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试论人格权的新发展（精选3篇）
王利明
【摘要】人格权的法律概念始于近代，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都接受了这一概念。适应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发展的需要，人格权制度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这主要表现为人格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的地位日渐凸显、具体人格权类型逐步增多、隐私权的内涵与外延迅速拓展、网络环境下人格权保护问题日益重要、一般人格权得以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日益发展、惩罚性赔偿应运而生、人格权商品化趋势增强、人格权日益受到国际条约保护等方面。人格权的新发展对我国民事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民法典中人格权制度的完善应从以下方面来进行：应将人格权制度独立设编，规定一般人格权、隐私权、信用权诸制度，进一步完善生命健康权、确立解决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冲突的规则，进一步完善网络环境下人格权的保护与人格权商品化制度。【关键词】人格权；人格权类型；人格权商品化；民事立法 【全文】
四、人格权的新发展对我国民事立法的借鉴意义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人格权属于民法中的新生权利，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加强和完善人格权制度，代表了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我国于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就非常重视对人格权的保护，不仅将“人身权”独立作为一节，而且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公民、法人的姓名权、名称权、名誉权、肖像权等各种人格权。这种对人格权的尊重与保护态度使得《民法通则》在海外赢得了“中国的人权宣言”的美誉。可以说，《民法通则》的颁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民主法治事业的进程，标志着我国的人格权制度获得了长足发展。当我们回顾自《民法通则》颁布以来，大量的侵害人格权的案件涌入人民法院并得到妥善处理，对人格权的保护正日益受到重视的状况时，不禁对立法机关和《民法通则》起草者们的远见卓识及致力于我国法治建设的精神表示深深的敬意。当然，应当看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的制度毕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因此，在当前制订民法典的过程中，加强并完善人格权制度既是完善我国民事立法的重要步骤，也将是我国民事立法对世界法律文化作出应有贡献的难得机遇。
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对人格权制度的完善，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1．人格权制度应当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
人格权法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是丰富和发展民法典体系的需要，也是符合民法典体系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就应当重视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民法是社会经济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民法典更是一国生活方式的总结和体现。我国要制定一部反映我国现实生活、面向21世纪的新的民法典，就必须在体系结构上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相契合，既要继承合理的传统，又要结合现实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在民法典中，人格权法独立成编是符合民法典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的。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不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从民法权利体系的角度来看，人格权应该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人格权独立成编并不会造成原有体系的不和谐，相反是原有体系的完整展开。民法典的分则体系是按照民事权利的结构构建的。将人格权确认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其实是在按权利体系构建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可以说，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既继受了既有的权利体系，又是对这一体系的适当发展。尤其应当看到，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我国民事立法宝贵经验的总结。《民法通则》将人身权与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相并列地作出规定，这在各国民事立法中也是前所未有的。此种体系本身就意味着我国民事立法已将人格权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相并列，从而为人格权法在民法典中的独立成编提供了优秀的立法先例。《民法通则》所确立的体系是其他国家的民法典难以比拟的立法成果，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先进立法经验，也是为民法学者所普遍认可的科学体系。既然《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权利的规定已经构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体系，并已经对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与民法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抛弃这种宝贵的经验。
2．民法典中应当规定一般人格权制度
如前所述，随着现代科技、经济的发展，人权观念的提升，有必要及时将各种新的人格利益纳入民法视野，这就决定了人格权法应当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从我国现行的民事立法规定来看，《民法通则》采取了列举各项具体人格权的方式，对公民和法人的各项具体人格权作出了规定，但并没有关于一般人格权的规定。一方面，由于《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的规定采取了具体列举的方式，这就严格限定了具体人格权的范围，从而使人格权制度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并使一些新的人格利益或与各项具体人格权不完全相同的人格利益难以获得法律保护;另一方面，仅有具体人格权制度而缺乏一般人格权制度在体系上是不完整的，并难以达到对具体人格权的保护目的。王泽鉴先生在评述《民法通则》时曾指出，此种列举方式对人格权的保护较欠周全，由于无一般人格权制度，导致在自由、贞操、隐私等人格利益遭受侵害时应如何处理尚缺乏依据。[64]正因如此，确有必要在民法上建立一般人格权制度并促进人格权制度更加完善。确立一般人格权有利于全面保护自然人、法人的一般人格利益。一般人格权具有一般条款的性质，法律对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将成为一种兜底条款，使各种人格利益都能得到保护，从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就能够为法院处理各种新的人格权纠纷提供法律依据，使人格权制度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尤其应当看到，有关的司法解释也将一般人格权纳入了侵权责任的保护范围。[65]在民法典中，也有必要将这一司法实践中的成功经验纳入其中。
