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有感

读《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有感（精选4篇）

读《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有感 篇1

摘要：本文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中的部分言论予以个人体悟式的生发，力图在经典原著的启发下深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理论的精神，为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实提供前人的视角和佐证。

关键词：交往

人的解放

历史活动

国家

异化 世界历史性 阶级斗争 共产主义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与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因其理论内容具有独立的价值，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该章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为批判的标靶，以系统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为主线，涉及与历史发展和思想斗争相关的种种庞杂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并根据新的历史观对共产主义作了科学的论证。本文仅对文章中的某些言论和观点作一二个人体悟式的生发。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任何历史阶段都无法以历史进程的幌子掩盖它给当下有生命的个人存在所带来的真实境遇，任何大而不当的口号都是对身处其间铺砌历史道路的具体个人的人格侮辱和存在扭曲，任何为了抵达据说的目的地而抛弃同一车厢中曾经患难与共生死与同的战友的列车都将驶进人民早已为它挖好的大坑。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是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它们的生产是一致的”

——生产活动是一个人存在的最根本、最具决定性的活动，生产活动的吞噬性应该为每一个立志献身精神生产的人所警惕。即便是精神生产活动，其生产方式也能左右生产者真正的生命样态：服务于商业文明、听从于文化学术体制的精神生产与大工业生产一般无二；码字的匠人与码砖的匠人殊途同归。

“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

——“交往”概念的使用蕴含了比“生产关系”概念更丰厚的内涵，它涵盖了生产关系仅仅侧重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关系的内容，又体现出单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在物质生产和交换、市民社会的交际、文化精神领域的交流等层面的关系，启发了哈贝马斯的以“交往行为”为核心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有尚未被充分认识和挖掘的理论意义。

“„人‟的„解放‟……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人”的“解放”的问题在一些历史人物的经历和选择中体现出从“现实”回到“精神”的路径，比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滋华斯从激进地参与法国大革命退回到追求牧歌似的宗法制田园生活，德国“狂飙突进”时代的代表人物歌德、席勒后期转向古典主义精神的寻觅和寄托，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布洛赫、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也认为“人”的“解放”只有在精神领域的“希望”、“幻想”、“认识的批判”、“批判的认识”、“新感性”等方式下才能彻底实现。可以说以上这些人物的选择和认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社会尚不能全面改变既往的对“人”而言是桎梏的形态以及尚未达到彻底革命的条件的状况下，当前的人所能借以部分“解放”的途径，而且这种途径主要是针对知识阶层而言。对广大的被物质生产方式所奴化的大多数人而言，“解放”的许诺在现实世界发生全面变革之前永远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吹即破的幻梦。阶级解放的问题仍然严峻地摆在所有无产者面前，它没有消失反而以全球化的

态势横亘在人类对未来景象的自欺欺人的期许中。对于那些处在一如既往不断膨胀的谎言唾沫中的人们，确实到了应该重新聆听导师声音的时候了。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时每日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在此已经将物质生产活动的不可逃避性说得一清二楚，这几乎是每个人的本能，动物性的本能，还需要某些声音一天到晚以一副世间真理的捍卫者的面孔在那儿喋喋不休地训示吗？马克思、恩格斯接着又举出了两个“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关系：一个是精神生产活动，一个是人类的繁殖，并且说“不应该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该看作是三个方面……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历史缺少了上述三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前进，而往往就有一种意志力图把历史的活动限制在某一局部的范围内，力图以第一个前提的基础性打压本该齐头并进的其他活动。这种煞有介事的基础决定论已经厚颜无耻到把所有不堪示人的行径和企图统统笼到这一块遮羞布下盖起，还口口声声堂而皇之假历史之口假人民之名招摇过市。殊不知为什么落后于别人，为什么只能在世界里充当一个仰仗人多势众添列座席的二流角色，正是从来以久的以整体的人压制个体的人，以民生之名行统驭之实，以牲畜畜之的态度代替平等自由的精神。封建！封建的余孽阴魂不散！不是精神文化的东西谈得太多、谈得太滥，恰恰是谈得太少、谈得太独。没有强健精神的民族始终是赢弱的民族，对外是乌合之众，对内是鱼肉刀俎；没有强健精神的发展必然是畸形病态的发展、罪恶昭彰的发展，不得民之心、不得天之道。

