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公民参与

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公民参与（精选8篇）

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公民参与 篇1

摘要：社会发展需要借助一定的管理手段才能完成，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在多样化的社会发展中如何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稳定和谐，文章主要针对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公民参与进行分析，从公民角度出发进行全面的管理创新工作，构建一种持续有效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方式，借助市场化的操作运作方式，实现各个方面持续有效性提升的最终目的。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公民参与

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在于适应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公民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因此从公民参与角度出发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实现相关工作的有效开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形成一种持续有效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工作，进一步发公民的积极作用。

一、社会管理创新中公民参与重要性

（一）表达公民诉求

公民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力量，在发展中能够借助各种类型的途径实现相关经营能力的提升的目的，因此要在社会管理中将公民纳入到整个过程中，能够实现普通民众充分表达自己的社会诉求。公民的实际利益在多样化的现代经济中需要进一步的保护和完善，多元化的现代经济发展中，需要建立一种特殊有效的公民利益保护方式。公民通过自身或社会组织合法地参与社会管理过程，使自己的主张和利益诉求在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领域的立法和政策过程中得以体现，从而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和保护自身利益。

（二）履行监督职能

我国法律规定社会公民具有监督权力，在社会经济多样化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公民的监督能力和作用，就要借助一定的社会管理创新手段，公民积极参与到社会管理中，能够避免在此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群众的权利。为了实现这方面工作的有效开展，要在实际中采用一种更为有效的现代意义上的信息利用方式，求政府不断公开社会管理的信息，提高行政透明度，积极地、定期主动地向公民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质疑，发挥公民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构建一种持续有效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监督权力发挥。

二、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公民参与途径

（一）微博微信

微博微信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有着广发的群众基础，为了方便公民参与到相关到管理工作中，就要借助微博微信，这样以来可以有效保障公民对社会事务管理的参与权，提升了民众政治参与的能力，培育了现代公民精神。微博问政敦促政府积极转变传统思维模式，顺应网络时代的变化，要求政府主动融入与公众的直接互动。微博这一新载体的出现，将有力推动政府更新社会管理理念，大量政务微博的开通，涵盖了政府职能的各个方面，通过微博这一载体，政府行政将会向社会开放，政府可以运用政务微博把握网络舆论动态，了解公众诉求，解答公众疑问，督促相关部门及时解决社会问题，微博问政具有民主性，对于实现决策科学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微信是目前社会信息传播中常用的一种方式，能够实现相关信息的快速传播，因此要在实际中进行针对性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设立各种类型的社会管理创新公共号，吸引更多的公民参与到这个公共号中，及时发表自己的建议，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二）设立市民信箱

市民信箱是满足公民实际诉求的一种有效方式，尤其是借助现代网络实现相关信息传递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社会管理中的门户网站及市民邮箱正式运行以来，在发挥政府信息资源效益，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促进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互动交流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为了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与信息资源，进一步提高政府为公众服务的能力，推动电子政务建设快速发展，利用现代互联网实现信息传播的目的。对公众参与到社会管理中也提供了一条新的交流路径，涉及部门工作的意见、建议，认真对待，主动研究，善于汲取有益的成分，并以适当方式给予回应，实现问题处理有效性的目的，避免了问题处理时间过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公共网站和信箱中，能够将更多的信息传递给社会管理者，倾听基层民众的心声对这些决策者来说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也是实现公民相关思想传递的一种积极尝试。结论

现代信息技术条件，社会管理工作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从目前的发展来看社会管理创新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如何采取更为有效的现代公民参与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发展，在实际中要不断创新管理方式，构建一种多样化的现代公民参与社会管理途径，发挥公民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从而实现维护国内经济稳定，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社会管理创新公民参与途径是多样化的，要从实际发展需求出发进行针对性的改进是至关重要的。参考文献

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公民参与 篇2

现阶段我国城市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相对于其他欧洲发达国家基本上还是处于一种较低层次的状态, 公民参与无论是从人们的思想意识、组织形式, 还是制度建设上, 都存在明显的缺乏与不足。大部分城市公民在城市规划治理中没有发言权, 即使公民对所在城市的治理规划有良好的建议也无法找到接受建议的窗口。如何推动市民社会的发展, 建立健全完善的公民参与机制, 并运用到城市治理中的各个方面来, 是城市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 研究我国城市治理中的公民参与问题是具有时代意义的。随着理论和实践的推进, 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 被认为是市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和义务, 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必须让广大城市市民———尤其是受到规划内容影响的市民参加规划的编制和讨论, 规划部门则应该听取各种意见并且要将这些意见尽可能地反映在规划决策之中, 成为规划行动的组成部分。而真正全面完整的公众参与则体现在公众能真正参与到规划的决策过程之中。

我国的部分沿海城市在公民参与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深圳、上海、青岛、厦门等一些比较先进的城市率先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如对城市规划中某一个预案进行公开, 进行民意调查, 对已完成的城市规划项目进行公民评分。但总的来说, 城市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基本上还是处于决策经批准后的实施阶段的参与, 公民无法直接参与到城市规划的制定中来, 即属于较低层次的参与, 公民参与无论是从人们的思想意识、组织形式, 还是制度建设上, 确实存在明显的缺乏与不足, 导致城市规划、建设和经营中决策的非科学性、非民意性、低效性、高投入性的延续, 严重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有失公平的、伤害公民利益的、危害城市环境的屡屡成为媒体新闻, 使得城市治理从决策到执行、从过程到结果都不能符合公民社会的集体利益。

