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法治创建活动(共8篇)
今年,我们在县委法治建设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按照“造氛围、抓活动、促践行、求实效”的工作思路,紧紧围绕“基础、文化、阳光、惠民”四大工程,全面落实法治建设各项工作,为推进澧澹的项目建设、生态家园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一、实施“基础工程”,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夯实法治基础
1、围绕目标,制定方案。乡党委多次召开扩大会,专题研究并制定了法治建设工作方案,多次在机关干部和村(居)干部会议上进行动员部署。
2、健全组织,强化领导。成立了澧澹乡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杨承清任组长,人大主席、乡政法委书记石龙,武装部长杨辉,副乡长杨曙平任副组长,明确武装部长杨辉同志专抓,负责日常工作的联络、协调和落实。各村(居)也相应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上下联动的工作网络。
3、明确责任,强化措施。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工作制度,明确规定了工作人员职责,将村(居)法治建设工作纳入年终岗位责任制,加重考核比例。
二、实施“文化工程”,加强宣传,提高认识,营造法治氛围 乡风文明创建一直是我们苦心探索、常抓不懈的一项工
作。从2009年起,我们就坚持一年一个主题,进行乡风文明创建活动。今年3月10日,我们在县翊武剧院隆重召开了首届“感动澧澹”十大人物颁奖大会,对2011年评选出的“感动澧澹”十大人物进行了大张旗鼓的表彰,10位县级领导出席大会,并为十大人物颁了奖。颁奖大会开全县先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由于我们的坚韧不拔,澧澹乡风民风不断好转,全乡干群形成了“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大好形势。
为进一步使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按县法治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结合澧澹实际,我们制定并实施了“二线五点”的宣传方案。“二线”即S302线澧津段和老1852全线;“五点”即政府院内法治宣传走廊、羊古明德小学青少年法治文化宣传长廊、上福村村务公开和基层民主法治创建示范点、蚕桑村乡风文明引领和扶贫救助示范点及任家巷、樟柳项目建设示范点。在“二线五点”上,我们充分利用先进的宣传材料,用固定的横幅、标语、宣传画等形式,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如今,走在S302线和老1852线上,一股股法治新风扑面而来,令人倍感清新,既营造了浓厚的法治宣传氛围,又唱响了法治建设助推发展的主旋律。
全面实施“六五”普法规划,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深化普法教育是我们推进法治建设的一个工作重点。今年,我们组织司法所、派出所、经管站、劳调站等部门,在羊古、樟
柳、夹堤等村(居)集中进行了法制宣传活动,通过法律咨询、法律展板展览等形式,对广大群众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法制教育,共印发法制宣传教育资料3000多份。
落实干部学法制度,全面提高乡村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是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为此,乡党委认真部署、精心组织,在六、七月份已经举行了二期干部法治理论培训班,参加培训的达300多人次。近期,我们还将举行第三期法治理论培训。
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是法治“文化工程”中的重要一环。我们正在积极准备,拟于月底或下月初举办一场法治文艺演出。切合澧澹实际的“三八书记”、“考女婿”等节目已经排练完成,正在与其他节目进行合成。
此外,法治家庭总动员、关爱留守儿童“一对一”等活动也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中。
三、实施“阳光工程”,加强能力,提升水平,推动法治实际 评审团列席党委会是我们近年来始终坚持的一项重要制度。每次党委会,我们都将所议事项提前告知班子成员,并请有相关工作经验或某项工作参与人员列席,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论证,形成决议,从而确保了决策的科学和民主。此外,在土地征用、拆迁安置、重大项目建设、环境整治等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民生问题上,我们通过各种有效手段和便捷渠道,征求群众意见和建议,避免重大决策的失误,失信于民。
党务、村务公开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有效做法。今年,我们在以往推行党务政务公开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规范。实行了“四统一”,即统一公开时间、统一公开形式、统一公开内容、统一公开程序。21个村(居)今年都按统一样式制作了高标准的不锈钢宣传窗,一、二季度公开内容已由乡政务公开领导小组拍照存查,乡政务公开领导小组正在制定三季度公开方案。6月19日,上福村举行了“晒帐”大会,这是他们进行村级财务公开的一个典型做法。参加大会的群众有近600人,自始至终秩序井然。大会从支部书记、村主任王观生的情况通报到村民查看帐本,到问题质疑都进行得有条不紊。“晒帐”活动进一步充实了党务村务公开的内容,树立了清廉、亲民的良好形象,真正起到了“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的作用。
四、实施“惠民”工程,加强服务,落实保障,力求法治实效 澧澹乡作为“东部新区”建设的前沿阵地,全县项目建设的主战场,征地拆迁任务比任何一个乡镇都要大,人地矛盾突出,土地纠纷众多。基于此,我们抓住法治建设办点示范的契机,成立了“澧澹乡法治维权中心”,聘请两位律师担任法律顾问,一位司法所工作人员和一位农综站退休干部常年坐班。法治维权中心成立后,工作人员积极介入各种矛盾纠纷的调处,有效地控制了矛盾的扩大,做到了矛盾化解在基层、息访在中心。今年6月底止,我乡非正常死亡6人,无一起违法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丁佑春、龚德松等7起信访积案在维权中心工作人员的调
关键词:法治协理员,经验总结,基层法治建设
近年来, 连云港市连云区紧紧围绕“全面落实依法治区, 建设平安法治连云”的目标, 深入推进平安法治连云建设, 增强党委、政府依法行政能力, 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特别是在推行法治协理员工作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和措施, 并在基层付诸实施,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总结法治协理员工作取得的经验, 对于进一步促进基层法治建设, 夯实和谐社会的根基,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经验形成的过程及其背景
(一) 经验形成过程
为切实加强对基层法治建设的监督力度, 深入推进法治连云建设, 2006年5月份, 连云港市连云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关于在区重点工作指挥部及各乡 (街道) 派任法治协理员的意见》决定从区政法部门选拔50名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 具备一定法律专业素质的同志到区重点工作指挥部及各乡 (街) 任法治协理员。该制度运行五年多以来, 被派任的法治协理员协助派任单位建立健全了决策机制, 提供了大量的法律咨询和建议, 参与规范性文件的起草与审查, 开展了法制宣传教育, 宣传了法律知识, 协助调处了大量矛盾纠纷和息诉息访工作,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二) 实践形成的背景及动因分析
