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美好的回忆作文（精选15篇）
转眼间……我们那飞转即逝的六年的同学生涯，已经到了尽头！在这六年里，有着我们多少的快乐回忆啊……
那晚，是我小学生涯中的一次最美好的回忆。我们抛开平日好好学生模样，没有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八个大字拘束着。我们带着面具，伴随着《老鼠爱大米》蹦的蹦，跳的跳，全都沉浸在极乐世界里。大伙拿着蜡烛围成一个圈，伴随着兔子舞的旋律，我们摇着手中的荧光棒，一个挨着一个，踢踢腿，动动手，跳起了兔子舞，连平日只会和我们说大道理的老师，也一起融入我们了世界。
回到教室，我们关上了灯，拍着桌子起哄，请邹权上去唱歌。
“邹权来一个！”
“邹权来一个！”
平日他总是喜欢在课间唱歌，在我的同学录里他写道：我希望有一群热情歌迷。他在我们的热情邀请下，走上了讲台。他首先说了一句话：“我知道我的歌声很好听，那你们也不用那么着急嘛！不过我的魅力太大了，你们可能抵挡不住！”随后摆了一个POST（姿势）“呕~！”我们都做出了干呕的样子。
“今天，本帅哥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六月的雨》希望大家喜欢！”他一边弄着话筒（纸卷成的），一边说。为了制造效果，我们拿着手中的电筒照着他，像开演唱会一样。
“一场雨，把我捆在这里，你冷漠的表情，会让我伤心……”他边唱边摇手，我们会意了，拿着手中的荧光棒也跟着他摇动起来。“他的梦想实现了嘛！”我悄悄地对唐欣说。唐欣听了，扑哧的一下笑了，我也笑了。他好像还不过瘾，唱完一首又唱一首，最后还邀请了许庆上去和他合唱。嘿，这小子还真以为是他的.演唱会啦！虽然他的歌声不怎么好听，长得也不怎么好看，但是他可把我们逗得直拍桌子――哈哈大笑。最后我们全班还和他合唱了一首《童话》呢！
不知怎么的，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哗啦啦的流了下来，可能是不想和同学们分开。虽然已经10点了，可我们还不想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不尽的想：“好快呀，这一眨眼的工夫，我们就要告别在一起学习的六年同学；我们就要离开学习了六年的母校；我们就要……哎，今晚，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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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农村, 小时候在老家拉过犁, 种过地, 赶过车, 织过布, 许多农活都干过。我大概14岁开始织布。我记得那时我的个儿小, 织布的坐机板高, 脚够不着, 家里还专门为我做了一个凳子。17岁时, 我到北京做小工。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去给木工班扫刨花, 当时有个木工工长, 名叫王锡田, 他说我很灵巧, 让我学木匠。我就这样从一个普通的木匠开始, 一步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
我当工人15年, 包括做班组长、施工队长、突击队长, 都是不脱产的。在基层企业做领导8年, 包括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党委书记, 等等。在局级岗位干了8年, 包括任副局长、局长、建委副主任、北京基建指挥部总指挥、市总工会副主席、团中央书记。在部一级即天津直辖市干了8年, 大概是100个月。在中央工作了13年。加起来, 我总共从事各级领导工作37年。
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孩子, 一个普通的木匠, 能在领导岗位工作这么长时间, 能被提拔到这么高的职位, 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有人说这是空前的, 即使不会绝后, 起码也是少有的。我常想, 过去在像我这样职位上工作的都是些何等的人物!我是跨三届的政治局常委, 两届政协主席。政协主席, 我算第六任。大家知道, 第一任是毛主席, 第二任是周总理, 第三任是小平同志, 第四任是邓大姐, 第五任是李先念同志。许多革命前辈出生入死、战功显赫, 建国以后或默默无闻, 或职位不高, 当将军、当部长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每当想到这些, 我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唯恐因为自己的不足或不慎, 给党和国家的工作、给老一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
对中央要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意见, 我毫不犹豫地接受, 痛痛快快地响应。江泽民同志在10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 心胸开阔, 顾全大局”。我认为这是对我的鼓励。其实对我来讲, 退下来是一种解脱。地位高高, 贡献小小, 责任重大, 常感不安。平稳地结束这如履如临的生活, 过几年平常人的日子, 是件难得的好事。我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表示, 保证对新的班子支持拥护, 绝不干扰。希望有一个安全、安闲的生活环境, 以便我安度晚年。
我没读过几天书。大家看我的简历, 没有专门上学的经历, 不像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哪年中学, 哪年大学, 哪个国家留学。说我是上了6年小学, 实际上由于家境贫寒、要干很多农活, 那6年学也是断断续续。我们老家过去吃粮分五等:一等是白面, 二等是亚麦, 三等是玉米, 四等是高粱 (高粱又以白高粱为好、红高粱次之) , 五等是粮食 (主要是玉米和高粱) 加麸皮或糠。我们家经常吃的是第五等。我有个二大娘, 老两口没有孩子, 日子过得比我们家强一点, 她时不时给我些玉米饼子或高粱饼子, 放在火盆上烤烤吃。我对她非常感激, 参加工作后, 每年都要给她一些钱, 直到老太太去世。我很小就喜欢书, 到处找书看, 亲戚、邻居的书, 我总能想方设法借来看。记得有一年春节, 我才十几岁, 母亲叫我担两捆楂子去城里卖, 然后买几根油条回家包饺子过年。我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头儿在卖一套书, 书的名字叫《巧合奇缘》。我一问价钱不贵, 就用卖楂子的钱买了这套书, 很高兴地回家了。到家之后, 母亲问我油条在哪里, 我说钱买书了, 母亲非常生气, 说过年没有油条, 怎么包饺子。她拿起笤帚就打, 我光着脚往外跑。腊月三十晚上, 屋子外面很冷, 我有个当家大嫂把我叫到她家, 用被子给我暖脚。夜里, 母亲还是把我找回去了, 她拉着我的手, 掉着眼泪说, 妈妈知道你喜欢书, 喜欢书是好事, 可是咱们家哪有钱给你买书呀?
