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体制机制

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体制机制

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体制机制 篇1

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基层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如何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积极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体制机制，不断提高领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能力和水平，成为当前农村工作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创新农村党组织的组织设置模式，充分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

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一般都是以行政村为单位设置的。这种单一的模式，已难以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经济成分和经济主体多元化，以及人才、资金、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流动的需要。为了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应当在总结一些地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的模式进行大胆创新。

适应农业专业化生产的要求，打破原有行政村建制局限，调整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设置。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正在从单一走向多元，由区域型向产业型、功能型转变。所以，要根据农村阶层分化后的现状，围绕农业产业化目标，把党组织建立在产业链上，按照区域经济布局，建立具体产业的党组织。

可以采用村村联建模式，即为了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将相邻的两个或几个村的党组织合并归一，联合建立党组织。可以采用村企联建模式，即将乡镇或村集体骨干企业的党组织与行政村党组织合并联建，由企业党员厂长(经理)或党组织书记兼任村党组织的书记，在组织上实行村企统一领导，推进以工补农、以工促农。还可以采用涉农部门与村联建模式，即由乡镇的农业技术推广站、林业站、兽医站等服务部门与行政村联合建立党总支，既强化了涉农部门的服务功能，也给新农村建设提供了科技支撑。

在行业协会中设立党组织。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党员就业形式日益多样化，农村涌现出了大批产业基地和行业协会。可以依托这些基地、协会设置党组织。如“支部+基地”、“支部+协会”模式。主要以产业基地、行业协会为载体，把分散在广大农村和城镇的党员，按行业分工组织起来，建立相应的行业党组织。这类“支部+基地”、“支部+协会”的形式，顺应了农业专业化、产业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把党的方针政策通过基地、协会这一枢纽贯彻到千家万户中去。

针对务工农村党员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以地域设置党组织。随着农村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外出务工的党员越来越多，有的地方务工党员相对比较集中，形成了农村党员的特殊群体，如何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发挥更大作用，成为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要特别加强对本地务工农民党员的管理，以乡、村或联村为单位建立务工流动

党员党组织，构建以流入地党组织管理为主，流出地党组织和流入地党组织密切配合、有机衔接、双向互动、共同负责的流动党员管理体制。要根据农村党员的流动态势及特点，在流动党员相对集中的经济组织或行政组织中，设置流动党员党支部，确保党员走到哪里，党组织的覆盖面就延伸到哪里，党的工作就开展到哪里。

创新农村党组织的领导体制，努力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必须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下的农村基层自治制度，从体制机制上理顺村党组织的领导和村委会的自治之间的关系。

一是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解决以“制”办事的问题。要进一步规范党支部权力运作，实行民主管理，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当前，尤其要注重建立完善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会、村民议事会或村民代表会议事制度，凡涉及村里重大事务及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都要经过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会、村民议事会或村民代表会讨论决定。

二是完善村“两委”班子协调配合的工作体制，正确处理村党组织与村委会的关系。要积极推行“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党政兼职，精简职数，提高效率。要建立村“两委”班子联席会制度。明确在村级组织中，村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位置，农村党支部书记是村级班子的“一把手”，是村里各项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村委会等其他村级组织必须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围绕自身职能，依法照章开展工作。对村内重大问题，未经“两委”班子联席会研究，不得提交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讨论决定。要建立健全党组织与村委会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村委会向党支部请示汇报制度和党支部定期向村委会通报制度等。

创新农村党组织开展活动的有效形式和载体，提高农村党组织推动经济发展的本领

发展农村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物质保障。“自己不会富、不配当干部”，“光顾自己富、不算好干部”。通过创新农村党建工作体制机制，改进农村工作方式方法，不断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致富、带富能力，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已成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首要任务。农村基层组织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积极探索抓党建促发展的有效形式和载体。

要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大力推进“双培双带”工程(即：“把党员培养成致富带头人，把致富带头人中的先进分子培养成党员，党员带领群众共同发展，党组织带领致富能人不断进步”。)这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有效载体，是将农村

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创新工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双培双带”工程，应抓住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能力建设这个根本，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目标，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把“培”向提高素质、注重效果、增强能力上转变，把“带”向建立经济利益纽带、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开拓终端市场、减少流通中间环节上转变，不断探索丰富“培养”和“带动”的方式和途径。

要努力提高农村党员干部带头致富的本领，在带领群众闯市场、搞营销、增收致富中体现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在全国第一个建立农村党支部的安平县台城村，党支部始终坚持党的根本宗旨，不忘党的光荣传统教育，注重党员意识和党员能力的培养，以实际行动体现党的先进性，带领农民群众不断前进。在台城村，村干部人人都是致富能手，个个都有致富门路，干部的表率作用带动了党员，党员也要带头致富，同时带领群众家家户户致富。农村党员干部只有不断提高带头致富的本领，才能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创新农村基层党员管理模式，切实发挥农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党员是党的细胞，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如何，直接取决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情况。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把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抓实抓好。

不断完善农村党员队伍的吸纳更新机制。针对一些地方存在的党员队伍年龄老化、文化程度偏低、致富本领不强、先进性作用发挥不突出等问题，做好在优秀青年农民中发展党员工作，改善农村党员队伍的年龄、知识和能力结构，提高党员队伍素质。与此同时，要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疏通不合格党员出口，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形成党的肌体自我纯洁机制，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和党员队伍的纯洁性。

从保证农村党员权利入手，完善农村党组织的党内监督机制。要对党员进行党性观念和监督意识的教育，增强监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敢监督和会监督。要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制度，通过完善民主生活会、党组织参与重大决策、民主评议等制度，规范监督程序，健全监督机制。要提高监督质量，定期召开党员民主生活会，在党内开展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要向党员通报，接受监督。要通过建立民情恳谈会、社区党员民情走访制度等工作机制，发挥好农村党员的模范作用。要建立村支书、村主任述职述廉制度，建立纳新党员公示制度，建立基层党委与村委领导、党员谈话制度。通过制度建设，规范党员干部的个人行为，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程。

建立无职党员“设岗定责”制度。对农村一般党员，要根据其自身情况，结合村工作目标，设置合适的岗位职责，规范上岗程序，使无职党员能够积极参与“两委会”

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体制机制 篇2

近年来, 迅速崛起并快速发展的高职教育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已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随着高职院校规模的不断扩大及其与经济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 高职院校这片“净土”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经济利益关系的侵蚀。高职院校迅速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 一些贪污受贿等案件在高职院校时有发生, 已经严重影响了其“知识圣殿”和“人才摇篮”的声誉, 这样的结果令人扼腕叹惜。因此, 对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调研, 全面掌握相关情况并进行深入研究, 不断推进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机制创新, 才能逐步形成具有高职院校特色的“以制度管权、管人、管事”的惩防腐败体系, 才能使高职院校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二、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存在问题及其成因

(一) 存在的问题

当前, 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然而, 毋庸讳言, 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方面仍然存着着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由于高职院校建设起步较晚, 大部分精力都放到了学校的教学和规模等建设上, 在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程度不同地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诸如部分制度建设滞后, 无法适应高职院校的快速发展;制度执行力弱的情况依然存在;在某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反腐倡廉建设问题还比较突出。在内部财务、基建 (修缮) 、物资 (设备) 采购、科研经费、招生就业、民主监督以及各类评审、评选、评奖等管理和监督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制度空白。许多制度规定过于原则, 缺乏具体细则, 难以操作。由于认识、监督以及制度设计等问题, 已有的制度总体上执行偏软, 在责任落实、责任检查、责任追究等方面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 许多静态制度未转化为动态的实施机制。在招生、人事等方面的“潜规则”时有发生, 后勤部门随着产业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而导致腐败事件不断出现。高职院校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还存在许多漏洞和薄弱环节, 反腐倡廉形势不容乐观, 反腐倡廉建设任重道远。

