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维护（共8篇）
商标侵权有哪些类型?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原则是什么?在商标转让和许可合同中有何陷阱与漏洞?面对商标侵权，当事人应采取什么方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何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维护企业的商标权益?
■典型案例
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将他人注册育标或者相近的文字、图形作为商品名称或者装潢使用，并足以造成误认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使用”是构成商标侵权的要件，销售只是使用的形式之一，或者只是其使用的一个阶段。
北方某酱油厂有数百年酿制工艺，其酱油曾为宫廷膳用，在消费市场享有良好声誉。1986年该厂申请了专用商标，核定用于该厂生产的酱油制品。1998年春节，该厂发现河北省某县一调料厂的酱油赠品商标与自己本厂商标仅一字之差，图案与酱油厂的商标图案如出一辙。酱油厂遂以商标侵权为由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调料厂辩称其商标印刷于商标局批准某市酱油厂申请之前，而且只是在发给本厂职工的产品和赠送礼品中，才使用了这些剩余的商标，未在市场流通中使用，因此并不认为自己侵犯了对方的商标专用权。
当地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赠品是宣传和使用产品的一种方式，调料厂未经许可不正当使用别人的商标，其行为构成侵权，属于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法院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商标法》，最后判决调料厂赔偿酱油厂20余万元。
■风险评析
除了明目张胆的商标侵权外，在商标许可、转让中也充满了法律风险，有人利用某些企业商标知识的匮乏和急于成功的心理，利用种种手段牟取不法利益：
1．商标侵权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①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②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及给他人的注册
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③经销明知或者应知是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或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图形作为商品名称或者商品装潢使用，并足以造成误认的行为；④故意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仓储、运输、邮寄、隐匿等便利条件的行为。
2．利用商标转让和许可牟取不法利益
在商标转让和许可合同交易行为，常存在以下陷阱：
(1)指鹿为马，混淆范围。每一种商标都有商品范围，如生产纺织品的商标就不能用于食品上。商标转让后其经营范围与原来相同，被许可人使用被许可商标的商品或服务不得超过被许可商品经商标局核准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的范围。但有人却故意夸大或混淆商标所申请的范围，以此来提高自己的身价，从而使被许可人遭受经济损失。
(2)伪造商标，以假乱真。接受转让的商标，要注意许可人的资格。如果商标许可人进行有意伪造，可能会赔了夫人又折兵。
(3)金蝉脱壳，转移风险。有的行业必须具有相应的经营资质，需要国家机关进行层层审批，如卫生行政部门的证明或者相关主管机关批准生产的证明文件等。有人以包办证照为条件，将对自己无用的商标转让给别人，一旦转让费到手，则以种种理由推诿，使商标成为一张无用的白纸。
(4)天女散花，障眼有术。商标转让可以是独占性许可，也可是排他性许可，也可是一般性质的许可。如果被许可人所签合同为一般性质的许可，许可方则以无数量限制为由向其他人转让商标，被许可人将承受市场饱和的巨大经营风险。
(5)虚假许诺，强行回购。对被许可商标的使用，我国法律要求在商品上必须要标明产地。有的许可人则以标注原产地为诱饵，一旦被许可人在商标上标明其老厂厂址以后，许可人便以侵权相威胁，压低价格强行收购被许可方的产品，令其有口难辩。
(6)排除异己，擅自注销。有的许可人为排除异己，在企业转型时，违约将商标注销，或故意放弃商标的续展注册，从而给被许可人带来经营上的困难和阻碍。
■防范技巧
为防范商标侵权纠纷和商标转让、许可带来更多损失，企业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仔细审核，认真调查
签订商标许可合同时的审查非常重要，首先要审查被许可商标是否为注册商标，然后再审查许可人是否为该注册商标的注册人，并要对商标的许可类型有详细而清楚的约定。被许可人可要求许可人出示有关资质证书，也可通过商标局和工商局进行查询。
2．运用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权利
一旦认定为驰名商标，不用注册即受法律保护，其他企业或个人的恶意抢注等侵权行为将受到法律的惩罚。我国目前认定驰名商标主要有两种方式：①通过行政机关，主要是由工商部门认定；②法院在商标纠纷的审理过程中进行认定。
《商标法》规定，认定驰名商标应当考虑下列因素：①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②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③该商标的任何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④该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等因素。企业塑造商标形象时，不妨多从上述角度考虑商标的策划。当然，企业不能把希望全寄托在驰名商标身上，最保险的做法还是及早注册。
按《商标法》第41条的规定，自商标注册之日起5年内，商标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对恶意注册的，驰名商标所有人不受5年的时间限制。可见，对于侵害驰名商标的侥幸注册行为，驰名商标所有人也可以请求撤销。
3。全方面收集商标侵权的证据
如果有人侵害了自己的商标，第一要紧的事情是收集证据。只有证据才能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无论别人的侵权行为有多么恶劣和严重，只有掌握充分的证据之后，才能在法律上对其侵权行为予以认定。在收集案件证据的时候，要尽量多收集，特别是以下几方面应作为收集的重点内容：①侵权产品样本及被侵权人的产品样本；②被侵权人的在先权利证明文件。包括商标注册证、专利证明、版权登记证明、与案件有关的获奖情况证明等；③购买侵权产
品的证明。这里主要是指购买发票。在发票上一定要注明，侵权产品名称、购买侵权产品的地点、侵权产品的价格、销售人名称等事项。
4．依法维权。遏制纠纷
对于因商标权而产生的纠纷，当事人处理时注意采取多种解决途径：
(1)请求行政查处商标侵权行为。行政查处力度大、行动快，能对制假者和售假者予以迅速有效的打击，并能制止侵权行为的蔓延。
(2)通过司法程序寻求赔偿。权利人关心的主要是损害赔偿问题。专利权人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要求侵权人对其实施的侵权行为给被侵权人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3)向商标局提起商标异议。凡认为初审并公告的商标与自己的商标或已初步审定在先的商标相同或近似，从而影响了自己的商标权益的人，都有权提出异议。所谓异议，就是指对商标局初审公告的商标依法提出反对意见。按《商标法》规定，商标局初审并公告的商标，自公告之日起3月内，任何人均可提异议，要求商标局在规定的异议期满后不要将该商标核准注册。被异议商标是否能注册，以商标局裁定为准。如果异议人和被异议人不服，均可在收到异议裁定通知之日起15日内提出复审要求。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复审如果仍然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关键词：农民工,农民工权益,法律维护
一、“农民工”群体的由来及其概念界定
(一) 农民工群体是随着改革开放而出现的, 是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
在计划经济时代, 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限制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与迁徙。在这种制度之下, 农民除了考学、参军提干等一些为数不多的机会之外, 不允许在城市居住、务工, 只能在农村务农。因而, 那个年代并不存在“农民工”这一群体。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变, 城市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收入也大幅度提高;农村地区由于技术、资金等原因的限制, 发展速度远比不上城市地区, 城乡之间物质条件的差异日益显现。由于土地数量有限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致使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 这一部分农民在无法依靠传统农业增加收入, 提高生活水平的情况下, 只有进军城市, 成为在城市务工的农民。于是, 便有了“农民工”这一称谓。农民进城务工,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乃是市场对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的结果。
通常一个国家要实现由传统的农业、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必须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在工业化过程中, 城市化通常和工业化是同步的。与此相联系, 也经历着由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进入高速成长时期。与这一历史进程相伴生, 在中国国土上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了大量由农村向城市、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全国性流动, 形成历史上所谓的“民工潮”。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 截至2008年12月31日, 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