50多年的工作过程中, 我没有赶上真正脱产学习的机会。粉碎“四人帮”后不久, 我在中央党校呆过半年。那时中央党校刚刚恢复, 校舍破烂不堪。时任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与我比较熟, 就经常让冯文彬同志找我去党校干这弄那。我当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基建指挥部总指挥, 顾不过来。耀邦同志就通过中央组织部下令, 让我上党校学习。我对耀邦同志说, 你在中科院挨批时有一个“五子登科”, 其中两个“子” (房子和炉子) 与我有关。这次我什么都给你管, 如果你再挨批, 又得给你捎上。我当时是局级干部, 由中央下令上党校学习算是个特例, 因而在北京市引起了很多猜测, 我那时的领导赵鹏飞同志还以为我要高升了, 其实他不知道这又是一次半工半读。我的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课程, 我的文化知识、建筑专业知识和社会科学理论知识, 几乎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的。由于学习底子太差, 我几十年来一直在补课, 有时简直是“恶补”。我一生为学习所付出的艰辛, 在学习中所碰到的困难, 是许多人难以想象的。我很早就当了劳模。劳模是什么概念?那时候的劳模简单说就是:干得多、干得快、干得好, 吃苦多、吃亏多、奉献多。多干、吃亏几乎成了劳模的缩影。我至今还记得张百发同志当时作报告讲的一句话, 叫“学吃亏, 会吃亏, 经常吃亏不皱眉”。我是一个劳模, 还是一个突击队长, 不脱产, 还得多干活, 学习的时间只能从比别人更少的休息中去挤。那时的工棚是通铺, 你要在工棚里点灯看书, 别人就没法睡觉。夏天比较好办, 冬天只好穿上棉袄、大头鞋, 戴上口罩, 到路灯底下去学习。算计时间, 节省时间, 合理利用时间, 成了我一生的习惯。对我来说, 从来没有无用的时间, 包括零碎时间。每次睡觉以前, 我总是要想一个题目, 总怕早睡着了。碰到大的难的问题, 不是趴在桌上想, 而是躺在床上想。我的若干篇讲话、文章的提纲, 几乎都是躺在床上想出来的。我这一生为学习吃的苦实在太多, 我确实很累, 需要休息, 需要轻轻松松地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
我是1989年6月到中央工作的。老实讲, 我一直不太愿意到上边来。以前中央曾有两次要调我进京, 我都想方设法地婉拒了。我多次说过, 我这个人不适宜在上层工作, 喜欢在下边跑跑、在人群里跑跑, 愿意干点看得见、摸得着的活。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 中央通知我到北京来, 我对李鹏同志、杨尚昆同志说, 我还是愿意在天津工作。但小平同志强调, 动乱之后不准再讨价还价, 我这才接了工作。到中央后, 前3年分工宣传思想工作, 后10年分工统战政协工作。两段工作, 我都是边干边学。干得如何?只能由中央、由社会各界去评论。我自己只能说尽了心, 尽了力, 没有懈怠, 没有大意。
我是江西省兴国县永丰乡十区一乡的人，在南京离休，今年９５岁。去年南京市鼓楼医院给我检查身体，说我的五脏没有问题，能活到１００岁。我听了很高兴。一个红军战士能活到１００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考虑为党再做些工作，把过去我参加红军以后所经历的主要几件事写出来让青年人知道红军战士为革命所经受的艰险与作出的奉献，让他们珍惜今天安定的社会和不断改善的生活，让他们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中奋发向前，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有所作为。
毛政委欢迎我们参加红军
我是１９２５年参加革命的，我的二哥丁良揖是村农民协会的会长，当时我们贫穷的农民都组织起来，开会、出操、与地主展开斗争。大家知道只有团结才有力量，分散则会被官府欺负的道理。
１９３０年，我们兴国县十区的农友们听说湖南的军阀何键大开杀戒，我们带着要为烈士们报仇的心态，组织了红军预备队２００余人赶到县里，在卖猪的市场里住了一夜。当天晚上县里的领导同志接见了我们，在充分肯定我们这次行动的同时，要求我们出去要遵守纪律、听从指挥，说我们是代表兴国县的，不能出“问题”，一定要注意安全。县领导语重心长。县领导同志还说，准备把十区的经验向全县宣传推广。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从兴国出发到吉安，大家在吉安码头写了一幅大标语：中国共产党万岁！边行军边宣传。当时的天气很热，我们一路上穿草鞋行军，草鞋磨破了，就光着脚走路，许多战友脚板上磨起了血泡，大家咬紧牙关走，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才到达江西省新余县罗坊镇，找到了毛泽东政委领导下的红军。
毛政委接见了我们，听说我们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辗转走了１０００多里路，一路上大家很辛苦。毛政委听了很感动，他激动地说：“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我们大家也回答：“毛政委您好！毛政委您辛苦了！”接着毛政委又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人民的军队，当前，我们的任务是打土豪、杀劣绅，实行土地革命，解放广大贫苦的人民。我们这里是红一方面军的司令部。”这时，十区山坑的同志举手要求参加红军，毛政委说：“我表示欢迎，你们要参加就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里去报名。”