(二) 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产生腐败及职务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 思想认识不到位。

党风廉政建设重要不重要、落实工作做得好不好, 关键在于高职院校党政负责人的思想认识是否到位。在一些高职院校, 党风廉政建设处于“说起来重要, 做起来次要, 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境遇。正是由于少数领导对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缺乏认识, 因此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 面上的教育形式多, 实质的教育指导少;应急的临时性教育活动多, 系统全面的教育活动少, 从而导致了党风廉政教育不扎实, 一些活动只是走形式和过场, 党员干部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并没有真正得以确立, 抵御腐败的思想防线并没有真正筑牢, 因此容易在外界的冲击下产生崩溃和瓦解。

2. 体制机制不健全。

由于纪检监察受同级党委和行政领导的体制所限, 不但难以独立行使权限, 而且同级监督也难以真正实现。加上部分高职院校纪检监察机构不全、编制和人员缺少, 个别学院甚至至今还没有设立纪委, 这就使得纪检监察工作“缺位”、“弱化”及责任主体不到位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不少高职院校没有能够建立起结构合理、配制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纪检监察工作处于横不到边、纵不到底的状态。这在客观上为一些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3. 制度措施明显滞后。

由于办学规模的迅速扩张和办学层次的快速提升, 不少高职院校整体的管理水平与快速发展的事业要求不相适应。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验管理模式在面临各种各样的新问题时, 学校各管理层面一时难以适应, 因制度不健全, 运行程序不规范, 法制手段和配套措施跟不上, 导致管理不到位, 为腐败问题的形成与发展留出了“空间”。

4. 权力监督流于形式。

与西方国家不同, 中国高校结构是以行政管理机构为中心的, 而作为学校主体的广大教职员工, 一方面对学校事务缺乏深入的了解, 加之监督渠道不够宽泛顺畅, 监督也就无法完全到位有效;另一方面少数人对权力监督的重要性和责任性认识比较模糊, 对集体利益不够关心甚至麻木不仁, 常常以个人利益得失作为评判干部的标准, 对可能发生的腐败现象缺乏应有的警觉, 也使腐败分子有了“宽松”环境。

5. 制度执行不得力。

“天下之事, 不难于立法, 而难于法之必行”。再好的法规制度, 如果不去执行, 就形同虚设, 甚至导致人们对制度的漠视。一些高职院校制度建设的过程, 缺乏科学指导, 不但整体性、系统性不足, 而且适用性不强, 对制度的执行缺少必要的刚性, 有规定无惩处, 制度成为一纸空文。除此之外, 制度的难以落实还在于有个别领导置自己于制度之上, 朝令夕改, 随心所欲, 从而导致制度执行缺乏严肃性。

三、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机制创新路径

(一) 强化思想意识教育, 形成良好舆论氛围

首先,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思想上铲除滋生党员干部不廉洁行为及奢侈浪费现象的土壤和条件。落实廉政文化建设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着重解决思想认识问题, 包括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事业观、工作观、业绩观、法治意识及诚信公平原则等。其次, 要树立“干事、干净”的价值理念,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 加强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在学院深入开展廉洁文化进班子、进系部处室、进班组、进家庭活动, 营造依法治校、廉洁从业、诚实守信、勤勉敬业的良好氛围。领导干部要经常提醒自己“为官不忘百姓, 掌权不忘廉政, 做事不忘公平, 为人不忘自重”。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树立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第三, 要进一步完善教育制度, 健全教育机制, 创新教育方法, 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第四, 要研究教育规律, 注重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端正了, 才能真正构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第五, 注重研究反腐倡廉教育的特点和规律, 不断提高宣传教育的说服力、感染力和影响力。在教育内容上, 要把反腐倡廉教育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法制教育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结合起来;在教育形式上, 可采用正面典型教育与剖析反面案例结合的方式, 把传统方法与现代手段、思想灌输与启发式教育、理论教育与形象化教育结合起来。反腐倡廉教育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 廉政教育要做到灵活多样、丰富多彩, 使得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易于接受, 乐于参加。

(二) 加强廉政制度建设

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深化制度建设。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具有惩治和预防的双重功能, 是治标和治本的有机统一。坚持反腐倡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既要为治标、为惩治腐败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依据, 又要注重治本和预防方面的制度建设。教育机制、监督机制、惩治措施、改革举措等归根到底要靠制度体系作保障, 通过制度建设固定下来。充分发挥制度建设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保障作用, 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高职院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

针对一些腐败行为常常采取边缘的、间接的、隐蔽的方式进行的实际和特点, 要以规范权力正确行使、消除滋生腐败的条件和空间为目标, 有针对性地出台一些新的制度, 改革、完善一些不适应发展的现行制度。重点是继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进一步建立起适应高职院校特点与事业发展相协调的干部人事制度体系。继续深化资产配置体制改革, 形成公开竞争、交易透明、运行规范、廉洁高效、监督有力的采购机制。继续深入财务管理体制改革, 形成资金规范、安全、有效的运行机制, 进一步做好治理小金库专项工作。继续深化后勤管理体制改革[1]。

高职院校监督的重点是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 对人财物管理使用的监督, 对关键岗位及责任人的监督。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就要加强廉政制度建设, 特别要健全对重点部门、人员、岗位及工作环节的制度建设, 不断完善管理办法。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首先要从规章制度上进行规范, 从抓制度建设入手, 要建立健全各项廉政制度, 来保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顺利开展。近些年, 高职院校中问题反映较多的部门和环节主要是人事安排、财务收费、基建及维修、后勤采购、招生就业及系部考级考证等。高职院校在廉政制度建设上, 要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廉政制度建设要贯穿于学院工作的各个环节, 体现到各个方面, 用制度规范行为, 做到权力运行到哪里, 制度约束就延伸到哪里。要做好领导干部的廉政考核工作, 干部任前谈话工作、定期谈话、诫勉谈话。要重视并做好信访工作, 加大群众对干部的监督力度, 对违法违纪行为应严肃查处。只有加强廉政制度的建设和落实, 才能对领导干部起到警诫和保护的作用。

(三) 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

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 高职院校的纪检监察部门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作用。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素质的高低与纪检监察职能作用发挥的好差。为此,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不断加强高职院校纪检监察队伍的自身建设。一方面, 要深化纪检监察干部的学习教育活动。加强纪检监察干部的学习教育尤其是对法律知识、经济知识、管理知识方面的学习教育, 以保障高职院校的健康稳定发展。通过学习, 使其完善知识结构、提高运用政策、依纪依法办案的能力, 努力成为反腐倡廉的行家里手。另一方面, 要加强纪检监察干部作风建设。首先, 要加强思想作风建设, 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求真务实, 不断探索新的工作机制和方法, 使纪检监察工作更好地适应高职院校发展的需要。其次, 要加强工作作风建设, 纪检监察干部需要有过硬的作风, 要敢于坚持原则, 严格执行各项纪律制度, 不怕得罪人, 不怕打击报复。要克服形式主义, 多深入调查研究, 要从高职院校的具体实际出发, 在预防腐败问题上出实招、求实效。要敢于碰硬, 刚正不阿, 做到违纪必究、有案必查、一查到底。要秉公执纪, 依法办事, 廉洁办案, 坚决同各种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作斗争。最后, 要加强纪检监察干部能力建设。高职院校纪检监察干部必须加强业务培训, 着力提高组织协调的能力、有效监督的能力、查办案件的能力、纠风和行政监察的能力、依法执纪的能力以及抵御腐蚀的能力, 切实履行好纪检监察工作的基本职能。要针对高职院校发展迅速的新形势, 努力提高解决学院师生诉求的能力、维护学院教学稳定的能力, 积极协助院党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从而保障高职院校的健康发展。

