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大学简历

欧美大学简历（通用4篇）

欧美大学简历 篇1

英语国家：遵循严格的方式

在英语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人们喜欢干脆利落，开门见山，因此求职者应在履历开头就明确写出求职目标；同时他们喜欢求职者的语言富有生气且言之有物，因此，你应写上一些精确的信息、具体的`时间以及体现你特定方面能力的具体数字或你为原来所在工作部门赢得的利润额等等。当然写完所有这些，您的求职信内容仍然被期望在一页纸以内。

中国学生特别喜欢附上各种各样的证书以证明自己的能力，这一点在美国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所附证书一定要与你所申请的工作有关。在求职美国公司时，不要忘记在履历上尽可能详细地写明你的工作经验，所有可显示出你能力及实际经验的信息都将在美国公司的招聘中为你加重砝码。

最后，你最好在履历末尾写上：本人将在某一时间打电话给招聘者以确定是否可能得到面试机会。同时，在面试过后，千万不要忘记写信给面试人，对其接待了你表示感谢。他们对应聘人的做事方式及其求职的方式非常看重，对他们来讲，这些都能显示出你的工作能力。

欧洲国家：慎谈年龄

欧美大学简历 篇2

一、欧美大学组织模式的历史演进

欧美大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基于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环境，形成了差异较大的学术组织与学术权力模式，其经典性学术组织经历了一人一票、共同参与的学院模式，教授主体、国家控制的讲座模式，以及行政科层、分权制衡的系科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

1.学院模式。在欧美大学发展史上最早的学术组织模式是中世纪的学院制。学院制有其特定涵义，其核心内容是以学院权力为大学权力主体;学院成员共同管理大学诸项事务，就大学学术及其他问题共同协商、集体决策，大学校级层次聚合能力差，控制能力弱，形态松散。该组织制度因学院在组织体系中占有绝对地位，亦因英国自中世纪以来以一贯之地继承，故将其称为学院模式或英国模式。

2.讲座模式早在马其顿帝国时期，托勒密一世即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利亚大学设置语言学、修辞学、哲学等数个讲座[1]。19世纪初期，德国新建柏林大学鉴于国家对大学的过度控制，在继承古典“讲座”的基础上，创建新的大学组织形式及学术制度———讲座制，即在大学等机构为研究教育之目的而备有的由教授等必要的人员组成的机构。日本学者海后宗臣认为，讲座制主要是指作为大学基础组织单位的一种制度，这种组织单位主要依据学问和学科类别加以区分，在这一意义上，讲座制是将学问领域制度化的一种单位，以此构成大学组织系统的总称[2]。

3.系科模式。19世纪前期，为使大学更加适应外部社会发展的要求，实现大学内部的民主诉求，美国大学在总结讲座模式诸多弊端的基础上，探索出新的大学组织制度———系科制。l825年哈佛大学管理委员会对教学组织和课程进行重大改革，在哈佛学院率先建立以系科为基础的大学学术管理体制与学术制度，系是基层学术组织，教师以系为单位重新组织起来，实行校、院、系三级行政管理，辅之以委员会。因哈佛大学以学科为单位设系，故将此模式称为“系科制”或“系科模式”。至1900年，系在全美大学已占有牢固地位，成为适应大学学科发展和专业培养需要的基本学术单位。系科制形成后发展迅速，二战及欧洲大学风潮后，欧陆大学纷纷实行大学体制转型，即由讲座制转为系科制或采取讲座、研究所与系科制并行的学术管理制度。

二、欧美大学组织模式的差异性比较

因大学组织内部权力结构要素的构成比较复杂，故不宜用简单的学术组织与行政组织、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等类似概念做简单优劣评价之分析。应该说，“三模式”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占据不同的地位，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一）权力重心比较

通过对欧美大学学术组织结构进行综合考察，可知目前美、英、德三种模式权力重心分属于大学的上、中、下三层。美国大学学术组织模式为系科制，故学界的部分研究者即认为系科模式的权力重心一定在系、学科，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大学的确以学科为单位设系，系是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实行校、院、系三级行政管理，并与委员会相互制衡，共同管理大学学术事务，系在决定人事、课程和研究活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系科模式的权力重心在上，即在校、院，而非大学底层，这是由行政体制或科层制所决定的，加强顶层设计与顶层管理为科层模式的主要特征及宗旨。

在中世纪，英国大学学院模式的权力重心居大学底层，因中世纪大学纵向系统仅存校、院两级结构。“在牛津，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牛津大学的，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3]167学院权力乃大学学术权力之重心，学院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负责制度的制定、课程的编制、教材的选择、经费的使用以及教师选聘等工作，具有较强的自治性，大学相对松散，尤其是英国大学更加松散，一切权力由学院掌控。二战后，英国以美国为师，大学纵向系统亦为校、院、系三级，学院仍为大学权力主体，但从大学纵向权力系统看，重心已移位于系统中层。

