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热点读后感

理论热点读后感（精选7篇）

理论热点读后感 篇1

最近闲暇时读了《七个怎么看——理论热点面对面》，收获颇丰。书中对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我国发展不平衡、就业难、看病难、教育公平、房价过高、分配不公、腐败现象等7个热点问题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读后让我对国内外形势尤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使认识更加成熟，党性更加纯正。

作为一名与医疗事业息息相关的工作者，我一直非常关注我国近一段时期的卫生医疗改革的推进，同时也常听身边的朋友抱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因此在阅读此书时，我重点看了“小处方的大影响——怎么看看病难”这一章。从开头一直读到结尾，我对看病难的问题认识的更加全面了。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看病难在我国目前确确实实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大城市的大大小小的医院，每天每时每刻每一个挂号窗口都排着长长的队伍。在北京有些医疗水平高的医院门前，前来就医的患者为了能挂到一个就医号甚至打起了地铺，通宵等待。在网络上也有人以代排队挂号为职业，一个大医院的专家号要价成百上千。同时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医疗设施的进步，医疗成本激发医疗费用迅速上升。人们逐渐开始接受感冒发烧也可能动辄百千花费才能康复的现象。由于医院惧怕承担医疗责任，有些患者在前一个医院

拍的B超，CT，做的各项检查，转院后又被要求再次负担费用，重做一遍。诸如此类的事情多了，人们开始越来越怕生病，开始埋怨医疗卫生服务条件太差，将这一切的不理解归于国家没有提供相应的措施。

理论热点读后感 篇2

时代性是政治课的生命力, 时事材料是学生理解教材理论的重要纽带。现在的高考, 能力的考查越来越突出。在测试试题中, 会引用大量课本外的新材料。通过高中的教学我发现现在已经没有很简单的题目, 好多题目都直接选材于时事或直接引用国家政策文件中的一段话。我们就应该了解这些时政背景。

通过对时事背景的了解, 用课本上的知识分析纷繁复杂的时政知识, 从而提高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并使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原则得到真正贯彻执行, 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而且组织答题时, 答案中往往还要用到时政术语。因此要想学好政治这门学科, 就要注重学生平时多关注时事, 及时从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上了解最新的时事信息, 特别是国家的一些重要会议、报告、领导人讲话等。通过听广播, 了解我国的一些政策及社会热点问题。教师再利用课上几分钟时间让学生进行评讲讨论, 发表自己的见解, 运用政治课本知识来论证分析, 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这样的实践活动, 对学生成绩的提高是非常有效的, 而且还提高了学生学习政治课的兴趣。有条件的学生还可以订一些相关的报纸, 通过听广播、看报纸了解时事, 让学生既可以巩固课本知识, 又能锻炼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的能力。大家都知道, 政治开放性试题可以说是最容易得分又最容易失分的部分, 这里笼统地说, 我们在面对这种试题时, 如果从一个问题出发, 可以组织答案的思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如果从学科的角度出发, 可以从经济学上看、从哲学上看、从政治学上看;如果从材料涉及的角度出发, 可以是政府和国家、企业和农村、消费者和劳动者个人, 当然还可以有其他的组织答案的思路, 包括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正面与反面等等。都要处理好“死”与“活”的关系, “死”指的是课本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一定要准确全面把握, 要死掉;“活”指要能够联系实际, 进行活学活用, 要走出教材课堂的小圈子, 尽一切可能地将所学原理和现实生活相联系, 所以关键还是要做有心人, 充满兴趣, 主动地去感知政治、研究政治, 而不是被动地去背政治。相信知识获得的同时, 乐趣的获得也会成为一种必然。

总而言之, 要学好高中政治, 要想达到不断进步的目的, 必须从我们自身的认识实际出发, 解决好自身存在的疑点、难点问题, 在学习中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 多了解时事, 多思考问题。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 更好地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 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时, 得出正确的结论, 理论联系实际, 学以致用。

理论热点读后感 篇3

摘要：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历经百年的变迁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在以往相关文献所分析的框架和基础之上，文章针对国内外近年来的研究热点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和梳理，并聚焦在个人与组织匹配这一热点问题，从积极组织行为学、组织社会化和个人组织的匹配、组织公民行为等三个方面，对人与组织匹配问题的相关研究和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

关键词：组织社会化；人与组织匹配；积极组织行为学；组织公民行为

组织行为学研究从20世纪初产生以来，经历了一系列的理论发展和变迁，最初是泰勒等早期传统管理学者的个人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泰勒等管理学者强调工人参与组织工作的经济动因，认为工作环境和工人的生理情况是影响工人行为的本质原因。20年代以后，以霍桑实验为转折点，展开以人际关系为主题的研究，认为社会及心理因素才是影响生产效率的根本原因，除了要满足员工的生理需求之外，还必须满足员工的社会及心理需求。到了1960年代，随着工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成熟和发展，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兴趣也开始转向个人与组织目标、动机方面的契合、组织发展、组织内部关系和组织外部社会环境系统等方面。

我们现在所提及的组织行为学一般来说是研究组织内部结构、人员、技艺以及组织外部社会环境系统的科学。作为一门处在发展和变化当中的新兴管理科学，组织行为的研究为现代组织管理提供了积极的意义。根据美国学者斯帝芬.P.罗宾斯的定义，组织行为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个体、群体以及组织结构对内部人员行为和心理的影响，而最终目的则是运用这些知识来提升个体、群体乃至于整个组织的效能。

近年来，人与工作、组织和环境的匹配问题是组织行为学研究的一大热点问题。在此方面，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人-组织匹配、组织社会化、组织公民行为等方面，而主要的研究议题则包括积极组织行为学、社会交换视角下的组织社会化以及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组织社会化过程中的心理机制研究等等。

一、 积极组织行为学的相关研究

积极组织行为学由Luthans于2002 年提出。Luthans将积极组织行为学定义为： 以提高员工的积极活力为导向，通过心理测量、心智能力开发及有效管理，来提高员工绩效的一门应用学科。通过这一定义，Luthans一方面为积极组织行为学的发展确立了方向，另一方面也与传统的组织行为学划定了界限；传统组织行为学主要关注的是“解决问题”，通过缓解和消除组织冲突、沟通障碍、员工离职等问题来尽可能保证工作绩效，而积极组织行为学则反其道而行，通过开发员工心理的积极、乐观因素，来激发员工的能动性与工作潜力。积极组织行为学是研究个人-组织匹配问题的创新点，通过对组织个人微观行为层次，以及个人心理所导致的态度和行为上的改变的研究，发现个人-组织匹配过程中的心理影响因素和内在机制，进而探讨个人与组织相适应和匹配的最佳契合点。

Luthans提出，在目前的组织心理学范畴中，符合上述积极组织行为学定义的概念，包括自信/自我效能（Confidence/self-efficacy） 、希望（Hope） 、乐观主义（Optimism）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以及情绪智力（即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EI或EQ） 等五个范畴，简称为CHOSE。

目前积极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发展，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一是理论模型的拓展。除了积极组织行为研究的几个基本概念和框架的研究之外，Luthans又发展出复原力（Resiliency）这一研究主题， 复原力是指具有从逆境、失败、艰难险阻、高度风险的情境，以及无法拒绝的变革（包括个人职责的改变以及更大幅度的组织变革）当中自我适应和恢复的能力。组织管理学研究者近年来也进一步拓展了复原力理论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例如探讨企业与个人两种不同层面的复原力等等。

除此之外，关于影响积极组织行为的心理因素层面的研究，也是积极组织行为学中的研究重点。Luthans在2004 年提出了关于组织竞争优势来源的一个新研究视角——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心理资本（简称PC），是指一种正面的心理状态，包括自我效能、希望、恢复力与乐观主义等，Luthans做了一系列关于心理资本的研究，认为企业竞争优势的衡量标准，应该从过去的传统经济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转向正向的心理资本。Luthans指出，具有良好心理资本的员工，一般会体现出如下的特质：（1）富有希望；（2）乐观；（3）良好的韌性和复原力；（4）高度的主观幸福感；（5）优秀的情商；（6）表现出较多的组织公民行为。

心理资本作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个人心理层面的具体结合，能够对组织绩效和组织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仲理峰2007年的研究发现，心理资本中的乐观、希望与坚韧性三种积极心理状态，对于员工的工作绩效、组织承诺与组织公民行为有着显著影响。田喜洲和谢晋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均与员工绩效有正向相关，但只有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对员工的工作态度有显著影响。

二、 组织社会化过程与个人—组织匹配

组织社会化是研究个人与组织匹配的重要方面，近年来许多学者对组织社会化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组织社会化是一个组织内部学习的过程。1895年，德国社会学家Simmel在其《社会学的问题》一文中，首先用“社会化”一词来表示群体形成的过程。后来，沙因（E. Schein）最早将“社会化”这一社会学概念引入到组织研究中，他认为组织社会化是“个体被教导与学习组织规范，成为组织成员所必须具有的社会知识及技能的过程”，这也是目前最被广为引用的组织社会化定义。此后，Bauer指出，组织社会化就是新进人员学习成为一个组织的内部人（Insider）、学习组织内部规则生态，以及如何面对变革（Changes）的过程。

从沙因的定义可以看出，最初的组织社会化主要指的是员工了解组织当中的规则（包括潜规则）的过程，不过后来经过不断演变，组织社会化的定义也有所扩充，如Louis就指出，组织社会化是“个体了解成为组织成员所需的价值观、能力、期望行为以及社会知识的过程”。

组织社会化是一个自我调适的过程。Jones指出，当个体最初进入组织时，可能会发觉组织中的现实情况、人际互动与自己原先预想的不同，从而感受到现实冲击（Reality Shock）与惊讶；而此时个体会重新评估他们之前的预期假设，并搜集信息（包括职务信息、群体关系、组织文化等）通过不断学习来适应环境，并降低自身的不确定感和焦虑。

因此，作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重要内容，组织社会化（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是促进员工适应组织并提升其行为绩效的关键因素。Ashforth、Sluss和Harrison指出，若组织社会化未能发挥效用，往往会导致员工士气低落、离职率升高，组织在员工招聘和离职方面将付出更高成本。Hidalgo和Moreno在2009年的研究指出，组织社会化的成败对员工个人心理、行为和工作绩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其中的影响机制分别为主效应影响模型和中介效应影响模型。

组织社会化不仅是个人组织匹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组织行为的重要变量，既存在着直接的影响，也可能通过其他的中介变量的作用实现对组织行为的影响。王雁飞和朱瑜对249名新进员工做了为期一年的跟踪调查，发现组织社会化对个人—组织匹配有着正向影响，同时在个人-组织匹配对员工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甘宁的研究也进一步证明，组织社会化对员工绩效有着显著影响，同时个人—组织匹配在组织社会化与员工绩效之间的关系链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种种证据都表明组织社会化是提高个人—组织匹配的重要途径，倘若组织社会化功能未能完全发挥，组织往往会因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三、 组织公民行为

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OCB）是个人与组织匹配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Dennis Organ教授在1983年首次将组织公民行为定义为：“组织公民行为是个体的自由行为，不会直接或明确反映在正式的薪酬系统中，也未包含于员工的正式契约及岗位说明书中，但却有利于组织绩效的提升”。Podsakoff和MacKenzie將组织公民行为分为七大类型，包括利他行为、运动家精神、组织忠诚、组织遵从、个人进去、公民道德以及自我发展。

在组织公民行为的前因与结果变量方面，大多数的研究者对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单个或两个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和检验，较少的学者加入了中介调节因素的探讨和研究。Shweta和Srirang Jha指出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重要因素包括：组织内部沟通、员工态度、组织氛围、领导成员交换和组织公平。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当中，个体特征（感知）研究也备受关注。Japneet Kaur在关于人际冲突的研究中，证明了组织公民行为对组织人际冲突的重要影响作用，并且认为这样的影响作用能够显著降低组织反生产行为的发生，而吴志明与武欣则发现变革型领导对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关于组织公民行为的结果变量方面的研究较少，武欣、吴志明和张德的研究表明，组织公民行为对团队有效性有着显著影响。

社会交换理论视角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霍曼斯（G. Homans）于1958年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他提出人际互动是一种双方皆参与并交换有价值资源的过程，人们只有在觉得通过交换能获得自己所需的资源时，才会持续与对方互动。彼得·布劳进一步分析指出，人们之所以加入某一团体（包括组织、企业），是因为认为可从该团体中获得所需的报酬；因此，人与人的结合，本质上就是资源的交换和吸引，而这些资源包括了金钱、物质、体力等外显性（Extrinsic）资源以及情感、敬仰、友爱等内隐性（Intrinsic）资源。Morley在2007年的研究则从个人—组织匹配理论的视角进行，认为价值匹配和工作匹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换句话说，个人—组织的匹配本质上也可以视为社会交换的一部分。

而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基础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则可将组织中所存在的交换关系，划分为领导—员工交换、员工-员工交换以及组织-员工交换等多个层次，是社会交换关系促进了个体与岗位、组织以及工作群体的匹配，而高度的个人—组织匹配则衍生出较频繁的组织公民行为。Cropanzano和Mitchell在2005年的研究中，揭示了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重要因素，其间涉及的相关变量则包括组织支持、组织信任以及工作氛围等。

四、 结论

如前文所述，近年来关于个人与组织匹配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积极组织行为学的研究；二是组织社会化的研究；三是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针对前文的文献综述，本文认为在人与工作、环境和组织的匹配问题方面的研究存在以下值得借鉴和不足之处：

（1）组织社会化和个人—组织匹配理论的研究，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方面的视角探究了员工对组织的适应机制，对于组织内部员工之间价值观和文化的传递、员工更好的适应组织以创造更佳的工作绩效，以及企业如何更好的将“组织外的人”进行内化提供了良好的思路和策略依据，从组织的适应过程的研究到组织学习过程的研究，都具有丰富的理论成果。但迄今为止，并未形成系统性的关于组织社会化和个人—组织匹配的理论建构，对于如何通过组织社会化过程来更好地实现个人与组织的匹配，目前仍缺乏全面而深入的理论框架。

（2）在对组织社会化和个人—组织匹配的各项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上，过于侧重个体层面的研究，将研究重点放在组织内部个人的心理、态度和行为层次的研究，而忽略了与组织宏观环境和组织外部环境的具体结合，所涉及到的相关社会交换理论也仅仅是局限于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社会交换视角的研究，这容易导致所产生的研究结论片面且适用范围狭窄。

（3）对于跨文化背景的分析研究较少，多数研究集中于对本国，甚至是国内某组织所进行的分析研究。在全球化影响下的企业人员流动的背景之下，组织成员所受到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组织内部或是单纯的某国、某地域的文化，更多的是来源于多元的文化交汇的影响。因此局限性的研究区域，不利于全面准确的对组社会化以及个人-组织匹配的影响因素进行界定。

参考文献：

[1] 斯蒂芬.罗宾斯，著，孙健敏，译.组织行为学（第14版）.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 尼尔森，著.积极组织行为学.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

[3]Luthans，F.，Youssef，C.M.，&Avolio，B.J.Psychological Capital.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4] 仲理峰.心理资本对员工的工作绩效、组织承诺及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心理学报，2007，（2）：328-334.

[5]田喜洲，谢晋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心理资本对员工绩效和工作态度的影响差异.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8）：174-180.

[6]Schein， E.H.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and the Profession of Management. Industrial Management Review，1968，（9）：1-16.

[7]Louis， M.R. Surprise and Sense Making： What Newcomers Experience in Entering Unfamiliar Organizational Setting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0，（25）：226-251.

[8] Jones， G.R.Psychological Orient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an 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3，（8）：464-474.

[9] 王雁飛，朱瑜.组织社会化与员工行为绩效：基于个人——组织匹配视角的纵向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2，（5）.

[10] 甘宁.组织社会化、人与组织匹配和员工绩效关系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学位论文，2010.

[11] 吴志明，武欣.变革型领导、组织公民行为与心里授权关系研究.管理科学学报，2007，（5）.

[12] 武欣，吴志明，张德.组织公民行为对团队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管理工程学报，2007，（3）.

[13] 沈伊默，袁登华，张华，杨东，张进辅，张庆林.两种社会交换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组织认同和自尊需要的不同作用.心理学报，2009，（12）：1215-1227.

[14] 李霞.管理者的职业弹性研究：结构及其前因后效关系[D].南开大学学位论文，2010.

[15] 王立.员工工作友情、心理资本与建言行为关系研究[D].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11.

[16] 陈伟娜.企业员工职场欺负内容结构及相关研究呀[D].暨南大学学位论文，2011.

