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职级并行问题

职务职级并行问题（共9篇）

职务职级并行问题 篇1

编者按：2014年12月2日上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指出要在职务之外开辟职级晋升通道，调动广大基层公务员的积极性。职务与职级并行，是针对我国现行公务员管理主要问题的切实之举，符合公务员成长发展的规律和现实需要，也为国外公务员管理实践所普遍遵循，应当在今后的改革中加以切实推进。投稿信箱：lilun@people.cn张弦：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 重点问题待厘清

级别是职位因素与品位因素的统一。《公务员法》第19条第3款规定：公务员的级别根据所任职务及德才表现、工作实绩和资历确定。这句话有两层含义。首先，级别与职务相对应，是能力和业绩的体现，这是职位因素。一定的职务层次必然对应一定的级别，职务晋升应当在级别晋升中体现。但是，级别同样要体现资历，这是品位因素。因此，公务员晋升职务可以带来级别晋升，不晋升职务也可以带来级别晋升。一定的职务层次可以对应多个级别。同一职务层次内，年资高的人一般应当比年资浅的人职级高。级别应与待遇挂钩。级别必须能够为公务员带来物质上的激励，才能有效体现对其工作业绩与个人价值的肯定，并相应地为公务员带来职业满足感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也只有如此，级别的激励作用才能得到实现。级别与待遇挂钩，不仅要体现在工资收入上，也应当相应地体现在住房、医疗等其他待遇上。在地方改革中，由于级别仅与工资待遇挂钩，大大限制了级别的激励作用，如公安系统改革中就出现了民警因待遇不能与级别配套对接，由警员序列转回非领导职务序列的情况，套改的初衷难以达到。此外，级别待遇的档差应合理设置，以强化级别晋升的激励作用，从而减少公务员对职务晋升的依赖。【详细】基层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 三大难题待破解“职级与职务并行的根本目的是破除官本位。发达国家的公务员一般关注的都是职级，而非职务，因为只要职级高，也会有高收入和社会地位。我国要推行的县以下机关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也要达到这样的效果。”竹立家说。“一项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具体的改革方案是否细化、具体化。”竹立家说，中央深改小组会议作出了部署，这意味着与之配套的实施细则可能会尽快出台，将明确职级晋升上限等问题。竹立家认为，现行的《公务员法》极有可能启动修改。“实行了近十年的《公务员法》，公务员养老制度、薪酬制度等制度设计已经滞后，亟待修改，以便适应职务与职级等公务员薪酬改革的需求。”【详细】汪玉凯：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利于突破基层干部“天花板”