3.进一步完善生命健康权制度 《民法通则》在第5章“民事权利”中的“人身权”一节中开宗明义地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这就表明，生命权在各项人格权中居于首要地位。此外，许多单行法律也对生命权的保护作出了规定。[66]由于生命是最高的法益，所以应当在具体人格权的设计中将生命权作为首要的人格权、首要的民事权利来加以规定。只有在确认了生命权之后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的民事权利体系。在生命权方面，法律应当作以下重点规定：(1)明确生命的最高法益性质，确认生命权优先于其他各种民事权利这一解决权利冲突的规则。(2)规定死者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生命权遭受侵害之后，受害人因为已经死亡而不能亲自提出救济的请求，但在法律上，死者近亲属可以自然而然地基于受害人生命权遭受侵害而享有赔偿请求权，这就合理地解释了死者近亲属享有赔偿请求权的基础。也就是说，死者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是自然人生命权法律保护的必然延伸，而要确认死者近亲属所享有的赔偿请求权，就必须首先承认直接受害人所享有的生命权。(3)明确有关机构和个人的义务和责任。确立了生命权，意味着不仅确立了有关机关、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生命权的消极不作为义务，而且也确立了有关机关、组织在特定情况下负有积极的作为义务。按照人本主义的要求，在自然人因灾害、事故等原因致使生命健康处于危急状态、急需抢救而不能立即支付医疗费用的情况下，有关医疗机构负有救助的义务;警察等公务人员在特殊情况下也负有维护公民生命的作为义务，未尽到此种义务而导致公民的生命权遭受侵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4)对涉及有关生命伦理、处分生命利益的安乐死、药物实验、生命复制、生育控制等诸多领域的问题都在法律上予以解决。(5)解决侵害生命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由于《民法通则》对此没有进行规定，故而应当予以完善。
4．明确规定隐私权
《民法通则》并未规定隐私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的规定将隐私权从属于名誉权，将隐私权的保护纳入到名誉权的保护范围，但这种间接保护的模式对权利人的保护是很不充分的。由于名誉权和隐私权之间存在诸多区别，所以这种类推适用的做法是不妥当的，有必要在我国民法典中规定独立的隐私权制度。在隐私权内容上，除了应对私人生活秘密进行保护之外，还要进一步扩大隐私权的内涵。具体来说，要作以下规定：(1)规定私生活的安宁，其中包括生活的安宁和宁静、私人的空间隐私、私人活动的自决、禁止他人非法窥视、监视、跟踪与骚扰等。(2)对住宅隐私作出专门规定，明确禁止任何人擅自非法闯入他人的住宅。(3)对身体隐私进行保护，禁止非法暴露他人的身体隐私。(4)进一步扩大个人生活秘密的保护范围，如个人的财产隐私、家庭隐私、基因隐私、经历隐私，甚至谈话的隐私也应当予以保护，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披露。(5)个人通讯秘密应当受到保护，禁止他人非法监听、截取他人的信件、电子邮件、电话、电报等。当然，有关隐私权的内容、保护、客体范围以及侵害隐私权的责任等，都需要在未来的民法典中予以确认。我国民法典应当适应现代社会隐私权发展的需要而建立一套较为开放的隐私权制度，以适应隐私权制度的新发展。[67]
5．明确规定信用权
信用权是指民事主体享有并支配其信用利益的人格权。信用是对民事主体的经济能力包括经济状况、生产能力、产品质量、债务履行能力等方面的评价。信用虽然具有强烈的财产属性，但仍然体现一定的人格利益，应当在人格权法中予以规定。确立信用权是完善信用法制的基础，对强化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信用具有积极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信用权的确立有助于征信制度的完善。这是因为，一方面征信制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维护信用，但是只有在规定了信用权之后才能够为征信制度确立基础;另一方面，信用资料的收集对社会主体的信用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征信的信息有助于提高某人的信用等级，那么这会使其具有更高的信誉;而如果其信用较低，则其信用权也将受到影响。资料的真实性还直接影响到对当事人经济能力，即信用状况的正确评价。[68]由此可见，信用权的确认是建立信用体系的法律基础。在我国，尽管现行立法没有将信用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加以规定，但许多法律、法规中都涉及信用保护的问题。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就明文规定：“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名誉。”不过，这些立法都非常零散。200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21-24条明确规定了信用权，并将其作为人格权加以规定，体现了我国在信用法制方面的发展。
6．确立解决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冲突的规则
权利的冲突是指两个以上权利的实现不能并存的状态。权利的冲突或者是因为法律规定的权利边界不明确而导致的不和谐和矛盾，[69]或者是因为在行使中产生利益冲突。所有的民事权利的行使都可能发生权利冲突。也就是说，即使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将权利的边界定得很清楚，也有可能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发生权利的冲突，人格权自然也不例外。人格权的冲突包括对内冲突和对外冲突两个方面：对内冲突是指人格权彼此之间在行使过程中所发生的冲突，对外冲突则是指人格权的行使与其他民事权利以及公法上的权利之间发生冲突。例如，新闻从其诞生之日起，即在新闻自由与保障人权、社会知情与个人隐私、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之间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70]权利冲突表面上是权利行使界限的交叉，但在权利冲突背后隐含的是应否给予某种权利限制或强化保护的问题。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常常会产生一定的民事纠纷，因而权利冲突常常伴随着责任的确定问题。如果要强化保护某种权利，就常常面临着保护一方而免除其责任或者使另一方承担责任的问题。例如，隐私权的行使和舆论监督权发生冲突，如果要强化对舆论监督权的保护，那么就要对隐私权进行限制，并且有可能使一些轻微的侵权行为被免责。在解决权利冲突方面，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强化对舆论监督的保护，适当限制公众人物的人格权。
7．进一步完善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保护