[17] 张玲.基于知识旅游的知识转化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0.

[18] 吴庆松.基于心理资本的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源模型构建及其应用研究[D].中南大学学位论文，2011.

[19] 王文.组织内社会交换对工作产出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D].复旦大学学位论文，2011.

[20] 高英.心理资本对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D].辽宁大学学位论文，2011.

[21] 安曼.企业雇佣模式选择及其效应的实证研究[D].辽宁大学学位论文，2011.

[22] 赵丽华.职业适应期高校毕业生就业稳定性研究[D].天津大学学位论文，2011.

[23] 闵锐.组织公民行为影响因素对组织内部知识共享影响机制研究[D].天津大学学位论文，2011.

[24] 马苓.教师的组织承诺对组织公民行为及大学绩效的影响研究[D].河北工业大学学位论文，20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号：13BXW050）；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传媒集团组织文化与组织绩效之研究”（项目号：GD11YXW01）。

作者简介：陈致中（1979-），男，汉族，中国台湾省人，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传媒经营管理、传媒经济学、组织文化、人力资源管理；魏颖（1992-），女，汉族，海南省昌江县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传媒经济与文化产业。

文化热点理论分析提示 篇4

一、汉字听写大会

1、活动的举办：文化对人的影响；

2、传统文化的特点及作用；

3、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4、尊重文化多样性，首先应尊重本民族文化，维护好、发展好本民族文化；

5、汉字的重要性。

二、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

1、该片播出：文化对人的影响；

2、该片蕴含的中国家庭伦理：传统文化的特点及作用；

3、文化创新（引进韩国版权）；

4、发展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

5、卫视播出：大众传媒的作用。

三、各类最美现象

（一）意义：

1、文化对人的影响；

2、文化作为精神力量的作用；

3、传统文化；

4、民族精神；

5、建设精神文明，培育文明风尚，建设和谐文化，培育“四有”公民；

6、思想道德建设的意义。

（二）启示：

1、如何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2、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3、建设精神文明，培育文明风尚，建设和谐文化，培育“四有”公民；

4、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四、航天工程：神十与天宫一号对接、嫦娥三号登月

1、文化的社会作用；

2、文化创新；

3、民族精神；

4、建设文化强国

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1、文化对人的影响；

2、教育的重要性；

3、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4、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改造主观世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5、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逐步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6、脚踏实地、不尚空谈，从点滴小事做起。

6、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

六、新疆天山、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申遗成功

2005理论热点面对面 篇5

2004年12月，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胡锦涛同志在会上指出，一年多来的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不仅保持了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更重要的是使全党同志深化了对科学发展现的认识。他强调，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并切实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当前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那么，我们如何认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并切实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执政理念的新飞跃

“开山垦荒，让我越开越穷；退耕还林、种草养牛，让我发家致富！”这是2005年4月，人民日报记者在陕北采访时，一位老农说的一番话。它既道出了老农的心声，也道出了科学发展的重要性。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也是我们党始终为之奋斗的根本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承担起带领人民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责任。党领导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后来，由于受“左”的错误影响，在一段时期内使发展走了弯路，经历了曲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国情、正确把握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我们党毅然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提出并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是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进一步把发展问题同党的执政问题联系起来．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阐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必须正确处理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战胜来自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的各种困难和风险，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

十六大以后，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化，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围绕如何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我们党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和第一要务，而且要正确认识“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十六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对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我们究竟应怎样来认识和领会呢？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在全面把握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经济社会进入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既是“加快发展机遇期”，也是“各种矛盾凸显期”。细说起来，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不少，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还在扩 大，就业压力继续加大，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等等。对这些问题，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高度重视、全面把握、正确应对，努力促进经济健康持续较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分析更好地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任务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既是一个经济更加发展的社会，又是一个民主更加健全的社会；既是一个科教更加进步的社会，又是一个文化更加繁荣的社会；既是一个社会更加和谐的社会，又是一个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社会。这样一个宏伟目标，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既令人鼓舞，又十分艰巨，绝非轻而易举就能完成。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创新发展观念，完善发展战略，拓宽发展途径，切实抓好用好战略机遇期，努力实现党在新世纪的历史任务。

再次，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我国长期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历程，也是我们对发展规律的探索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现代化建设波澜壮阔，有艰辛的探索，又有各种风险的应对；有成功的欢乐，也有曲折的教训。十六大在深入总结这段历程的基础上，提出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条基本经验，为我们继续前进提供了指导。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牢牢把握发展这个主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特别是抗击非典的实践，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对以往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第四，科学发展观是在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科学审视国际形势变化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各国发展实践的推进，人们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注重社会变革的发展，从提出可持续发展到注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全面发展，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特别是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许多国家都在围绕抢抓发展机遇，调整发展战略。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对此，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的大局中来思考，努力取得发展的主动权。

以上这几个方面，就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实践基础、现实依据和时代背景。只有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才能全面深刻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贡献和指导作用。

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科学发展观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是我们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观。发展是硬道理，是贯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主题。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不改革就不能实现持续快速协调健康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只有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更好地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为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造福人民的发展观。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党执政兴国的目的是造福于人民。科学发展观强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充分体现了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体现了完成党的执政使命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经济社会发展涉及方方面面，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科学发展观强调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推进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符合我国国情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持久永续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是整体推进的发展观。发展既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又离不开社会和其他方面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不仅要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而且要适应社会的深刻变化，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而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拓宽了发展的视野和领域，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以新的时代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和平发展的发展观。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发展目标，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坚定不移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深刻反映了当今时代进步的潮流和中国人民致力于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崇高志向。

科学发展观内涵十分丰富，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环节，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贯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用一系列富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新思想、新观点，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和发展目的的认识。

总起来说，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前人又勇于创新，深刻阐明了发展的本质和基本内容，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一步深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又实现文明发展、和平发展、又快又好发展，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其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统领全局的新要求

科学的理论指导着实践，实践的成果印证着理论。从东部的新跨越到中部正在崛起，从西部大开发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人们处处感受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浓厚氛围：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自主创新、科技进步，以城带乡、城乡互动，生态治理、资源节约，等等，亿万中华儿女用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探索着科学发展的新思路。

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

一是要自觉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要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的实际，深入学习和全面理解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深刻内涵、基本要求和指导意义的认识，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牢固树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观点，着力优化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注重节约资源。牢固树立统筹兼顾的观念，始终注意正确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全面发展的关系、加快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关系、当前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牢固树立以改革促发展的观念、坚决冲破、改变、革除一切阻碍科学发展观落实的思想观念、做法规定和体制弊端。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观念，始终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牢固树立求真务实的观念，用求真务实的作风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统筹兼顾的方针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既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又使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有了更加明确的切入点和现实途径。

“五个统筹”实质上就是统筹兼顾。统筹兼顾，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我们党长期执政过程中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也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坚持的战略方针。

落实科学发展观，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做到统筹兼顾。要抓紧制定统筹兼顾的政策和规划，加快相应的体制、制度、机制和法制建设，特别是从财政、税收、投资、分配等方面采取有利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

二是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为我们科学驾驭和运用现代化建设规律，辩证认识和处理与发展相联系的各方面重大关系，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下更大气力解决好“三农”问题，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切实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努力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全面实施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社会事业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三是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各级干部的行动中。“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要牢固树立和落实正确的政绩观，坚持把是否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民，是否遵循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是否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否对子孙后代负责、对长远发展负责，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根本标准。坚持为民、务实、清廉，兢兢业业地干好工作，实实在在地创造业绩，坚决纠正那种盲目攀比、铺摊子、乱上项目、留下一堆“胡子工程”的做法，坚决纠正那种“新官上任三把火”、热衷于标新立异、贪大求奢、朝令夕改的做法，坚决纠正那种急功近利、寅吃卯粮，只求本届有政绩、不给下届留财富等追求短期效益的做法。要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形成促使广大干部肯干事、会干事、干好事的正确导向。

四是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认真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中。能否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终要靠解决广大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的成效来检验。当前，要重点抓好就业和再就业工 作，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维护好群众的各项权益。特别是要注意防止和纠正征地拆迁、企业改制、职工工资福利待遇。农民工工资发放、环境污染等方面存在的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制定有效措施，切实解决困难群众在子女上学、就医、住房等方面遇到的突出问题。通过解决这些问题，使人民群众从亲身体验中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力量。

五是要把科学发展观体现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实践中。能否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是对新形势下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富民安邦的基本思想，表明我们党对执政使命的认识更加自觉，对执政任务的理解更加完整，对执政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刻。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落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各项部署，不断提高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统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能力。要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认真查找和解决党的建设和干部作风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消极腐败现象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使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党风和干部作风有明显改进。

放眼神州大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热潮正在涌动，亿万人民建设自己美好生活的奋斗激情和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就一定能够变为现实！

深度阅读 胡锦涛：《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求是》2005年第1期 温家宝：《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2004年3月1日《人民日报》

相关链接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人民日报社论：《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2004年12月6日《人民日报》

与时俱进看发展——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

前不久，一些省市在调研中发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学习贯彻在逐步深入，干部群众的认识在不断提高，但也有一些同志提出疑问。有人说，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不是说以前的发展思路错了？提出以人为本，是不是说要肯定人本主义？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不是说全党的工作中心要改变了？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是什么关系？提出坚持和平发展的方针，是不是说不要再强调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只有澄清这些模糊认识，才能使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第一要义在发展

发展，是当今中国叫得最响亮的一个词，是贯穿改革开放20多年的主旋律。

我们党对于发展问题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前进而不断深化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 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论著，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发展动力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等一系列理论观点。这些重要思想理论观点，都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来源和重要内涵。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如果没有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问题的思想积累，没有改革开放20多年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科学发展观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可见，科学发展观没有丢掉而是继承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一贯思想。它强调以人为本，是突出了党的根本宗旨和发展目的；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突出了发展的内涵和要求。它不是不重视发展，不是不要发展，而是围绕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丰富了对发展的认识，创新了发展的理念。说到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就是发展。

当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航程中，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一个重大跨越。在我们面前，摆着两种前途：一种是跃起腾飞，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一种是盘桓不前，导致贫富悬殊、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能否争取前一种而避免后一种前途，这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科学发展观着眼于解决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对党的发展理论作出了新的概括，提出了关于发展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通向光明前景的正确航道。

以人为本是本质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它既吸收了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和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有益内容，又与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

以人为本的观念在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最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概念。他在《管子·霸言》中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孟子、荀子、墨子、黄宗羲等我国古代思想家都对民本思想进行了论述，逐步形成了“民本君末”、“民贵君轻”、“民主君客”的思想。这些在客观上有利于减轻当权者对老百姓的剥削和压迫。但是，他们提出以人为本或民本思想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

经历了中世纪的漫漫长夜，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兴起，西方社会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学说，来对抗以神为中心的神本主义。它高扬人的价值，强调保护个人权利，反对神学统治和封建特权，在历史上具有进步作用。但人本主义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从抽象的人和永恒不变的人性出发来考察社会历史运动，其历史观必然是唯心主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本主义逐渐蜕变为一种口头宣言，实质上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工具。

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人和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出发，从社会历史现象中找到了决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只有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实现共产主义。这就科学指示了人的本质，为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充分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精神。毛泽东同志把人民比作“上帝”，邓小平同志把人民比作“母亲”，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胡铸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往开来，激情纵言：“相信谁、为了谁、依靠谁，是 否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

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思想，吸收了人本主义思想中的有益成分，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它强调的以人为本的“人”，是指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以人为本的“本”，是指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本。

人们看到，在偏僻山区，在困难国企，在遇难矿工的家里，在抗击非典的生死战场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水乳交融；改革和完善信访制度，提高征地拆迁补偿，解救在海外被绑架的人质，帮助海啸中的受难者，追讨拖欠的农民工工资，重奖贡献卓著的科学家，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以人为本的自觉实践。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已退居次要位置，而是为了更好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无论现在还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经济发展始终是发展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

科学发展观强调的全面发展，绝不是撇开发展谈全面、偏离经济建设中心求发展，而是要克服过去在某些方面存在的重经济指标、轻社会进步，重物质财富、轻精神财富，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的偏差，经济社会发展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强调协调发展，就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要统筹兼顾、相互促进，而不能彼此分割、各行其是；强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注重发展进程的持久性、连续性，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保证一代接一代永续发展。

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三者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体现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协调共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平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调适应。

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在成为各级党和政府的自觉实践。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一项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西部开发的节奏在加快，东北振兴迈开实质性步伐，中部崛起的号角已经吹响。所有这些表明，促进城乡、区域共同发展正在不断扎实推进。“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声音响彻中华大地，循环经济、节约型社会、绿色GDP，这些崭新的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绿色GDP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缩写，是核算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的经济产出总量的一个指标。但它只反映经济活动的正面效应，没有反映负面影响。

20世纪中叶开始，一些国家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环境资源进行核算，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把计算结果称之为“绿色GDP”。绿色 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

目前，虽然有些国家已开始试行绿色GDP，但还没有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

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们必须科学地、辩证地看待GDP指标。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我国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保持GDP的持续较快增长始终是至关重要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要体现在GDP的持续较快增长上。但我们不能片面强调GDP而忽视社会生活的其他指标。作为综合经济考核指标，GDP也有着不容忽视的缺陷。它不能反映社会成本、体现增长代价，也不能反映社会和谐、体现社会公平。因此，对于GDP指标，既要给予应有的重视，也不能作为惟一指标去刻意追求，而要在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使经济社会综合指标全面提升。

四位一体的战略布局

过去我们讲两个文明一起抓，后来发展为三大文明全面推进，现在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它们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发展包含社会发展。实现科学发展，就必然提出社会和谐的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以新的时代内涵。

我们党从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中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实现，有了经济的增长、政治的发展、文化的进步还不够，还必须重视社会建设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革加快，城乡、区域和社会群体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组织和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社会矛盾和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如果单纯重视城市发展而忽视农村发展，像有些国家那样，出现“发达的城市、凋敝的农村”，高楼大厦掩映着大片的贫民窟，社会冲突加剧、动荡不安，那么，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产生这样的结果，不仅现代化建设将走入误区，而且反过来会制约经济、政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在推进三大文明建设的同时，还要关注财富怎样分配，利益怎样协调，矛盾怎样化解。三大文明建设的成果要体现到社会的和谐发展上，要让社会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让人们普遍分享发展的成果，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

构建和谐社会与三大文明建设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能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和谐社会又为三大文明建设创造社会条件，它们统一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进程中。

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世界上有人担心，有人猜疑，也有人诽谤，“中国威胁论”至今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坚持和平发展的方针。对此，我们究竟如何看？

从历史上来看，一些大国在发展中为了争夺资源和市场，往往对其他国家采取战争、强权、奴役等手段。英、法等欧洲国家原始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对殖民地的大肆盘剥；美国的早期发展，与对太平洋、加勒比地区的掠夺分不开；日本近现代的发展，也是建立在对中国等 亚洲国家侵略和掠夺的基础上的。无论它们现在用什么遮羞布，也难以掩盖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的血腥和罪恶。

中国的近代史，是中国人民饱受侵略和战乱的历史。内忧外患阻滞了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历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封锁，受到了霸权主义的挑衅和威胁。中国人民深切地感受到，和平的国际环境来之不易，它和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一样，对于我们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正是得益于和平安定的国内外环境。

中国的发展，只有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而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靠军事扩张和掠夺来发展自己。在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为人类贡献了四大发明，却没有侵占过别人一寸土地。当年郑和下西洋的强大船队，不是去侵略和掠夺，而是带去了友谊和先进的文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决不会以牺牲别人为代价来发展自己。别说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就是今后强大了，也永远不会搞侵略和扩张。

本世纪头20年，是我们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妥善处理国际间的各种矛盾和纠纷，积极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我们党正确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国际上的分歧和争端，我们必须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在涉及我国主权和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原则；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则要把握好斗争的时机和分寸。应该看到，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国际上总有一些人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总会千方百计制造各种事端。对此，要充分相信党和政府有能力、有办法妥善处理好这方面的问题。广大群众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应该充分肯定，但表达的行为和方式必须冷静理智、合法有序。否则，可能会在一时一事上占据上风，但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于事无补，甚至得不偿失。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开放的、健康的国民心态，始终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立场上看问题、办事情，绝不能图一时之痛快，而损长远之前景。

深度阅读 胡锦涛：《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求是》2005年第1期 温家宝：《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2004年3月1日《人民日报》

相关链接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版 求是杂志社论：《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继续前进》，《求是》2005年第1期 钟轩理：《天地之间莫贵于民——如何正确理解以人为本》，2004年9月13日《人民日报》