“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正是由于特殊利益

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

——国家代表的不是单个利益也不是全体利益，而是共同利益。单个利益通常被外在的力量轻易抹掉，许多不同的单个利益又构不成全体利益，全体利益在无数多的个体差异面前已经近乎退缩为零，任何假全体利益之名言说的论调都有值得怀疑的初衷。只有共同利益可言，共同利益体现出人与人之间不得不如此、只好如此的被动性，是彼此牵制彼此掣肘因而相互退让相互妥协的表现形式，因而国家就是“强迫”的代名词，国家在这种既成的“强迫”中应该容许妥协的各方在适度的范围内的斗争。如果一个国家又强调“强迫”又不容许斗争，那无疑这样的国家是最蛮横的，是根本不值得相关各方继续信守在它周围维持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虚幻共同体形式的，说穿了它的本质就是“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一小部分人压制其他大部分人的专制。马恩在此对共同利益和国家的强调提示哲学从对“主体性”的探讨转向对“主体间性”的研究，透过“主体间性”的特征才能更准确地分析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意识形态的特征和本质。

“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

——最坚决的共产主义者在他精神发展的最初阶段一定有着最彻底的反社会倾向，所有的拉他扯他的力量都来源于“主体间性”，来源于与他人共在的一种秩序，这种秩序采取着不同的形式但却在历史发展的每时每刻都不由分说地将每一个人席卷进去，无一幸免。社会这个庞然大物、历史发展的冷酷无情打击着每个个体，也塑造了缔造完美社会形态的战士。

历史已经在这样一种反人性的道路上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即它所拥有的独立意志将把人类带向一个非此即彼的极端境地，要么人类以自身持久的努力把自己和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毁灭，要么整个世界翻了个个，人类走进一片全新的天地，这个全新的天地就是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东西。所有深受社会打击并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条道路的人，都将对“共产主义”的现实性有一份理论的信心。

“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

——历史已经证明，马恩关于共产主义实现条件的论断是科学而有预见性的。之前局部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实践被“交往的扩大”所消灭，而今交往的力量正在把“异化”“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使它摆脱“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可以说，当前世界市场的迅猛发展正在实现着“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的壮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世界正在达成一种资源的流动进而是生产状态的均衡，最后的格局就是各国各民族中都分化出两个世界，两个极端对立的世界。在这一世界性格局中的任何人，所要考虑的只是自身跳入哪一个世界中去的问题，在“偶然性”的支配下落入哪一个利益群体中去的问题，根本不存在整体的演进、集体的福利，蛋糕已经瓜分竟尽，群雄逐鹿的时代已经结束，剩下的只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在历史中不断上演的惯性定律的作用下，在全球化力量的摆布下，谁还在相信“今天的世界真的和昨天不一样了”，那才真的无异于痴人说梦。

“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

——封闭的环境永远不能孕育最为先进的意识，那种标榜民族特殊性、标榜地域具体性的理论说小是闭关锁国的另一种形式，说大是阻碍历史进步、阻碍人类解放的罪恶枷锁。你没见某些人整天恬不知耻地到别人家去贩卖嘛。当前由于在物质层面、经济层面的世界一体化，单个人已经部分地走向了“世界历史性”，实现了相对意义上的面向世界的“解放”，然而在精神层面、上层建筑层面，单个人的解放仍然强有力地受制于历史进程的滞后和人为延宕。一个妄图控制人的解放程度和领域，妄图阻断人向“世界历史性”存在进发的意识形态，进而又期许着它的人在世界上发出值得一听的声音，真的是“既要骡子能干活，又要骡子不吃草”，可笑之至。或许它根本就没想着它的人发出什么声音，因为它早代表了嘛。

“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这种阶级形成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