(二) 农民工概念的界定
“农民工”这个词汇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张雨林教授1983年提出来的, 随后这个说法被大量地引用, 初始在中国社会学界, 后来至经济学界, 后来扩大至整个社会, 成为一种通用的说法。农民工从简单字面上分析, 他首先是农民, 即具有农业户口, 在家一般具有责任田, 随后, 我们可以从“工”字理解是打工的而非从事农业的农民;从工作环境和行业上分析, 主要存在于城镇各种行业, 包括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家政等;从社会规律及政策背景上看, 主要是在我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 在国家政策对进城务工人员逐步放宽乃至合理支持的条件下产生的。与此同时, 他们仍未脱离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所给他们限制范围。于是, “农民工”这个词汇在城乡二元结构中, 逐渐被赋予了一些特殊的色彩:“农民工”一方面具有农民的身份属性, 另一方面从事的工作却是非农产业劳动, 在这种状况之下, 产生了许多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 包括同工不同酬、限制就业、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
二、农民工权益受损的原因分析
农民工权益受损,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平等就业权得不到保障、农民工工资水平低, 讨薪困难、劳动保护权得不到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的缺失、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得不到保障、休息权受到侵害等。农民工权益受损的原因归结如下:
1.不合理的户籍制度所造成的二元社会结构是农民工权益缺失的根本原因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了城乡之间严重的不平等, 使农业滞后, 农民收入低下, 拉大了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 并进一步影响到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市场经济的步伐。传统户籍固定制度使农民工很难取得城镇居民资格。没有城市居民的身份, 也就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可以获得的一切福利待遇。
2.从劳动力市场看, 劳动力供大于求
在现阶段以及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在我国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一直都将供大于求, 这是农民工工资水平低最根本的一个因素。由于在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将一直都供大于求, 这也导致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被侵犯的事情屡屡发生。
3.现行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
现行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 在工资支付方面, 对拖欠、克扣工资等行为, 只是设定了50%到一倍的赔偿金;对企业主拖欠、克扣工资等行为没有强制手段。在劳动保护方面, 对恣意延长劳动时间、不依法提供劳动保护措施的行为缺乏强硬的处罚措施等等。由于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过低, 导致部分用人单位有法不依。
4.农民工维权的成本较其收益太高, 维权之路过于复杂漫长
(1) 农民工维权的经济、时间成本高
根据《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的资料, 农民工维权需要的最短时间是11-21天之间, 需要的花费为921元。但从时间成本看, 这仅仅是直接参与处理纠纷的时间, 而不是维权需要的期限。实际上, 农民工维权案件经过一裁二审和执行的一般期限至少在六个月左右。从经济成本看, 实际支出将远不止这些。比如说, 交纳的案件受理费、聘请律师或其他诉讼代理人所支付的费用、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因收集证据、赴外地开庭等支出的交通费、通讯费、住宿费、餐饮费等、参与诉讼活动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等等。试想:农民工为了一千或几千元的工资, 会不会拿出上千元钱、花半年时间去维权呢?何况, 法律并不保护维权期间的经济损失。
(2) 维权之路过于复杂漫长
首先, 程序过于复杂。现行劳动法规定, 劳动争议案件实行劳动仲裁前置程序, 非经仲裁不得向法院起诉。从实践来看, 这一规定妨碍了劳动者维权, 增加了当事人特别是农民工的诉累, 劳动争议的解决实质等同于三审终审 (一裁两审) , 降低了解决争议的效率, 不利于及时解决劳动争议。
其次, 举证难。劳动争议案件属民事案件范畴, 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这在农民工维权案件中起到了消极作用。因为根据实际情况分析, 农民工一般不签订劳动合同, 并且提出诉讼时都是在劳动争议发生后许久, 在举证这一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尤其是那些不符合劳动安全职业卫生的生产条件对农民工的健康的影响, 一般在短期内还无法察觉, 这就使农民工举证的困难更大。
第三, 执行难。很多农民工在采取法律途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中经过一段漫长而又复杂的司法程序之后, 拿到手的却是法院的判决书而非自己的血汗钱。这是一个法律价值的贬值, 更是对法律信仰的极大的打击。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公民对法律的信仰, “没有信仰的法律只会退化为僵死的教条”[1], 对法律的信仰体现了一个法治社会的终极标志。
5.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保险无法对接
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的缺失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中, 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的门槛高。企业和农民工个人普遍感到费率过高、负担太重。二是农民工流动性强, 生活压力大。但是根本原因还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保险无法对接, 应当建立起便于跨地区转移保险关系的机制。
三、农民工维权措施
1.首先要改革户籍制度, 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
要改革我国的户籍制度, 就要制定统一的《户籍法》, 赋予公民迁徙自由, 并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政治、经济利益, 打破城乡壁垒, 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
2.完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中的举证责任
在农民工维权案件中, 实行主张举证倒置原则, 即农民工主张, 用人单位举证。如果用人单位举不出反对农民工主张的证据, 则可推定农民工主张为办案依据。在农民工劳动争议维权案件中, 实行有条件的举证倒置, 可以避免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因自身的力量孱弱而无法提供充足的证据导致不公正的败诉。
3.废止劳动仲裁前置程序, 代之以裁审选择自由
当劳动争议发生后, 立法应赋予当事人既可以选择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也可以选择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权利。即废除“一裁两审”, 实行“裁审分离”、“或裁或审”。从长远来看, 只有取消劳动仲裁, 完全由法院通过独立审判解决劳动争议, 设立劳动法院或劳动法庭专事劳动审判, 才能真正体现法治文明。
4.建立严格高效的劳动监察制度, 加大对违法用工行为的查处
劳动监察部门执法不力是导致农民工权益问题不断的重要因素。劳动行政监察部门要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 积极主动地查处劳动违法案件, 及时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对于那种随意侵害劳动者权益屡教不改的, 决不能手软, 一定要从严查处。
5.加重拖欠工资的违法后果
《劳动合同法》以经济补偿作为拖欠工资的违法成本, 不足以制止拖欠工资的行为。因此, 应加重用工单位拖欠工资的违法责任, 即增设违约责任。建议司法解释或行政法规要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拖欠劳动工资的违约责任。规定拖欠工资给付违约金的好处在于, 一是侧重保护了弱势一方的劳动者, 改变了双方之间的权利失衡;二是加重了用工单位的责任, 使其不敢轻易拖欠工资。
6.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将其权利保障纳入法制化轨道
一是要适当降低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的门槛;二是要建立起便于跨地区转移保险关系的机制, 让农民工在一个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后, 能顺利、方便地把保险关系转移到新的工作单位, 农民工不论转移到何地, 均可凭卡缴纳保险费, 使保险关系得以延续;农民工可凭卡领取保险金, 真正享受社会保险福利。
综上, 农民工权益的法律维护问题涉及到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其身后的几亿农民的切身利益。一个文明的社会, 应该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加强法律对农民工权益的切实维护, 是全社会的责任。
参考文献
[1]杨茜茜.法律的启示.法律出版社, 2003.76.
[2]谢建社, 郑百灵, 谢蓬勃.社会变迁下的中国‘农民工’.求实, 2004, (5) .
[3]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改革.2006, (5) .