学院纪委负有协助党委抓党风、组织协调反腐败的重要责任。可以说, 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的状况如何, 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纪委书记和纪检干部是否充分发挥了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的职能。纪委书记和纪检干部要从以下方面不断提高自己:一是当好参谋。深入调查研究, 为党委在抓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提供决策依据, 协助党委抓好工作任务的分解和部署。二是组织协调。纪委开展工作既不能缺位, 也不能越位。该自己干好的工作必须干好, 而该其他领导干的工作, 就要提醒、督促他们干好, 抓好落实。三是加强监督。要充分行使自己监督检查的职责, 什么不能做, 要心知肚明。该加强监督时, 就要硬起手腕, 坚持原则, 严格按照制度办事。四是发扬敢于碰硬的优良作风, 做到有案必查, 查案必严, 有查必果, 以实际行动履行纪检监察干部的神圣职责。

(四) 提高制度执行力

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存在责任心淡薄和执行力不强、理想信念不坚定、工作作风不扎实等现象, 高职院校要以推行效能问责制、强化责任意识、加强责任监督、严格责任追究为核心, 全面提高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的执行力和办事效率, 进一步深化效能建设, 优化发展环境。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要采取各种形式和手段, 提高教职工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对制度的认识, 强化制度观念, 深化对制度的理解, 增强建设制度、执行制度的自觉性。高职院校党委及行政领导班子, 要以身作则, 模范执行各项制度, 推行“阳光工程”, 使权力行使在透明、公开的轨道上, 自觉做遵守制度的典范。各管理监督部门要忠于职守, 认真负起管理监督责任, 要通过院务公开等形式, 使教代会、工会及广大教职工了解、监督学校的工作。大力推进制度执行的责任考核、责任追究, 使制度建设落到实处。

针对目前高职院校普遍存在的反腐倡廉制度执行乏力的现象, 一方面要重视制度建设, 另一方面要严格执行制度, 狠抓制度的落实。要采取多种形式抓好制度的学习、宣传工作, 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 为制度执行奠定思想基础。针对制度执行不力、不到位的问题, 研究确保反腐倡廉制度贯彻执行的有效措施。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着力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的执行力。各级主要领导要强化自己作为反腐倡廉工作第一责任人的意识, 认真做好执行制度的表率, 承担责任追究的主体。要建立“干事、干净”的问责机制, 对党员干部违反廉洁自律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增强纪委工作的严肃性、威慑力和影响力, 切实做到从严治党、从严治校, 严格执法、违法必究。

(五) 构建“统筹兼顾”的工作体系[2]

其一, 要树立统筹协调、突出重点、持续发展的反腐观。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纪检监察工作和反腐倡廉工作的全局, 统筹协调、突出重点, 从全局的高度谋划反腐倡廉工作, 使之与学院的发展方向相一致, 与学院的中心工作相结合, 自觉地融入到学院改革发展的总体布局中, 以构架惩防体系为抓手, 突出教育、制度、监督三大重点, 把工作规划提出的阶段性任务与战略性目标结合起来, 不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向纵深发展。其二, 要确立“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的班子成员在党风廉政建设中负有重要责任或直接责任, 必须对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责。要构建“纪委组织协调, 部门各负其责, 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把党风廉政建设贯穿到学校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去。作为学院领导班子和各级领导干部应按照“谁主管, 谁负责”的要求, 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齐抓共管, 形成合力, 构建权责明晰、逐级负责、层层落实的反腐倡廉责任体系。其三, 要着力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防体系。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要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 构建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系统工程, 并结合自身特点, 全方位、多角度、广视角地强化建设措施, 统筹推进反腐倡廉各项工作, 把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和惩治的威慑力结合起来, 形成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党风廉建设工作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梁建人.论高职院校的党风廉政建设[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 (4) :82-83.

农村基层组织工作重在创新 篇3

创新领导机制。党委书记带动一批人，影响一方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关键是要有好的党委书记。组织部门要加强对乡镇党委书记的管理，督促乡镇党委书记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职责，坚持挂点联系，驻点调研，密切联系群众，指导面上工作，掌握领导农村工作的主动权。重点通过健全工作目标责任制，完善考核和奖惩制度，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作为考核乡镇党委书记工作实绩的重要依据。定期进行考核，从而使领导责任真正落到实处，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新局面。

创新组织机制。抓重点，健全基层干部选任机制。培养和造就一批思想观念新、开拓能力强的新型农村干部。是做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的重中之重。建设好班子，把始终坚持和忠诚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衡量和选拔使用基层干部的根本标准，通过外部引进、内部选拔、公开招考等方式，把那些思想政治素质好、市场经济意识强、群众认可度高的优秀人才选拔到农村“两委”班子，提高领导班子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能力。选准“领头雁”，进一步完善村级党组织选举制度，以“双推一选”的办法，选举出党员和群众满意的带头人。努力提高村支部书记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号召力。抓难点，完善基层干部教育培训机制。利用县、乡两级基层党校进行系统性培训，依托远程教育平台进行普及性培训，利用大中专院校资源进行提高性培训，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进行开放性培训。利用农业、服务业示范基地进行实践性培训等，以多层次、全方位、经常化的培训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发展经济、保持稳定、解决问题的本领。

创新工作机制。农村基层党组织要破除“就党建抓党建”的做法，树立“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理念。抓牢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重要任务，以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果来检验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成效。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根据农村基层组织工作的新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实行村企联建模式，即将乡镇或村骨干企业的党组织与行政村党组织合并联建，由企业党员经理或党组织书记兼任村党支部书记，在组织上实行村企统一领导，增强企业的责任感，推进以工促农；以农村的产业基地、行业协会等为载体，把分散在农村的党员，按行业统一组织，建立“支部+基地(协会)”模式的行业党组织，推动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充分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农村党员干部是新农村建设的“排头兵”。是推动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积极营造“自己不会富、不配当干部”、“只顾自己富、不算好干部”的创业致富氛围。努力提高农村党员干部带头致富的本领，在带领群众闯市场、搞营销、办企业中体现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培养一批具有典型和示范作用的农村党员，以其表率作用带动其他党员，从而带领群众家家户户致富。

创新活动机制。党的活动是党组织充满生命力的重要载体。基层党组织应当牢牢抓住这个载体，确保党组织生命常青。推进“双培双带"212程(即把党员培养成致富带头人，把致富带头人中的先进分子培养成党员，党员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党组织带领致富能人不断进步)，激发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活力。以“双培双带”工程为抓手，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任务，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培”向提高能力、强化效果上转变，把“带”向开拓市场、引领进步上转变，形成“培”与“带”的良性循环。积极开展“三级联创”(即县(市)争创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先进县(市)，镇、村分别争创“五好”镇党委、“五好”村支部)活动。增强农村基层组织工作的吸引力。通过县、镇、村三级联动争创先进。形成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工作创特色，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整体水平。开展“送党课到支部”活动，要求乡镇领导干部每年至少到村支部上一堂党课，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密切干群关系。开展“送党课到田头、车间”活动，根据村、企党员的要求，实行集中授课，分散教学，提高农村党员群众的整体素质。

