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宣传制度(精选8篇)
一、为提高执法人员行政执法水平和管理能力,加强国土资源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制定本制度。
二、学习、宣传的主要内容为国土资源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三、全局人员除加强平时自学外,每周五下午为全局人员集中学习法制时间,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着眼于理论的运用,提高执法能力,集中学习方式可以由专业人员讲课,也可以组织专题发言,或采用其他行之有效的办法。
四、每季度聘请法律专业人员进行授课,巩固和提高学习成效。
五、法制学习列入年度岗位目标管理,做到“四有、十学”即:有一个带头学习的领导班子,有一支过硬的普法骨干队伍,有具体的学法计划安排,有具体的法律法规普及教材;领导带头学,群众跟着学,新法公布及时学,老法施行反复学,修改部分专题学,举办培训班强化学,考试检查摸底学。学习有布置、有落实、有检查、有总结,年底进行检查考评。
六、做好学习宣传材料的征订、发放工作,做到重要学习材料人手一份。
七、每年要利用矿法、土地管理法和实施纪念日或有关会议,组织宣传活动。除了向社会公众宣传外,重点要向各级党委、人大、政府领导同志、有关企业及广大干部群众宣传。
(一)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长期以来的遗留影响
中国试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努力仍在继续, 这一最基础的转变在利益博弈与冲突中尚未完全实现。而能源发展转型必须依赖一个竞争性的市场, 而竞争性市场的培育又依赖于民营资本的进入量[1]。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 中国的民营资本很难与国有企业形成强有力的竞争, 国有企业几乎垄断了所有能源产业。中国原油价格已经与国际市场接轨, 而成品油价格依然受到国家调控。长远来看, 实行价格控制政策不仅对政府财政造成巨大压力, 更是抑制了消费者和企业节约能源的动力。
(二) 中国的能源法律制度不够民主、透明
中国的能源法律制度是不民主的。一方面, 在相关能源政策法律出台之前, 政府有关部门并没有组织能源专家进行严格的论证, 一些重大能源政策更是领导人的一句话, 上行下效。另一方面, 中国的公众参与本来就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先进国家, 国内在制定能源政策法律的时候, 更是闭门造车, 完全将公众屏蔽与决策程序之外。中国能源法律制度受到政党政治、政府行政等因素的制约, 许多能源法律专家只能无奈的寄希望于中国政治家的英明智慧。
(三) 中国的能源法律杂乱, 能源事权无章
目前, 中国的能源法律体系主要是由节约能源法、清洁能源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煤炭法、电力法等构成, 并没有一部包容能源各个环节的统一能源法作为能源领域的基本法律来指导我国分散的能源立法。可以说, 我国的能源法律体系是相当杂乱和不完整的, “漏哪补哪”可以很形象的描述中国目前在能源法领域的立法现状。这与我国的能源管理的分部门化是一致的。我国的能源管理制度和机构虽然已经进行了多次改革, 但依然存在部门分割、区域分割、行业垄断的现象, 缺乏统一的能源管理和综合决策机制。
(四) 中国的能源法律制度过于原则, 缺乏可操作性
中国目前很多能源法律包括最新制定的节约能源法, 规定都比较原则化, 定性而不定量, 使许多能源法律制度成为空中楼阁, 难以执行, 即使执行, 成本也非常高。再加上执法监督非常薄弱, 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普遍存在。
(五) 中国的能源法律制度对发展新能源的扶持力度不够
中国在扶持新能源方面的政策法律非常少, 即使有, 也都过于原则, 或者只是口号。目前, 中国对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也只停留在“试点”、“标本”层面。在市场上也零星出现了一些新能源产品, 但由于缺乏价格定制、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倾斜, 其成本仍远远高于传统的能源产品, 导致该类新能源产品变成环保的“花瓶工程”。
二、美国能源法律制度中引人注目的亮点
(一) 节能管理放在突出位置
美国新的能源法的第一篇就是谈节能与能效问题, 这足见美国政府对节能的重视程度。美国的节能管理对象包括企业、家庭及个人。节能的领域也非常广泛, 如建筑节能、工业节能、交通节能、家庭节能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有严格的节能要求和节能标准。在节能的措施上, 主要采用税收减免、制定节能合同、采用节能标识、强制性节能标准、自愿性节能承诺等灵活有效的手段。美国于1977年成立了美国节能联盟, 倡导在全世界推广有效和清洁地使用能源技术。此外, 美国联邦政府也十分重视自身的节能, 美国测算联邦政府办公耗能占全国能耗的1.6%, 是一个最大的用户。他们认为, 联邦政府应在降低能耗上为全国树立一个榜样。在联邦政府部门工作的负责能源使用的员工要进行严格培训, 对办公设备节能技术和照明节能有一套法规法令可以遵循。对政府每一个部门实行合同能源管理, 信守合同节约了能源, 有关人员可得到政府补偿[2]。
(二) 促进发展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成为美国能源法的目标
