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随笔

万历十五年读书随笔（推荐6篇）

万历十五年读书随笔 篇1

篇1：万历十五年读书随笔

忘记了是在什么时候才第一次听说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可能是大学时听《明朝哪些事》时无意中知道的，而且记得在图书馆曾经翻看过这本书，但当时并不觉这是一本如何好的一本书，也就没有看下去。但后来发现这本书太出名了，被很多出版物或者文章引用，对其大概思想有所了解：中国没有产生现代化的种子，是因为传统制度中缺少数目字管理，帝国的运行全靠儒家的道德理想，而缺少必要的技术手段，因而，使得中国在传统制度的束缚中裹足不前，错失了现代化的机遇。这个观点比较新颖，颠覆了大多数人的直观感受，所以才被热捧。近日看了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剧中反复提起这本书，这又勾起了我对这本书的兴趣，想知道为什么这本书有这么大影响力。因此，即便天天加班，也坚持了一周时间把这本书看完了。

本书摒弃了传统史家兴亡治乱的叙事，将万历十五年这一年作为解剖面，分析了中国传统制度为什么不能产生现代化的种子，并以几个典型历史人物的经历作为切入点，包括普通读者耳闻能详的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戚继光等。本书没有像历史小说一样，通过臆测历史人物的言语行为来表达先入为主的观点，更没有通过半真半假的叙事，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历史人物，进而把历史人物包装成一个具有现代思想观念的人物，而是通过严谨的历史典籍引用，表现出了一个个有着历史局限性的人，并在描述这人的经历时穿插着作者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这本书有几个观点挺有意思，结合自己的理解，总结如下：

一，皇帝并非我们想象得那样强大，文官集团也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个弱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广为人知的一句话，用于表述皇权的至高无上，皇权可以控制一切，大多人也认同这一点观点。但在本书中，作者却另辟蹊径，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皇帝以及一群不一样的文官。

开国之初，皇帝们大多励精图治，有着很高的威望，文官们也唯皇命是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制度的进化，文官制度也逐步成熟，文官不再是一个个零散的个体，而是组合成一个文官集团，他们形成了相同的价值观（儒家道德价值观），表达着相同的政治诉求（维护儒家道统）。与此同时，虽然皇帝还是最高的统治者，并拥有着绝对的权力，但由于皇帝本人不再也不可能亲自治理整个国家，只是通过文官集团间接地树立自己的权威，贯彻自己的意志，因此这种地位和权力更多是象征性的。皇帝的意志一旦不符合文官集团的价值观和政治诉求，就会受到整个文官集团的强烈地抵制，以皇帝一人之力而去对抗整个文官集团，这当然很难，皇帝的“权力”就这样被文官集团牢牢“控制”住了。

万历皇帝怠政，几十年不上朝，史书上都归因于万历皇帝本人懒惰，但本书中，却认为这是由于文官集团过于强大，皇帝做什么事都被文官集团掣肘，连立皇太子这种事，也不能随心所欲，否则就是与整个文官集团为敌。况且此时的文官集团占据着道德制高点，掌握着话语权，“讪君卖直”之人前赴后继，皇帝也没有任何办法。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争国本”事件之后，皇帝灰心丧气，彻底与文官集团决裂，并以“怠政”来表示对文官集团的不满。“怠政”就差不多开始于万历十五年，从这一年开始，也就意味着大明帝国的僵化的制度已经进入到了死胡同。

二，帝国的运行不能仅仅依赖道德观念，社会治理的技术手段更是重要

在书中，反复出现的观点就是帝国运行完全依赖于儒家道德观念，而儒家道德观念并不能很好地完成社会的治理，在缺少有效的技术手段的情况下，帝国只能实现低层次的社会治理。

唐宋以来的科举取士，到了明代已经臻于完善，这时，想要进入文官集团，唯有经过科考，而要经过科考，就必须攻读四书。由于科考的强化，导致整个文官集团形成了相同的价值观，即四书所阐明的儒家道德观念。他们行为处事，都以儒家道德观念为准则，他们相信，儒家道德观念就是“天理”，只要按照这套观念治理国家，就能实现“大同社会”。因此，在国家治理中，一项政令的发出，一个官员的任免，都是先从道德层面来进行考量，是否合乎儒家道德观念成为这项决策的主要依据，而这个政令是否能解决具体问题，这个官员是否具有行政才能，却显得次要了。长此以往，文官集团虽然满口仁义道德，但对具体事务的处理的能力却越来越差，整个官僚体制的行政效率愈来愈低，到了明代中后期，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了。张居正改革，就是突破了某些限制，即便官员道德有亏，但如果具有一定的行政能力，仍然委以重任，譬如戚继光、胡宗宪；即便官员是道德模范，如不能做出实绩，仍然要被罢黜，这就是“考成法”出现的背景。

在道德观念为上这个“紧箍咒”上，还有另一个决定性因素使中国始终无法产生现代化的种子——忽视社会治理的技术手段。无论是张居正改革，还是戚继光练兵，实际上都缺少了现代意义上的管理方法。特别是在赋税的征收方面，没有形成精确的数目字管理，也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赋税制度，导致高层官员并不知道社会的真实情况。正如书中举例，开国时，某个县的赋税可能是另一个县的两倍，但经过了两百年，赋税仍然如此，完全没有考虑山川形势的改变以及气候环境的变化，至于当初为什么征收这么多赋税税，以及实际上能不能征收到这么多赋税，中央官员完全不知道，其实也没有办法知道，这就缺少了制度的柔性。导致这个现象既有客观技术手段的不足，但更多地是主观人为：儒家士大夫人认为道德更重要，治理国家依赖儒家道德，而技术手段只是旁枝末节。由于缺少相应的技术手段，不仅导致张居正的改革步履维艰，更导致大明帝国根本无法孕育出有效的财政制度。