“有形的手”显威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2003年以来，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中央作出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对于这次宏观调控，一开始就有一些不同说法和意见。经过两年来的实践，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成效，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到缓解，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增长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发展势头。事实说明，这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是完全正确和十分及时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重要作用，又要注重发挥宏观调控这只“有形的手”的重要作用。

调控决策果断及时

众所周知，市场机制在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配置、提高使用效率、增强经济活力的同时，也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自发调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甚至破坏性。

市场机制的盲目性，如果在全社会范围扩散，直接后果是经济运行大起大落，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害。20世纪头40年，美国经济运行曾发生过8次剧烈波动，都导致经济衰退，特别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造成了大萧条。惨痛的教训，使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必须对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进行引导和调控，发挥好“有形的手”的作用。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加强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村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为自觉，也更为有效。在这些年经济运行的实践中，我们不断总结经验，完善调控体系，改进调控方式，提高调控水平。2003年开始的这次宏观调控，就是党和政府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一次生动实践。

2002年下半年，我国经济明显呈现出新一轮的增长趋势。到2003年第一季度，GDP增速已经达到9.9%，是1997年以来的新高；第二季度以后，虽然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一度使经济增速放慢，但很快又恢复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对此，中央始终保持冷静，在进一步激发经济潜力、保护经济活力的同时，高度关注经济运行中新出现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

2002年下半年，特别是2003年非典以后，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凸显。一方面，粮食播种面积连年减少，粮食产量连续下降，人均粮食占有量大幅度减少，粮食供求关系趋紧；另一方面，新开工项目多，在建规模大，一些行业和地区投资扩张加速，尤其是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开发等行业出现增长过热的趋势。这两方面的问题又进一步引发信贷规模过大、煤电油运紧张、基础产品价格上涨等问题，有的还相当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后果不堪设想，来之不易的好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

党中央、国务院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果断作出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力的政策措施。

2004年1月，中央发出1号文件，出台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案，建立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把土地管理定位为国家最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2月，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严格控制钢铁、电解铝和水泥等部分行业过度投资；3月，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和扩大再贷款浮息范围；4月，国务院发出通知，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开发投 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集中整顿土地市场；5月，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协调配合，控制信贷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方案；10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放宽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区间；1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

就这样，充分运用各种经济、法律手段，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打出了一套漂亮的宏观调控“组合拳”，从而有力地保证了国民经济这艘大船平稳较快地航行。

“组合拳”初显威力

实践是最好的答案。两年来，这次宏观调控的一整套“组合拳”，逐步在实践中显出成效。我国经济发展过热的局面得到初步改变，呈现出稳步协调发展的良好势头。

2004年，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播种面积扭转了连续5年下滑的趋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增长6．8％，增长速度是近几年最快的；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整体增幅回落20％以上，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增速明显趋缓，货币信贷增势减缓；经济效益继续提高，财政收入2．57万亿元，增长25．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突破1万亿元，增长38．1％；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增长35．7％，外商直接投资突破600亿美元；城镇新增就业980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增长7．7％，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3．9％，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

这些成绩说明，这次宏观调控使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得到缓解，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得到抑制，避免了经济运行大的起伏，使国民经济保持了增长比较快、效益比较好、活力比较强的良好势头，实现了又快又好的发展，是一次成功的宏观调控。

具体来看，这次宏观调控有四个不同以往的突出特点：

一是有预见性的主动调控。改革开放以来，根据经济运行态势，我们共进行了五次收缩型的宏观调控。前四次宏观调控，针对的都是经济运行中已经出现的超过11％的“大起”高峰，都是经济的全面过热或总量过热，都是难以为继而不得不进行的调整。这次宏观调控，对于过热的部分行业来说，是及时的调控；对于整个经济运行的全局来说，是见事早、行动快，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主动调整。

二是把握全局、有抑有扬的调控。既坚决抑制部分行业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又采取得力措施加强农业等薄弱环节；既控制投资、信贷、土地等重点环节，又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既加强供求总量控制，又注重调整结构。有人讲，这次宏观调控是拿非公有制企业“开刀”，打压“民营经济”。这是一种误解，更不符合实际。这次宏观调控不是以所有制划线，而是坚持一视同仁、依法办事。无论对何种所有制企业和单位，符合法律法规的，都坚决支持；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则严肃查处。事实上，2004年上半年，私营企业投资同比增长近56．2％，高于国有企业投资42个百分点。2005年2月，国务院又进一步出台了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三是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的调控。中央根据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的新情况，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重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正确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在信贷手段的运用上，重点从源头上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控制货币信贷规模；在投资手段的运用上，重点加强产业政策引导，严格市场准入； 在价格杠杆的运用上，重点突出价格信号的引导和调节作用；在法律手段的运用上，坚持依法行政，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通过综合运用各种办法，达到调控的目的。

四是治标和治本相结合的调控。这次宏观调控不仅仅是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而且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把加强宏观调控同推进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实践中深化改革，通过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消除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提出新措施，农村税费、出口退税、增值税转型等税收制度改革迈出新步伐，投资体制改革全面铺开，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国有保险企业改革等金融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效明显。

归结起来，这次宏观调控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现的一次重大实践，使我们加深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实践充分证明，科学发展观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建设始终要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无论是消除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还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都要求我们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并切实加以贯彻落实

巩固成果勿松懈

有人说，既然这次宏观调控已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是不是就可以见好就收，以免把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打压下去，丧失发展机遇？这种观点对不对，关键是如何正确判断当前的经济形势。

在充分肯定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些成效还是阶段性的，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制约经济平稳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还没有完全消除。

首先，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有缓解，但基础还不稳固。2004年虽然粮食增产较多，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并没有明显提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任务依然相当艰巨；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仍然偏大，反弹压力很大，特别是新上项目较多，投资结构不合理，新的盲目投资有所显现；煤电油运紧张的矛盾仍然突出；国际市场石油等原材料价格仍处高位，生产资料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推波助澜，使社会零售商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加大。

其次，经济运行中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企业产成品库存和应收账款明显增多，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问题比较突出；非法融资活动加剧，金融领域风险隐患增加；在解决瓶颈制约过程中，又出现了电站项目等无序建设的情况。目前，在建电力总装机规模达到2．8亿千瓦，其中相当一批是不符合产业政策的小机组或燃油机组，不仅加剧了煤炭供应、交通运输和发电设备制造能力紧张的矛盾，严重超出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而且潜伏着高耗能工业与电站建设相互推进、恶性循环的可能性，给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特别是从长远和全局来看，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有不少。经济增长的粗放方式还未根本改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农业基础脆弱、产业技术水平不高、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刻不容缓；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扩大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已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推进协调发展刻不容缓；体制不完善、改革不到位，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根源，加快完善体制机制刻不容缓。

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要不要宏观调控，而是必须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如果我们稍有放松，就有可能出现反复，甚至前功尽弃，那就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采取更大的调控措施、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长期性和艰 巨性，增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宏观调控各项政策措施的自觉性。

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系

一般来说，宏观经济运行存在三种基本状态：第一种是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第二种是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需求过度膨胀；第三种是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但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应的主要是结构性问题。面对这三种不同的宏观经济状态，应分别实行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财政政策。

稳健财政政策是趋于中性与支持发展的辩证统一，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具体来说有四个取向：既不扩张也不紧缩、“松紧适度”的增量平衡取向，“有保有控”、“有进有退”的结构优化取向，大力推进改革、实现制度创新的市场化取向，完善财政增收节支机制的效率取向。

就当前来说，主要是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重点。坚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过快增长，继续搞好产业政策、信贷政策、土地政策的协调配合，把好土地审批和信贷投放两个闸门，防止某些行业无序建设、过度扩张出现反弹：认真落实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政策间的相互配合，将政府投资的功能和使用方向转向推动结构调整、加强薄弱环节和促进“五个统筹”上来；努力促进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供需衔接，确保经济平稳运行；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加强物价监管，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继续加强监测预警工作，及时发现和研究解决苗头性、倾向性、趋势性问题。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坚持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实践中，不断提高引导经济发展的水平。要紧密联系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宏观调控的实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总结，注意借鉴其他国家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努力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规律，不断增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的能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建设节约型社会，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深度阅读

温家宝：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2004年3月6日《人民日报》 温家宝：十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2005年3月6日《人民日报》 相关链接 马凯：《全面正确积极理解和贯彻中央关于宏观调控的决策》，2004年11月5日《经济日报》 《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既快又好发展——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2005年3月1日《人民日报》

李德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对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几点认识》，《求是》2005年第7期

从《财富》500强的新变化谈起——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财富》杂志是美国一家颇有影响力的财经类媒体。它每年对全球范围内各种企业，按照实力的大小进行排名，评选出当年的500强。时至今日，一个国家有多少家企业入围《财富》全球 500强，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该国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一个反映。前些年，我国内地入围的企业还是凤毛麟角。到2004年，已有15家企业入围，它们都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全球500强排名的这个变化，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近些年来我们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调整、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包括产权改革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

近几年我国内地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情况 年份 数量 企业名称

1998 3 中国银行、中化集团、中粮集团

1999 5 中国石化、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粮集团、中化集团

2000 9 中国石化、国家电力、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电信、中国银行、中化集团、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粮集团

2001 11 中国石化、国家电力、中国石油、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电信、中国银行、中化集团、中国移动、中国建设银行、中粮集团、中国农业银行

2003 14 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人寿、中国移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电信、中化集团、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宝钢集团、中国农业银行、中粮集团、上汽集团

2004 15 中国石化、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国人寿、中国移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电信、中化集团、宝钢集团、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南方电网、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粮集团、一汽集团

不懈探索的结论 我国的国有企业，原来叫国营企业。“国有”与“国营”虽只有一字之差，定位却迥然不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是由国家来“经营”的，国营企业作为政府计划的生产单位，并没有经营的自主权。企业如果挣钱了，利润全部上缴；如果亏损了，损失由国家承担。在这种方式下，企业一无动力、二无压力，很难有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我们党一直都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之路进行积极探索，努力寻找从根本上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和创造力的办法。

197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允许企业在完成国家配额的前提下，有部分采购与销售的自主权，并且利润可以留成，开始了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开，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1988年，国务院又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作为落实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一种形式，承包经营的改革开始推行。

1992年，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要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积极推进股份制试点。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自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向得到明确。

1997年，十五大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强调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 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通过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搞活国有小型企业。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改组国有企业，大胆利用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努力探索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

2002年，十六大提出，要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国有大中型企业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积极推行股份制。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就这样，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长期探索中，我们对产权和产权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不断深化。实践充分证明，无论放权还是让利，无论承包还是租赁，虽然都在解决国有企业活力和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作用，但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问题。归根到底，必须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积极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这是其他方面改革的基础。

必须坚持的方向

2004年，围绕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问题，曾在国内引发一些争论。那么，到底怎样评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成效，如何看待中央确定的改革思路和方向呢？

大家知道，从1998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积极进展，政企分开迈出重大步伐，国有经济布局得到改善，股份制改革步伐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逐步推进，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深刻变化，企业整体素质明显提高，经济效益大幅增长。

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从14．9万亿元增加到19.7万亿元，净资产从5．21万亿元增加到8．36万亿元；2003年实现利润和上缴税金分别为4951.2亿元和8104.5亿元，均占全国工商企业的1/2。

这些数字变化有力表明，中央确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采取的措施是有效的，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大方向必须坚持。

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首先是要从整体上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也就是说，要着眼于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和质量，不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十五大以来，通过结构调整，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放开搞活了一批国有中小企业。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国有经济分布仍然比较宽泛，投资涉及的领域太多，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必须进一步加快调整和改革步伐。

就企业层面来说，推进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中心任务是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逐步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近年来，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步伐不断加快。截至2003年底，全国4223家国有大中型骨干 企业中，有2514家通过多种形式改制成为多元持股的公司制企业，改制面近60％，国有中小企业的改制面达85％左右。通过股份制改革，推动了国有资本的流动重组，放大了国有资本的功能，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促进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提高了企业融资能力，促进了企业做大做强；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有大型股份制企业，实现了国有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的更好结合。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

加快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前提。现代产权制度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没有完备的产权制度作保证，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将无所依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的任务。近年来，为了适应股份制改革不断深入的需要，我国在国有产权制度改革和管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探索，在产权登记、资产评估、资产转让、国有股权管理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推进产权有序流转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产权制度改革还相对滞后，不能满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需要，必须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加快改革步伐，使现代产权制度早日得到确立。

积极稳妥地推进

有人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导致某些人借机席卷国家财富，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因此产权改革走错了路。那么，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不是必然带来国有资产流失？

必须承认，这几年在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确实出现了一定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而且有的案例数额巨大，令人触目惊心。

对实践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作粗略的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有的是财务审计不严，资产评估不实，虚构虚增成本，转移企业资产；有的是产权转让不规范、不透明，低估贱卖国有资产；有的甚至内外勾结、违规审批、隐匿转移、侵占私吞国有资产。剖析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我国产权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产权交易市场不完善、产权交易监管不到位等。

也应看到，准确判定国有产权在转让中的价格是十分复杂、非常不易的。还应该看到，如果大量的国有资产长期闲置，或者虽然也在从事生产，但效益低下、竞争无力，最终被市场挤在角落里，甚至被淘汰出局，这对国有经济的损失和危害更为严重。要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根本的途径还是继续推进产权改革，建立健全各项产权制度，保证产权转让规范有序地进行。

事实上，国家有关部门在促进和规范产权的流动和转让方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特别是针对前一段时间争论最激烈的管理层收购问题，明确作出规定，在目前情况下，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企业不宜实施管理层收购并控股；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可以探索试行管理层收购或控股，但要切实做到规范推进、公开公正，有效维护出资人、债权人和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

也有人说，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实质上就是要推行“国退民进”。对此该怎么看？ 现在，确有一些地方、一些人把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演绎为“国退民进”，主张“国有经济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有的采用下指标、派任务、定时限、赶进度的做法，用搞运动的方式要求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全部退出；有的把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卖”字，把国有企业当作包袱急于甩掉，一卖了之。

这些理解和做法都是片面的、错误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目的，绝不是让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中都退出来，更不是把国有企业都卖掉。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坚持 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做到“进”而有为，“退”而有序，使国有经济更好地发挥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把握“进”与“退”的关系，总的来看，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资本不但要进入，而且要争取做大做强，发挥主导作用。对于非关键性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则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在市场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但一定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决不能搞“一刀切”，用行政命令推进国有企业改制，更不能一阵风，盲目出售国有资产。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确定的改革方向积极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决不能因为出现一些问题而否定改革的方向和取得的成效，放慢改革步伐；也决不能对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任其发展。要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政策法规、加强监督管理等多方面努力，使改革在推进中不断规范，在实施中不断完善。

深度阅读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999年9月27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

相关链接

国资委研究室：《坚持国企改革方向规范国企改制》，2004年9月29日《人民日报》 经济日报编辑部：《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2005年1月19日《经济日报》

破解“三农”问题的一把钥匙——如何理解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在2004年9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是新形势下破解这一难题的一把钥匙。

“两个趋向”如何看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对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科学概括。

一般来讲，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主体地位，为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应当用农业积累支持工业发展；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导产业，为使工农业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实行由农业哺育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转变。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当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到工业对农业反哺期时，如果及时扶持农业，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就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如果继续忽视农业，就会导致农业萎缩，城乡差距扩大，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加剧，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以日本、韩国为例，它们分别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末，当各自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开始转向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实现了工农业的协调发展，加快了工业化、现代化进程。

从我国的情况看，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迅速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1952年，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有50多美元，农业所占比重达70％，农业劳动力占83．5%。在这样一个水平上实现工业化，农业必然成为筹集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据测算，1979年以前的29年，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的资金约为4500亿元。这种向工业倾斜的政策，从全局来看是必要的。但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得不到应有的改善，使本来就落后的农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而且，还由于长期实行城乡分割体制，造成城镇居民与农民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那么，现在我国是否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呢？据测算，目前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000美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约为15：85。这说明，工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根据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在我国工业已经发展壮大的情况下，应该由以农业支持工业转入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样一个新阶段。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不仅是由我国工业化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而且也与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有关。对于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解决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扶持和保护农业，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我国人口60％以上居住在农村，农民安居乐业对于政权的稳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农村社会稳定才有坚实的基础，工业才有广阔的市场，城乡关系才能协调，国家的长治久安才有可靠的保障。

正是在深刻分析我国工业化进程和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基础上，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战略思想，为新形势下解决好“三农”问题、推进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以工促农如何促