美国新的能源法的一个明确目标就是促进发展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其主要内容包括对可再生能源的鼓励研发、开发及使用的政策。为了促进清洁燃煤技术的发展, 增加对自由排放煤场的技术关注程度, 美国政府将加大资金的投入。美国大力发展石油替代品, 按照新能源法的要求, 美国炼油厂将年产75亿加仑酒精用于燃料, 这将使石油的使用比例提升一倍。新能源法鼓励积极推进风力发电, 美国政府拨出专款支持科研机构和制造商进行开发研究。此外, 新的能源法大力支持太阳能技术的开发, 布什总统提出了阳光计划, 其主要内容是在能源部增加资金投入用于清洁能源技术的研究, 对于购买和使用太阳能设备给予银行贷款和免税等激励措施[3]。
三、对中国能源法律制度完善的建议
(一) 统一能源立法体系, 统一能源管理
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国家能源政策法》, 在能源领域制定一部能包容能源各个环节的统一能源政策作为基础性法律, 来指导我国分散的能源立法。此外, 美国有专门的能源管理机构, 行使强大的管理职能。建议设立国家能源部, 主要职能是总体上抓能源战略管理, 包括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稳定的能源发展战略、管理政策和标准、法规等。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下的能源分级管理体制。同时建议采取“大部小局”的方式, 即在国家能源部下设煤炭局、石油局、电力局、天然气局、核能局等, 以推动能源政策更有效的实施。
(二) 突出节能、发展可再生能源、环境保护等立法目的
我们可以效仿美国, 将节能放在中国能源立法的突出位置, 将发展替代能源或可再生能源作为中国能源工作的重中之重[4]。我们可以像美国新法那样, 采取一些具体的节能管理制度, 如签订节能合同, 鼓励可再生能源的研发, 加大资金的注入等。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没有太多的资本在中国的国情下, 进一步向倒U型曲线的更高点进发, 而避开抛物线的顶端, 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才是中国能源法道路的必然选择。
(三) 使中国的能源法成为“硬法”, 富于操作性
美国的能源立法注重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及时修改, 其法律制度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同时, 美国的能源法律制度中规定了具体的量化指标, 保证法律制度的顺利实施。中国可以效仿美国, 在中国的能源法律制度中量化具体的能耗指标, 这样也就方便解决了实践当中因为标准模糊而难以执行的窘境。此外, 中国在节能立法上应该效仿美国的灵活多样的手段, 比如税收减免、节能合同、节能标识、强制性节能标准、自愿性节能承诺等。
(四) 鼓励民营资本参与竞争, 从政府定价到市场定价
美国能源法实施的土壤是一个健全的市场。中国可以走渐进的制度之路。民营资本的进入量成为这一渐进之路中国能源发展转型绩效的决定性函数。民营资本必须形成竞争力的规模进入中国的市场, 只有这样, 在能源产业中才能实现由市场形成价格机制。目前在中国, 只有煤炭行业实现了这一点, 油气和电力的价格形成机制还是由政府操控。建议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石油、电力的价格机制, 以扭转能源价格的扭曲。政府的角色是采取相应措施, 如适时提高资源税以弥补由于价值规律的缺陷而造成的生态环境治理成本。
(五) 加大对新能源的扶持力度
美国对新能源的扶持力度是非常大的, 从布什总统的“阳光计划”中, 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建议我国加速太阳能利用的产业化, 风力发电也成为电力工业的新增长点。此外, 我国在生物质能能源的开发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 我国农业生物质能资源丰富, 具备大规模进行开发的条件。我国应尽快制定相关优惠政策, 加大资金投入, 尽快实现相关技术的研发制造, 这样才能在能源领域占领制高点。
(六) 引入公众参与制度
美国很多的能源法律政策在出台之前都会组织相关的专家、人员进行论证, 一些政策需要受广大的公民的舆论监督。在此建议, 在国家能源局成立后, 由能源局负责牵头, 把经济和环保目标融入到能源开采、生产、加工、运输和消费的过程中。在一些涉及到利害关系人的项目中必须要征求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或者建议, 尽量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尽量避免在制定能源发展规划和政策时由于“闭门造车”而缺乏的长远考虑造成的经济和环境损失。
参考文献
[1]肖国兴.论中国能源革命与法律变革的维度[J].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5) :40.
[2][美]霍华德·格尔勒.能源革命——通向可持续未来的政策[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6:81.
[3]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2006 (IEO2006) http://www.eia.doe.gov/oiaf/ieo/index.html.