一、当前我国城市管理中公民参与的形态、效果与原因分析

城市规划管理中的市民参与形态。

(一) 行政主导推动型

政府起着主导作用, 在建立和健全的法律制度下, 规范和引导城市建设中的公民参与。这种政府起主导作用的进行推动的形式在当今中国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政府给民众权利参与, 民众才能有机会实现参与到城市规划管理中, 这是一切的大前提, 是市民走进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入口。

(二) 市民主导参与型

公众参与是市民主观上的积极努力行为, 是公民先进意识的体现, 公民自主的提出某种设想或意见来解决自己所在城市遇到的问题, 来帮助城市规划, 城市景观和城市环境的保护, 这就是公民具有积极意义的尝试, 也是公民意识的一种加强, 如社区环境建设这样的内容大部分公民都愿意自主参与进去。

(三) 市民、市政共同参与型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 城市建设, 城市管理, 因为所有权和管理方式不同, 往往涉及许多矛盾和利益冲突, 公共事务和改变城市管理的复杂性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这就需要相关的各个方面采取行动, 从政府到企业到个人, 都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目前的城市管理常为单侧团结的力量, 企业和政府参与具体的城市建设和管理模式, 并逐渐成为现实, 这是目前中国广泛存在的城市管理情况, 非常影响城市规划建设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如在我国的部分城市推行了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这个工程涉及的资金金额是非常巨大的, 操作者是具有唯一话语权的政府, 实施者是政府制定的某个单位, 这就造成了老旧小区改造的面子工程问题, 如此就完全失去了国家推行老旧小区改造的意义。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归根结底问题就出在公民没有参与到老旧小区改造这个计划中来, 公民没有自主权选择相应的集体或个人的单位来完成自己所在的老旧小区的改造, 最后小区改造的是否规划、是否符合公民的基本要求也就无从谈起了。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就要公民社会的所有成员自主联系起来与政府达成共识, 双方合作共同对城市的规划建设进行商谈、确定, 施行过程中政府要开发出民众的监督力量, 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城市高效健康的发展。

(四) 市民全过程参与型

在整个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的城市规划主要是社会参与的方式, 整个过程在国外已经扩展到城市公共事务, 即参与的规划, 建设和运营的全过程, 这种形式刚开始在中国的社会出现, 在有关公民有社会参与的影子问题上, 具体的形式, 深度和广度, 并在一定距离内的城市规划与管理的实际参与中, 讨论其主要用途。

二、公民参与城市规划的必要性

(一) 实现城市规划的民主化

公民参与城市规划是公民个人或组织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影响城市规划制定与实施效果的行为。公民参与城市规划过程是民主政治的表现形式之一, 它对任何一个法治化社会都是必不可少的, 城市规划的最终目标是达到社会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的最优化, 城市规划的每一次决策均应以此为原则进行, 一个强大的民主模式应促进和建立强大的公民身份和强大的民间社会形态, 它给公民更多的权利, 更好地参与自我管理的机会, 可以促进项目决策, 以自己为中心的政府机构寻求民间支持和参与的权利, 增加公民身份管理决策部署, 同样, 在发展公民参与的机会, 以确保政府积极采取行动根植于社会, 而不是强加给社会和公民, 使他们能更好的发挥和加强社会角色。

(二) 实现城市规划的科学化

衡量一个公共政策是否具有科学性, 有两个标准:首先, 它是否针对当前的政策问题, 是否反映人们的政策需求, 即政策目标是否具有科学性。其次, 政策中的各种措施、方法和手段是否能够有效地推进政策目标的实现, 即政策措施是否具有有效性、完备性和可操作性。判断公共政策是不是科学的, 有两个条件:第一, 无论是当前的政策问题, 是不是反映我们政策人的需要, 政策目标是不是科学的, 其次, 实现了多种政策措施的方法和手段, 有效地推动的政策目标, 即是不是有效的政策措施, 完整性和可操作性, 有效性, 政策措施, 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有效手段。

三、我国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典型案例:厦门PX事件

具体事件:PX是生产PTA的上游原料, 而中游的PTA又是下游生产聚酯化纤的原料, 由翔鹭旗下的龙芳烃投资的PX项目, 预计工程投资额高达人民币108亿元, 是厦门最大的化工项目, 2004年2月, 该项目获国家发改委批准, 并在06年11月正式开工, 原计划于07投入生产, 从而支持翔鹭石化年产量270万吨的PTA, 以及翔鹭化纤年产80万吨的聚酯化纤, 每年工业产值可望达到800亿人民币, 占厦门市本地生产总值近七成。

厦门市政府官方网站开设投票平台, 持续了短短的一天, 因为绝大多数的人投票取消, 大多数的人代表再次表示反对, 福建省政府和厦门市政府决定对PX项目进行搬迁, 如果没有有效的公民参与渠道, 公众将要承担的环境成本产生是非常高的, PX事件进入了良性轨道, 多亏有公民的广泛参与, 媒体充分讨论, 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 这是政府和市民参与过程中所得到的良好结果, 当地政府负责推广, 人们在自由理性表达和参与, 提高他们的素质, 当地政府在尊重民意的的基础上, 学习现代执政理念。

启发:厦门PX事件是一个教训, 可以使所有公民环保意识不断增强, 提高公民参与的积极性, 政府保持渠道的畅通, 让人们知道, 必须有科学的决策, 尤其是重大业务决策的科学精神, 要求计划的人倾听公民的声音, 弄清楚舆论和决策的制度化轨道之间的关系, 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 应考虑社会责任, 追求“生态文明建设”, 因此, 在未来, 类似厦门PX项目的决策才不至于失去科学性, 民主性, 而通过厦门PX事件, 更反应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们的公民社会逐渐成熟, 公民社会的成长需要一个公共的空间, 这个空间是一个普遍性原则和平等的语音通信, 但是它是伟大的事务, 必须有充分讨论的空间, 然后作出决定, 市民通过参与公共事务, 企业追求合理的利益, 政府, 资本, 公民在公共空间, 良好的沟通, 支持基本理论现代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