之所以选择在县级以下推行此项制度，汪玉凯指出，是因为在全国公务员队伍中，多数公务员都在县以下机关工作，行政职务的职位非常有限。他举例谈到，比如县以下机关，正处级只有县委书记、县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政协主席等少数几个职务。多数公务员一辈子，基本都是在科员、办事员这两个级别之间走完了个人仕途。有机会升迁到副科、正科的都很少。可以说，基层干部的发展会遇到这样的“天花板”。就如何推行此项制度，汪玉凯最后向记者谈到，其实就是在职务与待遇挂钩的基础上，职级也跟待遇挂钩。目前公务员的收入主要分为四大部分，包括职务工资、职级工资、各地区的补贴以及其他补助。之前，各地区的补贴与职务挂钩，所以公务员收入很大程度上受到职务的影响。通过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有助于打破职务决定收入的“官本位”瓶颈，有利于提高基层公务员群体的工作积极性。他指出，公务员只要工作能力、工作表现合乎要求，就能不断提高职级。但是，对于公务员队伍当中哪些人最应该涨工资，哪些人暂时不涨，这取决于公务员考核机制。可以明确是，公务员工资上涨绝不是“齐步走”。【详细】胡仙芝：职务职级并行后，县以下机关公务员晋升难度降低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向人民网记者分析指出，职务职级并行后，县以下机关公务员晋升难度降低，对自身职业发展的期待将大大提高，能在较大程度上提高正向心理预期、改变腐败动机，将有利于减少基层公务员腐败问题。此次中央深改小组会议还审议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在苏海南看来，这将会涉及农民土地转让收益分配问题。此外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问题，表明中央是把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盘子里面，作为一个方面的改革来统筹研究、相互联系，决策充分体现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原则。【详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评论专栏 人民日报评论员：让慈善事业激发爱心能量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是民间的事业，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从政府职责出发，一方面要做好减法，无论是落实减免税政策，还是鼓励兴办慈善组织，都要求政府部门简化程序、做好服务；另一方面要做好加法，加强对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的监督管理，让慈善组织募捐活动、财产管理、信息公开更加规范，用法治涵养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明确政府与慈善组织的角色定位，实现良性互动、相得益彰，就能为慈善事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慈善事业是一项社会性事业，因而我们责无旁贷。”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慈善组织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既需要慈善组织严格规范行为、强化行业自律、加强信息公开，也需要每个单位、每个组织、每一个人都能传递爱心、参与慈善。慈心为人，善举济世。让我们每个人的爱心充分涌流，让宝贵的慈善资源在扶贫济困中得到充分利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我们的社会将更加和谐，我们的国家将更充满爱。【详细】光明日报：激活传统是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毋庸讳言，许多传统早就淡出了人们的生活，或尘封在历史记忆中，或记录在书本上。环顾宇内，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靠抛弃自己的传统实现的。中国也是一样，这就如同一个人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这是我们党对中华传统文化经过长时间反思取得的重要认识成果，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消除了许多不必要的疑虑。现在看来，一个国家越是走向现代化，它的文化传统就越显得珍贵。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完全可以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弘扬传统文化不可能冲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也不会导致复古倒退。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我们大大方方地把优秀传统文化请回来，理直气壮地加以弘扬。这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是炎黄子孙繁衍生息的血脉根本、中国人心灵得以安顿的精神家园、当代中国与其他文明对话交流的宝贵资本，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详细】中国组织人事报：讲诚信才能得公信向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不仅是反映一个干部政治纪律强不强的“显示屏”，是检验为政廉不廉的“晴雨表”，也是考验一个干部对组织诚不诚的“试金石”。当一个干部在填写个人事项报告表时，就要想到这不仅是向组织报告个人的有关事项，其实也是在向组织报告个人的人品。是如实报告，还是敷衍了事，反映的是不同的品质、不同的德行。一些干部在报告个人事项时，总是遮遮掩掩，讳莫如深，不如实向组织报告实情，与组织上“躲猫猫”，企图浑水摸鱼、蒙混过关，暴露出这些领导干部诚信观念的缺失。有的怕这怕那，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不敢如实报告个人事项。有的掩耳盗铃，睁眼说瞎话，填表丢三落四，存在不报、迟报、瞒报、谎报等现象。说到底，这些都是一种欺骗组织的行为，是一种不讲诚信的品行。“言而无信”是作风不实、品行不正的一个重要表现，必将损害其在群众中的形象，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信任，也得不到组织的肯定和重任。【详细】新华每日电讯：纠错与改革推进中国法治进步临近岁末,还有一件与法治相关的大事件不得不提。12月1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邹碧华法官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享年仅47岁。这位“官阶”并不算高的法官逝世,赢得了整个律师界的尊重和哀悼。这让人看到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法治的可能路径。他的突然离世是改革的不幸,却也让人看到中国司法改革被公众寄予了厚望。邹法官走了,中国的司法改革却还需要点灯者不怕“背黑锅”、任劳任怨、忠厚笃实地推进下去。2014年的“纠错进行式”和洪波涌动的司法改革,让法治中国建设有了实质进展。改革之路道阻且长,期待未来有更多司法改革举措出台,不负公众期待。【详细】 ■ “法治中国”·专家解读专栏 张恒山：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法来自人民、体现人民共同意志，所以，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国家治理所依据的法，并非来自人民之外的某个机构、组织的命令、强制，而是源自人民自己的意志。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立法权。由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成员是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人民代表们通过特定的程序、规则对未来的各种事务加以讨论、协商所形成的对未来事务加以处理的共同的意见、方案，代表着全体人民对这些未来事务处理的意志、意愿。这些意见、方案就是未来人们处理政务、事务的依据、根据，就是法。这种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据、依据的法来自于人民的共同意志，所以，人民理所当然地在依法治国中处于主体地位。【详细】林尚立：用法治体系全面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法治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有机统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运行提供了坚实法律与制度基础。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个层面展开。因而，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建设和发展必然带来国家治理领域深刻变革。对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来说，法治体系建设既是其基本任务，也是其得以确立并产生效能的关键。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借助有效国家治理体系才能得到有效运行，获得巩固和完善。所以，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取向的法治体系建设，必将全面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落实与运行，并孕育出一套与之配套、保障其运行的体制机制。【详细】俞可平：没有法治的民主是残缺的民主从根本意义上说，法治的实质是保障公民的权益。法治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要素，是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它本质上是为民主政治服务的。民主才是法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离开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公民的权益，法治就成了无本之源。民主与法治的这种关系，对于今天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现实而言，同样适用。对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详细】夏春涛：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建设法治中国，决不能照搬西方法治理念和模式，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其核心要义之一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总书记明确指出，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先要正确把握、深刻认识党和法治的关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详细】■ 学习问答

1、如何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答：城乡基层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流价值的重要依托，农村、企业、社区、机关、学校等基层单位要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使之融入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政权建设中，融入城乡居民自治中，融入人们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努力实现全覆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和人们自觉行动。充分发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主力军作用，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发挥青少年的生力军作用，发挥社会公众人物的示范作用，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积极作用，形成人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景象。【更多】

2、人民民主为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

答：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就以推翻专制和剥削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社会为己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为争取实现人民民主而不懈奋斗。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没有广大人民的民主，就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在1945年的延安，毛泽东与来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探讨了历史周期律和民主问题。黄炎培对毛泽东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更多】

