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化(精选6篇)
荆楚文化秦汉三国文化
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荆楚文化清江巴土文化
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荆楚文化名山古寺文化
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荆楚文化长江三峡文化
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荆楚文化地方戏曲文化 汉剧角色齐全,长于抒情;楚剧语言质朴,乡土气息浓厚;黄梅采茶戏唱腔丰富,感染力强;荆州花鼓戏,声腔优美雅俗共赏。说唱艺术有湖北大鼓、湖北评书、汉滩小曲、汉川善书等,丰富多彩。
荆楚文化民间艺术文化
宜昌夷陵区的民间版画、安陆的民间漫画、丹江口伍家沟村的民间故事、黄梅县的桃花和木版年画、阳新的布贴、通山的木雕等,在省内外具有广泛影响,这些地方被中国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民间艺术之乡”。荆楚文化江城武汉文化
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中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荆楚文化现代革命文化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为标志,形
武昌起义 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荆楚文化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
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角度审视荆楚文化的发展轨迹,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它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创新特质,是当今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荆楚文化的这些创新特质,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
建筑与历史
武汉三镇
烟波江上——黄鹤楼
石破天惊一辛亥革命第一枪
长春真人——长春观
云梦遗迹——东湖
国之重宝——湖北省博物馆
五百罗汉——归元寺
历历汉阳树——晴川阁
汉口开埠——江汉关
艺术与文学
楚辞大家——屈原
知音难求——俞伯牙与钟子期
风流天下闻——孟浩然
科学与工艺
蔡侯纸——蔡伦
活字印刷——毕升
茶圣——陆羽
本草纲目——李时珍
生活与传统
百年老街——江汉路
汉口正街——汉正街
饮食文化
三无不成席——鄂菜 户部巷——鄂小吃
原标题:烟波江上
现在的黄鹤楼,非崔颢登临的黄鹤楼。旧址离此还有千米之距。黄鹤楼素有“天下江山第一楼”之美誉,果不其然,眼下此楼的非凡气势,足够说明登临者的慧眼。
浩然长江,劈开巴山群峰,携潇湘云水,在三楚之地与汉水汇合,造就了隔水而视的武汉三镇。我脚下的黄鹤楼,位于武汉市的蛇山黄鹤矶头,楼五层,气势浩然。著名的武汉长江大桥,历经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毅然横跨在宽阔的江面上,不改旧时容颜,坚挺依旧。
当年,我独自徘徊于长桥上,寻寻觅觅,然黄鹤楼不见了踪影,只好走到古琴台,凭吊了事。现在,武汉三镇漂浮在一片烟雨里,似一艘从远古缓驶而来的捕鱼船,临了,泊靠于江边,悬起了它千岁风灯。猛然有一种冲动从心底腾起,似乎那一位艄公就在我眼前,左手握橹右手持酒,微笑着与我寒暄。他不就是黄鹤楼吗?一身的蓑衣,滴着千古辛酸,滴滴含有说不尽的沧桑故事。
当年的诗人崔颢有无与我同样的感觉,我说不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站在黄鹤楼上的那种苍茫而游动的悲壮心态与我是相似的。他一口气吟尽心中的块垒,才得以解脱,甩袖而去。一个真正的诗人,必具备心怀天地的大胸怀,不然他的文字不会感天撼地。这里需要大“我”而非小“我”。我们再来读一遍他的七律《黄鹤楼》吧:“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真是千古绝唱,不可再复制。连诗仙李白登得此楼,见有崔颢题诗,他连连赞叹不敢题写,只好幽默地写了两句打油诗:“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这是我们古人的修养和谦和心态,不能不叫人心服。不像如今的某些头头脑脑和所谓的文化名人,胆大妄为,不自量力,挥笔便涂鸦,毫无愧疚之心。
古时行路难,少小离家老大回者,十有八九。所以楼头远眺的崔颢,只好对江兴叹,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了。古人感情沉静,少有浮躁心态,怀乡之情似一条无形的丝线,把游子和故土联结在一起。而我们则方便了许多,譬如我站在烟雨蒙蒙的黄鹤楼头,打开手机喊,“喂!听得见吗?我现在已经登上黄鹤楼了,武汉三镇均在一览之中啊”。的确,我比崔颢优越了许多,乡关万里一日可达。然而,今天的我们是不是因为物质的丰富和生活的便利而失去了一些什么?又有谁,会为远去的黄鹤而黯然神伤呢?倒是有一位壮年男子登楼后对他的同行者说,有名的黄鹤楼也就这样,登上来了又怎么样?还不如早早回去灌一肚子清凉啤酒,再来一个足底按摩为好。闻罢此言,心中流出一股很苦的滋味,霎时,无颜面对这一座千年古楼。好在崔颢、李白、王维、白居易、陆游们早已远去,不然他们会作何感想呢?