德国讲座模式的权力重心居大学基层及教授手中，讲座教授享有诸多权力。我国学者符娟明曾将讲座制描述为：“是在大学里定出教学研究的专攻领域为其教学研究方向，并配备一定数量的教师进行授课与科研的制度。一个讲座往往代表高等教育中的一个学科方向，是大学的教学、科研、财务、人事、行政的基层单位。一名教授、一名副教授、两名有学位的助教就是一个‘讲座’的基本成员。此外还可以配备1-4名行政助理、教学辅助人员或技术实验员，由教授领导。每一个‘讲座’还可领取按教学计划呈报审批的教学科研经费，由‘讲座’自主支配。若开设‘讲座’专题之外的议程时，由专任副教授或专任讲师担任。有关该‘讲座’的研究生、本科生的教学、科研的费用，甚至‘讲座’内的人事调动等，也都由‘讲座’自行负责安排。”[4]讲座教授(讲座主持)集各种资源、各种权力于一身，大学、学院无权过问。

20世纪60年代末，欧洲大学风潮后，德、法等国对大学结构进行改革调整，或以系代讲座，或讲座与系、研究所并行，但讲座遗风犹在，大学教授在大学学术事务管理中拥有绝对权力。有研究者对此指出，欧陆大学的教授是自己的教授，即教授自治。

（二）公共性比较

“公共性”，一般是指“某一文化圈里成员所能共同享受某种利益，因而共同承担相应义务的制度的性质”[5]，公共性的实质是多元参与。大学学术权力主体对权力的行使，是以大学整个学术组织共同发展的名义进行的，成员对学术公共事务的评估与裁决是大学学术组织、学术权力的核心功能。

学院模式与系科模式下的大学学术组织具有较强的公共性。早期学院制期间，因学院规模小，教师、教授数量有限，故大学所有成员均为教师会或教授会成员，大学以集体的形式参与学术事务决策。

近代以来，因大学规模扩大，大学学者普遍参与的程度有所降低，但大学各部门、各机构、各学科的每一个体通过推选代表与被推选代表的方式有权利、有机会成为大学各级委员会成员，参与大学各层级委员会的学术决策，故具有普遍的公共性。尤其是美国模式的系科制，作为学院制与讲座制的衍生物与混合体，改变了讲座教授一人独裁的传统，承认组织内部每个教师之间的平等地位，每个教师有权参与有关教学计划、课程、师资配备及其他事务的决策，系科结构正是基于教师的广泛参与而建立的，系科制反对任何人，包括由选举产生的系主任(任期一般不超过5年)取得对某个学科或领域的课程、方法的支配地位[6]291。系主任基本不占有资源，即便占有微量资源，但由于职务的轮换制度，亦使资源分配中的偏失获得不同程度的补偿[7]115。大学评议会由多方代表参加，代表各方利益，体现民主意识。在一些问题上，系主任必须同全体教学人员商讨。在这类会议上，少数服从多数是进行决策的主要原则[7]114-115。

德、法等欧陆国家大学讲座模式因讲座教授集行政、教学、科研及人事工作于一体，公共性薄弱，私权过大，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对学术资源高度垄断，普通学者难有参与学术决策的机会，教授权威遮蔽学术组织中的弱势个体，成为大学学术组织公共性的巨大障碍。1976年德国进行高等教育改革，教授个人权力受到一定限制，但大学评议会仍以教授为主体，故教授仍拥有较大权力。

（三）民主性比较

就民主程度而言，传统的学院制民主程度最高，一人一票、集体决策、民主管理是学院模式的主要特征。所谓一人一票制即教师按行会方式，组成自己的“法团” (consortium magistrorum) ，共同裁决大学事务[3]136。后来，教师法团演变为“教师会”(facultas)，“教师会”是西方大学教授会或评议会的雏形。“教师会”有权决定学校的经费使用、课程教学、研究方向、教师任用、招生、学位授予和校长遴选等事务[8]。

相比之下，美国大学的系科模式与德国大学的讲座模式民主程度稍逊一筹。美国大学的评议会与教授会等学术组织，学者及其他成员享有普遍的参与权，呈现较强的公共性与民主性。教授集体及其他学者的普遍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个人权威受限。“与英国相比，教授的统治力量较弱”，“在美国，教授个人和集体这两类权力，没有取得像欧洲大陆和英国模式中那么大的影响”[7]203。然等级式的科层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民主的成分，所以，民主性略弱于学院模式。德国大学的讲座模式因教授个体在大学中持有重权，“主持讲座的教授一直是教学领域的主宰，一个多世纪来他们还是科研领域的主宰，他们对本学科领域中的助理人员和学生进行控制。这些教授的团体，对学院和大学进行集体统治，主要垄断了课程、教师任用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决策权”。故德国的学术民主仅为教授间的学术民主而已。

（四）有效性比较

有效性主要由“performance”或“effectiveness”表示，performance指一个事物的最大功用和效率，是一种事实存在的限度。利普塞特在《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中指出：“有效性是指实际的政绩，即该制度在大多数人民及势力集团的大商业或军队眼中能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9]大学学术权力的有效性一般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管理的直接绩效;二是成员对绩效评价所形成的积极影响。