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给人类的交往和信息获取、传播带来了巨大的方便。就人格权而言，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人格权在网络环境下呈现出新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网络环境下个人的人格权具有不同于现实生活中人格权的一些特点。例如，个人姓名、职务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隐私，但是在网络环境下则可能成为一种重要的隐私，披露者将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2)个人隐私权更易遭受侵害，而且侵害后果更为严重，因为通过互联网对个人信息资料的存储、加工、传播更为容易，一旦发布一些侵权的信息，如诽谤的言词等，将同时向全世界发布，而且可能被强大的搜索引擎所储存，被无数次下载，引发成千上万的网民对诽谤言词的关注和评论，造成的损害也难以及时消除。因此，保护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是维护公民的个人人权、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保障互联网规范、有序发展所必需的。
8．进一步完善人格权商品化制度
人格权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权利，主要以精神性利益为内容，但是在市场经济社会，随着大众传媒、商业广告的发展，它越来越具有财产权的特征。我国立法应当确认人格权的商品化现象。这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允许权利人对具有财产价值的人格权进行商业化利用或者通过合同允许他人进行商业化利用，并获取报酬。(2)在商品化人格权受到侵害后，允许通过侵权损害赔偿对其中的财产利益加以保护。例如，在处理有关肖像权的案件中，应当区分侵害他人肖像权给他人造成的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害，并分别计算。既然肖像是作为商业化利用的，那么就应当计算出被利用的商业价值，这要根据被告的获利来计算出应当赔偿的损失。这种损失应当与精神损害分开。如果已经是一种商品化权利，并且能够获得一定经济利益，就应当予以损害赔偿;如果不是商品化权利，则应当给予精神损害赔偿。(3)在保护一些人格利益时，要考虑到行为人是否对权利人人格利益进行商业化利用的问题。例如，未经权利人许可，行为人擅自利用他人的姓名、肖像，如果是基于营利目的，则应构成侵权，但如果并非出于商业化目的利用或者行为人本人并不存在使用的恶意，如出于对某人的尊重，将其肖像悬挂于卧室，则不一定构成侵权。再如，模仿名人独特的声音、神态、举止等，如果不是用于商业表演，而只是个人兴趣使然，则可能并不构成侵权。因此，在确定模仿秀是否构成侵权时，应当考虑到是否将这些人格利益应用于商业用途。(4)明确规定，如果未经许可，利用死者人格利益谋取商业利益的行为，一般应认定为侵权行为。对于死者的人格标志也应当予以充分保护，不得非法侵害。
【注释】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6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1)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2)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3)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该规定将人身自由权和人格尊严权作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保护的范围。参与起草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认为，“人格尊严”在理论上被称为“一般人格权”，是人格权利一般价值的集中体现，因此，它具有补充法律规定的具体人格权利立法不足的重要作用。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我们可以将人格尊严作为一般人格权以补充具体人格权。(参见陈现杰：《人格权司法保护的重大进步和发展》，《人民法院报》2001年3月28日。)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实际上已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规定，解释为人身自由权和人格尊严权，这实际上是通过司法解释确认了一般人格权。
例如，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24条规定：“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第37条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由于不负责任延误急危患者的抢救和诊治，造成严重后果的;发生自然灾害、传染病流行、突发重大伤亡事故以及其他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紧急情况时，不服从卫生行政部门调遣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可见，在病人生命垂危的情况下，医院不能以病人无钱付费为由拒绝诊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21条也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
参见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255页。
参见王锐、熊键、黄桂琴：《完善我国个人信用征信体系的法学思考》，《中国法学》2002年第4期。
参见王克金：《权利冲突论》，《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2期。
一、“双百方针”的历史发展与时代意义
毛泽东同志提出“双百方针”的1956年, 正是我国刚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即将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承前启后关键时期。因此, 在文化方面出现了多种文化流派并存的局面。“双百方针”的提出, 即是倡导学术自由、文化自由, 不要让科学文化艺术领域贴上阶级标签。对于解除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 促进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恢复发展和繁荣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 随着1957年后“反右”斗争、“大跃进运动”和“文革”的到来, “双百方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被“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所取代。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 “双百方针”重新被重视, 并继续作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思想发展至今。
