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话语翻译(共9篇)
翻译・文本・话语权力--翻译文本的本土化进程
词语、文本的表述模式和话语权力随着翻译在另一种语言中得以移植和再现,这一过程深刻揭示了不同语言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本文回顾五四前后西方社会学著作的译介情况,着重考察翻译承载的思想观念在另一种不同的`社会情境中被移植、表述并形成话语权力的四个环节,尝试回答西方思想是如何侵入并深入持久地影响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以及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是通过何种方式和策略来表述“西方经验”并再现和重构自己的.
作 者:刘珩 Liu Heng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北京,100037 刊 名:外语与外语教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年,卷(期):2005 “”(2) 分类号:H319 关键词:翻译 文本 表述 话语权力 本土化在韩礼德构建的系统功能语法中, 人际功能是语言的三大元功能 (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之一。语言的人际功能除可以表达讲话者的亲身经历和内心活动, 还可以表明讲话者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和对事物的判断和评价。换言之, 人们可以用语言和别人交往、建立和保持适宜的人际关系, 同时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对现实的看法, 影响他人的看法和行为。在韩礼德构建的系统功能语法中, 人际功能包括两个个方面的内容:语气系统和情态系统。
从人际功能的角度来看翻译, 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重新在以目的语读者为主体的语境中建立人际意义的过程。但是在传统的翻译研究中, 人际意义一直得不到重视, 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意义范畴, 翻译中所追求的“信”显然是对原文内容既概念意义的“信”, 而没有把人际意义考虑在内。
2、情态系统与翻译
情态系统是实现人际意义的一个重要手段, 它实现了人际意义中态度的方面。情态能够表达个人意愿, 要求他人承担义务和责任。英语中可以用情态动词来表达情态意义, 根据含义的不同, 情态动词也有等级之分: (1) 高值情态动词, 如must, ought to, need和have to; (2) 中值情态动词, 如will, would, shall和should; (3) 低值情态动词, 如may, might, can和could。除情态动词外, 表达品质的形容词 (certain, probably, likely, typical) 、小句 (I’m sure, I’m certain, I think, I suppose) 等也具有表达情态意义的功能。
在英语和汉语中, 因为情态意义多由词汇表达, 所以在英汉翻译过程中, 译入语能够提供相当完备的对应表达, 所有的情态词在译入语中都有多个对应词语或表达方式。但是在语篇中的交际过程中, 人际意义是作者、叙事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关系, 情态词能够准确地记录发话者对言语的一系列操作。此外通过情态分析, 我们还可以看到叙事者所要表明的意识形态。因此在翻译中, 情态所要表达的人际意义绝不是简单的词语对应, 它涉及处于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交际者所体现的意识形态。请看下例:
我要是真有不容人的地方, 上头三层公婆, 当中有好几位姐姐妹妹妯娌们怎么容得我到今儿。
译文:In our household I have three lots of seniors above me and cousins and sisters-in-law both single and married in my generation.If I were really hard to get on with, how do you think all those people would have managed to put up with me for so long?
王熙凤的意思是下人们在背地里对她的议论和评价是不可信的, 她由于严于持家而备受下人们的指责, 却深得贾府主人们的信任, 否则大家不会容忍她那么长时间。译文中〝do you think〞 (情态隐喻) 和〝would〞 (情态词) 表明人们长时间容忍她是不可能的, 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存在。这是王熙凤的判断和态度的所在。
译者利用情态系统进行翻译时, 虽然不要求和原文逐字逐句地对应, 但是必须符合原文所要表达的人际意义。上例中, 从字面上来看, 似乎没有过多的情态空间, 因此, 对情态意义的理解只能结合具体语境加以分析和判断。
3、语气系统与翻译
根据系统功能语法, 语气是实现人际意义的另一个主要手段。如果情态系统实现了人际意义中态度的方面, 语气系统则实现了互动的方面。不同的语气分别执行不同的交际功能, 实现不同的人际意义。例如, 陈述语气的功能是陈述观点和事实、提供信息, 执行陈述的言语功能;疑问语气提出问题以寻求信息, 执行提问的言语功能。因为语气系统主要实现了人际意义中互动的方面, 因此考察译文的主要依据是分析译文是否建立了适宜的对话潜势, 所用语气是否确保了语言交际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通过对汉语和英语的语气系统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 汉语和英语都有相应的语言形式来表达陈述、疑问、祈使和感叹四种语气, 但是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 英语的语气由主语和限定成分两个要素构成, 以语法的形式呈现。此外, 英语中亲属关系的相对年龄、配偶的姐妹及兄弟的配偶在语言中都没有表现和区分, 所以这些关系在英语呼语中无法表现出来。汉语表达语气时, 没有相应的语法形式, 而是以词汇来表达, 如“吗”“呢”“嘛”等用于句尾表达疑问语气, “啊”“哇”等表达感叹语气。这种语言结构的差异在英汉互译中会对译入语造成影响。如《红楼梦》第31回中, 黛玉和袭人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可以说明汉语表达人际意义的方式:
黛玉……一面说, 一面拍着袭人的肩膀, 笑道:“好嫂子, 你告诉我, 必定是你两口儿拌了嘴了?告诉妹妹, 替你们和息和息。”袭人推她道:“林姑娘你闹什么?我们一个丫头, 姑娘只是混说。”
此处黛玉将袭人呼作嫂子含有特殊的人际意义, 一方面她以玩笑的口吻说出了宝玉和袭人间不同寻常的关系, 另一方面越过丫头与主人之间的界限, 将他们扯到一起, 增加了许多幽默气氛。这种呼语的人际功能因为汉英文化的不同在英语中很难表达出来。霍克斯翻译《红楼梦》时将此呼语省去不译, 无疑是一种缺憾。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 在语篇翻译中, 应综合运用多种英语语法资源, 如语气、人际语法隐喻等, 充分构建语篇的话语潜势, 保证语言交际中的对话性, 使交际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和意义磋商达到最佳效果。
4、结语
语言不仅是信息的载体, 也是文化的载体。从本质上看, 翻译不仅是语言信息的传递过程, 也是文化信息的移植过程。从人际意义的角度来进行翻译, 能够全面地传递文化信息, 防止文化信息在翻译过程中的遗漏和缺失。此外, 人际功能分析还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语篇中的人物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分析英译文的准确性。
摘要:人际意义能够反映交际目的和交际意图, 还可以展现交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 相互的情感和态度等。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视角下, 翻译的标准是看译文能否忠实地反映原文所要表达的人际意义, 具体标准是看译文文本的人物能否忠实地反映人物的社会地位, 人物性格及特殊的时间、场合等。从实现语言人际功能的语气系统和情态系统分别探讨译文中人际意义的建构, 可以找出对于翻译而言较好的翻译方法, 摆脱传统翻译的理论困境。
关键词:人际意义,语气,情态,翻译
参考文献
[1]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黄国文.《清明》一文英译文的人际功能探讨[J].外语教学, 2002b, (3) :5-13.