学术组织的有效性是一难于简单评价的复杂问题，不同学术组织模式的有效性存在一定差异，而相同学术组织模式的有效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亦有所不同。罗兰·沃伦将组织分为四种类型：高度聚合的结构，联邦的结构，联合的结构，社会选择的结构[7]3。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限度内，组织结构的聚合程度与效能呈正相关，即聚合程度越高，效能越强;但聚合超过一定的限度后，聚合与效能可转换为负相关，高聚合反呈低效能。从欧美大学学术组织的总体情况看，系科模式属于联邦性质的组织结构，该结构一方面凭借科层式的等级制度在大学学术管理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大学借助委员会于各部门、各学科间合理分权，化解等级制度潜在的身份危机，提高组织效能，此亦为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在世界大学中遥遥领先的秘笈所在。学院模式与讲座模式属于社会选择与高度聚合的组织结构，其有效性远不及系科模式。学院模式忽视纵向结构系统的控制效能，难于聚合;而讲座模式的组织结构虽有聚合，但聚合程度过度，即权力高度聚合于大学讲座教授，忽视大学纵向系统的各个层级及组织内部成员的存在价值，故效能最弱。在讲座模式确立之初，因集中的学术管理制度可使讲座中的研究者迅速集结于一个研究方向或一个问题，形成兵团作战态势，扩大了学术影响，为学术组织发展提供强大助力，故具有较大的管理效能;然而在讲座模型形成的中后期，因握有重权的教授有形、无形间压制了学术新生力量的兴起，教授专权弊端逐渐显现，组织日趋丧失“有效性”而开始走向衰落，酿成了“有效性危机”。

笔者认为，造成上述差异的因素固然很多，其中，民族文化、内外环境要求应是其中的主要原因。英国教育家E·阿什比曾言：“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哈佛大学第21任校长艾略特亦说：“大学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在先辈们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建立起来的。”[10]西方国家民族文化的共性特点是追求自由，理性至上，但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导致大学学术组织模式具有较大差异。英格兰属于欧洲岛国，岛屿领土的相对独立，使得希腊古典文化与世俗文化在此得以很好保留，并逐渐形成了学院的保守性。“在牛津，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牛津大学的，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而在巴黎，这些学院不久就陷入对巴黎大学的依赖状况之中，这种依赖尽管开始时还比较温和，最终却变得非常严重。”[3]167德国模式因生于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此主义起源于文艺复兴，滥觞于19世纪，讲座模式即国家主义与大学自治传统有机地结合的产物。美利坚作为欧洲各国的移民国家，一直奉行实用主义，它既是各个时期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亦为美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所在。实用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如同“润滑剂”一样，影响着美国人的观念[11]。丹尼尔·布尔斯廷指出：“从一开始，美国人就形成一种习惯，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只接受似乎业已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概念。他们往往把现实的事物作为尺度，来衡量事物发展的应有情况。”[12]灵活、实用的价值取向使美国人从不拘泥于传统与教条，而是崇尚创新并热衷于实践性探索。

三、欧美大学组织“模式”的共性特征及发展趋势

从欧美大学学术组织、学术权力发展的趋势看，分权、民主、公平是“三模式”的基本理念，在此理念支配下，大学逐步建立起科层、委员会、大学校长职业化的三维体制制度，呈现纵横交错的组织形式与权力结构。

1.科层。科层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原为中性词，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一书中提出，主要用于表示一种行政和生产管理的高效组织形式或组织结构。科层组织的基本特点是：权责分明、等级严格、纪律严明、照章办事，各组织及成员按分工专精于自己的岗位，履行各自的职责，各层次之间遵循等级原则。韦伯认为，科层是组织管理的最佳方式，是最合理、最有效的管理手段。大学组织科层化管理是大学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由于大学教育规模的扩大与学校内部组织结构的复杂化，大学运行速度呈递减之势。为提高大学办学效率，制度化、效率化的科层制成为大学的首选方式。美国随着系科制的建立，率先将科层式管理引入大学学术组织，大学科层制的根本诉求在于实现大学学术管理的目标性与效率最大化。有人认为，科层制强调权责清楚、等级分明、纪律严格，这与大学精神相悖。其实，西方现代大学学术制度存在的问题，并非因科层制所引发，西方大学的科层化管理是以校长为首的行政人员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科层现象，其管理行为主要发生在决策后，且委员会在横向结构上对科层化权力予以制衡，所以西方现代大学制度既关照了委员会的民主，亦发挥了科层制的效能。科层制不等于集权制，然而，科层制若无委员会等横向权力制衡，的确易导致分权的形式化与集权制之生成。