黄鹤楼初建于三国东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之后,屡建屡毁,风雨飘摇。1955年,因兴建跨越武汉的长江大桥而遭拆除。三十年之后,再度复建于武昌,以至于今。虽然形貌似古,但已是钢筋水泥的现代结构,亦实非旧观,但它的“神”依然存在,可见精神力量之永恒。黄鹤楼,因崔颢的一首诗而名扬遐迩,千古不朽,诚如清代诗人赵瓯北所说“楼真千尺回,地以一诗传”了。
老天也有一付柔肠,刚才登楼时大雨瓢泼,我们撑伞而登,鞋子与裤腿全淋湿了,因登楼艰难,浑身汗水淋淋,而当我们登到顶层时雨小了,变成了蒙松雨,继而云走天晴,周遭之高楼大厦,脚下的长江大桥,晴川与芳草皆显出了本色。江上的烟雨,更富柔情和诗意。来往的船只,都是流动的画面,静静的、幽幽的,何来何往?云天没有答案。怨不得登高远眺的崔颢如斯感叹。
举目,龟蛇二山依然静卧,长发披肩。龟蛇锁大江,是诗人毛泽东当时的感受,是心情使然。在我看来,龟山和蛇山,像两个护江的壮士,枕戈待旦,在保一江的平安和畅通。然而,烟波江上的历史沿革,依然延续,崔颢的愁绪并没有消失,也不会消失,因为此愁不仅仅是属于个体的,而是属于人生之愁,天地之愁。愁不一定都是坏事,愁有时使人多思、使人清醒,也使人生情和远虑,在这般亘古恒定的烟波江上,尤其如斯。
查干,蒙古族,生于内蒙古扎鲁特旗。曾任内蒙古乌盟文联主席、中国作协《民族文学》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副司级专职编委、编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资深会员、中国朱鹮代言人。中国第二、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终评委。著有《灵魂家园》等多部诗集。散文、评论,散见于全国报刊。部分作品被译美、英、法、日、朝、匈牙利、波兰文,介绍国外。二十次荣获国家、自治区文学大奖。
黄鹤楼:烟波江上使人愁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黄鹤楼濒临万里长江,雄踞蛇山之巅,挺拔独秀,辉煌瑰丽,很自然就成了名传四海的游览胜地。历代名士崔颢、李白、白居易、贾岛、陆游、杨慎、张居正等,都先后到这里游乐,吟诗作赋。古黄鹤楼“凡三层,计高9丈2尺,加铜顶7尺,共成九九之数。”新楼要雄伟多了,5层,加5米高的葫芦形宝顶,共高51.4米,比古楼高出将近20米。古楼底层“各宽15米”,而新楼底层则是各宽30米。因此,黄鹤楼不是修复,而是重建。它保留了古楼的某些特色,但更多的是根据现在的需要和人们对审美观点的变化来设计的。
古往今来,历朝历代,上至真命天子,下到州官县府,都喜欢修建楼阁。中国古代的楼阁,或用来纪念大事、或用来宣扬政绩、或用来镇妖伏魔、或用来求神拜佛,其中又以湖北武汉黄鹤楼、湖南岳阳岳阳楼、江西南昌滕王阁最为出名,并称“中国三大名楼”。
中国古代多在临水之地建楼,取凭高远眺,极目无穷之妙。达官显贵墨客骚人登楼一游,或际会四方之客,或酬唱应和之曲,放悲声,抒情怀,低吟浅唱,壮怀激烈,皆可乘兴而来,尽兴而去。故中国历代名楼皆有名诗佳作千古传唱。三大名楼能够享誉海内外,是和文人墨客、迁客骚人的文化活动分不开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王勃的“滕王序”、崔颢的“黄鹤楼”在成为千古绝唱的同时,三大文化名楼的盛名也就随之而来了。
关键词:荆楚刺绣家族,楚文化,同源性,色彩,造型构图
一、荆楚刺绣家族
刺绣,俗称“绣花”,古代称之为“黹”或“针黹”。刺绣技艺是以绣针引绣线按照构思好的图案表现在织物上的过程。据史料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刺绣品就是闻名各个列国的名优产品,并远销到西伯利亚地区。湖北作为楚文化的发祥地,方方面面都受到楚文化的熏陶,该地区的主要刺绣艺术——汉绣、红安绣活、黄梅挑花、阳新布贴均是在楚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发展的民间艺术形态,既各具特色,又映射出文化的同源性。
汉绣源于楚绣,与楚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平金夹绣”为主要表现形式,分层破色,用色泼辣而不失美感,充分体现了“花无正果,热闹为先”的美学思想。虽然时隔千年之久,但不难从今日的汉绣作品中解读出鲜明的楚文化特征。红安绣活是集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的民间工艺,其绣品最主要是以鞋垫为主的生活用品。红安绣活所处地区位于鄂东地区,受楚风影响,绣品构图饱满,注重色彩对比,古朴、自然、活泼,给人一种古拙之美。黄梅挑花又称“架子花”“十字挑花”,属于刺绣中相对少见的挑绣,广泛运用挑、补、绣这几种民间刺绣方法,针脚简单,但变化多样,纹饰夸张写意,色彩对比强烈。其形成于楚地,并在传承发展的过程中继承了楚文化的精神特质。阳新布贴属于典型的补绣,布贴亦称补花,是刺绣的一种形式,是人们利用一些布脚,按自己的意图拼贴,再用针线补绣而成的工艺。其造型稚拙,色彩艳丽,不具谱本,心想所至。古朴、野逸、浪漫,无不体现出原汁原味的楚风神韵。
二、荆楚刺绣家族在色彩搭配上的同源性
楚人在色彩的运用上,有“尚赤”的习俗。张正明先生在《楚文化史》一书中也指出“楚人确信自己是日神的远裔,火神的嫡嗣,由此形成了特殊的风尚……日中有火,火为赤色,所以楚俗尚赤。”此外,还极为注重用多色配置来渲染气氛,而且注重微妙的色彩变化,巧用间色,使色调和谐,较少受程式约束,追求装饰化、理想化。
对比不同的汉绣作品,不难发现有不少的作品以暖色为基调,对红色情有独钟,意在营造“热闹”的气氛。运用与底色基调相近的五色绣线绣制纹样,使色彩既缤纷又协调。并且,汉绣普遍以重色为底,使绣面底色与纹样色彩产生极大的反差,色彩艳丽鲜明,对比强烈,从一些传世绣品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特点。红安绣活的配色尤其具有民间艺术特色:有的淡雅,追求清新秀丽;有的色调深沉,以深色为主;有的色彩豪放,强调色彩间的对比,红色为常用色,多以红、绿等原色和饱和色对比,色彩鲜明。此外,还巧妙地运用金、银、白、黑、灰等色块来协调,很好地处理了色彩的对比关系,既丰富又协调。黄梅挑花的颜色相对单一,常以净面色作底色,但注重对比,即“深色底配浅色花纹”或“浅色底配深色花纹”,常会以黑、白、藏蓝、红做底色,以红为主色,配以橘黄和淡黄。作品在暖色基调上会点缀蓝、绿等对比色,使画面暖而不燥、色彩丰富但色调和谐。其中彩挑作品的色彩构成更是宛如楚漆器,以蓝黑底布红色图案为主要的色彩构成,并会特别使用红色进行单面挑花与双面挑花,表现出“热闹”的氛围。此外,黄梅挑花使用的是亮而纯的丝线,因此纹样更加突出,对比更加强烈。阳新布贴的图案以色彩浓烈、气氛十足为特点,配色明亮,喜爱使用饱和的色彩,常使用色彩间的撞色,并且红色的使用尤为多,对比强烈,会产生一种明朗的视觉效果。饱和色之间的对比,有时还会使用极黑、极白。底布颜色多为黑色或深蓝色,在深色底上图案间的色彩对比更加强烈,轮廓更加清晰。