关键词：法律权威 公正 法治
一、法律的至上权威
在大多数当代社会 ，法律是惟一主张具有无限权威的人类制度。法律通过权威的或主张权威的行为标准组织社会生活。
权威的概念与法律的概念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那种认为法律的分析涉及法律拥有事实的或有效的权威，但不必然包括合法性权威的概念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拥有权威的人仅当在他之上的人认为他拥有合法性权威时，他才拥有有效的或事实的权威，即法律为自己主张合法性权威。直接谈论法律本身的权威是可能的，如果法律是实施某种行为和排除相冲突因素的理由，那么法律具有权威性。
法律是权威性的指导以及其他权威性指导的渊源，“法律主张合法规则的存在是服从行为的理由”，而不是 “法律要求服从是由于对法律约束力及有效性的‘承认’。任何法律制度都声称具有至上的权威，要求人们服从。
如前所述，法律的权威是一种合法性权威，它主张法律规则应当是行为的排他性理由，对任何导致违反法律规则的理由，法律都要求人们忽视它们。但是，法律的权威也不是一种专横的权威，它不能依靠其所规定的强制性手段而获得。法律对人的行为的指引有两种方式：一是提供社会合作的方式 ，二是规定强制的措施。人们在是否服从法律的问题上可以使用道德上和利益上的审慎考虑，法律应当尊重个人的自治。
综上所述，法律权威的基本含义可以简单概括为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机制和全部社会规范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一切国家及社会行为均须以法律为依据的唯一的权威。
二、如何维护法律的至上权威
（一）国家强制力的保障
法律之所以能够成为权威是因为法律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法律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强制性是法律的本质特征之一，哪里没有强制力，哪里就没有法律。无论是法律的产生抑或是法律的实施都离不开国家强制力的作用。“国家通过监狱、警察、军队、法庭等物质形态所体现出的国家暴力” ，形成法律权威存在的物质基础。通过运用强制力对非法行为进行约束和制裁，以恢复被破坏的法律权威，达到社会秩序的和谐统一。
（二）法律的公正
法律的权威不仅仅依赖于它的外在强制力，仅有外在强制力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权威。真正的权威是来自于内在的，法律的内在说服力既来源于法律本身内在的合理性，也来源于法律实施过程的合理性，正是这些法律才受到尊重、被人信赖、为人遵守。如果说，执法者缺乏法律权威观念会导致法治大厦的倾斜，那么，公众缺乏法律权威观念则能从根本上摧毁这座大厦。我国的法治建设是在较浓重的人治社会传统背景下起步的，就更需要确立法律权威观念，只有树立法律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至上权威，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国王不受制于人，但受制于上帝和法律”，任何人都必须服从法律，统治者也不例外。
三、法律的力量源于权威，源自公正
法律必须有权威，才能彰显力量，赢得尊重。法律权威的形成，不在于法律的存在，而在于法律的公正。
（一）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只有得到有效实施，才能将纸上的法律转化成行动中的法律；只有通过普遍崇法守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才能使行动中的法律成为在现实生活中维护公平正义的法律，法律的生命力才能得以真正体现和延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重视和加强宪法法律的实施，将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工作重心。法律的权威和尊严，需要通过法律的实施，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来维护；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发展，需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与法律监督的衔接配合，用法律的实施效果来检验和推进；法治意识和法律信仰氛围的形成，需要通过法律的实施，发挥法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来培养和营造。
（二）法律的公信有赖统一的适用
法律不仅应当得到实施，而且应当得到有效的实施。有效的法律实施有赖于统一的法律适用，这是宪法规定的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的体现，是贯彻公平正义原则的要求，也是构建良好法治环境的基础。
当前因法律适用不统一引发的法律实施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法律公信和权威的突出问题。法律的有效实施，不仅要求法律条文在个案中得到正确适用，更需要法律规定在类案中实现统一适用；不仅要求行政执法的统一，更要求司法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增强人民群众对法律实施的普遍认同，进而形成对法律的内心信仰和普遍遵守。
（三）法律的价值实现重在司法的保障
所谓“司法”，就是通过公正中立的程序运行与严格规范的法律适用，将抽象、原则的法律规定，适用于法律争议纠纷的具体实践，明是非、断责任、解纠纷，最终实现法律定分止争、惩恶扬善的价值追求。
人类社会伴随着纷争产生而不断探索着纷争的解决之道，从原始部落争斗、同态复仇、神明决断、长者调停、宗教裁决、皇权定夺，直至现代司法裁判，通过司法来定分止争是人类社会的历史选择。可以说，现代社会不论实行何种社会制度，也不论实行何种具体的司法制度均设有法院，并赋予其共同而基本的功能，即依法解决纷争且对纷争的解决具有终局功能。在国家为消除社会冲突所建立的调解、仲裁、行政复议、司法等各项法律制度中，司法被赋予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地位。因此，司法在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中也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
四、结语
法律权威是就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法律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的，是指法律的内在说服力和外在强制力得到普遍的支持和服从，它意味着法律成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取得高于其他成文规范的效力和支配地位。
在座的各位领导、企业界及其他各界的朋友，大家上午好：
首先自我介绍
今天有这个机会同在座的领导、企业界的朋友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也非常感谢工商联的领导能给我这个机会。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我想抛两个话题和各位简单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体会，一个是法律武器，一个是企业法律风险。当然，我也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机会和在座的各位领导和朋友有更深入的交流和沟通。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当下非常热门的话题案例，而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企业之间到底是如何运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学会运用法律武器对于企业来讲，又是多么的重要。
这是网上的一篇报道，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一向善于挥舞知识产权大棒的苹果公司最近在深圳输了官司。这场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公司之间关于“IPAD”商标权的争夺战甚至有可能影响到iPad未来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因为已经有消息说，为了避免惹上官司，一些地方已将iPad下架。
就这场争夺战，业界评说不一，有的专家认为，在商标权的征战中，过去多是中国企业侵权败诉，而这次则是中国企业赢了官司，这是中国企业成熟的表现。但也有专家说，这场官司还存在很多变数，谁将成为最后的赢家还不好说，也不能借此就认为中国企业在商标的使用上更加成熟。谁的“IPAD”
很多“果粉”可能并不清楚，“IPAD”的注册商标最早并不属于苹果公司，而是属于深圳唯冠和台北唯冠。据了解，深圳唯冠是香港上市公司唯冠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中国内地的子公司，2001年在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获得“IPAD”两个商标的注册。注册商标后，唯冠公司曾一度推出了名为“IPAD”的产品，但销量不佳，最后以停产告终。（武器：商标注册，法律规定，商标经过合法注册，享有了相应的权利。比如说：享有使用的权利，转让的权利，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未经许可擅自使用的权利。）
而事实上，唯冠国际公司的另一家子公司台北唯冠也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了“IPAD”。也就是说，深圳唯冠拥有“IPAD”在大陆的注册商标，而台北唯冠拥有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IPAD”注册商标。2010年1月27日，苹果公司的iPad上市。之前，为了收购“IPAD”商标，2009年8月11日，苹果公司律师与英国一家公司合作，向唯 冠台北公司发出了收购IPad全球商标的请求。很快，在2009年，英国IP公司以3.5万英镑购得台北唯冠的IPad全球商标，随即转让给苹果公司。至此，苹果公司认为其已成功将这一商标购入囊中。（武器：苹果公司深知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力度，运用收购商标的手段，使商标合法拥有并合法使用。法律规定，商标权可以转让，只有拥有了合法的使用权，才能避免今后纠纷的出现，苹果公司的法律意识是非常强的。）
整个过程中，苹果公司并未意识到，“IPAD”在大陆商标的所有权并不在台北唯冠，而是在深圳唯冠的手中。在苹果看来，既然已经购买了唯冠的全球商标，自然包括中国大陆；然而，深圳唯冠认为，深圳唯冠和台湾唯冠是独立的法人主体，谁也无权处置别人的商标。2010年10月，深圳唯冠约见媒体表示，苹果公司并未取得“IPAD”在大陆的商标权。之后，苹果公司率先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深圳唯冠公司执行其与台湾唯冠电子股份公司达成的商标转让协议。（武器：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法律规定，当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以通过司法机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苹果公司率先提起诉讼，目的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011年12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宣判中指出，由于深圳唯冠没有参与之前的谈判，也没有授权他人处分其商标及订立商标转让合同，涉案的商标转让合同对深圳唯冠无约束力，从而驳回了苹果公司的诉讼请求。（武器：取得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书，通过判决书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只有法院的裁判文书对争议的处理具有法律效力，各方都必须遵守法院判决。）
苹果公司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据悉，苹果公司最新上诉的理由包括：在内地注册的商标和IPAD注册商标专用权归其所有，认为该案应该适用香港法律判定，要求判定深圳唯冠所有的“IPAD”商标已经转让给苹果公司等。（武器：上诉的权利，苹果公司一审判决对其不利，提起了二审上诉，这也是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