2.委员会。委员会是中世纪大学学术管理的遗风，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组织保持对大学学术事务的直接参与及决策。各种名目的教授集体组织在选举校长、聘任教师、开设课程、颁发学位等方面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力[6]301。委员会制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实行一人一票，共同参与，民主决策，尤其是教授集体在学术问题上有较大的发言权。委员会主要体现在大学横向权力结构中，西方大学学术权力的横向结构有所不同。法国大学学术权力的横向结构一般由理事会(或校务委员会)、科学委员会、学习和生活委员会组成;英美大学由理事会、校务委员会、评议会组成;德国大学学术权力横向结构包括校务委员会(校长委员会或小评议会)和评议会(大评议会或代表大会)。大学委员会可概括为两种类型：一为首长负责制，一为委员会负责制。所谓首长责任制是指校(院)长为大学最高学术权力机构代表，有最终决策权;所谓委员会负责制，是指大学学术管理以委员会为主体，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有审议权和决策权。委员会负责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委员会主席与大学校长(或院长)分离;另一种是委员会主席与校长合一。前者可称为“分离型”委员会负责制，后者称为“统合型”委员会负责制。

目前，西方大学多以“统合型”委员会管理大学学术事务。统合型委员会负责制的优长在于效率高，首长与委员会摩擦小，便于形成统一意志，但首长权力往往过大，影响学术民主，最后可演变为首长负责制，与委员会主旨相悖。当然，委员会制亦非一剂灵丹妙药，决策环节多、人员分散、难于集中、决策费时、影响效率是其不争的劣势，民主形式下隐藏的小集团局部利益的纷争，亦为不言之事实，此亦为当代大学学术组织运行中值得特别注意的两个复杂问题。

3.校长职业化。大学校长专职化是指个体一旦被任命为大学校长，即脱离原有角色，而以“校长”身份专精于岗位，履行校长职责，全权负责行政工作，执行最高权力委员会形成之决议。在西方中世纪，学生型校长很快为教师型大学校长所替代，随着西方大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学学术组织日益复杂，人们对效率予以高度关注，故大学校长在学校发展中的地位越发关键，由此，大学校长专职化已为西方大学所认同。

大学校长专职化主要与校长学术化相对，其优长主要有二：一是与学术分离，与学术分权，避免与学者争利;二是可为校长提供更充沛的时间与精力。大学校长作为学校的法人代表，是高校内部管理体系的核心人物，是校内外关系链条的传输中枢，因此，校长的办学理念、管理素质、管理艺术、管理精力等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大学的发展方向与办学质量。所以，大学校长的身份与角色对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目前，美国大学已实现校长专职化，欧陆国家的大学校长亦逐渐实行大学校长职业化。1976年，德国颁行《高等教育总纲法》，其中即要求大学校长专职，以加强行政管理。目前，“绝大多数州的大学已设立了一名专职校长，由大学评议会选举，任职6-9年。校长负责处理大学的学术、行政和经费事。”[7]33有人认为，如大学让位于管理人员或校长脱离学术活动，其可能的后果是大学学术权力更加弱化，学术权力旁落。

笔者认为，大学校长专职化与学术权力弱化并非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大学校长专职化一方面可以提高管理效率，使校长有更多精力管理大学;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大学校长权力，避免资源兼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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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应强.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110.

欧美大学里的“奇葩专业” 篇3

前段时间，一张“一个人的毕业照”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主角是北京大学2010级古生物专业的毕业生薛逸凡。在中国，古生物学是个不折不扣的“冷门学科”，该学科主要以化石为研究对象，探讨古代生命的特征和演化历史，讨论重大的生命起源和生物灭绝与复苏事件，是探索地球演化历史和环境变化等方面的基础性学科。因此，有人说这样的专业是“奇葩”。

其实，欧美大学里的“奇葩”专业也很多。美国加州的奥克斯特丹大学，就开设了一个“大麻种植”专业。这一专业开设的课程，包括法律咨询、电气工程和园艺，学生需要掌握大麻的生长规律及其对光和水的要求，涉及物理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课程难度远比想像大得多。

学生感兴趣，学校就敢开课

2012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正式把“三国杀”列入秋季选修课的名单规格。

据悉，“三国杀”课程的正式译名为——“探索三国：中国经典小说与‘三国杀’桌游”。

谁都知道，“三国杀”是风靡中国的桌面游戏，以群雄争霸、尔虞我诈的三国时代为背景。伯克利分校这一课程的开设，旨在讲授三国时期有关的历史人物、重大事件，并把古代历史与现代流行文化结合起来，通过桌游、电影、书籍等通俗易懂的方式，使学生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有更直观的印象，也让课堂更加生动，更加有趣。

据了解，“三国杀”课程由3位老师共同教授，开课14周，还能算学分。值得一提的是，“三国杀”选修课的设想是由学生提出来的。在伯克利分校，学生的提议只要通过学校的审核，就能立课。学校里有规定，只要学生对某个专业感兴趣，学校就敢开课。

与美国人比起来，浪漫的法国人更是天马行空。里昂第二大学就开设了1年制的“小丑表演”专业，为希望从事小丑表演的学生提供理论学习和表演实践的机会，并颁发相当于中国硕士学位的文凭。

可千万别小瞧小丑专业，除了形体表演和发音训练等“专业课”，学生还需修读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必修课”。与此同时，他们还被要求前往马戏团、医院、儿童中心和老人院等地实习，从而积累实践经验，为日后的事业发展铺路。听似滑稽的小丑专业，治学之严谨丝毫不逊色于其他“严肃”专业。

