石头起了个名字———中华石, 我们抓住契机, 在各班召开了“祖国在我心中”主题班会, 激发了孩子们爱我中华、勤奋学习、报效祖国的热情。其“中华石”以及由这块石头引发的动人故事, 和学生的感悟体验文章, 都给学生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三、乡村本土课程资源可以运用到乡村学校教书育人的方方面面
乡村本土课程资源以乡土文化为核心, 是乡村儿童耳熟能详的现实经验。从教育的实际出发, 从儿童的现实生活出发, 因地制宜地挖掘利用本土教育资源, 可以融入到乡村学校人才培养的每一个层面, 促进乡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尤其是乡村学校的特色化、个性化发展。“通过激活儿童的感性经验和现实基础, 可以促进学科课程的本土化实施;通过学习方式的活动化和学习空间的开放化, 可以促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社区化建设;通过本土文化等课程, 可以促进乡村学校校本课程的个性化建设;通过本土文化的融入和凸显, 可以促进乡村学校校园文化的特色化建设。”[1]乡村学校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 与丰富的生产生活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尤其是沂蒙山区具有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明, 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优势、乡风民情特色、自然资源优势和红色资源优势。书中详尽地介绍了利用本土资源丰富学生的语文素养, 走进抽象的数学王国, 创设英语学习的现实情境, 打破科学与生活的层层壁垒, 实现滋养高尚的道德品质。乡村学校的课程实践只有与乡土文化相结合, 才会贴近乡村学生, 亲近乡村学生, 才能与乡村学生的生命融为一体, 真正走进学生的心灵, 获得生机与活力。
我们指导孩子们利用科学课上学到的制作方法, 采集形态万千的动植物标本, 按美术课上学到的知识, 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 拼凑出精美的图案, 制作出数以千计栩栩如生的动植物标本卡, 孩子们不仅收获了成功和喜悦, 还可以将形态各异的标本卡当作礼物送给自己的朋友和客人。
我们还组织孩子们开展了“捏泥塑, 巧制作”活动, 制作了大量惟妙惟肖的泥塑作品。为充分展示孩子们的创新成果, 学校分别创建了“孟良崮奇石、根艺、标本、泥塑”展室。省、市、县有关部门的领导观看了作品后, 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纷纷为展室题字。
四、乡村本土课程资源的运用形式是灵活多样的
书中提出了“立足课程要素回归本土资源的实践模式”和“立足本土资源挖掘课程价值的实践模式”两个开发利用本土课程资源的基本模式, 具体阐明了乡村学校发挥本土课程资源育人价值的途径。针对本土资源的性质、特点和表现形式, 可以挖掘其帮助学生理解知识技能、拓展知识视野的科学价值;也可以挖掘其帮助学生经历知识的发生、形成过程, 掌握思考的规律与策略的方法论价值;还可以挖掘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促进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实现的情意性价值。
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来源于生活, 又根植于乡土文化的土壤, 如我校创办的“柳笛”文学社和《柳笛》手抄报, 利用废旧挂历的背面, 自己到皇上寺、孟良崮等实地采访, 于撰稿、编辑、排版、美工于一体, 创办出成千上万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的校报校刊, 激发了孩子们的阅读和写作兴趣, 先后登载学生习作5000余篇, 其中有200多篇被《中华少年》等十几家报刊发表, 有20多篇征文分别获全国、省、市一等奖, 并于2014年在全国校园媒体评选中获全国校报校刊一等奖。
这些来自于乡土, 来源于生活的鲜活实例, 成为乡土特色课程资源的宝贵素材, 在不经意间培养了孩子们的兴趣特长, 拓展了学生动脑动手动口的综合素质。寓能力培养于实践活动之中, 在创新体验中获得成功的喜悦, 在感悟升华中实现自我的健康成长和发展。
总之, 本书依托沂蒙山区的红色资源优势、文化传统优势、乡风民情特色和自然资源优势,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对乡土课程资源的内容构成、乡村教育内涵的挖掘、利用模式的探讨等方面做出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本书无论在理论的引领, 还是价值的追求, 无论是对学生健康的成长、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 还是乡村学校的特色化建设, 乃至乡土文化的传承与乡村文明建设, 都必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掩卷沉思, 本书事例鲜活, 分析理性, 旁征博引, 道出了来自乡土的本真东西, 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使人容易接受。乡村学校固然有其短板, 但也有得天独厚的本土资源, 只要带着发现的眼光, 创新性的开发和利用, 以创新体验教育为载体, 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教育能量, 塑造出更多的有用人才。
参考文献
[1]李同胜, 等.乡村学校本土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以沂蒙山区为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5:43.