[3]郑元会.《翻译中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关键词】话语标记语 语篇分析理论 语用功能 Well
一、引言
上个世纪70年代,学者们开始了对话语标记的研究,后来话语标记逐渐成为话语分析、语用学研究中的热门课题。由于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不同,因此什么是话语标记,各家说法不一。英语中常常把and,but,so,or,because,then,now,therefore,well,however,oh,you know,I mean等词和词组看做是话语标记。
二、话语标记语的定义及特征
国内对话语标记的研究较晚。上世纪80年代国外对话语标记的研究日益成熟,并且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以Deborah Schiffrin、Bruce Fraser以及Diane Blakemore的研究最具代表性。Schiffrin(1987)认为,话语标记语被定义为依附在句子中的、非独立的、用来分割话语单元的话语成分,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Schiffrin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对十一种话语标记语的功能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话语标记语具有指向功能,通过这种功能能够促进话语的连贯。Fraser是从语用学的角度分析话语标记语的代表人物。Fraser(1990)形象地将话语标记语比喻成话语成分之间的“粘合剂”。他认为话语标记语在句法研究方面不是独立的语法范畴;在语义研究方面具有核心意义;而其功能主要是语用方面的,并且对上下文的理解起着某种制约作用。Blakemore(2002)是以关联理论为基础研究话语标记语的,但她并没有给话语标记下定义。她认为关联原则制约着听者对上下文连贯的理解,而听者对连贯的直觉是为了寻求关联的结果。
三、话语标记语well的语用功能辨析与翻译
话语标记语在不同的语境中能够体现丰富的语用功能(冉永平2002),因此对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分析在翻译信息处理过程中至关重要。根据冉永平的分析,well具有转换话题、表明态度、以及连接上下文等多种语用功能。本文以《绝望的主妇》第一季中的语料为实例,对话语标记语well的语用功能和翻译进行了分析。
1.转换话题的功能。
例(1)Mrs Huber: When it comes to discipline,sometimes you must be creative.
My mother knew that.Smart lady.Of course,she’s in a home now. And her mind has just turned to mush.
Lynette: Well,like I said,I should go back and get dinner ready.
Huber和Lynette讨论孩子的教育问题。Huber告诉Lynette,Huber小时候在妈妈开车时调皮捣乱,妈妈将她放在半路,过了一会儿才回去接她,结果她就再没有捣乱过。但是跟Huber母亲有着同样经历的Lynette认为这样的方法太不可思议。这里的well应该译成“你说的对”,表示同意上文观点,并且是急于转换话题,结束谈话。
2.表明态度的功能。
例(1)Mike: Just the two of us?
Susan: Well...and Julie.
Susan对Mike一见钟情,想邀请Mike共进晚餐,但是两个人并不熟悉,Mike确认是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吃饭,对此Susan比较尴尬,她又不想让Mike太快知道自己的新意。因此,此处well是延缓标记,因为说话者需要时间来考虑怎么回答对方的问题。原文中没有翻译出来,我认为这里可译成 “呃......不是”,加上“不是”更能明确表达其功能,促进上下文衔接和连贯。
3.连接上下文的功能。
例(1)Rex: A dinner party? Do I have to go?
Bree: Well,given that we’re hosting it,I’d say so.
Rex和Bree是一对感情破裂的夫妻,但是不愿让外人知道他们感情不好。因此Rex明知是妻子举办的聚会,但是仍不愿意参加,此处well表示一种承接,是对上文的解释说明和强调。因此这里well应该译成“当然”。
四、结语
本文在语篇分析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话语标记语well在美剧《绝望的主妇》第一季语料中的使用情况,分析得出在不同语境中话语标记语具有不同的语用功能。话语标记语制约着语篇上下文的连贯,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只有將其放在整个语篇中进行研究,才能对其语用功能做出准确的定位,从而使上翻译更加准确。
参考文献:
[1]Blakemore,D.Relevance and Linguistic Meaning: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Discourse Marker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2]Fraser,B.What are discourse markers?[J].Journal of Pragmatics,1999:31(931- 952).
[3]Schiffrin,D.Discourse Markers[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4]哈蒂姆,梅森.话语与译者[M].王文斌.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5]何自然,冉永平.话语联系语的语用制约性[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5):1-8.
[6]冉永平.话语标记语you know的语用增量辨析[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4).
[7]冉永平.话语标记语well的语用功能[J].外国语.2003(3):58-63.
政治英语新闻语篇的批评性话语分析
批评性话语分析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也称为批评语言学.它主要是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借助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理论来揭露意识形态对语篇的.影响,以及意识形态和语篇是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并为不同的权力集团服务.本文将对西方(以英美两国为主)媒体的原版新闻进行话语分析,以揭示意识形态对语篇的影响以这一过程背后反映出来的权力结构和关系.
作 者:钟妍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4刊 名:科教文汇英文刊名:THE SCIENCE EDUCATION ARTICLE COLLECTS年,卷(期):“”(31)分类号:H159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 新闻语篇 意识形态
从中国特有政治术语的翻译看中国英语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有其特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现象.其特有的政治术语具有独特的翻译特点.本篇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例来来探讨中国特有政治术语的翻译特点和规范.