除“三国杀”与小丑课外，国外还有许多深度挖掘学生兴趣的“奇葩”学科或课程，例如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木偶学专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性恋音乐学课，英国考文垂大学、利物浦大学开设的研究鬼神的灵学专业，等等。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英国南泰晤士大学居然开设了“性感高跟鞋”课程，专门教授女生如何高雅地穿着高跟鞋走路，帮助女生学会商业世界的生存方式，使她们能够更好地在社交时引人关注。

另一种接近偶像的方法

说到英国流行文化，就不得不提英国音乐和体育两大领域的代表性人物：“披头士”乐队和足球明星贝克汉姆。

几十年来，“披头士”乐队在英国及世界流行乐坛的地位从未被撼动。贝克汉姆则以高超的球技和英俊的外表，成为万千女性心目中的“男神”。

倘若你对这两组偶像十分痴迷，又恰好有去英国深造的机会，那么恭喜你，英国利物浦大学设立了“披头士，流行音乐与社会”专业，英国斯坦福郡大学则设有“贝克汉姆”课。

“披头士”专业，颁发的是文学硕士学位。

据悉，这个专业以“披头士”乐队作为案例，探讨和分析流行音乐在过去半个世纪内所发挥的作用。利物浦是“披头士”乐队的故乡，号称“世界流行音乐之都”。因此，利物浦大学开设“披头士”这个举世无双的专业，也就顺理成章。

至于所开设的“贝克汉姆”课，则主要面向传媒研究、社会学和体育科学的学生。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分析和审视现代足球运动自十七世纪起源以来，如何从民间文化发展成英国主流文化，乃至世界主流文化。

而哈利·波特作为英国文化的又一重要元素，也吸引了一批大学纷纷为之开课：英国杜伦大学开设了“哈利·波特与幻觉时代”课程，把哈利·波特系列故事放在其广阔的人文、社会背景中研究，并探索一些最基础的议题，比如校园道德经验体系等。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霜堡州立大学，竟然也开设了“哈利·波特与科学”课程，分析小说中出现的魔法事件，并试图用物理学原理来解释。中国的中山大学也“不甘示弱”，开设了“哈利·波特与遗传学”选修课，以哈利·波特为模本来研究医学、生物学。只是，中山大学开设的这个专业还在国内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恐怖、浪漫、罪恶：

“人才”定向培养

欧美国家里的这些“奇葩”专业里，最“恐怖”的估计就是英国巴斯大学的“死亡学”专业了。千万别以为学习“死亡学”就是学习如何抬运棺材或者处理尸体。巴斯大学声称，希望通过教学让学生更好地面对失去亲人的伤痛，懂得安慰他人的心灵，学会处理大规模死亡的情况。

巴斯大学死亡与社会研究中心和英国殡葬司仪协会达成价值15万英镑的协议，创立了公共基础专业课程，并于2006年秋季开始招收研究死亡与社会学的硕士研究生。

据悉，该硕士学位的招收对象是有志于从事心理辅导、健康保健或者殡葬业的人士。

在英国，葬仪服务业对巴斯大学推出葬仪专业表示欢迎，并希望课程能向殡葬行业输送一批专业人才，并提升葬仪服务在社会中的地位。

据称，这样一个专业的产生，源于现代社会中英国人对死亡态度的转变，此转变则激发出更多学术研究上的兴趣。

有“恐怖”的课，也自然有浪漫的课。美国康奈尔大学设有“葡萄栽培与葡萄酒酿制学”课程。在纽约州葡萄酒区的核心地段，也是在世界顶尖大学里，专心种植葡萄和学习酿酒的同时，来一杯当地的陈年葡萄酒，对于学生来说是不是既浪漫又享受？

在西方，葡萄酒总与“高雅”挂钩，会品酒也意味着“有品位”，而且一瓶上好的葡萄酒虽然总是价格不菲，但总能让无数富人趋之若鹜。于是，设立葡萄酒专业也不失为是把握市场需求、培养相关人才的一项明智之举。

不过，为了培养“专业人才”，美国一些大学的举动似乎有点过了。

美国加州的奥克斯特丹大学开设了“大麻种植”专业。这一专业开设的课程包括法律咨询、电气工程和园艺，学生需要掌握大麻的生长规律及其对光和水的要求，涉及物理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课程难度远比想像得大。因此，2012年4月，该大学还遭到当地政府的突击检查，部分设备被没收。

美国加州的大学似乎颇好开设具有争议的专业。该州苏珊维尔市的拉森社区学院与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合作，开设了美国最早的枪械制造专业，发放“枪械制造与维修”的准理学学士学位，设有“基础机械工厂”、“镌板”等课程。

欧美大学简历 篇4

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知识生产模式Ⅱ已从模式Ⅰ的学科矩阵中演化出来,成为跨越学科边界和异质组织边界的知识生产新动力模式[1],大学传统的生产、传播知识模式也在发生着变革。近些年来,很多国家开始发展大学的“第三使命”———通过加强大学与知识使用者的联系进行技术转移,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进一步提高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的作用。

