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老照片作文450字(精选12篇)
闲暇时,总喜欢在自己乱七八糟的抽屉里翻来覆去地找寻。我把手向底下伸,边伸边左右乱摸。结果,摸到了一本硬硬的但光滑无比的小本子。抽出来一看,竟是一本迷你同学录小相册,封面上画着可爱的漫画,里面全夹着被我一阵狂剪之后的相片和同学介绍自己的,上面有我现在和以前的,还有我的同学。
这样的宝贝,当然要看。我迫不及待地翻开。第一页的照片特别可爱。两个小女孩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肩膀靠着靠,愁着眉头(哭)对着镜头―那是我和她(我忘了她的名字)在大连照的。记忆一下子被打开了。那是猴年马月的事了,妈妈和爸爸还有妈妈的朋友带着我和她一起去大连旅游。我们手拉着手,蹦蹦跳跳地走。爸爸妈妈还有她的爸爸妈妈在我们后面跟着我们。在大连玩了三、四天,玩得非常开心,并且也照了很多照片。每张照片都是微笑着,只有一张就是我们愁着眉头哭着,那是因为要离开大连了,我们都舍不得离开这,我和她穿着一模一样粉红色的小棉袄,一样的齐耳短发,,肩膀靠着哭,结果―这张照片就诞生了……
现在,我和她分开了,我们再也没有联系也没有见面,到现在我忘了她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她长的怎么样了,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让时间倒过去,好让我们重新一起手拉手走到现在!!!多珍贵的迷你相册!这张照片都带着美好的痕迹。原来,快乐可以这样被我收藏。这相册都装满了快乐。
据大理一中伍勇老师介绍,摄于1920年1月18日王复生等人与毛泽东在北京陶然亭的合影,来源于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编写的《一门三杰——王复生、王德三、王馨廷烈士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2010年3月,王复生、王德三烈士的后人将此书赠与学校,所发图片均为书中翻拍的图片。由于书中图片为黑白老图片,且多次翻拍制作,故无论从像素还是清晰度都不是十分尽如人意。
伍老师介绍,据2001年6月15日《云南日报》卢国华、缪开和写的《王复生与毛泽东的革命情谊》一文所说:毛泽东与王复生有过三次短暂的交往,分别是1918年8月、1919年4月和1920年1月,因政见相同,谈得比較投缘,因此有了这张照片。
(本刊记者 矣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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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忠烈——云南革命事业的先驱者
在反对黑暗统治的艰难岁月中,众多云南儿女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纷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不仅是云南革命事业的先驱,也是中国革命的先驱。在这群早期传播共产主义圣火的先进分子当中,涌现出了几个一门忠烈的感人事例:王复生、王德三、王馨廷兄弟3人,李国柱、吴澄夫妇和赵竹村、赵祚传父子等。他们的光辉事迹传遍了三迤大地。
革命先驱王复生,名濡廷,1896年出生于云南祥云县下川坝王家庄一个书香之家。1916年,王复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后升入文学院法国文学系。满怀爱国之心的王复生在北大“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的治学氛围之中,博览群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期间,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王复生在从西方引进的各种纷繁学说中最终选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航标。