荆楚四地刺绣均体现了“尚赤”的色彩观,并且注重色彩的对比,杂陈五彩,追求绚烂,具有极强的装饰性和视觉美感,表现出了文化的同源性。
三、荆楚刺绣家族在图案造型构图上的同源性
从楚造物艺术上可以看出,无论是青铜器、漆器还是丝织品、玉器,楚人在艺术创造中,变形、夸张的手法用得很多,不是单纯地去模仿现实生活,而是能动地反映现实生活,超越了自然的原型,实现了写实与写意的结合,主观与客观的结合。楚文化所体现的美,也通常是通过整体构图和联想中体现出来的犹如童话世界般的神奇境界。
汉绣在其造型观念上体现了上述特点,充分发挥主观性,强调物象的神态,并且采用工笔重彩和单线平涂的表现手法,使重“意”的特点更为突出。对物象大胆的加工改造,形成了“花无正果”,“热闹为先”的美学思想。在纹样处理上,不受固定自然形态的束缚,可以任意排布。例如,处理花卉类题材时,也常会运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形成枝上生花、花上生叶、叶上又生枝的形态。红安绣活的构图如诗如画,如梦如幻,耐人寻味,浪漫活泼。构图既有写实又有写意,写实中带有夸张和变换,写意更是奇思妙想、大胆变换,追求神似、达意,进行似与不似的夸大和美化。黄梅挑花在构图上一般都遵循传统的格律体、平视体布局,需严格按照布纱的经纬线来挑绣,但智慧的黄梅妇女化弊为利,根据经纬线,将图案提炼、概括,将点、线、面巧妙组合,纹饰夸张、写意、浪漫。挑制时不会完全墨守成规,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几乎没有作品内容纹饰完全相同,人们在作品中加入自己的智慧与创造,表现自己心中所理解的美。阳新布贴上的图案造型与构图有时显得不合常理,例如,猫踩莲花、狮子扑蝶等,其图案造型古朴,不局限于谱本,无需用笔,心象所至,其各类图案只表现基本外形和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在构图上,极为自由,图案之间不一定有逻辑关系,甚至没有时空概念,图案之间位置更是可以随意安放,有点类似于儿童画一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荆楚四地刺绣的造型风格来源于楚地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构思大胆,造型奇特,想象丰富,继承了楚文化造物的浪漫主义特征。
荆楚刺绣家族中无论是汉绣、红安绣活还是黄梅挑花、阳新布贴在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上都传承了楚文化的特质。“尚赤”的色彩观念,色彩处理上的强烈对比,以及图案造型上的夸张、变形都充分表现出了原始的活力和浪漫主义的色彩,体现出了楚文化的同源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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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一一在华夏大地上与大江的携手,正是大构造与大地貌,也是大思想与大文化荟集点。岳阳楼的隆起和屹立,在这个契合点上,不管是风中雨中,不管是春和景明,都有灯塔般的意义吗?在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大地上总有那么一些奇特的构造和结点,如同榫和卯,连接起柱石和栋梁,构筑成大厦;如同人体经络上的穴位,精、气、神流转不息。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地域民众、乃至国家民族的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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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68年,老病中的杜甫,离开了栖居了一年多的奉节,沿江而下,最后来到了洞庭洲,艰难地登上了岳阳楼。在涕泪交流中写下了《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当时,他全家都漂泊在船上,靠一些友人接济度日,几十天后,他孤独地在洞庭湖的小舟上去逝。
1200多年以后,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边的菊香书屋里,寂寞地手书了这首诗。
虽然同为诗人,但一个当代伟大领袖,另一个是潦倒落魄的唐王朝小吏,难道他们的精神与文化世界,还有什么共同之处?
是杜甫的诗,还是岳阳楼这个特定的建筑风景触动了雄阔而又苍凉的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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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往返潇湘,都错过了洞庭湖和岳阳楼。但这次不能再错过了。以岳阳为终点的慢车,旅客不多。坐在夜行的列车上,窗外沉沉的夜色中,掠过零星的灯火。在铁轨与车轮磨擦的动荡与韵律中,我默默地想,有一些地方,在模糊不辨中牵挂了几十年。当踏上奔赴的旅途时,突然有了朝圣一般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
朝暾映窗,即下楼打出租车,直奔岳阳楼。
正是暮春,枯水的季节,看不到波撼岳阳城的奇观。修了长江三峡工程之后,干旱复干旱,洞庭的湖盆再也盛不满了。而几年前,还在退田还湖。
洞庭湖向北方的长天倾斜,浩荡的水涌来,被一片草滩接住
草色也是诗人们最喜欢描写的岳阳楼上的风景。
无边的水和大地一一湘江、沅江、资水、澧水,还有汩罗江等等,一条条大河从南向北奔来,突然跌落,汇成浩渺无际的水面。岳阳楼便凸起在水与陆地、水色和草色、柳色之间,像地球测量中的一个基准坐标。
柳丝拂面,绿浪如烟。还是走下高高的大堤,先到湖畔草边走一走。无论是少年梦幻与想象,青年时的壮志与抱负,还是中年的怅惘与无助,都会在这一色水天消融,都会在萧萧芦荻中迷失,而现在,只有心境与心情的平和。
不必追溯到三国时期鲁肃在这里修建的水师阅兵台,不必考证几吨重的千年大铁夹的用途与断代。岳阳也许一两千年前就被定格了,确定了在中华民族思想与精神“地图”上的定位。但这,决不是挂在门口的“AAAA风景区”一一那竹牌子上的铜光,只是价格不菲门票的照耀而已。
这湖,多少帆飘来?这楼,多少人登过?而现在,可能正翻向了最后的风景。
连诗赋文章,都汗牛充栋了。但在湖边走着,记得起,背得上的,也就是这么几首,这么几篇!
想得更大一些,更浪漫一些。滚滚长江冲出三峡以后,九曲回肠、缠绵不断地在荆楚大地上徘徊,是等待“湘女”投入么?