下乡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这样说乡下人愚其原因是因为乡下人不识字。但费老先生解释道,“‘愚’如果是指智力的不足或缺陷,那么是不识字却并非愚不愚的标准。”“下乡人不识字并不代表乡下人的识字能力不及人。”而是因为他们在乡土社会中没有易于识字的环境,在乡土社会中不需要文字,费老先生分别在“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中做了详细解释。我主要将其归结为以下两个理由:
一从空间来讲,乡下人的生活是直接的、面对面的生活,可以通过交谈来进行沟通,不需要借用文字这种间接的方式来表达。而文字是一种双方约定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是现代化的工具,在乡土社会中不需要。
二从时间来讲。人是有记忆的,在乡土社会中,人们生活在一套规定了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对该生活熟悉,在生活中学习社会“礼俗”,如“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这个班子里的演员所需要记得的,也只有一套戏文。对于乡土社会中的人来说,生活在靠记忆而维护的社会共同经验里,文字是多余的。
——浅谈“乡土社会”与“后现代社会”
在阅读《乡土中国》的同时,正在学习有关社会学的内容。故将两者结合起来,粗浅的谈一谈个人的一些感悟。中国从农耕社会发展到如今的现代社会,某些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已经带了些许“后现代社会”的意味。最纯粹的“乡土社会”与发展完善后的“后现代社会”几乎是从封建社会到现在,这个社会的最初与最末。所以,它们在社会特点、家的概念、秩序维护和个人价值观等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异。通过对比两者,我们这些社会学的初尝者能体会到社会发展的剧烈性。接下来我将从社会特点与家庭观念来进行对比。
1.社会特点
《乡土中国》中写到“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受到土地的束缚”.乡土社会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大部分的百姓从事农业耕种。他们直接取资于土地,生活、工作都围绕一块土地展开。他们之中,除非是通过科举,大多数人一生都将奉献给这一片土地。根据贝克的抽离和嵌入理论,我暂且将这样的工作方式称为不再“抽离”的“嵌入”.而后现代社会,却是“流动的再嵌入”.首先,可供人们选择的职业形形色色,人们可以自由的在这些职业见进行转换,导致“流动”的发生。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自由的追求的高度达到了历史以来的最大化。比起高薪,人们更注重职业的自由度,比起,传统的,所谓的“正经”职业,人们更愿意从事自由职业。自由职业在保障人们与传统职业相差不大的薪酬的基础上,给予人们更多私人化的空间,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比起第一现代进一步模糊,就工作与生活的关系来看,与乡土社会的耕种的工作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所谓自由职业,自由当然是核心,这也是人们长期“抽离”甚至可能不再“嵌入”的原因。
由于土地的固有属性,农民们难以发生流动。祖祖辈辈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对于周围的不管是环境还是人,都无比的熟悉,这样的看来,乡土社会又是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人们之间都有一种天生的联系。但后现代社会却是典型的“陌生人社会”.由于后现代社会“流动性”,“个人化”趋势的发展,人们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关系。虽然后现代社会存在许多公共空间,但这些空间是“公共但不公民”的。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将现代的“公共但不公民”的空间分为四种类型——排异之地、噬异之地、非地之地、不存在之地。这四种类型的公共空间都有多人参与,且都是为相似的目的而聚集,但参与的人之间却没有也没有太大必要产生关系
从以上两点来看,乡土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它是一个极度稳定甚至固化的社会;后现代社会是个典型的陌生人的社会,它具有流动性的特点。
2.家庭观念