四、完善我国公民参与制度, 促进城市和谐发展

1) 制度建设先行, 明确参与程序。根据美国和德国两个国家的公民参与规划管理制度建设的经验, 建立一套完整的公民参与机制, 是建立和完善参与机制明确参与该计划的关键。

2) 提高公民素质, 加强参与宣传。从公民素质抓起, 提高人们的文化修养和主体意识;加强宣传, 使市民的公民参与城市管理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以及他们的权利和义务, 更清楚, 从而提高公民参与的积极性, 改变公民意识缺乏参与的现状, 促进公民参与的积极性。

3) 法律保障是基础, 促进公民参与的法制建设。我国目前缺少真正的城市管理办法, 现有的法律条例中, 对公民参与问题也并不是很重视, 则制定或完善相关法律显得尤为重要。

4) 参与形式丰富化, 参与途径创新化:除了人民代表大会, 听证会是时下一个广泛使用机制, 可以增加听证会的使用范围, 并开展各种公民委员会会议, 提供更多的平台, 为公民参与提供机会, 利用媒体, 网络, 和社区自治平台, 收集市民的意见, 在合理的解释情况下接受, 并提出意见。

我国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工作, 在吸取国内外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在一些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了不少探索。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张继刚先生 (2000) 认为公众参与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因此需要政府及公众等的共同努力, 提高认识水平和参与能力, 从而使其逐步走向完善成熟, 进而推动我国城市规划设计与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促进城市和谐发展。

摘要：对我国公民参与的形态进行了列举, 对公民参与城市规划管理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 通过实例来分析了公民参与城市规划管理的效果, 完善公民参与规划管理的措施以达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城市规划,管理,公民参与

参考文献

[1]金占明著.战略管理[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2]杨宏山著.市政管理学[M].中国人民出版.

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公民参与 篇3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公民参与 必要性 建议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根本目的就是要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通过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一）相关概念辨析

我国对于公共文化这一概念的理解，最早是从空间上进行界定的，指面向社会公众的场所，如公共艺术品、公共图书馆等。进入21世纪以来，公共文化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得到了深入发展，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形成的普及文化知识、传播先进文化、提供精神食粮，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各种公益性文化机构和服务的总和。当下所说的公共文化，不仅指物质层面的社会公益文化设施，更包括了公众共同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是一种兼具普遍性与差异性的群体认知。

所谓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为满足社会成员基本文化需求、提高公众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条件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总称。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形成的普及文化知识、传播先进文化、提供精神食粮、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各种公益性文化机构和服务的总和，具有公平均等性、公益性、多样性、便利性、普及性等特征。因此，新形势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仅包括了广播电视、文化馆等传统意义上由国家兴办的文化事业，还涵盖了公共文化的运行管理机制、公共文化的财政保障以及公共文化发展的生态环境建设和人才培养等。

（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意义

从公民个人的角度来说，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方面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公民的文化权利。根据需要层次理论，随着社会的全面发展、生活结构的优化与生活质量的提高，公众自然也对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需求，这就要求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另外，平等地享有公共文化服务也是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

从国家政府的角度来说，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的文明程度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社会进步程度。因此，只有构建一个系统稳定、功能齐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把握公众的文化需求发展趋势，变革文化管理模式，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才能切实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我国社会的文明水平。

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公民参与的必要性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归根结底是面向人民群众的服务体系，只有全面调查了公众普遍的公共文化现状，充分了解了公众对公共文化发展的预期，公共文化部门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并对公共文化发展提供正确的指引与有效的宏观调控。因此，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公民参与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

公民文化权利主要包括：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分享文化发展成果的权利，文化活动及文化创造自由的权利，文化成果得到保障的权利等。尊重并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因此，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要保证有效的公民参与机制与顺畅的民意反馈机制。

（二）有利于切实满足公民的公共文化需求

人民群众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服务对象，人民群众公共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是衡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效用质量的最终指标。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才能切实体现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引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正确方向，创建出真正为人民所接受和喜爱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三）有利于革除政府机制的弊端

政府虽然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与管理者，但不免会在对公共文化过多干预的情况下出现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公共部门垄断，效率低下；公共财政投入不足，存在市场进入壁垒；广泛寻租，导致公共福利减少等。而公民的广泛参与，一方面对行政主体的自利行为起到监督与制约作用，另一方面也弥补了政府失灵所造成的缺憾。

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公民参与的建议

公共文化服务中公民参与的主体应包括公民个人、社区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等营利性组织，而参与的内容也应涵盖公共文化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文化活动的举办、文化成果的创造、文化设施的建设，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等。

当前，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民参与机制的构建上，仍存在较多缺陷与不足。一方面，公民个人的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能力有限。另一方面，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服务部门将改善公共文化服务视为单方面的行为，而不是政府与社会双向互动的过程。要构建积极、健康、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必须增进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公民参与。针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中公民参与的现状，要改善当前存在的问题，增进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公民参与，需从政府、公共部门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供者、管理者与公民、社区、第三部门及企业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民参与主体双方面来考虑。

（一）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

1、要为公民文化自觉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

要提供良好的教育平台，培养公民正确的价值观，使其具有主人翁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加强公民对参与社会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自觉。除了学校教育之外，家庭的影响与社会环境的熏陶也十分重要。

2、要培养公民参与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素质与能力

范围从小到大、难度由易到难地引导公民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民主实践中来，从而进一步地在参与实践中不断地模拟制度规范，使公民参与模式化、制度化，从而增强公民的参与能力，促进公民参与效率的提升。