在构建产学关系的各种方式中,由于学术知识商业化(如转让专利、发明创造和学术创业等)能够使学术研究产生直接、可测量的市场认可效果,它被认为是产生学术影响力的主要方式,学术文献和相关政策对这一方式也给予了最多的关注[2]。欧美很多大学已经设立了诸如技术转移办公室(TTOs)、科技园和孵化园等专门机构来支持学术知识商业化,并且创立了支持这些项目的内部规则和流程。虽然学术知识商业化是学术研究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大学在进行科研成果转移时仍然还有很多其他途径可以采用,尤其是在逐渐演化出“四螺旋”创新体系的知识生产模式Ⅲ的时代背景下[3]。笔者关注的是学者参与产学合作这一方式———学术研究者与非学术组织之间进行的与知识相关的合作,既包括合作研究、合同研究和专业咨询等正式活动,也包括提供特别建议,以及与产业界进行交流等非正式活动[4]。

学者参与产学合作是学术知识转移到产业界的重要方式之一,欧美很多公司认为这种方式的价值远远高于像大学专利许可这样的方式[5]。此外,大学从学者参与产学合作中获得的收入通常是知识产权收入的许多倍,至少有50%的学者参与的合同研究没有得到大学或研究者的关注[6]。近年来,以学术商业化为主题的论文不断涌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和兴趣,但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国家,研究以学者参与产学合作的主题却相对较少,这与已经运用创业理论进行学术商业化的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笔者拟通过对以学者参与产学合作为主题的文献进行系统分析,透视欧美大学学者参与产学合作的现况、决定因素和影响。

我们参考已有研究文献和专家建议确定了检索主体词,在美国科学技术信息情报所(ISI)的Web o Science(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的入口网站)数据库中进行了文献检索:时间跨度为1998年到2012年12月,数据库来源限定为“SSCI”,共检索到文献992篇。然后用Cite Space(知识可视化软件)对这些搜索到的文献进行了数据处理,进而剔除了没有实证数据和只研究学术商业化而不研究学者参与产学合作的文献,最后剩余63篇文献;并依据引用率、中心性和突现率,通过二次文献法并结合施引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增添了与此研究主题相关的其他来源重要文献16篇。筛选后的文献大部分发表于2006年以后。通过初步的文献梳理发现,自2005年以后,特别强调学者参与产学合作的文献数量才大幅提升,进行较新文献回顾的案例开始增多。这也正如罗斯迈尔(Rothaermel)等人所指出的那样,2005年以前25年内关于大学创业的文献忽视了对学者个人参与产学合作过程的分析[7]。

二、学者参与产学合作的程度

综合已有研究结果可知,与学术创业或学术商业化相比,欧美大学学者参与产学合作人数较多、比例较大;参与方式多样,包括合作研究、合同研究、咨询和其他形式的知识转移;参与合作的资金收益较多;参与合作的对象较为广泛。

在英国物理学和工程学科学家中,几乎一半的受调查者两年内至少参与合作研究、合同研究或咨询一次,同时,12%和22%的受调查者分别参与学术创业和专利授权[8]。美国早期的研究发现,生命科学家从咨询中获得的补贴达到他们所有薪水的10%左右,从产业资助中获得的研究收入一般达到被资助人所有资助金的8%左右[9]。“研究价值摸底调查”发现,在进行调查前的12个月内,美国研究型大学中17%的学者获得产业资助,18%的学者担任公司顾问[10]。德国的情况与此类似,调查前的12个月内,20%的学者与产业合伙人合作发表研究成果,17%的学者作为正式有偿顾问参与合作活动[11]。德国和英国的生命科学家在担任此类顾问中的比例与此相似[12]。通过对瑞典和爱尔兰的科学、工程学和医学教师对比研究发现,51%-68%的调查对象参与类似咨询类的“软”合作活动,12%-19%的调查对象在其学术生涯中至少参与一次“衍生公司”的创立。据最新一项对意大利产学合作的经济计量学评价表明,产学合作中的个人研究、合同研究相对较多地由涉及技术和开放战略的小公司所采用,而大学层面的合作大部分由直接参与研发活动的大公司所采用[6],这与科恩(Cohen)等人对美国的相关研究结果较为一致[5]。

三、学者参与产学合作的决定因素

从已有的文献分析发现,影响学者参与产学合作的决定因素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一)个人特征

1. 个人资历。

相对来说,资历高的学者通常积极参加合作,这一观点得到较多研究证实。参与产学合作活动一般都受个人交往关系的影响,越有经验的研究者越可能有更大的关系网络,因此有更多的社会资本能够使他们在私营领域找到潜在的合作伙伴[12]。同时,通过与产业合伙人的常规合作又加强了这种网络的影响力。

2. 受教育和工作经历。一些研究发现,学者早期

受教育或工作的大学如果与产业合作的活动较少、甚至不鼓励这种合作,这些学者的行为方式可能无法适应产学合作[13]。此外,以前与产业合作的经历会对学者参与产学合作的态度以及合作行为都会产生积极影响[4,14],如以前有过学术商业化、专利授权或风险企业创立经历能够增加学者参与产学合作活动的可能性[15]。