创新管理机制。通过完善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规范监督程序；通过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党员思想政治素质；通过召开民情恳谈会。开展党员民情走访等活动，及时解决农村干部作风等方面的问题，进一步发挥农村党员的示范作用。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村民议事、村级民主例会等制度，发挥党员干部在村级主要事务管理中的主体作用：建立健全以村民代表议事会、村民代表监督会为重点的群众性组织，不断增强各项工作的透明度和群众参与度：进一步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明确界定农村民间组织、经济中介组织等各项组织的工作职责和相互关系，不断提高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能力与水平；强化群众监督制度，聘请一批政策水平高、原则性强、处事公道、为人正派的老党员、老干部担任党建监督员，每季度组织对村级领导班子及村干部进行考评，并及时反馈考评结果，督促整改。

(作者单位：中共海门市委宣传部)

大力推进基层组织工作机制创新 篇4

大力推进基层组织工作机制创新，进一步激发农村党组织的执政活力。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线，以加快农村党员干部的能力建设为重点，以深入开展“三级联创”活动为抓手，以建立保持农村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为保证，不断探索和实践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真正把组织保证和组织服务工作做到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地方去，做到群众欢迎的地方去。一是要建立起富有活力的村级工作机制。鼓励村“两委”干部大胆闯、大胆试，大胆干，党委要充分保护和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刨造性；要着力于放权村“两委”，努力解决对村级“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问题，做到责权利相结合，强化村“两委”的职能；要着力于减负村“两委”，坚决克服形式主义，为村干部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二是要建立科学决策和民主监督机制。高度重视，建立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规范民主决策程序，健全议事规则，实行决策论证制和责任制，用制度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尽量避免和减少失误。同时，建立群众对决策实施监督的机制，广泛开展“民主日”活动，让群众依法行使自治权利；三是要建立村“两委”分工负责制、“两委”例会、民主评议“两委”干部等制度，明确村党支部对村委会实行政治领导、工作指导、思想引导的职能，做到坚持领导不包办、把握方向不旁观、保障自治不违法、支持工作不拆台，村委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依法行使职权，工作到位而不越位，形成“两委”协调一致，良性互动的运行机制；四是要建立健全新农村建设的长效机制，推进考核管理科学化，进一步完善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目标管理责任制，创新工作机制，落实工作责任，强化督促检查，健全考核办法，严格考核奖惩。同时，落实领导干部包村党建工作联系点制度，按照“五个好”的目标要求，积极创建农村党建工作示范点，切实通过抓示范、树典型，辐射带动整体党建水平的提高，并积极探索，形成长效机制。依托“新农村”典型示范工程，以农民住宅小区或中心村为依托，以产业为纽带，以构建服务农民平台为重点，以发挥党员特长为保证，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目的，开展农村社区党建工作试点，把“个体”农民变为“群体”农民，进而成为“实体”农民。要加强对农牧民的教育引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建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切实用实际行动彰显党员本色。

农村基层组织创新的工作总结 篇5

一年来，我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的要求，以“三级联创”活动为总抓手，以“抓基层、打基础，抓重点、创特色”为工作重点，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主题，不断创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活动载体，广泛开展机关党员干部“结对帮扶进万家”、农村基层干部“心系百姓 惠农为民”等主题的实践活动，进一步推进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一、精心组织，强化领导，切实增强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责任意识。

我镇是一个农业大镇，农村党员和农村基层党组织多，做好农村工作，特别是搞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一)加强领导。建立党政领导干部、镇直机关干部包村工作制度，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实行上下联动，综合治理。真正做到了每名乡镇干部都包村，村村都有机关干部联系，强化了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的领导、指导和协调，逐步形成了组织部门牵头抓总，相关部门配合协调，包村干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二)落实责任。一是创新村党组织设置形式。将党员人数在50人以上的11个村全部升格为党总支，并成立了相应的党支部25个，创新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民主管理体制机制。二是明确责任人。建立了镇村两级党组织和党组织书记抓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责任制，明确镇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村党支部书记是直接责任人。三是实现责任制。结合深入开展“三级联创”活动，全面推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目标管理，把镇村两级党组织以及普通党员的责任联在一起、目标联在一起、任务联在一起，形成了一把手负总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责任制度。四是突出乡村责任。强化村支部书记在村级组织建设特别是抓后进村班子建设中的责任，强调把抓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情况作为考核村支部书记的重要内容和提拔使用重要依据，从而在全市牢固树立了抓好党建是本职、抓不好党建是失职的观念 。

(三)强化督导。按照中央、省委《关于深入开展农村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的意见》要求，我们多次召开农村党建“三级联创”活动调度会，对全镇农村党建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及时通报检查结果，有力地推动了活动的健康顺利开展。

二、突出重点，多措并举，不断加大后进村整治力度。 我们按照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年初都倒排出2名双薄弱村进行集中整治。

(一)抓“龙头”，发挥直接责任人的作用。村支部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村级各种组织和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龙头”。在工作中，坚持抓点带片，重点抓责任人，促进了村支部书记“龙头”作用的发挥。一是明确职责，增强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意识。明确村支部书记对直接责任人自身建设、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建设、村级组织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等六项工作负有直接责任，切实解决了责任“虚化”问题。二是提高素质，强化直接责任人履行职责的能力。镇党委高度重视村书记的选拔配备，注重从优秀中青年干部中选任支部书记。同时，根据农业农村工作实际和形势要求，对村支部书记进行集中培训，全面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近年来，全镇先后涌现出一大批抓基层组织建设优秀党支部书记。三是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激发直接责任的内在动力。我们把村支部书记履行直接责任人职责情况同经济实绩考核相结合，每年一考核，一排序，连续3年考核在前3名以内的提拔重用;没有完成考核任务且位次靠后的村支部书记被就地免职，树立了正确的用人导向。

(二)抓难点，切实加大综合施治力度。一是领导干部包村帮扶。镇党委书记对问题多、矛盾突出、治理难度相对较大的村进行了包村整治。二是选派优秀干部驻村整治。区委组织部选派2名优秀副科级干部到双薄弱村李营村和庸墩村任第一支书，联合镇包村干部按照“班子、治安、经济”一起抓的思路，对后进村进行集中整治。

(三)抓典型，不断推动工作上新台阶。坚持典型带动、抓点带面，是有效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整体水平的重要措施。我们对发现的新典型，在新闻媒体开办专栏，以及采取召开现场观摩会、经验交流会等形式及时进行推广，发挥好典型的引导和辐射带动作用，有效推动了农村党建整体工作水平的不断提高。

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体制机制 篇6

项继权

从“社队”到“社区”: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三次变革

摘要：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经历了从社队制、村组制到社区制三次重大改革。目前,国家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是从城乡分离向城乡一体转变,构建城乡一体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体制;农村服务从农民自我服务为主向社会发展服务为主转变;农村社会从静止、封闭向开放和流动转变;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从“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变;农村社区从生产和行政共同体向社会生活共同体转变。

关键词：农村基层组织;管理体制;改革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农村社区,是我们党和国家为适应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提出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也是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第三次重大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社队制:公社体制的制度特征及其解体