职务职级并行问题 篇2

一、建立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 必须在解决“什么是并行”问题上下功夫

从个体来看, 必须把握职位、职务、职级的区别。职位是指机关或团体中执行一定职务的位置, 我国的职位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等类别。职务是指职位规定应该担任的工作, 我国的职务序列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职级是一定职务层次所对应的级别, 我国的职级分为27个级别。由此可见, 职位=职务+级别, 职务主要体现公务员的工作责任大小, 侧重的是公平;级别主要体现公务员的工作实绩和资历, 侧重的是效率。

从整体来看, 必须把握单轨制与双轨制的区别。现行的工资制度是职务与职级相结合, 即职级依附在职务上, 每种职务对应一定区间的级别, 不同职务对应的级别之间有交叉, 但是级别的最高等级还是受到职务的限制。双轨制应该是职务与级别并列、平行, 级别不再纯粹地依附在职务上, 而是可以打破职务的限制, 自成一个晋升体系。公务员工资制度经过职务或职级单一, 到两者结合, 再到两者并行, 这是发展的趋势和改革的方向。

二、建立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 必须在解决“怎样做到并行”问题上下功夫

从职务与职级结合到职务与职级并行, 需要重新架构公务员工资制度, 把级别从职务中剥离出来, 制定新的级别工资等级、标准、晋升和调整等规则, 探索建立一套科学、独立、简便的级别工资管理制度。

1.简化级别标准。现行的公务员级别工资标准分成27级, 每一级还对应6-14档, 总共有258个工资标准, 这种工资标准过于复杂, 也给工资套改增加了难度。因而, 必须对原有的级别工资标准进行简化。一是取消级别工资档次, 只保留工资级别;二是重新设置级别工资, 可以参照事业单位薪级标准, 增加工资级别, 把公务员级别从27级增加至65级;三是提高级别工资标准, 标准应不低于事业单位薪级工资。

2.强化级别功能。在工资结构中, 进一步突出级别的决定作用, 着重理顺级别工资与职务工资、津补贴的关系。一方面, 提升级别工资的分量。真正做到工资总额中以基本工资为主、津补贴为辅, 基本工资中以级别工资为主、职务工资为辅。另一方面, 密切级别与津补贴的联系。将职务决定津补贴导向转向职级决定津补贴导向, 改变纯粹依靠职务来确定津补贴的做法, 可探索工作性津贴与职务挂钩、生活性补贴与级别挂钩的做法, 从而突出级别在工资结构中的功能和作用。

3.改变晋升制度。新的级别工资晋升制度应从任职年限和工作年限方面进行突破。一方面, 改变现有的级别与职务对应的区间关系, 主要有两种改革思路:一是立下限, 破上限。参照事业单位薪级标准, 把职务作为确定级别的基础, 只适当设置与职务有一定衔接的最低起点级别, 而不再设置职务对应的最高级别。二是统一起点, 破上下限。级别工资与职务完全脱钩, 级别工资不受职务高低影响, 纯粹由公务员的学历学位、工作年限、年度考核等情况决定。另一方面, 改变现行“五年一级、两年一档”的晋升工资年限, 实行每年晋升工资制度。根据平时表现情况和年度考核结果, 对考核称职及以上等次的公务员每年增加一个级别工资, 对考核连续三年优秀的公务员再增加一个级别工资。

4.完善调整规则。按规定, 国家可以根据经济发展、财政状况、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和物价变动等因素, 以及调控收入分配关系的需要, 适时调整工资标准。一方面, 建立工资调查制度。建立调查主体多元的调查制度, 对内依托社会调查队, 将工资调查作为统计工作的常规内容;对外依托社会中介等第三方力量, 每两年开展一次专门统计调查, 摸清社会主要行业的工资水平。人社部门、财政部门再根据内外调查结果, 研究确定工资调整的参照标准。另一方面, 建立升降机制。根据企业工资调查结果, 以变化达到一定比例为依据, 立即启动工资调整机制, 调整的部分主要集中在津补贴方面, 每两年调整一次, 既可以升, 也可以降, 从而实现公务员工资待遇与企业同类人员工资同频共振、同升同降。

三、建立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 必须在解决“如何确保并行”问题上下功夫

1.转变观念, 强化法治保障。首先, 要着眼于立法, 确保于法有据。对《公务员职务与级别管理规定》进行修改完善, 从法规层面上打破职务与职级的对应关系, 改变机构规格决定职务、职务决定职级的规定, 将职级从机构规格、职务中脱离出来, 真正成为一个独立体系。其次, 要立足于执法, 确保公平正义。将职级晋升作为干部队伍管理的一种常规手段, 不再局限于个别职位或者个别群体, 而是把执行的对象由点扩大到面, 实现公务员的全覆盖, 并且让同类人员在不同规格机构中享受同等职级待遇, 即基层公务员与中央、省直单位同年龄、同学历的公务员有相近的职级待遇, 从而实现职级的公平公正。

2.注重平衡, 强化财力保障。一方面, 适当体现地区之间差别, 在缩小地区之间差距的同时, 不要搞“一刀切”, 可根据地区的财政收入、物价水平和公务员总人数, 研究制定合理的工资差系数或工资差幅度, 从而使公务员工资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成为个人职业发展的新通道。另一方面, 注意平衡不同群体之间的工资差距, 特别要对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 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标准, 拉平拉近公务员与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差距, 尽量把差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实现工资在不同类人员之间分配的均等化,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攀比和矛盾。