作 者:董传润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荆州,434000 刊 名:科技信息(科学・教研) 英文刊名:SCIENCE & TECHNOLOGY INFORMATION 年,卷(期): “”(32) 分类号:H3 关键词:政治术语 中国英语 翻译特点
多模态是所有话语文本的特点。语言经常是通过或伴随符号将其功能表达出来, 人类进行的对话并不是局限于信息文字言语的交换, 而是通过复杂的音调、语调、节奏, 同时伴随着言语者的表情、手势以及体态;写作过程中的文字也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符号。因此, 语言文本分析离不开多模态语言形式的研究。
随着科技文化的发展, 文本材料不再由单一的语言形式所拘束。例如一些语言连接词, 如:“下面要说的是”、“如下”等, 这些语言现象逐渐被其他形式的元素所替代, 如:星状的符号和箭头用来表达观点的顺序和重要性排序。多模态话语的解读同样必须考虑语境因素, 即交际发生的符号结构或符号环境 (Halliday, 1978) , 语境的转变和环境的限制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话语的选择。多模态语言模式甚至影响文本处理软件, 越来越多的图片、符号和动画形式都在表达和加深文字本身所传达的意义。文字和符号两者相辅相成, 互为依托。
功能目的论是由德国学者提出的翻译理论。汉斯﹒弗美尔创立了功能派的理论基础, 即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贾斯塔﹒赫利﹒曼塔莉继续推进了这一理论, 认为翻译是一项具备显示特定目的, 利用信息传递指导各种跨文化信息转化的复杂过程。上个世纪90年代, 克里斯蒂安﹒诺德通过提出“忠诚”原则来进一步完善功能目的翻译理论。
“目的论”有两大理论基础: (1) 行为交际理论, 行为交际理论强调交际目的决定一切翻译行为的重要准则; (2) 文本功能模式, 在文本功能模式中, 功能目的论强调文本的指称功能、表情功能和诉求功能等。不同的文本交际功能需要不同的翻译策略。
语言的呈现形式多种多样。系统功能符号学“将语言视为社会符号……就是要在社会文化语境中解读语言, 从符号的角度将文化本身解读为信息系统” (Halliday, 1978) 本文主要讨论符号和图像的翻译方式:
1.符号语言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理论的主旨是将语言看成社会符号, 从语言与社会文化情景的互动关系来研究语言。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 译者经常面临着这样的矛盾状况:符号的表面意义的传达和符号隐含文化的传输。
2.图像语言多模态话语模式将图像也看成社会符号的一种。图像可以不通过文字的方式来实现语言意义的转换, 实现翻译的目标。图像的呈现很多情况下甚至能够传递信息, 比文本更加有说服力。
无论在哪种语言情境中, 单一的词汇在不同的情境中涵盖着话语者不同的语言情感, 译者首先要考虑话语者的情感, 接受语言文本的对象的情感。翻译的准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话语者和话语接受者情感的把握。此时, 话语文本本身的词义或扩大或缩小。
例一:同一词的不同解译
1.“Really?I cannot believe this…this is too absurd”.
第一种情况:话语者接受特定信息后对信息表示难以置信, 无法理解, 对话语本身内容不否定, 但是难以接受。功能目的论要求译者要针对话语要达到的功能目的采取译法。所以译者在翻译“really”一词时应该采用降调, 以表示话语者接收到信息时的震惊。
第二种情况:话语者对信息本身表示否定, 不相信事实的本身, 此时译者在翻译是对“really”一词应该采取升调, 以表示话语者接受信息时的质疑。
2.How are you?
第一种情况:话语者对接受者表示真切的关系和询问, 希望从接受者口中得到真实的信息, 而不是寒暄客套话。此时译者应该采用降调慢速翻译。
第二种情况:话语者对接受者仅限于打招呼, 并不是带有询问获得信息的目的。此时译者应该采用升调快速翻译。
例二:“耸肩, 摊手”动作的不同翻译
第一种情况:话语者对接受的话语文本表示不理解, “耸肩, 摊手”, 话语者尴尬, 不解。
第二种情况:话语者对接受的话语文本表示不关心, 不关注。
多模态语言模式的研究在近阶段多停留在语言学理论研究和外语教学的框架之下, 而很少与翻译理论相结合。功能目的论的研究多用于实体文本研究, 如:广告翻译, 学科术语翻译, 文学翻译;而对于语言符号的翻译研究非常有限。多模态语言模式和翻译目的论的结合将会对翻译的准确性有进一步的提升。
参考文献
[1]陈小慰.翻译功能理论的启示─对某些翻译方法的新思考[J].中国翻译, 2000 (04) .
[2]胡壮麟.谈多模态小品中的主体模态[J].外语教学, 2011 (04) .