大湖与大江的携手,正是大构造与大地貌,也是大思想与大文化的荟集点。在这个构造、这个节点上,不管是风中雨中,不管是春和景明,岳阳楼的隆起和屹立,都有灯塔般的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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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谪官文化。但如果认为《岳阳楼记》是谪官文化,是放逐文人与“山水亲热”以后的产物,那就大大的错了。
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是在河南邓州知州任上,时年58岁。
那年秋天,昔日的好友滕子京派人送来一幅岳阳楼图,请他写一篇岳阳楼记。是夜,范仲淹把那幅图挂在了官舍的墙上,秉烛以观。
作为在西北战场、在黄土高原边塞上指挥过干军万马的将军,范仲淹很多夜晚是在地图边度过的。有一个故事,范仲淹有一次率大军疾行,大家都不知道此次出征的目的,等快要深入西夏军防地时,他突然发令,就地动工筑城,建筑工具已经事先准备好了。只用了10天,就筑起一座要塞。这就是楔入宋夏交界处著名的孤城“大顺城”。等西夏发现,引兵来反扑时,却发现宋军以大顺城为中心,建起了堡寨呼应,相互支撑的坚固战略体系,奈何不得了。可见,读图、实地勘踏,范仲淹对山川形势,攻防退守,早已了然于胸。
但那天晚上,他面对的不是军事地图,而是洞庭山水形势长卷。他一定想起少年时代,曾随继父到过的洞庭湖。
从鏖兵西北到京都的庆历新政,人生的大起大落已经太多。正因为其大起大落,才显出壮阔与博大。不是文辞与文章的节奏韵律问题,只有扬波的洞庭、只有浩渺的洞庭、只有四季四时景色不同、气象各异的洞庭,才能盛满一个忧国忧民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的感怀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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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了毛主席的《清平乐六盘山》,“不到长城非好汉”,是烩炙人口的佳句。六盘山上并没有一般意义上那种连绵不断的汉代与明代长城。毛泽东诗中的长城,实指应该是六盘山区仍然屹立的唐、宋时期许多关寨城堡一其中必然包括扼六盘山至陕北吴起镇要道上范仲淹修建的要塞大顺城。
萧关道上,处处有黄芦草。范仲淹是忧思型的,忧国忧民——“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河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于是,我们知道了,长河落日中的“孤城”,与玉门关、交河、轮台、大散关一样,在国家与民族的战争中,在历史的危急关头,具有星辰一般的象征意义。
相比之下,行走在六盘山阔岭大山与古城堡之间,马背上的毛主席豪放乐观,心情极好,他刚摆脱了泥泞的草地和张国焘的阳谋。雁是诗人们喜爱的鸟。他也写到了大雁,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我又想到写《庆州大顺城记》是宋代的张载。这个城记写得远不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现在,其城墙、文字与断碑一同没入了蓑草。人们只记住了形容大顺城坚不可摧的词句,“百万雄师,莫可以前”一原来毛主席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百万雄师”的出处,正在这座荒城,它曾在战争年代,被夕阳映照得铜墒铁壁一般。这个成语的出处与用法,不仅仅反映了两个人不同的性格,也反映了宋对西夏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不同,战略防守与战略进攻的差别。
但是,我们不可据此,就断定先贤与今人,谁诗作更佳,谁更伟大。
铁与火的战争过去了,大风暴的时代过去了。范仲淹与毛泽东,在少年或青年时代都到过洞庭湖。晚年的范仲淹与毛泽东,都曾不约而同地又遥想起洞庭洞和岳阳楼,状景抒怀,回望世事人生。
前者作《岳阳楼记》,后者挥毫手书杜甫的《登岳阳楼》,这让人回味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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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是唯一保存百年前古建筑原貌的古代名楼,耸立在大堤与高台上的三层楼阁,虽然没有新修的黄鹤楼、滕王阁和鹳雀楼那样现代、那样高大雄伟,登楼也不用举步,可以乘电梯直上直下。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表明了这座砖木结构楼阁的价值。
岳阳楼一二层都悬挂着清代张照书写的《岳阳楼记》,文与字具佳,有一种震撼的力量。张照书法开张洒脱,雄健但不粗野,有含蕴,苍而秀。
一级一级走上去,最高一层的正中挂着毛主席手书的杜甫《登岳阳楼》。
毛主席是当代大书法家。他的作品,特别是晚年的草书,出入魏晋,更兼有唐草圣怀素的风采。但平心而论,毛主席的书法作品,气势宏大,能达到精品神品的也不太多。
但悬挂岳阳楼最高一层上手书杜甫的《登岳阳楼》却是一个意外:这幅手书,主席生前并没有发表过。中锋用笔,字无定格,随势布白,笔势灵动、豪迈,气象浑穆,自然参差,似潮涌滩,字里行间,脉气相连,如云舒卷。我凝视许久,不禁叹服。
是杜甫的诗和晚年的境遇,是涮庭湖与岳阳楼触动了他的晚潮般的思绪?
两位诗人的经历绝无共同的地方。尽管万岁的口号,依旧在天安门广场上回响,尽管会见外宾时依然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我想,抄录这首诗时,孤独毛泽东的心境大抵与杜甫是相似的。有一种豪迈、激烈过后,烈士暮年的苍凉、寂寞与孤独
这是伟大人物很少流露出的另一面。岁月如流,无论是对手还是战友,或打倒或离去,两个诗人的心灵在《登岳阳楼》的诗句中获得了沟通。
中国的历史,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大地上总有那么一些奇特的构造,那么一些结点,如同榫和卯,连接起柱石和栋梁,构筑成大厦:如同人体经络上的穴位,既是终点也是起点,精、气、神流转不息。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地域民众、乃至国家民族的脉动。
无法回避,面对着这种结点,各色人等读出了不同的内涵,有不同的感受与体会。
站在岳阳楼上,遥望南天,思绪浩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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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买了去君山的船票,走出岳阳楼,走下大堤。有个人守着个高倍望远镜,花钱可以眺望湖中的小岛君山。野草侵道,候船室也已经破败,空无一人。来到了渡口,苦苦等了几十分钟,被告之无船。
现在,君山已经与陆地连成一片,有公路与汽车可以上“半岛”。洞庭无水,自古到今的“君山”一点,自然环境已经大变了。现今,君山也只是因盛产银针这种茶叶为人所熟知。这使我想起,泰山可乘索道缆车,直上岱顶一“登山如读史”,如果不读史,登泰山极顶只余下了旅游,还有多少意义?