(二)规范社区文化建设，促进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是整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文化的建设可以有力地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因此，要增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公民参与，就必须重视对社区文化的建设与管理。

1、建立健全社区公共文化资源供给机制，创新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通过实地调查与民意反馈，充分了解社区居民对公共文化消费的需求，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各司其职，通过签订协议，使社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与管理者相分离，建立起权责明确的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在满足社区居民文化需求的前提下，丰富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内容

在增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民参与的过程中，作为公民参与基层组织的社区要充分发挥社区居民自治的作用与社区志愿者组织的功能，在满足基本文化需求之余坚持以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需求为导向，内容多元、服务精细、管理规范和设备现代地向居民提供社区文化服务的场所和设施，尽最大可能满足社区居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

（三）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发挥第三部门在增进公民参与中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是衔接政府与市场的纽带，能够克服许多政府固有的缺陷，并且发挥某些政府所不能发挥的作用。因此，在增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民参与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第三部门的重要作用，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可以通过慈善捐款与基金会管理的形式促进社会力量对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推动作用，在避免过多使用行政命令的同时也增强了公共文化服务在人民群众中的亲和力，从而推进公民与社会团体以更多样化的形式参与其中。

一般说来，非政府组织加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后，将会起到如下作用：提供公共文化用品，弥补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不足；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由单一的政府提供走向多元化的社会提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与质量；担当部分公共文化管理职能，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协助政府加强公共道德建设，倡导社会文明。

参考文献：

①闫平. 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特征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J].《理论学刊》，2008，（12）

②杨琳瑜.和谐社会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机制创新[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3）

③刘文俭. 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策研究[J].《行政论坛》，2010，17（3）

④陈觅. 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公民参与[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9，（11）

⑤刘文俭. 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策研究[J]．《行政论坛》，2010，17（3）

（吴九思，1991年生，重庆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研究方向：公共事业管理。张乾瑾，1990年生，重庆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论公民对检察工作的参与 篇4

人民监督员制度还不是一项正式的法律制度，这项制度是否可能成为法律制度，其核心在于法理依据是否正当和充分。法理论证的结论对于我国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前途，是很有意义的。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首先我要对一些流行的说法给予分析和评论。

1、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检察工作的外部监督

这个说法在现实制度下不具有正当性。因为它没有法律根据，《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条规定对既定的法律组织尚且具有排斥性，对于法律以外的人民监督员组织当然更是具有排斥性。当我们强调人民监督员的外部监督特征的.时候，直接与法律相冲突了。现实的情况更是严重违背宪法原则的，譬如一些人民监督员组织对外实体化，对外宣传说人民监督员上岗，可接受群众的检举与投诉等等，都已经逾越法律许可的界限，具有严重的宪政问题。

但持外部监督论者，似乎也有法律根据，譬如引据如下规定：(1)《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权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2)《刑事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3)《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工作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4)《检察官法》第八条要求检察官在工作中要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根据这些法律，外部监督论者认为，人民监督员制度具有充足的法律依据……检察权作为公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有权对检察机关行使权力的情况进行监督。 这种引据和论证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其中它没有注意到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中的所谓依照法律规定是非常刚性的规定，法律没有预设人民监督员这样的组织，也没有授权检察院设立这样的组织，它作为外部监督组织的法律在哪里呢?至于其他提到监督的法律条款，也仅仅只能理解为法律规定形式的监督，如果这样的表述可以导致随意的外部监督组织产生，那么《法官法》第七条要求法官接受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是否也可以产生监督审判的法院人民监督员外部组织呢?这样推论下去，国家的司法监督就变得很荒谬了。

所以，根据宪法和法律，人民监督员制度不能在外部实体化。它只能理解为检察院内部工作方式的一种改革，即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人民监督员受检察院的邀请(也可以通过一种正式决定的方式)参与检察工作，人民监督员的合法参与前提是：在现有制度下，作为受邀请的外部人员进入检察院内部协助检察长监督其属下的检察工作。

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公民参与 篇5

摘要：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正如火如荼的进行，致力于转变政府的职能，实现政府职能和制度的创新，把我国建设成精简高效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服务型政府是以人为本、公开透明、具有回应性的有限政府，本质上要求广泛的公民参与。本文从法律法规建设、参与意识和能力、参与渠道等方面找出了目前我国公民参与的不足，并针对这些不足总结了加强公民参与的政策建议。关键词：服务型政府；公民参与；政务公开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当今世界多数国家行政改革追求的目标。2006年3月，我国政府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它标志着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不能仅仅依靠政府部门及公务员本身，需要公民的积极参与。广泛有序的公民参与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

一、服务型政府与公民参与

服务型政府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它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中，把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并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公正执法为标志，并承担着相应责任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民主的、透明的、有限的、回应性的便民政府。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以新公共服务理论为指导。新公共服务是关于公共行政在将公共利益、民主治理和公民参与置于中心地位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角色的一系列思想和理论。①新公共服务强调：公务员要着重关注公民并且在公民之间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公共政策可以通过公民参与和合作得到最有效的实施，公务员要帮助公民明确表达和满足他们的共同利益需求。同时，在新公共服务理论的理论来源——民主公民权理论、社区与公民社会理论、组织人本主义、后现代公共行政中都强调公民参与。因此，公民参与是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

公民参与，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率先提出的一个重要术语。它“不仅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即由公民直接或间接选举公共权力机构及其领导人的过程，还包括

②所有关于公共利益、公共事物管理等方面的参与”。它是指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

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也就是普通公民运用和行使公民权利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①

② [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罗豪才.健全公民参与机制,推动政治文明建设[N].人民日报,2003-09-09.二、公民参与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