他立誓与旧我决裂,投身共产主义事业,并改名为王复生,成为李大钊指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这是中国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王复生担任法文翻译组组长。在共同探索中国革命出路的理论过程中,王复生与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等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
这是一位学者型的革命家。自1922年起,直到1936年6月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牺牲在日本法西斯屠刀下之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除1926年夏至1927年秋在云南进行革命活动外,王复生一直在西北、东北等地区,以教师、报社社长、总编辑等身份,积极从事传播马克思主义、建团建党、宣传和组织抗日救亡等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
革命先驱王复生既是王德三的胞兄,也是王德三走向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正是在兄长的指引下,王德三于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随后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王德三受命到陕北创建党组织,在陕北播下革命火种。经过党组织和王德三的培养,一大批陕北青年如刘志丹、谢子长、安子文、刘澜涛、阎红彦等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
1925年,王德三与王复生、杨青田等人组建了云南旅京学生进步组织“革新社”(后为“新滇社”),他以“正零”的笔名在社刊《革新》和《铁花》上发表文章,向云南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云南建党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1926年,他又赴广州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开办了政训班,为北伐战争和云南革命斗争培养了大批生力军。
1927年2月,王德三回滇主持党的工作,将云南特别支部扩建为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并担任书记。“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在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的形势下,王德三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致使蒋介石在云南策划的两次反共活动遭到失败。在滇期间,王德三主持制定了《少数民族问题大纲》,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云南少数民族问题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他深入滇南蒙自、文山等地区开展调查研究,编写《夷经》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民族平等,鼓吹少数民族起来进行土地革命,在滇南少数民族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30年1月,经中央批准,中共云南省委成立,王德三成为第一任书记。同年12月31日,由于叛徒的出卖,云南人民的优秀儿子王德三匆匆走完他32岁的生命历程,在昆明英勇就义。
在两位兄长的带领下,三弟王馨廷14岁赴京求学,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学生运动中负伤,16岁在花季般的年龄中去世。