乡土社会的家族观念极强,大部分事情都在家族内部解决,官府一般会止步于家族门前,将更多的自由空间留给家族内部。上文提到,在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活动围绕土地展开,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当一个家的人数不断增多,原来的土地已经不能满足一个大家庭的维持,家中的人将会发生小范围的流动。这种流动使家庭的范围在当地扩展开来,家变成了族。由此,家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如今,我们如经常听到的“衣锦还乡”的字眼就是乡土社会家族观念的投影。家族中的每个人受到祖训的约束,并竭尽全力,为自己家族的振兴而奋斗。若是家族中一个人犯错犯罪,根据“连坐”甚至“诛九族”的制度,整个家族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家族与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当时大部分人的人生的价值都在于为家族而奋斗,这种强烈的家族感支撑他们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很难出现没有精神支撑的情况。
后现代社会的极度个人化,让家庭观念逐渐消失。首先社会上,大部分都是一个个的小家庭,家族的概念几乎已经消失。其次,特别是在西方社会,人们更注重自我生活的品质,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和照顾基本止步18岁。之后,孩子会搬离家庭,通过国家贷款继续学习和生活。中国社会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习惯的影响,现代家的观念虽然远不及乡土社会,但父母对子女的关心和约束相较于西方强了许多。但许多社会学家观察到,现在中国的家庭观念有向西方靠近的趋势。一方面,许多孩子远离父母到其他城市生活;另一方面,有些父母不在长时间帮子女做家务,带孩子,而是更多的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如继续学习或者周游世界等。
几年前,许多学者批评中国家庭观念太强,限制了个人的发展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倡导大家学习西方模式。但近年来,随着家庭化的消解,个人化的发展,人们开始反思,家族观念真的无可取之处吗?
在我看来,家族观念增加了社会的温情,·让大多数人不至于失去奋斗的意义。个人化增加了社会的自由度,满足了人们个性发展的需要。但极度的个人终将让社会失去温情,这样的社会就像失去润滑油的机器,能继续运转下去,却难免发出沉重的哀鸣声。我们无法说出到底哪种模式更好,但在个人化趋势无法阻挡的现状下,我们至少要有意识地去维护家庭的温情,不要让自己变成仅为自己的“机器”.仅谈及社会特点和家庭观念,已经可以看出乡土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极大差异。但此处人有许多领域值得探讨,过程中你将获得极大的惊喜。
处于向后现代社会发展的浪潮中的我们,再次回望“乡土社会”,每个人都将有不同的思考。
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这本书虽然是几十年前写的,但是其中的有些部分仍然和现代中国有些农村是有相似之处的。或是因为我来自农村,我对于乡土中国中写到的一些情况能够理解。的确,随着近代化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经历了飞速的发展,我们的生活环境生活行为有较大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现在在农村仍然能够感受到乡土文化。毕竟中国有几千年的小农社会,农业文化思想根深蒂固,后来的现代化也是经由西方传入的,而这种西方现代思想先传入一些较大的城市,而后从城市向农村传入,乡土文化淡化速度仍是较慢。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传入速度增快,而现在的农村并不像以前那样封闭,乡土文化不像以前那样浓厚,不知道几代之后乡土文化会慢慢变淡以致消失。
我并不知道这会使人感到高兴还是略有一点忧伤。因为有些乡土文化会被人认为很土,乡土文化慢慢在被现代文化替代,每一代人的思想都会不一样,乡土文化的影响会变弱,一想到很多年之后乡土文化可能会消失,不知为何,我竟然会有种莫名的忧伤感,或是因为我也是受一定乡土文化影响的人。
下面我将根据我的理解对书中的每一部分作详细阐述。
乡土本色
从乡土本色中的一个直观感受是,作者用“土”字来形容,这个土并不带有藐视的色彩,而是比较客观的形容。
乡土文化一直都有土的色彩,因为自人类产生便就离不开土。我们在土中种粮食,在土地上建造房子,在土地上活动。离开了土,恐怕人类比较难以生存。所以就像费孝通先生写的那样,我们也把我们的文化融入了土中,我们会带上家乡的土远行,那样仿佛不曾离开家乡。而从其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乡土人的情怀,我们不愿意离开我们的家乡。
而这种乡土人的情怀并不只是生活在乡村中的人才拥有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这样,城市中的人也是如此,因为我们会对于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产生感情,我们会不舍,但是这只是人之常情,任何人都会这样。更重要的是受中国几千年的乡土文化的影响。中国长时期处于农业社会的阶段,人们在有了一定的土地之后就会在这儿安家生活,以求田园之乐,安安稳稳,如此而已。