作为业余历史爱好者，这本书对于我的价值就是既能看到一些趣味性较强的人物故事，也能看到一些较为好玩的学术观点。看这本书之前，就知道读者对这本书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这本书脱离了学术著作苦涩难懂的藩篱，用一些比较通俗易懂的故事性语言，讲述了作者眼中的大明帝国；反对者认为，这本书就学术价值来说，并不高，书中缺少完整的逻辑链条，更像一本历史小说，而不是学术著作。但看完之后，本人觉得这本书还是偏学术，特别讲到李贽的一些哲学观点，比较难理解。再就是可能本人比较业余，感觉这本书的逻辑似乎有点不连贯，没有总结提炼出中心观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也并没有《人民的名义》传得那么神乎其神。总之，有争议的书，才是好书，对于普通的历史爱好来说，读完这本书能对明朝历史有一点新的认识，也算是读有所得。

篇2：万历十五年读书随笔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大的感受：那就是被主宰的悲哀的命运，这句话适用于里面每一个人，包括皇帝、能臣、清官等，他们都试图去追寻他们心目中理想，但都付诸东流。

万历十五年是平淡的十五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实际上，从这年起，王朝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了。或者并不应该这么说，应该说王朝的覆灭已经注定了，而只是从那时起，端倪更明显罢了。

明朝的统治者并非皇帝，而是文官集团以及书中没有提及到得宦官集团，这是区别于历代王朝的一个显著特点。明朝的创立者朱元璋废掉丞相，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而他并没有为他无能的子孙想过，也没有想到在王朝的后期，文官集团会是凌驾于皇帝头上的正真主宰者。

文官集团有制度上的保障，也有思想上的巩固。而整个文官集团是以儒家思想为思想核心，这样便造成了一个以道德来实现统治目的的国家，缺乏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使大批的人挂羊头卖牛肉，为国家的灭亡埋下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在《万历十五年》中所描述的许多重大的宫廷斗争中，都是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消失所牵起的轩然大波，比如说首辅的张居正，他在任期间，父亲突然去世，这本来只是礼仪上的问题，但偏偏在文官集团的添盐加醋下成了一场政治斗争。

在本书中，作者是以阴阳的思想来阐述的。阳既是光明磊落、不顾生命安危誓死捍卫道德的人；阴既是所谓的贪官、贪财贪权。阴阳之间的不断冲突，是导致炸弹爆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我个人认为，既是是阳者也有阴，阴着也有阳，在这个物序流转的世界里，每一个事物都有存在的理由，那么谁又能把王朝的覆灭归罪于哪一方呢？

最后，作者是以这么一段话结束他的作品的：“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万历十五年读书随笔 篇2

关键词：万历十五年,政治,军事,思想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一本断代史研究专著。全书通过描写六个人物来烘托出在万历十五年出现的历史事件。在这一年, 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 表面看来虽然貌似细微小节不值得注意, 但实际上却是一些重大事件的导火线, 也是在以后掀起更多波澜的根源。其中的因果关系, 恰恰就是历史研究的重点。

一、对于历史人物的分析

首先, 万历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但通过该书的描写, 显示出他是一个处处需要遵守礼仪、时时受到牵制的人。他需要完成各种隆重的祭祀和典礼, 以及每日必到的早朝, 他必须听从太后的训诫, 也必须认真地学习治国之方、熟读儒家礼仪, 以保证将来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应付国事。他也必须认真听取和采纳各位大臣的意见。但是, 万历皇帝并不是一个无权的象征。在他的一纸命令下, 大臣们就可以从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沦为大逆不道、谋反的罪人, 甚至株连九族。他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可以为所欲为、极度奢侈、纸醉金迷, 他也受到传统伦理道德和公共礼仪的制约, 也受到各级大臣的牵制。中国的传统社会注重的就是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群体关系等。君臣之间的关系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所以万历皇帝必须处理好与大臣的关系, 他们的关系问题是当时国家政治链条上的重要枢纽, 皇帝和群臣之间, 每一个个体的作用都不是决定性的, 但是当联合在一起的整体作用必然大于个体作用。所以很多事情, 万历皇帝不能和群臣对抗。

大臣张居正, 是一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极高的首辅大臣。由于位高权重, 受人排挤或嫉妒, 他也曾被诬陷为有谋反之心的逆臣。他在辅佐幼皇帝过程中, 为了明朝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颁发新政、整顿朝纲和经济, 力争改革官僚机构作风, 现实了真正的富国富民, 并鞠躬尽瘁地帮助万历皇帝坐稳江山, 其忠心天地可鉴。但是他在改革过程中, 也有不合理之处, 如在改革税务方面, 他替皇帝下诏通令全国各县要按照条文规定把税收一次性缴纳完备, 不能拖欠和分批, 这既使官员无法轻易偷税漏税, 也使官民同时产生巨大的税收压力。侵犯了官员们的利益, 官员们自然对他产生不满。而张居正为完成改革事业, 便启用亲信去完成任务, 这使他落下结党营私的话柄。

在张居正之后的明朝万历首辅大臣是申时行。申时行一改张居正的作风, 采用折中的原则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政治关系, 但是他的个人力量毕竟有限, 无法在制度和关系问题上力挽狂澜, 只能采纳妥协办法换取暂时的安稳, 最终也没有打消官僚们的不满, 明朝的根基逐渐动摇了。

海瑞是一位历史上著名的刚直不阿、重视法制、执法森严的人物。同时他又是一位饱读诗书礼仪的官僚, 极重视伦理道德, 是一位道德典范。当海瑞看到嘉靖皇帝沉迷于求仙、长生而大搞道家法术时, 冒死向嘉靖上书规劝。还有, 海瑞在南直隶任职时曾把督抚条约公开张贴到各府县。由于他对地方事务缺乏周密的考察和直接调查, 条约涉及到各县田产所有权问题, 这引起了大量民间纠纷, 因此海瑞的这场改革最终必然失败。

