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命运作文

选择命运作文（精选7篇）

选择命运作文 篇1

敦，大也;煌，盛也。沉淀了千年古韵的敦煌选择了与气势雄浑的祁连山为友，与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为伴。它经历了汉风唐雨的洗礼，见证了三皇五帝戎马一生。它选择了坎坷沧桑的路，却成了它“东方艺术明珠”之名，闻名世界。

长，远也;城，固也。蜿蜒盘旋的长城选择了几个朝代的等待，换来了如今的辉煌。它犹如一条睿智的东方巨龙卧在万里疆土上，守护着与天齐高的河山。人民用汗水和心血完成了这伟大的工程，它用它持久的努力凝聚了整个中华民族。它选择了走这漫漫长路，却造就了它无坚不摧的宏伟体魄，为世界所瞻仰。

我们的命运，不是来源于上天注定，而是来源于我们的选择。

我们会面临选择，命运一直由我们自己选择。

我们要勇敢的选择，为我们所愿抵达的远方作出最正确的选择，就像他们一样。朱生豪先生在人生低迷的时候选择了将翻译事业当做摆脱迷茫的一剂良药，他怀揣《莎士比亚戏剧》奔走在战火中，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完成了高质量的译文。他证明了自己，更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印象派大师莫奈在经纪上捉襟见肘，举债度日的情况下，选择了坚持像鸟儿歌唱那样作画。他捕捉生活中令人感动的光线，用鲜明的色彩，以及人群中散发的活力来充当自己笔下的灵魂。他在爱的支持和鼓励下，不畏官方的抨击，选择了以最强有力的生命去为自己的艺术搏击，最后成就了他的一生。你可知道肯塔基州的穷小伙?也就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他，选择了坚定不移的走自己的政治道路，于是他领导人民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他的努力和杰出的人品为他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信念更是让他能勇敢的与落后的制度作战，于是美国有了辉煌的今天，人类多了一位让人景仰的总统。

我们的命运，不是来源于命中注定，而是来源于我们的选择。

我们要相信自己的选择，正如真切的相信我们还活着，相信我们触到的墙、树甚至是人都存在于这个世界。选择好一条路，它会通往世界的中心，通往日出的海平线;选择好携带的东西，它会帮助你斩断荆棘和杂草，跨越峡谷和海浪;选择好随行的人，这是一个绝对的选择，我们爱这个人一次便永远爱他;选择好良好的心态，或许会倒在沙漠里，晕在赤道上，但都要迅速的爬起来坚强地迈向远方;选择好每一天的行程，在哪里哭，哪里笑，哪里直走，哪里拐角;选择好选择的依据，阳光会把命运点燃、照亮。

选择命运作文 篇2

关键词：哈佛鼠,转基因动物,动物专利,生物科技专利

转基因又称基因工程或基因修饰 (genetic modification) , 是指将能够表达相应性状的基因片断直接移植到目标品种的基因组中, 从而使目标品种生物表现出某些在自然状态下并不具有的性状的行为。转基因动物就是用实验的方法导入外源基因, 使其在染色体基因内稳定整合并能遗传给后代。目前, 国内外采用的转基因方法主要有:显微注射法、电转移、胚胎干细胞移植法、反转录病毒感染法等。转基因动物通过动物转基因技术把外源基因导入动物的精子、卵细胞或受精卵, 培育出生长周期短、产仔多、泌乳量高, 具有抗病性, 并能在染色体基因组内稳定整合并遗传给后代的动物。从20世纪80年代初人类开发转基因动物已经历了20多年, 从取得的初步成果看, 它已深刻地影响到农业、畜牧业、医药业等许多重要领域, 同时也推动了生命科学的发展。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产生巨大影响, 通过有效的专利保护来获得对技术的暂时垄断已经成为转基因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因。但是, 转基因技术不同于以往传统的工业技术, 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专利制度提出了挑战。本文主要通过介绍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对转基因动物的保护现状, 通过对比美国、日本、欧洲以及我国的专利理论与实践, 具体分析我国转基因动物可专利性及用专利保护的可行性。

1 各国关于转基因动物专利的比较分析

多细胞动物是否可予专利到今日仍在世界上大部份国家及地区引起广泛的讨论与争议, 各国尚未对动物品种作出明确的法律上的界定。目前, 在世界范围内仅有匈牙利、罗马尼亚等极少数国家对动物品种提供专利权的保护, 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在专利法中将动物品种排除在外。不过实践中美日欧等国已经率先对转基因动动物授予了专利。

1.1 美国

比较世界各国的专利法, 美国现行的的专利制度最为激进和少禁忌。1988年4月美国专利与商标办公室 (USPTO) 向一只被称为“哈佛鼠”的转基因老鼠授予专利, 从此开了动物享有专利的先河。

“哈佛鼠”是一只由两位科学家:哈佛大学的Philip Leder与基因技术公司 (Genetech) 的Timothy Stewart两人利用基因技术制造出来的转基因老鼠。该老鼠的基因被改变后, 特别容易患上乳腺癌, 这就为科学家利用这样的老鼠对治疗乳腺癌的研究与试验提供了方便。也因为如此, USPTO认为它已经具备了专利保护的要件, 颁发了世界上第一项遗传工程改造过活体动物专利权——哈佛转基因鼠专利。哈佛鼠权利要求的覆盖面十分宽泛, 保护范围涵盖了除人类之外的所有携带上述被激活的致癌基因的哺乳动物。这充分体现了美国倾向于加强对基因技术专利保护, 加强保护发明人利益的政策立场。

1992年美国专利商标局在当年度就授权三件小鼠专利及一件抗病鸡专利, 1997年更达到单年度颁发47件动物专利, 成为动物专利授权峰值。

1.2 欧盟

与美国相比, “哈佛鼠”一案在欧洲专利局审查的过程可称一波三折, 该发明于1985年6月向欧洲专利局提出申请后, 欧洲专利局在1989年7月做出驳回, 申请人于1989年9月提起上诉, 欧洲专利局技术上诉委员会虽然撤销原驳回决定, 并做出原则上可授予专利的决定, 但将“哈佛鼠”是否为动物变异种以及是否违反公认的社会秩序与道德作为问题退回原审查部复审。经复审后, 欧洲专利局 (EPO) 于1991年l0月核准授权, 且在核准通知中史无前例地附加了审查意见。

不过非议并未因专利被授权而终止。获颁专利后, 在异议期内即遭到十六个政府组织, 社会团体、政党及个人提出异议。前后历时八年的授权范围异议一案, 于2001年l1月最后作出决定:“哈佛鼠”欧洲专利仍予维持, 但其申请专利范围予以缩小:从“转基因的非人类哺乳动物”限定到“转基因啮齿类动物”;2004年7月4日至9日, EPO二审程序的上诉技术委员会举行听证会, 对著名的“哈佛鼠”专利权作出了进一步限制, 由“转基因啮齿类动物”限定到“转基因鼠”。