3.主动衔接, 强化配套保障。在改革工资本身的同时, 还要主动对接干部管理体制改革, 更加注重干部队伍常态化、日常化管理。一方面, 强化职级管理。在保持职务晋升制度不变的情况下, 研究制定职级晋升管理办法, 开通职级晋升通道, 除根据年度考核结果统一晋升外, 探索依据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晋升职级的绿色通道, 从而把职级晋升作为激励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 强化平时考核。职务晋升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换届或届中调整, 一般为部分考核、个别调整, 而级别晋升的时间则应化解到日常, 一般为全部考核、全部调整, 周期性和时效性会更强。

4.加强引导, 强化舆论保障。长期以来, 调整公务员工资一直存在“两头不满”的现象, 一头是公务员群体因工资低而大吐苦水, 另一头则是社会公众对公务员福利待遇的吐槽, 究其原因是信息的不公开、不对称。因而, 推行并行制度应强化舆论引导, 既要防止炒作, 又要正面引导, 着重增加透明度, 规避“暗箱操作”, 主动公开工资结构、工资标准和晋升制度, 真正形成公开透明的工资机制。同时, 定期发布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 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引导社会各界对公务员工资调整的正确认识, 扭转公众对公务员涨工资的仇视心理和偏见, 真正以公开透明来取得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职务职级并行问题 篇3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类似的做法古已有之。

两难抉择

西汉元康元年（前65），汉宣帝亲自主持实施了一次大规模人事调整，要求择选朝中通达政事的博士、谏大夫外派出任郡国守相。在这次人事调整中，谏大夫萧望之被选派担任平原太守（今山东德州一带）。但萧望之却不愿离京，不久上疏汉宣帝说：“陛下哀悯百姓，担忧地方治理，所以悉派谏官以补郡吏，这份心情足以理解。但朝无诤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这是忧其末而忘其本啊！希望陛下更加重视内臣选拔，只要朝廷纳谏忧政，恪守治道，外郡不治，岂足忧哉？”

汉宣帝与萧望之的争论，实质是对人才资源如何在中央（上级）与基层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的分歧。一方面，在单一制中央集权制下，中央政府负责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需要将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到中央来，包括从基层遴选人才，以强化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与向心力。另一方面，基层作为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和政策实施的落脚点，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同样需要大量人才的聚集。但由于权力自下而上集中，各项政策指令、资源调配以及下级官员的进退留转、待遇保障都来自上级，特别是在科层制下，越往基层，官员数量越多，级别越低，权力越小，上升通道也越窄，这就不可避免会对基层官员的向上流动愿望和抱负造成冲击，从而，就产生了国家治理中如何保持基层官员稳定的两难。

值得一提的是，两汉之时，官与吏并无截然区分，不少重臣名相都是从佐吏做起，特别是县令多取郡吏之尤异者。只是后来官吏分离，胥吏地位下沉，受到严格限制，没有升迁希望，同时不像官员有回避、调任等约束，于是专于弄权，成为官场蠹害。这也告诉我们，重视基层“小吏”的“职业发展”，使他们保持良好的心态、状态，对于吏治整饬，绝非小事。

解决办法

那么，古人又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呢？尽管中国古代向来有守令擢入台省、郎官出宰百里的传统，中央政府经常将富有地方治理经验的优秀人才选拔到中央，及至出任公卿将相，同时有意识地选派中央官员到地方任职，一可以丰富其经历，二可以为地方输送人才，正如唐玄宗即位之初颁布诏令所强调，“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永为恒式”。

然而，在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下，不可能所有优秀基层官员都能得到提拔，京官外派也不可能成为地方官员选配的主要渠道，否则，客观上将挤压地方官员为数不多的上升空间，挫伤其积极性。换言之，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鼓励基层官员安心岗位、勤勉工作。

对此，汉宣帝同样给出了很好的回答：“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就是说，包括太守在内的地方官员如果任职飘忽不定，下属及百姓知其在任不久，对其政策能否持久将失去信心，甚至阳奉阴违，只有知其任职将久，才不敢虚以应对。因此，对考核优异、吏民称颂的太守，汉宣帝常以玺书勉励、增进秩俸、赐予赏金及至封侯授爵等进行褒奖，而未必简单以提拔作为奖励，可谓多管齐下、用心良苦。

汉代保持地方官员任职稳定的做法，一直为后代所继承。历史上大多数朝代都规定了太守、县令三年一任，非任满不得迁转。武则天时，史学家刘知几上疏，建议“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唐德宗时曾下令对优秀县令授予荣誉虚衔而命其仍居本职。明代对知县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对任职届满而业绩卓著的知府、县令往往仍命其留任而以增进品秩作为补偿。例如，明代知府品秩为四品，但况钟守苏州、陈本深守吉安，因深孚民望，一再留任，品秩增至三品;陈敏知茂州，累加秩至四川布政司右参政，“仍视州事，在州二十余年，秩既高，诸监司郡守反在其下”。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专门辟条“因部民乞留而留任且加擢者”，总结“古来重吏治者，多以久任为效”，对保持基层官员任职稳定作出了强调。