在历史的记载中, 戚继光是明朝最具才能的抗倭干将。他一生中率军于浙、闽、粤沿海等地抗击来犯倭寇, 经过十多年时间、大小八十多场战争, 终于扫平倭寇, 被现代中国誉为民族英雄。他组建了一支新型纪律严明的军队, 这支军队不断取得胜利, 威震四方, 于是这支军队被称为“戚家军”。这支军队的存在凸显出明朝正规军的衰弱。由于戚继光按照自己创建的制度招募军队、制定纪律, 使他获得了战争的胜利, 却也因此埋下了蔑视权威、不听从朝廷指挥、任用私人的罪名, 再加上张居正曾经对他非常欣赏, 他受到张居正的牵连而遭到万历皇帝的误解, 最终被罢官。其实明朝整体上衰落的趋势不可避免, 很难靠戚继光一人力量来扭转, 这使他独创式的努力给自己带来不幸。

李贽是明朝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在理学盛行的明朝, 他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这种惊世骇俗的宣言。这与其正统“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分道扬镳, 突显了物质的重要性, 大谈功利, 相当于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也因此得到当代中国思想家的爱戴, 认为他的思想中具有现代唯物主义和平等观的萌芽。黄仁宇认为李贽是在追求个性和行动的自由, 决不是在背叛他所热衷的儒家宗旨。李贽的思想构成了“一份珍贵的记录, 使得我们得以了解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知识界的挫败。”

二、作者的历史观

黄先生也以明朝的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角度, 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负作用。因为他看到明朝的传统社会虽然表面上井井有条、秩序森严, 而实际上却是人治之下的混乱, 缺乏一定的制度管理。如, 中国当时军队很多, 机构重叠, 当官的很威武, 当兵的也不少, 手里都持有武器, 但都不能对敌。黄先生还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来考察, 结果都不尽人意。然而明朝理学盛行, 各种礼仪、礼节、风俗习惯无一不程序严格, 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成为当年的主流官方文化。不要命而只要面子的风俗礼教形成了明朝特定的人格倾向, 也注定了军民遇到大灾大难时候的退让和恐惧, 这样的军队也不会有战斗力, 因为士兵们都来源于受到深刻理学毒害的民间百姓。其实从儒学的发展阶段来看, 万历年间是儒家思想的鼎盛时期, 从生、长、盛、衰的角度来看, 它已经面临着衰亡了。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研究和相信历史循环论的思想家们就应该提醒明朝该警惕了。而且, 中国必须从一个靠等级制度来管理的国家, 过渡到靠制度化来管理的国家了。

到这里, 我们渐渐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 他是把对明朝的历史宏观的概括落实到了微观的对个人的考察上。无论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 军事家戚继光, 还是思想家李贽, 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 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 而究其原因, 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 再甚至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黄先生认为, 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 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 以增益全国财富, 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 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着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 在世界史实属罕见, 在中国历史上也以明代为甚。这种维护落后的农村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 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黄先生还认为这一切的症结在于中国两千年来, 以道德代替法制, 至明代而极, 张居正在制度不能管理地方时启用私臣效忠, 申时行企图用四书五经来调和文官集团的种种矛盾, 戚继光同样组建了对自己誓死效忠的军队, 但这一切, 无助于解决制度上的弊端, 无助于改变落后的经济生产方式, 最终为僵化的体制所吞噬。因此可以说, 他们瘫痪的原因非在自身, 而在于他们奋力维持欲使之永存的文化机制。当然, 也有学者认为黄先生对李贽的评价有失偏颇, 还有学者并不同意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思考历史的观点, 黄先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和启发, 正如有人说的那样, 黄先生的文笔有一种卡夫卡式的魔力, “他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 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严谨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 遂使学术著作成为大众的精神美食。”

三、总结

《万历十五年》反映出在封建社会中深受儒教熏染的君、臣、民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时候极尽了人之所长, 却偏偏没有考虑到人与自然之间也应有参照系。人若生活得自然一些, 并且能够尊重和掌握自然规律, 人会发展得更加先进。《万历十五年》的成书目的在书中结尾部分可以被清晰地领悟到:“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 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 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 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 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黄仁宇先生在历史研究中提出对儒家思想繁文缛节的批判, 他发现:儒家学者们学习到的只是单一的封建三纲五常和仁、义、礼、智、信, 都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搞的都是社会关系。他们尊奉的都是人文精神, 缺少的却是治理国家的手段和经验, 而国家的平稳、现代化发展需要像今天一样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国家的发展需要人文精神和科学技术相得益彰, 国家的栋梁也应该如此培养, 否则会误国误事、害人害己。他的这一言论在学术界引起争议, 但不管怎样说, 它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仍然能够带给我们启示, 这使我们对历史的思考增加了一种角度和见解。

参考文献

[1]朱晓鸣, 易承志.历史逻辑与《万历十五年》[J].社会科学论坛, 2008 (4) .

[2]高骊.浅谈明代道德与制度——《万历十五年》读后感[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11 (2) .

[3]王丽娜, 周蕾.由《万历十五年》引发的学术方法之思[J].北方文学, 2011 (12) .

万历十五年读书随笔 篇3

关键词：万历；三个问题；政治史

一、在万历一朝的政治架构中谁才是获益者？是文官集团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需要明晰一下什么是文官集团。所谓文官集团，故名思议，就是由所有文官所组成的集团，在万历十五年的时候，文官集团已经发展了两百年，没有出现后来的东林党、楚党、浙党的分化，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团结的统一体。有人评价万历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利用好文官集团的矛盾来提升自己的权威。

作为明朝政治架构的中流砥柱，文官集团毋庸置疑的成为国家的核心利益集团，他们当然是获益者。他们以“道德”为武器，限制皇帝的权力；他们用集体“乞骸骨”为要挟，迫使大学士们就范；他们以文制武，让武将始终处于很低的地位。整个国家都在文官集团的掌握中，任何损害文官集团利益的事情都会被竭力阻止，怎能说他们不是获益者？