——马恩已经明确地指出在未来的世界上，民族特殊性将趋于消灭，阶段关系将趋于简化，最后形成的格局就是全世界的无产者对抗整个旧世界、旧社会，“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这样一幅宏伟的世界历史图卷预示了当今每个国家都必然践行的道路，这是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趋势同步进行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按照经济社会的规律增长，“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可以预见，正是现今的生产活动所带有的“异化”性质，它遵照物质生产、机器和货币天生的扩张性，它具有的超出人们控制的吞噬力量，必将把整个世界带入一个全盘否定人性、全面取消“自主活动”的非人境地，“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到那时只有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才有勇气和力量起来打烂整个旧世界，消灭“劳动”强加在人身上的桎梏。

“对于无产者来说，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劳动，以及当代社会的全部生存条件都已变成一种偶然的东西，单个无产者是无法加以控制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能够使他们加以控制。单个无产者的个性和强加于他的生活条件即劳动之间的矛盾，对无产者本身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因为他从早年起就成了牺牲品，因为他在本阶级的范围内没有机会获得使他转为另一个阶级的各种条件。……而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同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

——马恩的这两段对无产者处境的精辟论述适用于任何还存在无产者的任何时间和地点。对于无产者来说，他的整个存在就是和各种各样的力量的对立：生存条件、本阶级的其他成员、社会组织、劳动、阶级身份、社会、国家。对立和冲突构成了无产者生命的底色，因而也决定了反抗和颠覆是无产者生来的任务。在无产者那里，找不到他自身之外的其他任何东西，只有他一无所有的自身，这是单个无产者整个生命历程的写照，也是整个无产阶级的历史从正面和反面一再加以映证的事实。作为一个无产者就意味着被各种各样的势力所利用，资产阶级、大国主义、农民革命、乌托邦幻想、阶级蛀虫、官僚政客、资本……在一条长长的踩着无产阶级汗水和血迹的道路上走来的都是些风云人物和既得利益者，一轮又一轮的新的统治者。然而“非统治阶级反对新统治阶级的斗争在否定旧社会制度方面，又要比过去一切争得统治的阶级所作的斗争更加坚决、更加彻底”，这场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和艰巨性应当为无产阶级充分而及时地认识到，这是两种力量悬殊的势力的较量，较强的一方还手握意识形态的工具极力掩盖和粉饰事实的真相和问题的实质，无产阶级“只有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战胜同这些孤立的、生活在每天都重复产生着孤立状态的条件下的个人相对立的一切有组织的势力”。

“这种发展非常缓慢：各种不同的阶段和利益从来没有被完全克服，而只是屈从于获得胜利的利益，并在许多世纪中和后者一起延续下去。……较早时期的利益，在它固有的交往形式已经为属于较晚时期的利益的交往形式排挤之后，仍然在长时间内拥有一种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虚假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一种归根结底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被打倒的权力。”

——社会形态的复杂性，阶级斗争的持续性，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面前的顽固性，这些在历史进程中错综交叉运行的力量使得任何一个时段的关系成分都不是纯而又纯的，必然是混生在一起缓慢地向前推进的。然而推进的速度固然缓慢，但惟一的力量仍要靠不断的革命斗争来提供。封建的利益、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新生的经济体中就像暂时暗淡的火星一样，一有机会就会死灰复燃；上层建筑的斗争一起会持续到从意识形态的底部将其繁衍的根基连根拨出为止，而这又必须依赖于上层建筑中外在的制度设计的保障才能实现。由此可见，社会演进只有从制度建设入手，进而支持意识形态变革，才能稳固上层建筑的形式和性质；有了上层建筑的保障，被赶入历史阴沟的余毒才不会沉渣泛起。

“有些国家，例如北美的发展是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起步的，在那里这种发展异常迅速。在这些国家中，除了移居到那里去的个人而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自发形成的前提，而这些个人之所以移居那里，是因为他们的需要与老的国家的交往形式不相适应。可见，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老的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实行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

——当今的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地球村，各种资源都在自由地流动以实现其最大的价值，而人才资源是所有资源中最核心和根本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兴盛与否，关键就在于留得住人留不住人。已经持续了很长历史时期的全球人才流向北美的潮流，说明这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的发达与落后、先进与陈旧的对比所带来的必然趋势。然而某些人不仅不着力于迎头赶上，反而以一套掩人耳目混淆视听的说词愚化世人、玩弄真实。事实摆在面前，怕的不是亡羊补牢，怕的只是掩耳盗铃，更为可鄙的是台上指桑骂槐、壁垒高筑，台下频送秋波、投怀送抱。这样的做法把某些劣根性昭然于世，令人颜面丧尽！