法治协理员制度的形成与现阶段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密不可分, 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实际需求而产生的, 具有现实动因。
一是严峻的社会稳定形势的需求。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叠加, 维护社会稳定大局面临新挑战, 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提高法治意识, 运用法治手段去规范权力的运行, 维护社会稳定。
二是提高基层单位及工作人员法律知识水平及依法执政能力的需求。法治协理员制度的实行, 能有效地顺应现实需求, 进一步提高基层的法律知识水平和依法执政能力。
三是领导高度重视依法治理方略, 建设法治社会的需求。法治协理员制度的建立和实行, 是领导干部高度重视的结果。各级领导干部只有认识到依法治理的重要意义, 才能有利于该制度的顺利推行, 达到预期目标。
二、基本做法:法治协理员制度的模式及其选择
(一) 建立一套制度, 引领工作方向
2006年5月, 连云港市连云区制定了《关于在区重点工作指挥部及各乡 (街道) 派任法治协理员的意见》, 对法治协理员派任工作的指导思想、定位、工作范围及要求、选任及考核评价机制、组织保障等事项均作了明确规定, 主要突出六个方面:
一是明确指导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推进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 紧紧围绕“服务发展抓平安法治建设, 抓好平安法治促进社会发展”的工作思路, 全面落实建设法治社会的各项工作措施, 努力为重点工作指挥部及各乡 (街) 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和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二是明确法治协理员的定位。法治协理员应是协助派任单位处理涉及有关法律问题的事务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并提供相关法律咨询服务和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法律专业人员。其特性主要体现为:1.法治协理员在工作中处于协助地位, 有义务提供相关法律咨询、建议和服务。2.法治协理员的地位具有相对独立性, 其有权依据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独立作出判断, 提供相关的法律意见和服务。其职责主要为:1协助健全行政决策机制;2.协助推进依法行政;3.深入开展普法教育;4.协助完善大调解工作机制;5.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三是明确法治协理员的选任机制:1.来源:原则上从政法各部门选任;2.选任条件: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法律专业知识精、社会经验丰富;3.任职期限:一般为3年, 若发生违反法律、法规或纪律规定, 不适宜继续担任的, 必要时可随时更换;4.管理方式:实行双重管理体制, 由派出单位和派任单位共同管理, 法治协理员必须遵守规章制度, 服从管理, 每周五为到所派任单位工作日。
四是明确法治协理员的意见征询采纳机制。区重点工作指挥部及各乡 (街) 在作出有关涉及法律问题的决策时, 必须书面征求法治协理员的意见。法治协理员须根据其法律专业知识就有关事项作出判断, 或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并填写《法律意见征询函》。法治协理员的意见原则上应作为参考依据, 若因不采纳提供的意见而作出错误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 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
五是明确关于法治协理员的考核评价机制。具体考核办法为一年考核一次, 并于考核结束后将考核结果向派出单位、派任单位通报。具体考核内容为:1.遵守工作制度情况;2.考核其行为操守;3.考核其协助处理事务的数量、效果, 特别是在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4.派任单位的评价意见。
(二) 因地制宜设点, 构建工作平台
目前, 除了在辖区所有的7个乡 (街道) 全部配备法治协理员外, 在一些重点建设工程指挥部亦派任了法治协理员, 建立起固定法治协理员办公点12个, 形成了覆盖全区的法治协理网络, 构筑了一个以法治协理为重心的工作平台。
(三) 依托基层政权建设, 延伸四项职能
几年来, 连云区充分发挥法治协理员制度的优越性, 在发挥其职能作用的同时, 不断放大法治协理员制度的综合效应, 拓展其职能,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是促进大调解。法治协理员在履行职责的同时, 要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目标, 加强与所派任单位的工作对接, 定期排查、及时了解和掌握在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债务、征地、拆迁、劳资、建设、规划、环境污染等方面的矛盾纠纷信息, 并协助所派任单位及时化解矛盾纠纷苗头。
二是参与综合治理。利用法治协理员这一平台, 积极开展民调、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为基层单位提供有力的法律服务。
三是构建维稳平台。法治协理员积极引导社会主体的行为规范, 通过参与定期通报、联席会议、矛盾纠纷排查等活动, 分析社会矛盾纠纷的运行态势, 为落实解决纠纷的工作机制和具体措施建言献策。通过具体疏导工作, 促成息诉息访, 主动了解涉稳及群体性纠纷事件, 做好预防工作, 维护社会稳定。
四是开展法制宣传。针对辖区群众法律意识相对较低的情况, 法治协理员坚持“走进民众、关注民情、贴近民生、解决民忧”的工作方针, 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大力加强法制宣传, 进行普法教育, 提高群众的学法、守法、用法能力, 在全社会营造崇尚法律的良好氛围。
(四) 完善激励机制, 建立长效管理
连云区不断完善对法治协理员制度的指导与管理, 将该制度与考核、评比、表彰相挂钩, 促进该项工作的持续、稳步、健康发展。一是纳入考核体系。二是作为个人评比参考依据。三是利用网络, 加强指导, 总结经验。
(五) 加强硬件建设, 夯实工作基础
几年来, 连云区加强法治协理员工作的物质保障, 为该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为法治协理员设置了办公场所, 同时, 克服经费困难, 加大投入, 配备了必要的办公设施, 优先保障车辆使用。
三、实际效果
经过几年的积极实践, 连云区在法治协理员制度的运用和推广方面总结和积累了一些经验,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一是提升了决策的公正性和高效性, 拓展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新渠道, 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通过法治协理员参与派任单位的决策, 有针对性地提供参考意见的方式,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因法律专业知识匮乏而导致错误决策情况的发生, 在法律适用上少走弯路, 提高了决策的准确性和效率, 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同时, 该制度的实施, 也促进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 拓展了利用法治资源化解矛盾纠纷的渠道, 对基层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强化了基层法治建设的透明度, 有利于扩大法制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法治协理员制度通过引入法律专业人士参与基层治理, 增强了基层单位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和沟通, 有助于派任单位了解基层社情民意, 为派任单位做出符合人民群众意愿的、能够获得公众支持和拥护的行政行为奠定了基础, 同时也为群众充分了解派任单位工作程序和内容提供了交流平台。并且有效地拓展了法制宣传的途径和影响, 引导基层群众树立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