然而事情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如果把事情放到微观层面来看，就是另一种图景。整个文官集团虽然节节胜利，但是作为个体的文官似乎没捞到什么好处。皇帝虽然没有权力任意提拔自己喜欢的官员，却可以贬谪自己不喜欢的官员；一些官员为了博取“直谏”的名声而参奏其他官员，被流放、被整死、被廷杖的不计其数；万历消极怠政三十余年，除了主要官员一律不加任免，到万历后期，甚至出现六部连尚书都没有的情况，只有侍郎带着几个给事中硬顶。文官的双重性格被皇帝痛恨，而文官们自身也感到作茧自缚，“道德”这条锁链也将他们牢牢锁住，所以即使作为文官集团首领的首辅们也不能幸免。

总体来看，没有人是获益者，作为统治阶级的皇帝和文官们，他们拥有的已经太多了。

二、“道德”的内核到底是什么？“道德代替法律”的弊端体现在哪里？

明代的官员俸禄极低，如果只靠俸禄生活，那大家可能都要像海瑞那樣生活了。作为统治阶级的文官集团，手握权力却不能享受，这不符合人的本性，于是“常例”成为合法收入，于是“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以道德代替法制”其实就是以保证文官集团的利益来维系整个国家的稳定。

再深一层探究，“以道德代替法制”的弊端到底体现在哪里？首先，作为立国之本的“道德”，不能被质疑。如果敢质疑道德，那么整个明王朝的合法性就荡然无存。于是万历皇帝有苦难言，面对文官们的指责，他无可奈何，自己无权选定继承人，不能练兵、不能出游，因为文官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如果惩罚他们自己就变成“不道德”的昏君，心灰意冷的万历宁可无聊到看宦官们掷银为戏，也不想再跟文官打交道；张居正亦有苦难言，被“夺情”一事参得焦头烂额却无话可说，因为如果他进行反抗，就会背上 “不忠不孝”的罪名，就是与传统和道德为敌。其次，因为“道德”不能被质疑的特性，“道德”变得十分的好用，文官集团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相信“把技术问题翻译成道德问题”，是文官们苦心创造而且乐于看到的结果。再次，“以道德代替法制”让社会失去了前进的可能性。既然“道德”如此好用，那么 法制不用调整了，因为在需要的时候道德会作出裁决；财政制度不用调整了，因为官员们是有道德的他们会约束自己；军事制度不用调整了，因为在国家有难的时候道德会让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帮助国家度过难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道德”也是一块绊脚石。中国儒家的原则本意是善良的，但在治理国家时，宗旨的善良不能弥补制度的粗疏。“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即使所有的官员都像海瑞一样克己奉公，社会只能良好地保持传统和稳定，发展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可能性就更加渺茫了。

三、在政治、军事、经济都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为什么明朝没有就此灭亡？

黄仁宇先生给出了一个圆滑的解释：“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

那么这“惯性的作用”都包括些什么呢？第一，是我们的文官集团。文官集团作为国家的支柱有着超乎寻常的稳定性，正是这种稳定性维持着国家的正常运转。虽然皇帝不管事，但该有的仪式一样都没有少，京察也没有因此中断，大大小小的官员继续各司其职，他们明白其中的利弊，张居正被清算后就开始弹劾戚继光，因为当时的戚继光不被需要，而与他同时的刘显虽然屡被参劾却能岿然不动，因为文官们明白只有他才能承担征剿四川“土蛮”的重任。文官集团要想维护自身利益就必须承担起让帝国正常运转的责任。第二，道德的教化体现了应有的作用。以抗击倭寇为例，“海盗肆无忌惮的活动，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对策。然而冲突一开，我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虚弱即暴露无遗。高级指挥官无法确知部下战士的实际数额，也弄不清究竟有多少战船可以调配使用。下级军官在部队出发之前先要向地方富户勒索兵饷给养。而一旦发生战斗，有的部队干脆望风而逃，有的部队虽然敢于迎战，但由于墨守密集队形的战术，往往造成“一人失利，万人奔溃”的后果。” 第三，我认为是黄仁宇先生侧面提到的地方官员的作用。当时地方官员的权力是几乎没有限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在地方官的管辖范围之内，只要在京城找到靠山，堵住文官们的嘴，地方官员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胡宗宪找了严嵩当靠山，在打击倭寇的时候得心应手，即使有人参劾也对他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谭纶有张居正的支持，他提拔戚继光，并支持和保护戚继光建立“戚家军”，为打击倭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明代除了很多伟大的地方官员如王阳明、海瑞等，他们手中的权力让他们有机会在地方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由于地域较小、文化相近，地方官员因地制宜更加容易获得成功。因此，京城由于皇帝的怠政而出现的政治混乱对地方影响不大，相反的，地方官员或许会获得更多自由来化解地方社会的矛盾、解决地方社会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张涛.明代科道监察与晚明党争[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2） .

读书报告(万历十五年) 篇4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班 级： 行政管理一班 学 号： 20091104133 姓 名： 王天放 指导教师： 王永明 读书时间： 2011年7月10日--20日

2011年 8 月 10日

《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 一、作者简介：

黄仁宇（英文名：Ray Huang，1918年－2000年1月8日），湖南长沙人，曾从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动员戡乱期间的国民党军队，后赴美求学，密歇根大学历史博士，以历史学家、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大历史观”(macro-history)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畅销书。黄仁宇娶美国人盖儿（Gayle）为妻，并育有一子杰弗逊（Jefferson）。

二、内容概要: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三、作者的主要观点：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强调背景和事件发生的众多原因的联系和因果关系。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是经历无数先决条件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我们一般人也都知道事件发生是诸多原因积累的结果，但却无法去剖析，给出令人满意的认识方法。黄仁宇先生运用高超的逻辑技巧，用他独特的研究技巧和方法，为我们展示一个恍然大悟的必然结果是如何产生的。

四、读书心得：

阅读《万历十五年》是在2011年4月，原以为会充斥着完全理论化的学究气息，可细细读来，却另有一番滋味，读历史的方式千千万，偏偏我更喜欢黄老爷子这样的写作手法。娓娓道来之中丝毫不减学术水准，反而给人一种温和的气息，正如本书的主角，那些万历时代的官僚们。