针对愈演愈烈的商标权纠纷，苹果公司在2月14日晚间发布了一份简短声明：“多年前，我们购买了唯冠公司在全球十个不同国家的IPAD商标权。唯冠公司拒绝承认和履行涉及中国部分的协议。香港法院已支持苹果公司，我们在中国内地的诉讼仍在进行中。”
据深圳唯冠方面介绍，其实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就中国大陆“IPAD”商标权问题也一直在进行谈判，转让价格随着iPad发售日期的临近也水涨船高，由1000万元美金一直涨到4000万元美金。但苹果公司最终没有接受这样的报价。（武器，商标是具有商业价值的，具有相应的财产权利，在对其转让时，可以要求对方支付相应的对价。）事实上，过去几年，唯冠公司的经营状态一直不佳。据唯冠公告显示，其流动负债净额达28.7亿元，38亿元贷款逾期未偿还，对中国银行等8家银行的负债大约为1.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45亿元。唯冠手里的“IPAD”中国商标权，就成了其名下唯一一块肥肉，各家债主都在盯着。谁将成为赢家
法院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对这一纠纷案作出判决。业内预计可能呈现三个结局：一是深圳唯冠胜诉，苹果公司高额购买商标权或者将iPad在大陆市场“改名换姓”；二是苹果公司胜诉，继续销售其产品；三是双方达成和解。
深圳唯冠负责人杨荣山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深圳唯冠方面还正准备向海关提供材料，要求禁止iPad进出口。（武器：唯冠公司享有商标合法的权利，有权利通过行政管理机关要求停止侵权行为。）从以上案例可以得知，一方面起诉是苹果公司的权利。另一方面，因为到目前为止大陆地区“IPAD”的商标权仍归唯冠公司所有，唯冠公司根据自己享有的权利向工商部门进行投诉，也没有不合理之处。而工商部门根据投诉立案，在商标权利真实有效的情况下，对市场上有侵权嫌疑的商品进行查扣，也在职权范围之内。（武器：唯冠公司是合法的商标使用权利，享有权利，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根据法律规定具有相应的行政职能，有权利予以查处。）
事实上，苹果公司购买产品的商标，不光是“IPAD”。“IPHONE”的中国商标权，也是苹果公司花了365万美元从汉王科技公司手上购得。
汉王科技公司招股意向书显示，2009 年7月18日，公司与苹果公司签订了《商标和解及转让协议》，汉王科技公司同意将其在世界任何地方申请或注册的所有和任何与“IPHONE”相关商标，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境内的“i-phone 及图形”和“I-phone（美术字体）”（“汉王I-phone 商标”）出售给苹果公司，苹果公司向汉王科技合计支付365万美元。
“商标就像网址一样，先到先得，抢注商标、买卖商标，都是一门生意。”有业界人士在工商部门的网站上查询后发现，从apad到zpad，以26个英文字母开头的pad在大陆都已经被注册，苹果公司想继续用“pad”这个名，恐怕是要费一番周折。
“‘IPAD’的商标价值，主要是跟苹果公司的产品质量和苹果公司的价值相关联的”，离开苹果公司，IPAD的这个商标价值将大大缩水。
我们可以分析，深圳唯冠跟苹果公司是在互相试探，博弈。唯冠 公司起诉苹果公司、申请各地工商局查封、进一步向海关申请停止进出口iPad，就是想要卖一个高价，这个价格也只有苹果公司能给。但苹果公司似乎看穿了唯冠公司的想法，稳坐钓鱼台，到目前为止仅仅给了一个声明。对苹果公司来说，商标最后归谁都没有太大影响，唯冠公司却是背水一战，输了就一无所有。如果苹果公司放弃大陆“IPAD”商标，即把在3月份上市的iPad3更名，也没有太大损失。而唯冠即便出售商标，苹果公司主要的竞争对手不屑要，最有可能是被中小山寨厂商低价买走。
有业界人士推测说，对比iPhone中国商标的价格，苹果公司最多愿意出价1000万~2000万美元，这是商标价值的极限。唯冠身背30多亿元的债务，想通过iPad商标作为“救命稻草”来偿还债务，自然要价很高。另外，即便唯冠进一步要求侵权赔偿和工商罚款，因为曾经签过全球商标转让协议，所以也算不上是故意侵权，赔偿和罚款都不会太高。（武器：唯冠公司是合法的商标权人，有权利提起侵权赔偿，有权利要求工商机关行使行政职能，予以查办罚款。）iPad商标战提醒中国企业要重视知识产权。事实上，这场纠纷也给国内不少中小企业上了一堂生动的“知识产权课”。过去，很多国内企业并不把知识产权当回事，但这一事件中IPAD商标就关联了巨大利益，这也会对促进企业主动维护商标、产品等知识产权带来积极影响。
一些业内人士分析，唯冠公司和苹果公司的商标之战，虽然双方体量不同，但说明无论是小公司还是全球市值第一的企业，在知识产权的游戏规则面前，都没有法律豁免权。
在这里，我们看看这两家公司如何充分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见括号内的武器列举。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感受到双方的较量是刀光见影，而他们使用的每一招都是在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法律的武器不是抽象的，不是书本知识，而是真真切切和我们日常生活、日常经营紧密相关的。没有了法律武器，就好象一位剑术高超的武侠缺少了最重要的兵器，剑，那么在这位武侠和其他武林高手对决高下时，谁输谁赢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我们如何认识法律武器呢？随着社会生产生活的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各类主体之间的各种矛盾也在不断增多，人们对法律的需求呈现更为密切的依赖性，法律作为调整社会矛盾的标准和基本尺 度被频频适用。人们对于法律的说法或者比喻也有很多，最为突出的和形象的比喻就是把法律比作“武器”，不少人权利受到侵害以后，向各机关提交的申诉文书里都有所表述，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意予要求受理或者是接待部门用法律的武器制裁被投诉者。把法律比作武器的人们是想让法律站出来替自己说话，为自己申冤，认为指控的对方须要得到惩治，借法而战。而通过立法的目的和宗旨来看，为实现公平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制定相关的法律，作为人们生产生活中遵守的规范，由此看来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其实就是一种标准或者说是规范，法律一方面是对守法者权益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对违法者的制裁。法律就象公路上的路标，它就是人们在公路上需要遵守的交通规范，给人们指示行进的方向或行进中需要注意避让的危险，人们务须按着路标指示的方向行进，如有不遵者就会有危险，不是去撞人就会被人撞，如若出了事故，须用事先拟定的规则衡量谁对谁不对，以此查找事故责任。因此，在我们看来，首先我们应当了解法律，培养法律意识，运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防控法律风险，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我们就必须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刚才我提到了防控法律风险，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二个话题，企业的法律风险。我相信做企业的朋友经常会听到，要防范企业的法律风险。什么意思？法律风险是什么？为什么要防范法律风险？其实，我们做企业的培养防控法律风险的法律意识是至关重要的，运用法律武器防范法律风险的发生，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现代社会，企业是最重要的商事主体。从规模上讲，企业也是千差万别，大到数量极少，富可敌国的跨国财团，小到不计其数、一个苦撑的独资企业，无时无刻不在充斥公众的视野。但是，我们也常常发现，不少知名企业就因为一场经济诉讼或是一次重大违法而很快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比方说包头号称资产25亿元的富豪金利斌的自焚案，浙江东阳年轻的富商吴英案）
案件简单介绍一下：
内蒙古包头市惠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法人金利斌涉嫌自焚案，在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在被宣称车内自焚之前，金利斌一直是包头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身后，是一个资产逾25亿元的惠龙集团，没有人想到他会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2011年12月，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一案件，九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包头市惠龙公司违反金融管理法规，从2004年至案发，采用融资券、借款合同的形式，以高利回报为诱惑，公开采用口口相传的宣传方式，以惠龙公司的名义向192
人或单位，吸收社会公众资金22.24亿元。至案发，仅返还本金8.87多亿元，导致7.7亿元没有归还，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被告单位惠龙公司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第30条、第31条的规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系单位犯罪。
经调查审计发现，对于初期少量融资增加的财务成本，惠龙公司还能勉强承担。但后期，为打造复合型企业形象，给上市制造虚假条件，惠龙公司以更大规模非法融资，大量吸收公众存款，陷入恶性循环。惠龙公司长期负债经营，加之金利斌本人为打造成功企业家的形象，购买高档轿车，四处赞助捐款，“充门面”型的挥霍消费使企业资金链最终断裂，金利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畏罪自焚。告单位内蒙古包头市惠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王秀华、吴云等12名被告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至缓刑及免刑，并处罚金2万—8万元。
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忽视法律的存在，放任法律风险的不断扩大，不及时采取措施防范法律风险，结果最终是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民营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融资难，既难以通过银行贷款
方式获得间接融资，又难以通过资本市场获得直接融资。民营企业在缺乏正规、有效融资渠道的情况下，只好寻求民间借贷、集资、违规借贷等方式筹资，有得民营企业甚至靠拖欠贷款来获得正常经营所需资金，这就造成了一些潜在风险。有的企业为了融资而借高利贷，一旦遇到资金周转困难，便可能被逼债，闹个家破人亡。还有的企业为了多贷款，制造虚假文件骗取贷款，最后被定为贷款诈骗罪。
在民营企业里面还有一种现象，就是盲目地扩张，贪多求大，大笔贷款，甚至不怕高息贷款。这些企业即使靠银行贷款能够维持一时，但如果资金链一旦断裂，往往兵败如山倒，另外一件案件是吴英案，是目前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一个案件，争议也是相当大的。
吴英，原浙江东阳本色集团董事长。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英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元，案发时尚有3.8亿元无法归还，还有大量的欠债。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集资诈骗罪裁定吴英死刑。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报送复核死刑的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案。
吴英因集资诈骗二审被判死刑后，引发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公众对社会公平、死刑改革、民间资本出路、金融垄断、价值观标准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一个普通案件迅速演变为一起法治事件。