新中国成立之后, 1950年12 月政务院发布了《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区人民政府及区公所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1951年4月,政务院又颁布了《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根据这些法规、法令,我国农村基层政权体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实行区、村两级政府体制,即在县以下设立区政权和村政权,分别召开区、村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区政府和村政府,对本地区实施行政管理。这种体制在北方地区比较普遍。在这种情况下,村是一级政府,为农村基层政权。另一种是区乡建制,即在县以下设立区公所,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在区公所之下设立乡政权,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人民政府,而在村一级不再设立村政权。当时在南方的多数省实行这种体制。

在这两种情形下,“村”和“乡”分别是不同地区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1954年9月,我国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宪法取消了过去的区村制和区乡制两种体制并存的制度,对全国农村基层政权进行了统一的规范,规定实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乡镇为农村基层政权。同时也规定,人口居住集中的乡,乡人民委员会可直接领导居民组进行工作。面积较大、居住分散的乡,乡以下可由若干自然村分别组成行政村,行政村下按自然村划定居民组开展工作。从建国初的村乡制来看,有三个重要特征:从管理规模来看,建国初“村的规模一般很小,平均每个行政村不足900 人,东北各省人数较多,平均每村1500人, 内蒙古地广人稀, 每一行政村面积较大[ 1 ](P188-189)。”从组织性质来看,建国初村乡制具有明显的行政化特点,除区公所作为县级派出机构或一级政府之外,村或乡也是“政府”组织。从组织基础来看,建国之初的村乡制是建立在个体所有或私有制基础之上。农民和农户拥有土地、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劳动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不过,随着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发展,建国初的基层乡村制度已经不能容纳日益扩大的集体组织,也不适应国家集体化发展的目标。为此,在集体化过程中,我国废止了原有的村乡制度,转变为人民公社体制。

如果从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算起至1982年人民公社被正式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在农村存在和延续了25年之久。25年间,虽然人民公社的规模和结构有所调整,但是,人民公社的基本组织原则和运作方式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基本的组织特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集体化”。人民公社时期实行高度的集体化,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不允许农民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集体经济成为公社的经济基础,集体劳动成为公社基本的生产方式;集体生活也成为农民基本的生活方式。正因如此,农民通常将人民公社时期称为“大集体时期”。二是“三级制”。1962之后,人民公社调整并确立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组织架构,这一体制通常被称之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成为农村基本的产权单位、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三是“一体化”。人民公社体制是一种组织与功能融合的体制。

一方面是“政社合一”,即国家基层政权组织与人民公社组织合为一体;另一方面是“党政不分”,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公社一级设党委,大队一般设党支部,生产队则设党小组。公社党委和大队支部是各自区域的领导和决策机关,一切重大事务都由党组织决定。由此形成了“党、政、经”不分的高度集中的组织和管理体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及城乡分离的二元化制度和政策条件下,它本身不仅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也是计划经济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维系城乡二元化体制的基本制度安排。建立在城市国有与农村集体产权基础上的二元化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而确定的二元粮食供应制度、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医疗制度以及二元公共事业投入制度等等,将城乡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由此形成了独有的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 2 ](P7)。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农村人民公社体制。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从根本上动摇了人民公社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家庭联产承包从一开始就是以分户承包集体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为前提,农民也因此获得了对土地及部分集体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及相应的受益权和转让权。在联产承包过程中,部分集体资产也折价转归农民和农户所有,后续的改革还允许对部分公有土地,如荒山、荒坡、荒水、荒滩的拍卖,农民也因此获得了部分生产资料的占有权。这一切都触动了人民公社赖以存在的根基,瓦解了人民公社时期一大二公、高度集中的经济及组织基础。其次,家庭联产承包使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改变了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中经营、集中劳动、统一分配的经营管理方式。第三,家庭联产承包使人民公社的管理功能迅速虚化,管理方式丧失效力。最为突出的是,随着家庭联产承包的实行,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的职能转到农民和农户手中,公社各级对农业直接经营管理及统一分配的职能随之消失。由于农民和农户获得了经济上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农民的流动性增大,传统管理中所依赖的种种经济上的制裁和强制手段随之失效。

显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人民公社组织及管理方式丧失效能。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推行,人民公社治理体系迅速崩塌和解体。1982年底,中央决定废除人民公社,重建乡镇政权,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对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制度实行了重大改革。

二、村组制:村民自治制度的特征及其局限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第十五条规定:“省、直辖市、县、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同时规定,在城市和农村设立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并在它们下面分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这是废除人民公社,重建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决定性的步骤。新宪法颁布后,中共中央在中发[ 1982 ]36号文件中,要求各地要“有计划地进行建立村民(乡民)委员会的试点”。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全国性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陆续展开。1985 年春,建乡工作全部完成,全国5.6万多个人民公社、镇,改建为9.2万多个乡(包括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同时按照宪法规定,取消了原有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建立了82万多个村民委员会(《人民日报》1985年6月5日)。由此,在全国大多数省区的农村基层形成了区———乡镇———村委会三级基层建制。

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重要的并不是基层组织与管理单位的调整或重建,更重要的是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组织创新,其中,最富意义的是村民自治及乡镇与村民委员会关系的调整。198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1998 年通过的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此再次予以确认。由此确立了“乡政村治”或“乡村分治”的新的治理体系。按照新的治理体系的设计,乡镇作为国家农村基层政权,依法行政;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依法自治。乡(镇)村之间在法律上不再是行政上的上下级和直接的“领导关系”,而是“指导关系”。“乡政村治”体制不仅重新构造了农村基层的行政组织与管理体系,也力图重新划定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农村基层政府与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力边界。

从1987年算起,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农村的实施已有20年。二十年来,有的人对村民自治的实践兴高采烈,他们在此看到了中国民主的希望;有的则嗤之以鼻,认为此举无足轻重,甚至斥之为一种“民主的怪胎”;还有的人则对村民自治的成效痛心疾首,现实似乎与他们的理想渐行渐远。的确,村民自治及农村基层民主的实践远不是十分完美的,与法律的要求和人们的期望仍有相当大的距离。各地村民自治的发展不平衡,实践成效迥异;真正严格依法实行民主直选,全面落实村务公开以及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的村数量依然有限;一些地方选举流于形式,压制、阻挠村民自由民主选举的事件屡屡发生,各种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有的地方村民自治甚至村民委员会组织本身也名存实亡。也正因如此,一些人对村民自治的实践及前景表现出深深的怀疑、忧虑、悲观甚至否定。

2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是漫长的,但相对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则只是弹指一挥间。人们常说,民主是一个过程。这并不仅仅是指民主政治的运作是一个过程,也表明民主制度本身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且有着长期的封建专制影响的国家,民主建设不可能是一蹴而就,期望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就使人口达九亿的农村完成民主建设的目标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更重要的是,在任何国家,民主制度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完美的,理想的民主只能是存在于理想之中。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一切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和矛盾,更不要期望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会立马带来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的富裕;民主也绝不意味杜绝非民主行为的出现。事实上,抑制、防止和消除这些非民主行为恰恰是实行民主的理由和根据。