三是增强了公职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法律素养, 有利于推进基层公务员队伍职业化建设。法治协理员制度不仅能够帮助派任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拓宽视野, 弥补法律专业知识匮乏的缺陷, 为今后依法治理提供信息储备, 而且能够帮助其不断强化对法律的运用能力, 提高其综合素质和法律素养, 为推进公务员队伍职业化建设创造条件。
四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优化基层法治建设的途径。法治协理员制度通过协理员参与基层法治建设, 依据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独立作出判断, 提供相关的法律意见, 克服了法律顾问受制于当事人利益的局限, 真正起到了优化法治建设的作用, 创造性地解决基层法治问题。实践证明, 法治协理员制度的推广, 在整体上取得了积极成果。经过多年的努力, 基层法治整体水平和社会整体法律意识已有了明显提高的情况下, 即使在经济和法治建设发展不平衡的地区也同样能适用。
五是密切了政府和群众的关系, 优化了经济发展软环境。通过构建法治协理员这一平台, 促进了促进基层群众和派任单位的沟通和交流, 在二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密切了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法治协理员制度已经成为基层政权贴近百姓、服务大局、法治为民的一个亮点。同时, 该制度的实施, 进一步净化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法治环境, 对于吸引外来投资和本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亦起到了优化作用。
四、进一步完善法治协理员制度应注意把握的几个问题
派任法治协理员工作是一项全新的改革措施, 缺少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 因此, 应注意把握和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 应注意与后继改革相配套。
作为阶段性改革举措的法治协理员制度, 就其价值而言, 尚属过渡性举措, 要想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推动基层法治建设, 必须要注意与相应的配套措施和工作制度相结合, 与基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相衔接。
(二) 注意正确处理与派出单位、派任单位之间的关系。
法治协理员是派出单位选派的人员, 要服从派出单位领导和工作安排, 协调好本职工作和派任工作之间的关系;同时要将协理工作作为其工作职责的一部分, 处理好与派任单位的关系, 尽心尽力为派任单位提供法律服务和支持, 既要“协理不代理”, 也要“到位不越位”。
(三) 实行动态管理, 建立健全科学的监督考核机制。
要对法治协理员实行动态管理, 定期进行监督考核, 确保该项工作不流于形式。
(四) 法治协理员的责、权、利必须落实到位。
要明确法治协理员的责任和权利, 优其待遇, 特别是在褒奖和提拔任用、岗位津贴方面要有举措, 以便为法治协理员工作机制的良性运行创造良好的条件。
(五) 加强物质保障。要提供必要的办公场所、办公设备、办公经费。
(六) 教育引导、转变观念、调整心态, 充分认识法治协理员派任工作的意义。
关键词:加强;基层干部;法治思维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139-01
一、树立公平正义思维,重在“大公意识”。
“法者,天下之公器”。社会公平正义是法治的核心价值追求,同样社会公平正义也离不开法治的有力保障。十八届四中全会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方面,对以法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做出了全方位部署,旨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中,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以法治守护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目前,很多地方实施的市民议事、听证活动,就是公平正义思维在决策领域的很好体现。因此公平正义思维是基层干部必须应具备的法治理念!
然而基层工作,尤其是群众工作复杂多变,很多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有很多是论公有理,论私也有理,许多基层干部在碰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心理上就有了动摇。例如:村里有一家困难户,确实困难,但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就是申领不到某类救助金,不办对不起这家人,办了又确实不符合规定,怎么办?这难道就阻碍实现公平正义了吗?
基层干部必须清醒,公平正义所体现的是社会公众的公平正义——即所谓的“大公大义”,判断一件事公平正义与否,不仅要从当事人的角度,更应该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看如果实现了这个人的所谓的“公平正义”,是否倾斜了他人的公平正义的天平!
二、树立权力控制思维,重在“底线意识”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些要求无不体现着法治对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正如全国自上而下的反腐败,就是法治对公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最好体现。因此权利控制思维是基层干部必须应具备的法治理念!
基层干部必须清醒,法治要求权力受到控制,也就是所谓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其重点在于真正实现“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判断一件事是否规范的行驶了自己的权利,只需清楚的知道什么被法律禁止——即法治的底线,并且明确这件事是否逾越了法治的底线。根据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到的,如果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只“制度笼子”至少有五根柱子:权利、法定权限、正当程序、监督和裁量基准。只要将这五根柱子作为“底线”,就可以严格规范的行使权力,因此基层干部的权力控制思维重在“底线意识”。
三、树立理性思维,重在“包容意识”。
处理法与情的关系是衡量法治思维的重要标准,自古以来,法律人的职业思维与大众的生活思维就形成鲜明的对比。法治的理性思维就是要求服从法治理念和法定程序,甚至容忍这些可能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法治理念和法定程序”所导致的“牺牲效率”,美国的判例法就是典型的法治理性思维。十八届四中全会特别提出群众要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权,全民要有真诚的“法律信仰”,就是要让理性思维深入每一位基层干部,甚至是群众中去。因此理性思维是基层干部必须应具备的法治理念!