关键词:法律援助;民事法律援助;现状;改进;完善
“正义本身乃是‘他者之善’或‘他者之利益(good of others)’,
因为它所为的恰是有益于他者的事情。”但社会正义的实现仅仅依靠强化人们主观的意愿是不足以使其处于社会支配地位的,我们还必须通过旨在实现正义社会的实际措施和制度性手段来加以实施。正义衡量法律之善的具体表征之一乃诉讼制度的建立,不过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诉讼制度的正常运营需要支出大量的制度成本,该成本作为诉讼成本除国家进行必需的负担外,诉讼服务的享有者和制度的利用者也要根据其所获得利益的多寡而负担不同比例的费用。
一、法律援助的概念和类型
1.法律援助的概念
在分析民事法律援助制度之前,应该先对法律援助这一上位概念作基本的了解。“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法律援助曾经长期作为社会的慈善、道义行为和社会福利措施,它在英文中最初表达为“LegalAid”,即“法律帮助”,指“对无力支付律师费的人提供免费或低价的法律服务”。
尽管各国建立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对法律援助的定义不尽相同,甚或没有在法律中明确定义,但总体而言其中法律援助的概念可以概括为:法律援助是指国家(政府)出于责任,对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或不能完全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提供免费或低费的法律服务,以维护法治和社会公平的一项司法保障制度。
2.法律援助的类型
通观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从其援助范围来看,通常包括三种类型:刑事法律援助、民事法律援助和行政法律援助。其中,以前两种类型为主。刑事法律援助主要是指国家在刑事诉讼案件中通过免费或低费咨询、辩护等方式进行法律援助。国家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往往具有相当的主动性,如各国常常赋予法院主动指定辩护的权力。民事法律援助的内涵则比较广泛,不仅包括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还包括对普通民事纠纷的咨询、建议和其他非诉讼帮助。民众对于民事法律援助的申请有很大的自主性和可选择性,国家通常并不主动援助。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英美法系的许多国家已经将民事法律援助的形式扩大到不仅包括上述针对个案进行直接法律援助的传统法律援助,还包括对弱势群体进行法律教育以及提供法律信息等间接法律援助—这是一种成本低廉而意义深远的援助形式。行政法律援助基本上限于对要求国家赔偿、补偿事宜的援助。公民经申请而取得。
在三类法律援助中,刑事法律援助和民事法律援助己经得到各国的普遍承认,并成为各国当代最为主要的法律援助类型。相反,行政法律援助并未得到广泛认可,即使在己经建立了行政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行政援助案件的数量相比较另两种援助类型而言,也难以望其项背。
二、我国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发展迅速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法律援助的政策环境明显优化。司法部与民政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确实解决困难群众打官司难问题的意见》是对《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政府责任的落实和进一步细化。政府责任逐步落实。《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以来,法律援助工作越来越受到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有22个省、区、市通过人大立法、政府发文或与财政部门联合发文等形式将法律援助的经费纳入了财政预算,规定了法律援助事项范围、经济困难标准。法律援助的社会覆盖面在逐步扩大。多数地方在《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基础上,根据地方经济保障状况、人力资源等情况,通过地方立法、政府规章或其它形式将民事、行政法律援助的事项范围扩大。如,广东的中山、江门市对外来员工因人身损害要求支付医疗费用的案件,免于审查其经济状况。重庆市规定,凡是农民工案件一律免于审查经济条件。与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历史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尚不完善,处于探索和建立的时期,民事法律援助制度更是在近几年才被加以关注。在取得以上较大进步的同时,我国民事法律援助制度也存在许多问题,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其中有许多是制度性的。
(一)有关民事法律援助的立法缺失,公民获得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仍未上升为公民的宪法性权利。
世界各国民事法律援助立法中,民事法律援助制度大都在宪法中获得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性规定,同时,在宪法之下的各部门法(如民法、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法等)加以具体阐明和细化。民事法律援助制度所受到的重视显而易见。而我国目前有关民事法律援助的规定散见于《律师法》、《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法律援助条例》以及各地出台的有关民事法律援助的相关条例中,从总体上看,民事法律援助立法工作还处于零散无序的状态。在面对我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民事法律援助需求量不断上升的现象时,为使民事法律援助制度得到应有的关注,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能够有条不紊地展开,必须在我国的立法体系中,明确赋予民事法律援助的重要法律地位和规定相应的具体措施。