1.3 日本

日本专利法中没有规定对可专利性主题的排除条款。日本对动物授予专利是从1988年美国授予第一件动物专利以后开始的。截止1998年11月, 19件涉及新旧生物技术培育的动物被授予专利。截止1999年9月, 已有9项转基因植物和8项转基因动物在日本获得专利权。

1.4 其他

加拿大法院先于1996年拒绝了类似“哈佛鼠”的专利申请。2008年3月加拿大联邦上诉法院否决了先前由下级法院所作判决同意美国哈佛大学的「哈佛鼠」可以申请获得专利。加拿大专利局长在上诉法院判决完毕后两个月内, 立即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法院在一个月内立即开始审判流程, 但是迄今最高法院尚未对此案做出判决。加拿大行政体系对于给与基因转殖动物品种专利是持反对的立场。 (张正平、林伦帆、林佳莹, 哈佛鼠历险记—从哈佛老鼠一案探讨基因转殖动物可专利性, http://seed.agron.ntu.edu.tw.) , 南非、新西兰、澳大利亚也已经有好几个授予动物专利的例子。

到20世纪末, 随着《TRIPs协议》的广泛签署和欧盟于1998年通过《关于生物技术发明的法律保护的欧洲指令》, 世界对生命物质的专利保护问题也基本达成了以下几点共识。 (1) 生命物质具有可专利性。 (2) 动物品种、植物品种和繁殖植物或动物的主要是生物学的方法不具有可专利性。但如果有关的植物或动物发明不限于特定的植物或动物品种, 则不可排除其可专利性。

美国率先对转基因动物授予专利权, 日欧等国紧跟美国而采取了相似的作法。这样既促进和保证了本国生物技术产业界的投资, 又能够吸引外国专利权人进行跨国技术转让或跨国直接投资。作为基因技术发展的主导力量欧、美、日等技术发达国家, 转基因动物的研究与开发活动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和强大技术实力作为后盾, 这决定了它们有强烈的诉求建立这样一个国际统一的基因技术专利保护制度。如果不能享受到与其竞争对手同等的保护, 本国企业在生物技术的开发中将处于劣势地位。所以与其说授予转基因动物专利是专利法律制度本身合乎逻辑或因循法理的推导结果, 还不如说是国家或地区间经济政治政策竞争的产物。

2 转基因动物的可专利性分析

根据我国专利法规定, 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应当满足“三性”:即新颖性、实用性和创造性的要求, 同时其技术应充分予以公开。转基因动物若符合这几个要件, 就可以授予专利权。

2.1 新颖性

利用转基因技术, 可以创造出带有某种新性状的转基因动物。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DNA重组技术的飞速发展, 转基因动物和转基因植物的出现, 已经从技术上克服了当初认为植物和动物不能授予专利权的缺陷。现在大家对转基因动物的新颖性已不再质疑, 因为经过基因工程改造过的动物已经不同于自然的动物。

2.2 创造性

我国《专利法》及审查指南中创造性判断的依据主要有3个:以物质的新颖性进行判断, 结构上有新颖性, 并有一定的用途和效果;人的主导作用, 人的行为对发明起着决定作用;以发明的效果为判断依据, 如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预料不到的结果, 则具有创造性。

从以上三个条件判断, 转基因动物的发明是具有创造性的, 转基因动物是通过人为的方式将重组DNA注入动物的体内, 改变了动物的某些特定性状;人工技术手段干预并指导生物进化过程;与自然界现存动物相比, 其改变后的生物特性是无法预见的。另外, 动物转基因技术面临着一些问题, 诸如生产效率低, 基因整合效率不高, 生产周期长, 成本高, 死亡率高等问题, 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 那么通过该方法育出的转基因动物是具有创造性的。

2.3 实用性

转基因技术能被准确地描述, 并可以被该技术领域里的技术人员重复实现。通过运用重组DNA技术等手段, 能够控制生物体的遗传性状稳定和重复地在同种或亲缘关系较远的生物体中传递, 与传统生物技术相比, 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而且转基因动物应用于医疗、制药等领域并凸现出的不可替代的优势, 已经足以证明其实用性。

3 转基因动物专利面临的风险及挑战

虽然在发达国家转基因动物已被授予了专利, 但反对授予生物技术专利的声音从来没有消失过。人们并不否认大部分生物技术都能够满足以上所说的“三性”, 而是对给予生物技术专利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效果表示质疑。

3.1 对生命的垄断

许多人认为向有生命的东西授予专利意味着对生命的垄断。给予动物品种专利在欧盟及加拿大引起轩然大波, 欧洲的异议团体甚至张贴开膛破肚的哈佛鼠海报, 表达为动物请命的诉求。他们反对给予动物品种专利, 认为人类没有权力为了私利对动物进行基因试验, 不应该为此侵犯动物生存的权利。

不过就目前而言, 此类动物试验模型在癌症研究中的作用是不能用其他方法来代替的。科学界也普遍承认, 转基因鼠是确定诱发肿瘤的相关基因的最有效工具, 与传统试验方法相比, 该项发明所需要使用的小鼠数量较少, 因而实际从总体上降低了动物遭受痛苦的程度。

而癌症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 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哈佛转基因鼠发明有助于改善现有的实验方法, 并开发新的癌症治疗方法, 具有可减轻人类痛苦和保证人类健康的重要贡献, 因此是符合道德规范的。

3.2 对环境及安全的影响

反对的另一个理由是在转基因动植物对于环境仍是不安全因素, 倘若人为的转基因动物流入自然生态中, 将有可能会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与生物多样性。担心开放了动物专利后, 会有更多的转基因动物被发明, 因此增加对于环境的危害。

不过这种可能的风险仅仅是实验人员的故意错误操作或重大过失的结果, 不能仅仅因为这种可能的存在而拒绝授予专利权。况且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措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比如把“进口方的事先知情与同意”作为转基因产品进口的前提。这显然非常有利于环境的保护。另外自然发生的或人工进行的动物杂交、动物引种比比皆是, 自然界已经接受, 人们也已经接受, 而转基因动物杂合程度仅很小, 为什么一定就觉得其不安全呢?