然而在基层工作的同志们经常会碰到许多没法理性对待的人和事儿。例如,有个腿部有残疾的40多岁的村民,整天混吃混喝、从不工作,没钱就去政府要救济,不给就耍赖不走,没法管;有个“最不讲理”的钉子户1套小农房非要拆出18套房子,不给就不搬不拆,没法治。面对如此让人“忍无可忍”的事件应该如何保持理性的头脑呢?
基层干部必须清醒,我们对民众非理性表达维权诉求或是对违法违规者不能得到惩罚的“怨气”,是一种最原始的以善恶评价为中心的思维活动,而不是在法律逻辑前提下以事实与规则为中心的思维活动,如果碰到此类事件代表政府的基层干部也“不理性”,势必会使事件进一步僵化,同时造成新的矛盾。实际上理性思维不仅表现在对事实和证据的态度上,还表现在对“放弃事实认定”的包容态度上。刑法有个不成文的原则就是“有利于被告人的推断”,既然你无法追究一个法律没有禁止的行为,那么对基层中发生的那些看似“忍无可忍”的人和事,采取以法律逻辑前提下的理性是非判断,包容法律未涉及或无法涉及的边边角角似乎也就没那么难了。因此基层干部的理性思维重在“包容意识”。
四、树立程序思维,重在“惯性意识”
法治思维强调程序,按照程序做出的决策,才能更让人信服,才能够更好体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所以,四中全会《决定》中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等方面都强调程序的重要性,特别要求重大行政决策必须“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法定程序,以“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我是计算机专业,编程中最重要的也是代码的程序性,中国有许多高级程序员编程厉害,可就是不爱按套路出牌,好几十万行的代码洋洋洒洒,只有自己能看懂,这就降低了程序的利用行和系统的可维护性。
然而在基层程序却经常被忽视,被当做了“走形式”、“作秀”,群众不配合不买账,基层干部自己心里也有一定抵触,或者也了解程序的重要性,但总是不自觉的忘记,而这种“不拘小节”就容易埋下矛盾隐患的伏笔。像是社区要落户某个项目,为了顺利推进该项目,通知居民参加市民议事会就没有通知自己的对立方,然而在项目论证落实后,所谓的对立方就有了上访的话语权,认为整个法律程序不到位,整个事件侵犯了居民知情权,应无效。
为了配合县局扎实搞好“法律服务进万村 推进法治到基层”主题月活动,充分发挥基层法律工作者在法治建设中的职能作用现结合我所实际,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举办法治报告会、调解矛盾纠纷、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指导民主法治村创建、完善镇(区)法律服务站点建设,着力构建出“法治宣传育民、公共法律服务便民、矛盾纠纷调解和民、法律援助惠民、民主法治为民”的法律服务新常态。
二、工作任务
1、解读《决定》讲法治。结合“法律六进”,开展“法律宣传村村行”。由宣传科负责:①组织举办1场领导干部、公务员学宪法、学《决定》主题报告会;②举办1场校园法治报告会,检查指导法制副校长履职尽责和法治教育课落实情况;③组织1场企事业单位职工法治报告会,举办1场企事业单位经营管理人员法治教育培训;④组织1场针对农村社区“两委”干部的法治报告会,指导农村社区开展“法律明白人”培训工作;⑤举办1场重点执法单位工作人员法治报告会,组织1场社会“两新”组织人员法治教育培训。
2、排查纠纷调矛盾。由基层科负责:①认真梳理重点地区、领域、行业和群体中的矛盾纠纷信息,形成工作台账,为顺利介入调解做好前期准备工作;②给省厅工作组准备矛盾纠纷5件以上,工作组来调处时力争全部调解成功;③在调解矛盾纠纷时积极引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调处过程中各工作组要开展以案释法教育,引导群众合理表达利益请诉求;④按照“五有”、“六落实”、“六统一”标准指导基层调委会规范化建设不少于3个;⑤做好人民调解员调解案件补助标准落实情况。
3、法律援助解民困。由法律援助中心负责:①集中组织开展1次法律援助宣传咨询活动;②切实督办1件法律援助案件;③指导规范1个法律援助工作站点;④举办1次法律援助联络员培训;⑤回访1个法律援助受授人。
4、推行法治促治理。由宣传科负责:①指导10个村居(社区)深入开展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活动;②检查指导村居(社区)完善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建立健全村务公开制度,组织开展村(居)干部法律知识培训;③指导村居(社区)积极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④检查完善村居(社区)法治宣传栏、法律图书室等基层法治宣传教育基础设施建设;⑤举办村(居)民法律法规讲座,组织有针对性的村(居)民法治宣传教育。
5、务实创新建机制。由基层科负责:①督促做好镇、村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室建设;②落实镇街、村居在便民服务中心开设法律服务窗口;③检查3个村居设立法律服务联系点、信息员和联络员情况;④协调落实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担任镇街(社区)法律顾问;⑤协调推动建立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包片联村对接工作制,实现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服务基层工作长效化。
三、具体安排
(一)时间安排
这次活动从现在开始动员准备,3月9日起集中实施,6月30日基本结束,活动按照三个阶段压茬开展。
第一阶段:从现在开始至3月10日,制定活动方案,开展动员部署暨工作培训。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并建好台帐。
第二阶段:从3月16日至6月10日,组织实施。届时省市调研指导组、工作组将分批深入镇(区)、村(社区)和司法所、调委会与县工作组一同开展工作。
第三阶段:从6月11至6月30日,总结验收,我所要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总结,赶6月20日前报县局办公室。
四、活动要求(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这次活动既是我县司法行政机关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县委十四届七次全会精神,全面推进法治勉县建设的重大举措,又是创新法律服务方式,深化法律服务工作,推进全县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积极实践,也是司法行政机关进一步巩固发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不断加强和改进作风的重要行动。因此,必要高度重视。
(二)加强作风,严守纪律。工作组要率先垂范,带头深入群众,带头深入实际,带头加强作风,带头解决问题,力戒“四风”反弹,不做表面文章,扎扎实实完成好各项活动任务。
甘井司法所 2015年3月10日
时间:4月7日全天、4月8日上午
地点:辽宁饭店(北京西城区德外大街1号,马甸桥南侧)要求:原则不能请假,学院提供星期一上课假条
培训安排:
4月7日(星期日)
一、上午8:30报到
二、领导讲话: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司法部、中国法学会等
三、午餐
四、解放军艺术学院XX主任: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鉴赏
五、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薛刚凌:基层政府组织建设
六、晚餐
4月8日(星期一)
一、上午8:00报到
二、河北省涿鹿县基层党委书记:介绍基层政府工作
三、中国政法大学XX教授
四、午餐
五、午餐后培训结束