待遇保障

在众多对基层官员的激励措施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提高薪俸。正如吕思勉先生在《中国制度史》中所总结的，“历代制禄厚薄虽有不同，其足以养其身，赡其家，使其润泽及于九族乡党而犹有余裕，则一也”，并认为“官禄至近代而大薄，亦为官吏不能清廉之原因”。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谈到，“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显然，他们都意识到了官员俸禄与廉洁之间的客观联系。

尽管孔子曾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也曾说，“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这一思想也一直为后世士子所谨记恪守;然而，与此同时，孟子也承认，“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也就是说，入仕为官，目的在于弘道，但又不能不看到这也是谋生的一种手段，脱开物质利益一味高倡弘道，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事实上也是很难做到的。特别是对于基层官员来说，承担着大量繁重的日常事务，又和百姓直接打交道，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保障，弘道难免就会流于空谈，清正廉洁恐怕也是难上加难。

西汉神爵三年（前59），汉宣帝颁布诏令，强调“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无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光武帝下诏“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以下，增于旧秩”，着重点都是提高基层官员的俸禄。

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官员的俸禄，从号称万石的三公到百石以下的斗食佐吏，一共二十多级，但一些表现突出的郡县佐吏，俸禄经常能到百石、二百石。汉代吏治之盛，与此亦有很大原因。

西晋泰始三年（267），晋武帝诏曰，“今在位者，禄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议增吏俸”。唐代宗时，杨绾为相，欲推行廉政，却先增益百官俸禄。可见，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若不能给予官员充分的物质保障，使他们免除后顾之忧，实现廉洁可谓

难矣！

历代官俸，论者多以宋代为厚。事实上，宋代之前，官俸亦不可谓之为薄。唐懿宗时，毕諴为相。毕諴出身寒微，其舅为太湖县伍伯，也就是县衙里一个役卒。毕諴深以为耻，一再派人劝其舅辞去差事，并允诺为他另授一官，其舅却屡屡不听。毕諴无奈，于是特意任命杨载为太湖县令，“嘱之为舅除其猥籍，津送入京”。杨载到任后，“具达諴意”，其舅一开始依旧推脱说：“我这么一个卑微之人，怎会有当宰相的外甥？”然而杨载反复劝说，其舅最后终于吐露实情：“我虽是小吏，每年都能拿到六万的事例钱，倘不犯错，终身优足，不知他到底还要给我升什么官呢？”杨载不得已，将这些话转告毕諴，毕諴听后，大为叹赏，从此不再勉强其舅。可见，唐代基层官吏待遇之优，以至于一个不入流的州县役卒都安于其位，宁可尽职于事不出差错，也不愿升官迁移发生变故。

反观之，历代官俸，以明清最薄，而明清两代吏治之堕落、腐败之盛行，亦达到了顶峰，前述顾炎武之语可谓痛彻之言。事实上，当时已有人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曹泰上奏，指出今在外诸司文臣“其禄不赡，则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者多矣”，请求“量为增益，俾足养廉”，可惜意见虽对，却终不得行。

必须指出，提高基层官员的待遇，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其目的仍是使官不敢贪、吏不敢渎，只不过“必禄足以赡其身，而后监察有所施”。换言之，若不严以惩贪，则厚禄毫无意义。正如前述曹泰在所上“增禄”奏章中亦强调，“如是而仍有贪污，惩之

无赦”！

历史启示

对业绩突出的地方官员，不简单地予以提拔，而采取增进品秩等方式进行激励，这与我们今天提出建立干部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可谓异曲同工。

目前，我国公务员采用了职务与级别两条晋升通道，但实践中，以职务为中心根深蒂固，级别被弱化、虚化。这也是“官本位”思想不能从根本上予以清除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强化职级对干部的激励作用，对于稳定基层干部队伍，解决他们“求进步，盼稳定”的愿望，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实行过职务与级别分离的做法，对职务重在权责，对级别重在待遇，因此出现级别大职务小或有级无职的现象，特别是对一些资历老但行政职务不高的同志，定予了很高的级别，如当时中央机关有不少11、12级干部，职务却只是干事。虽然这一制度并非只针对基层干部，但对于今天的改革亦有不少借益之处。

那么，回顾古人的实践，又有哪些能为今天的改革提供借

鉴呢？

首先，畅通激励各种手段。激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勉励其扎根基层、敬业奉献。除了建立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提高其职级待遇，还包括上级遴选、提拔重用、荣誉表彰等，每种手段都有其作用，不可顾此失彼。

其次，监督与激励相并举。建立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提高基层干部的待遇，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从反腐的角度上看，这更多的是解决“不必为”的问题，只有多管齐下、多措并举，特别是强化考核监督，才能使“不必为”与“不敢为”“不能为”“不愿为”的机制同时发生作用。

职务职级并行问题 篇4

2月2日，记者从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获悉，辽宁省将于年内启动县以下机关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改革，适当提高基层公务员工资收入水平。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财政部、国家公务员局于日前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就实施县以下机关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进行动员部署。