而今天我确是要有感而发了，《万历十五年》留下了些什么宝贵的学术遗产给我们，学生尚不敢大言不惭，但读后又确实有动过脑筋，思考过一些浅显的问题，且请让我站在一个读者的角度解读属于自己的《万历十五年》。

奇怪于本书很少正面提及的一个可以大书特书的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而上来不过寥寥数笔即到了张居正大学士溘然长逝。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不然，相较于本书的几位大人物而言，张大学士的去世不仅对他们，也对整个万历时代的

历史走向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也正是本书所要阐述的重点，所以我的读后心得也要从1582年张居正不在人世谈起。

1582年的张大学士的离开，往小了说，我们年轻的万历皇帝可以说是悲喜交加（当然悲是占多数的），悲自不用说，喜必然是再也不用束缚于张大学士的言传身教，自己终于可以独立些了。往大了说，整个文官集团的清算计划已经和盘托出，张居正时代得宠的官僚们正在享受着暴风雨前最后的平静。

申时行的阴阳之道

申时行一辈子也绕不开的阴影正是他的前任张居正大学士。对于这一人物，我个人觉得黄仁宇先生应该来说是最为肯定的。在描述其整个政治生涯的过程中也是处处和张居正作比较，申先生对于他在位时期的政治规划也是最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首辅申时行>一章中，作者不仅对申阁老在位时期的政治生涯做了详尽的叙述，更为重要的是借申之口描述了万历时代官僚社会的本质属性以及朝代衰落的深层次原因。这一点我想放在最后单独出来详细谈一下自己的心得体会。

在一个没有详尽法律制度的时代，读书人的道德操行决定了自己朝代的未来。申阁老显然对于文官的双重性格洞若观火。申时行在大学士这个职位上其实非常难做，前有张居正的悲剧下场（皇帝的信任会重新在自己这里恢复吗？），后有百官僚对自己施压（文官们还会对首辅持有敬意吗？），使自己夹在这样的凶险时局之中，阴阳协调也有其必然性。而他的阴阳协调论不仅在政治领域发挥了作用，在其后养生方面也确乎使自己长命百岁。

我在这里所要谈到的更多的是申时行的为官之道。从个人角度来说，一言以概之，即：保全自己的同时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申时行一贯以老成持重著称，他的这种“老成”来自于他对帝国文官习性的深刻了解，但了解并不代表成功，张居正也很了解文官的习性，却最终换来文官们的唾弃。申时行与张最大的不同在于对待文官的态度。

同为万人之上，张居正务实却忽略了文官的习性，不顾帝国文官的共同利益强力推行自己的税收制度即是一例；张居正行政效率优先忽略文官双重性格，引用私人提高行政效率即是一例。他所看到的是文官贪利的一面，却恰恰忽视了文官自我牺牲的一面。

而申时行在对待文官时却又是另一副模样。申阁老深知自己的尴尬处境，虽位居高堂，权力和人际远没张先生之强势，加之欲与其划清界限尚不能自已。在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帝国里，申阁老欲有所作为，唯一能依赖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全面概括的简单，但真切这个“合作”又何其艰难。

为此申时行提出了自己的“诚意”并且付诸实践。诚意是为合作服务的。申时行最为成功的诚意在自己担任首辅时的人事考察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京官的考察是所有文官最为战兢的。申阁老此时深知自己的处境，这也正是求文官合作的展示自己诚意的绝佳机遇。诸如申时行的这一系列行为也确实稳定了文官集团的情绪，巩固了自己的首辅地位。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在申时行表现诚意的过程中，对于参劾自己的官员概不追究，甚至建议晋级，这一行事方式既表现了自己的大度同时又笼络了文官对于自己的信任，一举两得，实在妙哉。

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佬，在这个衰落的帝国里各自完成好每个人的职

能，他的态度更多的是以恕道解决文官内的矛盾，以限制不至于事态升级，最低限度的维持着帝国的运转。

如果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明代首辅的职位恰与当今一国总理或者某一商业帝国的人力资源部经理相当。抛弃申时行最后淡出文渊阁的带有些运气成分不谈，申时行的为官之道是非常成功的，他的八年执政生涯可以说一直在不断的周旋于文官和皇帝的矛盾之中，孔孟的恕道被发挥到了极致，申时行可以说是在牺牲自我原则的基础上达成文官与皇帝和衷共济的愿景。首辅申时行的存在为这个已经步入暮年的王朝增加最后的缓和机会，看似没有丰功伟绩的八年却大大延缓了帝国内部的矛盾，直至万历的驾崩。

理想与现实的平衡者——戚继光

戚继光这个响亮的名号如今在中小学课本里早已被学生们熟记于心。可是如此民族英雄的结局却并不怎么光彩。戚将军作为帝国武官，在战场的威武是耳熟能详，倭寇亦是闻风丧胆，但同时在政治上的短板也是显而易见的，而这其中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站在他的背后扫除来自内部文官的压力，这个人就是张居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张居正之于戚继光，我觉得完全可以用这个典故加以概括。

在16世纪末的这个衰落的庞大帝国里，戚继光的种种扩张军备的行为与早已达到鼎盛时期的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相抵触，这样的结果不言自明。但在黄仁宇先生的叙述中，他又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聪明将领。与海瑞相比，他更能保全自己的理想在现实中尽可能的实现。这里面有一样很有价值的智慧就在于戚继光的现实感，他看到了所处时代是不可能达到他所要求的先进，更确切来说是他的善于妥协。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找寻出路。依靠张居正的力量，戚继光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出任蓟州总兵，并得到了武官所能得到的各种荣誉，这就是一例。

戚继光这样的做法不得不说是十分明智的，在如今的官场职场，很多想法是制度所不允许，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妥协，然后找寻除制度以外的其他出路。妥协的智慧贯穿了整本书，前面所谈到的首辅申时行可以说是与戚帅在妥协的艺术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皇帝的信仰