现在，工业已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国家税收和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业。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亿元，财政收入2，6万亿元。从国家财力来看，我们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实力。

我们这里讲以工促农，不是让工业企业直接支持农业，而主要是指通过适当的政策，加大公共财政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总的来说就是六个字：少取、多予、放活。

首先是要少取。种地纳粮，天经地义，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在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后，党和政府决定2006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征农业税，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农民种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这是实施以工促农的重大举措。免征农业税，将为农民每年减轻900多亿 元的税收负担。广大农民为此欢欣鼓舞，真正感受到支农政策的实惠。

美、欧、日对农业的支持政策

美国：通过立法来保护农业发展，并对农业采取有力的价格保护和收入支持政策。主要是：为生产者提供充足的贷款，实行农产品价格补贴和农作物灾害保险补贴政策，实行农业税收优惠政策等。据统计，每年对农业的补贴达到几千亿美元。

欧盟：取消各成员国之间在农产品贸易中的关税和其他限制，实行自由流通，统一农产品价格，实行价格支持制度；对外严格实行贸易保护，建立共同的农产品关税、非关税壁垒，对农产品出口予以扶持，对农产品进口实行许可证制度。每年对农业的补贴也达到几千亿美元。

日本：通过立法形成农业法律支持保护体系，通过建立农业灾害补偿制度和各种各样的农业信贷等财政金融政策对农业发展提供支持，通过建立价格管理制度、价格稳定制度、保证最低价格制度等价格政策保证农民收入和保护国内农业生产。

其次是要多予。继续坚持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坚持和强化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将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围，加大对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小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从2005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使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完成义务教育。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到2010年基本建立起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善对农村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和技术推广体系建设。

第三是要进一步放活。少取、多予说到底毕竟还是外部条件，解决“三农”问题还是要靠深化农村改革，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和活力。在全部取消农业税以后，要全面启动以乡镇机构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为核心内容的改革；从体制和法律上建立起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着眼于控制耕地征占规模，着眼于保护农民合法利益，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

以城带乡如何带

2001年，浙江取消了农民进城控制指标和“农转非”计划指标，对进城落户人员的待遇享受作了政策规定，建立了全省相对统一的户籍改革政策体系。据统计，近几年来，浙江城镇净迁入人口超过300万人。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浙江的农民得到了城市发展带来的实惠。

以城带乡的核心，就是推进城镇化。它是一个重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其集中表现就是大量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这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途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2003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0．53％，与同等工业化程度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目前，发达国家城镇化平均水平则在70％以上。根据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城镇化水平在30％—70％期间，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一个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才能基本稳定。可以预见，未来20年，我国将处于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

据专家分析，以2003年为起点，若城镇化率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 57％，城镇总人口8．28亿，比2002年增加3．26亿。这意味着从现在起到2020年，将有2．89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其数量之大，在世界上前所未有。如果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得当，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提供难得的机遇。

实施以城带乡的战略方针，关键是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统筹中心城市发展和小城镇发展、城市就业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推进城乡的一体化发展和共同繁荣。

一是要切实加快城镇化进程，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进城就业已成为当前农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要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切实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各种限制，真正一视同仁，平等竞争；依法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继续解决好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增加对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投入，提高进城务工农民的素质。

二是要创造一个农民进得来、留得住的制度环境，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农民工占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已经高达46．5％，占建筑行业就业人员的80％。农民工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在城市工作了多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由于收入低，无法实现在城镇买房定居的愿望，长期处于流动状态，很难成为稳定的城市居民。因此，要调整城市建设的思路，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要积极探索多种形式，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公共卫生、文化生活、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以城带乡，目的是要在城乡互动中构建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即使我国工业化、城镇化顺利推进，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发展面临的困难，到2010年农村人口仍在7亿左右，到2020年还会有5亿左右。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丝毫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农业和农村自身的发展。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使城市和农村紧密地联系起来，在理顺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平等的经济社会发展新体制。要进一步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进程，加快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和小城镇的发展步伐，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同时，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让所有农民共享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带来的好处，真正建立起地位平等、开放互通、互补互促、共同进步、平等和谐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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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2005年1月31日《人民日报》

相关链接

王梦奎等主编：《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版 陈锡文等主编：《中国农村公共财政：理论、政策、实证研究》，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版

关注民生话就业——如何看待当前的就业再就业形势

就业是民生之本。这几年，积极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始终是党和政府最为关注、最为操心的一件大事。2004年，经过艰苦的努力，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80万人，510万下岗失业 人员实现再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出现了近10年来的首次下降，就业再就业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一些人的感受中，就业的压力仍很大，还有一些困惑：为什么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就业还很难？为什么失业人员中青年人增多了？搞市场经济是不是就解不开就业难这个结？

高增长为何没带来高就业

近年来，我国经济每年增长都在8％以上，世界少见。但是，就业再就业的形势却依然严峻。经济高增长为何没带来人们预期中的高就业？

人口自然增长率过高，是就业难的基本原因。我国有13亿人口，基数很大，对就业是一个长期的压力。从1980年到1999年，全国就业人数净增2．90亿人，相当于世界新增劳动力的33．7％。从1998年开始，又迎来了因往年的生育高峰带来的新一轮就业高峰，“十五”期间新达到就业年龄的劳动力，较“九五”期间平均每年多290万人。经济高速增长创造的大量就业岗位，大多被人口增长所抵消。今后两到三年，城镇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劳动力达2400万人，而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仅为1000万左右，每年缺口1400万，加上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失业者增多是必然的。从统计数据看，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大约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放缓，所以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

目前，产业结构不合理，是造成就业难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说，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部门。2000年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平均为68．2％。东南亚国家中，马来西亚为49．5％，印尼为38．9％，泰国为32．2％，而我国还不到30％。近几年来，我国进入了以重工业化为特征的工业化加速发展期，第二产业的比重还会上升，而吸纳劳动力最多的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缓慢。

企业大量富余人员的释放，加剧了就业难的局面。从1998年到2003年底，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累计达到2800多万人，虽然其中就业能力较强的大都实现了再就业，但在中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困难行业和资源枯竭城市，也有一部分年龄偏大、缺少专业技能的人进入失业队伍。

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减弱，是造成就业难的一个新原因。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竞争的激烈，很多企业倾向于利用先进的设备、技术来代替人力劳动，使企业在发展扩大过程中吸纳的劳动力相对少了。过去，一条半自动洗衣机生产线需要70个劳动力，现在只要7个人。据测算，20世纪80年代，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90年代以来，每增长1个百分点，只能增加70万一100万个岗位。

劳动力供求关系错位，也是造成就业难的一个内在原因。从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现状看，虽然总量供过于求，但在局部行业却供给不足，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一边是有人无事干，一边是有事无人干；一边是有事不愿做，一边是有事不会做。一些地区、行业和工种招不进人，留不住人。在城市，有30％的岗位找不到人，有20％的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失业者中为何青年人增多了

前几年，一说到下岗失业，人们往往会联想到40岁甚至年龄更大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人。但近些年，青年人失业增多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2004年，劳务市场35岁以下的青年求职者占七成以上，与过去求职者主要为35岁以上大龄群体的情况有明显区别。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

现在，有一个新词叫“新失业群体”，说的是那些加入到求职者行列的初、高中毕业生。这 部分人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独生子女，在应试教育中没学到多少专业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缺少优势。同时，他们找工作，不是出于“养家糊口”的生存目的，更多的是出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今天工作，明天失业，后天又工作了”，就是他们的就业状态。对于某些认为是脏、苦、累或收入不理想的工作，他们不愿意干，成为自愿失业者。

需要说明的还有一种情况，从2002年开始，高校毕业生连年大规模增加，200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212万，2004年达到280万，2005年达到338万，大学生就业压力进一步凸显。

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大学生的就业高峰与全社会的就业高峰重叠。现在，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高等教育已步入大众化，2004年仅青海省的高考升学率就达83％，但相应就业岗位的增加赶不上毕业生人数的增长。而且，眼下的劳动力市场特别注重实际工作技能，用人单位往往要求应聘者有实际工作经历，但绝大部分应届毕业生恰恰工作经验少、技能弱。

关于失业的几种类型

结构性失业指需要就业的劳动者职业技能、素质、择业观念与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岗位要求难以适应，导致有工作不能干。由于涉及体制转轨、产业结构甚至教育模式等问题，解决起来费时费力。

发展性失业指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过程中，常有一部分处于失业状态。

周期性失业指经济周期中发展不景气而对劳动力的需求萎缩。它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最大，也是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力图降低的指标。

摩擦性失业指劳动者工作不如意、或者为了寻求更高的待遇和更大的发展机会而造成的暂时性失业。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配置中的一个常态，通过就业观念引导和信息披露，比较容易化解。

大学生就业问题，还与就业观念和择业方式有密切关系。许多高校毕业生非大城市、高收入部门不去。他们宁可在大河里做一条小鱼，也不到小河里做大鱼；宁可待在大城市里处于失业状态，也不到小城市、收入低的单位就业。

从世界范围来看，部分大学毕业生不能马上进入就业岗位，是一种普遍现象。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教育模式与产业结构不相适应，教育结构调整往往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

其实，青年失业的现象，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已出现。当时大量知青返城，就业形势开始紧张，城市也出现了一些初、高中毕业生待业的情况，被称为“待业青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通过发展街道集体经济、制定职工退休接班制度和国企开办三产等做法，吸纳了许多待业青年就业。但这些做法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经济增长效率为代价的。解决当前青年就业难的问题，必须另辟蹊径，另寻新路。

发展市场经济解决不了就业难题吗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似乎不存在失业问题。那时，劳动力资源配置，主要通过政府计划，实行统包统分。那时大学生实行统一分配，一些单位不管需不需要都要接收，一些大学生不管愿不愿意都得服从分配。这样做的结果，对企业来说就造成一个人干的活两个人甚至几个人干，人浮于事，缺乏效率。可见，计划经济时期只是将超过社会总需求的剩余劳动力积存于企业内部，靠牺牲效率把失业问题隐蔽起来。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社会对劳动力的吸纳靠市场选择，隐性失业必然转化为显性失业。用人单位有空缺岗位，就有人去应聘，双方谈好工资标准等事项后，求职者上岗；谈不拢，则上不了岗。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失业成为劳动力流动的一种经常状态。与隐性失业比较，显性失业更能真实反映劳动力供求矛盾，有利于劳动者提高自身素质，也使企业更注重提高劳动力使用效率。市场与就业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

应该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好就业难题是完全可能的。

首先，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充分就业已成为政府非常重要的政策目标。从政府来说，促进就业的办法主要是：制定就业政策，开发就业岗位，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对特殊困难对象给予就业援助，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提供就业服务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2004年全国共组织530万下岗失业人员参加再就业培训，培训后再就业率达到70%；共有721万人先后获得不同期限的失业保险待遇。上海实施的“青年职业见习计划”，三年来让数万名青年赢得岗位、企业赢得人才。近几年，各级党和政府以及高等学校共同努力，通过改革制度、建立机制、完善政策、改革人才培育模式、疏通就业渠道等，使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稳定在70%左右。

其次，通过加快经济发展和优化经济结构，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改革2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年均以9％以上的速度增长，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每年新增就业人数均在700万人以上。经济结构的调整，更是蕴藏着大量的就业机会。

从所有制结构看，2004年劳动力市场中，个体。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占60％左右。我国的非公经济发展很快，将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从产业结构看，国家已明确提出要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将增强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带动作用。

从企业结构看，“小企业，大就业”已成为共识，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正在进一步改善，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创办中小企业或在中小企业找到岗位。而且，现在自由职业者、非全日制工作者越来越多，目前全国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已达到5000万人。

再次，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再就业机制，是解决就业难问题的根本。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要形成以劳动者自主就业为主导的新格局。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改善创业环境，鼓励个人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全面加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建设，加强职业介绍、职业指导、职业培训，提供优质就业服务；加强法制建设，明确责任，规范企业用人行为和劳动力市场秩序，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权利。

从劳动者个人来说，既要转变就业观念，更要提高自身素质。当前，一些人找不到工作，一些技术性岗位又找不到人，是因为劳动力素质和岗位需求不相适应。要想一辈子到哪儿都有饭吃，就要具备适应市场变化和新的职业要求的能力。俗话说得好：艺多不压身。无论在职职工还是失业者，都要有危机感、有进取心，在学习和工作中努力提高职业技能和知识水平，以适应竞争上岗的新趋势。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饭碗是老百姓天大的事情。尽管我国将长期面对就业的巨大压力，但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的双重优势，形成以劳动者自主就业为主导、以市场调节就业为基础、以政府促进就业为动力的就业机制，我们就一定能够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问题。

相关链接 莫荣主编：《2003—2004年中国就业报告》，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4月版 杨宜勇等著：《大开放的就业》，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年3月版 林蕙青等编：《升学与就业》，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基尼系数今昔谈——逐步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这几年，有一个经济学名词，叫基尼系数，成为干部群众经常谈论的话题。特别是近年来常听到人们说，我国的基尼系数如何超过了警戒线，收入差距如何越来越大，如何已经引起了两极分化，等等。那么，基尼系数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怎么看？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是否在扩大？是否已到了两极分化的地步？怎样来进行调控？这些问题，既涉及老百姓的生活，又涉及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不妨先从基尼系数的分析谈起。

调控加强为何差距仍在拉大

基尼系数，是一个用来描述收入整体差距程度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认为，当它处于0．3－0．4时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则意味着出现两极分化。

最近有专家称，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465，并将在2005年逼近0．47。这些数据是如何得出的？到底有多大的科学性？该信还是不该信呢？

从现实来看，世界各国对基尼系数的运用并不完全一致。很多国家都是把它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综合判断收入差距。在不少国家，基尼系数都有不同的标准和界线。

总的来说，基尼系数只可参考，不能绝对化。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城乡差距大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不能简单地套用基尼系数的一般标准来衡量我国的收入差距。

应该说，近几年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推进分配制度改革，调节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增加农民收入等等，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那么，在政府加强调控后，为什么收入差距仍呈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这里除了人们经常讲到的体制不健全、行业垄断、历史问题、地域差异、再分配手段不完善、管理疏漏造成的非法收入等一些因素外，从目前来看还有以下一些原因：

一是政策调整的“延迟效应”。从政策的出台到发挥实际效应，往往存在一个“时间差”。尤其是长期政策的调整，在短期内可能会“立竿不见影”，其预期成效往往会“延迟”到来。我们不能奢望政策一出台，贫富差距就立即缩小，基尼系数就立即降低。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惯用的判断国民收入差距程度的一个指标，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发明。如下图所示，图中横坐标为人口百分比，纵坐标为收入百分比，斜线为收入分配绝对平等曲线，曲线为实际收入分配曲线，斜线和曲线之间的面积A与斜线下部的全部面积（A+B）的比值勤被称为基尼系数。一般地说，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差距也越小。反之，弧度越大，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差距也越大。

二是收入提速和起点过低的反差。近年来，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等政策的推动下，许多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经济增长谏度明显加快，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增 速。但即使这样，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由于起点低、基数低，从长期来看差距将缩小，但短期内绝对数的差距还会扩大。

城乡之间差距的扩大也是这个原因。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增长6．8％，结束了连续7年低速徘徊的局面，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更快，达到9422元，增长7．7％，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三是体制改革的相对缓慢和滞后。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越来越涉及一些深层次的利益关系，这就加大了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有关政策的“磨擦成本”，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将一些政策措施“推、拖、磨”掉了好多，难以达到应有的政策效果。

必须看到，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使经济上比较困难的社会群体产生失落感和心理失衡，容易产生对社会的不满，影响社会的稳定。同时，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会制约社会有效需求的增长，最终妨碍经济持续发展。对此必须高度重视。

面对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有人担心，也有人疑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是不是说明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

应当说，虽然收入差距扩大是客观存在，但这是在居民总体收入水平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也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收入提高的速度和程度不同，有的快，有的慢，但毕竟都是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努力。而且还应看到，东中西部发展的速度差距正在缩小，农村也正在结束低增长甚至徘徊的局面。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收入差距虽然呈现扩大趋势，但不能作出已出现两极分化的结论。

效率与公平谁先谁后

针对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有人认为，“罪魁祸首”就是我们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事实果真这样吗

一般而言，效率是指资源投入和产出的比率，公平是指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及其调整利益关系的原则、制度、做法、行为等是否合乎社会发展的需要。