与王德三烈士同时遇难的,除了中共云南省委委员张经辰外,还有李国柱、吴澄夫妇。
吴澄,云南昆明人,1926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云南第一位女党员。她是中共云南特支4名创始人之一,创办了云南第一份妇女刊物《女声》杂志。1929年,吴澄与省临委委员、团省委书记、在云南省内第一个入党的共产党员李国柱结为革命伴侣。
1930年12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吴澄夫妇双双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始终没有屈服。在狱中,她将自己的一缕青丝包裹在一块用鲜血染成红心的手绢中,送给李国柱,饱含着对革命的忠诚和对爱人的忠贞之情。这年的最后一天,身怀六甲的吴澄与爱人李国柱互相勉励着共赴刑场,实践了她“凭我们不平之血的飞溅,把全世界来涂染遍”的铮铮誓言,牺牲时年仅30岁。
在云南儿女争自由、求解放的奋斗历史中,我们同样不能不提到赵祚传这个名字。虽然他的生命只有短短的26个春秋,党龄也仅仅3年,但他毁家纾难、一心为党的事迹同样感人至深。
赵祚传,云南大姚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云南特委委员、书记,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委员。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党不能公开活动,筹集经费十分艰难,为了党的事业,久患肺结核病的赵祚传,于1928年6月回到家乡,在父亲赵竹村的支持下,变卖家产,为党筹集经费,不幸被捕。1929年3月29日,赵祚传身中8枪,英勇就义,身后仅留下了给父母、妻子、儿子的5封遗书。
他在遗书中写道:“我为主义而牺牲,为民众而牺牲。我心上很坦然安然”。劝慰兄妹“不必为我悲伤,世界上如我这样牺牲的人不知有多少,不如我这样死得其所的更不知有几何?……人生是准备来牺牲的,虽置诸法场,又何足惜”。
这是一群可亲可敬的人物,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他们的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他们似一座座丰碑,永远耸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
照片上,只见原本繁华的上海火车南站经过罪大恶极的日本侵略者的轰炸,变成了一片只有残垣断壁的废墟。一个小男孩坐在地上,满身是血,正在号啕大哭。
看到这些,我的.心里冒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疑问:这个小男孩的爸爸妈妈呢?他的爸爸妈妈怎么样了?小男孩的爸爸妈妈在哪里?小男孩以后怎么办呢?小……
我想,那个拍照片的记者叔叔在拍完照片后肯定会去帮助那个无家可归的小男孩。记者叔叔可能自己来抚养这个小男孩,即使没有能力抚养他,记者叔叔也肯定会找一户心地善良的人家给这个小男孩一个温暖的港湾。
想到这些,我真很万恶的日本侵略者。是他们造就了数以万计像这个小男孩一样的孩子和家庭。是他们用轰炸机炸毁了不计其数的幸福港湾。是他们几乎让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成为历史。
我决定,以后我一定要努力学习,为和平出一份力,不再让这样的小男孩在世界上出现。
河北省邢台市威县实验小学四年级:五彩极光
因为沙尘暴,他与大部队失联了。他左手紧握手机,右手用破布遮挡沙子凌厉的袭击。但长时间滴水未沾,使他本就干瘦的身体更加虚弱。走了一段路,他实在扛不住了,双腿一弯,倒在了沙丘上,手机乘势飞了出去。他急忙寻找,当看到手机落在沙丘下面时,他不知哪来的力气,挣扎着跑向沙丘捡起手机,而后又因脱水感到一阵头晕眼花,倒了下去。
黄沙漫天,他躺在滚烫的沙堆上,太阳高悬空中,继续散发着毒辣的热量。他的意识越来越模糊,他用最后的力气拿出手机,强颜欢笑,拍了一张照片,趁着微弱的手机信号消失前发到了朋友圈。
一看到这张照片,许多好友为他点赞,并留言夸他:
“哈哈,太壮观了!
“你太厉害了!”
“竟然一人走在沙漠深处!”
“好厉害,好壮观……”
不等这些人说完,一阵风沙吹来,铺天盖地,顿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几分钟后,呼啸的风声远去,原本躺人的位置什么也没有了。他死了,死在了沙漠中,无人立碑,无人祭奠。
这是1937年8月28日,日本侵略者轰炸上海火车南站时,被路过的记者拍下来的真实情景。
照片上是破碎的天桥,坍塌的房屋、扭曲的铁轨,零零星星的残砖断瓦……本来一片繁华安祥的情景。有的熟人跟熟人对话:“你准备逃到哪儿?”“西安,你呢?”“我啊!石家庄,那里是我老家”有的扶老携幼,准备买车票,带家人逃离上海这个人间地猴;有的人在四处张望,看看自己的火车是哪一班。忽然,传来一阵尖啸,有人说:“日军飞机来了,快逃啊!”可是来不及了,轰隆一声,上海火车南站瞬间化为乌有,只有炸药味、血腥味和房屋倒塌下来泥土的味道。
照片上的小男孩,大约有二三岁,他的爸爸妈妈为了保护它而去世。他好像在孤独无助的大喊:“妈妈、爸爸你们在哪里呀?”
这个小男孩以后的命运会怎样?也许他会被有志之士救走,抚养成人,长大了参军,打日本侵略者;也许他会流浪街头,吃不饱,穿不暖,当一个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的小气丐,整天用脏手问别人要饭;也许他会被可恶的刽子手――日本侵略者残忍的屠杀。
照片是我年前翻箱底时才发现的,照片受了潮,已经有点发黄了,明显有了些时日了。一看是张老照片,我颇感兴趣。不知为什么,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对过去的一些事物无端地会发生兴趣,总爱回忆过去的一些人或事,在回忆中品尝飞离的过去,陷入沉思,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一种怀旧情绪吧。显然,我是想从这张照片中发现点什么或回忆点什么。我赶紧捡起来,一瞧,才发觉这是一张甘肃省作家协会庆阳笔会、庆阳地区1986年文学年会全体同志的合影。这张照片居然一下激活了我久已麻木了的文学细胞,我赶快拿到亮处一看,上面有省作协的王柏原、何岳(已故)、曹杰(已故))等著名作家,也有原庆阳地区文联领导张希圭(已故)、高明轩、杨志明等,还有贾治龙(已故)、陈默、彭金山、余振东、窦世荣、乔孝堂等老师,更有当时活跃于庆阳文坛的文学青年高凯、马步升、杨永康、袁晓岩、李致博、郭晓霞、李文华、黎夫、孙婧、贺立峰、白生金、苟永刚、周富元等。当然,我也看到了稚嫩的我。照片背景是庆阳地区第一招待所青砖瓦房的会议室门前,那里有前人种植的古松柏。我的血液有些贲张,因贲张情绪就有些激动,那些人那些事儿历历在目,仿佛让我回到了那个文学激情燃烧的年代,哦,原来我们也曾年轻过,也曾有过梦,也曾去做过,尽管多年过去了,有的人因文学带来了名利而改变了命运,有的人远离了文学另辟蹊径,有的人因文学穷困潦倒、落魄叹息,有的人因文学认死理儿而被视为另类……但我们毕竟梦幻过、追求过,甚至火过一把,如此,在人生的暮年,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兴许是吾等人生的一个亮点呢。几年前,在与80后诗人的对话中,我说看到了这些文学小将,就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1986年,我们也是20多岁呀。只是,我有时候想,这些80后的文学青年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会对自己年轻时所做的文学梦是一种什么感想呢?想归想,文学这玩意儿毕竟还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粘上它,既让你爱又让你恨,它会是什么呢?只有等你慢慢参悟了。不管怎么说,那天,那个早晨,这张老照片一下子让我回到了过去,回到了年轻岁月,我拿上照片,来到庆阳市的北部商城,找了一个做像框子的,把照片装了框子,带回办公室,郑重地放在办公桌上,没事的时候,会端详上一阵儿。我是因为青春已逝而留恋年轻时光,还是重温自己已经丢失的文学梦呢?这个我说不清、道不明,总之,我还是爱看看这张照片。