3.3 对科学研究的负面影响

转基因动物专利对于科学研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实验动物专利权拥有者如果因掌握基础专利而得以控制、分享其后的衍生专利, 将对学术及生物技术产业界造成的重大影响。所以在美国对转基因动物授予专利后, 科学家对于实验动物专利后造成不利于学术发展的现象提出共同呼吁。美国国家卫生院运用其影响力限制动物专利权的扩张, 一些生物科技公司也尽可能将此专利技术授权学术研究机构及商业公司使用, 以授权无偿使用的方式兼顾促进生物医学研究发展的公益目的。而一些生产基因改造动物的专业实验室也放弃了专利 (但这些实验室仍可通过收取相当的费用持续运作, 而不必担心恶性竞争或不敷成本, 这可能归结为转基因动物行) 。

除此之外, 对科学研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还可以通过对专利权的限制予以控制。我国专利法规定, 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目的使用专利的行为, 不视为侵权。我们可通过对科学研究和试验目的扩张解释, 将学术的目的的使用行为排除在外。另外国家也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措施鼓励专利权人无偿授权学术目的的使用。

3.4 对农业的影响

转基因动物比起传统农场动物具有高产量、高质量、高抗病等附加价值, 农民们也担心在未来转基因动物将取代传统农场动物, 垄断市场, 因此间接的迫使小农们依附在大公司, 并且受到掌控。另外专利的保护将造成发达国家在农业领域的垄断进而控制全球的经济命脉, 加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抗。

但如果对科研成果不予保护, 大家都不去研究开发, 没有新型高质量、高抗病动物的出现, 农民始终受困于自然条件, 受困于市场风险, 同样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伦理道德原则、强制许可制度, 引进农民特权等方式, 打破对转基因动物的专利垄断, 尽量降低专利对农业的不利影响。

当然, 授予转基因动物以专利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危险性。事实上, 在新技术发展过程中, 几乎毫无例外地会产生一些人类未知的风险。但历史同样启示我们, 不能因为有一定风险就对新技术持消极的态度, 而应当慎重地权衡风险和积极效果之间的利弊, 并以此权衡的结果作为是否接受新技术的决定因素之一。而且这些风险并非是无法避免或解决的。美国生物伦理指导委员会 (NBAC) 提出了一个更为实际的办法, 就是将转基因动物技术进行分类, 这包括:用于实验室研究的转基因动物、用于农业生产的转基因动物、用于药品生产的转基因动物。这种方法可以对每种单独类别的社会影响进行独立的评价, 并对其可专利性作出适当的决定, 而不是对转基因动物发明这一整体进行衡量。……这种方法更具有可行性。

4 我国对转基因动物立法政策的选择

目前我国《专利法》只对生产动物和植物品种的“方法”给予专利保护;而对动物与植物品种本身, 不管是否是基因工程制造出来的, 都不给予专利保护。

4.1 我国对转基因动物立法政策的选择

与欧美国家不同, 我国对动植物新品种不授予专利的规定更多地是从避免增加农民的额外负担、提供适合中国国情的保护水平角度出发, 而并没有产生如国外那般激烈的、尤其是针对动物是否会因此受虐待的伦理争论。

(1) 授予动物专利是生物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对于生物技术而言, 知识产权的参与已经不可避免。从调研、立项、实验, 到成果产生及产业化活动的各环节都已离不开知识产权的参与和支持。1美国、日本等国家和欧盟政府将基因序列纳入专利客体, 主要是出于促进生物技术发展政策的考虑和屈从于生物技术企业要求给予基因序列专利保护的压力。2比如英国10%的GDP受益于生物技术应用 (欧洲三分之一的生物技术公司位于英国, 生物技术对英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见赵清华、范明杰、李玉洁、王宏广, 英国:10%的GDP受益于生物技术应用, 中国生物工程杂志[J], 2008, 28 (7) :2～5) 。中国的《专利法》没有给予动物新品种专利保护, 在实践上也会掣肘中国生物技术发展。所以生物技术的发展必然要求授予转基因动物专利。

(2) 授予动物专利有利于我国农业产业的发展。

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 将是未来世界农业生物技术产品竞争的主要市场。但我国农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不高, 传统农牧业仍占主导地位, 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以及农业的产业化程度还处于较低水平, 农民养殖动物成本高, 质量低, 抗风险能力弱。目前将动物新品种不予专利, 是出于扶植国内产业发展的政策考虑, 但强化产业体质之手段并非一味阻止外国专利权人至我国申请专利, 而是应建立一个完善的规范架构, 提供一个清晰可行的游戏规则。3如果能对转基因动物提供专利保护, 有利于在国内营造自由竞争市场环境, 并且可在外商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动物实验, 促使我国国内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

而且生物技术产业发展遭遇资金瓶颈, 也需要专利制度的刺激。首先, 生物技术研究缺乏足够的经费支持。一些生物研究成果绝大多数都是由我国各科研院承担、由国家“863计划”提供科研经费进行的。由于国家科研经费方面始终存在这“僧多粥少”的问题, 因此严重地阻碍了许多研究项目的开展。其次, 我国基因技术专利保护现状的落后也阻碍了产业资本进入基础研究领域, 由于缺乏足够的风险投资介入, 产品以仿制国外专利发明为主, 也滞缓了研究成果尽早产业化的进程。

4.2 我国对转基因动物专利的具体立法建议

建议我国也能对转基因动物网开一面, 授予其专利权。

(1) 对动物专利审慎授权。

我国生物技术正值萌芽阶段, 建议我国不采取美国开放的动物专利方式, 以免造成国外生物公司对我国市场的垄断, 增加国内产业的发展成本。我们可以仿效欧洲, 对转基因动物授予专利采用谨慎、严格审查的措施。可以通过在实施细则或审查指南中, 将该动植物品种限定为“用传统生物学方法得到的动物和植物品种”, 绕开“动植物品种不能获得专利保护”的立法障碍, 以此打开动物不能授予专利的缺口。同时严格限定其保护范围, 使其适合我国产业的发展。

(2) 引入农民特权的例外规定, 对保护范围严格解释。

为保护农民利益, 可以借鉴植物新品种保护法的规定:首先, 在专利法中引入有关农民特权的例外规定, 规定对获得专利权的转基因动物, 农民在第一次购买后可以自行育种繁殖并不支付费用, 但不包括在范围内销售或为商业性目的的繁殖行为。其次, 行政审查或司法实践中应对保护范围作严格的解释。该专利基因的保护范围应仅局限于通过该专利基因直接获得的动植物产品, 而对于通过该动植物产品再次获得的含有该专利基因的动植物后代不应在保护范围之列。

选择：转动命运的魔方 篇3

地点：美国硅谷·上海两地邮件

人物：陈谦（美国华文女作家）

王雪瑛（《文学报》编辑）

王雪瑛（下面简称“王”）：读完长篇小说《无穷镜》，我内心的屏幕上闪出一句话：人生最真实的体验就是不懈的努力与永远的追问。接着是一个问题：小说为什么叫《无穷镜》，我问自己，也想问你，是意味着不停地追问自己？不停地审视自己吗？