效率与公平密不可分，它们的理想状态就像社会这架天平上“两个平衡的砝码”，但在现实中往往是你上我下，你下我上，常常是“摁下葫芦浮起瓢”。一定的收入差距是效率的必要代价，有时甚至不得不牺牲一点公平，因为有了效率，经济才能持续稳定增长，也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但反过来，不公平也会影响效率的提高，过分不公平还会损害效率，其至引起社会的动荡。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弊端提出来的。那时由于过分强调公平，结果出现了“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现象，导致效率十分低下。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对分配制度逐步进行了改革。

1997年，十五大在总结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效率优先，就是在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时，把劳动报酬与劳动效率挂钩：不仅要看投入劳动的量，还要看劳动的质和劳动绩效；在其他分配方式中，则要把按生产要素分配获得的收益同各种生产要素的经济效率联系起来。兼顾公平，就是允许根据收益的多少、贡献的大小，在成果分配上拉开合理的差距，但要注意到应有的公平，防止两极分化。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原则，顺应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对于冲破平均主义的畸形平等观，鼓励和支持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和帮助后富，产生了积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地区之问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原则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一原则割裂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降低了公平的地位，颠倒了经济发展的价值目标与基本手段之间的关系，因而主张用“公平优先”代替“效率优先”，或者至少应提“效率与公平并重”。

也有人认为，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不仅不应作调整，而且必须“一以贯之”地贯彻下去；即使在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也要坚持这一原则。

还有人针对上述两种观点，认为现在提“效率与公平并重”为时尚早，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没有立即调整的必要。等到2010年前后、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左右时，可以用“效率与公平并重”慢慢代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对这些观点和主张，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呢？要知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大战略相联系的。现在，这一体制虽已初步建立，但尚处于完善中，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还不能忽视效率．人为地“抹平”差距；但是，注重效率，正视差距，不等于忽视公平，甚至不要公平。

我们必须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重视维护社会公平，把社会公平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建立健全维护社会公平的体制和机制。讲“效率优先”，不能变成“唯效率论”；强调“兼顾公平”，不能把公平“能兼则兼，不能兼则弃”，更不能变成“公平次要论”甚至“不要公平论”。

分配格局如何调整

200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这为我们走出一条既能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又能缩小差距、维护公平之路，提供了指导性思路。

实践证明，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和贫富悬殊的利益分配格局都不利于社会和谐。比较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应该是一个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占少数、中等收入人群占绝大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从当前来看，首先还是要集中精力加快经济发展步伐，进一步做大“蛋糕”。这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基础。“蛋糕”做得更大，才有可能让每个人分到较多的一份。如果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怎样分配一个较小的“蛋糕”上，无论怎样努力，也不可能使每个人都多得一点。

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必须采取“多管齐下”的办法，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维护社会公平的政策措施。初次分配要讲效率，也要注意因机会不均等带来的不公，努力实现合理的初次分配。再次分配要注重公平，健全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以公平为核心编织“安全网”，解决初次分配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二是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众的扶持力度。进一步改革税制，加程监管，完善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税制和税种改革，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力度。同时，进一步增加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福利保障等公共投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帮助城乡困难群众解决生产生活 中的突出问题。

三是要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目前由于体制、监督、管理等制度的“缺位”，收入分配秩序还不规范。因此，要积极推进体制改革，加强监管，努力规范行业收入，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取缔非法收入，切实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建立促进社会和谐的利益分配格局。

总的看，我国目前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属于改革发展中的问题。既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又要冷静分析，采取有效措施，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贯彻落实好中央政策，这一问题一定能够逐步得到解决。

深度阅读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版

相关链接

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永远的丰碑”的昭示——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从2005年2月开始，中央各大新闻媒体联合推出了“永远的丰碑”大型系列宣传报道，已先后介绍了党的历史上100多位革命先烈和先进模范人物。看了这个系列报道以后，有一位中学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座座‘永远的丰碑’。透过这座座‘丰碑’，我不仅了解了共产党的光辉历史，看到了共产党的英明伟大，认识了共产党的精神风骨，而且也懂得了共产党‘打天下’与‘坐天下’是多么的不易。”仔细思考一下这位青年学生的话语，重温“永远的丰碑”介绍的英烈事迹，可以说再次印证了这样一个朴实的道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历史的选择人民的要求

84年前，7月的一天，在旧上海一幢普通的石库门房子里，十几位来自东西南北、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商讨一件大事。他们的行动一度受到租界巡捕的干扰，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进行。

正是这个人们意想不到的秘密会议，作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犹如黑暗的夜空划过一道闪电，这一举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历史的叙述有时难免枯燥。我们常说，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一部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历史。这在今天衣食无忧、逐步富裕的人们看来，显得有些遥远。但是，它却真实地饱含着无数血与泪、悲与痛、抗争与牺牲！

500多个不平等条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强占，9亿多两白银被迫“赔偿”，数千万同胞被屠杀„„这是我们在重温近现代史时不得不面对的残酷数字！这也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剧写照！

100多年间，许多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进行了前赴后继、英勇顽强的斗争。在这期间，先后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政治实体，包括各色各类政党，但最终大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的顽强斗争，牺牲了2000多万革命先烈，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把一个贫困交加、四分五裂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团结统一、前途光明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确立和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从党的产生和壮大，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取得和巩固，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党初创时，党员人数虽然不多，但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很快打开了革命的局面。土地革命时期，党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通过武装斗争，领导建立了十几个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了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以及海外侨胞一致抗日，使党的力量和影响迅速扩大。解放战争时期，党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在国统区开辟了第二条战线，为了人民的利益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展开殊死的搏斗，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只经过三年多的解放战争，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以更大的热情支持和拥护党的领导，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提出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顺民意、得民心，惠及全体人民，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

“莫道人心同此理，雄风今已靡前贤。”这是后来任民革领导人的李济深在1947年3月所作诗中的两句，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人民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戴。正如1949年9月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所说，中国共产党“是惟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

建设大业成功保障

100多年来，中华儿女有一个共同的梦想，一个虽屡受挫折却矢志弥坚的梦想。这个梦想就是走向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多少人献出了青春，多少人付出了生命。

只有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后，才真正开启了中国驶向现代化的历史航船。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奋斗，我们这条航船不仅开辟了通向现代化的正确航路，而且顺利地完成了一段航程，正向着胜利的彼岸加速前进。那么，今后我们是否还需要中国共产党这个“舵手”掌舵呢？答案是毋庸置疑的。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性质决定了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近代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企图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使中国实现现代化，是根本行不通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新中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真正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现代化之路。要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必须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有人认为，不管搞什么“主义”，只要能强国富民就行。其实，这只是一种天真的幻想。目前，世界上有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实行的是资本主义，但真正富强起来的，也不过是欧洲、北美以及东亚的少数国家和地区，其他多数国家并未摆脱贫穷和落后。

新中国成立55年来的巨大变化

据推算，1949年我国GDP总值约为587亿元左右，人均GDP大约为100元多点，全国人口中有八成是文盲，普通高校在校人数为117万，婴儿死亡率在20%左右，平均期望寿命仅35岁。

2004年我国GDP达到13.65万亿元，人均GDP超过1万元。成人识字率已接近90%，普通高等教育招生447.3万人，在校生1333.5万人。婴儿死亡率降至2%左右，平均期望寿命上升到71.4岁。我国总体上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

其次，统护国家统一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需要共产党的领导。翻开我国历史，不难发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时期，往往也是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的时期。千百年来广为传颂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这样。相反，凡是国家分裂、民族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之时，必定导致国力衰弱，人民苦不堪言。东汉末年的“三国鼎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十六国”、唐代的“藩镇割据”以及随后出现的“五代十国”等等，就是明证。

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发展又很不平衡的国家里搞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可能保持长期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就无法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三，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共同奋斗，需要共产党的领导。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亿万群众的事业。只有集中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组成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才能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像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情况十分复杂的大国，如果没有一个核心力量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发动起来，实现现代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当代中国，谁最有资格和能力做到这一点？只有中国共产党。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那样：“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第四，应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挑战，也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当前．我国现代化律设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矛盾都比较复杂。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从国内来看，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长期积累的许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我们的选择只有一条，那就是坚持并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领导地位不容动摇 有人宣称，共产党在历史上犯过那么多错误，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种认识 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政党或个人要想完全做到不犯错误是根本不可能的。衡量一个政党是否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严肃的党，是否具有生命力和战斗力，重要的不在于它是不是犯过错误，而在于它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错误。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曾经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对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严重损失。但是我们党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一是敢于正视，敢于公开承认，二是能够而且在事实上已经依靠自身力量加以纠正。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别对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所犯的错误给予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并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从而把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得更好，人民的事业更加兴盛。一个敢于承认错误又能改正错误的党是伟大的党。

有人宣扬说，共产党的领导是“***”，不适应民主化的要求，提出要搞“多党制”，实行所谓的“轮流执政”。这种观点也是十分错误的。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我国现在实行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相互之间有着共同的政治基础、奋斗目标和根本利益，长期共存，真诚合作。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实质是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在政治上的反映，是资本家集团互相倾轧、争权夺利的必然产物。表面看来是不同政党“轮流执政”，实际上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把政权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就如同商品在市场上倒来倒去，最后受益的是资本家而不是广大人民群众。

不要忘记，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也有人曾经把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多党制看成是救国良方，并试图在中国推行。辛亥革命后一度效仿西方的“多党制”，一时间政党林立，最多时达到300多个，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未能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也曾试图搞“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1990年3月修改的苏联宪法正式取消了苏共领导核心作用的内容。苏联共产党力量的削弱和领导地位的丧失，最终导致这个进行了74年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伟大成就的国家，顷刻间土崩瓦解，令人扼腕叹息！

历史的经验、现实的国情和世界社会主义的惨痛教训都告诉我们，搞西方那种多党制，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必然葬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国家又会重新陷于四分五裂、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化为泡影。

还有人宣称，共产党过去靠战争取得了政权，现在执政没有经过全民选举，因此不具有“合法性”。这也是一种十分错误的认识。

其实，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制度下，“合法性”有其不同的含义。在封建社会，世袭制是合法的，用武力改朝换代也是合法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晋选制是合法的，靠暴力手段、军事政变，靠“街头政治”、群众运动，甚至靠外国军事干涉也是合法的，这样的事实不胜枚举。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什么是“合法性”？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合法性”？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但绝不能把资本主义国家的这套理论逻辑和话语体系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否则就会陷入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设置的陷阱中。中国共产党主要靠武装斗争摧毁旧政权而建立人民民主的新政权，这是代表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它的正义性与合法性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仍然是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政党，它执政的正义性与合法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的中国，我们党也不是独霸政权，而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推荐自己的党员参加选举，通过合法的民主程序进入国家政权机构，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拥护的结果，也是通过民主选举确定的，是合法的。

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使党更好地成为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深度阅读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相关链接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版 梁琴、钟德涛：《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2000年6月版

握在人民手中的权杖——为什么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54年9月15日，由3．2亿登记选民、2．78亿参加投票的选民普选产生的1211名全国人大代表，步入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次大会的召开和宪法的公布施行，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起来，开创了我国人民民主的全新阶段。

把国家权力紧握在人民手中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是由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的头脑里所固有的，而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1840年以后，由于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我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围绕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提出了种种主张，展开了激烈斗争。但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丝毫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命运。

历史的责任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我们党从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始，就对建立新型的人民政权及其组织形式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

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以组织工人代表大会、农民协会和成立工农兵代

表苏维埃等形式，进行政权建设的尝试。1931年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就明确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

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根据“三三制”原则成立了参议会。1939年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选出边区政府委员。此后，各抗日根据地也陆续建立了政权组织。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下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第一次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概念，第一次阐明了“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在解放战争后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普遍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发挥了重大作用。

经过长期的不懈探索和实践，党和人民深刻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同这一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只能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1954年正式建立以后，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从1954年到1978年，这一制度有发展也有失误，总体上说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政治基础，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国家、管理国家的积极性。由于受到“左”的错误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度遭到严重破坏。

1978年以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摆在了党和国家工作极端重要的位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得到不断推进，人民民主不断扩大和深入。

综上所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重要成果，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

有人说，文明具有普适性，西方那样的三权分立的两院制才是真正的民主，人大一院制不符合民主潮流。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政治制度作为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可否认，民主制度中属于具体形式方面的东西存在一定共性，比如两院制或一院制从形式上看，并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据统计，目前实行一院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有80多个，实行两院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有40多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两院制或一院制，不管在理论和形式上有何种变化，其实质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供少数有产者享受的民主，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民主。西方政治学家自己也承认，“金钱是政治的母乳”。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虽然还有待在实践中完善，但从总体上说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载体，是适合我国国情和需要的民主模式。当然，对其他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有益方面，我们要积极研究和借鉴，但绝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

兼取民主和效率之长

50多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它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动员了全体人民以主人翁的精神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保证了国家机关协

调高效运转，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50多年来的历程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的功效，是由于它兼取了民主和效率之所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四个方面的主要内涵 一是权力属民制度。这就是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原则和核心内容。

二是代表选举制度。它是人民选举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原则、方法、组织和程序的总和，是人民实现宪法规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的制度保障。这是组成人民代表大会的前提和基础。

三是民主集中制度。它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组织原则和运作原则，规定了人大和人民的关系、“一府两院”和人大的关系、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的关系及其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集体行使职权的运作原则。

四是人大工作制度。包括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的立法制度、监督制度、代表制度、会议制度、表决制度等。

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能够保障人民充分行使国家权力。按照宪法规定，我国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同这一国体相适应的政体。国家的根本性质决定了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13亿人民当家作主，不可能都进行直接管理，需要有一个适当的组织形式。这个组织形式，就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人大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代表的产生和构成，反映了我们国家的性质，保障了国家权力最终掌握在人民手中。正如有人所说的：“一个代表是一方百姓的缩影；一个代表议案往往是千百万人民的呼声。”

另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又充分保障了国家机关运转的效率。人民代表大会不仅是立法机关，同时又是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和政府、法院、检察院都是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的，它们的根本目标相同，只是分工不同、职责不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决定和执行、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这种监督既是一种制约，也是一种支持和促进，可以使“一府两院”的工作以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依靠，获得强有力的支持；又可以把“一府两院”的工作置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效监督之下，防止权力滥用，避免重大失误。

实现民主和效率兼收，一直是人类社会长期争取的目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确保人民代表大会享有高度权力，又能使各级执行机关有效地处理事务。这样就避免了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权力分立制衡制度，使得各国家机关之间经常摩擦、扯皮、互相牵制的弊端。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说，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之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

有人说，人大代表就是“举举手，按按钮”，认为人民代表大会是“橡皮图章”。这种观点是不合事实的，是十分错误的。它完全忽视了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是国家整个政权体系的基础这一基本事实。不可否认，在民主和法制被轻视时，我国的民主政治进程相对缓慢，人大的作用未得到很好发挥。但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不断加强立法工作，改

进监督工作，讨论决定国家和地方的重大事项，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现在，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对“一府两院”工作监督的力度越来越大；由代表联名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和各级重要领导干部候选人越来越多，其当选率也越来越高；部门或单位的工作报告未能在人大会上通过和干部任免遭人大否决等情况，也早已不是新闻。

在坚持中不断完善

历史反复告诉我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健康发展，人民当家做主就有保障，党和国家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这个制度受到破坏，人民当家做主就无法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坚持这一制度，当然不是说它已经尽善尽美了，而是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改进和完善。有法才能治国，无法就会祸国。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首先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建立以来，制定了现行宪法和4个宪法修正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00多件现行有效的法律，国务院制定了近700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8000多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有力地推动和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当前，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进一步突出经济立法的重点，抓紧制定和完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法律，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安定的法律，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法律。

“徒法不足以自行。”光有法律还是远远不够的，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工作，增强监督实效。现实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相当严重地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执行难的问题时有发生；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贪赃枉法、执法犯法，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要进一步健全监督机制、完善监督制度，增强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工作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支持和督促它们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办事，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要进一步密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好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作用。现在，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共有280多万名代表，他们来自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方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要进一步规范人大代表的活动方式，为他们联系群众、开展活动、履行职责提供方便和条件，引导和调动人大代表依法履行职责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此外，制度建设的状况，直接关系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成效。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进一步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建设，形成适合国家权力机关特点的、充满活力的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要优化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结构，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议事程序和工作制度，更好地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保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依法履行权利。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走过50余年光辉历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显示出不可替代的作用。肩负亿万中国人民的重托，站在新的起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开始新的征程。

深度阅读 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4

年9月版

《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 相关链接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文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1月版

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为什么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半个多世纪前，伴随着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隆隆炮声，350多名海内外各界民主人士，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怀着对自由、光明的强烈憧憬和当家做主的无比喜悦，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阻挠和追杀，同舟共济，泛海北上，先后抵达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同中国共产党一起，共商民主建国大计。人民共和国开国前夕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诞生。50多年的历史证明，这一符合中国国情、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模式，是凝聚中国人民智慧的天才构想和伟大创造。