据了解，目前辽宁省已经接到《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并将按照国家文件推行。辽宁省有100个县(市、区)，这100个县(市、区)的公务员将成为最先受益的群体。

在公务员管理制度中，职务与级别制度是重要组成部分，是确定公务员工资及其他待遇的依据。从目前情况看，公务员的各种待遇仍主要与职务挂钩。特别是在县以下机关，公务员受机构规格等因素限制，职务晋升空间小的矛盾更为突出。有研究表明，从科员到县处级干部的升迁比例仅为4.4%，从县处级升迁为厅局级的比例更是低至1%。

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目的在于形成职务与职级两个晋升通道，充分调动和发挥公务员的积极性，同时也是对干部人事制度的重要调整和改革。推行职务与职级的并行，实质是使职级真正成为公务员的一条独立的职业发展阶梯。那些不能晋升职务的基层公务员可凭借工作年限、工作能力等提升级别，进而提升工资，让公务员有更强的工作动力。

又讯 辽宁省今年将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府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320元提高到380元。同时，辽宁省将推进省内异地居住人员就医直接结算试点，解决部分异地居住人员资金垫付和往返报销负担。

职务职级并行问题 篇5

“职务与职级并行”必须统筹推进，既要通过政府自身改革和“简政放权”，让“公务员热”回归理性;同时，在基层推进“职务与职级并行”也需要系列的配套政策和改革。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7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指出，在职务之外开辟职级晋升通道，有利于调动广大基层公务员的积极性，是为基层公务员办好事、办实事，一定要把好事办好。在全国县以下机关实施这项改革，要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坚持好的做法，改进存在的不足，认真抓好组织实施。

这是深改组自成立以来，推出的又一个重镑的改革方案，让基层公务员特别是青年公务员再一次看到了职级上升的通道和希望。

基层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回顾

人们都知道，近年来，国家数次将“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提上日程。如中央印发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提出“建立健全干部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强化职级在确定干部工资、福利等方面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建立公务员的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

实际上，早在2006年开始施行的《公务员法》中便已对职务和职级并行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根据这部法律，2007年后有多个省份开始出台了一系列职务和职级并行的方案和政策，然而，这些年的实践证明，基层公务员“彼时”期盼的改革步伐来到他们身边还不够快。这一次深改组在中央核心层面上将这一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给基层青年公务员再次带来了盼头和希望。

基层公务员占我国公务员总数超过2/3的比例，基层公务员更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服务基层群众的主体，他们在树立良好形象，建设服务型政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怎样能够让基层公务员更加努力地“执政为民”?当然需要更好地激发他们对于职业的尊严感和热爱感。事实上，如果一个基层公务员从办事员开始做起，到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级，到正处级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或许也是一个基本上不可能实现的过程。实际情况表明，基层公务员能够按职务晋升到主任科员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也是屈指可数的;而大量的基层公务员很可能在科员或副主任科员的岗位上就到了已退休年龄。这主要是源于基层领导职务职位有限，“僧多粥少”，基层公务员“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原因。基层公务员的数量庞大和职务有限之间的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更好地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群众。

笔者认为，深改组提出的“职务与职级并行”的方案当然是值得肯定的。因为，通过打开另一条通道，可以使更多的基层公务员通过晋升职级获得相应的待遇、荣誉感和认同感。但是，也应该认识到“职务与职级并行”必须统筹推进，既要通过政府自身改革和“简政放权”，让“公务员热”回归理性，让更多的人不再拥挤独木桥;同时，在基层推进“职务与职级并行”也需要系列的配套政策和改革。

让“公务员热”回归理性

公务员职业在我国是一个热门行业，从这几年的公务员报名情况来看，虽有一些冷门职位无人问津，但是，总体来讲，公务员热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基层，年轻人的第一选择往往都是进入公务员队伍，认为公务员队伍有保障、有权力、有尊严，还可以为“家里人办点实事”;如果他们挤不进公务员队伍，也会通过各种关系挤进与公务员体系并行的国有企业或者各种事业单位。这是公务员热的典型表现。

因此，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让“公务员热”回归理性，我认为，这种现象背后的根源是政府权力的不规范运用，甚至滥用。长期以来，让群众感受到的是“有人在政府当差就有底气，不怕被人欺负。”所以，才会造成在基层通过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渠道挤进公务员队伍的现象。而要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措施，是从根源上将政府的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制度管权，让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此外，中央政府在力推的“简政放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制度安排，通过政府放权，让民营企业、社会组织、社会公众获得更多的自主权，政府减少一些审批权和处罚权，从而让市场和社会活起来。那么，当市场和社会有了力量，群众就会从中感受到，在市场上做一些生意，在社会中从事一些服务行业，也能让自己过上好的生活，更能活得有尊严，也再不需要向行政部门“低头弯腰”。相信到那时会有更多的年轻人选择自主创业这条路，不再需要费尽力气地挤公务员的这座独木桥。

此外，公务员在基层的结构和配置也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按照《公务员》法来说，我国公务员共分为3类，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然而，事实上对基层公务员队伍来说，综合管理类公务员比例占较大数量，而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行法类的公务员占比较低。这就会造成公务员队伍在基层的不断庞大，而这种庞大表现在人员和经费等种种方面。