陈谦（下面简称“陈”）：谢谢。你内心闪现的话，类似于昆德拉对生活的慨叹，听上去让人有点感伤，可仔细想来，确实如此。

小说之所以叫《无穷镜》，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是与题材相关，涉及女主角珊映的公司正在为“二代谷歌眼镜”开发设计的芯片。再就是我希望在小说里做这样的表达：我们的人生道路是外部世界无数镜像的叠加。我们在哪里出生，由谁带大，受何种教育，结交什么样的人，到过什么地方等等，各种外部经验的细节映到我们内心的镜像，构成了我们人生道路的基础。这有点像人们常说的“命运”。但“命运”这词所带的被动色彩，使我不愿直接使用它。而“镜像”叠加后如何生成新的镜像，接受者能具有相当的把控能力，它反映出的人生轨迹是动态多元的。我对这个很有兴趣。

小说如此切入，与我的小说观有关。我认为现代小说应追求讲出故事为什么会发生（Why），而不仅是发生了什么（What），进而与现实生活的现象形成镜像内外的互补。在这部小说里，我不仅想讲出珊映经历了什么，还希望探寻她的来路，从而展现出她何以至此，故事为何会发生。

王：硅谷给人以高科技、全球化、现代化的联想，而你的长篇小说《无穷镜》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小说从女主人公珊映从北京飞到硅谷，参加友人生日派对，连线北京公司不停工作开始；最后写到她在硅谷的家中想象着黑暗中的灿烂烟花和危险雪崩这两个场景，小说到此结束，暗喻她人生之旅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向，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你追踪现实时空中的时间只有两周左右，而你用了三个章节来展开回忆，溯源女主人公珊映的人生经历，充分打开她的内心空间。整部作品重点深入的是她的内心空间，专注于探讨人生问题，探讨珊映的人生选择和自我实现，这也是你过了若干年之后，重新书写硅谷的重要原因吧？

陈：我在新世纪初写就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爱在无爱的硅谷》。那时我刚完成在美国的学业来到硅谷，成了科技公司的年轻白领。硅谷当时正处于互联网经济第一轮泡沫期，到处都是公司上市后人们一夜暴富的传说。那种物欲横流的现象令人困惑。我试图探讨人在“成功”之后应该追求什么。我没有获得答案，这令我焦虑。在那之后的十来年，我背对硅谷写作，内心对硅谷文化里物质化追求的一面持批判态度。

硅谷在新世纪初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后，无论是在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是技术领域的更新上，都遇到瓶颈，发展有些停滞。硅谷各界一直在反思中。到了2007年，苹果在乔布斯的引领下重拾山河，智能手机横空出世，革命性的移动互联网出现，引领硅谷进入新盛。我们明显地感到硅谷开始成熟，功利性的物质主义追求不再似90年代那么狂热，创业者的理想也更多地落在造福人类，让世界变得更好这类理念上。特别是谷歌这类有明确人文追求的企业的出现，令人兴奋，直接导致我有了再次正面书写硅谷的兴趣。通过塑造《无穷镜》的女主角珊映，我想探寻新一代硅谷创业者的心路历程，也就是在这个时代选择创业和创新，你需要面对什么？得失如何？未来又会怎样？这便是我写作《无穷镜》的初衷。

王：对，小说的题材和你探寻的问题都很有当代性，直击当代人的内心。

陈：你说到这部小说的时空跨度。这是有关写作技巧层面的专业问题了。《无穷镜》是用现实主义手法完成的小说，却又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它的时间跨度很短，心理跨度却比较大。在文学史上，远的如乔伊斯的《尤里西斯》，近有麦克尤恩的《星期六》等，都是这样的作品，它们的时间跨度就只在一天内，但心理空间深阔。这是现代小说的重要特点之一。

《无穷镜》与我近年来的小说一样，笔触向内延伸而去。我以为在互联网时代，小说存在的理由是表达人类生存困境，并探讨复杂的人性。这必然要求作者去开掘人物内心的深井。我为这样的写作过程所吸引。我希望自己的小说能让人在读后更好地理解生活，理解人。

王：在小说中，我看见的不是全球化时代物质主义的展示，而是新一代科技人精神空间的探寻。他们只是刚刚跨过青春时代，步入中年的门槛，正处于年富力强的盛年，他们已经以自己的专业能力获得了足够的物质财富，拥有了财务独立之后，他们生命中的重大主题呈现为：如何塑造自己的生命形态？如何自我实现？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人生？物质的丰富就是成功的定义吗？这类核心的问题，推动着整个长篇的情节展开和人物塑造。

陈：“自我实现”这个词非常西方，非常个人主义。能够追求和鼓励自我实现的社会，一定是能为人们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的。要完成自我实现，人必须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专注地聆听内心呼唤，从而不断确认目标，否则“实现”无从谈起。这是需要不断自我拷问的追求。写作《无穷镜》的过程，也是我随小说人物进行的一次内心探寻的长旅。

你提到成功的定义，这很有意思。在英文里，Success这个词指“名利双收”，跟富足的财政状况直接相关。在美国这样一个新教立国的国家里，有“成功人士是上帝的选民”这样的文化基因。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里，物质的成功却并不被认为应是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因为《圣经》里关于富人更难上天堂的说法深入人心。所以财富要施与他人，与人分享，用来做对人类有意义的事，这类美国价值观由此而来，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这么多美国富豪功成名就后会裸捐。

以《无穷镜》为例。珊映创业，追求公司的成功，本质上是在追求Success。同时，她自我实现的目标是能活出烟花般璀璨的效果——通过创业，对人类和社会贡献一种她心目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成功”与“自我实现”是不同的概念。与此同时，珊映还必须面对人的生物性本能，希望有温暖的家庭，能生儿育女。必须在各种欲望间作排序的选择，便是现代人面对的生存困境。珊映的纠结因此而来。而在小说中作为她镜像的邻家神秘女子安吉拉所拥有的，就是她想要的另一面生活。这便是现代生活的复杂性。而到底什么是幸福，也是小说里各位在前行的道路中不停思索的。小说力图展现和探讨定义此內涵的多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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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在一个充满机遇的硅谷，对人的梦想与现实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磁场，体验与选择，自由与焦虑，挑战与风险，变与不变，人生犹如一道充满诱惑力的方程式，因为选择的不同，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是平静如水，还是波澜壮阔？是选择按部就班平稳有序的日常生活，还是选择自主创业风急浪高的动荡生活？珊映是小说的女主人公，她跳下了英特尔公司的巨轮，自己创建了红珊科技公司，研发硬件少、速度快、能耗低的裸眼3D成像技术，犹如驾驶着一艘快艇，冲进了硅谷的大海，选择了独立捕捞成功之鱼，搏击风浪的生活。她就像是一个敞开的问号：从自主创业到自我实现，那是一条充满未知与挑战的路，设计珊映这个人物，你重新开始写硅谷的生活，意味着你要从当下的时代氛围和科技进步中探讨人生？人到中年，反思自己曾经的选择和追求，重新设定或者修正目标是多么重要！