[摘 要] 基层社会自治法治德治模式的不同定位、主体责任、治理体系和运作机制,对加强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有三个重要的创新点:统筹社会力量的协同机制;激发人民作为基层治理的主体作用;推动法治为自治和德治服务功能。如何实现中国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的社会治理目标?需要发挥基层社会自治的作用,正确处理好三治模式之间的协同关系,提升社区、社工和社会组织三社联动能力,以促进中国社会和谐建设,确保人民的基本权益。[关键词] 基层社会治理;自治;法治;德治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首次在党的重要报告中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应用到乡村治理体系之中,同时也适用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关于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概念,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专门提出,充分发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在城乡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弘扬公序良俗,促进法治、德治、自治有机融合。从三治有机融合到三治相结合,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进入新时代。总书记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1]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在新的发展形势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精神,就必须紧紧围绕“人”这个核心,积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和模式,推进“自治、法治、德治”建设,不断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国家政府的管理模式从“管制”走向“治理”。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通过自治、法治、德治以及民主协商来治国理政。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实现建立国家治理体系的目标。
一、明确基层社会三治主体,打造社会治理基础工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机制中,谁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主体?从党中央提出的社会治理体制中,治理城乡社区的主体由五个方面的代表组成,包括基层党组织的代表、基层政府的代表、基层社会力量的两个代表(包括企业的代表、基层社区组织的代表)和居民的代表。这四类治理主体的代表各有自己的职能和作用,是一种有机契合的社区共治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结构体系。这种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体系不同于西方国家和地区,又不同于我国传统的城乡社区管理。基层党组织是三治主体的第一方面代表。党的十九大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因此,基层党组织承担起社区事务的领导地位。如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并不是什么都管,而是负责基层的政治建设、党的组织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政治建设的内涵是加强和改进街道(乡镇)、城乡社区党组织对社区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城乡社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组织建设是基层各个单位需要建立基层党委、总支或者支部,或者联合支部,没有党员的单位需要派遣党代表;基层社会的党组织需要健全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基层政府是三治主体的第二方面代表。如何有效发挥基层政府主导作用?这需要基层政府制定出区县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在社区治理方面的权责清单;依法厘清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权责边界,明确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的社区工作事项清单以及协助政府的社区工作事项清单。基层政府组织是基层社会三治的第二个主体,也就是基层政府治理,基层政府需要切实履行城乡社区治理主导职责,加强对城乡社区治理的政策支持、财力物力保障和能力建设指导,加强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的指导规范,不断提高依法指导城乡社区治理的能力和水平。社会力量是三治主体的第三个方面的代表。基层社会三治主体中,社会力量的重要性愈来愈明显,社会力量的主体包括基层社会组织和企业。基层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和公共性特征,基层社会中的社区基金会、社团和社会服务机构是社区和谐的重要力量,它能够起到稳定器和缓冲带的作用。实践证明:有效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三社联动”,有利于完善社区组织的工作体系,包括发现居民需求、统筹设计服务项目、支持社会组织承接、引导专业社会工作团队参与。在发挥社区社会组织作用的同时,还需要考虑积极引导驻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力量和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城乡社区成员是三治主体的第四个方面的代表。在城市社区就是居民(包括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农村社区就是农民(如果是城中村,也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如何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基础作用?这需要进一步加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合理确定其管辖范围和规模,促进基层群众自治与网格化服务管理有效衔接。加快工矿企业所在地、国有农(林)场、城市新建住宅区、流动人口聚居地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组建工作。作为居民自治,乡村自治的组织形式,它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综上所述,五个三治主体,即基层社会党组织、基层政府、城乡社区企业、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和城乡社区成员,五个三治主体是创新社会治理基础工程的载体。事实上,不同的社区,无论是城镇化的农村,还是乡村化的城镇,需要明确不同发展阶段三治主体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总的原则,就是坚持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切工作,发挥基层社会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统筹发挥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进一步注重发挥城乡社区成员的自治功能,发挥其主人翁的作用,做到相互平衡、相互支撑、相互制约,以实现共同发展的共治目标。
二、明确基层社会自治目标,健全基层社会自治体系 自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致力于政府与人民对公共生活的协同治理,它有赖于城乡社区成员的自愿合作,有赖于社会治理机制中如何激发社区成员的内驱动力,这既保证了公共利益最大化,又确保了社区成员的个人权益、个人意愿的实现。因此,基层社会自治的基本目标是保护人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推行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仅是人民当家做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也是对基层社会自治的积极探索。从我国69年来的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看,由于政府大包大揽、管得过“宽”,大量事务和矛盾实际上都汇集到政府身上,对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空间产生了挤压与反向依赖,影响了城乡社区成员的参与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基层社会自治作用发挥得比较有限。同时,面对社区结构的改变,社区内日益多样多元的社会需求和海量的物流、人流、信息流,政府手段有限、资源缺乏,很多事务根本无法管理,或是无法进行有效管理,尤其是其中所涉及的敏感社会问题具有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的特点,关涉多个利益主体,如果群众特别是各利益相关方没有参与进来,仅靠政府来主导,妥善解决各类问题面临着新的挑战。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客观上要求进一步解决政府干预过多的问题,让社区企业、城乡社会成员(居民、农民)、社会组织发挥更大作用,这实际上也对基层社会自治提出了更高要求。