现在,像岳阳楼、君山这样的思想和文化的结点正在不断被忽略和抹去,在中国思想文化的版图上渐次消失。这是无奈,更是不幸。
湖水浩浩,长天漠漠,不见只帆片影,确实无渡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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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岳阳楼记》
范仲淹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作者: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课题组
摘要:将荆楚文化与湖北城市群文化生态建设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对塑造湖北城市的崭新形象,提升湖北城市的文化品位,增强湖北城市的文化功能,加快湖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论述了荆楚文化的主要内涵及其类别,认为加快湖北城市群的文化生态建设是湖北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并对湖北城市群文化生态圈建设的战略布局提出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荆楚文化;湖北城市群;文化生态圈
城市是人类进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集中载体,也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场所。随着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带来的经济与文化的相互交融,以人为本、改善环境,依托历史人文底蕴,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经济与文化繁荣发展的新型文化生态城市,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理念的核心内容。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将荆楚文化的特色体现在湖北城市群的建设中,形成独特的历史人文景观和诗情画意相互交融的自然美景有机结合的城市生态环境,对湖北在未来发展中走在中西部前列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在系统研究荆楚文化的主要内涵及其类别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世界经济与文化相互交融的宏观背景,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的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湖北城市群荆楚文化生态圈建设的战略布局提出新的思路和建议。
一、荆楚文化的主要内涵及其类别
荆楚文化是指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文化。古代的“荆楚”概念,其地域范围大致以今天的湖北省行政区划为主,故湖北往往被称为“荆楚大地”。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从静态的空间角度看,它主要是指以当今湖北地域为主体的历史文化;从动态的发展时序看,它不仅包括古代,还包括近现代、当代乃至未来湖北地区所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积极进行文化创新,不断增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按照这一原则要求,我们显然要用动态的发展观来理解荆楚文化,并在继承和发展中不断进行文化创新,使荆楚文化更鲜明地体现当代湖北的发展特色和风貌。经过分析和归纳,荆楚文化的内涵可概括为八大系列:
1. 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完成了向农耕时代的过渡。尤其是神农架作为当今地球中纬度地区惟一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区,具有比其他温带森林生态系统更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意义,素有“天然动物园”、“物种基因库”之称,是最富特色的垄断性的世界级旅游文化资源。
2. 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本项研究系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立项号[2002]052。项目负责人及本文执笔人:刘纪兴。项目参加者:刘玉堂、邵学海、郭德维、王胜利、张硕、曹顺华。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人“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鸣将惊人”的创新意识、“抚夷属夏”的开放气度和“深固难徙”的爱国情结,以及楚庄王、孙叔敖、老子、屈原、宋玉等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都深刻地影响着后人;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髹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绝艳壮美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闪耀着不可磨灭的文化灵光。
3. 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也是重要的文化中心,云梦古泽、秦武安君白起修建的百里长渠、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据统计,《三国演义》120回中有72回的故事是发生在湖北或与湖北密切相关,古隆中、赤壁、长坂坡、水镜山庄、徐庶故里、荆州江陵、襄樊古城、宜昌猇亭彝陵、当阳关陵等著名文化景区,都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4. 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该地区扼长江三峡之咽喉,控渝川湘黔之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民族地区特色经济的重要基地,已被国家列为西部大开发范围。
5. 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武当山古建筑群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自宋代以降,武当山一直受到皇家的崇祀,特别是明成祖朱棣更将武当山封为“五岳”之上,使其成为“天下第一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东方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6. 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世界第一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无双的水电能源、高峡平湖的壮观气势、不可估量的经济社会效益,以及长江三峡秀美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展示出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7. 江城武汉文化。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它主要包括以古琴台、琴断口、钟子期墓、集贤村、月湖等为载体的知音文化,以黄鹤楼、晴川阁、红楼等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近代汉阳兵工厂和现代制造业基地武钢、长飞光纤、神龙汽车等为代表的工业文化,以谦祥益等汉正街的老字号和现代的武商、中商、中百、汉商等为代表的商业文化,以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和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等科研院所为代表的科教文化,以长江、汉江、东湖、龟山、蛇山、木兰山等自然山水和风景名胜为代表的山水生态文化,以汉口、武昌新老火车站、武汉长江大桥等桥梁和两江的轮船码头、驳岸港口为代表的交通文化,以老通城、四季美、户部巷等传统餐饮业和艳阳天、湖锦、三
五、小蓝鲸、福盛、醉江月等新字号餐饮企业为代表的饮食文化,以茂记、冰川、劲松等汉派服装为代表的服饰文化等。
8. 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武昌首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鄂豫皖、鄂东南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五师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
上述八大文化系列,是荆楚文化的典型代表和特色所在,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文化基础,也是发展湖北文化产业、构建湖北城市群文化生态圈的重要资源保障。
二、荆楚文化是湖北城市群加快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城市群是区域经济发展中资源、产业、技术、人力、资本、设备等生产要素集约集成的产物。城市群的发展既取决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取决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当经济增长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以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就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经济发展中文化含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地区发展水平和质量的高低。因此,提高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含量,树立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文化融合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就成为制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当前,我国很多省市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省市都把发展文化经济、建设文化大(强)省作为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就是主动适应这一趋势的具体表现。从目前湖北城市群的产业结构类型来看,大多属于原材料性的中初级产品生产,如钢铁、电力、通信材料、棉纺、化纤和农产品等,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附加值的终端产品生产,如家电系列产品、装饰、食品、服装、医药、日用品等等,湖北基本上没有品牌或没有竞争优势。这种现状决定了湖北城市群的产业类型只能是原材料生产基地和外来品牌的加工车间,因此它很难形成经济中心和“增长极”。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应当从着力提升湖北经济的文化含量入手,逐步形成湖北城市群的文化特色,塑造城市崭新形象,培育湖北特色品牌,使湖北经济成为我国“中部板块”的“增长极”。之所以如此,是与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高度融合分不开的。