从实践来看,经过近20年的实践,我国农村普遍完成了从人民公社制向村民自治制的制度性转换,村民自治制度也完成了基本的立法和普法工作。作为农民群众的自治组织,也是农村基层基本的组织与管理制度,村民委员会已经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起来。尤其值得关注和肯定的是,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制度日益规范,村级民主选举开始从动员选举发展到农民的自动参与、从等额选举到差额选举、从组织安排到自由竞选。村级民主公开性、公正性和竞争性在不断增强。村级民主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及基层政权组织的民主日益显示出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村民自治和民主选举的背景下,为了确保扩大村支部的民意基础,增强党的合法性及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一些地方也开始探索用两票制等方式改进党支部的选举方式,加强支部自身的民主性。村民自治及民主选举的实施,对乡镇体制产生重大影响。一些乡镇进行乡镇长及乡镇党委书记的直选实践。这些表明,农村基层民主已经开始从村级民主向乡级民主扩展,从基层组织的民主向国家政权组织的民主推进,从一种社会自治民主向国家政治民主发展,这显然是村级民主引发的又一富有历史意义的成果。不过,我们也必须指出,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实践中,村民自治制度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村民自治是在20世纪末我国改革之初及人民公社解体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制度特点: 其一是“城乡分离”。改革之初的村民自治不仅没有改变城乡二元化的组织与管理体制,事实上继续延续这一体制。其二是“村社一体”。村民委员会组织是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社队基础上建立的,也是社队组织体系的延续。如何处理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或社区经济组织的关系问题也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从实践来看,大多数村根据中央的规定,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实行“两块牌子,一班人马,交叉任职”。这导致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在集体和合作经济薄弱的乡村,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有名无实,其功能完全由村民委员会承担,事实上又重新回复到“政经不分,以政代企(经)”的状态。以致于相当数量的村民和乡村干部只知有“村”(村民委员会),不知有“社”(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另一方面,在一些社区集体和合作经济发达的村,村社区非农产业尤其是村办企业发达,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是村企业和公司组织。在这些村,部分或大部分甚至全体村民都在村办公司和企业就业,村社区高度的企业化。村办企业和公司代行了村民委员会的职责,进而使村民委员会“有名无实”,成为“一个空牌子”。对于这些村来说,村民自治将以何种形式存在和发展? 村企业是否能成为村民自治的组织载体? 更重要的还在于,村民委员会毕竟是社区村民群众自治组织,其目标及内在的组织及运行原则与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原则并不相同。村民委员会与村社区集体和合作经济组织的混同或者相互替代,也表明农村基层组织关系和组织体制并没有理顺。

其三是“组织封闭”。迄今为止的中国乡村社会的组织与管理体制事实上是在集体土地所有基础上形成的,乡村社会和社区具有强烈的封闭色彩。基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及承包关系,农民归属于一定的“集体”,享有相应的权力。村委会组织及党支部组织也是在这种集体范围内组建起来的。集体的土地边界及产权边界也是村民、村庄及村组织的边界。这种封闭性也限制外来人员参与村委会的选举及公共事务的管理,使村委会及村民自治组织本身封闭起来。无疑,这些均是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及村民自治制度的内在局限。

三、社区制: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创新与变革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今天的村民自治已经面临全然不同的背景和条件,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面临新的变革。

首先,国家城乡发展战略从城乡分离向城乡一体转变,要求构建城乡一体的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改革以来的村民自治的实施并没有改变城乡二元化的组织与管理体制,事实上继续延续这一体制。在城乡基层,城市实行街道、居委会及社区体制,乡村则实行乡镇与村委会及村民小组体制,城乡之间在户籍、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等方面的二元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存在,农民和农村发展仍受到诸多政策上的歧视和制度上的束缚。不过,改革以后,党和国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尤其是废除了城乡二元的粮食供应制度,改革户籍管理方式,鼓励农民进城及劳动力自由流动,推进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渐打破了长期城乡隔绝的局面,城乡一体化明显增强。城乡之间在户籍、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等方面的二元制度正在消除。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党中央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

“十一五”规划再次强调,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从“城乡隔绝”到“城乡融合”、从“城乡二元发展”到“统筹城乡发展”,这不仅表明我国乡村建设和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也表明未来农村发展将建立在全新的体制基础之上。未来的乡村将是城乡一体、自由流动、社会融合的和谐社会。这也要求村民自治体制及乡村整个组织与管理体制应从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中走出来,从城乡分离到城乡一体转变,构建城乡一体的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的同时,强调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其实质就在于党和国家正加大改革的力度,构建城乡一体的社区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

其次,不断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农村服务从农民自我服务为主向社会公共服务为主转变。建国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我们采取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战略,通过人民公社及一系列配置措施和政策,大规模地动员和吸纳乡村资源以快速推进工业化。据估算,改革前,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从农村隐蔽地吸取了8000 亿元资金[ 3 ](P7)。正是依靠这种积累,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推动了城市的快速发展。但是,这一发展战略造成对农业、农村和农民过度的索取,其直接的后果是压抑和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长期徘徊,加剧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不仅限制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也制约着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为了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失衡的二元结构,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提出城乡统筹、以工支农的方针。“十一五”规划进一步明确,我国农村发展和改革已进入了新的阶段,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表明,我国从此结束了长期的通过农业的积累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发展战略,走上了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新的发展道路。随着我国农村政策从“资源索取”到“反哺农村”的战略转变,传统村民自治所承担的公共服务及公益事业将更多地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中央和地方也将更多地承担村民自治的财政及运行成本,乡村组织的工作内容和重点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传统的税费征缴、计划生育向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这些要求重新审视村民自治的组织基础、财政基础、权力职责及其工作内容,对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的功能和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中央提出农村社区建设也是旨在突出农村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构建农村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新体制、新机制。

第三,农村社会从静止、封闭向开放和流动转变,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从“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变。无论是在人民公社时期还是在村民自治时期,村集体组织依然延续。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以及乡村社会整个的组织与管理体制实际上是建立在集体土地所有基础上,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基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及承包关系,农民归属于一定的“集体”,享有相应的权力。村委会组织及党支部组织也是在这种集体范围内组建起来的。集体的土地边界及产权边界也是村民、村庄及村组织的边界。村民自治仅仅是拥有村集体产权的“村民”的自治。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及城市化和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步打开了城门,放开了市场,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及乡村内部的流动日益加快。农地流转的不断增多,不少人务工经商或移民城镇放弃土地经营,也有不少人远赴他乡承包经营,而一个村庄的居民也不再是世代聚居的“本村村民”。传统封闭的村落和集体组织日趋瓦解。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迅速和普遍,农村地权关系及村民(居民)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传统的乡村集体组织及基层组织如何维系、如何运作以及如何生存? 如何处理原居民与移居民的权力关系? “外来人员”是否有权参与居地村庄的自治事务? 如何才能保障这些“外来人员”的经济、社会及政治权益? 这也意味着我们面临着重建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任务,或者说是如何构建与农村开放、流动和多样化相适应的新型农村组织与管理形式的任务。随着农村社区体制的建设,我国的村民自治也将向居民自治转变。集体土地产权不再成为人们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先决条件。农村基层自治与民主制度不再是一种封闭和排外的体制,而是赋予所有在乡村生产和生活的人们以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和管理权,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及居民的民主权利。

最后,农村社区与经济组织逐渐分离,农村社区从生产和行政共同体向社会生活共同体转变。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农村实行村民委员会制度。从村民自治角度看,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村民委员会本应该是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村民共同居住和生活的地域。但是,村民委员会制度是由公社制度延续而来的,虽然不再是集体性生产共同体,但仍然保留集体经济及集体土地产权,“村社一体”、“政经不分”依然是典型的特征,具有很强的经济和行政功能。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组织形式日益多元化和多样化,集体、个体、私营及股份合作制等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农村土地流转也使土地关系更加复杂。这种多样化的产权结构和经济组织形式打破了传统单一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或者说人们不再从属于单一的集体经济组织,社区也将不再是一种集体经济组织或生产共同体,而是从事多种经营、多种职业的人们的生活聚居地或社会生活共同体。正因如此,中央明确提出加快农村社区建设,“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从历史的角度看,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管理体制经过了从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制”到村民自治时期的“村组制”两次重大变革。如果说社队制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及城乡分离的需要而建立的话,村民自治及村组制是在改革和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及打破城乡分割的过程中建立的。随着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及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我国的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再次走到历史性变革的重要关口: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城乡一体的社区制度,以进一步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形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制的建设将是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第三次重大变革。