【关键词】对外传播 话语权 特色词汇 翻译原则 翻译策略
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令世界瞩目,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然而,我们要正视的是西方媒体仍旧占据着国际传播中的话语主动权。因此,我们要重视对外传播工作,要拓展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对外宣传中国的声音和中国的主张并对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进行准确的翻译,从而积极影响国际舆论,塑造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
一、对外传播以及对外传播翻译的概念综述
对外传播的概念主要包含以下要点。
第一,对外传播属于跨国的传播,是出自中国并以外国受众为对象的传播。要意识到所有的对外传播都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直接的影响。
第二,对外传播是跨文化的传播。文化是人类群体的灵魂所在,它代表了人类群体共同的认知体系、社会规范和语言。文化具有传承性,并且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得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因而,在进行对外传播的时候,要采用一定的翻译策略和技巧,求同存异,实现文化传播。
第三,对外传播是跨语言的传播。中国的主要语言是汉语,而外国使用的语言主要是英语。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要克服语言的障碍,采用必需的翻译策略进行传播。
对外传播翻译是在对外传播领域所从事的翻译工作。翻译的工作不仅涉及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还要转换语言背后蕴藏的文化意象和内涵。对外传播翻译要充分发挥译入语的优势,不要局限于原文的表达方式,要使译文的语言尽可能地接近原作语言的效果,从而实现对外传播功能。
二、中国对外传播翻译中特色词汇的翻译原则
(一)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
中国对外传播翻译要传达出准确和严谨的信息和信号,要将中文翻译成外文并借助于各种媒介进行对外传播,以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地位。在对外传播翻译中,要对外国文化和外国人的心理思维模式、文化背景、知识背景等进行细致的把握,要仔细体会中外文化在历史积淀过程中的不同,针对中英不同的逻辑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的差异,进行以国外思维习惯和语言表达习惯为基准的翻译,从而增进对外翻译的理解和认同度。
(二)中外有别的原则
中國对外传播翻译要充分考虑文化差异,要跨越中外文化的鸿沟,对于外国人的语言习俗要熟悉,避免掉入文字陷阱。在对外传播国家基本政策的时候,要注重国家形象和政治影响,要仔细衡量词汇的政治含义和影响,依据中外有别的原则,实现良好的对外传播。
(三)文化转译的适度原则
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外传播翻译领域,要依循文化转译的适度原则。由于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性特征,而使得对外传播翻译要寻求两者之间的契合点,要在其可译的限度之内进行传播和表达。因而,需要通过使文化翻译接触外域文化,汲取外域文化精髓,生成更有生命力的新的文化。
三、中国对外传播中特色词汇的翻译策略
中国对外传播体现出中国特定地域文化的历史积淀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治、文化、经济、外交各个层面的历史内涵。为了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需要遵循语际翻译的原则,对中国特色词汇进行策略性的翻译运用。具体的翻译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音译策略
在对外传播翻译中,采用音译处理的方式可以彰显出中国文化特色内容,吸引国外对汉语文化的好奇心。
例如:福娃——Fuwa。
中国第29届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预示和寓意中国祝福世界吉祥的含义。它最初的翻译是Friendly,然而,这种译法被认为不具备鲜明的中国语言文化特色而被否定,而且Friendly在英语中意为“友谊赛”,不符合中国的语言规则。因而要用一种翻译手法来展示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最后采用了音译的形式——Fuwa,既能够彰显出中国语言文化的特色,又容易记忆。
(二)直译策略
直译保持了原作的语言手法和形式,也体现出原文的语法规则和语言数据文本,它可以表达出一种思想,使语言更富于灵动性和感染力。
例如:假日经济——holiday economy;文化快餐——cultural fad;铁饭碗——iron-rice-bowl等。
(三)意译策略
由于中国和英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性而难以找到对应语,因而常采用意译的方式进行对外传播。
例如:带有政治特色词汇的语言:
“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Emphasize on three things:study;politics and integrity.
“三个代表”——Three Represents:represen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represent the orientation of Chinas advanced culture;represent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四)直译加意译策略
概括而言,直译表现出一种同步转换范式,而意译则显示出一种非同步转换的范式。在单一的翻译形式难以准确表达中国特色词汇时,可以采用直译加意译的策略,帮助外国人理解字面意义和中国的文化内涵。例如,中国的传统文化“三从四德”,可以直译成“三个obediences和四个美德”。然而,这种单纯的直译,读者不知所云,因此还需要添加意译:“三从”是在婚姻之前唯父命是从,婚姻之后唯夫命是从,丈夫死后又要依从于儿子;“四德”即优质的道德品行、恰当的言行、恭谨的态度、负责任的工作。这样就可以简洁地表达出中国儒家思想的文化内容。
(五)变译策略
1.编译
即采用编辑和翻译共同生成的语言,是对原作进行整理加工后的翻译。它可以使原作更为条理化和针对性,从而实现对外传播。
例如:俗語“赶得早不如赶得巧”。
翻译成:The Earth Temple Fair is a colle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Beijing-style culture and has a strong appeal to people in and outside Beijing.
2.增译
这是对原文的添加,将一些具有中华民族传统语言、文化色彩的内容添加进去,帮助外国读者更好地理解。
例如:中国有两点是靠得住的,一是讲原则,二是说话算数。
可以翻译为:China can be accounted onother things,first,it upholds principle and second,it honors its words.
在这段译文中,添加了短语accounted other things,这显示出其实质“至少有两点”,也体现出翻译的高度政治敏锐性。如果照字面,则翻译为:On two points,China can be accounted。First ,it upholds principle and second,it keeps its words.这就变为了“只有两点靠得住”,歪曲了原意,犯了翻译的大错,不利于中国特色词汇的对外传播。
四、提升中国话语权,进行中国特色词汇翻译的实例分析
(一)突破翻译屏障,把握翻译技巧
译者在对中国对外传播中的特色词汇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容易站在中国人的视角进行翻译,而忽略了外国人对译文的理解能力,而且由于对中文意义理解的表面化,而产生翻译时的歧义。为了增强中国对外传播中的话语权,需要突破翻译技巧上的障碍,防止译文表意不明。
例如:“政治清明”这个中国特色的词汇,翻译为:political integrity。这种译法并没有完整地表达出“清明”这个总体环境的个人和环境两个层次,容易产生语意混淆。因此可以翻译为“political transparency and integrity”。
(二)突破翻译中的文化障碍,提升中国话语权
中国的特色词汇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传承特征,而其他文化体系的受众难于理解。因而,要在对外传播的翻译过程中消除歧义。
例如:“中国梦”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是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意,它有深层的含义,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梦,同时还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我们在对外传播时将其翻译为“Chinese Dream”。然而外国的媒体却将“中国梦”译为“China Dream”,这显然与原意不相符合,它隔离了“中国梦”中人性内涵和本质,没有突出表达出其主旨,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中国话语权的提升。因而,要注重阐释和传播翻译的政治性。
总之,中国国际对外传播中的特色词汇翻译要采用不同的策略,根据特色词汇的文化蕴意,进行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翻译,从而增强翻译的准确性,在国际上发出更为坚实的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地位。
【参考文献】
[1]蒋丹.《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特色词汇英译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13.
[2]张书青.目的论视角下中国特色词汇的异化翻译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2.
[3]张婷婷.中国特色词汇在对外宣传中的新表达——中国英语[D].哈尔滨:哈尔滨理工大学,2011.