基层社会组织的自我组织和管理,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和社会正常秩序的自动调节机制。要坚持扩大基层民主、自治权力,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2] 因此,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围绕提高自治水平这个目标,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自治是人民群众对基层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其管理主体是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它是一种非政府行为,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3]因此,社区自治的主要任务是健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基层社会自治体系,努力实现“市场能做的交给市场去做,社会能做的交给社会去做,居民能做的交给居民去做”。坚持自我管理。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依法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约束自己,制定必要的乡规民约,建立自我管理的议事机制,自己参与并处理自己的事务;坚持自我服务。通过创新机制和平台,发动群众服务群众,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社会组织参与社区自我服务模式,切实做到社区“事事有人管”;坚持自我教育。通过基层协商,可采用开放空间等工作模式,找到合法合情合理解决问题的方案,这种自我教育的过程其实也是社区成员的自我成长的过程;坚持自我监督。创新监督形式,调动城乡社区成员参与监督社区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群众自我监督促进社区和谐,推动基层社区自治的良性互动。
三、推动基层社会法治建设,发挥法治保障核心作用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国家基本方略和全社会共识。商鞅说过,“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智者不得过,愚者不得不及。”意思是说,法令是天下百姓的命脉,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其目的是用来保护人民的。聪明的人不能超越它,愚昧的人也不能不遵守它。[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一般来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仅具备较为健全的法律体系和法律监督机制,而且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普遍较强,习惯以法律方式解决纠纷。在我国,虽然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是基层社会的法治意识、法治思维还没有较好地树立起来,这影响了基层社会法治的效果,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例如,有的城乡社区成员在遇到土地纠纷、拆迁矛盾、社区安全、小区停车管理、社区物资回收、循环使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时,不是寻求法治的方式来解决,而是奉行“信访不信法”“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等错误理念,指望以聚众闹事、采用极端手段等方式达到其不正当目的,使存在的问题更加复杂,矛盾更加激化。当然,目前有的基层干部及执法人员在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协调基层社区各个利益关系主体、分配经济和社区资源时,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甚至还出现权大于法、言大于法、徇私枉法、粗暴行政等违法行为。针对这些问题,应该发挥基层社会法治机制的保障作用,包括坚持全民守法,坚持法治精神,坚持法治保障,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坚持全民守法。需要从开展广泛的普法教育着手,尤其是需要宣传《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等法律的要点,开展依法治理活动,努力推动基层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坚持法治精神。推进法律咨询进基层活动。法律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每一个家庭,家庭纠纷、邻里矛盾、社区冲突都是能够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例如,公证进社区,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通过法律咨询进社区和家庭,发挥解决家庭纠纷的主导作用。坚持法治保障。前面谈到商鞅在二千三百年之前,就强调法律是保护老百姓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通过法律援助可以帮助那些弱势群体,维护他们的权益,同时也是社区依法治理的具体表现。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推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理社区事务,包括村民选举、居委会的选举,充分发挥基层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让老百姓感到真正的当家做主。
四、坚守基层社会德治准则,彰显传统德治社会价值 德治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是中国最大的“本土资源”。孔子说过“,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意思是说,君子增进道德建立事业。推忠于人,以心待物,德行就能够得到提升。修理文教,内心诚实,就是立业的根基。处在上位的时候不敢心怀骄慢,处于下位的时候心也不会忧闷。[5]儒学的博大精深,使我们认识到,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的治理,不论是国家治理还是社会治理,谁都不可能无视德治的作用。道德作为人人心中皆有的一种规范和约束,这种心中之法是较之任何文本法作用更大、效力更高且适用更广的法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精神文明建设却相对滞后,不敬不孝、知法犯法、赌博滋事、网上任意中伤诽谤等道德滑坡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对这些社会问题,如果不从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强化道德自律方面入手,而只是就事论事、就矛盾论矛盾,社会治理的成效会非常有限。借鉴古今中外的法治实践,如何发挥德治建设的作用?提升城乡社区成员的素质和修养,从源头上预防社会矛盾的产生,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如何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做出顶层设计,通过建立以规立德、以文养德、以评弘德和家风建设的德治建设体系,把基层社会所提倡的道德理念和社会价值追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注重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把德治的抽象宽泛概念、崇高理想追求变成人们实实在在的每一个行动。坚持以规立德。墨子说过, “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意思是说,天下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不能没有规则。没有准则而他所做的事情能够成功,那是不能的。因此,制定乡规民约、城乡社区管理规章制度和社区成员的行为准则,强化规范约束,发挥明导向、正民心、树新风的积极作用。坚持以文养德。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引导城乡社区成员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载体,倡导社会成员成为社区志愿者,通过德治的实践和行动,不仅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而且践行追求高尚道德理想的志愿行动。坚持以评弘德。通过评议个人、家庭、社会的道德状况,形成鲜明的舆论导向,带动整个社会道德文明水平的提升,依靠社会舆论道德规范的说服力、劝导力、影响力,调节城乡社会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在城乡社区德治体系中,全面实施公民道德工程。坚持家风建设是中国现阶段开展社区德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得“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6]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推动“家国天下”的情怀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因此,倡导良好向上的家风,依然能够正向推动社区德治的良性发展。