3. 学者的素质和成就。

通常情况下,学者的科学生产力与其参与产学合作呈正相关关系。此外,学者为自己的研究筹集资金能力也与参与产学合作成果呈正相关关系。科学家的科学生产力和资金筹措成就基本上成为私营公司寻求潜在合作伙伴的判断依据,同样也决定了学者更多的参与机遇和更多的参与项目[12]。也就是说,学者获取公共资源的能力意味着吸引科研资金的能力,这也就增加了他们与产业合作的可能性。相应地,政府基金管理机构在实施涉及产学合作的拨款计划时也会以这种能力作为参考。这一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学术界的“马太效应”:个人的学术成就通过各种参与产学合作的成果得以提升,这些得以提升的学术成就反过来又促进更多参与成果的获得。

4. 学者的内在动机。

通过对学者内在动机的研究发现,学者参与产学合作与传统学术具有互补性。李永胜(Yong S.Lee)提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科学与工程学教师主要出于两种原因进行产学合作:一是通过额外资金获得与研究有关的资源,如仪器设备和对学生的资助;二是获得学习机会,如为学者自己的研究进行实地试验和取得新见解的机会[16]。还有类似的研究结论,如通过对英国物理学和工程学教师的研究发现,学者参与产学合作是出于研究方面的考虑(如获得学习机会和资源),而学术商业化的驱动力是金钱刺激[8]。

(二)组织环境

1. 组织环境方面主要体现在学者所属大学的整体研究水平对学者参与产学合作的影响。

大学的整体研究水平对学者参与产学合作的影响呈负相关[4],教师对产学合作支持的态度与其所在大学建校时长也呈负相关。这与单个学者的学术水平对学者参与产学合作的影响效果研究相比,这些研究结果似乎有违常理。这说明学者参与产学合作活动主要由那些具有较强动机和丰富成就的学者所追求,但这些学者并不一定归属高水平的大学。也就是说,欧美学者参与产学合作是处于较低水平、资源紧缺大学的高绩效学者调动资源的一种途径,这一活动的主要驱动力在于学者个人及其团队,而不是大学的上层组织(如TTOs),这些组织的支持更有利于学术商业化而不是学者参与产学合作活动。

2. 基层组织环境可能会减弱个人特征对学者参与产学合作的影响。

路易斯(Louis)等人研究发现个人特征受群体规范影响很大[9],这些发现得到最近英国和德国科学家研究的支持[12]:如果学者的同事重视专利和奖金,那么这个学者很有可能担任私营公司顾问;如果学者的同事重视传统学术价值,那么这个学者可能不愿参与产学合作。这些研究发现也从一个方面验证了默顿(Merton)所提出的参考群体行为理论[17],即个体参考群体的价值和规范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价值观的依据。此外,学者所隶属的大学内部特设机构如研究中心,对学者参与产学合作有积极影响[18]。这种新设立的组织结构能够综合利用各种资源(如跨学科知识和人才等),对产学合作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制度环境

有关制度环境对学者参与产学合作活动的影响,主要包括学科制度和公共政策两个方面。

1. 学科制度方面。

学者所属学科对学者参与产学合作的方式和行为等方面能够产生很大影响。从事像工程学这样应用学科研究的学者,更有可能参与产学合作或创业活动[19];而类似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学科的学者,通常会参与一些如咨询或顾问这样的非正式合作活动。学科还进一步影响到知识从大学到产业转移的途径。有研究发现,生物医学和化学工程最重要的知识转移途径是专利和授权、科学成果、非正式合同和合同研究等[15]。尽管专利和授权对材料科学家是很重要的知识转移途径,但对于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者来说似乎并不是这样。而在社会科学方面,知识转移可能主要是通过个人合同和人员流动来实现。在医学领域,临床研究者更有可能与产业合作,但非临床研究者更可能进行学术商业化。

2. 公共政策方面。

从公共政策对学者参与产学合作的影响方面来看,发端于美国学术职业体制并且已经得到强化的学者参与产学合作活动,刺激学者为提升自己职业发展水平而从产业获取资源。在竞争性较弱的资金配置体制下和大学定位于获取捐赠为资金来源的环境下,这种制度压力相对较小[12]。

四、学者参与产学合作的影响

1.学者的科学生产力方面。很多研究发现,积极参与产学合作的学者所发表的科学文章数量至少不低于他们同事所发表的数量。学者通过参与合作项目通常能够产生有学术价值的、具有应用性的新观点和新思想;即使没有形成直接可发表的文章,合作经历对于学者以后论文发表数量的提升也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2.学者的研究计划方面。一般来说,学者参与产学合作会改变他们的研究计划———以牺牲长期基础研究的益处转而进行更具应用性的研究课题。如美国生命科学教师中参与产学合作的学者声称,他们所选择的研究课题受参与合作项目商业潜力的影响。相关研究还表明,无论是公共产业还是私有产业资助的研究都更具应用性和合作性。