陈：一个人如何在生活中选择，是外部世界对其影响的叠加，是一个多元变量方程的总和。书中康丰、道青、皮特、郭妍及安吉拉等的来路，都有展示。受西方当代小说的影响，我希望读者可以参与创作。作为作者，我通过对细节的铺陈和悬念的设置，引领读者得出自己的答案。这对中国读者可能是比较新的作业。

我欣赏意志坚强、百折不挠的人，也就是多少是有执念的人。珊映对自己的选择的人生目标可说是矢志不渝。一个成功完成自我实现的人，肯定是有执念的。有执念并不一定就会成功，但一个没有执念的人，肯定不会成功。我觉得一旦确定了目标，不断追问不如在实现过程中不停“校正”并确认自己的目标来得重要。更重要的是坚持，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常立志不如立长志。

王：我说的不断追问，其实包涵了自我反思和校正。在小说中，珊映与康丰的关系是一对夫妻，他们是小说中呈现的不同的人生类型，不同的追求，构成对比：珊映要活成烟花，短暂而绚烂，在长夜中绽放光芒，康丰想活成一炷香，沉静而悠长，在平稳的职场之外设定自我独立的生活。他们离散的婚姻，蕴含着选择的痛苦。

珊映下海硅谷，追求创新与研发，开拓生活的新空间，完成人的自我实现；康丰在工作之余，奔向高山，克服恐高，攀登雪峰，他的登山是自我体验之路，也是自我证明之路，自我超越之路。他们的人生都像是一个敞开的问号，只是方向不同而已，这是你对现代人的人生境遇的一种理解？

陈：《无穷镜》里出现的“烟花”和“一炷香”，是两个看似对立的意象，却各有其自诱人的一面。选任何一种，都有理由和益处，也有代价。人最根本的是要能承受自我选择的结果。

人的志向也好，理想也罢，都不会是单向度的，这就是现代人所面对的复杂现实。珊映想要人生绚烂的烟花，但内心深处也有对现世安好的期盼。康丰则是能力和智力超人，加上运气不错，按世俗的观念说是人生赢家。但这显然没有让他觉得幸福。可能他曾经以为幸福是有安稳的家庭和儿女，但正如小说里的老科学家尼克指出的，人要获得幸福感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挑战性，所谓“来之不易”，二是不能一成不变。所以康丰寻找幸福的方式，是在自然的怀抱里努力超越极端条件造成的障碍，从而获得快感。

王：两部长篇，你都以女性为主人公，你特别关注女性的自我实现与人生追求，《爱在无爱的硅谷》中，你塑造了苏菊和她姐姐的形象，在《无穷镜》中你塑造了珊映与郭妍的形象，她们都是独立的现代女性，她们都不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珊映与郭妍更有勇气坚守与自我实现，她们虽然都失去了稳定的情感，但毅然独立前行，她们有一种独立的忧伤和诗意的光芒，她们的身上寄予了你对现代女性的想象、期许与理想？

陈：应该说，我在写作时基本没有预设的性别意识。我不会想到自己是女作者，专门要写女性或男性这样的问题。我就写让我感动，觉得有探讨价值的东西。我认为对人类生存困境关注的小说才是有价值的。而这里所说的困境不仅是性别的、环境的或政治的，更是人类生物性基因和文化性基因所导致的，它使得人类在自然和超自然力量面前有乏力感。好的小说，还应该尽可能地探究人性在不同生存条件下的表现。

我的小说确实以女性为主角的居多，这是因为我对她们在文学把握上更有信心。同时，我对那种俗话说的“自强不息”，追求自我实现，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有兴趣，可能因为我身边这样的女性比较集中。这里说的“独立”，强调的是自我意识，就是希望要在这个人世间的旅程中，找到自己的真爱，并实现自己的梦想——这里的“真爱”不是指狭义的爱情，而是倾听内心的呼唤，发现内心真正的激情所在，并实现与之相关的梦想。

大多数人在年少时都有梦想，会想过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类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要在生活中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会遇到的挫折也越多，放弃便成了自然选择，无可厚非。但作为写作者，我更关注那些百折不挠的人。我有兴趣探寻并表达的是：如果坚持理想，生活里等着我们的将是什么？可能的出路是什么？女性做这样的坚持和选择更需要勇气，我是带着偏爱与她们一同探寻的。

王：在小说中，“No Evidence”是硅谷软件研究院尼克院长的常用语，也是你塑造这个人物的关键词，“No Evidence”在小说的不同场景中出现，蕴含着你对于科技不断发展影响着人的意义与伦理的思索，高科技不断突破我们日常生活疆域的同时，也让我们对个人生活失去了基本的控制和保护，互联网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与冲击，这不仅仅是自由和欣悦，也是隐忧，“No Evidence”是整部小说中，你对现代人的社会关系、人文伦理、另一个层面的思索？

陈：可以这样说吧。尼克的原型来自我生活中的一个忘年交。“No Evidence”就是那位老科学家的口头禅。每当大家在一起，遇到什么有趣的事物，只要人们一拿出手机要拍照，他都会敏感地摆手拒绝。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对高科技太“知其所以然”，所以绝不盲目信任。跟尼克一样，他精心打理着自己的玫瑰园，春天里会邀朋友去赏花喝咖啡。我们经常会谈到科技动态，我很喜欢听他谈新技术将给人类带来的正反方面的可能性，由此能跳出过去的思维定式，去思考新兴科技可能对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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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穷镜》里，珊映和她周围的人所面临的危机可能是创业失败，这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还是比较表面的。当下更前卫的技术，如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等，将会给人类带来更根本性的挑战和改变，甚至可能对人类作为物种的生存都会有影响。所以发展并不总是好的。

王：对，文学应该对科技的发展保持一种反思的向度。

硅谷犹如神奇的海域，许多人远眺，关注，想象这片神奇的海，许多人徘徊，倾听，投入这片神奇的海，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一阵阵新科技的浪潮冲击着人的视线和心灵。在青春时代，你沉浸在这片海域中，几年前你选择离开公司，离开硅谷，开始独立写作，硅谷不是在你的眼前，就是在你的心里，硅谷的新浪潮影响着当代人的生活，硅谷对于你来说，不仅是一个职场，一个科技刷新的窗口，更是你探寻人性的大海？你选择缓慢而寂寞的写作，你热爱小说创作的重大理由是什么？你开始文学创作的起点是什么？你如何认识自己写作的意义？经过这么多年的写作，你对写作的意义的理解有什么变化吗？