(二)民事法律援助范围较窄
在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第10条对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明确规定为: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基于我国现有法律援助资金紧张的状况,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仅规定为这些需优先获得援助的法律事项。但由于民事纠纷存在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如果将大量的民事纠纷排除在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之外,将会引起公民对法律援助制度的不信任而且是与法律援助制度理论本身相矛盾的。(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夏勇.人权概念起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4]宋惠昌.现代人权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白桂梅,龚刃韧,李鸣等.国际法上的人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6]弗里德曼.法律制度[M].李琼英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为加强镇集镇管理,规范管理行为,进一步提升集镇整体形象和品位,创造一个优美整洁、文明和谐的集镇环境。按照县文明委和镇人民政府对文明创建工作的布置,结合我镇实际,制定二0一一镇文明创建宣传教育制度:
一、及时全面贯彻落实有关集镇文明创建工作的文件精
神,落实创建工作计划,完成二零一一年集镇文明创建的各项工作任务。
二、加大文明创建宣传教育力度,每月召开一次集镇文明
创建工作宣传工作会议,分析形势和存在问题,提出具体的宣传教育的具体措施。
三、每月出一期文明创建专题内容宣传栏,结合学习,宣
传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刚要》按照“十有”要求努力办好文明村民学校。
四、坚持对文明创建街道的月宣传、月督查、季考评工作。
五、对辖区的门面及住户签订环境卫生责任书,督查清扫
保洁质量,使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六、积极配合有关职能部门和创建街道,征求他们的意见,全面做好文明创建各项工作。
七、加强对街道乱搭、乱建、乱画等问题的日常管理,每周巡逻检查一次,发现问题及时协调处理。
1.明朝的立法指导思想
答:
(一)重典治国立法思想的确立
第一,元朝覆灭的深刻教训。
第二,“刑罚世轻世重”是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
第三,明初复杂的社会形势迫使朱元璋以“重典治国”。明王朝建立初期,由于年年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活动此起彼伏,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二)重视预防犯罪和法制宣传
(三)强调“法贵简当,诗人易晓”,重视以封建礼教约束人民的思想与行动。在这些立法思想的指导下,明朝的法律制度在唐宋基础上有了新的创新和发展,成为中国封建法制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2.立法概况及《大明律》的立法成就
(1)立法概况:《大明律》、《明大诰》、《问刑条例》、《明会典》等的制定和编纂。
(2)立法成就:
首先,《大明律》突破了隋唐以来律典依十二篇分编的传统,首创按朝廷六部的政务范围分目的的新体例,具有分类贴切、内容集中、条理清晰、文字简明的特点。
其次,在内容上,《大明律》充分吸取了民初三十年及以前朝代的统治经验,是一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条例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的封建法典。
3.“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表现。
(1)“轻其轻罪”是指明律相对唐律,在有违伦常教化犯罪处刑上明显偏轻。
(2)“重其重罪”明律对危害封建国家行为的犯罪处刑普遍比唐律加重。
一、重其所重
(1)加大打击谋反大逆
凡谋反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
(2)加重打击反逆盗贼
明律的惩罚重在:
①对犯罪人本人及亲属处刑更重。
②株连范围广。
③明律的处罚不分情节。
④还扩大了“十恶”重罪的范围。
二、轻其所轻
(一)事关礼教之罪减轻
(1)告祖父母、父母者。
(2)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
(二)轻其所轻并非绝对
(1).关于强奸罪:唐律规定徒二年或二年半;明律规定:已成者绞监侯,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2).关于亲属间强奸罪之罪:强奸同宗无服亲属或同宗无服亲属之妻,唐律仅视为一般强奸罪,徒二年或二年半;明律则加重至斩监侯。强奸缌麻以上及缌麻以上亲之妻,唐律规定流二千里(折伤者绞),明律规定为斩监侯。
4.明朝刑罚的变化
答:明代除继续适用封建五刑----笞、杖、徒、流、死刑以外,又设置充军刑、枷号刑,实行廷杖制度。
(1.)充军刑
增设充军刑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充实边防,并设有里程规定,后逐渐规定不等的里程。至明末分为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五种,又叫“五军”,最远四千里,最近一千里。充军期限分为“终身”(即本人死之为止)和永远(即犯罪者本人死亡,子孙亲属须继续充军,直到丁尽户绝为止)。可见充军刑远比流刑重得多。明代为了规范充军刑,专定法条和几次颁行《充军条例》。