会后，山坑来的农友都去报名了，而我们其他的同志，除了身体、家庭等原因返回兴国外，大多数预备队员都被编入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特务团（我也是其中之一），跟司令部走。
不久，毛政委把我们兴国的几个带队人请到他那里去座谈，先后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让我们讲述当时农村的阶级斗争的实情及农村存在的情况，为毛泽东同志后来发表《兴国调查报告》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毛政委。
“诱敌深入”活捉张辉瓒
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国民党调集１２个师又３个旅的１０万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制定了“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打”的“围剿”计划，企图将红军主力压至清江至分宜的袁水流域两岸“聚而歼之”。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的红一方面军，对此有所准备，１０月３０日在江西新余罗坊召开会议（史称罗坊会议），决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１１月６日，我们部队从罗坊镇出发，在峡江渡过赣江，向桐林进发。这儿是山区，山高路难走。毛政委一路上做大家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准备打仗，准备消灭敌人；我们历经艰难困苦，是为了寻找战机，以便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我们听到有仗打，能消灭敌人，就浑身添了劲，行军的速度加快了。
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３０日，我们的部队开进了龙冈镇，利用地形隐蔽在镇外的大山上的树林里。这天龙冈地区大雾漫天，张辉瓒师不知路径，闯入了我们的伏击圈。只听一声枪响，红军战士从隐蔽处冲了出来，将白军团团包围，除了少数敌人溜掉，三个旅的敌人都被我们全歼，毙伤俘敌近万人，缴获各种武器９０００余件，并活捉白军前线总指挥兼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
张辉瓒这个不可一世的反共老手刚听到枪声，就向下面发问：“发生了什么情况？”一名副官跑过来说：“报告司令，我们的部队遭红军埋伏，与后面的友邻部队失去联系了。”张辉瓒骄横地命令他的部队首先展开，并夺取最高制高点万功山，想以控制制高点改变被动的处境；另一方面让副官联络后面友邻部队尽量向他靠近以取得支援。可是，他的部队已被红军分割成几段并一一被歼灭。大批的红军向万功山包围过来，将万功山围得水泄不通。
战斗告一段落，我军开始打扫战场，先在俘虏群中寻找张辉瓒，后又对每具尸体进行核对，没发现该人。最后从一名敌军军官嘴里知道，张辉瓒没有逃走。红军总部又命令部队仔细查找。同志们在万功山上搜找，一个上午也没有结果，累得大家坐在半山腰的一口水塘边休息，一名战士盯着塘中的水和草，突然发现一丛草边有水波，他喊“水塘里有人”。战士们没有脱衣服便先后跳到水中，从草丛下面拖出一个人。张辉瓒睁开眼睛一看，四周全是红军，杀人不眨眼、沾满人民鲜血的张辉瓒吓得举起了双手。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就这样被我们活捉了。
张辉瓒在被审讯中交代：他本想以控制制高点负隅顽抗，待友邻部队来救他，但友邻部队自己都顾不了，张辉瓒预感自己的末日来临。为了家里的万贯家财和娇妻儿女，他换上下级军人服装，跳到塘水中，隐蔽在草丛下妄图逃过这一劫。在冰冷的塘水中泡了几个小时，冷得浑身发抖而产生了水波，终被发现。这实在是罪恶难逃。
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
在龙冈战斗的总结会上，有个战士怀着忐忑不安心情汇报了一件事：他在山顶上打扫战场时，看到一个东西，从来没见过。那东西很重，以为是废铜烂铁，将它推下山了。这一情况，逐级反映到红军总部，总部领导经研究命令当事的部队立即派人去查看是什么东西。人们按那个战士所指方向，在乱石丛中找到那个东西，并抬回总部。经有关人员查看，好家伙，原来是一部电台！但电台从山顶上摔到山下，里面一个部件损坏，后经交通员到敌占区买来配件修好了，从此，我们红军有了自己的电台。红军总部为此下了一道命令：要求今后部队打扫战场时，发现难以识别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先抬回总部再说。利用敌人装备武装红军，也不是什么秘密，红军所用的枪、炮，大多是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送来的。
龙冈战斗是继湘赣边界割据之后红军第一次重大的胜利，不仅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广大红军的斗志，而且缴获了许多武器装备，增强了战斗力。
龙冈战斗的胜利，张辉瓒师的全师覆灭，吓得敌人纷纷退逃，红军则乘胜追击，在东韶一带又消灭敌军谭道源半个师，缴获各种武器２０００余件。
在兵站参加长征
１９３１年，第一次反“围剿”之后，我们红军总部特务团第三连被调编到在闽西的红军第十二军政治部政卫连。