在中学课本里，一个为大家铭记的一条知识就是：2000多年封建社会是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的过程。可是在黄仁宇先生这里，我们看到是符合这一知识的另一番景象。

张居正作为首辅之时，尚能通过亲信呈递奏折转而利用自己的特权票拟成为皇帝的命令，而年少的万历也尚能对张先生无以复加的信任。这是张居正的智慧，但这种智慧只能由他自己的特殊地位和才能担当，一旦本人有所伤害，这样的现象也将不复存在，张居正的离去就是很好的验证。张大学士的离去对于年少的万历皇帝来说无疑是个重大的打击，不计较张居正后来被清算，相较于之前的年少经历，世间已无张居正的岁月更加煎熬。

皇帝是整个帝国所有文官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他是所有文官的信仰所在。而文官们又是以孔孟以来的伦理道德为做官之本，万历的废长立幼之举显然是违

背文官们道德观念的行为，自然会遭到文官集团的强烈抵制。信仰与道德的冲突由此显现出来。这是一个奇妙的化学反应，按道理来说，两者不可兼得，只能取其一，可是我们看到的是，文官集团对于皇帝的直谏，这不是对于信仰的质疑吗？恰恰相反，文官集团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对于自身信仰的保护，皇帝的一切行为应当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形象，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对于还充满理想的万历来说无不悲惨的事实：皇帝不过是个木偶，仅此而已。

这个问题的发现在阅读的过程中让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进而看到了一些原先没有注意到的事实。首先，对于东林党的失败，黄仁宇先生认为其最根本原因是他们没有皇帝那带有宗教色彩的信仰权威，从另一个侧面也阐释了皇帝对于整个文官集团的重要意义，即他在废长立幼问题上的拖延使文官集团采取了近乎分庭抗礼的严厉。万历皇帝也在这个问题上认清了自己的真实处境，即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面对文官。这无疑是个致命的做法，万历皇帝的这一态度且不说会伤害文官的积极性，文官性格的双重性即可显现出来，一部分人自我牺牲的精神越加强烈，甚至到了死谏的地步，但同时另一部分本来为官态度就比较暧昧的人则选择彻底放弃操守。这样的两极化愈演愈烈，申时行之后的努力也随之付诸东流。

皇帝与文官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这期间谁有过之？依我看这不过是历史的趋势罢了，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一生戎马，完全不顾文官朝政，可依旧逍遥自在，如若放在万历年间，恐怕文官早已群起而攻之。这就是万历皇帝的悲哀，他的前辈们已经把矛盾积累到了顶峰，由不得万历本人再做出任何违背成宪的事情了，他的消极怠工有历史的必然。

皇帝既不愿妥协，只能如此耗下去，御宇四十八年之后，终于解脱。从内心里我很同情这位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能够看清事实却无力改变。对于一个万人之上的皇帝而言，他是极其可怜的。黄仁宇先生的叙述也使我对真实的皇帝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并非从前所想，为所欲为，至少万历是个例外。

可爱的和谐社会范本

在写下这篇读书心得的同时我也重新仔细阅读了相关篇章，从中发现了一些与当下社会或交叉或相似的共同之处，这里我想更进一步加以阐述。可能在段落逻辑上有些分离，但都是我本身所想到的一些从书中延伸出来的问题。

首先，张居正与海瑞之间的差异。两人离世相隔近5年，从两人的从政经历来看，几乎都是争议缠身，相同点自不必多说。从两人的离世开始，双方可以说是遭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一方遭到清算甚至全族受到牵连，而另一方则受到追捧，得到大部分人的标榜。从历史的贡献来看，这是极为不公平的。可是为什么这样的不公平会发生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这里显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奇怪现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衰落的帝国社会所投射出来的阴影。

从二人的执政生涯我们可以发现的最为不同的一点就是：张海二人在处理政治性事件时的手段完全不同，一般海瑞十有八九一定是以身作则，以下犯上，自我牺牲。而张居正则“聪明”许多，他与皇帝的关系以及他大学士的地位给了他很大的特权，但他并不直接强压，而是大打软牌，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输出自己的意志。

这两种手段即体现出了二人的价值观念，海瑞显然充当了一把孔孟圣贤的化身，他企图以自己的道德之长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他不具有文官集团的双重性，但在信仰和伦理道德则可以说是文官的领袖，无人敢质疑他的清正廉洁。轮到张

居正，虽然他对文官习性已有认识，但他以私人行政措施为手段显然与求“和睦共处”的“文官社会”相抵触，而且多次触及文官集团的利益，这样的进步在文官集团眼里不要也罢。首辅张居正的对于引用私人提高行政效率依赖本质上与文官集团的孔孟伦常治国精神背离，这也是他最后悲剧下场的重要原因。

从这两个人一生的经历，我不禁想到当下社会的一些焦点人物的影子，从张居正的身上我可以隐约看到朱镕基总理，大刀阔斧的政策落实，但结果却并不怎么在中国官员中讨好。

海瑞的影子在很多人物身上也有体现，每年的感动中国人物中都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而他们身上所展现出的，与其叫做时代榜样，不如叫做为人民服务。这一点虽然与海瑞的信仰与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迥异，但从本质上都是问心无愧，不具备文官双重性。这样的人依旧讨公众的喜欢，但实际的生存空间又极为狭隘，只有死后才能得到公允的评价。

这里不得不提到的另一人就是申时行，他对文官双重性有一个露骨的判断：名为公仆，实为主人。这一论断恐怕至今无人质疑，而在400年前的这位伟大政治家早已看穿。若以当下与万历朝代做一个类比，也许我们的“海瑞”们还没有400年前的万历皇帝时期的遭遇好太多。

当下对于信仰的缺失我觉得并不是腐败的根本原因，相较而言，我更愿意相信法制的力量。可是我们在这一点上的处境并不好过万历朝代。

“在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帝国里，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方法则依靠文牍。道德可以指导行政，更可以替代行政。技术问题最终回归为道德问题。明代的这种以儒家四书为最高行政标准的管理方式。”