(2.)枷号
明代的枷号有断趾枷令,常枷号令、枷项游历之分。刑期为一月、二月、三月、六月、永远五种。枷号重量按规定应该是二三十斤,但明代皇帝和宦官为了滥施淫威,常把枷号作为羞辱大臣的惩罚,用重达百斤的大枷枷刑犯人,往往几天内便置犯人于死地。
(3).廷杖
所谓廷杖,就是在午门前对大臣施用杖刑,以暴力强迫臣下完全顺从皇帝意志的制度。它是明朝皇帝处罚大臣的一种特殊刑罚。明律中并无廷杖的规定,但从朱元璋开始,经常于殿廷之上,由太监监督刑,锦衣卫施杖,对冒犯皇帝的大臣施以笞杖。廷杖可以施加于任何一个大臣,从而表现了前所未有的专制皇帝的淫威。如此以极其残忍的刑责羞辱朝臣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闻。
5.严法治吏的措施
答:
一、创设“奸党”罪,严禁臣下结党
朱元璋鉴于历史结党造成皇权削弱,内部矛盾,导致国之民乱的教训,在中国法制史上,首立“奸党”罪。
明律还严禁宦官与后妃、外戚干预朝政,严禁内外官交结。
二、重典惩治官吏渎职和贪赃犯罪
为了强化吏治,明通过一系列行政法规明确官吏的职责权限,对于不能尽职尽责的官吏则给与行政处罚、刑罚制裁。明代重惩贪官治吏的法律规定,集中表现在《大明律》和《明大浩》中。
《大明律》中设置有“贡举非其人”、“举用有过官吏”、“擅离职役”、“官员赴任过限”、“无故不超参公座”、“擅勾属官”、“事应奏不奏”、“官文书稽程”等罪名。
严厉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是明朝立法的重点。朱元璋诏令:“犯赃者无贷”;所有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一律发往北方边卫充军;通贿之人也同样受到徒家于边的惩罚。
《大明律》沿用唐律原有的“六赃”罪名——监守盗、常人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窃盗与坐赃,于律首置“六赃图”,依照“凡官吏受财者,计赃科断”的原则,将各种赃罪的具体量刑详细的加以罗列。
另外,《大明律·刑律》还专设官吏“受赃”专章,用刑也严,下列各种赃
罪十一条及其具体刑罚。此外,在其他篇目中也有处罚赃罪的条文。和唐律比较,整个明律条文数量减少了四十条,但赃罪的条文却比唐律大大增加。
明律对赃罪的量刑也明显重于唐宋。
明律对负有监察职责的御使等“风宪官”犯赃,更是加重惩罚:“凡风宪官受财及于所按治去处求索借贷人财物,若买卖多取价利及首馈送之类,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
朱元璋在世时,曾亲手制定了以惩治官吏赃罪为主要内容的刑事特别法规——《明大诰》,以大量的严刑峻法打击贪官污吏。
6.明朝司法机关
(一)中央司法机关设置的发展变化
明代中央司法机关为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合称“三法司”。
(1).刑部
明代刑部的组织机构扩大,地位提高,成为中央主审机关。设尚书和左、右侍郎为正副长官,其下设司务厅和十三清吏司,具体掌管中央与各省审判,审核地方徒刑以上重案。同时,代表皇帝去各地录囚,审理大狱。
(2).大理寺
大理寺是复核机关,一般不掌管审判,主要负责案件的复核。凡刑部、都察院审判的案件,都必须将案卷和人犯移送大理寺复核。如大理寺认为审判得当,则允许具奏行刑,如认为不妥,可驳回刑部重审。
(3).都察院
都察院,即原来的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关,称为风宪衙门,有权监督刑部与大理寺的审判与复核。洪武十七年为了加强司法镇压,还成立了三法司的联合审判组织。
三法司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机关组成。刑部为中央主审机关,“受天下刑名”。设尚书和左右侍郎为正副长官。下设司务厅和十三清吏司,具体掌管京师与各省案件审判。即审理京师地区徒刑以上(一审)案件,审地方流刑以上案件,又代表皇帝到各地录囚,审理大狱。凡遇有大狱重囚,均由三法司审理,叫做“三司会审”。会审后作出的判决,必须经皇帝批大理寺为慎刑机关,掌驳正、审谳(复查)、平凡,一般不掌审判。设大理卿一人为长官;设左右二寺分掌京师及各省案件的复核和平反工作。对于刑部和都察院审理的案件加以“驳正”,然后告成于天子而听之。
都察院:风宪衙门,职掌纠察。具体负责监察弹劾百官,并参与或监督重大案件及怀疑有冤情的案件的审理。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音签)都御史及百余监察御史。
7.明朝的会审制度
1、掌握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了解老年公寓发展变化的新情况。
2、熟知大众传媒的特点和作用,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最佳宣传方式。
3、正确处理院内宣传与院外宣传、重点宣传与一般宣传的关系。
4、建立与新闻媒体长期合作关系,争取大众传媒对医院的理解和支持,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增进社会公众对医疗工作的了解和信任。
5、根据院发展需要,做好宣传计划和总结工作。
6、撰写有关宣传材料,承制版面、宣传手册、画册和视听广告等。
物流企业在提供物流服务过程中常常面临各种风险, 这种风险远远高于一般行业。物流风险是物流保险存在的前提和基础, 没有物流风险就不存在物流保险。因此, 物流保险和物流风险密不可分, 只有充分认识物流风险, 才能理解物流保险中的法律规定。
1. 1 物流风险的概念和特点
物流风险是物流企业在提供物流服务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危险的总称。特点主要有以下方面。
1. 1. 1 多样性
物流服务不仅包括传统的运输和仓储业, 还包括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 这些环节均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而且其风险特质各不相同。
1. 1. 2 复杂性
从一定意义上讲, 现在物流业是个集多种业务于一身的综合性的大型服务业。正是由于物流业的综合性特点, 使物流企业的经营风险表现复杂性的特质。
1. 1. 3 风险发生的比率不易确定
由于物流风险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所以物流风险的发生比率较难确定, 这使得物流业的风险远远高于其他行业。