闽西是山高人少新开辟的区域，而红十二军是由上杭、龙岩、永定等县部分游击队编成的新军，下属第一、二、三、四、五、六团，军长：邓毅刚（后张鼎承），政治委员：邓子恢。有一次，在上杭武平县拖地（音）小地方，一家地主老财，在当地很有势力，欺压百姓，民愤很大。他财大气粗，所以他的庄园修得很结实。当时红军没有高爆炸药。久攻不下，时间不等人，人们想到火烧赤壁。在庄园周围准备了很多的燃烧物点起大火，火光冲天照得整个村子似白天，硬是把地主老财的人、物全部烧毁，为当地百姓除了一大害，搞掉地主们的土围子，巩固了根据地。
同年，在福建省汀州北门，有个旧戏台子，上面挂的是马克思、列宁的肖像，在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带领下，我们两个同志举起左手，跟着他宣誓：听从党的指挥，保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从此，我们加入了共青团。第二年（１９３２年）转为中共党员。这时，我经常翻越武夷山，从古城到中央苏区瑞金，传送文件和资料。由于我工作积极，领导先后送我到红十二军的训练班和瑞金红军学校第三期政治干部班学习。半年后毕业分配到广昌兵站，担任政治委员。兵站主要任务：接待过往的战士，运送部队所用武器弹药以及将战场回收子弹壳送回后方，联络中央军委与各军团的文件和信函，信件上不用真名实姓，都用代号表示。哪里有战斗，我们就出现在哪里。第五次反“围剿”，我们就在广昌附近，当广昌失利，我站从广昌经小布、黄陂、龙冈到兴国高兴圩。直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接总站命令，我站到瑞金边长顺街被编入第三军团开始长征。１１月，在湘南取消兵站后，我们这些人被编入红三军团政卫连，我担任连指导员。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９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对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作了精辟的总结，对它的意义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我们长征１２个月零２天，共３６７天，战斗不超过３５天，休息不超过６５天，行军约２６７天，如果连夜行军在内，就不止２６７天了……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共１１个省，最多的走了２５０００里。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呀！只有我们红军才有这种气魄。长征苦是苦，可作用大，在１１个省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将来一定会开花结果的。
无论有什么困难都要勇往直前，不被打到。
——题记
它像一片汪洋大海，在炎炎夏日中给我清凉;它像一鼎炽烈的火炉，在严寒中给我温暖;它像我的好朋友，和我形影不离;它更像一盏明灯，在茫茫黑暗之中，带给我光明;它铭刻于心，促我奋进，暖我心房。
午后，绿油油的草地生机蓬勃，令人心旷神怡。我坐在小房间的椅子上，津津有味地看着书。突然之间，天色渐渐暗下来，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眼光老练的人一看就知道要下雨阵雨。看书也不让安静一下，不一会儿，果真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依旧惬意地坐在椅子上看书。几声巨响，我禁不住站起身，望着外面的`小草。它被风雨无情地摧残着，践踏着，宛如一只卑微的蝼蚁，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
我暗自地叹息了一声：这小草真是可怜啊!想着，我便低下头来看书，仿佛是不愿意看到那种画面。
不久，雨过天晴，空气十分清新，我出去透透气。不经意间，小草又挺直了腰杆，在微风的轻抚下，蓬蓬勃勃地昂起了脑袋。这一幕给了我震撼，带给我惊讶，同样也带给我温暖。
这小草的生命力真顽强啊!这景象触动了我的心，我的理智正在强烈的压制着这种震撼和温暖。这时，夕阳西下，我转过身来，又被另一幅画面震撼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推着轮椅。轮椅上有个老奶奶，满脸皱纹，嘴角上挂着甜蜜的微笑，给人一种发自内心的温暖。
我拿感动的眼泪不争气地滴了下来，这真是让人感动的画面啊!想着，我悄悄地抹去眼角的泪水，回家去了。
炎热的夏天，太阳炙烤着大地，蝉叫个不停，好像不把它烤熟，不罢休。我让妈妈给我15元钱买西瓜吃。来到街上，我发现卖西瓜的比买西瓜的还要多。当我想着买哪一家的西瓜时，一位中年大叔把我拉了过去，熟练地割了一块三角形形状的西瓜，递给我品尝。我迫不及待地吃了一口，情不自禁地说：“这瓜真是甜啊!”我心想：瓜这么甜，不如就在他家买算了，不用顶着烈日挑西瓜啦!于是我让老板帮我选瓜，只见他抱起一个西瓜敲了敲，放到秤上称了一下多少钱，正好15元钱。付了钱后，老板找了个塑料袋，帮我装了起来，我拎着瓜就回家了。
我回到家后，迫不及待地拿刀切开吃，西瓜瓤是红彤彤的颜色。我拿起一块，尝了一下，咦?怎么没有刚刚尝过的瓜味道甜，难道是我失去味觉了吗?我又猛地吃了一口，还是一丝甜味都没有!
哎，这可怎么办呀?要是妈妈知道我花了这么多钱就买一个不甜的西瓜，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我脑海中漂来一个想法——染西瓜。说干就干，我拿出红色果汁，找出刷子，先把红色果汁倒上去，再用刷子刷均匀，又去小卖部买了一瓶美年达，味道必须要西瓜味的，然后我翻东找西终于找到了以前的喷雾器，我把西瓜味的美年达倒了进去，在西瓜上喷来喷去。妈妈睡觉醒来，她切了一块吃，带着一脸疑惑的表情说：“这西瓜怎么这么个味道?”