恰好近日著名批评家、《北斗》编辑李安平先生说庆阳文联会刊《北斗》创刊25周年,发行100期,让我写一篇与《北斗》有关的文章,我再次看到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确实与《北斗》有关,与我有关,那就从这张照片说起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学爆炸的年代,是中国人对知识渴望的年代,是中国人爱读书的年代,是文学青年激情澎湃的年代,是他们体现精神价值的年代,也是他们追梦的年代。记得那时的文学青年兜里只要有几块钱,宁可不吃一顿饭,也要用来购买自己心仪的一本书或一本杂志。因此,各种文学刊物应运而生,先不说国家级大刊如《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报告文学》等发行量居高不下,就是当时的《飞天》每期发行量都在一、二十万册,这是当今的娱乐通俗刊物难以企及的。那是一个全民狂热追求精神生活的年代,就像今天的人们狂热追求物质生活一样。恰逢其时,庆阳地区的一本纯文学刊物《北斗》诞生了。记得创刊号及第二期刊载了贾治龙、陈默、杨永康、刘鸿儒等人的诗。有《黄土高原吟》、《我那乡间的老婆》、《淡蓝色的炊烟》、《战士故乡情》等,这些诗至今还记忆犹新。因为刊发作品质量过硬,《北斗》一面世,就吸引了文学青年的目光。
我那时还是个稚嫩的文学青年,但对文学确实有一种圣坛般的膜拜,整天浑浑噩噩,懵懵懂懂,做的尽是文学梦。不知道过日子,不知道挣钱,不知道替父母分担家庭的重担,整天钻在中外文学名著的字堆里,梦想有一天能成为普希金、托尔斯泰式的伟大作家。而一回到现实中间,才知道这些梦几乎是天方夜谭。我那时写了很多不成诗的诗,也屡屡投稿,但总是屡屡被退回。到了1985年,《甘肃交通安全报》才发表了我的一篇散文诗《红绿灯释》,那诗虽只有100字左右,但让我兴奋了好一阵。八十年代,那是一个崇拜作家的年代,因为人们崇尚精神,也就崇拜作家。记得那个时候,路遥、张贤亮、张承志、鲁彦周、叶蔚林等人,竟让我崇拜到了迷恋的地步。也许他们的名作《人生》、《绿化树》、《黑骏马》、《天云山传奇》、《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是让我喜欢他们的原因。那会儿,我经常念叨着《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结尾的一句:“一辆红色的班车过来了,我挥了挥手,向前走去”。可见,文学年代,文学青年是怎样的痴迷。我也崇拜舒婷、北岛、顾城等,经常吟诵“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类诗句。那时,一部好作品面世了,我们一帮文学青年会聚集到一块讨论多时,譬如,《人生》,我们就辩论了好长时间。还和文友们经常交流。一次,我骑着自行车跑了80多公里,到了焦村乡半个城村,找到了一个叫孙露的文学青年,和他畅谈了一夜,第二天又骑自行车返回西峰城区。而到了今天,一部作品无论多优秀,怎么也唤不起人们的膜拜了,我不知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还是国人的悲哀?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无数次呼吁:“一个民族怎能没有文学?”雷达也说:“只要人类感情不灭,文学就不会消亡。只要我们需要语言的艺术,文学就不会消亡。”但人们对文学的漠视还是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那个时候,我也崇拜本土作家,像贾治龙、陈默、杨永康等。我曾写过一首题名为《一米八与一米五》的小诗,以贾老师身材的矮与小,反衬他才华上的高与大。虽然这首诗因写得拙劣未能面世,但也反映出那个年代文学青年对文学和一个成名作家的膜拜与追随程度。当然,他们的诗在当时确实写得好,像杨永康后来写的《人类》、关于舌头的系列组诗,我觉得那时他就具有先锋意识了,即使今天看来,比起所谓的后现代派们,也不落伍。