①冰心:《访日观感》,见卓如编:《冰心全集》第四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07页。
摘要:冰心在20世纪50-70年代所塑造出来的日本形象是一个“正在觉醒”的国家形象:日本人民正在觉醒,反抗美国的侵略和政府的卖国行径。这个日本形象由与美国勾结的日本官方形象与在苦难中反抗的民间形象组成。既有国家政治层面上的独特含义,又有冰心个人情感层面的隐蔽含义。她笔下的日本形象在反衬出中国国家独立自强的同时,也表达了个人的情感体验。这个“正在觉醒”的日本形象是冰心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对日本的想象。冰心无法改变那个时代,但她仍在一套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夹缝中表达着自己的个性。
关键词:日本形象; 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写作立场;情感体验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10605
冰心一生多次到过日本,1946-1951年在日本生活了5年时间,而她早年去美国留学时也只在美国住过3年,可见冰心对日本有特殊感情。在她一生的创作中,也有百余篇作品直接或间接地写到日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冰心笔下的日本形象也有所不同。1949年以前,冰心是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情感进行创作,可是到了20世纪50-70年代,冰心的创作也像这个时代的其他作家一样带有了特定的时代色彩。那么在这特定的时期内,冰心笔下的日本形象具有怎样的内涵?是如何构成的?其中包含着怎样的文化意义?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一、 日本形象的多元化
冰心1951年从日本回国以后,陆续写出了大量描写日本的文字。由于创作环境的变化,也由于冰心在日本长期生活以后有了切身感受,她笔下所描写的日本形象呈现出了复杂的形态。对这些日本形象进行解读的前提,是梳理冰心笔下日本形象的形态与不同侧面。依据这些日本印象的来源,我们可以将冰心笔下的日本形象划分为官方形象和民间形象两个基本类型。
冰心笔下的日本官方形象,主体特征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形象。冰心反复批评日本政府沦为美帝国主义的帮凶。
在冰心笔下,“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个日本形象是通过三个不同的侧面呈现出来的。首先是美国在日本建立的军事基地和训练场地。1955年的《访日观感》一文中,冰心借一位日本友人的话说明日本当时所处的状况:“八百多处美军基地布满了日本国土……”①冰心本人在这次访问活动中,也在日本的羽田、福冈、伊丹、岩国等机场,看到“候机室里,都有美国军人出出进进,机场上有美国兵士在忙碌地操作”②。在日本这样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土上建立起来的这些美国军事基地的形象学含义不是日本“被”半殖民化,而是日本政府变成了美国的走狗。因为没有日本政府的配合,基地是不可能建成的。其次是美国军人在日本的胡作非为给日本人民所带来的伤害和恶劣的影响,其中最典型的是美国军人和日本女性所生下的混血儿的遭遇,变成了日本与美国畸形关系的象征。冰心回国以后所写的第一篇关于日本的文章就是日本电影《混血儿》的评论。她在文中说:“将近10年之中,日本的混血儿数目总在40万左右。这些天真无辜的孩子,从呱呱落地的那天起,便失去了温暖的母爱,便被剥夺了基本人权,便成为人们讥笑鄙视的对象。”②冰心:《我控诉——看了日本电影〈混血儿〉以后》,见卓如编:《冰心全集》第四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88、187页。40万混血儿给日本带来的不仅是社会问题,对于日本形象而言,也是一个日本政府沦为美国走狗的证据。如果没有日本政府与美国的“合作”,这些不幸的孩子、不幸的女性是不会有如此遭遇的。第三是美国文化的入侵。日本的亲美政策不仅在政治军事上把日本变成美国的走狗,而且在文化上也使日本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冰心借日本作家丹野节子的话说明了这种文化的美国化的景象:“走到街上,他们听到下流的爵士音乐和喧闹的流行歌曲;在广告牌上,他们看见五花十色的好勇斗狠的美国西部的格斗的图画。街上有赛马、赛自行车以及其他一切,使日本活像一个殖民地。”②这些美国文化深入到日本的大街小巷,日本在文化上殖民地化了。日本的国家形象由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变成了迎合美国的走狗形象。
谢庆立:政治话语与个人情感的双重变奏与官方的形象相比,冰心笔下的日本民间形象更加丰富。通过对民间人士的描写,冰心塑造了一个与苦难抗争并作为战友的日本形象。这个战友形象也是由多个侧面形象共同完成的,其中最突出的是战争受害者形象。日本本是一个曾侵略中国及其他邻国的国家,“侵略者”一度是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对日本的普遍印象。但当冰心深入到日本民众之中,她所看到的是日本民众受到战争摧残的形象,其中受原子弹伤害的普通日本民众是最鲜明的形象。冰心描写渡边千惠子时说:“26岁的渡边千惠子,十年前正是‘二八芳龄的少女,被炸受伤后,她半身瘫痪了,3650个昼夜里,她在一角床榻上,幽咽地度过了青春。”⑤冰心:《日本纪行》,见卓如编:《冰心全集》第四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26、225页。这只是成千上万受害者之一,冰心去广岛访问时了解到,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之时,炸死24万人,重伤者5.1万多人,轻伤者10.5万多人,还有陆续被查出的败血症患者不计其数。冰心:《广岛——控诉的城市》,见卓如编:《冰心全集》第四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12页。这些数字在形象学意义上展示出一个深受战争摧残的日本形象。日本民众所受到的伤害与中国人民所受到的伤害一样深重,两个国家的民众成了难友,他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
日本民众在伤害面前没有沉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反抗。冰心笔下又描绘出了一个反抗者形象,日本民众成为反抗美国的战士。一方面,他们用自己残缺的身体,控诉美国的核弹造成千万平民死伤的罪恶,另一方面积极反抗美国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对日本民众利益造成的损害。对于前者,冰心描写了长崎的“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上的一幕。“前排右角坐着几位伤痕满面的男女,那是原子弹受害者的代表……台下群众从惨然的回忆中激昂起来了,积了10年的怨愤,今天听到了控诉谴责的声音,这种心情是悲伤而愤怒的。”⑤对于后者,除了《樱花赞》一文中提到的金泽内滩农民反抗美军占领农田作打靶场事件之外,冰心在《为和平而斗争的日本妇女》一文中进行了集中描述:“广岛、长崎和比基尼岛的惨剧,在日本妇女的心里是创巨痛深的,她们绝不愿她们的丈夫儿女再作战争的牺牲品,再作原子武器下的牺牲品。”冰心:《为和平而斗争的日本妇女》,见卓如编:《冰心全集》第四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41页。当然,冰心直接接触到的更多是知识分子中的反抗者。在冰心笔下,这些反抗者都有着坚强的个性,也代表着反抗者形象中最生动的一个侧面。在《战友》一文中,冰心描绘了反美作家伊滕惠子的坚强性格,她在稿子被报刊一再拒绝的情况下,仍坚定地说:“我是不会屈服的。”冰心:《战友》,见卓如编:《冰心全集》第六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44页。这虽然是一个个案,但又是一个典型,它传递出来的形象学意义是日本人民已成为反对美国的重要力量,日本的反抗者形象正是在这些个案中完成的。