陈：硅谷是我的第二故乡。它是无所不在的日常，难以回避。硅谷也可说是我写作的重要资源。不知是否是巧合，我目前的两部长篇小说都是关于硅谷的。但我写作的题材又不仅只限于硅谷。

我自幼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写作这种靠想象力进行的工作，一直对我很有吸引力。只是高考时听从父母和老师的意见，报考了理工科。来美国后也读的是工科研究生，毕业后来到硅谷，做了很多年的芯片设计。虽然我对工程师的工作没有激情，但也没有太多的抱怨。对一个写作者而言，生活经历越丰富越好，何况工程师的职业能够提供一份体面的生活，使得日常生活的需求有保证。我经常说，如果不来美国，我写作的可能性非常小。一是美国生活比较安定，让人腾得出手来写作。二是在这里会受到多元文化的不断冲击，启发人不断思考，有很多的困惑和体会想要表达，这让我有了写作的冲动。

如今网络文学在国内是一个热门话题。其实中文网络写作的发端是在海外，这一点，国际上做中文网络文学研究的学者是了解。在中文阅读和中文资讯在海外都非常缺乏的20世纪90年代早、中期，中文网络在海外的出现，让我这样的写作爱好者获得了写作的园地和读者，一时海外中文网络写作蔚然成风。我的很多早期作品，如《爱在无爱的硅谷》《覆水》，甚至是后来发表在《收获》上并获得多项荣誉和好评的《特蕾莎的流氓犯》，都是在当时海外知名的文化网站《国风》上的专栏里完成的。海外网络是我写作的出发点。我一直都是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这一点至今没有改变。

王：从《爱在无爱的硅谷》到《无穷镜》的出版，过去了十五年，你如何评价自己小说主题的深入与写作技巧的提升？你如何认识这两部小说的短长，这两部小说的差异？以及这两部小说之间，你个人的成长，它们对于你写作的意义？

陈：写《爱在无爱的硅谷》时比较年轻，那时关注更多的是个人情感和个体感受，思考的是如何获得个人情感的满足，追求一种“有灵性的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视界的阔展，今天对生活的理解当然不同了，所关心的问题也超越了个人感情。如前面谈过的，硅谷这些年来，无论是技术领域还是企业文化都发生了颠覆性变革，这使我对它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硅谷的新理解，让我终于又有了再次正面书写它的冲动，这是隔了十五年之后，我再写硅谷题材，完成了《无穷境》的主要原因。

在《无穷镜》里，女主角珊映对自我实现是如此执着，这跟《爱在无爱的硅谷》里的女主角苏菊大不相同。苏菊为了追求自我的感情，从令她窒息的物质化的硅谷出走；而珊映在失去了婚姻和家庭后，仍坚守在硅谷。两位可爱女性的生活看似都有浓重的悲情，但珊映的格局显然大多了。从写作技巧说来，《爱在无爱的硅谷》还很稚嫩，凿痕较重，但在写作它时，我关照内心的写法开始形成，并一直延展到今天的写作里。《无穷镜》的写作技巧明显进步了，无论是叙事还是悬念的构置和设计，都已经能把握得比较从容，女主角的舞台更宽大，关注的是更深刻的问题。

这些年来，我一直专注中篇小说的写作，偶有短篇。我写的基本是五六万字的大中篇，这是在出版市场上不讨好的体裁，但我觉得我的小说内容合适那样的表达，就写下来了。写作真是个手艺活儿，当我专注地写了这些年后，我对处理中篇小说就比较有自信了。今后需要更多地尝试短篇和长篇的写作。

王：近年来在国内的一些重要的文学评奖和作品研讨活动中，时见海外华文作家的身影，海外华文作家也多在国内的刊物、出版社发表出版作品，在国内拥有大量读者，你们的写作已经融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并成为丰富复杂的当下文学动态中一个层面和向度。你如何理解海外华文写作的身份？你接受这样一个以往延续的定义吗？你如何认识自己写作的独特性？你是不是更看重个人独特的写作对于当代文学的意义，而不再以“海外文学”或“新移民文学”的概念来阐释与评价自己的写作？

陈：正如你所说的，海外华文作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出国、在国外开始写作的“新移民作家”，近年来在国内的接受度获得大幅提高，这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写作实践和不懈努力，大家的写作水平提高了，从耕耘走到了收获的季节，是值得高兴的。

对我个人而言，我写作时并不会有特别的“海外作家”的身份意识，就像我不会有“女性意识”一样。以地域或写作方式归类作家，应该是出于研究和评说的方便，对作家的影响应该越小越好。我只写自己有感觉、有挑战的东西，对标签的意识不大敏感。再说，一个作家的作品在需要人们为它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标签时，她/他的独特性才会出来。我更在乎自己独立写作者的身份。当然如果从我所处的地理位置出发，将我划入“海外作家”，或”新移民作家”，我也能理解。

王：互联网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天涯若比邻”不仅仅是耳熟能详的诗词，更是现代人日常生活的描述，你虽然生活在旧金山，但也常常回国，利用网络更是对国内的社会现状和时代的文化氛围熟悉而敏感，这些都对你认识时代风云，把握当下生活和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吧？你还有国内和国外的隔阂吗？你的位置是不是给你一个更大的视域来认识当下丰富的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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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能比较方便地回国，或通过互联网及时了解国内发生的事情，对体察当今国内文化和中文的变化非常有帮助。但这些无法替代真实而深入的生活体验，何况我如今每次回国都是来去匆匆，面对当下的中国生活，还是有很“隔”的地方。中国处在大变革时代，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源，如果巴尔扎克穿越到今天的中国，他该会乐死。我虽在语言上没问题，却因为思维的不同，生活的隔离，对表达当下中国人如何思考，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交往等，都仍有难度。虽然跨文化生活经历可以为我观察和认识当下的中国经验提供特别的帮助，但要写现实中国题材的小说，我仍缺乏生动的细节支撑，需要回到中国生活一段较长时间才有可能。

王：嗯，你对生活积累与观察很重视。70后作家路内说，“这代作家如果说真的有一个群体困境的话，无疑是对时代的把握，对历史的再认识，对更广阔更复杂的世界的见解。”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中国当代哪些作家的创作你关注过？你特别关注过同代作家的创作吗？你认为你的创作困境在哪里？

陈：小说是靠生动的细节构建的，生活积累确实很重要。路内的说法有道理。有质量的文学作品追求的应是关照世道人心的走向，这必然要与时俱进。

对硅谷题材的把握就是一个好例子，也是我努力交出的作业。好的小说家不必、也不可能为生活提供答案，但应该能提出有质量的问题。一个有深度的作家，要对历史和社会进程敏感，并能有前瞻性的预见。