外地的刊物发不了东西,我就把目光转向了本地的《北斗》,这缘于《北斗》创刊后,所发的作品确实不错,那个时候,在《北斗》发表作品成了我的梦想。当时,地区文联在现在市文化局西南角落那栋二层楼上办公,《北斗》编辑部就在二楼上。有一天,我找了过去。上到二楼,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见有一老头,便问:“这是《北斗》编辑部吗?”那老头胖胖的,大背头,鼻梁上架副老光镜,让人感觉那眼镜要从鼻梁上滑下来。他将眼镜向上扶了扶,透过眼镜框,将我瞄了瞄,说:“你找谁?”我说找贾治龙老师。老头说:“在隔壁”。(后来知道,那老头是张希圭,原地区文联主席,现已故。)我来到办公室,见里面有三、四个人在办公,其中两位是女的(后来知道一位是高立红,一位是武丽),我问:“贾老师在吗?”一个小个子、留寸头、敦敦实实的中年人闻声说:“我就是”。一看我崇拜的人就在眼前,我一时诚惶诚恐,迟疑了半天才说:“贾老师,我写了几首诗,请您看看。”贾老师接过我写在方格纸上的十几首诗,说:“你坐下吧。”他问了我的一些情况,又鼓励我一番,然后对我说:“你先回去吧,诗先放下,回头我仔细看看。”离开《北斗》编辑部,我不知这些诗的命运怎样,但我想,如果贾老师能看一看,或改一改,也能给我带来一份安慰。转眼几个月过去,我把诗的事倒忘记了。一天,《北斗》编辑部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取杂志。我敏感地猜测,是不是《北斗》发了我的诗?我欣喜地赶了过去。贾老师给了我两本1986年第一期的《北斗》说:“本期发了你的一首诗。”我翻开一看,在短诗辑里,有我的一首诗叫《山峁》,我仔细读了一遍,诗经过了较大的改动,我想,这一定是贾老师的斧力了,但我还是很兴奋,因为《北斗》毕竟发表了我的诗作。回去后,我把《北斗》拿给同事们看,同事们都露出了羡慕的目光,记得《山峁》中有一句:“山峁,像泥孩子的秃葫芦头。”有些同事就整天喊我“秃葫芦头”了。不久,《北斗》又发了我一首《桥》。打那以后,我和文联的诸位老师熟了,《北斗》也极大地鼓起了我的写作信心。我大胆地向外投稿,《平凉报》、《长庆石油报》、山西《阳泉报》、四川《精工报》相继发了我的作品,1987年《甘肃交通安全报》一年发了我3篇散文,3篇短篇小说。不久,《北斗》编辑分工比较具体了,窦世荣编报告文学,贾治龙编小说,陈默编诗歌及评论。为此,我和陈老师联系的多了。1988年,《北斗》设立全国短文大奖赛,散文不超过300字,诗不超过30行。这次大赛吸引了全国作者的眼光,共收到参赛作品880件。评委们进行了认真公正的评选。那次,我的散文《月光·晒场》获得了散文组一等奖,我得到了一个获奖证书和五十元奖金。我至今对那个获奖证书还很珍爱。《北斗》颁给我的这个奖,我觉得比我今天获得的所谓全国性的奖项都有分量,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对文学是神圣的,评奖不掺杂任何人为因素和金钱因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斗》是诗歌的圣坛,我认为那时庆阳的诗歌要比小说好,在《北斗》聚集了一大批诗人:高凯、杨永康、袁晓岩、第未垦、李致博、马野、苟永刚、付兴奎、王天宁、申万仓、北浪等。当时庆阳地区文联与《北斗》每年都要举办年会和笔会,把作者们的心凝聚在一起,《北斗》成了文学青年的梦想家园。《北斗》曾先后邀请了陈忠实、贾平凹、叶延滨、周所同等作家诗人讲课,极大地提高了文学青年的文学素养。这种不定期文学交流活动的举办,使庆阳的文学界形成了活力。《北斗》是一份注重推出文学新人的刊物,只要有才华有潜力的作者,《北斗》会不惜篇幅刊载他们的作品,像马步升,《北斗》发了其短篇小说《脱孽》后,贾治龙就接连发了他的中篇小说《半碗豌豆豆半碗碗米》,最终,他从《北斗》走向全国。还有高凯、袁晓岩等人都是从《北斗》走出的。《北斗》的各位老师都很爱惜人才。2012年,贾治龙病重期间,我和他聊起过去庆阳文坛那些事儿,他说了一件事。他说,他接连在《北斗》上编发了马步升的几篇小说,发现他是个对文字与生俱来有感觉有天分的青年,便有意栽培。贾治龙说:“我相信天才,如果一个人有天才那就了不得;如果一个人有天才再加上后天勤奋努力那就更了不得了。”又一次,他让当时还在庆阳师专任教的马步升给一部作品写评论,马步升欣然应允,但过去了好多天,他还不见交稿,便恼火了,就叫来马步升,对其懒惰拖延进行训斥,并令其限期交稿,马步升挨了训,回去后,通宵达旦完成了贾治龙安排的那篇评论任务,第二天一上班便交了稿。他一看竟有6000多字,不禁惊叹!再一阅,除了部分章节需稍加修改外,竟是一篇颇有见地、文笔犀利、令人耳目一新的评论文章,当即大喜,很快就在《北斗》上编发出来。