冰心笔下不同类型的日本形象中也包含着不同的价值判断,冰心很明显地将官方的日本形象塑造成了负面的,而将民间的日本形象塑造成了正面的。那些战争受害者的苦难形象呈现出来的不是对落后的嘲笑,而是对苦难的同情。
二、 日本形象的形成机制
冰心笔下的日本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她所描写的那些人和事为什么会构成一个正在觉醒的日本国家形象?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冰心有关日本的文章的文本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冰心笔下的日本形象的形成机制。
第一,冰心自己的写作立场决定了她对材料的取舍。冰心在50-70年代所塑造的日本形象,就是由她写作的文本呈现出来的。冰心在这个时期的写作立场是什么?1951年冰心从日本回国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她回国不久,就对自己过去的写作立场进行了批判,并积极地改变自己的立场。她说:“我深深地感受到,我过去的创作,范围是狭仄的,眼光是浅短的,也更没有面向着人民大众。原因是我的立场错了,观点错了,对象的选择也因而错了”,她表态——“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冰心:《归来以后》,见卓如编:《冰心全集》第四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0页。冰心的这种表态具有象征意义,表明冰心的写作立场会根据国家的需要调整。这也是国家给每一位文艺工作者规定的任务。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之后,《文艺报》发表社论,明确地说明了全国文艺工作者的“总任务”就在于“创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和艺术,这样的创造一步也不能脱离国家前进的轨道和人民的实际斗争”参见《文艺报》,1953年第23期。。这也说明了冰心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中改变写作立场的必然性。
冰心写作立场的变化对于她塑造日本形象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首先是选择的材料方面发生了变化。对比一下冰心回国前后对日本的描写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之大。1951年冰心在回国之前对日本的印象是:“这五年间日本渐渐地复兴起来了。地上到处矗起新的雄伟的建筑,商店的橱窗里千姿百态的新商品闪着光辉,人们的脸上换了笑容,身上穿着的是整洁的服装……”冰心:《为了永久的和平》,见卓如编:《冰心全集》第四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4页。这个欣欣向荣的日本形象随后在冰心笔下消失了。如前文所述,冰心更多地选择了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日本人民受原子弹的伤害以及日本人民的反抗等材料来描写,这种转变正是她写作立场转变的结果。中国当时与日本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又与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正面交锋,中国政府对美国和日本的政策直接影响到了文艺作品对美国和日本的评价。冰心的写作立场也不可能不受此影响,结果她只能选择那些能表现中国政府对美、日态度的材料。这些题材都与冰心的写作立场转变到“完成政治任务”有直接关系。其次,冰心对题材的处理方法也有了较大的改变,冰心所选择的那些材料到底会说明什么问题,不同的处理方式自然产生不同的意义。冰心所采用的处理方式是直接对材料进行说明,把作者的意图明确表达出来。
第二,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地位为冰心笔下的日本形象确定了性质,也设定了基本架构。冰心写作立场的改变其实是当时中国政治环境改变的结果。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之下,每一位作家都被纳入一个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中,强势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对每一位作家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我们在50-70年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中所看到的普遍存在的概念化、公式化现象,就是这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在文学领域中进行控制并产生影响的结果。
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对于冰心笔下的日本形象也产生了直接影响,冰心所塑造的日本形象之所以是一个“正在觉醒的国家”,其形成机制的核心就是这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直接建构了日本形象,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像一副有色眼镜,把日本形象变成了镜片的颜色。
具体而言,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对冰心笔下的日本形象的形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为冰心设定了政治任务,使冰心用“汇报工作”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冰心在50-70年代四次访问日本,都是政府分派的政治任务。这些汇报文本包括《日本归来》这样比较正式的文体,也包括了一些个人的随感以及在一些公开场合的演讲。在这些文本中,冰心只能以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来表述她对日本的印象。比如1961年冰心访问日本后所写的《访日归来》一文中,就选取了石川县金泽市的内滩农民反抗美国占领农田建打靶场的事件,冰心写下这样的句子:“当象征着虐杀、奸淫、压榨的美国星条旗在铁板道上飘扬的时候,内滩的妇女们咬起牙关,包起头帕,手拉着手,只有向前决不退却地,走到迫击炮的弹雨下面,屹然地坐了下来,要拿自己坚贞的血肉之躯,来保卫祖国的土地!”冰心:《访日归来》,见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五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648-649页。这里的星条旗代表着侵略,而妇女们的行为则是保卫祖国。