我不得不把自己染西瓜的经历说了一遍，妈妈哭笑不得地说：“你这个调皮鬼。”
——题记
那年夏天，日光和快乐同时泛滥，学校里的合欢花开满了树，晕染了一片粉红色的光，又犹如摇曳在轻巧舞娘头上的红丝带，带着幽幽香气，悄悄袭来。
我记得同桌就是球迷呢!于是大家穿上了花花绿绿的雨衣，撑起圆鼓鼓的伞，铃声湿淋淋地黏在地面上，大家变成了一颗颗在森林里奔跑的蘑菇。 哦，还有那一场场考试呢!
有好几次，头顶上的白光几乎像伸出手来，抓住每一个滴着汗水的、辛勤工作的学校清洁工，直到非得吐出啪啪的声音方才罢休。我们坐在舒适的教室里，笔下流淌着光彩的智慧，望望窗外的保洁员工，我们心里真是吱溜吱溜冒酸水，谢谢叔叔阿姨!
晚修后放学的校园，花花草草沾染了露水，树木的清香钻进了我们的毛孔，一湿漉漉的`，是不是天空哭了呢?这些植物嫩叶突然就成了浸泡在泪水里的珍贵茶叶。
我没来得及好好闻一闻校园的气味，就不知道和谁端水洗脸去了，毕竟天气太热了。
那段日子，大家还记得吗?
我怀念曾经因你的一阵微笑而激荡起来的风，夹着悲欢和一去不回的昨天，浩浩荡荡地穿越我单薄的青春。时光流逝，像一颗透明美丽的琥珀，成为闪光的永恒。
年华扑闪扑闪，我们和时光手牵手，在不同的道路上轰轰烈烈地奔跑，怀着拥有那一段时光的回忆，踏上新的旅途。 [3] 那一段
事前双方都同意，在交换的中日联合声明纲要和有关文件中要有一段日方对过去侵华战争加害中国人民进行道歉的内容，但对于如何表述，双方并未最终敲定并落实到具体文字。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一问题竟成了中日复交谈判的第一场遭遇激战，也没料到事情会因田中的祝酒辞“添了麻烦”而引起。田中到达北京的当晚，周总理为其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欢迎宴会。田中在祝酒辞中提到了那段不愉快的历史，他说，“过去的战争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日本表示深刻的反省”。此言一出，当场就激起非议。一个加害国的首相，怎么能对遭受战争重大伤害的中国人民如此轻描淡写地表示歉意呢?!公开报道后，舆论更为哗然，公众无比愤慨。
第二天，在周总理与田中首相的小规模限制性会谈中，周总理首先提及此事，以极为严肃的态度批驳了田中的提法。周总理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中国牺牲了几百万人，财产损失无计其数，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政府要牢记这一历史教训，而用“添了麻烦”作为对过去的道歉，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且不要说那些有失去亲人仇恨的人了。“添了麻烦”这样的话，像是不慎把水溅到女孩裙子上随口说声“对不起”一样，意思太轻了。总理的话使田中无言以对，他只做了些表白和解释，说他本意是向中国人民“谢罪”，请求原谅，并保证以后不会再犯。田中说，如何表态，用词用语都可以按中方习惯改。
随后，姬鹏飞外长在与大平外相的会谈中也谈及这个问题。主管负责官员会上，我方谈判班子有不少是山东人和东北人，他们对日本侵华战争有亲身经历和体会，他们每个人都能列举出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当时我虽年轻些，却也在那段战争的痛苦岁月里度过了童年。在谈判之余，我曾对日本外务省亞洲局中国课长桥本恕说，当年连我上大学学日文家乡父老都群起同声反对，因为他们痛恨“日本鬼子”，他们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
谈判中，我方还拿出日本新出版的字典、辞书，查证“道歉”、“反省”、“谢罪”、“添了麻烦”等字词的意思和轻重程度。对此，日方不能不表示“折服”。
这个问题还惊动了毛主席。毛主席在9月27日晚会见田中时，一上来就问：“那个‘添了麻烦’的问题吵得怎样了啊?”田中急忙回答：“有结果了。可以照中方意思改。”毛主席说：“吵出结果就好。天下总没有不吵架的，不打不相识嘛!”