当前的法制仍旧很不完善，文官的双重性从未离开过中国人的灵魂，而信仰的缺失不过是这个深渊的基座，我们还没来得及加高加固，中国两千年来的“文官们”其实仍在统治着我们的人民，掌控着我们国家的未来。这不是西方制度在短短100年内就能拯救的事实。

中国的和谐社会，我觉得倒很像申时行的阴阳治国论。

“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

相较于我们今天的成就，如果从生态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大多数人是愿意穿越回这样一个朝代的。那里更像是今日中国之和谐社会的范本，且它更为可爱。

五、结语

总的来说，《万历十五年》是一本通俗的史书，这与我在阅读之前的想法大相径庭，我并不是一个历史文化专业的学生，也无权过多评价中国研究历史方面的各类书籍，只是站在一个大学生的立场，我想这样一本通俗且客观的历史书应该是大多数人的选择。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在本书中得到充足的发扬，即使是我这样少读书之辈也深有体会，读毕，我觉得黄先生的书可以让我们这些热血于祖国的青年人对于我们的当下的社会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知——原来，我们的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5

他出身于劳动人民中，为人民写作，为人民请命，尽管他存在始终无法解决的世界观矛盾，但这就是他，这也是他作为一个英雄的缺憾。但无论如何，杰克都为历史添加了光辉的一笔。他的故事永远存在于人们的心中。

“啊!不错，你可能毁了我的事业和我的写作。我是天生必须走现实主义道路的，可是资产阶级精神和现实主义是敌对的。资产阶级全是胆小鬼。他们害怕生活。而你呢，却千方百计地要我也害怕生活。你希望把我也弄得循规蹈矩。你希望把我塞进一个两英尺宽、四英尺长的生活的框里，在那里，生活里的种。种价值全是架空，虚伪而庸俗的。资产阶级的教养和文化是建筑在庸俗的基础上的—我得承认，庸俗得无以复加。我刚才说过，你希望把我弄得循规蹈矩，用你的阶级理想，阶级价值和阶级偏见来把我改造为你们阶级的一员。”这是马丁发自内心的独白，也是作者当时内心的写照，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腐朽和黑暗，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垄断了一切，因此它是迫害群众的。当时的资产阶级者大多是庸俗的、自私的和虚伪的。

作者有意把马丁刻画成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人们都认为作者是在为个人主义作辩护，而恰恰相反的是，作者写这本书正是为了抨击个人主义，他深知自己被个人主义的病毒不断侵蚀，而他却无法控制自己，马丁最后的结局也是作者的写照。

马丁是一个青年水手，他身体壮实、长相出众，在工人阶级很受欢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阿瑟，并且对阿瑟的妹妹萝丝一见钟情。她也被马丁强健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所吸引。

他是工人阶级出身，而萝丝是富有的资产阶级，马丁为了配得上萝丝，开始每天读书。人们都认为他在浪费时间，劝他去找份工作。后来，他与萝丝私定终身，萝丝也劝他去找份工作，但他始终不听。

因为一场误会，马丁被记者说成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使身边的人都疏远他。但好运降临，他之前卖不出去的书现在都被刊出来了，他成了当红作家。以前疏远的人都来讨好他，萝丝也愿意与他重修旧情。使他不明白的是——“我还是那个马丁，很久以前我就开始写作品，并且还读给部分人听过，但那时他们都劝我找份工作，如今我可没有变，我还是那个马丁，但为什么他们的态度变了?”

马丁终于想通了，人们看中的不是马丁这个人或他的作品，而是他成名后身上所附带的钱和名誉。认识到这一点后，马丁开始对整个世界失望，他的思想变得空洞，整个人都变得颓废。最终，他投身于海洋的怀抱，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 篇6

古语有云，读书力求以一隅而观之得以三隅反，即所谓触类旁通是也。然则并非人人皆能如此，但求读有所得，思有所想，便是我等的追求了。

话从书名开始。《万历十万年》是本书作者黄仁宇亲自翻译的中文名，因为此书原版是由英文写就，此书的英文名就叫《1587：A Year With No Significance》。从实际意义说来，英文版题目更加能够体现此书的宗旨，没什么特别的一年，在中国漫漫四千年历史中万历十五年确实不算什么大年，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起义，缺少一些震古烁今的改革，就连边境都是风平浪静。那这样平淡的一年有什么值得作者叙述的呢？莫不是家长里短？显然不会，反之，黄仁宇在书中论述的是一个庞大腐朽的帝国如何一步步走向崩溃的。1587年的历史事件也是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换一个视角来解读历史，世界变得更立体。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第一，本书的结构及行文思路。从1587年入手，黄仁宇以六个人的故事将这一切娓娓道来，而这六个人可以说是明帝国最具代表性的六个人：万历皇帝朱翊钧，内阁首辅申时行，一代权臣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以人物为中心来编排本书结构，一是符合黄仁宇所说的大历史观，从技术出发，从小事入手解构历史，二是为了便于读者接受，从商业角度着想。这是一本介于学术和商业的书籍。涵盖经济 政治 社会结构 军事 以及当世的思想的历史著作。我感觉作者贯穿始终的就是对明王朝以及类似的王朝以宗法及道德运作国家机关的分析和批评。作者以各个看似联系不怎么紧密的几个主题来分别阐述作者的观点，形式类似于小说的细致。作者分析的立场以作者自己的话来说，作者是“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研究和分析的。主要内容有《第一章——万历皇帝 第二章——首府张居正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第二，本书的核心理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核心观念——{依靠儒家学说培养精英分子，从而形成读书阶级进而形成文官阶级，依靠统一的价值观约束统治阶级（宋明清重文抑武文官阶级代表了统治阶级），在被统治阶级以道德宗法约束，主要方式为对士大夫阶级的模仿和绝对服从。但是缺乏灵活有效地法律规则，社会运作完全依靠所谓的道德掌控。国家机器的运作从皇帝到首府都只是被操作，本人的意志被彻底的压制，失去了高效的机会，除旧革新更是不可能做到的，依靠惯性去维护。一旦平衡打破，就是推倒重来。}我阅历尚浅，因此不能判断作者对明代的制度描述是否合理，但是就给读者很大的启发。个人到公司国家，它们的运作必须达到有实质的操作规则去遵循并且给予做事者足够的空间去利用，强调人的价值给予人的欲望和需求一个合适的平衡，而且制度要想与时代保持一致就必须赋予它能改变的规则，制度不能赋予它神化或者虚无的力量否者就会僵化。简而言之就是运作的有价值且高效的方法。僵化的制度就像寄生虫，会蚕食掉整个帝国的活力，这将从帝国的官员开始。明代的文官薪水很低，中层官员依靠薪水过活都很艰难何况下层。而明代的文人的文化讲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无私奉献精神（历史惊人的巧合）一方面是自身物质的需求与微薄薪水，另一方面是个人想要享受生活的欲望与无私奉献的马克思主义。呵呵，这种想畸形的制度，前后矛盾，试想想这样的制度和文化会造成什么样的官员阶级，官员阶级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这样社会会形成什么样的畸形，人的内心会造成什么样的阴暗。其实在我们身边遍地是这种矛盾，企图磨灭人性的做法。在这儿就不多说了。