这里有几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首先主要从专业角度从案件本身的罪名性质来谈，集资诈骗罪的前提是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的前提下，行为人还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将集资款占为己有的才构成集资诈骗罪。首先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个层面上能否成立。按照法律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基本特征是向社会上不特定多数人集资，而且处于某种高息的方式吸引集资进来。吴英的行为我认为典型的是向特定的少数人借高利贷，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11个人，11个债主能不能谈得上不特定多数，11个人当中有合作伙伴有原来的朋友有后来保持联系的能不能说不特定？显然不能。应该说吴英是向特定的少数人借高利贷。
第二个问题从下一个层面。假定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性质下，能不能构成集资诈骗，这就要看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将近8亿的借款里面检查机关指控用于个人挥霍，暂且不说真实，假如用于个人挥霍的完全属实也就四百万，四百万占将近8亿集资款里面的0.5%，这个数字很重要。再退一步讲，假定那六百万请客吃饭是一种经营活动的一部分，假定这六百万作为说不清的个人挥霍一千万，加起来占总集资额的1%。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怎么认定非法占有目的？至少集资款用于个人挥霍占主要，至少超过一半。任何一种理解和解释都不能把0.5%或者1%的这种比例数认定为行为人把集资款主要用于挥霍。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无非一个是携款外逃，一个是个人全挥霍糟践了。吴英办的公司和店铺，都在那儿摆着，不管是投资失误还是投资过于冒险或者不负责任，总之她都是投资办公司办企业，很多企业，都有。吴英胆大妄为也好不负责任也好，确实她用于经营活动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别说没有充分理由，基本上没有理由认定她是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第二个环节来讲，即使认定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了，那么我认为也没有理由认定她构成诈骗。
吴英案可能是有这样六无一有的特点。无诈骗故意，无非法占有目的，无肆意挥霍，无诈骗行为，无虚假宣传，无针对公众集资，有检举立功行为。
通过以上案件的介绍，我们可以思考在现今的榆林，民间资本和民间借贷也相关活跃，企业的负责人如何合理的利用好民间借贷这样一个融资工具，避免融资法律风险，相信这两个案件会给大家一个很 好的启迪。
所以，市场经济大潮下在不断得拷问我们经营者的法律风险意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 阿罗曾经说过：“我们要获得社会或自然界中事物运作方式的知识，就必须穿过层层迷雾”。风险，便是惊涛骇浪的市场浪潮中最为扑朔迷离、变幻莫测的那层层迷雾。
在风险中游戏，没有永远的胜者，因为这种不确定的游戏规则一直处于动荡变化之中。而如果能在游戏中把握风险，却又往往能够稳操胜券，因为游戏的变化规则经由推动已经朝着比较确定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所谓的风险控制。
现实生活中，企业就是风险的集合体。从企业的生存链条看，企业从产生、发展到消亡，每一个环节都布满风险。从企业逐利的目的看，因为风险和利益往往呈正相关关系，所以企业只能与风险共舞。
无数风险集于一身，最终的落脚点，或者说最终的体现必然是法律风险。
所谓法律风险就是企业在法律方面面临的风险，这种风险包括企业面临的内部法律风险和外部法律风险两个方面。
记得近年食品行业那一串串令人不堪回首的事件：茶叶有剧毒，牛奶是问题奶，饼干有转基因，驰名冰激淋来自厕所旁，婴儿奶粉超标等等。
这一场场轩然大波仅仅是食品行业疏忽大意的结果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是基于企业意愿发生的法律风险。出现这种风险，并非企业主动追求法律风险，而是企业为了自身商业目的而放任法律风险的产生。不少企业为了追求刀尖上的利润铤而走险，钻法律空子，打法律擦边球，甚至践踏法律。
这种情形属于企业的自身法律风险。除此之外，另一风险源头则是外在风险。法律环境变化了，会产生相应的风险，企业外部相关主体行为违法，也会带给企业风险。
联想集团的掌门人没有想到，就在企业准备将笔记本电脑打进欧洲市场时，其辛苦经营、享誉海内外的”Legend”商标在当地已被多家公司注册。有回购商标的可能吗？联想相关人表示，这样做代价太大，不是一两个国家的事。联想最终不得已在国外市场启动另一个商标，并为此付出了重新打造一个品牌的市场成本。这就是一个没有重视知识产权风险控制的深刻案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走向国际化时，遭遇了商标被抢先注册的尴尬。根源就在于企业防范法律风险的意识淡薄，再强大的企业一旦发生法律风险，后果往往相当严重，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
法律风险无处不在就像市场机遇无处不在一样。“企业改制、并 购重组、对外投资、契约合同、产销行为等等，企业的各种行为都会存在法律风险。国务院国资委政策法规局处长肖福泉在有关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与控制的讲座上曾这样说过，“企业的任何一种行为都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法律风险，而任何企业哪怕是再强大的企业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法律风险一旦发生，企业自身往往难以掌控。
其实，不仅企业的经营行为，人力资源管理环节也可能存在法律风险。现在企业人员流动较快，商业秘密、客户群都有可能因相关人员跳槽而暴露和流失，这些都存在法律风险，都有可能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谈到防范法律风险的重要性，肖福泉打了一个恰当的比喻：“就如一个人驾驶技术再高也有被追尾的可能性一样，再大再强大的企业也要防范法律风险”。这一点，无论中外企业都不例外。
2004年世界石油巨头壳牌石油公司虚报20%石油储备的事实被曝光，导致其公司股票价格在一周内下跌了10%，损失市值近60亿美元。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原总裁杰克韦尔奇在回答别人问他最担心什么时说，“其实并不是业务使我担心，而是有什么人做了从法律上看非常愚蠢的事而给公司的声誉带来污点并使公司毁于一旦。
事后补救不如事前预防。法律风险一旦发生，所带来的影响有时是难以弥补的，而法律风险本身是可以预见和控制的，与其事后“灭火”，不如事前“防火”。如何将法律风险最小化？当务之急是从企业高管开始培养和增强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同时实行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立完备的法律风险防范控制体系。在美国波音公司，公司总部有500名高管人员，其中法律顾问有232人，占了约46%。而在我国，大部分中国企业对法律风险未有清楚认识，中国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的费用支出仅是发达国家企业的1/50.因此，应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构和机制，并且要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结合起来，使法律风险防范成为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给我的时间也就要到了，关于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讲三天三夜都讲不完，今天借助这个机会只是给大家起一个头，让大家对法律武器的运用，企业法律风险及其防范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通过今天这个讲座，如果能唤起大家对法律意识的培养和企业法律风险的关注和思考，就达到效果了。榆林的经济才刚刚起步，榆林的企业才刚刚开始展露头角，我们企业的领导人和负责人如果能把法律作为企业保驾护航的有力武器，时刻注意防范法律风险，那么我相信，加上企业正确的经营思路，商业模式和有力的执行能力，我们的企业一定能够无往而不胜。
最后，我给大家留一个我的联系方式，我榆林的手机号是 ***，北京的手机号是***，我希望今后跟能大家有更深入的交流和沟通，欢迎大家到我那里做客。
谢谢大家。
那么，我们经常会遇到什么样的法律风险，在这里我简单讲几个：
1、融资风险
民营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融资难，既难以通过银行贷款
方式获得间接融资，又难以通过资本市场获得直接融资。民营企业在缺乏正规、有效融资渠道的情况下，只好寻求民间借贷、集资、违规借贷等方式筹资，有得民营企业甚至靠拖欠贷款来获得正常经营所需资金，这就造成了一些潜在风险。有的企业为了融资而借高利贷，一旦遇到资金周转困难，便可能被逼债，闹个家破人亡。还有的企业为了多贷款，制造虚假文件骗取贷款，最后被定为贷款诈骗罪。
在民营企业里面还有一种现象，就是盲目地扩张，贪多求大，大笔贷款，甚至不怕高息贷款。这些企业即使靠银行贷款能够维持一时，但如果资金链一旦断裂，往往兵败如山倒，德隆系的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
2、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风险
民营企业的商业秘密缺乏保障，是民营企业最担心的问题之一。一些民营企业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营销人员在公司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掌握了公司里面的技术秘密或者其他商业秘密，然后跳槽或被高薪挖走。跳槽时他们就会把技术秘密，甚至把一些客户关系也带走。对于广告企业、展览企业、高科技企业而言，商业秘密的泄露或丢失，往往会造成一个企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
2000年11月2日，在4年内一手将创维电视的销售业绩从7亿元做到43亿元的创维中国区域销售部前总经理陆强华发表了《致创维销售体系全体员工公开信》，将其与创维集团4年来的恩恩怨怨彻底公开，并携150多名员工投奔竞争对手，一个原本简单的高层员工流动变成对原企业的致命打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关税壁垒与行政壁垒逐步消除，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等技术壁垒对占领与保护市场的作用正不断凸显出来，成为非关税壁垒的主要形式。知识产权的问题也正在严重威胁着民营企业。
3、合同的法律风险
作为我们来讲，合同法律风险是我们日常最常遇到的，我就合同的法律风险
及防范可以详细的阐述一下。企业合同法律风险及防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法律意识的提高，合同已成为企业在生产经营、对外业务往来不可缺少的部分。然而合同虽然是企业从事经济活动取得经济效益的桥梁和纽带，但同时也是产生纠纷的根源。在日常的经济交往中，一些企业对合同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不强，法律知识匮乏、合同签订技巧不足，这样就可能导致企业合同出现法律风险，引发合同争议。然而企业处理这些争议纠纷时，不仅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时还要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为了“防患于未然”，为了加强对合同法律风险的防范意识和企业的自我保护意识，与大家解析一些常见的合同法律风险，并为大家提供一些解决风险的建议与方法。一个合同从订立、生效、履行到终止，其中每个环节都存在法律风险，企业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陷入到法律风险当中，引发法律纠纷。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在合同的订立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的法律风险。
一、合同主体的常见问题及法律风险