1. 文化底蕴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科技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文化因素越来越多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形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共生和谐的科学发展观。人们的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知识经济,实质上是文化经济。包括科技、信息和人才在内的文化因素,正取代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成为决定经济发展潜力和后劲的最重要因素。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技创新和人才素质的提高,经济竞争越来越依赖于文化竞争,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具有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竞争优势能力的国家和地区聚集。而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深厚的民族文化、区域文化底蕴的基础之上。
2. 文化要素是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市场竞争是产品的竞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日益融为一体,只有具有文化含量、文化品位、文化特色,能够满足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和精神文化多重需要的产品,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赢得胜利。产品中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品牌的文化含量越大,产品的附加值就越高,竞争力就越强,市场占有率就越大。即使是传统的初级产品,通过增加文化内涵,也能实现更新升级,获得高收益;即使是小商品,如果赋予文化特质,体现出产品的“人文关怀”,也能衍生为大产业,占领大市场。可以说,凡是成功的企业都非常注意用文化形象来提高产品竞争力,通过生产引领时尚潮流的高文化含量产品,获取高额利润。因此,要提高湖北经济的竞争力,就必须提高湖北经济的文化含量,让湖北产品成为特色文化的结晶和载体,使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享受文化乐趣,又为享受文化乐趣而购买湖北产品,从而使荆楚文化深入人心,形成巨大的品牌互动效应。
3. 文化环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可靠保证。在知识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一个地区的文化环境和干部群众的文化素质,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重要的软环境,而且项目越大、产业层次越高、投资越多,对文化软环境的要求越高。文化软环境越好,越有利于产业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日益成为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一个重要条件,成为增强国际竞争力、地区竞争力的可靠保证。在当前全国全面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平等、发展硬环境相似的情况下,谁的文化软环境好,文化“软实力”强,谁招商引资就有优势,聚集人才就有“磁场”,发展经济就有保障。总之,文化是资本、是资源,文化是生产力、是竞争力。湖北城市群要成为中部地区新的增长极,就一定要以前瞻性、战略性的眼光,准确把握当今世界文化经济发展的态势,抓住经济文化高度融合催生新的经济产业的战略机遇,深刻认识文化对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将荆楚文化资源与湖北城市群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做好“荆楚文化环境”这篇大文章,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湖北在中部地区的地位,全面增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活力和实力。
三、荆楚文化与湖北城市群文化生态圈建设的战略布局
湖北城市群的结构布局基本上是沿两江(长江、汉江)两线(京广线、焦柳线)排列而成,整体上呈现出以武汉、襄樊、宜昌为顶点的“两江两线”大三角形状。其中东部以武汉为中心,包括黄石、鄂州、黄冈、咸宁、孝感、潜江、天门及周边县市为卫星城的武汉城市圈;北部以襄樊为中心,包括随州、十堰、老河口、丹江口及周边县市沿汉江的襄樊城市圈;西部以宜昌为中心,包括恩施、荆门、荆州、神农架及周边县市等沿长江、清江的宜昌城市圈。这种“三足鼎立”的城市布局,构成了湖北城市群的整体框架。从文化内涵的层面上讲,楚文化素有“崇凤”的传统,如楚墓中出土的“虎座凤架鼓”,楚庄王的名言“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庄子描述的“鲲鹏展翅,扶摇直上九万里”以及湖北人被俗称为“九头鸟”等等,都与飞鸟有关。而凤为“百鸟之王”,如果把湖北城市群比作一只腾飞的凤凰,则武汉城市圈犹如凤之首脑,宜昌、襄樊城市圈犹如凤之两翼。从经济地理和自然地理的客观现状来看,长江、汉江交汇于武汉,沿两江展开的城市布局也符合“凤凰型”的城市群格局。因此,湖北城市群的文化特色应当以楚文化为主,其文化标识应当选择凤凰作为形象代表。这样,不仅符合楚文化的特点,也符合湖北城市群结构布局的特征。为此,要设计出具有湖北特色的“楚凤”形象,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统一标识。根据对荆楚文化内涵与类型以及湖北城市群结构布局的综合分析,本着“突出重点、彰显特点、展示亮点、形成看点”的原则,笔者提出以“荆楚文化走廊”为纽带的湖北城市群文化生态圈建设思路。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 建设长江文化走廊。随着宜万铁路即将兴建和长江三峡工程蓄水发电,很有必要建设长江荆楚文化走廊。可考虑东起黄梅、武穴,西至恩施、巴东,在宜黄高速公路、318国道和长江沿线建设贯通东西的荆楚文化走廊,将沿线城市的文化特色集中连接起来,将一颗颗分散的“珍珠”串成闪亮的“项链”,如黄梅五祖寺,黄石东方山、大冶铜绿山,鄂州梁子湖,黄州东坡赤壁和鄂东名人故居,武汉的黄鹤楼、东湖、归元寺、古琴台,咸宁的竹海、桂花、温泉、古赤壁等,荆州的江陵古城、纪南城、荆州博物馆、洪湖风光等,宜昌的三峡大坝、屈原故里、昭君故里、当阳玉泉寺,恩施的土司城、土家民居和建筑等等,从而形成荆楚文化亮点和浓厚的文化旅游氛围。
2. 建设汉江文化走廊。汉江流域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色。可考虑从武汉经孝感、云梦、安陆、随州、枣阳、襄樊、老河口、谷城、丹江口、武当山、十堰、郧县到神农架,建设汉江文化走廊。在这条走廊上,将董永故里,云梦古泽,安陆李白故居,随州曾侯乙墓、炎帝故里,枣阳九连墩、汉光武帝刘秀故里,襄阳古城、古隆中,老河口清真寺、伍子胥庙、欧阳修祠,丹江口水库,十堰车城,郧县恐龙化石遗址,以及神农架林区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等众多的文化景观连接起来,形成汉江文化走廊和旅游热线。
3. 建设荆襄文化走廊。作为长江与汉江两条文化走廊的连接线,荆襄文化走廊沿荆襄铁路和207国道纵贯湖北南北全境,并且向北与河南的邓州、南阳连接,向南与湖南的常德、张家界连接。在这条文化走廊上,可考虑将南漳水镜山庄,宜城的楚皇城,荆门郭店楚简、龙泉书院、漳河风景区,钟祥明显陵,公安“三袁故居”、南平文庙、黄山头风景区,松滋洈水风景区、新神洞等人文景观连成一线,形成纵贯南北的荆襄文化走廊。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 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非物质性, 所谓“非物质性”, 并不是与物质毫不相关, 而是指其偏重于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晶。其次是传承性, 笔者认为传承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这也是区别于其他文化遗产的重要区别。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主要依靠传承的个人、群体以及民族的记忆, 通过口传心授世代传承下来。再次就是“公有资源”性, 这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上来看的, 像民间文学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被视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遗产, 是属于“公有资源”范畴的。最后就是具有遗产属性, 这一点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的传统文化属性上, 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都有着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 历史的遗迹是很重的, 跟文物一样具有遗产属性。但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具有原创性或者创造性、新颖性、识别性等特征, 这也是它与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作品、发明创造、工商业标识的区别之处。
二、剅河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 一) 民间传说
剅河镇有着黄梁渊美丽传说、仙女山的传说, 有“双碑望月”、“乌龟宝坟”等风景名胜, 有“陈友谅晾甲垸”、“红军桥”等历史古迹。当地的剅河赋彰显了剅河人民的精神, 据我们的了解剅河赋的原作者就是镇政府文化站的陶好鹏站长, 我们暑期实践队也由老师带队拜访了他, 陶站长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当地的实际情况。
( 二) 仙桃皮影戏
当地的皮影戏也是享誉盛名。艺人们效仿外地皮影戏的表演方式, 以家乡渔鼓为伴奏乐器, 以浓重的沔阳方言行腔, 后经几代艺人的不断完善, 仙桃皮影现已成为我国民间艺术中的一大流派。2007年, 仙桃市被省政府命名为“湖北皮影艺术之乡”。根据我们暑期实践队的走访调研, 当地的皮影戏属于沔阳皮影戏中的渔鼓皮影戏, 并且当地有一个皮影队, 曾赴仙桃市参加比赛并获得了一等奖。当地的皮影戏得到了当地镇政府的支持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培养出两名皮影戏大师。但是仍存在很多问题, 皮影戏传承人老龄化、传承人断层、收入不高等问题。
( 三) 沔阳花鼓戏
沔阳花鼓戏作为江汉平原一带备受观众喜爱的地方戏曲剧种, 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仙桃一所专业花鼓戏戏曲院团, 属财政差额拨款副科级事业单位。1996年定名为湖北省沔阳花鼓剧院。但是剅河镇的沔阳花鼓戏似乎发展的并不那么的顺利, 在我们实践的过程中, 从当地一个负责联系花鼓戏节目的负责人口中了解到, 她平常联系的都不是本地人, 都是附近的一些唱花鼓戏的艺人, 因为当地人的花鼓戏唱的并不怎么好。虽说她口中的当地花鼓戏唱的不怎么样的事实我们无从考证, 但是从其他当地人的了解情况来看, 当地的花鼓戏的发展确实存在缺陷, 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三、剅河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 一) 我国知识产权法保护剅河镇民俗文化的不足