1. 2 物流风险的表现形式
1. 2. 1 从物流业经营角度划分物流风险
( 1) 投资风险。现代物流服务是智能型、管理型产业, 高度的现代化需要投入巨额资金, 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投资风险。
( 2) 提供物流方案的风险。一些物流商或物流咨询公司专门针对一些客户的原有流程、经营管理及日后的发展计划分析研究后, 进行设计, 制订出方案, 并收取较高的费用。但如果其所提供的方案达不到预期的要求, 甚至有严重错误时, 会由提供方案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3) 商品特性的风险。商品的特性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易损坏性、易腐烂性、易自燃性、易爆炸性、每千克价值和财产对货运损坏的责任, 其风险不言而喻。
1. 2. 2 从风险产生的期间划分物流风险
( 1) 运输过程产生的风险。运输环节是物流系统的核心。在长距离的物流过程中, 物流公司通常把货物运输交给专业承运人承担, 物流公司则相当于一般意义上的发货人和收货人, 在这种情况下, 物流公司的责任风险主要来自承运人。除承运人外, 物流公司自身工作的失误造成货物的错发错运也是其面临的风险之一。
( 2) 搬运过程产生的风险。搬运是随运输和保管而产生的必要物流活动, 是衔接运输、保管、包装、流通加工等物流活动的中间环节。在物流活动中, 搬运活动频繁发生, 因而是产品损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 3) 仓储过程产生的风险。在仓储过程中物流企业要提供坚固、合适的仓库, 对进入仓储环节的货物进行堆存、管理、保管、维护等一系列活动。仓库的损坏、进水、通风不良、没有定期整理和维护, 都会引起货物的灭失。
( 4) 配送过程产生的风险。配送是物流中一种特殊的、综合活动形式, 分拣配货是配送的特殊要求, 也是配送中有特点的活动。由于配送活动包括的内容较多, 所以物流企业面临的风险也更为广泛。除了货物灭损和延时送达的风险外, 还有可能因种种原因导致的分拨路径发生错误, 使货物错发错运。
( 5) 流通加工和包装过程产生的风险。流通加工和包装是物品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流动的过程中, 为了促进产品销售、维护产品质量和实现物流效率化, 对物品进行加工处理和包装的过程。其间可能产生物品发生物理或化学性变化形成质量问题的风险。
1. 2. 3 从物流合同角度划分物流风险
( 1) 与客户的合同责任风险。目前物流服务是买方市场, 物流商迫于压力常常在合同中接受客户的某些苛刻条款。现代物流合同的期限又比较长, 往往达数年之久, 这种合同蕴藏高度的风险性。
( 2) 与分包商的合同责任风险。物流业是所有供应链的组织者, 其中有的环节由自己负责, 有的环节需要委托分包商具体实施。当发生损失时, 无论是谁的过失, 均由物流商先承担对外赔偿责任。所以物流企业在选择分包商订立合同时存在风险。
( 3) 与信息系统提供商的合同责任风险。现代物流企业在开展物流服务时离不开信息技术, 物流企业在利用信息技术时面临两个风险: 信息系统出现故障和商业秘密受到侵犯。
2 我国物流保险法的发展现状
目前, 从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现状来看, 还没有一部专门的、统一的物流法或物流保险法, 国际上也没有一部关于物流保险的统一的国际公约。当前我国调整物流保险主要依据以下一些法律规则:
2. 1 民法通则
1986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是调整平等主体间民事关系的重要法律。物流保险关系是民事关系的一种, 因此, 该法也就成为调整物流保险法律关系的基本法。
2. 2 合同法
1999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 以下简称《合同法》) 是调整合同关系的重要法律文件, 该法虽然没有单独规定物流保险合同, 但其总则中关于合同的订立和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和转让、违约责任等的规定, 以及《合同法》的原则同样适用于物流保险合同。
2. 3 保险法
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该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保险基本法, 是我国调整保险法律关系的最全面的法律制度。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 以下简称《保险法》) 的决定, 2009年又修订, 修正后的《保险法》共8章158条。
此次修正主要是针对与入世承诺不符合的条款以及不利于保险业发展的部分条款进行的。物流保险无论从哪个角度划分, 都应属于财产保险范畴, 因此, 物流保险合同关系应属《保险法》的调整对象。
2. 4 海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 以下简称《海商法》) 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2年通过的。该法是调整船舶关系和海上运输关系的重要法律制度。因其在第12章专门规定了海上保险合同, 所以《海商法》便成为调整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关系的重要法律文件。基于此, 《海商法》也是我国物流保险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2. 5 其他运输法规
运输法律制度是物流法律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运输方式主要有公路、铁路、水路和民航, 水路运输又分为海上的内河运输, 我国运输法律制度按不同运输方式进行立法, 包括《公路法》、《铁路法》、《港口法》、 《民航法》、《海商法》等。
这些法律法规对物流保险的规定比较简单,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只在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应当投保地面第三人责任险。虽然如此, 这些法规也是开展物流保险的重要依据。