合同主体就是在合同法律关系中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这里所说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我们在订立合同时，首先要考察清楚对方，是不是合法成立的法人或组织，最简单的办法是，要求提供工商营业执照，或者其他合法审批成立的设立文件，名称是否和公章相对应，因为往往签署合同时，有的签订主体不是合法成立的，也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比方说，典型的是，建筑企业的项目部，有的就是刻的项目部章，用项目部去签合同，一旦总公司不予认可，那么合同的效力就必然出现风险。还有签约主体，有的合同签约人是个人，履行合同主体却是公司，个人也不是法定代表人，如果没有公司的授权委托人，那么合同效力也是会出风险的，这就涉及到了越权代理和是否追认的法律问题，如果处理不当，证据不充分，那么合同效力出现问题，那么自己的权益就不能得到保护。
二、合同成立形式的法律风险及防范
企业订立合同，一般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三种：
书面形式一般指合同书、信件、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及电子邮件等有形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书面合同可以找载体证明其合同关系，对合同是否存在上一般是不会出现纠纷的。
但口头形式成立的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对方如否认合同的存在，而企业又无其他证据证明，则很可能要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风险。
其他形式是一般是指行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合同法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法》第36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也是对其他形式的一种直接规定。
鉴于口头形式与其他形式在举证存在的困难，建议企业在签订合同时最好是采用书面形式。
三、合同履行中的法律风险防范，我们可以看一个案例。A公司向某化工厂订购化肥5000吨，双方约定分批交货，并于2009年12月底前交清。至2009年11月，化工厂向A公司共供应化肥3000吨。此后由于生产能力不够，化工厂无力再向A公司供应化肥，在得到B公司同意的基础上，化工厂与A公司协商，决定由B公司在2009年12月底之前向A公司提供化肥2000吨，以此履行化工厂与A公司之间的合同。当合同到期时，B公司没有按时交货。因此，A公司要求化工厂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由于违约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但化工厂认为A公司已知道并同意由B公司继续履行供应2000吨化肥的义务，现在合同未得到适当履行是由于B公司违约造成的，与化工厂无关因此化工厂不应承担任何责任。A公司无奈以化工厂和B公司为被告起诉至法院。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决定》中有关法律监督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检察机关做好新形势下的检察工作，提升法律监督水平，以强化法律监督的实际行动着力维护司法公正意义巨大。
司法，又称法的适用，是指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对于法律实施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主体之间的纠纷加以解决的活动。其内容包括刑事司法、民事司法、行政司法，它是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方式，一直被视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正因为其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的特殊功能，司法活动本身的公正就彰显出特别的意义。其
一、它是司法机关得以存在的合理性基础。人们之所以愿意将彼此间的争端提交司法机关处理，并非仅仅看中其所具有的法律强制力，更重要的是对其评判是非的结果公正性的信服。如果没有对社会公正的普遍需求，如果仅仅为了维护一种统治秩序，社会其实可以不需要司法。司法机关在中国古代不发达，‚司法只是行政活动中的一环‛，即是明证。因此，如果司法机关不能保持其公正性，它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社会 基础。虽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需要公正，但公正对于司法有着特殊意义，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其
二、它是实现司法活动本身功能所必须。司法活动之所以启动，在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了争议，这一争议表明法律的公正原则发生了扭曲。这就要求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包括司法手段矫正并消除这种法律关系争议，使争议的法律关系恢复到争议前状态，即恢复公正。显然，司法具有的矫正社会不公的功能本质上要求司法本身具有公正性。如果司法不公正的，那么它就不能发挥这一矫正作用，社会公正也就失去了最后的一道屏障。‚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于司法公正的重要性有着精辟的论述。以法治维护公平正义，公正司法是保障。唯有司法公正，司法工作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司法才有公信力，法律才能发挥出其在定分止争中的应有权威，社会主体才会心甘情愿地将司法作为解决争端、谋求正义的靠山。司法公正，就其内涵而言，是指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都应体现公平和正义的原则。正如四中全会《决定》中所要求的那样：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通说认为，公正的司法要得以实现，依赖于五大条件：
1、完备的法律体系；
2、独立的司法主体；
3、公正的司法运作程序；
4、合格的司法队伍；
5、完善的司法监督机制。很显然，确保司法权的公正行使，不仅需要着眼于司法体制和机制的构造，也同 2 样需要着眼于对其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如果说，完备的法律、独立的司法、公正的程序、合格的队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那么完善的司法监督机制就是实现司法公正必不可少的必要条件。
就我国目前的司法监督体系而言，从监督类型上可分为如下几类：(1)党委监督(2)立法监督(3)法律监督(4)舆论监督(5)群众监督，等等。各类监督机制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具有其自身不同的特点。其中，司法监督体系中的法律监督在我国是由检察机关行使的，对司法活动中法律实施情况的一种专门性的监督。其专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
一、法律监督权作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由人民检察院专门行使，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专门职责，检察机关如果放弃对严重违反法律的司法行为实行监督，其本身就是失职；其二，法律监督的手段是专门的。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手段是有法律特别规定的。如对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立案侦查、提起公诉，以及对诉讼过程中违反法律的情况进行监督，对不公正裁判提起抗诉，都是只有检察机关才有权使用的监督手段。正因为如此，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监督保障国家法律在司法活动中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司法公正的中职责作用，才具有不可替代性。
就当前司法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总书记在关于四中全会决定起草的《说明》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问题十分突出，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吃了原告吃被告’，3 等等。‛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行政权如此，司法权也不例外。因此，强化法律监督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当然，长期以来受制于种种因素，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监督范围不明确、监督程序不健全、监督手段和方式不足，对有的领域的监督还比较软甚至是空白，自身也还存在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会监督等现象。我们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就必须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突出监督重点，加大监督力度，完善监督机制，提升监督能力，以更加有效的法律监督方式，更加有力的法律监督举措，维护司法公正，并以此促进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的全面形成。
强化法律监督，着力点在于全面加强对诉讼活动的监督。要积极推动完善保障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法律规范和制度机制，全面履行诉讼监督职责。在刑事诉讼监督中，要重点加强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法律监督，完善重大案件的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羁押必要性审查等制度，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严格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工作，全面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坚持疑案从无，依法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有效防范和及时纠正冤假错案。既要注重对于那些有罪判无罪，无罪判有罪，重罪轻判、轻罪重判、违反实体正义裁判的抗诉监督，也要注重对于那些在审理过程中不遵守法定程序，违反程序正义要求裁判的抗诉监督。同时，也要强化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立案、侦查、起诉等司法办案行为的监督，确保检察权的正确行使。在民事诉讼监 4 督中，要突出加强对民事执行活动和调解书的监督，完善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监督工作机制，维护民事司法的公正。在行政诉讼监督中，要重点加强对法院受理活动的监督，加强行政裁判执行活动监督，促进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民告官‛难的问题。探索开展公益诉讼，对检察机关在开展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活动过程中发现的损害公共利益行为，区分不同的侵权主体，依法提起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要坚持强化监督与查办职务犯罪相结合，依法严肃查办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背后的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等司法腐败行为，维护司法的廉洁和公信。同时，要加强法律监督队伍的自身建设，严格办案纪律，依法严格规范检察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严禁办案人员私下接触当事人及律师、泄露或者为其打探案情、接受吃请或者收受财物、为律师介绍代理和辩护业务等违纪行为，坚决惩处司法掮客行为，防止利益输送。