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这项规定就跟形同虚设一样, 因为各地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都各自有其特点, 所以国务院至今都还没有具体的相应的规定出台。但是纵观我国的《著作权法》是不能适用于剅河镇的民俗文化的保护的, 有以下四点原因: 首先, 《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有其特定的创作主体, 而皮影戏的创作包括过程中包括皮影的雕刻和设计、唱词和道白的编写, 这些的创作主体可能是不同的人分别进行创作的, 而并不是某一个人或者几个特定的人。其次, 《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是已经创作完成的, 而剅河镇的皮影戏仍在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创新与发展, 所以应该算是未完成的作品。再次, 《著作权法》要求作品的表现形式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 也就是说《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作品的表现形式, 而剅河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固定的表现形式, 像民间传说就是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下来, 皮影戏和花鼓戏则以表演的形式流传下来。最后, 《著作权法》对作品的保护受保护期限的限制, 如果用保护期限限制剅河民俗文化, 则民俗文化早已超过了保护期限, 仙桃皮影戏距今都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期限应该是没有限制的。、
《商标法》也不能实现对剅河镇民俗文化的保护需求, 我国现行商标法及相关法律规范中并没有明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 并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尚未明确, 人们也未给予过多的关注。我国商标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商标权人的财产权, 皮影戏的传承人不会想到申请给仙桃皮影戏一个商标, 而是希望皮影戏能传承下去另外, 不会想到因为皮影戏这个商标来谋取利益。至于《专利法》, 现行专利制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科技、传统医药的保护有着一定的适用空间。而在剅河镇所特有的民间传说、戏剧、曲艺上可能无法受到《专利法》的直接保护。
( 二) 对剅河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对策
1. 加强传承人保护的立法
传承人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这些民间的传承人, 正是传承人的存在和发展才赋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鲜活和持久的生命力, 所以保护传承人就成了立法保护的重中之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第四章中也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 但是只是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的条件, 而并没有明确规定其权利。所以有学者就认为“权利保障的明确, 尤其是资助制度明细化, 如给传承人提供资助和医疗保障, 资助金划分为生活补助和文化传承补助, 生活补助确立一定标准而持续发放, 文化传承补助则根据需要由文化行政部门决定发放等……”笔者很赞同这种做法, 根据我们的走访, 在梨园居委会遇到一位渔鼓戏的老戏骨———雷方杰, 通过交谈我们了解到他自己是因为爱好才开始学习皮影戏, 但是现在因收入原因才使之变成副业, 自己的主业仍是种田。像雷方杰这样的老艺人还很多, 他们大多都转行了, 如果国家能够对这样一群人的权利明确化, 并对其进行资助, 相信能很好的促进传承人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了传承人的教传义务, 这是由传承人的重要地位决定的。作为传承人, 他们也是非常乐意让自己掌握的这门艺术得到很好的传播, 让更多的人了解其中的奥秘与神奇之处。
2. 无限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
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中, 专利、商标、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专有权利保护都有时间性的限制。虽然在《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间期限没有规定, 但是字者认为不宜等同于知识产权做时间的限定。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其特殊性, 它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的经人们改进, 再创作流传数年, 所以对于它的起始与终结的认定都是一项大工程, 以至无法从事实上来确定它的最后一个创作者来确定它的保护期限了, 这种世代相传的特性也决定了对于它的保护是不能中断的。因此,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从事实上和民族感情上来说, 它的保护期限都应该是无期限的。
3. 立法鼓励高校等研究机构给予智力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四条也明确规定“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 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关于这一点可以借助三个方面的措施来进行, 第一, 借助学校培养皮影戏、花鼓戏民俗人才,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 仙桃市就存在相关的艺术学校专门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以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 借助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的支持, 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的支持都是自发的, 会有更多的灵活性与方便性。第三, 立法鼓励和推动皮影戏、花鼓戏民俗爱好者的各项民俗活动, 可以定期的在固定的场合进行表演活动, 让当地人能更好的参与其中。
4. 立法规定政府专项扶持基金并鼓励民间个人捐赠
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资金问题。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也只是规定了政府的相关扶持, 并没有规定相应的资金支持方面的内容。如果政府能规定专项资金进行扶持, 就能很好的改善发展的现状, 不会出现传承人因生活所迫而被迫转行的情况。雷方杰老伯伯的一句话如今也很让我觉得心酸“学了这么多年, 现在虽然以务农为主, 但一直舍不得丢, 丢了可惜啊! ”。政府的专项资金需要定期投入, 以弥补民俗保护资金的不足。单单只有政府的支持也是远远不够的, 政府还要立法鼓励企业、法人、个人投身剅河镇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公共资源性的, 是属于一个国家的财富。
摘要:荆楚文化是指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无形财产, 通过世代的传承不断地发展演变, 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智慧。文章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特征出发, 对剅河镇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施行后,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法律保护, 故以此为基础并结合剅河镇当地的特色来探讨如何更好的保护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关键词:荆楚文化,剅河镇,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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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荆楚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作用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9-0012-02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将其高度凝练为三个“倡导”,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了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和根本,其形成不仅立足于当下国情,更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精神文化资源和强大精神的支撑。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充分发掘荆楚文化的独特精神内涵和现代价值,发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荆楚文化一脉相承的部分,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极大的积极作用。
一、荆楚文化的特点
1.“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
楚君熊绎受周成王“封以子男之田①”,其“土不过同”。也就是说,楚国起初只是周王朝封于蛮荒之地的一个蕞尔小国,仅二十多平方公里。在那个等级制度森严的时代,楚国位卑而领地小,很为中原诸侯国所不屑。当时的中原人以华夏为正统,常以“南蛮”、“蛮夷”等称呼荆楚地域和荆楚人。同时,诸侯间兵戎相见,刀光血影,楚国面临的外部生存环境也十分恶劣。但是,楚先人却具有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楚君带领部众在睢山、荆山之间的穷乡僻壤开荒耕垦,过着艰苦朴实的生活,在诸侯间的残酷争战中求生存求发展。“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楚数代国君与国民艰苦奋斗,成就了后来的“楚地千里,饮马黄河,问鼎中原”,走出了一条独立自强、逐步发展壮大的强国之路。
2.宽容博大的开放精神。
荆楚文化的开放精神,受荆楚的地理位置影响而成。荆楚地域处于我国地势二三级阶梯过渡的位置,地形复杂多样,又有万里长江横贯其中,其地域文化带有明显的混合特征。四面高山,存在一定的封闭性,故其周边山区尤其是西部山区经济文化比较闭塞落后;而位于纵横交通枢纽位置上的中部地区则经济文化比较开放、发达。封闭性与开放性、落后性与发达性并存,相互影响并渗透,兼收并蓄,形成了荆楚文化的奇丽多彩。如今的荆楚文化包涵了楚文化、三国文化、巴土文化、三峡文化、名山古寺文化、首义文化等多种文化。
荆楚文化的开放精神不仅表现在文化种类的多样性上,它更是以其宽容宽厚的态度和广阔博大的胸怀在历史长河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楚国在民族政策上奉行“抚有蛮夷”、“以属诸夏”②的方针,在统一众多诸侯小国和少数民族部落的过程中,实行团结安抚政策,因而“甚得江汉间民和”。黄瑞云先生在《楚国论》一文中说:“华夏蛮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历史渊源各不相同,楚国都能加以安抚。楚国在战争中从未有过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也没有见过大量俘馘的记录。”张正明先生在其所著《楚文化史》中也说:“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是相当宽厚的”。正因为如此,楚国才能够得到各民族的拥护,显示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
3.胸怀天下的爱国精神。