服务型政府有一些显著的特征，从这些显著的特征中，不难看出公民参与的重要性。

（一）民主的政府要求公民参与。民主政府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特征。民主政府主要包括：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评价。要做到这些，显然需要公民的参与，没有广泛的民主参与，就不能形成民主政府。因此，公民参与是形成民主政府的内在条件之一。

（二）透明的政府要求公民参与。服务型政府是透明的政府。透明政府应让公民知道政府在做什么、怎么做的，做到什么程度，实现公众的知情权。政务公开，不是简单的行政公文、政策规章的公开，而是要公开政策制定的背景和过程，让公民明白政策的制定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公民参与的过程。没有公民参与，也就不能实现政府的透明和公开化。因此，公民参与是形成透明政府的一个必要条件。

（三）回应性政府要求公民参与。行政官员在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应当强调他们服务于公众的职责。换言之，将公民置于首位，强调的重点不应当放在政府应该掌舵还是划桨上，而应当放在建立具有完整性和回应性的公共机构上。③具有回应性的政府能迅速察觉公民偏好和社会问题，对社会要求做出回应。这样也可以促进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回应型政府离不开公民参与，公民参与既是回应型政府形成的内在要求，也是它的重要内容。

(四)有限的政府要求公民参与。有限政府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是要受宪法和法律的限制，接受公民和社会监督的政府。有限政府的实质就是 “小政府”，要求在公民广泛参与下，形成“大社会”。由此可见，公民参与是有限政府形成的内在要求。

(五)便民的政府要求公民参与。服务型政府强调以人为本，政府在提供服务时还要考虑对公民的便利性。让公民更方便地享受公共服务，可以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支持度。建设便民政府，要求有效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相匹配，只有公民把自己的意愿通过广泛畅通的渠道传递给政府，才能使政府做出有效的回应，提供相应服务。因此，公民参与是形成便民政府的重要条件。④

三、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公民参与的现状

第一，公民参与的政策法规体系不健全，制度保障作用不够。

这是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我国法律体系对公民的政治参与权有明确的规定与保障，但对公民行政参与权的实现与程序目前却无健全的法律体系保障。特别是③ [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④ 李之洋,王震.我国公共管理建构的政治本质：论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公民参与,湖北社会科学,2008(1)

对公民行政参与权的范围，实现途径、程序保障、权利救济等尚无体系化的规范，导致各地执行的情况不一，随意性强，容易造成公共管理中公民参与权丧失。

第二，公民参与组织化程度不高，参与意识与能力缺乏。

实践表明，部分公众对服务型政府建设持被动的观望态度，缺乏主动参与的责任意识。部分公民仅仅为了表达自身利益或解决自身问题而参与，有“搭便车”心理。另外，目前我国公民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不高，基本是个人参与的状态。多数公民缺乏参与公共管理的基本知识储备，对相关的资讯与技能缺乏了解，加剧了公民参与的盲目性。

第三，政府动员、组织公民参与的模式单一，公民参与机制不健全。

现在有些地方把服务型政府建设想得过于简单，认为只要是建设成行政服务中心就行了。这就把公民当成了与提供公共物品无关的“顾客”，实质是把“公民参与”排除在外。目前各地在设置公民参与的渠道、选择公民参与模式、回应民意诉求，保障公民参与有效性等方面都存在结构性失衡等问题。在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过程的环节方面，主要是对政府绩效成果的评价参与，在行政决策、执法过程中的参与相对较少，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的参与更少。

第四，公民社会的建设远不成形，政府扶持的力度不到位。

近些年来，我国公民社会已经有了雏形，但是发展较慢，特别是第三部门对政府的依附性较强，而政府对第三部门扶持的力度远远不够。一些政府官员对政府权威过于迷信，认为第三部门可有可无。在实践上，对第三部门的工作支持不够，更没有为第三部门及公民社会完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四、增进公民参与的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公民科学素养，增强公民的参与能力。公民的参与程度跟其教育水平密切相关。所以，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增加公民受教育机会，提高公众的受教育程度，使每位公民都成为有理性思维的、能运用自己的文化知识的积极参与者。具体包括:加快科学教育的改革，实行教育理念的变革和教育制度的创新，科学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把教育重点转向为培养合格或优秀的公民服务。

第二、树立政府官员的正确理念，加强与公民合作。政府官员对待公民参与的理念直接影响到公民参与的作用发挥。这就要求政府官员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破除给予公民参与权是行政机关“恩赐”的思想，承认公众在公共政策整个运行中的主体地位，真正把吸收公民参与看成一种责任、义务，看成是优化政府行为的必由途径，并身体力行地实践这一理念，行政官员要有一种关心和参与的态度，应倾听公民声音并对其话语做出积极的回应，加强与公民合作，促进公民

参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⑤

第三、加快公民参与的法律化、制度化建设，健全公民参与制度。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公民参与的制度体系，建立了选举制度、听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公民参与立法制度以及公民批评建议制度等。但是目前我国公民参与的法律和制度还很不完善，操作程序还缺乏具体措施。为提高公民参与的制度化水平，要完善和落实已有的具体制度，并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积极探索公民参与的切实有效的制度。

第四、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必须大力拓展和优化公民参与渠道，创造灵活多样的参与方式，并使新的参与方式制度化。托马斯在其著作中提到了如下公民参与形式：关键公众接触，公开听证，公民调查，咨询委员会，共同生产。⑥在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公民参与理论，并结合具体实践情况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公民参与的具体形式。政府应建立并完善与公众沟通对话的各种机制，如电子政务、公民调查、公民听证或咨询、公民论坛以及网络盛行的BBS等，确保公民参与的渠道多样化。