强化法律监督，关键点在于以深化改革破解法律监督难题。当前，产生司法不公及与其相关的监督不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在于司法体制不完善。强化法律监督，必须按照中央、最高检的统一部署，全面深化司法体制和检察改革。针对法律监督工作容易受干扰的问题，加快建立和落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防止司法地方化。同时，要全面深化检务公开，对能公开的司法办案信息及时主动对外公开，认真落实四中全会有关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改革要求，把法律监督工作 5 真正臵于人民群众监督评判之下，取得信任支持，推动法律监督工作深入健康开展。
法律援助工作的实际效果，得到了受援农民工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好评。
一、主要做法
创新法律援助机制。该区依托区司法局和各乡镇成立了12支农民工法律援助应急服务队，招募队员43名，在妥善处理农民工法律援助突发事件时，做到“及时发现、快速出击、有效控制、妥善处理”，切实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完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畅通农民工法律援助申请渠道。该区先后在区总工会、团委、妇联、残联、看守所和各乡镇（街道）建立了16个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各村、社区设立了法律援助联络员，聘请联络员115人，做到工作网络“横到边、纵到底”，极大地方便了群众。2008年2月1日，某镇20多名农民工为了向建筑商讨要工资，扬言要用装载机将建好的房屋推倒，区法律援助中心当即启动应急预案，派出法律援助工作者赶赴现场调解，成功化解了这起一触即发的“推房维权”暴力讨薪事件。
设立法律援助“急诊大厅”。利用148法律服务热线，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受理、咨询、投诉24小时热线电话，每天安排一名法律工作者到法律援助中心受理大厅“坐诊”，为来电来访群众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指导其依法维权；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困难群众，帮助其申请法律援助，提供便捷、优质、高效的免费法律服务。自去年2月18日启动该项制度至今，共接待法律咨询事项116起，接待来电来访173人次，免费代书8件，帮助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45人次，接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69件，化解重大社会矛盾3起。去年5月《四川法制报》以《法律援助设“急诊”，现场为群众“把脉”》为题用较大篇幅报道了该区的经验和做法。
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通过简化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申请、审查、受理程序，扩大案件受理范围，在区法律援助服务中心专门开辟了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实行24小时内受理制，做到“当即接待，当即受理”。对农民工申请工伤赔偿、支付劳动报酬等维权求助事项法律援助不再审查经济困难状况。2006年至今，通过法律援助“绿色通道”途径快捷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556件，办结率达100%。
加大宣传培训力度。区司法局与区法院采取以案说法、法律咨询、专题法治讲座、发放资料等形式，到农民工集中的乡镇、建筑工地、企业向农民工宣讲民事诉讼法、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法律援助条例等法规以及相关的政策，教育、引导他们合法理性地表达利益诉求，增强自我维权意识和能力。2008年，共举办农民工法律宣讲活动6次，发放农民工维权的各种宣传资料5000份，受教育农民工达3000人次以上。宣传培训提高了农民工对法律援助的知晓度和维权意识，深受农民欢迎。
开展主题援助活动。积极开展法律援助进社区、进农村活动，充分发挥法律服务人员的作用，为农民工提供优质、便捷的法律援助。2008年8月1日，该区人力资源市场成立后举办的首场企业招聘会上，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法律援助律师到场，现场接受农民工的法律咨询，指导农民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开展法律援助惠民活动。为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该区每年元旦、春节期间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积极开展为农民工“讨工钱”的专项法律援助活动。仅2008年春节期间就为101名农民工追讨欠薪27.4万余元。
提高农民工法律援助实效。通过由区司法局与相关部门协作的农民工维权协作机制，采取协商、调解等非诉讼方式化解纠纷的法律援助新机制，提高了法律援助效率，降低了维权成本，有效预防了群体性事件，保障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关注。2007年3月7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在《“两会”特别报道》节目中，追踪采访了**区部门协作、用非诉讼方式在一周内为111名农民工追索回7.8万元工资的案例，对该区法律援助工作进行了全方位正面报道。
二、主要问题
在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帮助和法律援助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法律帮助需求上升，法律援助工作面临新的挑战。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和“试验区”建设的深入推进，农民工的数量逐年增加，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损害农民工权益等现象短期内难以消除，同时，农民工法律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农民工法律援助需求随之加大。据统计，该区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中，农民工请求工资报酬和工伤赔偿占全部农民工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85.6%。农民工因民事维权引发的社会矛盾已有显现，暴力维权、“另类维
权”时有发生，对法律援助工作提出新的挑战。受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该区返乡农民工不断增加，现已达2656人，返乡农民工与原务工地的工资、工伤、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纠纷将可能集中出现，从而产生新的法律援助需求。
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编制、经费保障不到位，影响法律援助工作正常开展。法律援助中心未单独设置且缺乏专业人员，一些农民工法律
援助案件得不到及时、快捷的处理，无法满足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目前，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已经占整个法律援助案件相当大的比例，这个比例还将继续加大。2007年该中心办理的310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农民工维权案件283件，占91.3%，较上年上升18.4%。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大幅增加、法律援助机构面临更大的经费压力，对返乡申请法律援助的农民工一般只能提供咨询，无力支付跨市、跨省的法律援助案件差旅费及补贴。
个别部门执行有关规定不力，造成农民工依法维权的渠道不畅。个别部门出于怕影响投资环境的考虑，或者怕担责任，执行有关规定不力，致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维护。
农民工自身法律意识缺乏，致使权益无法维护。由于有的农民工文化程度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不清楚自己有哪些权利和义务，遭受侵害不知如何求助，容易错过仲裁期限。此外，有的外出农民工不信任打工地司法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发生侵权后往往回到家乡请求维权，错过仲裁诉讼时效，增加维权成本。多数农民工对签订劳动合同不够重视，更不懂得如何签订劳动合同，或在用人单位拒不签订合同的情况下接受用工条件，使自身权利得不到法律保障。
农民工维权案件调查取证难，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相当部分用人单位依法经营的意识不强，一味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不愿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也不按规定为其交纳养老保险，造成农民工案件普遍存在无劳动合同、无养老保险和无福利待遇的“三无”现象。农民工往往连工资表、工作牌等都拿不出来，甚至不知道用人单位的名称，在发生劳动纠纷时往往难以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承办人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物力进行核实。一些企业和雇主利用各种关系为自己开脱，拒不出证，有的设置障碍阻挠法律援助人员调查取证，甚至故意损毁证据，工友或证人考虑自身利益不愿或不敢作证。调查取证困难直接影响到维权的效果。
三、对策建议
健全完善法律援助机构，加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首先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法律援助机构，加强法律援助专职队伍建设，配备具有法律执业资格、又热爱法律援助事业的专职人员。其次，要研究制定将法律援助专职律师列入公职律师的方案，以解决法律援助专职律师的后顾之忧。再次，要提高法律援助人员待遇，不断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加强对法律援助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提高素质，调动法律援助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加强农民工法律援助宣传，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农民工的良好氛围。深入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推动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向法制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和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广泛宣传农民工法律援助实施的对象、范围和形式，特别是要让农民工了解自己的法律援助权利。同时，积极争取各相关部门的配合支持，动员社会各界关心和支持法律援助工作，不断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覆盖面。司法行政机关要与有关部门协调，针对使用农民工较多的行业以及农民工自身的特点，积极探索农民工普法教育的新思路、新做法，将法制宣传融入到对农民工的职业和技术培训课程中，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强化对企业的法制观念教育，规范企业用工行为。要大力表彰鼓励农民工维权工作中的先进典型、好经验、好做法，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农民工的良好氛围。
增加经费和投入，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强有力支持。一方面，要将法律援助工作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或将法律援助的实施列入政府的惠民项目。另一方面，财政要在现有的法律援助业务经费预算的基础上增加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所需的经费，保证法律援助案件补贴和工作经费足额到位，促进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正常开展。