2. 6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该法是人民法院, 特别是海事法院审理海事案件的重要程序法。该法在审判程序一章中专门规定了海上保险人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虽然该规定不涉及物流保险当事人的合同权利义务, 但它为当事人保险合同权利的实现途径提供了司法保障。
从目前我国保险法律法规的现状看, 最直接、最明确调整物流保险关系的法律是《保险法》, 应该说该法是我国开展物流保险活动的基础, 但由于该法律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 又由于物流保险的特殊要求十分明显, 因此该法还不能为物流保险提供有力和直接的法律支持。另外, 物流保险缺乏统一的法律调整, 行政管理上条块分割现象十分严重, 不同的运输方式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单位管理, 致使行业管理及法规有许多不规范之处, 甚至存在冲突。
3 建立适应现代物流发展需要的物流保险法律 制度
面对物流业这个新兴市场, 中国保险业做了大胆的尝试。2004年7月1日,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率先推出“物流货物保险”和“物流责任险”两个物流保 险险种, 为物流业的风险防范提供有效保障, 填补了我国物流企业综合责任保险的空白, 标志物流业进入一个全新的专业风险管理机制阶段。然而, 两个物流险种的施行都不尽如人意。尽管该条款在推出之初, 很多物流公司的高层都表示对该物流保险的浓厚兴趣和很高的期待, 但条款实行以来, 却是看的人多买的人少。
3. 1 现行险种的主要缺陷
从目前的物流保险市场来看, 即使没有物流货物险, 物流经营人仍可通过现行的险种进行投保, 虽然对物流经营人来说, 手续比较麻烦。后者不够完善, 主要表现为:
( 1) 保险责任范围小, 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保险人承担责任的条款只有两条, 除外责任却达二十几条。在承保范围内, 还设定了限制条款, 物流经营人真正想转移的风险没有被写进条款中, 不能充分满足第三方物流企业, 特别是国际物流企业的责任保险需求。
( 2) 计收保费依据欠科学合理。物流责任险一改责任保险的传统做法, 没有按照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期限内的累计赔偿责任限额和单次保险事故赔偿责任限额两个重要指标确定向被保险人收取的保费, 而是按照被保险人的营业收入计收保费, 这不太符合物流企业的实际情况。事实上, 不同类型的物流货物损坏及灭失发生概率存在差异, 不同物流服务企业运输、储存、配送物流货物种类也存在差异。而且, 物流货物自身价值与物流服务费用无必然比例关系, 保险费用与保险人的赔偿责任限额确实密切相关。因此, 该条款导致高昂的物流责任保险费用, 增加了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成本,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该险种的推广。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保险公司单方追求市场利益。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物流保险法律制度, 保险公司在制定物流保险合同时无法可依, 随意性较强。另一方面是物流业对保险的定位不清, 主要表现为物流企业和货主混淆了物流货物保险和物流责任险。
3. 2 法律对策
3. 2. 1 物流责任险
如何开展物流责任保险是我国保险市场面临的新问题。国外大多数物流保险都是“一揽子保险”, 即将物流过程中涉及的人身保险、财产保险、责任保险等条款全部标准化, 都集成于一份保险单上面。针对我国目前的物流保险情况, 应该对现行的保险条款做相应的调整, 制定符合物流实际情况需要的标准保险条款。业界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分清物流货物保险与物流责任保险, 设立更合理的险种。
3. 2. 2 物流货运险
可以通过增加诸如隐藏损失责任条款, 装前卸后条款, 对于财产保险应增加仓储责任条款等达到分担物流经营人风险的目的。应当针对物流企业运营过程中所负的责任进行投保, 或者是根据事故发生后, 物流企业对此事故应负的责任进行赔偿, 推出“物流赔偿责任险”。除此之外, 任何货物损失都不应该由物流企业担负。这样才能使物流企业轻装上阵, 真正达到保险的目的。
总体来说, 建立和谐的物流与保险关系可以分两个层次理解: 首先, 加强物流企业与保险公司的合作; 其次, 物流业的发展势头和广泛的服务范围, 使得保险业设置物流保险就能透过物流企业这个层面解除并呈报物流服务后面的巨大的客户群。另外, 物流企业将社会单个经营单位组合成庞大的集合体, 通过集体采购可以大大节约单个客户在投保和索赔方面的成本支出。
摘要:物流行业是高风险的行业, 物流行业的顺利发展与物流保险业的支持密不可分。而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物流保险法, 物流保险方面的法律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中。本文在分析我国物流保险法律现状的基础上, 对建立适应现代物流发展需要的保险法律制度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物流风险,物流保险,法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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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要建立卧底证人罪行豁免制度。卧底证人在卧底期间,为取得所在犯罪群体成员的信任,获得犯罪群体犯罪证据,常常不可避免地在犯罪分子的要求下进行某些犯罪活动或为犯罪群体进行犯罪活动提供方便。对于这些“违法行为”,司法机关应当给予豁免。
关键词 卧底证人 豁免
关于“卧底证人”我国在立法中并没有任何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卧底证人”却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下面笔者仅从理论层面就卧底证人保护谈一下自己的构想。