说到对中国作家的关注也有点意思。我在“文革”后期启蒙，小时候从同学那里获得了“文革”前的“毒草”，青少年时代能读到的红色小说也基本都看了。到了80年代，我在大学里念的是工科，却很关注当时的文学热，很喜欢读王安忆的小说，还有阿城、刘恒、汪曾祺等的作品。更年轻一代的当代中国作家，像写《周渔的火车》时代的北村、上升时期的余华等，都留给我很好的印象。出国后，我还花钱订国内的文学选刊类杂志，那时从中国海运过来的杂志总有两三个月的延迟，国际订户的订费对一个留学生来说相当贵，可我仍坚持订到了90年代末期。也许是我的口味变了，也许是那些刊物的办刊方针变了，我在进入新世纪后停止了订阅。那时我已工作，手头比当留学生时宽裕多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个人的姿态性选择。就像早年回国，回美时的箱里装得最多的是新购的书，很希望了解中国作家写到哪里了，后来就带得越来越少了，与此同时，我开始转向阅读英语作家的原著，希望从中吸收营养。这样的阅读改变，确实打开了眼界，使我获得了有价值的营养。

说到创作困境，我觉得一是长篇小说的写作技巧需要提高，语言要磨炼。二是我与人交往的面比较窄，同质性过强。反映到写作里，就可能让读者产生理解障碍。比如在《无穷镜》里，老科学家尼克和珊映的交流方式，让一些读者有“隔”的感觉。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我的另一部重要作品《特蕾莎的流氓犯》里，当特蕾莎和男主角王旭东这两位留美博士聊到最新的心理学理论等话题时，提到的书等等，有些读者反映不习惯。但我生活中的朋友在一起谈话时，就是会像老尼克与珊映、特蕾莎与王旭东那样谈到未来科技，又会讲到人文历史的渊源。生活交往的局限，使得我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表达会让读者有阅读障碍。所以扩大生活圈子，学会与读者换位思考，也是我需要做的功课。谢谢！

选择改变命运作文 篇4

“我是小丫啊，你忘了?”她瞬间的.兴奋在我迟疑的眼神中转变为失望。良久，我才恍然大悟。她就是小学时和我同班的很爱读书的同学小丫。

接着，我和小丫进行了短暂的交谈。她说她上初一不久就辍学了，原因是她爸爸妈妈要她打工赚钱。她羡慕地看着我，眼里充满了无尽的忧伤和无奈，浓重的伤感悄无声息地在周围蔓延开来。

我忽然感到沉重的悲哀。一个人原先拥有的美好理想就这样一文不值地被埋没了，她的光明前景也被扼杀了。

如今，虽然九年义务教育已经普及，但也未能很大地改变我们的命运。在农村里，很多同学都在学习的路途中背上养家糊口的包袱走上打工的岔道。妈妈曾经满脸愁容地问我：“小蟹，如果读完初中我们家的经济还没好转的话，你就去打工吧?”我歇斯底里地大吼：“不，不，我要读书，我要读书!”痛苦的泪水不可遏止地汹涌而出。没有了书本的陪伴，就像在我们人生道路前方的光明全被庞大的怪兽吞噬了一般，我们只能在这段崎岖的道路上摸索前进……我不甘心，不甘心我一直的梦想就像泡沫一样破灭。

我要走我自己选择的路，无论前方的路有多么坎坷艰辛，也坚持得住。而我也会用更多的汗水坚持不懈地奋斗、拼搏。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必须学会锲而不舍。

命运的选择初中优秀作文 篇5

做人做事，对与错暂且不说，现在要培养一个孩子，父母要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多少精力和财力？现在的孩子有几个会体会得到父母的那分苦心？

我想，知识固然重要，但首先必须要教会孩子学会做人，只有教他们学会了做人，他们才会有一种好的，向善的选择！能够把人做好了这样的悲剧就会少发生。

命运不是机运，不是说你有机会生在富贵人家，你的命就比生在穷人家的命好，就要处处高人一等，因为你的.富有，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道德底线，都有一个法律底线！而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富家子弟还是穷苦人家，到最后都要面临命运的选择！

学会了做人，也就有了待人的善心，命运有了善心的选择，就有了善意的念头，念头的延伸，也就是善意的不断积累！

积累了善意，就会有好心，只要有了好心，就会去做好事，就会去为他人着想，就会原谅和容忍别人犯下的错误！

心起因，命结果！当善良积满了整个身心，心所起的就是善心，善心的命运得到的一定是一个善良的美好的幸福的结果！

青春励志故事：命运不可选择 篇6

当那个半截人移到我对面的腕力赛专用桌下时，我吃惊得半天合不拢嘴。

这是一个肢残的中年妇女，敦实的上身像厚厚的一堵墙壁。黝黑的“国”字脸、齐耳的短发、中性化的着装和粗糙的皮肤，找不到丝毫女性的妩媚。她的臀部以下全没了，特制的裤子像个网兜一样把残余的臀部包住，“竖”在地上像个桩子。

她是用两手撑住砖头移到这个残疾人腕力赛的赛场上来的。

两个裁判员把她“提”到凳子上，那女人伸手在腕力桌上摆出了“战斗”的姿态，而我却吃惊得忘了这是比赛。

直到裁判员碰了我一下，我才醒悟过来。迟疑着伸过手，握住的是满手的硬茧……

赛罢，裁判员把她从凳子上放回地面，她又那么以手当足地撑着身子“走”下赛场。

我不敢想象，她是怎样以半截之躯承受起漫漫人生的风雨。

心情沉重地走下赛场，一直在观看比赛的朋友问我：“如果命运注定你有一种残疾，你会选择哪种?"

我一时语塞。环视四周，不远处就是一位眼眶凹陷、一脸茫然地让人扶着走进赛场的盲人。

我无法想象，终极一生摸索在黑暗中是怎样的凄凉。看不到亲人的笑脸，看不到鲜花簇拥的春天，永远猜不透颜色是什么东西，甚至不知道与你生活了一辈子的人是什么模样，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痛苦?

肢残人呢?那个半截人的情况是让人想都不敢去想的事，附近那个坐在轮椅上的男子的情况也强不了多少。想想如果不能走、不能跑，甚至不能起身为你爱的人做一碗面，那是怎样残酷的事啊!

“快说啊，问你呢!”朋友推推发愣的我。

“还是有什么都别有残疾最好!如果非要有一种残疾，那还是选耳聋吧。”我的心情很复杂。

朋友不失时机地开导我：“你曾经为聋了双耳痛苦不堪，以为聋人是天下最不幸的人了。现在知道了吧?还有多少人比你更不幸，却仍这样坦然地面对生活。”

我反唇相讥：“你也对我说过你是多么不幸，感叹怎么会有那么多倒霉的事落在你头上―――炒股深套、升职无望、工资菲薄、新车被盗，失业后伤心得简直想跳楼……”

朋友有些不好意思：“我现在才知道，与你们残疾人相比，我是多么幸运啊!”