他说,那时候他就看出来,马步升这个青年如果在文学路上走下去必有所成。他说一个作家将来能否有出息,从他早期的一二篇作品中就能看出其潜质,对于这一点,我有同感。我说上世纪80年代《飞天》上发过雪漠的一个中篇《长河落日出》,那时雪漠还默默无闻,但我私下在心底说,从作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才华来看,将来必成气候。那阵儿,我也得到了《北斗》的关爱,陈默老师先后发了我的组诗《麦子》、《麦客》、《泥土家园》等。组诗《麦子》1991年还在《驼铃》上发了诗歌头条。因为《北斗》的扶持,后来我也在省外多家报刊上发了作品。那个时候以《北斗》为轴心,辐射出了多个文学支点,我和郭默等人创办了《读者之友报》,与郭默、李致博、马步升等人成立了“黑骏马”文学社,李致博也办了《中文报》等。可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斗》,团结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为庆阳地区的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北斗》是一份具有开拓与创新型的刊物,只要是好作品,编辑们会顶住压力发出来的,像《半碗豌豆豆半碗碗米》、《知了鸣时》、《风流沟渠里的大奶子妈》等,都引起了争鸣。特别是马野的一组诗在《北斗》首发接着在大刊发表后,引起了更大的争鸣,有位著名老诗人还在《诗刊》撰文参与讨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这些作品是优秀的。
以上就是我看到了这张老照片,想起了年轻时那个文学激情的岁月里的那些事儿,琐事说了这么多,这不是为了炫耀、矫情,目的只有一个:我曾经年轻过,激情过,有过文学梦,有过《北斗》,虽然最终没能修成正果,但激情毕竟是热烈的,梦是美妙的,《北斗》是迷人的,这就够了。当我端详这张老照片时,就想起了年轻时的我,想起了那些人那些事,想起了那些年的《北斗》,我也就心里有了些许的慰藉。现在,《北斗》走过了25个年头,办了100期,《北斗》的创办者们退的退了,老的老了,病的病了,而《北斗》正当盛年,从季刊办成了双月刊,作者队伍不断壮大。衷心希望《北斗》立起来,沿着创办者的精神走下去。文学青年需要《北斗》,庆阳的260万人民需要《北斗》,因为文学是一个民族的魂,《北斗》是庆阳文学追随者们的精神家园。
图中,一个衣衫褴褛、遍体鳞伤的小男孩,坐在横七竖八的轨道旁,号啕大哭。断裂的天桥摇摇欲坠,歪歪扭扭的铁路、残破的候车室,车厢也在日军的狂轰乱炸下,化为一片废墟…..
孩子把脸仰上天空,望着眼前“大蚊子”,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就在这一瞬间,他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没有了疼爱他的爸爸妈妈,没有了兄弟姐妹,没有了温暖的家庭,只剩下孤苦伶仃的他不知道如何维持生计?他只有沦落街头,每天伸出脏乎乎的小手,向路人乞讨,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
日本的军人啊,你们也是父母养大的,也是有血有肉的,你们怎能忍心让孩子失去父亲、让妻子失去丈夫、让母亲失去孩子。我痛恨战争,它带给人类无尽的创伤,我们应该一致行动起来,维护和平,制止战争!让这个世界处处充满阳光与鲜花!
那时候,我还在上幼儿园的大班,快要毕业的时候,学校里要表演一个节目,让每个班抽几个同学去演节目,老师选中了我,我开心极了。
可是也有不开心的时候,因为每天都要练,而且还是中午练,每天中午都没有觉睡,所以,我晚上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有一天的中午,我不知道今天中午要去学舞蹈,便去睡午觉的地方,和同学们一起睡了,可是,睡了一会儿,老师把我拍醒了,叫我去跳舞,那时,我睡的迷迷糊糊的,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便翻了个身又睡着了,过了一会儿,一个跳舞的小朋友来叫我,她叫完了,自己跑了,我还是不知道是在叫我,结果,老师看到我还没走,便又把我拍醒了,叫我,这回我听到了,连忙起来,穿好衣服,跑去跳舞了,可是跳舞的时候我一点儿也打不起精神来。