祝酒辞是田中的本意也罢，是试探也罢，最终，这场较量以日方认错和退让而结束。田中不得不交待大平赶紧另提合适方案。在外长第三次会谈中，大平外相口述了日方对战争加害反省的措辞，中方表示可以接受。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段文字：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为后来经常被提及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提供了重要的书面文字依据。
“下雪了，下雪了！大家快来看雪呀！”正在埋头苦干的我听到这天真的叫喊声，不由地向窗外望了望。大家不约而同地冲出教室，奔向操场，去迎接雪的到来。
瞧，雪精灵在跳舞呢！他们手拉着手，伴着天空传来的“仙乐”，轻盈地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六角形的雪花飘舞着，旋转着，跳得比“天鹅湖”更加动人，更加优美。如此飘逸多姿的舞姿，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操场上蒙上了厚厚的一层雪，操场变成白的了，像是铺了一条白棉被。我们就在操场上打起雪仗来。我们不断地团一个个小雪球，在跑道上滚几下，向别人扔去。“啪！啪！”一颗颗“导弹”飞出去，击中了大家的衣服、脑袋、手，许多人都“挂彩”了。我们班同学趁不注意，把一个雪球放在另一名同学的脖子里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们又开始堆雪人。我们团了两个雪球，一个让我滚，一个让小徐滚。我不停地推，雪球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难推了。当雪球有我胸那么高时，我再也推不动了。有许多同学都来帮我推，雪球又滚动起来……我们把两个大学球叠在一起。把两粒纽扣嵌在上面一个球上，当作眼。把两把笤帚插在下面一个球上，算是手。耳朵是两只圆规，嘴巴就用一条沟代替。可是大家想不出用什么东西做鼻子，只好做一个“无鼻怪”了。大家看着这个亲手做成的雪人，都会心地笑了。
那时一个冬季，春节期间，恰逢庙会，家人耐不住我们的再三央求，就带上我们一起去，庙会上的好东西数不胜数，琳琅满目，左看看，右看看，总想把庙会上的东西尽收眼底。“卖糖人喽，卖糖人喽，好看，美味，香甜可口，看一看，尝一尝……这叫卖声传到了我和姐姐的耳朵。”我们一喜，连忙跑过去，给了小贩几元钱，希望他做一个蝴蝶，只见小贩就飞速地从锅里搅出一勺糖浆，滴在石板上。说是迟，那时快。只见他的手左摇摇，右晃晃。有时，像快笔疾飞，糖丝时而细如头发丝，时而粗如手指；有时，像涓涓细流流出石缝般缓慢，糖浆缓缓落下；有时，像羽毛落到地上的那般轻柔。小贩画天书般地画着，我们睁大眼睛看得目瞪口呆。
糖人做好了，只见圆就是圆，点就是点，绝不拖泥带水。晶莹剔透，在阳光下的每一个角都闪耀着光芒。咬一口，入口即化，甜甜的味道在口中久久不散。我和姐姐争来抢去，糖人吃的一点也没留下，看着小贩那一锅糖水，馋得我直流口水。
回到家，被长辈训斥乱跑，可我却一点也不后悔。想着什么时候再能吃到糖人，一直念念不忘。
第二天，我们到庙会上看舞狮，两位舞狮者身披鲜艳的“师装”，一头一尾，前后配合，时而欢而碎步，怒时威猛健步，哀时闭眼稳步，乐时跃而跨步，时而行走，时而翻腾，时而挠痒，时而抖毛，惟妙惟肖，我们欣赏着这古老的舞狮，一个劲地鼓掌，时间就这样流逝了。
直到后来出去旅游偶然看到了又是买糖的小贩，这一次每人在和我抢糖人吃，我一连买了两个，却不觉得比当初的糖人好吃了。走到那些大型的商业区，欣赏着他们的舞狮，但这回观看的人并不多。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念念不忘的不是糖人，也不是舞狮，而是和儿时玩伴们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是无忧无虑的童年。
我校历来重视班主任工作，要求班主任牢固树立“先有父母心，再做教书人”的教育理念，对学生多一份爱、多一份宽容、多一份尊重。从去年开始，我们创设了一年一度的“班主任节”，开展 “十佳班主任” “十佳德育标兵”等评选活动，为全校老师树立身边的师德模范，大力营造关爱学生的校园氛围。
在首届“十佳班主任”评选活动中，我校的一批优秀班主任脱颖而出，他们无私奉献、关爱学生的事迹感动了全校师生。
杨连峰老师是一位学识渊博、爱岗敬业的班主任。一天夜晚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不小心摔伤，导致左腿骨裂。到医院后，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但想到临近高考，正是学生最需要自己的时候，他毅然打着石膏绷带直接住进了学生寝室，一日三餐让家属从学校食堂端来。杨老师躺在床上批阅试卷，指导学生学习，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杨老师的举动感动了全班学生，极大地焕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2014年，杨老师所带班级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学生和家长都非常感谢杨老师。