所以，有了这样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到了基层时你还会发现经常有人说起，基层公务员人员编制不够，经费紧张，以及没有精力做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其中最终的根本原因是公务员的结构和职能配置不尽合理。因此，我认为，公务员结构和职能调整一定要做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运用好公务员聘任制等手段，让公务员队伍中有更多的专业技术类人才，少一些综合管理类人才，才能够让公务员队伍更有活力。

配套进行“职务与职级并行”政策

基层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这个好方案，落实还需要一系列条件的支撑，不然，“好经又会被歪嘴和尚念歪”，会严重损害政策的权威性。

人们更关注的是“如何进行考核”的问题，既然要对基层公务员业绩表现突出和优秀的人员进行职级晋升，那么第一个碰到的问题是，如何进行“考核”。现有对政府公务员的考核体系，每年都是进行打勾的方式进行，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往往碍于面子，在年终考核时大家都会“你好，我好，大家好”，都在基本称职或以上的等级。因此，就需要注意，如果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业绩考核，晋升职级仍然是一件模糊的和没有依据的事情，而造成的后果又会是“一把手”有更大的话语权，为腐败现象滋生带来机会。

其次，县乡级财力有限，一些地区难以承担挂钩后的财政压力，也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而事关财力的问题，是需要中央根据“职务与职级并行”这一具体细化的政策，来通过财政渠道配以相应的资金，更需要中央的统筹设计顶层安排，这样才能为基层公务员的“职务与职级并行”改革解决另外一个后顾之忧。某县有基层公务员算过一笔账，县直机关这个层级的科级公务员约有近1000人，“假设职务与职级并行后，会有1000名科员晋升到副科级，预计月工资每人涨500元左右，照此计算，每年县财政的人员开支就要多出600万元”。那么，这相当于县财政目前人员开支的2～3倍。

职务职级并行问题 篇6

关于×××等同志晋升职级的请示

中共XX县委组织部（县人社局）:

根据中共XX县委办公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颍办发〔2015〕10号文件精神，我单位对符合晋升职级条件的ⅹⅹⅹ等同志情况进行了初核，经民主测评及考核，2015年ⅹ月ⅹ日ⅹⅹ单位党委（党组）会议研究，同意上报ⅹⅹⅹ等同志晋升职级。

妥否，请审批。

附：

1、公务员（含参公）晋升职级花名册；

2、公务员(参公)晋升职级审批表；

3、公示结果的报告。

职务职级并行问题 篇7

尹蔚民透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在4个省选择了4个县进行了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试点工作。经过一年的试点，验证了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可操作性。

早报记者 岳怀让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步入地方实施阶段。

据《辽沈晚报》3月21日报道，《辽宁省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实施方案》已完成，审议通过后将在辽宁全省推行。

上述报道称，据统计，辽宁省公务员人数达31.7万。若按照国家县以下机关公务员占比60%计算，辽宁省县以下机关公务员人数或超19万。本次方案通过后，他们将成为职务与职级并行的受益者。

报道还表示，辽宁共有100个县（市、区），实施方案通过后，将不设试点，统一铺开。本次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中，工作年限将作为职级调整的重要依据，划分出不同级别对应的不同年限。

早报记者搜索发现，这是今年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发职务与职级并行相关文件以来，公开报道中首个完成地方实施方案的省份。

九成公务员科级以下

另据《春城晚报》3月20日报道，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崔茂虎在参加当地节目时透露，云南正在针对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预计年内推行。

此前的全国两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记者会上透露，在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这项工作刚刚进行部署，各个省都在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所谓“职务与职级并行”，是指在公务员职务晋升之外，再开辟一条独立的职业发展道路。让那些不能实现职务晋升的公务员，可以通过职级晋升获得合理的待遇。

简单来说，就是在职务与待遇挂钩的基础上，职级也跟待遇挂钩。公务员只要工作能力、工作表现合乎要求，就能不断提高职级。

根据国家公务员局网站发布的消息，2013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为717.1万人。这其中，90%是科级以下干部，60%在县级以下机关工作。

基层公务员待遇低、压力大，晋升空间小，通过建立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改善这一现状成为当务之急。

2014年12月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

“基本称职”需延长1年

今年1月3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财政部、国家公务员局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就实施县以下机关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进行动员部署。

当时，包括山东、陕西、福建在内，多个省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已接到上级下发的有关文件。

文件显示，公务员晋升职级主要依据任职年限和级别。其中，晋升科员级须任办事员满8年，级别达二十五级；晋升副科级须任科员级或科员满12年，级别达到二十三级；晋升正科级须任副科级或乡科级副职、副主任科员满15年，级别达到二十级；晋升副处级须任正科级或乡科级正职，主任科员满15年，级别达到十九级；晋升正处级须任副处级或县处级副职满15年，级别达到十七级。

上述文件还要求，任职年限从晋升职级或正式任命职务之月起按周年计算，满12个月为1周年。任现职级或职务期间每有1个年度考核为优秀等次，任职年限条件缩短半年，每有1个年度考核为基本称职等次，任职年限条件延长1年。