一、基层公务员法治思维现状
基层公务员是基层法治政府建设的基石,面对法律他们享有平等的同时,又是权力的执行者,应对法治有着深刻认识,对法律存敬畏之心。但是由于部分领导干部自身法律修养不足,头脑中仍存在人治、官本位、权威意识等违背法治的思想观念,在践行法治的过程中,忽略了法治话语体系的学习和使用,以及行为模式的转变,阻碍了构建法治政府工作的有序推进。
(一)人治意识根深蒂固
尽管依法治国早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主流意识,但如今,仍然有部分公务员缺乏法治思维,将个人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把法治作为一种宣传口号,将法律作为维护治理的工具。部分基层领导干部甚至是崇尚“我的地盘我做主”这种家长制作风,人治意识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法治思维的形成,其根源在于公共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导致越权和放纵违法成本较低。
(二)学法愿望不强烈
现如今,部分基层公务员学法动力不足,将大量精力倾注在本职工作上,存在着只要本职工作不出错就万事大吉的想法,骨子里不想学法,又如何能形成法治意识伴随其身呢?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体系庞大覆盖了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法律知识的丰盈反倒让部分基层公务员无所适从,他们不知道学什么才对自己的本职工作有实际帮助,或者只研究对自己工作有利的相关法律条款,从内心来讲,是想学习如何在工作中规避可能带来的法律责任。
(三)用法能力不足
对于基层公务员来讲,能否按照法律规定行使权力、履行义务,直接关系到基层法治政府建设。但是当前部分基层公务员用法能力明显不足。一是不作为。李克强总理曾在国务院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上指出,“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败,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部分基层公务员对权力机关的监督不以为然,不愿接受人大机关的监督;有的公务员对司法监督能躲则躲,遇到行政诉讼既不出庭也不执行;有的公务员对职能交叉的监管行为不管不问。二是乱作为。同样是职能交叉的监管事项,对部门有利的就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多头执法;有的缺乏程序公正观念,肆意干扰司法机关依法办案。三是乱决策。表现为决策机制不健全,过程缺乏民主公开透明,责任主体不清,存在“即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一言堂”等情况,造成决策过程中政府与公民“政令出而人不和“的局面。
二、提升基层公务员法治思维的路径研究
基层公务员法治思维的培养决定了依法治国的进程,法治思维的培育已成为当前重大现实任务,这是一个常态化动态化的过程,必须依靠持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简历培育法治思维的长效机制,落实各项规定,使法治思维顺理成章,使法治方式成为行政自然选择。
(一)完善相关立法,推动良法善治
一是要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不断适应新形势新环境的发展需求。全国人大应承担主导立法的工作,尽量减少部门主导立法,避免产生“法出多门”的情况。制定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保障改善民生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法律制度,特别是要建立健全关于领导干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相关法律法规,保证领导干部按照法定权限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自觉维护法律权威,巩固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二是制定基层法治政府发展规划,在顶层设计中贯穿法治思维。各区县政府应统筹安排,在规划中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内容主要包括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让基层法治政府建设步入到正常有序的道路上来。三是要有效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实质性立法工作,建立公开程序以及第三方意见征求机制,比如在立法过程中邀请法律院校、律师事务所的专家进行法律论证;扩宽群众参与立法的渠道,吸取民意,不断提高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二)激发内在动力,坚定法治自信
一是加强自身法律知识学习,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特别是加强对宪法、通用法律知识以及履行自身职能相关的法律知识的学习,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供利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推动基层法治政府建设;二是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提高培训实效。以《宪法》这一根本大法为重点,同时结合领导干部的具体工作及行业特性进行针对性的宣传,让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成为其首选工作理念。在培训方面,应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司法部门以及高校等法律专家学者的作用,对基础法律知识进行宣传讲解,探究法律精神,只有当领导干部掌握了法律知识“大数据”,才能在制定决策、化解矛盾、处理问题的时候灵活运用法律知识。不断创新培训方式,拓宽领导干部的法治视野,将法律原则、规则、精神融会贯通。
(三)建立驱动机制,重塑法治信仰
一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通过立法形式设计科学合理的领导干部问责制度,让领导干部意识到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权力慎用而不是滥用。同时,要不断完善监督体系,充分发挥人大监督、社会监督、网络监督等机制,让权力运行暴露在阳光之下。二是完善基层公务员考核晋升机制。第一,实行分级考核,将基层执法类公务员进行分类,按照组织结构,将基层单位分为决策层、管理层和操作层,分别进行考核,相同职级的公务员集中一起考核,上级考下级,一级考一级;第二,考核内容体现职位特点。不同部门应根据部门职能、职位特点以及工作业务要求,制定详细的符合实际的考核标准,增强考核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第三,创新考核方式。采用平时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的量化考核方式,平时考核成绩与年终考核成绩各占一定比例,共同构成基层公务员年度考核成绩。第四,健全考核结果反馈机制。考核结果应与公务员升、降、奖、惩等相关利益紧密相连,能有效发挥激励竞争的作用,保证基层执法队伍旺盛活力。
(四)营造法治环境,增强法治意识
一是进一步规范法律服务市场,充分发挥律师等法律服务群体在区县、乡镇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二是针对重要行业和领域开展经济犯罪案件、黑恶势力案件专项打击行动,不仅可以提升司法的权威性及公信力,还能为基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在良好的法治环境下,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就会得到大幅度提升。
参考文献
[1]张卫平.法治思维与政治思维[J].浙江社会科学,2013(12).
[2]吴俊明,殷昭仙.论我国公务员依法行政能力的构成与提升[J].法学杂志,2013(06).