历史形成的独特制度

翻开共和国的史册，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是哪个人一时冲动的奇思妙想，而是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历史地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民主人士的共同选择。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采用假和谈、真内战，假宪政、真独裁的统治手段，疯狂镇压民主运动，不仅把共产党称为非法的“逆党”，民盟、民建、民进等党派也被污蔑为“中共的**工具”，被迫转入秘密状态。多党制议会民主和中间道路在中国宣告破产。

严酷的现实使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抛弃幻想，坚决地走上人民民主的道路，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通过各种形式以实际行动支持人民解放战争。他们开展策反工作、收集各种情报、营救革命同志、输送人员物资、组织护厂护校，许多成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正是在这种追求民主、自由、和平、统一的并肩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鲜血流在了一起，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新中国成立前夕，对于采取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并不是一开始就意见统一的。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感到，革命胜利了，新中国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行，民主党派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应该功成身退。

在这一历史的关头，中国共产党站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高度，主动选择了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毛泽东同志对此有一段生动形象的阐述。他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从前有句话叫“飞鸟尽，良弓藏”，现在应该改作“飞鸟尽，良弓转”——转向更好更进步的方面去。这一格局的突出意义，一是孤立敌人——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二是新中国的建立，如：“大厦将

建，独木难支”，不能光靠一个党派，需要多党派齐心努力，共建大厦。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鼓励其他党派继续存在、合作参政，创造了世界政党制度的崭新模式。

为实施好这一制度，1949年9月我们党创建了人民政协这一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专门机构。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4年首届全国人大召开的5年期间，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首届全国人大召开以后，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人民政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社会各界参与国家事务、促进民主发展的重要活动场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修复在十年**中遭受破坏的多党合作制度，并不断加以发展和完善，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丰富了新时期多党派团结合作的基本原则。这一制度还被载入宪法，法律地位进一步明确。如今，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已被纳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范畴，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进程不断加快。

政党和政党制度

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力求取得和保持国家政权而进行活动的政治组织。

政党制度是指由国家法律规定或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关于政党的社会政治地位、作用，执政或参政的方式、方法、程序的制度性规定，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义的政党制度指一国中各种政党的法律地位，政党同各种团体的关系，政党同政权的关系，政党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及其存在和活动方式。

狭义的政党制度指一国内掌握或可能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党的法律地位，以及它们同其他政党及政权之间关系的制度性安排。

目前世界上的政党制度有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等各种形式。执政方式有一党执政、一党为主多党参政，多党联盟执政等。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深深根植于中国土壤中，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制度创新。它的显著特征概括起来说，就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为了共同的目标，形成亲密的友党关系，而不是执政党与反对党或在野党的关系。因此，它既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有别于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

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

判断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究竟好不好，要从它的基本国情出发来认识，要从它的实践效果来分析。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具有独特的优势。

这一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政党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也必然要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我们实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建立在公有制占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能够在广泛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同时，确保对国家的统一领导，快速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正是靠着这一点，才使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大国，克服种种困难和风险，在较短的时间内，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实现了经济腾飞和社会全面进步。

事实胜于雄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充分彰显出我国政党制度的这一优越性。1949年，中国在经济、社会各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水平总的差距约为150－200年。我们只用了50年，就使我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位，13亿人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

这一制度有利于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安排。通过这一制度，各民主党派选派代表直接参政议政，或者以政党形式参与民主协商、监督，并以其所联系的群众为依托，广泛吸纳和反映来自社会各方面、各阶层的意见建议，有助于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体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的本质要求和独特优势。

这些年来，我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目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被选为全国各级人大代表约有17．6万人，担任各级政协委员有33．7万人，在各级政府和司法部门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有3．2万人，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一支重要力量。各级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共聘任近1．7万名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监察员、检察员、审计员、教育督导员。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各民主党派中央和无党派人士先后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方面提出重大建议180多件，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提出各项建议8．8万余件，其中许多意见和建议被采纳。

这一制度有利于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我国政党制度的本质是团结和合作，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因此，各政党之间既不争权夺利，也不互相倾轧。这种独特的党际关系具有很强的社会整合功能，便于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使不同群体的愿望和要求以合法的形式表达出来，使矛盾和问题在现有体制框架内得到妥善化解，维护国家政局的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正是在团结稳定的大环境中实现的，它既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也得益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

这一制度有利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宗旨和目的，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总体上说，我国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多党合作的政治架构和民主协商的制度保证，有助于扩大各界人士有序的政治参与，使各方面利益的发展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方向保持一致，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同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的政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之一，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发展完善的努力方向

2005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它总结了我国政党制度的历史经验，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原则、内容、方式、程序等作出了科学规范，是指导多党合作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纲领性文献。

当前，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进一步加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谱写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篇章。

一是坚持走自己的路。事实充分说明，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立起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要始终坚持这个大方向。既不要认为我们的制度完美无缺，37 更不能妄自菲薄，丧失信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的土壤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也只有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土壤，才能吸收充足的养分，保持其强大的政治生命力。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不断发展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但绝不能照抄照搬别国政治制度的模式。

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既是多党合作的前提，也是多党合作的支柱。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党合作才能有正确的方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有根本保证。正如一位民主党派领导人所说：这就好比唱大合唱，大家追求一个和谐的目标，共产党是这个大合唱当之无愧的指挥。同时，坚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三是要突出发展这个主题。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发展，这既是我国政党制度的优势，也是多党合作的目标。要坚持把发展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根本任务。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要牢牢把握发展这个根本任务，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自觉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把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上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协调发展。

四是要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有了多党合作的基本框架，还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具体制度，才能更好地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不断研究多党合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多党合作的新机制新方式，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内容更加丰富、机制更加健全、程序更加规范。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对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充分协商，并进一步完善协商的具体程序。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权和人民政协中的作用，加强政府同民主党派的联系，健全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重要外事、内事活动的制度，健全民主党派考察调研的制度，不断拓宽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发挥作用的渠道。要在知情环节、沟通环节、反馈环节上建立健全制度，及时向民主党派通报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进一步拓宽民主监督的渠道，切实完善民主监督机制。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要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特点、发挥优势，努力促进参加政协的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协商，团结合作。要广泛联系社会各界人士，畅通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广开言路、广求良策、广谋善举，为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发挥积极作用。

五是抓好参政党建设这个基础，使执政党建设和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中国共产党要适应形势和任务的发展，不断加强自身的全面建设，特别是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履行执政使命。各民主党派要适应多党合作发展的新形势，按照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体现政治联盟特点、体现进步性和广泛性相统一的原则，全面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同中国共产党一道，把多党合作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

深度阅读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5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4年9

月版

相关链接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版 邢贲思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

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础——为什么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945年9月，当中国人民还沉浸在日本战败投降的喜悦之中时，内蒙苏尼特右旗冒出一个“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为维护国家统一，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派，乌兰夫同志带领几名干部“单刀赴会”，经过在苏尼特右旗七天七夜的努力，他们争取了受蒙蔽的当地群众，说服苏蒙联军放弃了对“临时政府”的支持。此后，党中央制定了解决内蒙问题“两步走”的方针：先统一内蒙的自治运动，进而建立由蒙古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当年11月26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1947年5月1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成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端。近60年的历程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一项符合我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是正确处理我国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

绝非偶然的历史选择

1949年9月，在开国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包括各民族代表在内的600多位政协代表共同协商决定，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专门阐述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明确把民族区域自治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应该说，提出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绝非偶然，它是基于我国历史与现实的国情作出的必然选择。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是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依据。公元前21世纪，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夏以其相对的先进和强大，成为各民族凝聚的核心。从那时起，我国各民族之间，有和平交往也有争战杀伐，有统一也有分离，但几千年的历史一再表明，无论共一民族还是整个中华民族，都是团结则兴、分裂则亡。因而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始终是各民族关系的主流。

纵观我国历史，历代中央政权大都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在政治统一的前提下，保持民族地区原有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汉朝在今中国新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唐朝在这一地区设立安四和北庭两大都护府，都只管理军政要务。清朝对不同民族地区也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措施：在蒙古族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在西藏则派出驻藏大臣，通过册封**和**两大**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在新疆维吾尔族最集中的地区实行伯克制度；对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则实行土司制度。尽管在封建王朝时代，各民族之间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平等关系，但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存在和有效治理，不断增进着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缔造了同文同源、生生不息的民族血脉。

近代以来在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基础。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110年间，中国几乎遭受过当时所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凌，各族人民共同陷入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境地。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用血肉筑成中华民族新的长城，为维护国家统一、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进行了殊死的搏斗。

在共同反抗外来侵略的浴血斗争中，中华各民族儿女深切体会到：伟大祖国是我们的共有家园，各族人民只有紧密地团结和联合起来，才能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只有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和繁荣富强，各民族才能拥有真正的自由、平等、发展和进步。

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人口分布格局，各地区资源条件和发展的差异，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现实条件。一部我国的民族形成和发展史，就是各民族之间彼此交融的历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频繁迁徙，逐渐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汉族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民族遍布命国，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且主要聚居在广大边疆地区，但在内地所有县级以上行政区域都有居住。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人口分布状况，决定了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不同类型和不同行政级别的民族自治地方，有利于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的顺利推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始终积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由此出现了各民族团结友爱的大好局面。一位少数民族的著名代表人物曾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诗句，对新旧两个时代的民族关系做了这样的对比：旧时代是“人民五亿不团圆”，新中国是“万方乐奏有于阗”。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组成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应当合理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干部中，应当合理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少数民族被看作是“国族”的大小宗支，许多民族得不到承认，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为了逃避民族压迫，被迫隐瞒了自己的民族身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布后，曾经遭受歧视和迫害的少数民族纷纷恢复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仅在来京观礼的少数民族代表中，就出现了60多种民族称谓。

从1953年起，我国政府抽调大批专家学者，对各种民族称谓进行科学识别。在第一次人口普查的基础上，初步确认了哈尼、拉祜、撒拉、锡伯等38个民族；在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基础上，又确认了毛南、阿昌、普米、独龙等15个民族；1965年，识别了珞巴族；1979年，确认基诺族。民族识别为落实民族平等政策、推行民族区域自治铺平了道路。这一中国特色的重要政治制度在探索中稳步推进：195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8年3月，广西壮族自

治区成立；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

截至2003年底，我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在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左右。

1984年5月1日，我国颁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把党和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法律化。2001年2月28日，又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对这一法律进行修改，进一步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法律地位，使这一制度的发展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我国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

一是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各民族人民拥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通过选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组成自治机关，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同时，各少数民族还通过选出本民族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

二是享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利。截至2003年底，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自治条例133个、单行条例384个，民族自治地方根据本地的实际，对婚姻法、继承法、选举法、土地法、草原法等法律作出的变通和补充规定有68件。

三是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合法的正常宗教活动。

四是享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按照传统风俗习惯生活及进行社会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到2003年底，我国有22个少数民族使用28种本民族文字。在我国，无论在司法、行政、教育等领域还是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都得到广泛使用。

此外，还拥有自主安排、管理、发展经济建设事业，自主发展教育、科技、文化等其他各项权利。

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基本制度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坚持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根据新的情况和变化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一制度。

这些年来，党和政府加大了对民族自治地区的扶持力度。加大财政投入，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扶贫。优先合理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帮助发展教育事业，增加社会事业投入，扶持扩大对外开放，组织发达地区开展对口支援，等等。2000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更具有重大的意义。全国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中的27个自治州以及120个自治县（旗）中的83个自治县（旗）被纳入西部大开发的范围，还有3个自治州参照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

经过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努力，在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各族人民的生存和生活环境明显改善，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迅速发展。

——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2003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国内生产总值（GDP）完成10381亿元人民币，首次突破万亿元人民币大关。1994－2003年，民族自治地方GDP年均增速为9．8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个百分点。

——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和弘扬。2003年，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地城市化水平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文化方面，完成了《中国少数民然、《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5种少数民族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合计403册，达9000多万字。现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都各自有了一部文字记载的简史。

——教育水平显著提高，医疗卫生事业持续进步。2003年，民族自治地方有各级各类学校83726所，在校学生2943万人，比1952年增加了5倍。13个少数民族预期寿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选择和伟大创举。它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强大生命力；它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得到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一是要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大力加强《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宣传教育，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民族法律意识和遵守执行这部法律的自觉性，保证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同时，抓紧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具体措施和办法，制定或修订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逐步建立比较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推进民族工作的法制化进程。

二是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完善和落实党和国家各项优惠政策，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不断巩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物质基础。

三是要加强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和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人才，把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作为管根本、管长远的大事，制定周密规划，认真组织实施，持之以恒地抓下去。

四是要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把做好民族工作、处理好民族问题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要不断巩固和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势，把各族人民的力量凝聚起来，把各族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各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形成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力量，全面开创各民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相关链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2005年3月1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评论员：《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2005年3月1日《人民日报》

《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配套规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1月版

“邯郸学步”要不得——为什么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

“邯郸学步”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寓言故事，说的是有一位燕国人，听说邯郸人走路的样子特别好看，就去那里学习，由于他只知一味地模仿，结果不但没有学会邯郸人走路的样子，反而连自己是怎么走路的也忘了，最后只好爬着回家。这个古老的寓言包含着深刻的哲理：不论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学习别人时，如果不能立足于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而是完全照抄照搬别人的东西，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如何对待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问题上，也是这个道理。且不说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本身就存在许多难以医治的痼疾，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国国情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即使我们要学习借鉴其中的有益成果，也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否则就会重演“邯郸学步”的悲剧，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走向歧途。

富裕之邦=真理之地？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其组织社会生活的根本方式，对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近现代以来，少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发展方面一直居于优势，一般民众的生活相对比较富裕。有些人由此认为，富裕之邦必是真理之地，这些国家之所以富裕，就是因为它们的制度先进；只要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我们一定也会很快富裕起来。

事实果真如此吗？

大家知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有今天的“富裕”，绝非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过几百年长期发展的结果，这期间既有对本国人民的残酷剥削，更有对原殖民地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野蛮掠夺。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史，不是一曲美妙的欢歌，而是充满血腥、屠杀、战争的历史。君不见，英国历史上残酷的“圈地运动”，使成千上万的英国农牧民流离失所、倒毙街头；君不见，一批又一批非洲黑奴当年被套着枷锁，挣扎于茫茫大海的贩奴船上、美洲的棉花田里、种植园主的皮鞭和枪口下；君不见，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间，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大地瓜分豆剖；君不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利益，疯狂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对资本主义国家血腥的“富裕之路”，只要回眸一望，我们就会有更清楚的认识。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否认，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曾起过的积极作用。但要看到，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从17世纪中叶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到18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又经历了后来200多年的发展，才形成了今天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在经济上，实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政治上，实行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制度和议会民主，形式上搞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归根到底，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本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反映和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利益。

从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情况来看，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都有着种种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和缺陷。

比如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华丽的形式和包装背后，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前提下的有

钱人的民主。就选举来说，“一人一票”、“机会均等”等动人辞藻似乎是说每个人都可以竞选总统，但实际的参选者如果没有雄厚的资金，根本不可能登上竞选的舞台。比如在美国，即使竞选一个州长，没有数以千万计的美元拉选票，也只能望“位”兴叹。西方的一些评论家在评述2004年美国大选时就辛辣地指出，布什和克里的竞争，与其说是不同施政纲领的对决，不如说是钱袋的对决，谁筹集的竞选资金多，谁就多一分胜算。当“民主”演变成这种金钱的游戏，普通老百姓已经完全出局。

再比如西方的经济制度。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少数资本家掌握着社会的主要资源，财富分配严重地朝有产者倾斜，并且随着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步步演进，财富集中于少数几个资本主义国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被迫忍受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西方跨国公司的剥削，导致世界范围内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南北矛盾十分突出。“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正是当今国际经济秩序的真实写照。

而且，即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在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选择上，也由于各自传统、国情和历史发展的差异而互不相同，都是在经过长期调整和曲折发展后，才逐渐达到现在的地步。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只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眼前的富裕，而忽略其曲折发展的动态过程，忽略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形成的特定历史背景、文化渊源和经济基础等主客观条件，忽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罪恶。