年轻班主任朱雪峰老师，工作认真细致，时刻把学生装在心中。他的班里有一个单亲学生，家庭经济拮据，又缺乏亲人关爱，导致孩子自我封闭，心情抑郁，成绩下滑。为了帮助他完成学业，善良的朱老师自己拿出钱来资助他。为了帮助他从自我封闭的状态中走出来，在他的生日之际，朱老师在班里为他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生日晚会，请同学们为他送上热情的祝福。生日晚会上热烈的场面让这名学生体验到班集体的温暖，感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关心，使他向大家敞开了心扉。这次生日晚会不只是给这名同学送去了温暖和快乐，也进一步凝聚了班级人心，使全班同学相处得更加和谐，班级更像一个大家庭。
张丰收老师，关爱学生，善于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做耐心细致的心理疏导工作。一次，他在巡查学生寝室时，发现一名学生情绪低落、举止异样。张老师感觉他可能遇到了什么问题，便温和地询问这名学生。这名学生开始不愿说，后来，在张老师的耐心询问下，他终于敞开心扉：原来，由于最近成绩下滑，家庭压力过大，他萌发了轻生念头，还写好了遗书……张老师陪着这名学生谈心，劝慰他，鼓励他，终于驱除了他心头的阴霾，使他重拾信心投入学习之中。后来，这名学生考入一所军校……
这几位班主任只是我校班主任团队中的优秀代表，学校还有众多像他们这样的优秀班主任。他们作为班级教育的领导者、组织者，心系学生，服务学生，乐于奉献，不断成长，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感召学生，引领着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和班集体的持续进步。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同学们的信赖与尊重。
今年，在学校举办第二届班主任节时，一些学生代表找到分管德育工作的张立民副校长说：“班主任节是班主任的节日，也是班级的节日。这个节不能只让学校为老师们庆祝，我们也要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老师的感情。”听了学生们发自内心的要求，张校长欣然同意修改活动方案，给学生机会，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班主任的感激之情。
正是由于班主任老师对学生无私的爱、对学生的辛勤付出，才有了学生对老师的爱，对老师的感恩之情。和谐的师生关系，让节奏紧张的高中生活变得富有人情味儿，给师生双方都留下了一段美好的人生记忆。
六年级也结束了，总觉得不舍，好像昨天才进入校园，步入初中时，六年看似漫长，到了最后才会觉得时光飞逝仅在挥手间。
稚气没了，换来的是成熟;天真没了，换来的是沉稳。
暮然回首，看见曾经的自己。微微泛黄的旧照片上，还是当年的模样。一头乌黑的头发，忽然有些落寂，那个扎着马尾，笑起来就眯着眼睛，像弯弯月牙儿的女孩儿不见了。
的确有很大的变化，我常常想，头发剪了，利索些，眼睛已不是那般纯净清澈，是懂得多了，也夹杂着一丝丝浑浊。
那是一年级，踏入校门，什么也不懂。抬头望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懵然的戴上红领巾，举着手，跟着台上的姐姐宣誓。
那是二年级，秋风又起，度过了学校的第一个暑假，踩着一地柔软的落叶，重新走进校园，重新认识了校园。
那是三年级，班里人都熟络起来，课间一起玩耍，一起打闹，笑声像晶莹剔透的琥珀，碎落在地上，暖阳交合，散着金光。
那是四年级，冬天操场上白茫茫一片，总会有几个长大的身影在那儿，他们在堆雪人，脸红扑扑的，手也冻僵了，却依然捧起一团雪掷下雪白的希望。
那是五年级，毕业的讯息在脑中传递，像钟声敲击着心灵，同学录上留下不同的笔迹，但都是满满的祝福。
那是六年级，随着快门按下，我们结束了六年的小学时光。
童年，已是闭上眼，再也梦不到的神秘。
端来一杯水，坐在电脑前，我无比熟练地打开了机子慵懒地卧在桌上，敲出一行行话句和一个个表情，谈着学习生活中那为数不多的乐趣。
就在这时，随着“嚓”的一声，房间内的灯光与屏幕瞬间暗了下来，我陷入了黑暗之中。停电了!我摸黑跑到窗前，父母也放下手机起身前来。除了月亮那淡淡的银光，周围的房屋也一片漆黑。低头看去，住在一楼的阿姨匆匆披了件衣服，便冲出了单元楼。低层的住户们也跑了出来。
“怎么停电了?”大家嚷嚷着。“刚才正看电视剧看的来劲儿呢，怎么突然没电了?哼!只能睡觉去了。”一位大叔说。其他人也很气愤，咒骂了一会儿，也便都散去了。
我们家情况也差不多，随着停电，网络也无法使用。爸妈手上发烫的手机，也失去了它们的作用，被丢在了沙发上。家中没有蜡烛，我们只能并排坐在沙发上。还不到睡觉的时间，又想不出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只好百般烦闷地等着电灯再次亮起。
也许是实在耐不住寂寞，母亲问了我一句生活上的事情。我赶忙回答又回问了一句母亲关于工作的。渐渐地，我和母亲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屋中攀谈起来。原来，母亲在沙发上歇息之时，还时不时地睁开眼睛，看看我在忙什么。不一会儿，父亲也加入了。此时，我们完全脱离了网络与电子产品的束缚，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与家人的谈话中。我发觉，在这个信息时代中，我对父母的关心太少了，而从没有一段时光，能使我放下手机，将目光投到家人身上。但在停电的这段时光里，我做到了。