荆楚文化精神中的自强进取、包容开放造就了楚人胸怀天下的爱国主义精神。楚国成立之始,经历“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抵抗周王室的压迫和中原诸侯国的歧视,这一历练形成了楚人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捍卫民族尊严的责任感。而后,楚国以其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在横跨大江南北的广大领域,建立起一个强盛的积极进取的多民族国家,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强化臣民的国家认同观念,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培育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怀。以取义成仁为己任,是古代楚国众多贤臣士大夫所追求的人生目标,也是荆楚文化深厚内涵的重要特征。孙叔敖、令尹子文、申包胥、屈原,这些荆楚大地上的文人志士,用爱国言行昭示出荆楚文化的深厚底蕴。楚大夫屈原立志救国,屡遭佞臣谗言陷害,爱国之志却从未动摇,直至最后看到国家存兴无望,含恨投汨罗江而亡,正是他那浓厚的民本思想和强烈忧国忧民的性格特征,使这位爱国诗人成为楚国最具有个性的民族精神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种胸怀天下的抱负、不断求索的执着,成为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真理、改造社会、投身实践的精神动力。
4.“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
“一鸣惊人”是楚文化的重要特征,源于楚庄王励精图治、振兴楚国的故事。《韩非子·喻老》记载:“楚庄王莅政三年,无令发,无政为也”,“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③。
楚国首创县制,比商鞅变法更早的吴起变法运动也生于此;制定规范的法律制度,即使“楚王有过,亦必执行”;设置令尹等一整套有别于中原的官制;在文化方面,楚人乐于博采众长、择善而从并积极引进,如楚国的青铜铸造和冶炼技术等,都是在充分吸收其他地区文化长处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在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技术;首创铸造铁柔化工艺,最早的铁器和当时最精美的漆器、最富有创造力的楚绣都是出产于楚国;楚人敢于另辟蹊径,创造了上古一流的楚文化,屈原、宋玉首创的辞赋,开汉赋之先河,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文体创新的重要里程牌,其流风余韵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也深刻地影响着荆楚地区的社会文化。
二、荆楚文化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
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上看,作为社会基本形态的文化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传统文化的发掘,成为国家“ 软实力”的重要源泉,也对塑造社会核心价值观起到基础性作用。当下我们所倡导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荆楚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必然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主要也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有助于我们实现富强、文明、和谐的目标。在今天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新形势下,我们不断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国家间的竞争加剧,国际局势不稳定和边境争端频发;同时,改革开放30余年所带来的成果与问题也日益显现,需要我们予以重视和解决。当前,我国正处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塑造一个国家的精神气度,构筑一个社会良好价值体系的基础,是固国之根本。要想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必不可少。要继续以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艰苦创业、发愤兴邦,不管时代条件如何变化,这种精神都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始终拥有它,就能在任何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2.宽容博大的开放精神有助于构建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社会环境。如今全球化的势头势不可挡,国家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可以说,再不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去面对当今世界的变化,就会被历史发展的潮流排除在外。面对全球化和市场化的竞争,只有积极主动地学习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方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个包容开放的国家胸怀和气度不仅有利于在国际社会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还有助于构建一个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社会环境。以开放的精神接纳各个民族,人人平等,团结安定,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实现,在这一点上,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正是吸纳了荆楚文化中包容开放的精神。如今时代赋予了开放精神更广泛的含义,它不仅包括对外的学习和接纳,更包括整个社会环境的进一步开放,尤其是社会舆论环境和公民权利,以及政务信息的进一步公开透明。当然,包容开放并不代表不加筛取、对外来事物全方位接收,必须要有识别的选取精华,弃其糟粕,并且要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保持自己的特色。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在开放中迷失了自我。
3.胸怀天下的爱国精神有助于培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由于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古人的爱国精神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大多是封建时代“忠君”的产物。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这种取义成仁的爱国精神提炼和弘扬,将成为我们进行文化创新,建设和谐文化,培育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舍身成仁”的时代可以过去,但是这种民族、爱国精神要传承下来。不论何时何地,一份对国家、对民族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对故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对爱国精神的强调和树立有助于培育公民对国家的责任感,增强公民意识,对于培育“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是起着积极的作用。
4.“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有助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良好结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中汲取养分,得到更好的培育。不论是“筚路蓝缕”也好,还是取义成仁也好,那个“时代”都已经过去,但是并不代表那个“时代”的精神已经过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既是立足于现在,也是根植于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民族精神传承。要在二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和良好结合,必须在新的时代、通过新的创造体现出来,从中认识、挖掘、吸取永不过时的精神。
荆楚文化的精神特质,在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上显示了强大的竞争力,其“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更在文化竞争力的发挥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切不仅使楚国于蛮荒之地中立足、壮大,更于楚国先民奋斗的过程中,构成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只有秉承这种“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在传统文化中找到适用于现代文明的元素,在现代文明中沿袭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真正发挥荆楚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传统文化重要的在于它的“透镜”作用,通过它去认识世界,并从外部环境中选择、评价、组合信息,很自然地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信仰和传承。把优秀的文化看成是历史凝结的不变结晶体而不去重视,或者将其视为某种一劳永逸的任务而无所作为,都不符合文化的发展规律,也不利于构建当代文化的竞争意识。“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有利于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找到平衡,在对外和对内之间找到和谐,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中汲取养分,得到更好的培育。
总而言之,荆楚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独特的地域特征,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充分发掘荆楚文化的独特内涵和现代价值,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极大的积极作用。大力发扬和继承荆楚的内在精神价值,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提升人的精神状态,发挥人的潜能,提高行为效率,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社会和公民价值观体系的核心,关系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正常运行,关系到个人的良好发展,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凝聚全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巨大的价值共识和思想共鸣,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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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史记·楚世家》。
②《左传·襄公十三年》。
③《韩非子·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