参考文献: [ 1 ]张厚文,白益华.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2 ]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3 ]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改革面临制度创新[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88.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体制机制 篇7

一、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工作运行机制的现状

近几年, 高职院校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 基层党建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工作机制不断完善, 但是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和要求相比, 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 有些问题比较突出, 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 领导机制不健全, 基层党建工作的“虚位”现象仍有存在, 基层党组织书记能力建设有待提升。

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一些高职院校党政领导对基层党建工作认识不深, 重视基层党建的意识不够, 在实际工作中, “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片面认为抓教学工作是“硬指标”, 抓党建工作是“软任务”, 抓与不抓、实抓与虚抓问题不大, 在具体工作中对党的建设研究少、指导少、督查少, 导致基层党建工作的根本地位不突出, 龙头作用发挥不明显。二是领导责任不明确。有些基层党组织书记对本职工作责任不明确, 甚至不知道抓什么, 怎么抓。具体措施和制度落实不到位, 实践工作中缺乏理性思考, 对基层党建情况了解不透, 满足于看材料、听汇报, 亲自动手少, 创新意识不强, 工作随意性大。三是制度考核不严格。有的制度缺乏刚性要求和严格的考核, 致使管党责任流于形式。对落实的情况, 落实的好坏, 没有明确、具体、过硬的奖惩制约措施, 特别是没有与党员干部实绩考核、职位升迁结合起来, 客观上造成高职院校基层组织建设好与不好一个样的局面。四是基层党组织书记的能力建设存在不足, 在高职院校基层党支部中专职从事党务工作的不多, 大多数支部书记为教师、管理岗位干部和部分优秀学生党员兼任。由于从事的工作性质、工作对象及工作范围的不同, 支部书记在工作能力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使基层党建工作无法实现其应有目标, 影响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及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

2. 基层党组织中党政之间不协调, “两张皮”现象严重。

目前, 许多高职院校系 (部) 采用基层党组织和行政组织共同负责制, 但是系 (部) 基层党组织没有财务、人事等方面的权力, 是产生党政不协调的重要因素。基层党组织工作职责模糊不清, 目标不明, 要么事事插手, 干扰行政工作, 要么干脆分家, 不参与任何行政工作。出现问题时相互推诿, 以上两种极端是不可取的。最严重的情况是基层党建封闭运行, 不与行政、业务工作相联系, 造成基层党组织和行政工作的“两张皮”现象, 直接造成管理成本的上升。一方面党政工作人员职数太多, 资源浪费严重, 办公成本很高, 另一方面, 党建工作的封闭化, 师生认可度降低。基层党建工作长期保持着单向思维方式, 就党建抓党建, 不能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束缚中解放出来, 使党的建设与行政组织工作形成“两张皮”。决策不当、管理混乱、低效和无序, 影响了基层党组织在师生中的形象。

3. 支部设置不合理, 基层党组织内部工作机制机械单一, 党建工作缺乏创新和活力。

高职院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 党支部也随之增加, 支部党员数量剧增, 导致党组织活动内部交流困难, 党员间陌生感加剧, 过组织生活只能只言片语对其进行评价, 对重要事件的民主表决时也因缺乏相互了解而随意给出票选。不难看出, 庞大的支部架构使基层党支部的作用发挥大打折扣。高职院校为适应市场需求必须经常对专业和班级进行调整和变动, 基层党支部随之也不停地变动和调整, 造成支部设置混乱, 支部党员数不均衡现象凸显给党建工作政党开展带来难度。

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的内部工作机制机械单一, 党建工作缺乏创新和活力。具体表现为:一是没有充分有效地发挥党员主体作用。党建工作习惯于按“党组织———党员”的单向模式来运作, 党员墨守成规地按党组织的意图开展工作, 体现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但在一定程度上压抑党员的主体性、创造性。二是党组织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不强。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在党员教育、管理和开展活动等方面, 普遍存在教育内容方式单一化与党员需求时效化、管理模式的单一化与党员从业情况多样化的矛盾等。三是党建活动的凝聚效能较弱。面对新环境、新对象, 部分党组织领导方式陈旧, 组织水平不高, 开拓创新不够, 党建活动单调、形式化, 甚至走入以娱乐活动代替支部活动, 组织生活娱乐化作为创新支部活动载体的误区, 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 缺乏新意, 对组织生活的严肃性、规范性认识不够, 党员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 影响基层党组织在师生中的形象。

4. 基层党组织工作缺乏制度保障, 制度执行力度不够。

我国高校基层党组织对制度建设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加大了基层党组织制度的创新力度, 加快了制度化建设的步伐,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第一, 很多高职院校尚未建立起科学规范的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体系。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制度建设要与院系行政组织、基层学术组织等基本制度相互协调统一, 而不是孤立的单向规定。第二, 基层党组织制度各要素间缺乏有效衔接。表现在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的基本制度、具体工作制度之间不能做到有机连接、舒畅运行, 制度间存在互相掣肘现象, 时常出现一些操作层面上的矛盾和冲突。第三, 基层党组织的制度伦理建设一直没提到战略高度, 从而影响基层党组织制度建设的水平。基层党组织的制度往往过于侧重于一些硬性的规定, 而缺乏对组织成员个人价值的考虑。例如, 评价制度、奖惩制度过于刚性, 过于注重制度的权威性、严肃性, 严重挫伤组织成员工作的积极性, 对组织工作产生厌恶, 形成阴影, 结果使组织成员对制度本身产生质疑。第四, 基层党组织的制度执行力度不够, 考核不够严格, 虽然基层党组织的制度很多, 但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和严格的考核, 导致一些制度形同虚设, 使党建工作流于形式。

5. 基层党组织服务意识有待提升。

建设服务型党组织是基层党建的一个重要目标, 服务对象主要是师生群体。由于官本位思想的影响, 服务缺乏标准化, 服务激励不够, 导致基层党组织服务意识差、服务水平低的现象屡有发生。第一, 基层党组织服务单方性、主观性、形式化。基层党组织在没有调查了解的基础上会单方性地向师生提供服务, 服务质量亦受个人意志和个人爱好决定, 导致师生只是被动地接受服务, 而不能根据自身意愿主动要求提供服务。第二, 服务效率低下。当师生需要党组织服务时, 服务者的低效工作, 既影响了师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又影响了基层党组织在师生中的形象。第三, 服务态度冷漠、遇事推诿。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中存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现象, 严重影响师生和党组织间的关系。