其次,是政论式话语的直接介入确立了日本形象的政治性,将日本形象直接设定为政治形象。这种政论式话语不仅可以直接论述与日本相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政治定性,而且它也展示出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场域。在这样的话语空间中,任何关于日本的描写、关于日本的事件都传达出政治意识形态的意义。“正在觉醒”的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日本形象正是在这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中被塑造出来的,是这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规定的形象,冰心只不过是用自己的笔把它描绘出来。比如她在写于1964年的《春天在招手——寄亲爱的日本战友们》一文中说:“亲爱的日本战友们,从我们自己几十年的反帝反美的经验,我们深深地知道你们的斗争是艰苦的,也会是曲折的和长期的。但是世界形势现在已经大变了,全世界受压迫剥削的人民已经觉醒。”冰心:《春天在招手——寄亲爱的日本战友们》,见卓如编:《冰心全集》第六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18-319页。在这种政论式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中,日本人民变成了世界反美阵营的战友,美国已成为世界公敌。这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定性,它设定了中国人(不仅是冰心)对日本的印象。
再次,冰心对日本的个人情感是她笔下的日本形象形成的基础。冰心虽然无法超越那个特殊的时代,但她对日本仍然有自己的独特感受。这些感受在她塑造日本形象时起到了基础的作用,即提供了基本的情感态度,从而使得她笔下的日本形象具有细腻、生动的特点,这些感受是日本形象形成的基本材料或基本具象。日本的整体形象正是通过这些生动的细节展现出来的。冰心自己曾明确地表示过这种个人感受的存在:“原来我们出国的代表团,回来以后都有一个正式的报告,这是公开的,给大家看的东西。但是我们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也都有自己的感受……”冰心:《谈点读书与写作的甘苦》,见卓如编:《冰心全集》第六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94页。那么,这些个人感受对于塑造日本形象起到了什么作用?其一,它为日本形象提供了基本的依托。其中的言外之意是依托在具体的、以个人感受为基础的文本细节之上的。比如在《尼罗河上的春天》一文中,冰心写下了和日本女作家秀子与和子在开罗开会时相处的感受。她们像朋友一样聊天,这种私人的友谊提供了一个日本人民的友好形象。其二,冰心的个人感受构成了作品的意象,蕴含着形构日本整体形象的功能。
当然,这些以个人感受为基础的日本形象又与政治话语中的日本形象是一致的,个人感受中的日本形象为政治话语中的日本形象提供了生动鲜活的具象,政治话语中的日本形象是对个人感受的日本形象的提升,两者相得益彰。冰心的个人感受在此被纳入政治话语,两者在日本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协调一致,完成了生动、“正确”的日本形象。
三、 日本形象的文化意义
20世纪50-70年代冰心笔下的日本形象带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在这种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夹缝之中,又有冰心个人化的对日本的亲切感受。这两者的重叠,一致构成了冰心笔下完整的日本形象。那么这个日本形象具有什么样的文化意义?
异国形象所产生的文化意义,是指形象对塑造这个异国形象的想象主体所具有的价值。对于20世纪50-70年代冰心笔下的日本形象而言,其文化意义就是它对于当时的中国以及冰心个人的价值。
就国家层面而言,正在觉醒的日本国家形象是中国自我想象的对应物。日本人民在觉醒、反抗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已经觉醒并取得反抗美帝国主义的胜利的一个想象的参照物。这个文化意义又是如何形成的?其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冰心笔下的日本形象的构成来看,其不同的侧面都是以中国为参照塑造出来的。在形象学理论中,异国形象不是对异国的客观记录,而是对异国的想象,异国形象是对他者的想象,想象的目的是与想象主体进行对照。冰心笔下的日本形象由不同的侧面构成,而这些侧面也正是中国所关心的。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梳理了冰心笔下日本形象的各个不同侧面。这些侧面都是以中国自身的问题为立足点的,日本形象中折射出来的是中国的自我意识。具体而言,这些不同的侧面折射出了中国怎样的自我意识?在总体形象这个层次上,日本作为一个正在觉醒的国家形象背后正是一个已经站起来的中国的自信形象。日本的总体形象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官方层面上,日本政府正在帮助美帝国主义对日本进行侵略和掠夺;民间层面上,日本民众在苦难之中奋起反抗。这两个层面的日本形象都与中国形成对比,反衬出中国的强大与自信。在前一个层面上,日本作为美国的半殖民地国家的形象正好与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形象形成对比。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近代以来的半殖民地历史,使中国在国际上成为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相比之下,日本在二战以后作为战败国受制于美国的事实,使日本的半殖民地形象变得特别突出。冰心笔下大量描写这个侧面的日本形象,其潜在意义正在于显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自豪与自信。当然,另一方面,由于中美之间的对抗不断加剧,日本的半殖民地形象也包含着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批判。写日本民众的生活状况是为了反衬中国人民的生活状况,日本民众的生活艰难反衬出了新中国人民生活的幸福快乐。比如,冰心就曾直接地通过日本朋友的孩子上不起学与自己的孩子免费上学进行对比,用日本民众交重税与中国人不交税对比。冰心:《访日观感》,见卓如编:《冰心全集》第四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07-208页。这些对比所起的作用就是在塑造日本形象的同时将其与中国形象进行比较,日本形象虽然是描写的对象,但作者是要借日本形象潜在地向读者展示其对于中国形象的意义。
对于冰心个人而言,她所塑造的日本形象的文化意义在于:日本形象间接地表达了她个人的内心情感体验。这种间接的表达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在政治层面上,冰心所塑造出来的正在觉醒的日本形象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产物,其中也包含着冰心个人的政治化的民族情感。另一方面,冰心对日本民众的苦难与反抗的描写也反映出了她对日本民众的真诚友情,是冰心的人道主义与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具体体现。其次,在个人体验的层面上,冰心所描写的日本形象也变成了她个人情感的寄托。
Jowett和O ’Donnell ( 2006 ) 区分了劝说性 ( persuasion ) 和宣传性 ( propaganda) 两种政治语篇的基本模式, 都以受话人为研究中心, “使他们获得消息, 了解语境, 并学到知识” ( Jowett & O’Donnell 2006: 30 - 32) 宣传话语类似于Van Dijk所说的操纵 ( manipulation) 话语。Van Dijk强调: 几乎没有哪个语言使用者会认为其所用话语有“操纵性”, 与宣传性话语的特点相一致, 都是通过使用权力来说服受话人相信一些事情, 必须依赖语境, 因为相同的受话人在不同环境及心境等情况下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 ( Van Dijk 2006: 360 - 361) 无论是哪一种话语模式, 政治语篇的主旨都是传递发话者的意识形态。以Roger Fowler等为代表的批评语言学家认为, “意识形态”指人们“理解世界、整理、归纳经验时所持的总的观点和看法” ( Fowler 1979: 81) 。对语篇进行批评分析时“要对语篇的语境、功能和相关的社会关系具备丰富的直觉知识和准确理解”的基础上, 重点分析其中可能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某些语言结构和过程, 然后就整个语篇的意识形态作出有意义的概括。 ( Fowler 1991: 90) 情态是需优先分析的语言结构之一, 本研究关注的是显性情态动词。