一言以蔽之，这些富裕之邦绝不是我们可以亦步亦趋地加以仿效的真理之地，否则，必然落得与燕人“邯郸学步”同样可笑和可悲的地步。

盲目“学步”敲警钟

20世纪8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通货膨胀、债务危机的经济困境。

西方国家乘机施加影响，主张拉美国家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1989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森系统地提出在拉美国家进行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全面实行市场自由化等10条政策主张，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用以指导拉美的经济改革。西方国家声称，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国家取得经济繁荣的灵丹，也是拯救拉美经济的妙药。一些拉美国家对西方送上的药方照单全收、如法炮制。

但事实无情，拉美国家非但没有使经济走出困境，反而普遍滑入更加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先后爆发了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三次大的经济危机，每次危机都波及本地区其他国家。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在2003年发表的统计数字指出，拉美经济1960年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是8％，现在是4％；穷人人数在拉美全部人口中所占比例已增加到43．3％，其中巴西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

“颜色革命”及其背景

2000年11月南斯拉夫发生了“天鹅绒革命”，2003年11月格鲁吉亚发生“玫瑰革命”，2004年11月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郁金香革命”。人们把最近一个时期在前苏东国家出现的这一系列政权变更，称之为“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的背后，都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明里暗里支持鼓动的背景。它们利用这些国家大选的时机，在反对派大选失利后，通过指责大选非法舞弊，鼓动街头斗争，支持反对派以组织大规模游行抗争甚至暴力的方式推翻现政权，最终导致执政党下台，实现美国期望的改朝换代。2005年5月，布什利用赴俄参加纪念活动之机，转道格鲁吉亚，面对大批当地民众发表演

讲，表示他坚定地支持这一系列的“颜色革命”，并声称将继续在他所谓的“不民主国家”发动新的这类“革命”。

中亚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的地区，石油蕴藏量高达2000亿桶，仅次于中东，天然气储量达7.9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三位。“颜色革命”的实质是美国操纵的“民主化”进程，其目的一是输出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把这些重要的战略地区操纵在自己手中；二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通过建立亲美政权，力图把中亚纳入其安全体系，实现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围堵。

尤其具有悲剧意义的是阿根廷，由于盲目照搬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这个辽阔而富饶的国家变成了今天拉美地区的一个贫困国家。实行了10多年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之后，终于在2002年爆发危机，欠下的外债高达1300多亿美元，30％人口陷于贫困，失业率超过了20%。随着金融崩溃、比索大幅贬值，人均收入从8000美元锐减到2000美元左右，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最后连其在美国的使馆都被美国地方法院查封拍卖，用以还债。放任自流的经济发展模式，使阿根廷民族工业丧失了国际竞争力，政府也丧失了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贫富差距加剧，社会矛盾激化，一届又一届的政府刚上台就被迫下台，多年的经济成就毁于一旦。

此情此景，使学者们提出了“拉美化陷阱”这样一个概念，形象地表达了拉美国家照搬别人体制的后果。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之后，在西方“民主化”思潮的影响下，许多非洲国家纷纷效仿西方的政治体制。但不顾国情的照搬不但没有给非洲带来稳定与繁荣，反而激发了更多的混乱与冲突。卢旺达的民族仇杀，安哥拉的内战，刚果（金）的冲突，利比里亚的政变，索马里的崩溃，苏丹的爆炸„„动荡与战乱成为非洲人民挥之不去的梦魇。

实际上，当今世界190多个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搞资本主义或宣称在搞资本主义，但真正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也只有少数。而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的49个国家和其他相当一批比较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都基本上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

事实一再表明，西方的政党制度、议会制度、经济体制等政治经济制度，并不能像机器零件一样，随意安装到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不论在基本政治制度还是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照抄外国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中国自己的历史发展也一再昭示：亦步亦趋地效仿西方，到头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只要回顾一下中国近现代史，就知道那时也有许多中国人曾经真诚地向西方学习，试图引进西方的制度和做法，甚至还有人提出过“全盘西化”的口号。但“先生”总是打“学生”，随着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无论是洋务运动的尝试，还是戊戌维新的变法，直至辛亥革命的爆发，最终都证明，靠引进西方的制度来拯救中国，此路不通。

咬定青山不放松

2005年5月11日，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琅•雷默发表了一份长篇研究报告，题目是《北京共识》，一时间引起舆论的关注。雷默认为，中国的成就具有世界意义，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传统的西方发展观。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可以效仿的榜样。

作为外国学者的评论，“北京共识”的说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发展成就越来越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同，中国的发展经验正引起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有识之士的浓厚兴趣。巴西、印度、埃及和东南亚国家等对“中国模式”大为称道。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认为，“中国模

式”就是“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中国经济发展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和范例”。

事实上，经过新中国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和探索，我们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

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对于保障人民民主、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发挥着巨大作用。

我们创造性地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转变；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适应了我国现实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正是由于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我们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进入21世纪，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美元的大关，随后人均GDP又超过1000美元，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13亿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正在向经济上更加富裕，发展更加全面、更加均衡的全面小康社会迈进。世界银行专家评价说，中国只用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世界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在东方的中国创造了人间奇迹。

实践充分证明，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尽管还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但从根本上讲是合理的、正确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得到了人民群众广泛的认同和拥护。

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纷繁多变的时代风云中，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敞开胸怀，积极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同时更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深度阅读 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版

相关链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05年3月3日新华社电 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正确对待西方思想理论》，《求是》2004年第23期

思潮激荡显本色——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

近代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社会思想十分活跃，各种思潮纷然杂陈。五花八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流派竞相登场，最终又都昙花一现。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传入中国不久的马克思主义，很快以其科学真理性，在同各种思潮的争鸣交锋中，站到了社会思想大潮的前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到这面旗帜下，指导中国革命不断打开新的

局面。

80多年后的今天，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不断与时俱进，社会思想更加纷繁多样。那么，我们是否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否还要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

思想多样化怎么看

2005年春天的北京，各种文化大餐琳琅满目。单看戏剧舞台上，从国粹京剧《杨门女将》到地方戏曲《变脸》，从话剧《雷雨》到民间歌舞剧《刘三姐》，从儿童剧《Hi，可爱》到民族舞剧《红楼梦》，从经典芭蕾《罗密欧与朱丽叶》到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真是让人应接不暇。北京之夜不再单调，人们的文化生活五光十色、精彩纷呈。北京文化生活的状况，也是当今中国人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一个缩影。

文化生活和社会思想密不可分，文化生活的多样化折射着社会思想的多样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人们的观念日新月异，社会思想呈现出多样、多元、多变的特点。

从社会思想的内容上说，呈现出多样的形态：各种社会思潮应时而生，正确的与错误的彼此交织，积极的和消极的相互激荡。既有进步向上的思想，又有反动落后的思想；既有正确科学的思想，又有偏颇谬误的思想；既有积极健康的思想，又有消极腐朽的思想；既有高尚文明的思想，又有低级庸俗的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本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一些形形色色的有害思潮乘虚而入，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消极影响。

从社会思想的性质上说，呈现出多元的格局：既有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还有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既有社会主义的主流思想，也有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想和腐朽观念，还有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

从社会思想的发展过程说，呈现出多变的特征：一方面，经济在发展，体制在转轨，现代社会变化的节奏和知识更新的周期加快，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也越来越快；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的普及，地球变小了，时间变短了，国际国内八面来风，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更大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思想多样化是一种正常状态。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趋多样化，决定了社会思想的多样化。

应该看到，社会思想的多种多样，不同观点的争鸣切磋，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平等意识和民主法治意识，激发创造活力。在碰撞中产生火花，在比较中学会鉴别，将大大拓宽人们的视野，推动文化、理论等各方面的创新，促进社会的进步。

但也不可否认，在这种情况下，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错误的思想观点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在滋长。比如，有人国家观念淡薄，集何意识淡化，个人欲望膨胀，追捧极端个人主义；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丧失信心，信念动摇，悲观失望，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信仰危机；有人宣扬指导思想多元化，鼓吹多党制，主张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等等。

这些错误思想虽然不是主流，但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否则会扰乱人们的思想，造成社会思想的混乱，从而影响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一元化指导怎么讲

1991年7月，当时的苏联共产党召开中央全会，作出了一个举世震惊的决定：取消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这一决定的结局已很清楚：由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在苏共这次中央全会一个多月后，这个执政70多年的大党瞬间土崩瓦解，并导致民族分裂、国家解体。

可以说，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苏共从反面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一个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决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对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具有巨大的反作用。任何国家，不管其经济结构和社会思想多么复杂多样，总会有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并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发挥着强大的引领和整合作用。

从历史上看，在阶级社会，历代统治阶级总是力图用他们的指导思想来主导整个社会的思想。有的是用宗教信仰统一人们的精神世界，如欧洲中世纪大主教的思想统治；有的是用一套社会政治伦理体系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学说长期居于社会思想的统治地位；有的是打着所谓人类理性的幌子进行思想灌输，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宣扬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等思想观念。

在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居于主导地位，反映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旗帜和灵魂的马克思主义，引领着整个社会思想。

有人说，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产生于10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呢？其实，一种理论要不要坚持，并不在于它产生时间的长短，而是决定于它正确与否。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从根本上说，是由马克思主义鲜明的阶级立场、严密的科学体系和巨大的实践指导作用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不容置疑的逻辑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人类进步、社会发展，为全人类的最后解放，指明了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工人运动中，是指导工人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过去曾有种种同情人民群众的思潮或学说，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说话，反映和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社会本义基本制度的中国，广大工人、农民第一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着美好的生活。

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19世纪，但绝没有停留在19世纪。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100多年来她始终与时代同行、与实践同步。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绝不是关闭了真理之门，而是打开了认识和发展真理的通途。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总是不断地吸收、借鉴和融合各种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在创新中不断前进，在创新中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本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活力。

马克思主义既是指引革命的学说，更是指导建设的理论，是在推动社会变革发展中不断得到检验的科学理论。在伦敦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碑上，镌刻着他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它用简练的语言向世人表明，马克思主义不是被束之高阁、藏之名山的学说，而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理论。100多年来，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现实，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历史的走向。

苏东剧变后，西方一些政要和右翼思想家迫不及待地放言“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宣称

“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这些论调既不符合事实，也不是西方学者的一致认识。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在苏东剧变后指出：东欧剧变和苏联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失败的只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法国思想家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一口气列举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十大祸害，随后指出，面对这十大祸害，人们只有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才能获得正确认识。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苏东剧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致，它并没有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伤筋动骨的损害，而是使她变得更加纯洁、更有吸引力，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因此，虽然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并没有改变。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中国，向世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才会兴盛；反之，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仅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会倾覆，而且必将导致整个社会的思想混乱和政局动荡，国家不知何去何从，人民将失去前进的方向。

引领多样化怎么引

有人说，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会不会阻碍人们的创新精神，造成社会思想的单调和窒息？

其实，这种担心是完全多余的。我们讲用一元化引领多样化，并不是用一元化代替多样化。我们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但并不是无视社会思想多样化的趋向。

既然如此，面对社会思想的多元、多样、多变，我们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来引领呢？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主要任务

1、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

2、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帮助人们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

3、建设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4、编写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文学等重点学科教材。

5、建设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骨干队伍。

俗话说，打铁还须自身硬。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首先要坚持和发展好马克思主义。要把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作为一条最根本的政治原则，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坚持不懈地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时，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立足新的实践，总结新的经验，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大力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尽快形成全面反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

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和前进，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

用一元化引领多样化，必须对社会思想状况有全面准确的把握。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现实生活的矛盾很多，人们的思想困惑也很多。特别是各种社会思潮也风起云涌，对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产生着影响。

社会思潮，是一定时期内反映一定阶级、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得到广泛传播并对社会生活产生一定影响和作用的思想倾向、思想潮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关键是要引领好各种社会思潮。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认真分析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各方面的变化，揭示社会思潮形成和流传的社会基础，加强对社会思潮的超前预测，研究社会思潮的基本内容、表现形式和演变规律。

面对社会思潮的纷繁多变，要根据其不同的性质，采取不同的措施，引导其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向着积极的方面发展。紧紧围绕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针对群众的特点和需求，作出深入分析和回答，把疑惑说明白，把道理讲透彻，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战斗力。在对社会思潮进行疏导的过程中，要坚持破中有立、立中有破，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清是非，明确界限，努力消除各种错误思潮对人们思想的消极影响。

无论何种社会思潮，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渠道传播。马克思主义要深入人心，也离不开大众传媒这个途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引领社会思潮，都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和加强思想理论阵地的建设和管理。当前，社会思想文化活跃，广播、影视、报刊、图书等媒体特别是网络发展迅速，各种论坛、讲座、报告不胜枚举。这是社会思想丰富多样和学术繁荣的表现。对于这些思想文化阵地，我们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加强建设，更好地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同时又绝不能放任自流，不能给错误的、不健康的思想观点提供传播渠道，必须依法加强管理，在规范、引导中使其健康发展，成为宣传科学理论、弘扬社会正气、传播先讲文化、塑造美好心灵的有效载体。

相关链接 任仲平：《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2001年8月31日《人民日报》 湖南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加强对社会思潮的正确引导》，2005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迷宫》之谜——谈谈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2004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一部叫《迷宫》的大型魔幻童话剧引爆北京演出市场，在初夏的京城刮起了一股“魔幻风暴”。这部投资300万元精心打造的童话剧，几个月内连演68场，场场爆满，经营总收入近700万元，创下了国产儿童剧单场次票房和相关产品销售等一连串新纪录。作为北京儿童艺术剧院改制后全面进军市场的第一次尝试，《迷宫》以其曲折迷离的情节、梦幻般的声光效果和整体互动的演出形式，紧紧抓住了小观众的心。人们在关注《迷宫》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在进一步思索《迷宫》背后之谜——如何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文化生产力前景广阔

2012理论热点面对面1 篇6

——收入差距如何缩小

2012年，您最关注什么？

——央视经济生活大调查显示，收入改善位居榜首，缩小贫富差距列在次席。这是对104个城市300个县居民抽样调查的结果。

——新华网全国“两会”调查显示，缩小贫富差距排在22个选项之首。这是对400多万网友调查的结果。

可见，无论网上还是网下，收入差距都是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因为它涉及我们每个人的“钱袋子”，关系千家万户的“好日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体人民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也是为全体人民造福的事业。只有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才能切实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差距扩大趋势为何难扭转

2012年开春，一连串好消息纷至沓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创1985年以来新高，连续两年快于城镇居民；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增幅高于东部地区；18个省份居民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

这背后，是近年来党和政府为缩小收入差距作出的巨大努力。如取消农业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335亿元；将个税起征点提到3500元，明显减轻工薪阶层税负；连续8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大幅提高国家扶贫标准和城乡低保补助水平；等等。但同时，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总体上还未根本扭转。2005—2010年，从区域看，城镇居民的高低收入差距由2.33倍扩至2.41倍；从98个行业大类看，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差距由7.8倍扩至11.9倍；城乡居民收入比虽呈现缩小趋势，但绝对值仍在扩大。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调节力度加大，收入差距依旧不减呢？

首先，这是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处在加速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国际经验表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市场机制择优淘劣效应等一系列因素，都会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大多数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和政府调节的逐步到位，经过一个时期后差距才会逐步缩小。深度解读 库兹涅茨曲线

库兹涅茨曲线，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美国经济协会的演讲中提出来的。他通过对18个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得出了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的倒U型曲线，即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增长早期阶段收入分配差距会迅速扩大，之后是短暂的稳定，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

其次，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目前我国还处于发展转型过程中，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缺失或漏洞，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垄断等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的因素仍然存在，拉大了行业收入差距。比如，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村和城市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等方面还有较大差异。还比如，某些领域的法律还不够完善，给一些人通过不正当手段牟取财富留下可乘之机，等等。

再次，分配制度改革相对滞后。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二次分配中，再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财政、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尚未有效发挥。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等还不完善。

国内外发展的实践证明，收入差距过大，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挫伤低收入群体的劳动积极性和社会认同感，影响社会阶层间的关系，既不利于经济健康运行，也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专家点评

不公是收入差距的关键问题

李培林（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现在收入差距的关键问题，固然有不均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不公问题。解决不公问题，必然触及现有的利益格局，触及一些既得利益群体，这是改革难点所在。不下决心触及现有利益格局，为国家长治久安解决好分配问题，就会造成问题的积累，甚至导致哪个社会阶层都不满意。

缩小收入差距，是一场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要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都表明了党和政府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分配公平的坚定决心。我们要以攻坚克难的精神，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劳动收入怎么提高

劳动是财富之父，劳动创造世界。只有尊重劳动、尊重劳动创造的价值，使人们劳有所得、干有所值，社会发展进步才有不竭的动力。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突出表现，就在于作为社会主体的广大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