3.学术交流方面。一些研究者提出,由于受合同或其他契约的限制,学者参与产学合作活动可能限制学者与他们同事之间的交流。不过,支持此观点的实证研究很少,我们只发现有一项研究提出,学者参与产学合作活动和保守学术秘密呈正相关关系。

4.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从有关实证研究文献中并不能很清楚了解到学者参与产学合作活动对大学教育质量的影响,但有一项研究提到,学者参与产学合作的经历可以对更多学生有益,如利用从产业中获取的资助及合同研究可以培养较多的研究生等[14]。

五、结论与展望

通过系统地对欧美大学学者参与产学合作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欧美高校学者参与产学合作是一种多维现象。这一现象既受学者个人特征的影响,也受学者所在组织和制度环境的影响:一是学者参与产学合作和个人特征呈正相关关系,如资历和科学生产力等,这说明学者参与产学合作活动能够促进学术研究活动;二是与学术商业化相比,学者参与产学合作受学者所在的组织影响较小,它主要受学者个人驱动,更具自主性;三是资源紧张的大学学者参与产学合作是调动资源的有效途径,可以起到代替其他高水平大学所具有的丰富资源的功能。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国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使用以上研究结论,既要看到其中一定的普适性,又要分析其中的特殊性,因为这些研究结论基本上都是以欧美国家为研究背景得出的。为此,我们还要深入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1.具体组织环境对学者个人参与产学合作的影响。有关产学合作的研究一直集中于大学技术转移或许可授权办公室、产业联络办公室等方面,政策制定者也相应地对类似的大学技术转移活动(如专利授权和创业)给予较多的关注。但由文献分析可知,这样的技术转移组织结构并不能有效地促进学者参与产学合作活动。从政策的视角来看,不同的技术转移与合作机制需要不同的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由于个人特征是学者参与产学合作的主要决定因素,在组织结构和政策措施的研究方面应该着重强调个人层面的问题,如进一步探究科研团队、基层学术组织的纵横结构和相关激励措施对学者参与产学合作产生的影响。

2.制度环境对学者参与产学合作的影响。大部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而对其他地域环境中的情况所进行的研究较少,进行跨国比较分析的研究也很少。具有不同高等教育体制、公共科学体制、创新体制和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会形成不同的产学合作关系,以及不同的合作先例和效果。例如,有关大学的知识产权所有制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特点。种种不同制度环境会系统地影响到学者对外部因素的反应,以及学者参与产学合作的产出。因此,可尝试在多国背景下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此外,科研工作者需认识到科研价值实现的前提是要认识到学科的自身特点和内在发展要求,只有充分尊重不同学科的性质和规律,才能制定出符合学科发展要求的科研战略规划,才能保证科研活动朝着主体需要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其价值[20]。因此,还应进一步研究学科体制对学者参与产学合作的影响。

3.学者参与产学合作的效果和影响。由以上分析可知,在学者参与产学合作所产生的影响方面进行的研究还不是很全面,还不能就此认为这一活动总是有益而应该得以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研究往往忽视了学者参与产学合作对教育质量的影响,如学者对教学时间的投入和教学质量等。忽视这方面研究的原因可能很多,如“美国研究型大学片面地吸取德意志学术理念,并将之与过度的经验主义相结合,导致大学无法批判地反思自己并重新规划自己的发展”[21]。因此,对学者参与产学合作所产生的这些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对大学和政策制定者将有很大的价值:一方面可以使大学在“学术资本主义”不断渗透、“学术随着资本的激流而漂浮”[22]的环境中清楚地认识到如何更好地完成自己的根本使命———培养人才;另一方面可以使政策制定者深刻地认识到“第三使命”活动所产生的收益或代价,进而实施相关的激励政策或干预措施。

4.对学者参与产学合作这一活动研究的理论构建。大部分对学者参与产学合作活动的研究还处于现象层面,还没有形成主导性的理论范式,进一步研究应该运用这些现象方面的数据进行理论建构和理论验证,特别要创立能适用于有限范围的“中层理论”[17]。一类可能对理论有所贡献的研究是学者的个体特征对其参与产学合作的影响。高深学问的本质决定了学者团体的自治性[23],他们的个人成就和他们对组织发展的贡献是受自我动机而不是受强制命令和控制所驱动,学者参与产学合作是知识密集型组织中的个体行为,而大学正是研究这种个体行为的理想环境。此外,与专业服务组织相比,学术环境中有学者成就和职业生涯等这样丰富、可利用的公开数据,这为实施更加详细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保障。这一类研究将有益于促进整个学术组织的发展。另一类可能对理论有所贡献的研究是个体对他们身边或部门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局部标准如何反应[13],在研究支持学者参与产学合作或减少其反作用效果的政策方面,这类研究也许能够为寻求合适的干预政策提供线索。

研究生,浙江杭州310027;邹晓东,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杭州310027;吕旭峰,

摘要：欧美大学的技术转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学术知识商业化是这一活动中较为传统的方式,而通常被忽视的另一技术转移方式——学者参与产学合作,从参与程度来看其实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情况的出现主要受学者个人特征、组织环境和制度环境等因素的驱动,它在对学者本人及其组织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