“生产力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来说它们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生产力只有在个人是私有者的情况下才是个人的力量。在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生产力都没有采取过这种对于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完全无关的形式……另一方面是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为抽象的个人……他们同生产力并同他们自身的存在还保持着的惟

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丧失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劳动（它现在是自主活动的惟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也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

——这是马恩为我们描述的人间地狱的一幅悲惨图景，这样的图景就存在于千千万万无产者每时每刻的生存之中，除了生理上必需的睡眠和恢复时间。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折磨更痛苦的事了，然而你身边的大多数人每天都在默默地忍受这种痛苦中聊以自保。他们的欢乐是无望中的自慰，他们的笑脸是麻痹后的妆容，他们的尊严来自目前眼下自己还能被人压榨、还有人给他们被压榨的机会。其他的人统统都是踩在这些人上面，直接的间接的，因为无产者就在这个世界的最底层。物化、隔离、竞争、金钱崇拜、抽空、自我否定、绝境，这就是无产者真实状况的写照，也是生产力和私有制带给人类的内在馈赠，尽管在外面包裹着少数人的富足。只要世界还在这样一架机器下日复一日地运转，并且看不到有所转机的希望和契机，人类的苦难就没有到头，人类的解放和幸福就仍然遥遥无期，而任何涂脂抹粉、避重就轻、瞒天过海、欺世盗名的谎言都是对人类良知和尊严的亵渎，都是革命道路上第一个需要打倒和铲除的对象。要完成这个史无前例的伟大构想，“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共产主义的曙光将照耀全球。

（由于未能通读《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对其整体的精神把握有所欠缺，尚待日后进一步学习和更正。）

2008.1.22

参考文献

读《论自由意志》有感 篇2

这一个多月来，课余时间都沉浸在奥古斯丁的《论自由意志》里。但一个多月的时间，并不足以读完并读懂。

在看这本书之前，我对“自由意志”这个词并没有多少认识。在这本书里，奥古斯丁是将其理论的起点归结于上帝，他认为自由意志是上帝创造的，因为上帝创造的东西都是善的，因此自由意志也是善的。“一切善的事物，无论大小，都来自于上帝，自由意志也是一种善，也是来自于上帝”。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所以人可以自然而然地过上正当的生活，追求一种智慧而又幸福的生活。换句话说就是上帝把自由意志赐予人类是为了让人类有能力按照自然事物的必然性去生活，从而能够成为真正的人。

在对话中，奥古斯丁将自由意志理论和罪恶联系起来。奥古斯丁认为人的意志虽然是上帝给予的，上帝给予的是善的，但是这并不能避免世界上存在罪恶这种事物。不仅人的善与自由意志相关，人的罪恶与自由意志也有关。但是同时他又认为虽然人的自由意志是上帝赐予的，但是罪恶却不能因此而归结于上帝，反而可以认为罪恶是对上帝赐予的善的一种背离。

奥古斯丁认为只有善才是本质和实体，它的根源就是上帝，而罪恶只不过是“善的缺乏”或“本体的缺乏”。上帝作为至善，是一切善的根源，上帝并没有在世间和人身上创造罪恶。罪恶的原因在于人滥用了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自愿地背离了善之本体（上帝）。奥古斯丁强调人之犯罪与上帝无关，他认为假若要将罪恶归於造物主，就使事事破坏造物主法律的罪人成为无罪的了。而这罪人若能证明无罪的话，那他就真不曾犯罪；因而也就无“罪”可归於造主。

奥古斯丁还提出，恶是人们对自己的欲望的放纵的结果，是对俗世之事追求的结果，也是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虽然上帝赐予人的自由意志的本意是让人过上正当的生活，但是因为在人有了自由意志这种能力之后，他也可以滥用自由意志，使自己沉迷于各种各样的欲望之中，然后去为恶。所以罪恶并不是上帝的错误，而是因为人并没有体会到上帝赐予自由意志的苦心，却反而滥用了上帝的这种恩赐。因此在上帝给予与自由选择之间，上帝给予并不是罪恶的原因，只有自由选择才是罪恶的原因。