加强协作，共同做好农民工的维权工作。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要主动与建设、劳动和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沟通与协调，建立协作机制，相关部门应给予支持和配合，做到信息互通、工作互动，更好地实现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和行政执法的衔接，解决取证难的问题。人民法院、劳动仲裁部门要认真落实《司法救助规定》和有关规定，对农民工就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和请求工伤赔偿提起诉讼和仲裁的，按规定给予缓、减、免收诉讼费、仲裁费，保证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工顺利进入司法程序。对案情较简单、事实清楚的、标的额小的，代为书写劳动仲裁申诉书或者民事诉状。推行法律工作者在法律援助中心受理大厅轮值工作制度，广泛运用非诉讼调解等方式，减少诉讼，降低维权成本。工会组织应利用其组织网络和维权优势，有针对性地推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工作。
《军队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法律保障研究》一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成果,着眼于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战略支撑的大局,遵循维护国家综合安全和战略利益拓展理念,立足“海外行动能力建设”的现实需要,回应近年来“军事力量走出去”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难题,从分析军队维护国家海外利益基础问题入手,探讨了军队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法律保障的基本范畴、原则制度、手段方式、内容体系和运行机制,研究了相关外国武装力量在维护海外利益行动及法律保障方面的情况和特点,提出了对我们的启示和借鉴,在此基础上着力构建了加强军队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法律保障的对策措施。
本书作者宋云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军事法学教研室教授、法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全国“四五”普法先进个人、全军常备外宣专家、全军优秀教员、全军巾帼建功先进个人、全军法律战专家库成员、全军育才奖银奖获得者。长期从事国际法、海洋法、海战法教学、 研究,出版教材、专著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项,军队、海军和学院级课题多项。先后多次应邀为海军首长、机关以及海军各舰队等宣讲国际法、海洋法知识,为多批次护航官兵进行国际法培训,多次参加对外交流,运用国际法维护国家权益。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
全书共分九章,从界定军队维护国家海外利益入手,探讨了军队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法律保障的基本范畴、原则制度、手段方式、内容体系和运行机制,研究了相关国家武装力量在维护海外利益行动及法律保障方面的情况和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军队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法律保障的对策措施。本书对军队维护国家海外利益的方式、法律保障的 目标和能 力需求等 问题进行 研究,尤其是提出军队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法律保障运行机制这一命题,并着力建构科学、合理的法律风险识别与评估机制、法律保障实行与协作机制,具有开创性。
在研究过程中,运用了系统科学方法解决法律保障的多元性、综合性、复杂性难题,为构建适应我军特点和海外利益维护需求的法律保障运行机制提供思路;尝试引入金融、经济领域的工作方法,解决法律风险管理的针对性、程序性、准确性难题,为法律保障研究从原则性、定性分析为主向具体、定量方向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
每年此时，我们都齐聚一堂，总结过去一年的检察理论研究工作，分享大家的研究成果。在此我代表高检院，向热爱检察理论研究的各位同志和学术界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感谢，向检察理论优秀成果获奖作者表示祝贺！在全国上下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之际召开本次会议，目的在于准确把握十八大关于法治建设、政法工作的战略部署，从理论层面探索检察工作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的职责任务和工作重点，研讨两大诉讼法修改后检察制度的发展完善。
十八大报告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立为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和要求，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确立了新的功能导向和路径选择。这也给检察机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维护者和实践者，检察机关应当把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内化于心，外践于行，全面提升法律监督的品质，履行好保障法律实施、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责，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一、更新司法理念
十八大提出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把“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作为重要目标，这给检察机关维护公平正义提出了更高的期望。立足检察职能，牢固树立科学的、正确的司法理念，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位任务。检察工作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适应，模范地执行宪法和法律，立足本职，发挥守护法律、保障人权的作用，并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到工作之中。最近一段时间陆续披露的一系列司法冤错案件，让司法蒙羞，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痛心疾首！原因虽然各有不同，但根本上是我们的执法者正确理念的缺失、体制机制的瑕疵、政绩观的错位。用人治的思维和方式去做法治工作，不仅没能维护公平正义，反而造成错案，使无辜的人受到冤狱，使真正的罪犯得以逃脱。也使司法信誉付出沉痛代价！尽管这些年来一直强调要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但这些冤错案件再一次警示我们，一些陈旧的执法观念和执法方式是多么的根深蒂固，转变执法理念决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实现的。我们必须真正地吸取教训！从内心深处进行深刻反思，从观念上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只有在正确的司法理念指引下，严格地遵守法律程序，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人来看待，心存忠诚、公正和良知，身怀应有的职业素养和技能，才能避免司法悲剧的发生！
二、强化法治思维
十八大报告强调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从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对新时期如何治国理政提出了新标准、新要求。法治的精髓，也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本质在于，国家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通过法律得到切实保障。由此出发，人权意识、正当程序意识、敬畏法律的职业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观，是我们检察机关履行宪法使命、保障人权、保障国家的制度安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所绝对不能缺少的！是具体执法办案活动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核心所在。
强化法治思维，对司法机关来说，就要求我们用司法职业独特的思维方式观察事物、思考问题、处理案件，尊重司法规律，秉持司法理性，信守司法规则。要坚持职权法定，深化对司法权性质的认识，恪守司法权的边界。权力必须来自于法律具体而明确的授予，必须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履行职责。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把程序正义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法治即是规则之治，法律程序是约束和制衡公权力，防止执法者凌驾于法律之上，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公平正义的有效保证。要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和尊严免受执法机关滥用执法权带来的侵害，坚决防止和纠正刑讯逼供、变相体罚、逼供诱供等非法行为。要始终保持理性和客观，大力弘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证据出发，事实认定、逻辑推理和司法判断都要建立在依法取得的证据之上，保证客观理性、衡平如水地适用法律。要自觉接受监督和制约。任何公权力的行使都必须受到监督制约，否则就容易被滥用甚至滋生腐败，检察权的行使也不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行使检察权时更要加强自身监督，勇于接受监督。
三、提升司法品质
高品质的司法是司法公信力的基础。当前，司法公信力的水平与人民群众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普遍增强以及对社会公平正义越来越高的要求形成了较大反差，这与司法品质不高有直接关系。我们必须把提高司法品质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努力建设高品质、人民群众满意的司法。
要确保司法公正。公正是司法品质的第一要义。要完善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体制机制，加强司法人员专业能力建设，增强在现有国情下准确适用法律、妥善处理矛盾纠纷的实际能力，既要准确适用法律，又不能机械执法、简单办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倡导平和司法。平和是一种司法心态，也是一种司法的境界。要以追求公平正义为根本，理智、客观、审慎、平静对待每一个案件和每一个当事人。对于任何犯罪嫌疑人，不论其罪行有多大，民愤有多大，都要尽量避免用普通民众的义愤情绪来对待，克服“斗争意识”和“强势心理”，更不能為了追究犯罪而不择手段。要增强司法人文关怀。人文关怀是对人性和人的价值的肯定和尊重，是司法文明的内核。司法工作并不仅仅是冷冰冰的适用法律，还需要道德感召和人性温暖。司法者应当不断提高人文素养，从生活本身审视规则，体会基本的人情世故，拉近司法与民众的距离，设身处地地考虑自己所要处理的问题，在司法过程中体现人文精神和司法的亲和力。要加强司法伦理建设。司法关系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司法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司法伦理的重要性。司法是忠诚、善良和公正的艺术，司法人员应该是善良、有操守和德行的人，是客观理性、衡平如水地适用法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