记得那是1950年冬，当时正值美国侵略朝鲜，党中央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那时到处可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标语，国家号召适龄青年参军。但当时人们的思想觉悟还不高，百姓顾虑重重，怕当兵打仗会牺牲，因此，那时征兵十分困难。当时我家的情况也不好，父亲病故，我近20岁，是长子。我下面有16岁的弟弟。14岁及12岁的两个妹妹。母亲因子女多，操劳过度，营养不良，身体瘦弱。但她当时是村妇女主任，思想进步。她为响应国家号召，舍小家为大家，含着泪对我说：“德富，我们带个头，你报名参军吧！”
我当时好久未回答，心中暗想道，我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我参军离家后。家中的田谁种，家中的重活谁干，家中的生活怎么过？母亲知道我的担忧。声音颤抖地对我说：“家中有我，你的弟妹也不小了，他们也会帮我。另外我们家还有叔叔、伯伯，还有村、乡政府，他们都会帮忙的。”听了母亲这番话，我的顾虑减轻了许多。我再想到我的家，母亲当上了村妇女主任。我自己又是基干民兵，新中国成立后，我家的地位从受压迫变成了当家做主。于是，次日一早我怀着感恩之心，主动跑到乡政府。找武装部部长报名参军。
记得参军那天，村党支部书记亲自给我戴上大红花，全体村干部及村里的父老乡亲，几十人敲锣打鼓送我到乡政府。那天，乡政府在大门前的操场上搭了台，为我举行欢送仪式。乡党委书记和武装部部长首先上台讲话，他们表扬了我们母子，并请我和母亲上台发言。临别时，母亲把平时准备用来换盐的鸡蛋，煮成了香喷喷的茶叶蛋，往我挎包中塞。她生怕我受冻，还通宵不眠为我赶缝了一件棉背心。姑母、伯母们也把袜底和水果往我挎包中装。他们哪知道解放军军营中是何等温暖。我到部队后，从头到脚，从垫的到盖的。全是新的，而且部队里的棉衣、棉被特别柔软，特别暖和。军中首长如我的父母，战友似我的兄弟。晚上首长要查铺，谁的被子未盖好，首长会给盖；蚊帐未吊好。首长会帮吊。部队的伙食也比家里好得多。在部队时，我常常能吃到鱼、肉、蛋，也常常可以吃到包子、饺子和馒头。在部队，我不仅学到了军事知识，也学到了政治知识。
部队是一所造就人才的大学校。我在这所大学校中，学习生活了5年半。后转业到地方工作，直至，1993年10月退休。参军临行前乡村干部和父老乡亲的关怀和鼓励，成了我日后克服困难和前进的动力。我在部队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受过通令嘉奖。而我也万万没想到，参军入伍，竟成了我干革命工作43年征程的起点，也成了我迈向光辉革命人生的开端。
小时候，我每年都会回奶奶家，在看望奶奶的同时也去看望那棵苍劲的枣树，那棵枣树已经陪伴了奶奶很久。当院子里只剩下奶奶一个人时，便只有它，能和奶奶做伴，它是奶奶最忠诚的朋友，它长得十分奇怪，树干不是笔直的，而是弯曲的，当月的流逝使它的要更弯了，树皮上出出现了一道道刀削过似的疤痕，但是，奶奶却没有嫌弃它，它每年都会捧出饱满而又光亮的枣来迎接我们。也为我们摘枣行了方便。只要轻轻一踮脚，一大捧枣就会收入囊中，或摇摇枝头，“砰”的几声，几颗枣便会掉下来，捡起一颗急忙送入口中，伴随着一声咔嚓轻啊，几丝甜香在口中绽放，在味蕾上演绎着奇妙的乐章，那一丝清甜，使我唇齿留香。“奶奶，吃枣”。我连忙将枣递给奶奶，奶奶笑着说：“好，好，长大啦，懂事啦!”
每每听到枣在口中绽放的声响，每当品着一丝清甜的枣香，我便开的腻在奶奶怀里尽享那一份温馨与快乐。那枣落地的声音，在味蕾间绽放的轻响，也留在了我心中。
不知不觉，很多年过去了，枣也是随处可见，奶奶仍然会每年都叫我们回去吃枣，但是我却因为上学很少回去。现在的各种新鲜水果应有尽有，枣在人们心中已不是什么好吃的水果了，我也吃不到小时候那样的兴奋了，虽然还是一样甜，但在我心中似乎少了点什么。我回忆起小时候摘枣的时光，心里不免有点落寂。
记得从贵阳出发的那天，火车晚点，我们又被安排在加挂车厢――火车的最后一节，一路上摇摇晃晃，好不辛苦，但丝毫没有减弱我兴奋的情绪，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描摹着“世博园”的美景。乘坐了一整夜火车，第二天上午到达昆明，顾不上休息，我们便挤上公共汽车，来到“世博园”。未进大门，就已感到心旷神怡，情不自禁。会说话的“灵灵”眨着眼睛欢迎我们，五颜六色的鲜花铺成的世纪花坛敲响了巨大金钟，时时报告着我们与新世纪的迫近，如海的鲜花铺天盖地，如潮的人流熙熙攘攘……
在这里，到处可见异域风情、灵山秀水、奇花异草，让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然而，留在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是我们贵州的展区“黔山秀水”。走进展区，我油然而生回到家的感觉。那高耸于唐三彩般石山上的蘑菇石在蓝天白云下悠然贮立，那四处悬挂着石钟乳的天吉洞仿佛把人们带进富丽堂皇的地下宫殿，那涓涓流淌的珍珠瀑布如同千万条珍珠项链垂挂悬崖峭壁，那造型各异的人像石柱雕刻仿佛诉说着一个个美丽的神话传说，那神秘隽秀的壁刻文字向世人展示着“夜郎古国”的民族文化……我仿佛看到了家乡的梵净山、黄果树瀑布、地下龙宫、织金溶洞和祖祖祖辈辈居住在这块宝地上的仡佬族、布依族、苗族……这儿的秀丽山水，不仅浓缩了我们贵州的名山秀水，而且展示了我们贵州人民的勤劳智慧，无不透露出我们贵州地灵人杰，山美，水美，人更美！人与自然的完美和谐，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它带给我的是那样欣喜的心情，不仅因为它美，更因为我是贵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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