一、卧底证人的界定
臥底证人是指为预防和控制犯罪,改变身份或隐藏身份资料,渗透到犯罪群体内部,搜集能够证明该群体犯罪事实的证据,从而在法庭上作证、指证犯罪的人。这里的卧底证人既包括具有警察身份的卧底证人,也包括不具有警察身份的卧底证人。具有警察身份的卧底证人是指出于打击犯罪职责的需要,隐藏或改变身份,打入贩毒集团、黑社会组织、恐怖组织等有组织犯罪集团中进行秘密侦查,搜集犯罪证据并最终出庭指证犯罪的警察,简称“警察卧底证人”。
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来看,警察有义务出庭作证以便说明其收集的证据的来源。司法实践中,警察虽然有出庭作证的案例,但这种情况是极其少见的。当前,我国学术理论界已有许多学者呼吁在我国建立警察作证制度,而且,这也逐渐成为理论界的共识。
二、卧底证人作证的特点及其意义
卧底证人由于潜伏在犯罪群体内部时间较长,而且为取得犯罪群体成员的信任,往往要亲自参与犯罪活动的实施或作为犯罪群体的犯罪工具,通常有机会亲眼目睹犯罪分子犯罪的整个过程,亲耳听到犯罪分子为进行犯罪活动所做的商议,往往掌握了犯罪分子进行犯罪活动的手段、方法和过程,对犯罪群体犯罪的情况有较为全面而详细的了解。另外,卧底证人还具有明确的调查取证目的和隐蔽的身份。以上特点首先对于解决公安司法机关取证难的问题起到了重大作用,尤其是在有组织犯罪和集团犯罪中,卧底证人对于打破黑社会组织的“沉默和保密规则”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卧底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提高指控的成功率具有重要意义。卧底证人曾是犯罪群体的“成员”之一,一般会参与该群体的犯罪活动,对犯罪事实有更多、更详细的了解,他所作的证言往往是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实的陈述,这类证言属于直接证据,证明力较强。另外,卧底证人还可以比较容易的收集到证明犯罪的各种实物证据,这些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一起证明犯罪事实,可以达到较高的证明程度,有利于指控成功。最后,卧底证人搜集、提供证据,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由于犯罪的复杂性、隐蔽性和高科技性等特点,公安司法机关收集证据往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在耗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以后,也未必能掌握足以支持公诉的证据。而卧底证人一旦作证,就能为公诉机关提供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出生入死收集来的证据,这就大大减轻了公安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工作,从而节约大量的司法资源。
三、卧底证人的保护措施
由于卧底证人所处环境的高度危险性,以及在作证后又最容易遭犯罪团伙成员的嫉恨和报复。因此对他们的保护也应当高于对一般证人的保护。具体保护措施包括:
首先,要为卧底证人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卧底”顾名思义就是对自己的真实身份予以保密以避免犯罪分子识别。因此,保密性对卧底证人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电影电视中我们经常看见卧底因为身份泄漏而被犯罪分子秘密杀害的镜头,相信司法实践中这样的事情也是有所发生的。对卧底证人的保密要贯穿于庭审前、庭审中和庭审后整个过程。在庭审前的侦查和起诉阶段,有关机关应加强卧底证人身份资料的保密工作,建立专门的卧底证人身份档案,由专人负责,尽量减少知情者的范围。另外,立法应当规定,任何人接触、查阅刑事案件的案卷材料的,均不得向他人披露卧底证人的姓名和住址。律师在查阅有关证人证言时,对有关卧底证人的姓名和住址等可能确认证人身份的信息,有关机关可以依法加以适当限制。有关卧底证人身份的证据不在庭前展示。
其次,为卧底证人提供临时安全住所或 24 小时贴身保护。这主要是针对在审判中面临高度危险的卧底证人,尤其是普通卧底证人,由于他们是普通公民,缺乏类似警察卧底证人的自我保护设备(如配备枪支等)和自我保护能力。因此受到伤害的可能性比较大。证人保护机关应当为其提供必要的贴身保护或临时变换住所等措施。
再次,为卧底证人提供改变身份、变换工作或迁居他地等保护措施。对于审判后仍可能遭到漏网犯罪分子或犯罪集团残余势力报复的卧底证人,证人保护机关可以为其提供新的身份和工作,并帮助其迁居他地。另外,可以开通卧底证人特别保护热线,该热线专供卧底证人及其近亲属在遇到被报复人发觉、追赶、攻击等危险时拨打。热线电话应当 24 小时开通,执行保护任务的人员应及时赶到,使卧底证人能够得到及时的保护。
最后,要建立卧底证人罪行豁免制度。卧底证人在卧底期间,为取得所在犯罪群体成员的信任,获得犯罪群体犯罪证据,常常不可避免地在犯罪分子的要求下进行某些犯罪活动或为犯罪群体进行犯罪活动提供方便。对于这些“违法行为”,司法机关应当给予豁免。当然,卧底证人的“违法行为”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要自觉地、尽可能地降低社会危害性,巧妙地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不能为了揭露犯罪而故意去犯罪,甚至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性,这就背离了卧底证人的根本目的了。对于普通卧底证人而言,如果他不是因为警方的安排而卧底,容易被误认为是犯罪同伙。因此,对其要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罪行豁免,鼓励其作证。
参考文献:
[1]谭世贵,邵毅超.建立卧底证人制度初探.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19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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