二、情态的分类
Halliday区分了情态的主观和客观向度 ( orientation) , 认为情态是体现人际功能, 也就是影响他人意识形态的主要语言手段。Thompson ( 1997) 对“情态责任”进行了较为清晰的讨论; 将其定义为“说话人公开接受所表达的主观评价的责任的程度”。出于多种原因, 作者或发话人会采用许多手段来掩盖他们的责任, 从而使他们的观点客观化。
批评语言学以系统功能语法等为工具, 力图揭示隐藏在语篇里的意识形态意义。批评话语分析中, 常见的显性情态动词有: may, might, can, could, will, would, shall, should, must, have to和oughtto等。情态在类别上有多种分法, Palmer ( 2001) 重组情态的类别方式, 第一种为命题情态, 包括认知和证据情态; 第二种事件情态, 涵盖道义和动态情态 ( Palmer2001: 8) 。Fowler提出了情态的五个范畴显示发话人或作者对他们所说命题的态度, 该态度分为: a. 有效性 ( validity) ———说话者表达对命题真实性的信心程度; b. 可预测性 ( predictability) ———未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 c. 可取性 ( desirability) ———实际、道德、或审美判断; d. 责任性 ( obligation) ———发话人判断另一个人有责任采取某一行动; e. 权限性 ( permission) ———发话人允许受话人采取某一行动。 ( Fowler 1985: 72) a, b, c之间的关联其有效性、可预测性、和可取性是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它们可以明确显示语篇中的权力和合法权力。 ( Fowler, 1985: 72 -73) 在下列语篇中, 我们采用了Fowler的情态分类法, 因为那些情态动词在政治语篇中特别适合对权力作出分析。
三、研究实例
( 一) 语料选取及其分析数据
本研究基于自建语料库基础, 排除其他因素对情态选择的干扰和影响, 笔者作了严格的语料选取工作, 控制在相同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之中。以2002 ~ 2008 年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代表人物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展开的新闻报道中情态话语进行分析, 字数均为12600 左右的新闻报道为素材, 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方法, 对其中的情态话语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
( 二) 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依据Fowler显性情态动词的五种类别, 先按语义范畴分类, 然后计算情态动词ought to, should和must以及半情态动词have to的被使用次数。
四、结果
在对两人新闻报道的话语分析中, 大多数的情态动词都可以分为有效性和可预见性两大类。在数据中, John Mc Cain286 次用到了显性认识情态动词, 而Barack Obama用到了284 次。在几乎相同数量的认识情态动词的情况下, 两个竞选者出现了极大的差异。Barack Obama共使用了175 个道义情态动词, 而John Mc Cain使用了142 个。 在可取范畴内, Barack Obama使用87 次认识情态动词, 而John Mc Cain用了90 次。在责任范畴内, Barack Obama使用81 次, 而John Mc Cain用了50 次。在许可范畴内, Barack Obama使用7 次, 而John Mc Cain使用2 次。奥巴马使用许可几乎总是服务于当务之急, 这显然与John Mc Cain不同。John McCain所指的都是法律许可的。Barack Obama对许可情态动词的使用包括may, may not, can, cannot和could not几乎全是关于法律许可或禁止的语句。
在责任情态动词范畴内, 处在原型的情态动词是must。两作者对情态动词must都有使用, 对其变体形式have to也有所使用。Palmer认为, ought和should的过去式在表达责任时方面比must有所减弱。 ( 2001:73 ) Palmer认为ought和should在根本上是有条件性即“what would occur”或者“what would have occurred” ( 2001: 74) , Palmer对以下带有“ought”的例句给出了解释。
1. You ought to come.
“You have an obligation to come, and you would come if you fulfilled it”.
2. You ought to have come.
“You had an obligation to come and you would have come if you had fulfilled it. ” ( Palmer 2001: 74) 然而, 笔者认为在Palmer的例句中, should和ought在功能方面不应该并列, 两情态动词也并非像他以为的那样具有功能方面的等同性。
五、结语
在本研究所选的政治语篇中, 认识情态方面的差异 ( 有效性和可预见性) 是不显著的。John Mc Cain和Barack Obama使用明显的认识情态多于道义情态。而且他们在话语中几乎以同样的频率使用认识情态。这两位竞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道义情态 ( 表示可取、许可、责任) 的使用频率及这些情态动词的分配方式。Barack Obama的话语带有一种强烈的责备语气, 似乎想告诉公众应该怎么思考, 而不是让公众自己作决定。其话语有典型的说教布道的风格, 致力于说服、操纵其公众使用并追捧他所提倡的观点。尽管如此, 这两位竞选者对情态的使用差异告诉我们, John McCain致力于构建劝说性话语, Barack Obama却热衷于宣传性话语或操纵控制话语。本文对两者政治语篇的研究证明, 情态也是操纵者经常驾驭的, 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一种语言策略。
摘要:情态是说话人表达对断言和建议的态度和判断的一种手段。本研究基于自建语料库, 以Halliday的功能语法为主要理论依据, 采用Fowler (1985) 提出的情态的五种分类法, 并参照Van Dijk的意识形态分析理论, 对美国共和党代表人物John McCain和民主党代表人物Barack Obama在20022008年期间就战争与和平问题所发表的言论及相关新闻报道中的情态话语进行分析, 揭示情态在政治语篇中具有操控性和劝说性等功能。研究表明, 情态是操纵者驾驭的一种语言策略。
关键词:语篇分析,情态,批评性话语分析语言策略
参考文献
[1]Asher, N.Modality, Morality, and Belief:Essays in Honor of Ruth Barcan Marcu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Coates, J.The Semantics of the Modal Auxiliaries.London:Croom Helm.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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