小农经营、水利工程的建设以及安全因素等是农村的人聚居在一起的原因,他们长久的生活在一起,彼此都十分熟悉,便形成了熟人社会,大家彼此非常信任,互帮互助。这或许也就是中国比较看重关系的原因。
记得小时候有一家进了贼,当时发现了,然后全村人都起来帮忙捉贼。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呼喊的声音,因为那声音几乎把全村的人都喊起来了,当时小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害怕,现在想起来的时候是感动,感受到全村人团结在一起的感觉。
虽然生活在乡下,每个家庭都生活得很近,都知根知底,别人会知道隐私。偶尔大家也会因为一些小事儿闹口角,可是我们仍会喜欢乡下那种彼此熟悉的感觉。有些在乡下住习惯了的老人到城市中住了几天之后便回到乡下。老人们也或是那种慢慢的、熟悉的感觉。
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
费孝通先生不同意乡下人“愚”,只是现代化的过程中把乡土社会抛弃了,所以当乡土中的人接触到一些现代化的科技是会有一种迷茫感或是新奇感,而现代化过程中文字是有重要作用的。而乡下生活主要是经验,城市的生活需要较多的文字。乡下的生活和城市的生活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盲这个词的产生。
很庆幸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乡下是有了一定的发展的,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城乡或许在基础设施上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基本的生活是差不多的。乡下的教育等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几乎没有文盲,可是和城市相比,乡下的文化水平还是较低的。现在如何提高乡下的文化水平是比较必要的。
毕竟乡土社会的人不能靠积累的经验来解决一切问题。在我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后,我们的职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我们不能全部以种地为生,我们需要融入这个现代化的社会,文字下乡或许已经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更好的教育。
差序格局和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乡土社会是有差异格局的,并不像西方那样明显。我们的生活圈子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圆不断扩散的状态,我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圈子,就像书中写的那样,我家那边就有那种感觉,我们村的人是一个圈子,在我们村有人离开这个世界后,我们村每家会出一个人来抬丧,一般的话是不会有其他村的人的。这种差序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回使人团结在一起。
可是这种格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有私的成分。以私的关系来作为联系,没有基本的规则,大家没有群体观念仍然较弱。
对于私,我是有了解的。感受最深的是有一次去山上摘茶果的时候,两户人家在山上争吵了起来,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地界的原因,似乎是一家把地界边缘线移了一点。我其实并不知道这又什么好争的,各自管好自己的不就很好了吗?后来想一下的话,其中一点原因是私心作怪,另外一点或是因为乡村中经济的来源还是比较少的,人们想用一些不太正当的方式得到一些东西,而在乡下,土地仍是较为重要的,只有争土地了。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的乡土社会是通过私人的关系来维系的,强调推己及人,同时中国的社会也强调自己的道德修养,仁、义、礼、智、信等要求。一些品德极为高尚的人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大部分人的品德是中等水平。加之以私人关系的缘故,这种道德水准体现的时候也是有变化的。在关乎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时候,一部分人的标准边改变了,他们为自己着想,不顾道德。
对于费孝通先生所阐述的这一点,我觉得对于乡土社会的描述只是一部分,因为大部分人是有利己的思想,并非只有乡土社会的人。而先生的这本书写于几十年前,现在的形式也大为不一样了,我认为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人们的思想水平会提高,而社会制度也会更加完善,社会会变得更好。