当前,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成为主流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时期, 贯彻和发展“双百方针”迎来了新的机遇。2014年10月,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 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 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 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 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为在新时期正确理解和贯彻“双百方针”指明了方向。“双百方针”代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规律与前进方向, 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进程中, “文明”是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重要内容的一部分, 必然使得“双百方针”有着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双百方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中,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 也是从价值目标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居于最高层次。不难看出, 在最高层次的价值目标层面,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分别代表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方面的价值目标。而作为文化方面的价值目标, “文明”代表着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核心内容, 必然要依靠“双百方针”的贯彻落实。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 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2]“双百方针”之所以能做到“双促进”, 重要原因就是科学文化艺术的特质是自身具有独立的规律性, 需要营造自由宽松的创造氛围。“双百方针”的意义就在于对于学术创造和文化自由的高度肯定。
习总书记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 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 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 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 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由此可以看出,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 “双百方针”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营造健康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 为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提倡不同流派、学派相互切磋、讨论, 所谓“真理越辩越明”, 这也是“百家争鸣”的精髓所在;三是鼓励多元化发展, 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要允许多种文艺方式并存, 共同发展。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双百方针”的实践方向
实践证明, “双百方针”是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 在新时期弘扬主旋律, 巩固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 “双百方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面将坚持以下实践方向。
一是坚持群众路线。发扬“双百方针”, 必须坚持“三贴近”原则, 努力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能反映群众心声与追求的文艺作品。广大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 只有深入基层, 扎根基层, 与人民群众多沟通交流, 才能使文艺作品更“接地气”, 且深入人心。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文艺, 从本质上讲, 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 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3]如果文艺创作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根基, 必将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 从本质上说就背离了“双百方针”的内在要求。
二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无论是文艺上的“百花齐放”, 还是学术上的“百家争鸣”, 营造宽松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是基本前提。这就需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尽可能减少过多的行政干预, 从而使文艺工作者和学者专家们能一心一意搞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以来, 社会主义文化之所以能重新迎来发展的春天, 同样离不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成就, 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引领下, 尊师重教的风气重新形成, 文艺工作者和专家学者社会地位不断升高, 为“双百方针”得到新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是紧跟时代步伐, 发扬“文化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既是“中国梦的基本诠释, 又是当今时代的伟大主题文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明的复兴。因此, 坚持“双百方针”, 一方面要紧跟时代步伐,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 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 要汲取中外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营养, 在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 不断丰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涵, 使传统文化的“正能量”能与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只有真正做到“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才能使得“双百方针”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不断迸发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OL].新华网, 2012.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关键词：人权保障 非法证据排除 强制措施 辩护制度