但是人为什么要进行这种选择，也就是说意志为什么要在善显然更有利于人的生活选择的情况下选择为恶呢？这些问题奥古斯丁却没有给出理想的答案，而是将其简单地将原因归结为意志本身，始终未能解决上述导致罪的“缺陷”、“所见”和“虚无”源自哪里，始终未能解决罪源自哪里。由此可见奥古斯丁对于其理论的一些矛盾之处进行了有意地回避，他并没有提出实质性的回答。在探讨了自由意志是恶的本源之后，没有再对自由意志选择的原因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在我看来，如果自由意志是恶的本源，那么自由意志也会是善的本源。世事无分善恶，大家各自站在了对立面才造就了善与恶，因此人们拥有的善与恶都是在上帝给予的自由意志的知道下的自由选择的结果。现实生活中，面对同一件事情，不会所有人都是同一个看法，不同的人来看，就会有不同的评价和反应。别人觉得是恶，或许自己就觉得是善。善与恶并没有绝对的标准，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奥古斯丁作为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将上帝作为善的标准，将恶看作对上帝赐予的善的一种背离，也是情有可原的。我觉得，人的一切行动都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志决断。不管是愿意在暴风雨里享自由，还是愿意在牢笼里求安逸（放弃自由），都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志决断。人所作出的行为，是他自己本身想要做的，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做，是由自由意志来选择自已想要做的。当自己作出这样的一个行为时，并没有分善与恶。这个行为，是由其他人来判断是善还是恶，而这个判断，并不是唯一的。

读《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有感 篇3

红旗飘扬在心中—读《红岩》（节选）有感

在明亮的灯光下，我又一次翻开《红岩》这本书。我的目光被一段内容所吸引，读完这一小段后，我的感触颇多。

《红岩》的这一小段主要讲的是：江姐被关在渣滓洞的女牢中，每天都心系着祖国。在一天夜里，江姐和她的战友们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十分高兴，把珍藏的红旗上，绣上了五颗金星，同样也把她们对祖国的爱，绣在了红旗上。女牢中充满了快乐。可是，在黎明时分，特务要将江姐和战友李青竹转移到白公馆。江姐知道后，依然是从容不迫。她和战友李青竹在战友们的目送下，离开了女牢……

读完这一小段之后，我不禁鼻子一酸，差点儿掉下泪来。最让我感动的一部分，是江姐她们得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在红旗上绣金星的场面。我觉得，这五颗金星就是江姐和她的战友们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憧憬，而这鲜艳的红旗，代表的正是她们炽热的爱国之心啊！这面来历不凡的红旗，早已飘扬在了江姐和战友们的心中。

现在，每当我看见飘扬的五星红旗，就有着别样的感受。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面普通红旗，然而，这里面寄托着多少革命烈士对未来的憧憬，蕴含着多少革命的烈士的爱国之情？这鲜艳的五星红旗，包含着我的爱国之情，飘扬在了我的心中。

我们现在平静的生活，是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这如同一面鲜艳红旗，飘扬在我们心中。

读《中国意识的危机》有感 篇4

姓名：聂学利学号：10091110122

在十九世纪，西方人经常把中国人视为停滞的传统主义典型。但是在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却成了很多人向往的革命之乡，成了与过去整个文化传统和社会秩序决裂的社会。有读该书后的人评论说，如果思考一下，为什么特别是中国会成为不改变传统的象征，人们就会感到这种看法的产生是因为认识到，中国曾设法使它完整的社会—政治—文化秩序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这种秩序又被一个企图在它内部既体现社会政治权威，又体现社会精神权威的阶级所控制。这种传统的持续性似乎是它的包罗一切的整体性功能的结果。在中共掌握政权以后，人们敏锐地觉察出中国领导人的意识形态中有外国的根源。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明确主张要与过去的封建社会和封建文化实行完全革命性的分裂。