第五、加强基层自治的能力，促进公民参与团体和组织的发展。地方基层自治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表达公民利益的起点。加强基层自治的能力，离不开公民参与团体和组织的发展。社区和第三部门是公民参与团体和组织的核心。社区在基层可以提供比政府和市场更快、更好、更有效的服务。第三部门作为不同于政府的公共部门和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是特定利益团体的代表，它的充分发展有利于决策对利益的整合。

第六、建立公民参与的反馈评价机制，保护公民的参与热情。公民参与热情的高低，受参与结果的影响。公民的意愿在政府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供给中能否得到体现，是公民自身对参与结果评价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方面。在我国的政府管理实践中，还存在着大搞形式主义的现象，导致公民参与的热情递减。因此，政府应该逐步建立有效的反馈评价机制，避免使人产生公民参与见首不见尾、虎头蛇尾的感觉。通过反馈评价机制的建立，一方面督促政府部门关注公民的意愿表达，另一方面，加强公民对政府的理解，从而形成良好的双向沟通。

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依靠公众和社会团体的认同、支持和参与。公民参与的方式和程度，决定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实现的进程。我们只有树立正确理念，提高公民素质，健全保障机制，强化公民监督，加快公民参与的法律化、制度化建设，才能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树立起精干实效的服务型政府新形象。⑤郭圣耀,李 丽.提高公民参与，建设服务型政府,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6)

⑥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参考文献：

[1]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 新公共服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2] 罗豪才 健全公民参与机制，推动政治文明建设[N].人民日报,2003-09-09.[3] 李之洋，王震 我国公共管理建构的政治本质：论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公民参与[J].湖北社会科学,2008(1)

[4] 郭圣耀，李丽 提高公民参与，建设服务型政府[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6)

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公民参与 篇6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公民教育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被提上日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参与式公民教育备受欧美国家推崇。那么,为什么要实施参与式公民教育？什么是参与式公民教育？如何开展参与式公民教育？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借鉴欧美国家公民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认真探讨。

一、消极公民向积极公民转型的时代背景(一)参与式公民教育适应当代公民转型的需要

公民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取决于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公民。不同的公民观念,决定了不同的公民教育理念。

公民概念始于古希腊城邦。城邦是一个民主聚合体,由公民组成,城邦的公共事务由公民共同协商决定。因此,城邦的公民是参与公共事务、具有公共精神的自由民。学术界把古希腊的公民观念称为古典共和主义。古典共和主义公民只有城邦共同利益,没有个人的利益,公民只有对城邦的责任,参与公共生活,谋取公共福祉。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兴起,个人利益的萌生和权利意识的唤醒,以及商品经济的平等交换,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这就催生了近代以来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以维护个人的权利为核心。它坚持个人是第一位的,个人权利和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国家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而派生的,是第二位的。自由主义公民观把个人权利作为第一追求,国家要保护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至于公共事务,公民是否愿意参加,是个人的自由,国家无权干涉他们。自由主义的公民只需要遵守法律,承担必要的诸如纳税、投票等少数义务。因此,相比于共和主义公民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自由主义的公民可谓是消极的,它只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种公民观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因此成为西方公民的主导观念。西方社会的公民以捍卫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首要诉求。

从古典共和主义到自由主义,个人得到了解放,个人利益不仅得到了关注,而且成为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唯一诉求。这既有历史的进步,但也要看到过于关注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在当代社会中的问题:公民个人主义盛行,公共自我与私人自我分离,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原子式的自我”,人与人之间关系淡漠,社会责任感消失；公民对于公共生活、民主社会以及诸如选举等政治活动的参与热情不断降低。自由主义公民使当代社会出现了显著的“公民唯私综合征”,进入一个“公共人衰落”的时代。公民只关注个人利益,不关注公共利益；只强调个人权利,不为社会谋福利,使社会成为原子式个人的松散联合体,而非一个有机共同体。

面对自由主义公民导致的社会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民的发展出现了共和主义的回归,形成了当代新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新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的消极公民观,重拾古典共和主义的积极公民观。但新共和主义不同于古典共和主义,古典共和主义中没有公民个人的权利,新共和主义经过自由主义的发展而来,自由主义尊重个人的权利,成为近代公民的基本特征。新共和主义把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加以平衡,强调公民权利和责任的平衡,转变自由主义的消极公民观为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公民教育观。自由主义的消极公民没有参与，共和主义的公民需要参与。因此,参与式公民教育,是适应当代自由主义公民向新共和主义公民转型的需要而产生的。

(二)参与式公民的培育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自由主义到新共和主义,从消极公民到积极公民,参与式公民教育有其西方社会的时代背景和必要性。问题是这种转型也适用于中国吗？以西方自由主义公民思想看中国传统社会,中国传统的封建宗法社会只有臣民、草民,没有公民。新中国成立后,高度划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压抑了个人的主体性和个性。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施,这种情况得以改变。因为市场经济是以个人为核心的自主经济、等价交换的平等经济、开放的竞争经济。市场经济对人的要求是独立、平等和开放,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服从、听话与封闭。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只能成为臣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则是注重个人利益的自由主义公民。我国虽然实行市场经济的时间不长,但市场经济的恶果已经显现:在提升公民主体意识的同时,也出现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孤独的公民”,他们把个人的权利视为唯一,对他人疏离、排斥,导致了人际关系疏远、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道德冷漠和社会责任感的消失。2011年10月,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就是中国社会公民道德冷漠的典型表征。社会对“小悦悦事件”的关注,以及近年来不断讨论的“老人摔倒,扶不扶”都是对公民社会责任感的拷问。有学者已经洞察到中国公民的利己主义问题,呼唤超越个人主义,通过重建公共生活,提升公民的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由此可见,当代中国虽然没有自由主义的传统,但市场经济已催生了个人的自由主义,由此也带来了与西方自由主义公民同样的危机。因此,中国公民教育,一方面需要培植个人的主体性,赋予个人的权利；另一方面,也需要以公共价值、公共精神引导公民个人的健康成长,使个人在公共参与中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公民。