终于,我们学完了舞蹈,到了比赛的日子,我们穿上花裙子,那裙子是圆形的,上面的颜色很好看,有红色、蓝色、绿色、紫色――――各种各样的颜色,而且,手上还戴了三个布球窜成的手链,两只手都有,还画了状,眼睛上涂了眼影,脸蛋上也涂了胭脂,两边的小脸蛋上涂得彤红彤红的,头上还带了两个假发,好看极了。远看,这一身打扮,真是太美了。
二十年前,爸爸刚从师范毕业,上级分配他到上洋小学当老师。上洋小学在山顶上,从山下公路走到学校,要翻越五华里的山岭,要走一个多小时。那时候爸爸每个星期在那条山路上往返,每次走得衣服都湿一透了。
山顶上,没有小店,更没有菜场,也就没有地方去买菜。爸爸基本上吃的是干菜,经常还要从山下背大米、食用油等生活必须品上山,生活过得很艰苦。
上洋小学只有五位老师,六十多名学生。虽然人数少,大家都很艰苦,但是老师很用心地教,学生也十分用心地学习。那所学校被一团一中央命名为“全国红花集体”,在当时的丽水地区是唯一的;学校少先队还被全国少工委评为全国红旗大队,在丽水地区也是最早的,队室里挂满了锦旗和奖状。
――题记
一张老照片,拾起一串旧时光,那眼前的人和眼前的事,那昨日的事牵着今天的人,年少时一起玩耍、求学的伙伴,却在那个夏天迎来了分别。那最后在一起的时间,咔擦一声,时间定格,空间压缩,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变成一张照片。再是那白皙的脸,再是那清澈的眼,再是那明媚的笑,终不过是一张泛黄的记忆中的老照片。山有木兮木有枝,韶华易逝难再寻。再令人难忘、留恋的时光,到了现在,也只能凭着一张承载着我们所有的美好的照片来回忆了。
说来倒也奇怪,只是一张照片,却能让我回忆起我们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那过往的一切就自动的开始倒带播放,一幕幕,再清晰不过。那些一起做的令人发笑的幼稚的事在我眼前一一经过,让人不禁笑出了声,眼底盛满了幸福。上课时偷偷开小差,传纸条,小考时用尽浑身解数作弊,看见考试成绩时的发愁,在课间的嬉戏打闹……一幕幕回放在我的眼前,耳畔似乎传来那稚嫩、清亮的声音。一切,恍如昨日。
尽管再怎么想否认,可那一起玩耍、求学的时光已经过去了,留给我的,只是一张照片。眼里闪烁着光芒,嘴角勾起幸福的弧度,稚嫩的小脸上充满了喜悦,每一个人都纯真的不像话,无忧无虑的笑着,这纯真的笑颜,印成了一张照片,一张于我而言,弥足珍贵的照片。与一群活宝在同一屋檐下学习了数年,从最初的素不相识,到后来的相交甚笃,我们一起经历了相遇、欢乐、悲伤、离别,彼此在青春里,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七岁的时候,我们一家五口一起去爬黄山,到了山脚下,我向上看,看见了无比高大威武的黄山,便有一些害怕。突然我听见奶奶说:“矗快点。”我一看他们已经上去了,于是我也急忙跟了上去。
我们爬到了半山腰,我累得已经气喘吁吁了。我便找了一个石头凳坐下,准备不爬了。这时奶奶看见我有些沮丧的表情说:“矗快爬,岩石要掉下来了。”我信以为真立马向上爬,但是我爬的还是很慢。这时我看见一个比我小的小女孩儿,她爬的好快。我不知道谁把这股劲儿传到了我身上,我也立马加速超过了妈妈和奶奶,第一个到达了山顶,我一边坐着等她们,也一边看着山下的美景。过了一会儿他们也爬上来了,我就和奶奶在山顶照了一张相。奶奶看着照片儿笑着说:“这张照片儿见证了吹某沙ぃ能把黄山踩在脚下了,你真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听着奶奶的话,虽然有点累,但心里特别的高兴。在以后的生活中,每当我遇到困难,就会想起奶奶所说的话。
他长着一头乌黑的短发,皮肤黑溜溜的,简直就像个非洲小男孩。而且没有戴眼镜,看上去年龄比我大一点点,大概十岁左右,长得比我还要瘦一点。
听爸爸说,那时候爸爸还小,生活在农村里,过着非常贫穷的日子。平时吃饭的菜也很差,一般好几天才能吃到鱼肉。那天,天气非常好,爸爸想吃鱼,他就自己做了一副钓鱼竿,来到村口的池塘边钓起鱼来。听说,他最后钓到了一条大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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