家族、礼制秩序和男女有别
费孝通先生认为家庭的组成是因为生育而开始,因为比较注重父系社会,后来也由家族可扩大成氏族,家族一起做事情。乡村确实会比较重视氏族,在我们出生的时候会起几个名字,一个是入族谱的,一个是生活中用的。前几年,还听说又重新整理了族谱。年纪比较大的人在一起聊天时会询问是族谱中的什么派别。这种氏族是大家庭。而我虽然有族名,但是我对于族谱中的事情不了解。我想我们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这一代人已经逐渐把氏族淡忘,只记得我们的小家庭。或许之后氏族文化会慢慢消失吧。男女有别这个现象现在还是存在着的,一个家庭的男人和女人是有分工的,女人一般负责家务和种菜,而男人主要负责种田等事物。女人主要负责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在我的奶奶爷爷、伯伯这两代大致是这样的。而男人和女人的圈子也是大不一样的,我奶奶她们一般是饭后和一些妇女们喝茶聊天。男人们也会在一起聊天,但是内容就完全不一样了,聊政治、聊收成。
费孝通先生书中的礼制秩序的形成原因是乡土社会流动性小的原因,当一个社会封闭起来,人们熟悉起来,就会根据经验形成一套解决问题纷争的方法,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便形成了礼制。礼制在乡土社会中可以起到法治的作用。礼制秩序有其弊端也有其存在性。礼制秩序和法治的不同是礼制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理性。
对于现在的乡村来说,礼制秩序和法治的交融形成了一种新的制度,人民调解制度。在礼制氛围浓厚的时代,家族长老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家族内的纠纷都由长老来解决。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家庭氏族关系的淡化,长老便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了。行政体制的变化也促成了人民调解制度的形成。在乡村中的一些较小的纠纷便会由村委会的一些干部来进行调解。一般不会闹到法院。
乡土社会在内部是有一定的解决机制的,这也是乡土社会在中国存在很长时间的原因。虽然现在乡村受现代文化的影响,但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强大根基,乡土色彩还是会继续较长的一段时间的。
无讼、无为政治和长老政治
无讼是和礼制秩序以及乡土社会自身的特点相联系的。乡土社会的人们是聚居在一起的,是典型的熟人社会,熟人之前讲究情感关系,认为诉讼是对于这种关系的破坏,即便是人们之间发生了纠纷,他们也一般只是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或是因为长久的乡土文化的影响,在老一辈的眼中,一旦事情闹到法院就不太好了。无讼的原因还有一种在乡村中的利益纠纷还是比较小的,人们愿意用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去解决。
在无为政治中,作者对于权力的结构做了一个划分。把权力分为同意权力和横暴权力。横暴权力是自上而下的,而同意权力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的。同意权力具有民主性。作者认为乡土社会中是同意权力。
同意权力比较典型的是氏族,人们通过家庭之间的联系来建立氏族,氏族有权力来管理宗族内的事务。现代乡村也是有同意权力,只不过发生了一点变化,现在的村委会是由人们选举产生的,村干部管理村内的事务,而一些重大事件也是需要开大会来解决的。
长老政治在之前的乡土社会比较典型,现在淡化了。传统的是氏族内部的教化权力,长老的地位比较高,能够决定较多的事情。社会是具有继替性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文化地位的继替稳固了长老统治。而中国传统的长幼有序的思想对长老政治也有重大作用。长老一般都是宗族内部比较年老的人物,他们收到较多的尊重。
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和从欲望到需要
血缘和地缘之间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费孝通先生说: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只不过血缘的投影。血缘的关系是非常稳固的,在较为封闭的社会,人们组建新的家庭的人员也在一定的地域之内,地域内的血缘关系是较为紧密的。这种社会形态虽然较为稳固,但是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商业之间会把金钱算得很清楚,有血缘关系的人一般不会做生意上的往来,以免发生利益纠纷而影响血缘关系。
对于名实的分离,作者阐述的是社会变迁的影响,社会变化过程中乡土社会也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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