一旁坐在轮椅上一直在听我们对话的截瘫男人笑笑，并不言语。

中日战略选择与对国家命运的思考 篇7

西方把日本近代化中的出色表现归之于日本文化的开放性，善于学习和摄取外来文化，这种解释是以“富国强兵”的价值观和单纯的经济增长作为评估的基准的。1938年，胡适在他用英文发表的《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一文中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认为，日本式的现代化处在统治阶级的中央集权的控制之下，“它是有秩序的、精打细算的、连续性的、稳定的、有效率的现代化”，但是，“日本的现代化并非没有很重大的不利之处。日本领导人在较早时期实现这一急速的转变，他们之中的最有远见者也只能看到与理解西方文明的某些表象。他们处心积虑要保存自己的民族遗产，加强国家与皇朝对人民的控制，因而小心翼翼地保护日本传统的大量成分，使之不致受到新文明的触染。人为地采用好战的现代化的强硬外壳来保护大量中世纪传统文化，在这其中不少东西具有原始性，孕育着火山爆发的深重危机。”

胡适预言的日本近代化的外壳中包藏的危险物果然像火山一样爆发，不仅炸毁了东亚各国近代化的初步建树，最后也炸毁了日本自己的近代化成果。这是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日本为了民族生存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明治维新，但是，军国主义膨胀起来的野心又严重拖累了日本。

恩格斯曾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因此，中日两国的近代化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改革内在动力的产生与持续

近代中国危机中的被动变革与日本明治维新的主动变革相比，清王朝的统治者在制度上的改革大大落伍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连续性是受一种无形的历史力量保障的，这种历史上形成的无形权威是由人们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思维模式、行为模式、传统类型、风俗习惯、信念与传统来维系的。日本领导人充分调动了这些传统，整合资源，维持了转型时期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这与当年严复提出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的思想极为相合。而中国却在传统制度、思想和文化的桎梏下，没有激发出真正改革的内在动力与自主创新体制的能力，改革在封建专制制度的禁锢下，已经严重扭曲形变。痛感改革是社会进步唯一出路的知识精英却在力挽狂澜时没有能力把握和控制改革的步伐与节奏，更没有可能认识到取道西方而创新于东方的“移植”与“嫁接”的衔合与统一。封建专制统治限定的改革是以维护封建王权为宗旨，而不是以社会进步为目标。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不可能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权力的失衡，权威的丧失，制度的禁锢，思想的保守，文化的束缚，最终导致清王朝成为跌倒的“泥足巨人”。因而，先进的生产力如果不能推进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改革的内在动力就永远无法真正出现。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外部刺激式”改革的悲剧根源所在。

改革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破旧”的压力来自统治集团的保守与惰性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所引发的国内局势的动荡或是受到外部世界的刺激和挑战；“立新”的动力来自冲破社会发展惯性所形成的变革力量。变革的压力是一个累积的过程，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如果疏导不及时就会带来危机，危机中的变革成败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因此，如何化解矛盾、处理危机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必须面对的风险和挑战，而能否成功应对，关键是统治集团的战略选择正确与否。战略的核心是抉择，抉择的关键是变革方式的选择，无论是渐进式变革、还是激进式变革，都一定要在统治集团的管控能力范围之内，统治权威的丧失将直接导致变革的失败，而成功驾驭危局的能力将为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赢得强劲的动力和形成后发优势。因此，统治集团的素质与能力是改革能否获取内在动力的关键因素。

改革是战略选择不断修正和完善的过程。战略选择是以各自民族文化传统为积淀的统治者在历史客观条件下所作出的战略抉择。清朝前期的满清贵族锐意进取，突破自身原有落后的体制，开创出康乾盛世，而清朝晚期统治阶级的保守、落后和腐败在激进式变革的打击下，加速了统治权威的丧失，内忧外患最终导致了帝制崩溃、王朝解体的结局。改革的内在动力的产生与持續问题的解决不仅是统治精英的抉择与较量，而且，改革真正的持久动力来源于民众的参与和支持。尽管日本明治维新是一次资本主义变革，但是，其“富国强兵”的战略选择中所包含的“殖产兴业、振兴贸易”的经济政策和“扩充军备、抵御外侮”的国防战略是有其合理成分的，因此催生了民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的强烈愿望与热情，这为国家的发展和富强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之源。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仅仅是统治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的愿望，其改变也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而不是“制度”层面。没有动摇封建腐朽、没落的政治制度的根本，又没有民众的普遍参与和支持，失败就是其不可避免的结局。只有真正获取改革的内在动力，才能提高国家战略能力，增强国家管控能力，形成国家创新能力，也才能为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潜力和坚实的基础。

政权的适应性与国家长治久安的关系

日本明治新政权是在美国炮舰政策的胁迫下开始进行维新变革，其政权自建立起就具有强烈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而正是这种危机意识最终使日本避免了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命运，并在与西方的接触和对抗的过程中，不断吸收西方的先进科技和制度文明，完成国家转型，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但是，日本并不是全盘西化，而是保留了大和民族的“魂”——“武士道”精神，使日本逐渐走上了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之路。日本的侵略扩张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在日本岛国地缘条件下的、岛国心态影响下、岛国战略思维导引下所作出的战略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矛盾，并通过“战争富国”，为日本经济的第一次腾飞奠定了基础。

改革的成败与政权的适应性紧密相关，政权的适应性与历史稳定性也同样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从日本明治政府决策者摆脱民族危机的战略选择可以看出，改革内在动力的产生是一个国家应对危机、走出困境的最好办法。因此，政权的适应性就成为一个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关键因素。日本是在美国炮舰政策的压力下被迫开国。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既面临德川幕府的腐败统治所造成的封建社会的内部危机，又面临西方列强的外部压力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因此，明治政权在“王政复古”的名义下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也就是反封建的斗争，其中最能表现其改革决心的就是革除武士的特权。中下级武士出身的明治政府领导人在取得政权之后，并未对封建武士采取庇护政策，当他们感到庞大的封建俸禄已经成为“殖产兴业”的绊脚石时，就不惜冒武士阶级强烈反抗的风险，及时、断然地取消了武士特权。明治领导人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境，迅速完成西方国家花费一两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工业化，果断打碎闭关锁国的桎梏，大力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文化以及各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己所用，并通过国家权力加速原始积累和推进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明治政府在扶植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国家始终是资本主义经济主体的一部分，不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自由资本主义自发地进行和发展经济活动，而是利用天皇专制行使国家权力，由国家组织、指导和推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因而形成了日本工业化的特殊道路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