二、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的工作运行创新机制

1. 建立健全高职院基层党建工作的组织领导机制, 科学调整基层党组织设置形式, 以专业团队和专业班级为单位, 建立教师和学生党员于一体的党组织设置模式。

如何高效地发挥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 全面提高学校各方面工作的健康进展, 明确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的组织领导机制显得尤为重要。针对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和行政组织设置的现状, 院系一级应当实行党政共同负责制, 依靠和坚持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来讨论和决定院系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工作中的重要事项。除了党政联席会议外, 教师代表大会、专业团队会议、学术团体会议等作用的发挥也是党政共同负责的重要补充形式, 有利于院系专业建设和学术发展, 避免院系党政领导班子决策失误。此外, 要提高高职院校院系基层党组织乃至整个学校党组织的工作效率, 就要不断探索和创新基层党组织的设置形式。高职院校实施支部建在教研室 (专业团队) 的实体上。改革党支部按党员性质划分的做法 (教师党支部和学生党支部) , 以专业相同的党员组成党支部, 破除支部只单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 将教研室 (专业团队) 教学工作和学生管理成为支部工作成效的一方面加以考核, 赋予党支部更多的责任, 使管理的重心得到降低, 目标更加细化。把党支部的活动和专业建设、学术活动结合起来, 保证组织生活的时间, 提高组织生活的质量。支部建立在专业团队上有利于相同专业教师和学生党员在党的活动中切磋教科研, 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为党员师生提供更多的交流时间和空间, 最大限度地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和政治核心作用。

2. 建立健全基层党建工作的工作创新机制, 创新党建工作活动载体, 形成“围绕专业建设抓好党建, 抓好党建促进专业建设, 抓好党建构建和谐校园”的良好局面。

创新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形式是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工作的活力之源。只有创新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形式才能适应新变化、新形势和新要求, 才能开创基层党组织工作的新局面。高职院校以专业团队和专业班级为单位设置师生党员于一体的党支部模式下, 有利于创新党建工作, 一是寓支部生活于院系日常工作中, 支部生活的内容可以涉及院系教学改革、专业建设、科研项目、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 共同探讨和解决院系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使支部活动“实”化。在找准了院系党政工作和支部生活的结合点, 创设了支部生活的新载体, 提高院系日常工作效率的同时也提高了支部生活的质量。二是创新支部活动新载体, 充分利用学校和院系自身的资源为支部活动创造条件, 如支部活动可以围绕专业建设和学术研究采用多种方式交叉进行, 以研讨会、报告会、论坛、专业调研、社会实践和社会服务等多种形式提高支部成员的积极性和主体性, 发挥其创造性, 让所有党员积极参与支部生活, 并有所收获, 形成“围绕专业建设抓好党建, 抓好党建促进专业建设, 抓好党建构建和谐校园”的良好局面。

3. 建立健全基层党建的工作制度。

一是建立健全基层党建工作的考核评价机制, 实行目标考核评价制度。切实加强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建设, 促进基层党组织工作的规范化, 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 提高党建工作水平, 推动高职院校的改革和发展。根据《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普通高等学校党建工作基本标准》, 结合院校实际, 制定基层党组织目标管理考核办法。本着实际的原则, 量化考核要素, 建立起数字化的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考核评价机制。从领导班子、党员队伍、工作机制、工作业绩及群众反映五个方面对基层党组织履行职责情况进行考评。建立党建工作质量目标分解、细化评审考核办法, 并对实现规定工作量的支部进行表彰奖励。

二是建立党建工作考核评价竞争机制, 着眼岗位需求, 实现基层党组织书记优胜劣汰。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书记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高校工作中的贯彻执行和落实, 关系到党的事业发展和党在群众中威望, 关系到高校的建设、发展和稳定。因此, 基层党组织书记必须向既精通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又善于管理、熟悉业务的“复合型”党员干部方向发展, 如此才能为党建工作焕发新的活力提供素质保证。建立竞争上岗的党建工作考核评价机制, 取消支部书记任命制, 推行支部书记党内直选, 有利于提高基层党组织书记的整体素质。

三是建立基层党组织书记教育培训长效机制。高职院校要高度重视对基层党组织书记的培训, 在政策、人员和经费上给予充分支持, 使基层党组织书记的教育培训稳定有序, 可持续发展。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的建设工作, 高职院校在注重教学、科研、专业建设的同时, 必须注重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工作, 只有这样, 才能使基层党组织工作的领导者, 富有生机和活力地开展日常党务工作, 更好地发挥促进高职院校建设和发展的作用, 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团结和带领师生群众、服务师生群众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带领好基层党组织的全体党员充分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前文.高职院校系部二级管理“一体化”模式的探讨[J].文教资料, 2011 (6) :233-234.

农业农村体制机制创新的重点领域 篇8

（一）农地使用制度创新。进一步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必须不断健全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维护农民土地权益、提高土地产出效率。下一步农地制度创新的目标应该是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充分释放土地制度在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巨大潜力。一是建立“两权分离”的农地制度。实行承包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既有利于稳定承包权，使农民获得稳定的土地资本收益，也有利于流转经营权，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二是鼓励农地经营权流转。推进农地经营权流转，能应对务农劳动力不足、土地粗放经营甚至撂荒的问题，也能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三是扶持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农业规模经营有利于推广先进科技，降低生产成本，抵御市场风险，提高生产效益，确保粮食安全，符合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和要求。

（二）组织制度创新。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有效促进了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显著提高了农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产出效率和规模收益。下一步，要重点抓好对新型经营主体的政策扶持。一是将新增农业补贴向规模经营主体倾斜。在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业兼业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规模经营主体必将成为未来农业生产的中坚力量。今后新增农业补贴应向规模经营主体倾斜，集中利用财政资金，避免“撒胡椒面”。二是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支持。加快合作社发展速度，建立引导生产要素向合作社流动的机制，加大资金支持，利用资金集聚带动人才、技术等要素集聚。三是合理引导工商资本经营农业。随着务农劳动力日益减少，工商资本经营农业，从事农业生产，可以减少土地撂荒、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对于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带来的弊病，通过完善制度、加强监管加以解决。

（三）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制度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务农劳动力短缺、规模经营比重提高、新型经营主体对农业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为农业社会化服务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一是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组织，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公益性服务机构管理体制，培育壮大经营性服务机构，通过社会化服务来完成农业生产的关键环节。二是突出社会化服务重点领域。发展社会化服务不能面面俱到、平均用力，突出当前关系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关键领域，集中有限资源重点加以支持；充分发挥公益性和经营性组织的互补作用，公益性组织重点解决基础性、普惠性服务，经营性组织重点解决针对性、多样性、特色性服务。

（四）创新农村金融保险制度。一是加大对农村金融机构考核力度。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都属于商业性金融，在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驱使下，对工业和城镇贷款的偏好要高于对农业贷款的偏好，对大中型龙头企业贷款的偏好要高于对普通农户贷款的偏好。解决这个问题，一要发展合作金融，培育具有内在支农动力的金融机构。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开展信用合作，控制好风险；明确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运行原则，以此约束和规范资金互助行为，促使其健康运行。二要以硬性约束为主、政策扶持为辅，强化商业性金融机构支农倾向。以硬性约束为主，对定位于服务农村的金融机构明确提出支农指标，作为监管考核的重要内容。二是探索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新型经营主体资金需求量大，通过小额贷款或联保贷款往往难以解决问题，需要依靠抵押贷款。在做好明晰产权、评估价值、交易产权及拍卖变现四个环节的基础上，不少地方已开始尝试放宽抵押担保范围，将农村产权抵押范围扩大到农业机械设备、多年生经济作物、农产品等。三是对地方特色农产品保险给予保费补贴。为支持新型经营主体扩大生产规模，鼓励地方发展特色农业保险，支持有条件的省份针对当地规模较大或符合政策扶持方向的农业产业，发展农业保险并给予保费补贴。

（作者单位：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

责任编辑：宗宇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