为本书作序的本杰明·史华兹教授在序言中提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研究者，早在中共胜利之前，就对现代中国某些知识分子领导人献身于林毓生教授所谓的那种“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程度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本书作者林毓生教授认为，在本质上，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涉及到两种预设：第一，必须把过去的社会—文化—政治秩序视为一个整体；第二，这种社会—文化—政治秩序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而被否定。林毓生教授同其他很多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历史的研究者一样，一直很重视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占支配地位的五四运动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他们同样感到印象深刻的是，在其后数十年间，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因而他们觉得中共的领导是五四运动的必然产物。

作序者主张，现在很清楚，无论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冲动如何真实、有力，也不管过去的政治文化秩序结合得如何实在，如果把这种同整个传统完全决裂的简朴而辩证的描述，看作是对现代中国复杂历史的全面概括，是有很大缺陷的。他说，最近数十年来，不少人都写过文章来竭力纠正通过去完全决裂的那种僵硬的形象。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性以及它内部的多样性特征，正在进行富有成果的探索；对过去文化在当代中国每一生活层次上尚未察觉或尚未认识的连续性，正在进行彻底的研究。

必须指出的是，面临这种修正的观点（其中很多是有道理的），林教授在这本精深而又严谨的著作里，不再肯定原来的那种形象。他绝不认为，传统的中国事实上是由各个不可分离部分所组成的毫无问题的一个整体，绝不认为人民中国的建立事实上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完全决裂的标志，不管这些传统文化是好是坏。他分析的核心是，在中国某些文化倾向中所体现出来的某些看法已牢固地形成了反映传统主义者本身的观点。

林教授强调，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纷纭复杂，尽管这种文化内部存在着彼此冲突的倾向，但是它的各个部分的整体性观念，社会和文化在各个方面受政治秩序控制的观念，以及思想|

意识对转变人类生活起决定作用的观念，都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在该文化传统内部广为人们接受的思想之综合。他进一步强调，这种文化倾向以很多隐微难查的方式甚至影响了那些对过去持坚决否定态度的人。作序者指出，作者在这本书中还有其他的功绩。那就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当一种过分的“修正论”可能将反传统主义混淆的时候，作者使我们再一次将注意力转向他所说的那种鲜明的反传统的现象。如果把各种斟酌保留的意见都加以考虑没有其他人比林教授更考虑这一点，事实就很清楚，他所论述的那些观点无论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或政治历史，都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当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分段解释，就能将中国过去的坏成分视为与一切高等文明过去的普遍坏成分所共有，就能毫无保留地赞扬过去所取得的物质成就，以及多少采取一种称赞的态度来对待过去流行的高尚文化的各个方面，但这是就否认它们目前价值的外国观念模式而言的。

有人注意到，如果我们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经历和中国的政治历史，与其他非西方文化地区例如印度和穆斯林国家的情况加以对比，林教授的论述所强调的意义就十分清楚了。的确，这些地区也有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将来也许还更多，正如现代中国有很多知名的“新传统主义思想家”那样。人们也许会说，印度和穆斯林世界的很多知识分子信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肤浅的、不真诚的。然而实际情况是，这些社会的知识分子企图在伊斯兰教和社会主义之间，在印度教和民主主义之间找出它们的和谐共存，而不是明显对立。在这些地区还没有一个国家对群众的传统信仰发动一场正面的冲击。林教授的分析提示我们，无论有其他什么因素发生作用，在那里，旧政治秩序的瓦解，不像在中国对政治秩序瓦解后依然存在的文化产生了完全否定的意义。他的分析还暗示，那些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优秀人物也许不相信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即林教授所说的的那些主张以思想文化来解救问题的人，有力量实现他们对社会文化的全面改造。

林教授的功绩还在于，他不是以抽象的命题来提出他的这些论点，而是通过研究五四时期三位非常著名的人物----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思想来证明他的论点。这是一个颇为艰巨的研究途径。这三人是有很大差异的，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然而林教授相信，固然他们彼此迥殊，但都具有某些他所论述的基本倾向。他的观点说服力强，而且他对三人的分析还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他们的新视角。同时，作序者说，这本著作还对中国遗产本身做了富有成果的探索。所以，本书不仅对于我们了解现代中国，而且对于我们研究当代世界最棘手的问题，都是有启发、有教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