文件还列出了实施范围—县（市、区、旗）和乡（镇、街道）机关以及参公管理单位的在编人员。中央和省驻列入实施范围的县（市、区、旗）正科级以下单位。

全国多地已低调试点

今年3月，尹蔚民在全国两会透露，早在去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在4个省选择了4个县进行了试点工作。经过一年的试点，目前已达到预期目的，验证了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可操作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并未公布进行试点的是具体哪4个县。但据《南方周末》报道，早在2007年，湖北远安县就低调试点了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时间长达3年。2013年7月起，江西九江、广东佛山南海区、甘肃陇南礼县以及东北某县也开始低调试点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

安徽、福建两省则在此前就把推行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这一工作提上日程。

《新安晚报》曾在2013年12月报道，安徽省发布《关于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情况的报告》，其中提到，“十二五”后两年，安徽将深入推进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

另据《东南快报》消息，2014年7月，福建省发布《2014年健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将在县以下机关全面实施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

职务职级并行问题 篇8

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 职务职级并行，尚须打破铁饭碗

12月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了《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等6个文件。(12月3日《新京报》)在我国，官员也好，一般公务员也好，基本是终身制，能进不能退。这导致很多业务能力不行，甚至不合格的公务员很难被辞退。与此同时，基层公务员，特别是很多县以下的基层公务员待遇并不高，甚至生活压力也很大。这就导致了普通公务员都想做官，都想向上爬的现状。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单纯给县以下基层公务员提薪，恐怕并不科学。

合理的办法应该是让普通公务员变成政府雇员，有独立的薪酬和晋升渠道，不需要考虑升官以获取高薪的晋升通道。当然，干得不好，反倒还要降薪甚至解聘。因此，要落实县以下普通公务员职务、职级并行制度，不是普遍提薪那么简单，而是要全面建立普通公务员聘任制。

实际上类似改革已经在一些地方试点。不过，从这些地方的经验看，要警惕：如果县以下公务员职务、职级并行制度、聘任制不能一改到底，未来很可能将存在大量当不上官员，却拿一定级别官员待遇的公务员——而且这些公务员还事实上依旧享受终身制的“铁饭碗”。若此，等于变相提高了所有公务员的整体待遇。一方面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同时也制造了新的分配不公，这样的改革反倒提高了行政成本。

譬如前段时间，媒体报道称，深圳试点公务员分类改革后的几年内，深圳4万多名公务员中聘任制超过了3200名，但无一人被解聘。而当初开始试点之时，深圳也曾信誓旦旦，不合格的聘任制公务员将辞退。有不少网友认为，按照中国的人情世故，对聘任制公务员的考核成为了一种流于形式的“过场”。建立县以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在公务员普遍“铁饭碗”的大背景下，落实并不易。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实行职级制度和聘任制后，有可能为一些领导徇私舞弊、打击报复、寻租腐败留下空间。为了保住岗位、提高职级，或将导致部分

厦门中公教育。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公务员阿谀奉承，引发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导致政治生态恶化。这并非杞人忧天，按照现有的约束机制，对于领导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是很有难度的。

总而言之，建立县以下公务员职务、职级并行制度，一方面需要落实聘任制。而且是有必要对所有普通公务员实行聘任制，辅之以透明公开的考核方式，决定普通公务员的职级和进退;另一方面，还须打破少量官员(政务官)的终身制，尽早建立起完善的政务官员任期和选任、退出机制。特别是要对权力形成强大的监督，让官员(政务官)不能贪腐。

若能如此，普通公务员也就不会拼命要做官，而是愿意安心做个优秀、高职级的普通公务员了。

文/张燕

关于职级并行的建议 篇9

实施工作的建议

一、工作现状

截止2016年底，集贤县机关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1249人，科员及以下职务人员562人，仅占45%，在部分县直单位甚至已经出现了班子成员比一般公务员多几倍的现象，基层工作人员严重不足，严重影响工作积极性。201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中办发„2015‟4号），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工作正式开展。这项制度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基层公务员晋升渠道狭窄的瓶颈，拓宽了基层公务员的上升空间，改变了基层公务员晋升“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状，对于改善长期扎根基层公务员的待遇，调动基层公务员工作积极性，稳定基层公务员队伍，提升机关工作效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二、存在问题

我县在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发现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难点和问题：

一是事业单位（编制）管理人员由于不在实施范围内，不能享受政策红利，利益影响较大，尤其是一些交流到事业单位任职的原部门或乡镇领导干部，认为是组织原因使他们 失去了公务员身份，从而享受不到政策，多次到组织人事部门反映情况，要求参照执行政策。

二是因机构改革等原因，一些原政府工作部门变为政府直属事业机构，但还未申请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对不能列入实施范围意见较大，要求先享受政策，再申请参照管理。

三是部分公务员从事业单位考入或调入到机关单位之前参加工作已经几年甚至十几年，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意见》中只作了“晋升副科级须任科员级或科员满12年，级别达到二十三级”的规定，而对之前事业单位的工作时间是否计入统计年限没做具体规定，人社部门没有执行标准。

三、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