近些年来，在收入分配过程中，资本、管理、技术的收益越来越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相比之下，劳动报酬占比却持续下降。据统计，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分配的天平向劳动倾斜，劳动报酬占比有所提升，但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

党的十七大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十二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两个同步”的目标，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都体现了尊重劳动、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的鲜明政策导向。增加居民收入。应理顺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把“蛋糕”更多地切给居民。为此，既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加法”就是要加大政府公共服务投入，让公共财政惠及于民。2012年中央财政民生支出安排达13848亿元，比上年增长近20%。“减法”就是要给居民和企业减负。如2011年提高个税起征点，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支持小微企业发展，都是国家让利于民的重要举措。政策传真

加大对小微企业的财税支持力度

1.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将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延长到2015年年底并扩大范围。

2.完善财政资金支持政策。2012年中小企业专项资金为141.7亿元，以后逐年增加。3.依法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中央财政安排资金150亿元，分5年到位。4.政府采购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份额不低于年度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18%。5.继续减免部分涉企收费并清理取消各种不合规收费。

——摘自《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

提高劳动报酬。这几年，职工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应该形成合理的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工资水平既要随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水涨船高”，也不能脱离实际而盲目上涨。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并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2012年，北京、天津、陕西等地再次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大都在20%左右。“十二五”期间，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将达13%以上。推进集体协商。我国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在中小企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流动性大、组织化程度低，在工资议价中处于弱势地位。集体协商有助于增加职工发言权，改变工资由企业单方决定的状况。目前，全国工资集体合同覆盖职工已超过1亿人，下一步将通过经济、法律、信息手段以及必要行政手段，积极稳妥扩大覆盖范围，解决职工“不会谈”和企业“不愿谈”的问题，促进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全国总工会提出，2013年集体协商覆盖率将达到80%。政策传真

全国总工会3年规划力推工资集体协商

——2011年年底，已建工会组织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达到60%，其中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达到80%以上。

——2012年年底，实现已建工会组织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达到70%，其中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达到90%以上。

——2013年年底，实现已建工会组织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达到80%，其中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全部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促进农民增收。虽然近几年农民收入较快增加，但增收的基础还不稳固。应继续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提高农业补贴和粮食收购价，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务农收入。同时，努力增加农民非农收入，引导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把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逐步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民工。◎ 中等收入群体怎么扩大

国内外的发展经验表明，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的“稳定器”。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应该是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格局。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要求。专家点评

中等收入者越多社会越稳定

陆学艺（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社会学研究表明，中等收入群体在政治上趋于理性，是支持政府的重要力量，在经济上是经济主体和稳定的消费群体，在文化上则是文化的投入者、消费者和创造者。因此，中等收入者在一个国家所占比重越大，这个国家和社会就越稳定。

对于“中等收入者”，目前还没有明确界定标准。按世界银行的标准换算，国家统计局将年收入在6万元—50万元之间的家庭列入中等收入家庭范畴。据一些学者测算，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较低，距离占多数的目标还有不小距离。为此，要从多方面给力。

提升劳动者技能。一般来讲，复杂劳动收入高于简单劳动，创造性劳动收入高于重复性劳动。目前，我国大量劳动者从事的是知识和技术含量较低的简单劳动、重复劳动。必须通过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增加劳动的知识含量和创造性，使劳动者增加收入，步入中等收入者行列。特别是适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使低技能“蓝领”成为高技能人才。

鼓励自主创业。创业是创造和积累财富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起来的人，很多都是创业者。但总的看，我国目前自主创业人数少、比例偏低。应鼓励人们勤劳创业、实业致富，完善税收优惠、担保贷款、场地安排等扶持政策，改善创业环境，使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

完善社会保障。有人说，“一套房子压垮一个中产”。当前，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使工薪阶层背负巨大生活压力，制约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应切实加强房价调控，深化教育、医药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使人们从“住房难”、“看病贵”等困境中解脱出来。

增加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衡量国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比重不到3%，主要是利息、出租房屋收入、股息与红利收入所得。应规范和发展资本市场，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公民财产权的保护，特别是在拆迁、征地等过程中确保财产权利不受侵犯。此外，还应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对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来说，促进合理、充分的社会流动，比经济方面的支持更加重要。应该深化户籍改革、打破身份壁垒，促进教育、就业公平，使低收入群体有平等的机会实现向上攀升的梦想。百姓心声

无论技术进步和知识更新达到什么程度，劳动始终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源泉，劳动者的创造始终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

我们的社会，应该为奋斗者提供公平的舞台，为梦想者提供抵达的路径。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内需的主要创造者，更是社会的主要稳定器。

如果说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是政府的重大责任，那么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是政府更大的责任。◎ 分配秩序怎么规范

“秩序美是所有美之最。”世间万事都要讲求规则和秩序，收入分配亦是如此。当前，分配领域的同工不同酬、滥发奖金福利、部分行业收入畸高、灰色收入大量存在等问题，都是分配秩序不规范的表现。

由于秩序不规范产生的这些问题，无疑加剧了收入差距。必须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强化政府监管，加大执法力度，加快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限制垄断行业收入。“银行加证保（证券、保险），两电（电力、电信）加一草（烟草），石油加石化，看门也拿不少。”这种说法虽不尽准确，但反映出人们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不满。解决这一问题，根本要靠深化改革，打破垄断，引入竞争。而对必须由国家垄断的行业和领域，应进一步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提高上交比例，更好地实现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特别是要对高管人员实行限薪，并严格控制其职务消费。权威声音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解决“玻璃门”现象

张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在一些行业、领域，存在着“玻璃门”、“弹簧门”现象，看得见进不去，或者进去一半又被弹回来了，这样的现象时有发生。要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建立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支持民营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

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人们对收入差距拉大有意见，其实并不是对合理、合法的收入有意见，主要是对通过违法违规行为获得的巨额财富强烈不满。必须坚决堵住国企改制、土地出让、矿产开发等领域的漏洞。深入治理商业贿赂，严打官商勾结、走私贩私、内幕交易、操纵股市、制假售假、骗贷骗汇等非法活动。

大力规范灰色收入。目前，对礼金、红包、出场费、好处费及各种名目的“福利”等形式的灰色收入，监管存在不少漏洞。应该加大规范力度，清理规范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外收入、非货币性福利等。继续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深入开展“小金库”治理工作，切断产生灰色收入的渠道。深度解读 “小金库”治理

“小金库”，是指侵占、截留国家和单位收入，化大公为小公、化小公为私有，未在本单位财务会计部门列收列支和私存私放的各种资金。“小金库”其外

表形形色色，内在错综复杂，“小”已难涵盖其实质，在某些方面已成为产生腐败的温床，严重干扰了财经管理秩序。2009年开始，中央纪委在全国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范围内开展了“小金库”专项治理。

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调高”，不是简单的“抽肥补瘦”，更不是“劫富济贫”，而是要通过税收等方式对过高收入进行有效调节，把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应进一步发挥好个税的调节作用，根据居民工薪收入水平变化、物价影响、基本生活费开支等因素，适时进行合理调整。加大税收征管力度，严厉打击偷、逃、漏税等行为，特别是做好高收入者应税收入的管理和监控。

促进收入信息公开透明。让收入透明化，是加强监管、促进分配公平的前提。应加快建立包括公民个人资料、收入、财产、住房等信息在内的收入信息数据库，建立个人支付结算体系，推进居民固定账号信用卡或支票结算制度，推动交易电子化。这样，每个人的收入及家庭负担情况都将“晒在阳光下”，灰色收入、非法收入将无所遁形，逃税漏税也将失去空间。◎ 怎么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面对一个时期以来收入差距扩大的状况，一些人产生了担心和疑惑：是不是还要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怎样才能走好共同富裕之路？

共同富裕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就发出这样的铮铮誓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的态度是一贯的、鲜明的。2011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纪念大会上再次鲜明强调，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

党的领导人关于共同富裕的论述

◎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毛泽东

◎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邓小平

◎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贫穷，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部分人富起来、一部分人长期贫困，也不是社会主义。——江泽民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胡锦涛 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在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之后，广大群众对过上更好生活提出新的期待。应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努力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切实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采取更加有力措施，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广大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得到更多实实在在的实惠。深度解读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大致均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从我国现实情况出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基本民生性服务，如就业服务、社会救助、养老保障等；二是公共事业性服务，如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等；三是公益基础性服务，如公共设施、生态维护、环境保护等；四是公共安全性服务，如社会治安、生产安全、消费安全、国防安全等。

同时应看到，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才能充分实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共同富裕只能是“空中楼阁”。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排在世界100位左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只有发达国家的1/10左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无论是加强社会建设还是改善民生，都要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立足实际、量力而行，不能提出超越阶段的目标和要求。应始终牢记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筑牢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强大物质基础。

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举，在于富民。缩小收入差距、共享发展成果，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这一目标会逐步成为现实，全体人民必将共沐公平正义阳光，共享幸福美好生活。相关链接

理论热点读后感 篇7

信任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之一,其折射出社会个体对于人类本性的基本信念。信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与人际关系联系在一起。因此,人际信任便成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是人际交往中最重要的前提和保障。良好的信任关系,对于正常经济秩序的建立、社会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均能起到推进作用。所以,人际信任也成为当前学术界积极探讨的热点问题。在此背景下,了解目前我国学者对于人际信任研究的现状与热点,对于促进人际信任理论的发展就显得格外重要。

本研究将利用CNKI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系统,以其收录的期刊中2010-2015年间的所有期刊作为样本,利用人工抽样的方法,收集其中与我国人际信任理论相关研究的电子期刊文章338篇,采用内容分析技术,以关键词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聚类分析法对各关键词进行分类统计,总结出近五年我国人际信任理论的研究热点。

2 研究方法

2.1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传播的各种信息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定量的描述性研究方法[1]。内容分析法起源于对传播学的研究。然而近年来,随着电脑的普及和内容分析软件的开发,其应用领域从传播学逐步扩展到图书馆学、情报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2.2 共词分析

共词分析法是内容分析法的一种,其原理是通过对能够表达某一学科领域研究方向或主题的专业术语共同出现在同一篇文献中的现象的分析,判断学科领域中主题间的关系,从而呈现出该学科的研究结构。

2.3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将个体或对象分类,使得同一类中的对象之间的相似性比其他类的对象的相似性强[2]。聚类分析是最常用的一种关键词相关性统计方法。

3 研究过程

3.1 样本选择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CNKI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系统,从其收录的所有核心期刊中筛选出2010.1-2015.7期间所有关于人际信任理论的研究文献进行统计。本文在CNKI的专业检索模式下,以“人际信任”作为关键词进行了相应的筛选。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样本的精确性,本文采用较为普遍的两人独立筛选方案,由两名具有管理学背景知识的人员按照上述原则对机选出的文献进行二次筛选,剔除样本中除学术论文之外的新闻通讯、稿约、会议纪要、调查报告等,最终得到338篇样本文献。

3.2 样本统计和分析

3.2.1 各年度论文数

本文运用计算机软件统计了各年度人际信任理论相关研究的论文数量,由于本文只收集了2015年1月到7月的文献,因此2015年的相关文献只有42篇。除此之外,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发表的与人际信任相关的文献大体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10年48篇,2011年53篇,2012年62篇,2013年68篇,2014年65篇。

3.2.2 主要研究人群

本文利用计算机软件对文献作者进行提取,总结了发表论文数排名前20名作者统计。根据统计结果,辛自强发表的论文最多,共有8篇;其次是徐芬,共有6篇;池丽萍和马凤玲各5篇;韩平4篇;周宗奎、朱虹、鲍勇、张连德、陈剑梅、雷志柱、周密以及孙晓军等8人各3篇;陈莉、鲁虹、廖建桥、李原、胡鸣铎、杨静、姚琦等人各2篇。

3.2.3 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利用计算机软件提取文献关键词并计算词频,并选取出现次数超过4次的高频关键词(见表1)。由于这些关键词在所研究文献中出现的频次最高,因此可以认为这些词大致代表了当前人际信任研究的热点问题。

为了更进一步反映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本文对这些关键词做了进一步处理。首先,利用SPSS 19.0进行聚类分析,采取Pearson相关系数的方法将关键词聚合到不同的类中。其中,类的大小反应的是主题的集中程度。一般情况下,理论性强、研究方向指导性的以及较受重视的研究领域会形成较大的类[3]。然后,在信息统计分析软件中生成23×23的共词矩阵,并保存成专门的文件,最后生成共词矩阵知识图谱(见图1)。

(1)在第Ⅰ类中,高频关键词包括情感信任、认知信任、合作和信任修复。认知信任就是一方对另一方是否可靠的一种判断,是基于对对方的在一定程度上的了解而得出的。情感信任是基于情感的一方对另一方所产生的信心。信任是合作的前提,是一切合作行为的开端。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间的信任关系很脆弱,容易遭到破坏,这时就需要进行信任修复。信任修复是指失信一方通过采取某些措施而获得对方的再次信任。只有信任得到修复,信任双方才会再次进行合作行为。上述四个方面在人际信任中都是十分重要的部分,因此成为我国学者们的研究重点。

(2)在第Ⅱ类中,以社会信任、组织信任和政治信任作为高频关键词。首先,社会信任是在社会活动中建立起的一种信任,它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志。其次,组织信任既可以看作是在以工作团队为基础的工作环境下共事成员之间的一种人际信任,也可以看做是员工对组织的信心和组织对员工的支持。第三,政治信任则是公民对于政府及其决策的信任。通常情况下,学者们经常将这三者与人际信任结合起来,以求全面地进行人际信任理论的相关研究。

(3)在第Ⅲ类中,高频关键词包括社会资本、主观幸福感、信任机制、差序格局、制度信任和能力信任。其中,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帕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就是信任。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的评价[4],而信任则是其构建的基础。此外,信任还是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建立关系的重要前提,因此信任机制的建立对于促进信任主体之间的信任程度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差序格局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人与人之间亲疏远近,很多学者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存在着差序格局,即关系越亲近,信任程度越高。制度信任是基于制度的制约作用而产生的信任,它是企业成长向制度化的“润滑剂”,也是企业组织在日益严峻的市场竞争中应对环境复杂性的最为有效的机制[5]。能力信任是社会交往中互惠机制建立的前提,当一方对另一方的能力存在质疑时,那么这种信任机制便很难建立起来。因此,上述五项也是人际信任研究的重点内容。

(4)在第Ⅳ类中,以知识共享为主线,主要探讨了虚拟社区、风险、自尊、网络人际信任、心理健康、安全感、大学生、人际关系以及人际交往等内容。这是关键词最多的一类,也就是说是研究者最关注的领域。首先,知识共享是组织内部知识的交换与讨论,对于组织效率的提高至关重要,而信任对于知识分享意愿的提高又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次,大学生是人际信任研究的主要群体之一。这主要是因为网络人际交往已成为大学生人际互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在网络虚拟社区中,网络人际信任、风险、安全感等都是值得研究者关注的人际信任相关的问题。最后,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也是影响人际信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上述几项都成为了人际信任研究的重点内容。

4 结论与展望

从上述的研究可以看出:首先,知识共享和大学生是人际信任理论中研究者最关注的主题。其次,制度信任、社会信任以及社会资本等也是人际信任理论中研究者较为重视的领域。最后,虚拟社区的人际信任、人际关系以及差序格局等均为人际信任理论中研究者的关注热点。

我国学者对于人际信任理论的研究正在向本土化和多元化发展,但依然存在着几方面的不足之处。一方面,研究视角不够宽泛。我国的人际信任理论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营销理论和心理学领域,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也才兴起不久,其他诸如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众多学科还鲜有涉及。另一方面,理论与实践联系不紧密。人际信任理论研究应该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但是我国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现有的理论和营销、心理等现象进行描述和阐释,对实际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有指导作用或提供操作过程的不多,造成了“重理论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与实践相脱节的局面。

因此,今后的研究应该努力将人际信任理论研究的领域逐步扩展到多个领域,通过拓宽研究的视野,从更多的学科中汲取养料,为人际信任研究的发展夯实基础,促进人际信任新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并能够有效地应用到人类工作、学习和生活中。

摘要：采用内容分析法,对2010-2015年间CNKI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期刊中有关人际信任的文献进行分析,绘制研究热点知识图谱,揭示了近五年来我国人际信任理论的研究热点。

关键词：人际信任,内容分析,共词分析,知识图谱

参考文献

[1]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何晓群.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与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马瑞敏,邱均平.基于CSSCI的论文同被引实证计量研究——以图书馆学、情报学为例[J].图书情报知识,2005(5):77-79.

[4]姜永杰,杨治良.《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问卷》的编制[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