二、参与式公民教育与积极公民的培育

(一)参与式公民教育旨在培育积极公民的公共性

参与式公民教育是培养负责任的积极公民的方法。它旨在培育积极公民的公共性,包括公共精神、公共道德、公共理性、公共参与能力等。

第一,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公民区别于私民,就在于公民具有公共精神。所谓公共精神,是指公民对待公共事务、公共生活的行为态度和思想境界,它是公民的公共责任意识在行为和性格上的体现。公共精神超越了个人的狭隘利益,而致力于公共福祉、公共利益。当代自由主义公民的危机就是因为缺少公共精神,出现了“公民唯私综合征”。所以,矫正自由主义公民的危机,必须重塑公民的公共精神。公共精神形成于公共生活中。参与式公民教育就是要鼓励和推动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实践,在公共生活中确立公共理念,强化公民社会责任感。

第二,培育公民的公共道德。公共道德,即公德,它区别于私德,就在于私德是个人品德、作风、习惯以及个人私生活中的道德；公德是公共生活的道德,不仅包括社会公德,还包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群体所提倡的道德。公德是公民道德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社会共同利益的基本道德要求。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指出“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然“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所以,必须加强公民道德教育,重要任务就是培育公共道德。

第三,培育公民的公共理性。理性是一种理智能力、道德能力以及行为方式。一个人的行为,必须基于理性,但不同生活需要不同的理性。公民的公共生活需要的就是一种公共理性。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之所以是公共的,因为它的目标是公共的善,它的本性和内容是公共的。公共理性是对民主社会公民的要求,因为民主社会是多元一体的社会,公民要在多元的状态下形成一体关系,必须诉诸公民间对话、协商而达成“重叠共识”,形成公共理性。

第四,培育公民的公共参与能力。公共参与能力是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平等交往和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公民的公共生活是多元利益主体间的协调和平衡,所以,公民必须在公共生活中学会合作与交流、沟通与协调、协商与妥协,能够理性表达自己的意见,与他人进行交流理性地解决冲突。这些都需要公民在公共参与中形成与发展。(二)参与式公民教育的特征

第一，公民参与是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参与。参与是参与式公民教育的核心词。首先,这里的参与是积极主动的参与。参与有积极主动参与,也有胁迫被动参与。主动参与是作为主体的存在状态,被动参与是作为客体的存在状态。公民作为主体人,其参与应该是积极的。公民作为公共生活的主人,具有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意愿,能够通过与他人或群体之间的合作影响公共决策,创造公共福祉。其次,主动的参与行为并不是无节制的,对于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行而言,过度或无序的政治参与行为是不理智的,因此也是有害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公民无序和过度参与的典型表现。因此,公民参与必须基于理性,而且是一种公共理性。

第二，公民参与是一种主体间的平等交往实践。公民作为一种身份,公民之间是平等的,公民之间出于公共利益而交往。因此,公民的参与不是你争我斗的利益纷争,而是一种多主体间的平等交往。交往中的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而且公民之间是互惠和合作的平等关系,而非权力的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公民之间的冲突只能通过民主协商的办法而解决,他们之间也是一种相互宽容、信任和尊重的关系。个体不是作为原子式个人参与其中,而是作为共同体的一员、作为一个平等交往的主体参与其中。个体参与生成的是孤立的个人主体性,平等的交往实践生成的是主体间性。主体间性在保证个人独立人格的同时,也与他人平等对话、合作、协商、妥协,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互识和共识。所以,公民参与是一种主体间的平等交往实践。

第三，公民参与是一种公共生活的参与。“参与”回答了公民教育的活动方式问题,但公民在哪里参与，参与的场域是什么，这是由公民特质决定的。自由主义公民是孤立的公民,不强调公共参与,个人消极履行其义务即可。参与式公民教育则基于共和主义理念,强调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投入。公民是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因此,公民的参与只能发生在公共场域中,过一种公共生活。这是由公民的公共性决定的。“公共生活是人们在公共领域中,通过参与公共事务而形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共同生活。它以公共领域为场域,以公共事务为中介,以公共参与、公共交往为手段,以公共伦理为调节,以公共性的形成为目的。”所以,并非任何情况下的学生参与都是参与式公民教育。只有发生在公共场域中的公共参与,才构成参与式公民教育。学生为了获得知识的自主学习、自主探究,就不属于参与式公民教育的“参与”范畴。所谓参与式公民教育是学生参与公共生活的教育实践活动。第四，公民参与的目的是培养负责任的积极公民。公民有积极和消极之分。自由主义公民只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不对国家尽义务和负责任,是消极公民。自由主义的公民只承担公民基本权利所要求的公民义务的底线,是被动的参与。共和主义公民强调参与公共事务,关心公共福祉,是积极公民。共和主义公民的参与不仅要公民履行消极的义务,更强调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之中。参与式公民教育是针对自由主义消极公民的问题而提出的,它以培养负责任的积极公民为目标。积极公民的公共精神、公共理性和公共参与能力只有通过公共生活中的主动参与才能得以实现。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对参与式公民教育作如下定义:参与式公民教育是引导学生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学校、社区和社会公共生活之中,通过主动参与和交往实践,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公共道德、公共理性和公共参与能力,使之成为负责任的积极公民。