第三，本书中对于人性的挖掘与思考。《万历十五年》里描述了几个关键人物—万历、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阴阳两面（书中的原话），一方面他们可能在做符合自己的价值观且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另一面却是内心对权力利益的贪婪，矛盾集于人的每个细胞。随便举个例子，如你去参加志愿者活动，当去了的时候你希望能遇到美女能一起工作，当然这个例子不太恰当。究其原因是社会的游戏规则与人的内心深处的诉求不相符合。这个我的阅历还不足以让我解释这些现象，我估计愈是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内心的斗争愈是痛苦。不知道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是怎么做到的，圣人就是圣人，我等只能高山仰止。圣人难为，凡夫易得，生活在滚滚红尘中的婆娑生灵们哪儿能不沾惹上三分烟火气呢？此书最让我感兴趣的便是他以人叙事，将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展现给我们看，把一个横断面截开后看前因后果，才发现历史是由人构成的，是人的细节、感情、欲望所驱动的，而非历史书那种平铺直叙、四平八稳、理所当然的逻辑（历史书上的平板脸谱化，很容易把伟大的人物都描绘成单细胞白痴）。不过，对于人性的挖掘或许不止于此，万万不可觉得自己真正能够洞悉人性，否则就将堕入高育良式的陷阱。

第四，就来说说此书与人民的名义的渊源吧。在《人民的名义》迎来大结局时，有一本书被反复提及，那便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就像祁同伟常读的天局一样，成为了剧中另外一个反面人物高育良的核心设定。《人民的名义》中至少两处提及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处是高小琴的妹妹高小凤以《万历十五年》为媒介成功勾搭高育良，一处是吴惠芬说侯亮平借了她的《万历十五年》还没还。可以说《万历十五年》是高育良成功的开始，也是它堕落的引子，更是侯亮平最终击溃他的终极武器。高育良为什么成功呢，因为他从《万历》一书中钻研透了中国古代官僚系统的一个很大的弊病：文官抱团腐败，多重领导导致系统纠错能力底下，即便皇帝万历也对此一筹莫展。说一个浅显的例子，假如抓捕丁义珍时，不用开省委常委会，那么就不会有人通风报信。丁义珍一旦被捕，后面的剧情还有这么跌宕起伏吗？老书记赵立春当政的三十年里，高育良并没有什么杰出表现，却靠着传统官场的揣摩上意、妥协、和为人处事的学问一路高升，甚至一度超过了政绩突出的李达康。高育良很像《万历》一书中的高拱，而李达康则非常像另外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张居正，有趣的是这两个人在历史上的位置和“高李配”惊人相似。在整部剧中高育良非常热爱对官场进行分析，他的话很有智慧，这让很多观众对他恨不起来，他的身上有很多学者型官员的特点。高育良深知万历年间的文官习惯，即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伦理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他深刻理解官场的规律：官比事重要，人比理权威。这样的智慧让他高升，然而最后，这样的智慧还是害了他。用《万历》作者黄仁宇的话说，道德不能代替技术，更不能代替法律。道德的标准和尺度太多，最终道德会沦为权力者的玩物 第五，在对比读过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后，我要提一些对此书的批判性思考，或许不成熟，但思想的进步总是来自于对前人思考的扬弃。黄仁宇很清楚，明代社会绝不是按照那些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于是他努力描绘这种情景。至于那个社会到底是按照什么规则运行的，他却没能点透，更没有对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追究。也就是说，黄仁宇确实抓住了要害，却未能把这个要害揪到亮处，研究透彻。他把水烧到了九十多度，但差一把火没到沸点。这点就是《潜规则》中说的“合法伤害权”。合法伤害权不过是对合法暴力的合法应用。各个社会集团，以及各集团内部，就是根据加害能力分肥的，各种资源也是追随着这种能力流动的。而合法伤害权才是明帝国灭亡的核心所在，也是整个专制王朝时代无法摆脱黄宗羲定律的制度性因素所在。可惜，黄仁宇似乎意识到了这点但未能直接点明，而提出了所谓的数目字管理的因素。我看来，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结语：与其说这本书是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倒不如说在还原一个，明代官僚体系与一个复杂的社会。这个年份本身没有意义，重要的是普通的一切背后反映的东西。黄仁宇就是带着解密的心态，解答“李约瑟的疑问”，解答“中国为什么近代落后于西方”这些问题，所以黄仁宇先生所选取的历史上面的例子有取舍，这种取舍是好是坏不好说，但是至少做到了最基本的有明确的出处。真正想学习历史，入门阶段看看这本书还是可以的，深入研究还是需要自己去阅读一手史料和学术著作，但是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则是非学术性的，即使距离明代已经有了几百年，我们会看见一些精英阶层的文人官吏如何治理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