关键词:法治;基层政府;法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71-02
2004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2008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对市县政府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完善行政决策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近年来,武胜县从完善制度、明确职责、规范程序、依法决策、依法管理等多个环节入手,强力推进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明显成效。2012年,成功创建为全省“依法行政示范县”。但在工作实践中,我们也发现,由于历史文化和发展阶段特征等方面的原因,武胜与许多县级行政区域一样,在法治政府建设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法治政府建设离时代的更高要求还有明显差距。
一、基层法治政府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政府权责边界不清,越位缺位现象同时并存。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建设有限责任政府,划分了行政权力和民事权力的界限。然而,由于我们自上而下多年来习以为常的工作方式和社会的习惯认识,政府工作无所不包、无限责任的情况还会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下去。一个地方只要一旦出了点事,上级政府不管任何理由,都会追究下级政府的责任,社会大众不管该不该政府负责,都会埋怨当地政府。这些年里,我们常常看到,政府对不该管或不宜过多干预的事(如经济事务)去管多了,该管、该负责任的事(如社会建设)反而力不从心了。
在政府职能部门的权责划分上,一方面,一些临时机构执法,其职权和政府常设机构存在职能交叉、权限不清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一件事又有几个部门分别管辖,职权的划分又显得太清太细(如食品安全问题等)。争权夺利的事争着管、有权没利的事推着管、没权没利的事没人管的现象时有发生。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地方政府常常将新成立的经开区管委会、工业园区管委会、景区管委会等辖区内的各种管理行政委托其管理,但县域内的管委会很少能获得行政主体资格。同时也容易与当地的党委政府形成全力交叉,常常出现各自为阵、互相推诿的现象。
(二)政策法规跟不上发展步伐,基层政府为了推动工作不得不寻求变通。
在媒体报端,常常有人批评基层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基层工作中,我们经常发现,如果严格按照国家的现行法规和上级政策去执行,我们的工作就根本没法得到推进。在基层工作,许多领导同志都压力很大,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方面,要推动工作不得不花大量精力去研究对策,去做工作,去寻变通。另一方面,又的要避免出现任何意外情况,确保不要把那些变通过的、不太合法合规的做法牵扯到媒体和大众的视野里来。变通的结果,自然就会使上面的政策到基层就走样了。
客观而论,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不能完全归根与基层干部,上面政策规定与基层情况的脱节或许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一是国家法律法规和上面政策不够完善,一些空白和灰色地带为不法之徒绕道法规和政策提供了可趁之机。二是一些法规和政策严重滞后,与基层的实际情况和群众的最新要求差距较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阻碍了工作的正常推进。三是上面要求的许多工作是在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推行的,而很多时候,上级领导只要结果,不管过程,导致基层政府部门和干部不得不违规违法开展工作,不出问题就一了百了,出了问题就由基层政府负责。在基层调研中,我们看到: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拖欠工资、黑车营运等许多难点热点问题屡查屡犯,难以根治,都与这些因素有着一定关系。
(三)基层政府决策议事程序缺乏法律规范,依法决策缺乏刚性保障。
近年来,为了推进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武胜县政府在制定实施《县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从政府职能、成员职责、决策程序、依法行政、政务公开公文审批、会议制度等多个方面予以规范的基础上,专门对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全体会议、专门会议分别制定了《工作规范》,对会议的参加人员、召集条件、主要任务、议题准备、会务服务、落实执行等多个环节作了明晰的界定。在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决策过程中,坚持必须听取法制办的审查意见,对涉及重大民生和民众利益,或存在一定社会风险的重要决策,要求相关部门在提交县政府集体研究前,必须在通过听证会,代表座谈会、民意调查等途径准确了解民意的基础上,交法制部门和相关法律顾问逐项审查,签据明确意见。研究决策中,原则上都要尊重采纳法制部门和法律顾问意见。相关部门如果建议暂不采纳法制部门和法律顾问意见,必须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并确保不得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相抵触。应该说,这一系列举措,都是武胜县政府在法制政府建设中的有益探索,对县人民政府的依法决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制度性保障。但我们也应看到,武胜县政府的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县委、县政府一把手推动形成的,与当地一把手的法制意识和民主意识关系极大,在全省、全国的范围不一定具有普遍代表意义。在更多的地方甚至更高的层面,我们看到,由于没有在操作层面对政府决策的明确规范,政府决策随意性较大,在执行中才发现与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政策要求不完全相符,不得不边执行边纠正,既容易引发群众质疑,损害政府威信,也给工作推动带来被动。
(四)行政执法监督乏力,干部队伍法制意识有待提高。
目前,政府执法的监督,主要来自同级党委的监督、人大的依法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媒体的舆论监督、社会的群众监督,以及因提起诉讼而受到司法监督。但现实中,“同级监督太软,上级监督太远”,很大程度上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导致许多失职、违法违规行为不能及时的得到很好的纠正和处理。
另一方面,经过二十多年的普法宣传教育,政府及其部门工作人员法制意识有所加强,但由于我们是从一个漫长的封建社会走过来的,人治观念很深,法治理念不强。一些政府和部门官员缺乏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的应有意识,加上对系统的法律知识学习不够,法律知识有限,在行政执法中主观武断、简单粗暴,在政策制定中为部门利益争权夺利。同时,受政府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编制的限制和财政不足的影响,为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大量设置门槛低、薪水少的临聘岗位;基层公务员待遇差,流动性大,导致整体素质提升缓慢。
二、关于在基层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培训宣传,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建立法律知识学习培训长效机制完善各级行政机关领导干部学法制度。通过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法制讲座等形式组织学习宪法、通用法律知识、行政法规和与履行职责相关的专门法律知识,定期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参加通用法律知识培训、专门法律知识轮训和新法律法规专题培训将培训情况、学习成绩作为考核内容和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
(二)强化行政监督与问责,促进政府行政运行和职权行驶更加公开透明。首先从制度设计层面进一步完善人大、政协的监督,使人大、政协的政治监督和民主监督真正深入到政府决策、行政、执法等关键环节。二要充分重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运用网络和大众的力量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三要大力推行政务公开,把政府的决策、立法、行政和执法过程向公众开放,确保公众充分的知情权。四要探索重大决策与公民互动的有效途径,通过建立和完善保障普通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推动公民参与,使他们的合理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合法诉求得到充分体现。同时,强化行政问责,坚持有错必纠、有责必问,对违法行政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直至党政一把手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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