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人权保障方面取得新的发展。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1月1日施行。这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完善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这次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程序设置和具体规定中都贯彻了这一宪法原则，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刑事诉讼法，既有利于更加充分地体现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有利于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贯彻这一宪法原则。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贯彻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是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制度作出的重要补充和完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方面的新发展。
强化证人出庭作证和保护制度。证人出庭作证和保护，对于核实证据、查明案情、正确判决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被告人来说，在对控方证人的证言有异议的情况下，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是其一项重要的程序性权利。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作证的，证人应当作证。”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同时还规定了对证人的保护，第61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证人以及鉴定人、被害人的保护，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作证面临危险的，可以请求予以保护。
强制措施对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这次刑事诉讼法完善了强制措施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任意剥夺限制人身自由。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害性的，应当予以逮捕：（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这就把原来将逮捕条件中“发生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细化为现实诉讼法第79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逮捕的适用条件。为了保证人民检察院正确行使批准逮捕权，防止错误逮捕，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是讯问犯罪嫌疑人或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程序，以及在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继续进行审查的程序。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进一步完善了逮捕的审查批准程序。
原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被逮捕人的家属。其中对“有碍侦查”情形的界限比较模糊。这次新刑事诉讼法第83条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24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第91条规定，“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该规定综合考虑惩治犯罪和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
这次刑事诉讼法进一步保障了辩护律师正确履行法定程序的权利，以保障其能够正常地履行辩护职责。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而且这次刑事诉讼法还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阅卷范围扩展到本案的全部案卷材料。第38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卷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由此律师的阅卷权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调查取证方面，原来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只有在案卷到了审查起诉阶段后才可以进行调查取证，这次刑事诉讼法将律师调查取证的时间提前到了侦查阶段，使得律师拥有充分的辩护权利。
这次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为了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刑事诉讼法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点，对办案方针、原则、诉讼环节的特别程序作出规定。刑事诉讼法第21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第170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場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到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
此外，这次刑事诉讼法还规定，适当定位监视居住措施，明确规定适用条件；完善侦查措施，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调整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完善第一审程序；明确第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对发回重审作出限制规定；完善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贯彻上诉不加刑原则；完善死刑复核程序，落实“少杀、慎杀”原则，对审判监督程序进行补充完善，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裁定予以纠正，有利于确保案件质量，维护司法公正，充分体现了刑事诉讼法中人权保障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报告》（2013） 李君如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人权知识干部读本》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 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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