三、在参与公共生活中培育积极公民 参与式公民教育要引导学生积极、理性地参与每一个层次的公共生活。学生的公共生活包括学校、社区和社会的公共生活。虽然学校是学生生活的主要场域,但学校生活未必是公民教育的主要场域,因为学校生活未必是公共生活,即便是公共生活,也只能是一种准公共生活。社区生活、社会生活才可能是真正的公共生活,也是锻造公民的真实生活。参与式公民教育就是要引导学生作为公民在学校、社区和社会,通过参与到学校、社会、社区等共同体的生活中,以便改善他人的境遇或是改变共同体的未来。公民参与类型主要有社会参与、政治参与和道德参与。笔者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论述学生公民参与的途径。(一)学校公共生活中公民的民主参与

学生的学校生活主要有三类:一是课堂的学习生活,二是班级和学校的管理生活,三是学生的社团生活。参与式公民教育就是以学生为主体,建构具有公共性的课堂生活、班级生活和社团生活。学校生活是学生生活的主体,公民教育必须充分利用学校生活,尤其是课堂生活和班级生活。第一,开展以公共话语为核心的合作学习与辩论。课堂公共生活不是教师的一言堂,也不是学生对标准答案的顶礼膜拜；课堂公共生活反对教师的灌输和说教,也反对标准答案和要求学生对标准答案的无条件接受。民主的课堂是一种公共言说,一种公共话语方式。公共话语是围绕着公共议题展开的自由言说。虽然议题是公共的,但参与讨论的公民可不受任何人支配地自由言说。而自由言说不等于乱说,个人言说必须对公共生活负责。知识虽然需要个人的建构,但这种建构是主体间的商讨。因此,公共话语通常以沙龙形式呈现,通过开展辩论和批判,允许不同声音的出现,让每个人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意见,但需要形成共识和遵守已有的共识,从而使个人知识转化为公共知识。

第二,建构学生参与的班级公约和学校的民主管理生活。如果把学校作为公民共同体,学生无疑是占最多数的共同体成员。学生作为公民共同体的成员,共同体的决策尤其是与学生权益直接相关的决策,都应该有学生的参与,听取学生的意见,体现学生的利益。班级公约是班级生活的公共法则,是由包括教师在内的班级成员共同制订,也是对包括教师在内的班级成员的共同约束。班级公约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权和例外。班级作为学生直接参与的民主共同体,要实现民主管理。学校管理也要吸收学生直接参与到公共管理决策,在事关学生利益问题上,学校有责任召开学生代表大会、听证会或者公共事务的辩论会,听取学生的意见,让学生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尝试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机制,构建民主的学校管理生活。第三,建构以自治为核心的学生社团组织生活。学生社团不属于学校的正式组织,它是学生根据自己的愿望、目标、兴趣,自愿组成的某种社团形式。例如，学生公益社团、志愿者社团、社会服务社团等是学生活动的自主天地,是学生的自由结社,因此,社团由学生开展自治活动。早在1919年，陶行知在《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中指出,“学生自治是学生结起团体来,大家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手续。从学校这方面说,就是为学生预备种种机会使大家组织起来,养成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但在今天的现实中,一方面,中小学生陷入应试教育漩涡之中,社团生活不丰富,有的学校也不支持社团活动；另一方面,具有政治参与性质的社团,如学生会、共青团,也会受到外界的政治干预和控制,少有学生自治的权利。社团是公民联合体,是学生在学校里的公共社会生活,对于培养学生的公共精神和公民自治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学校中的公民参与必须引导学生组建各种社团,积极参与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二)社区公共生活中公民的社会参与

学生不仅可以在学校,还可以在邻里、教会、社区以及公民社会的其他群体和场所中学会成为负责任的公民。学生在社区和社会,是作为一个公民参与社区和社会生活,这种参与从性质上说包括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政治参与主要是公民的政治生活,履行公民的政治权利,包括参与政治选举,作为一个公民参与政治决策、政治管理和被管理；社会参与是公民的社会生活,主要指公民参与社区公民自治活动,参与社会的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社团活动。只不过,社区生活更多的是社会参与。社区的社会参与有社会服务、做义工和服务学习等多种形式。

第一,社会服务。社会服务是指参与社区活动与社区管理,为社区谋福祉的活动,如志愿者活动、慈善募捐活动、帮扶活动、助残活动等。社会服务形式多种多样,不在于形式,关键在于公民所具有的社会服务精神,这就是公益精神、奉献精神、志愿精神等。社区服务作为社区公民教育的形式在西方比较成熟,在我国虽有社区存在,但社区还没有真正成为社区公民的共同体,社区居民基本上是各扫门前雪,社区的公共事务难以得到全体社区居民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培养社区公民意识,建构社区的公共生活,社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二,做义工。在社区公共服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就是做义工。实践证明,做义工是进行参与式公民学习的重要途径。社区要组织青少年参与各种义工活动,培养他们社会关怀的理念,缔造互爱关怀的社区文化。从香港的成功经验看,政府有必要成立公民义务工作的专门协调与管理机构,与社会各界沟通联系,合力推动义工的参与,提供义工服务。

第三,社区服务学习。服务学习是西方参与式公民教育推出的一个有效方法,它将学生学术课程学习与社会服务以及学术成长与社会责任联系起来,把学校与社会联系起来，围绕着社区的问题开展研究性学习为社区服务。服务学习既加深了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又培养了学生服务社区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西方具有自主设置课程的权利,可以自主开发社区服务课程。我国学校也可以开发校本课程,同时也可以结合已有的综合实践活动、研究性学习等,开展社区服务学习。

(三)社会公共生活中公民的政治参与

社区是公民直接的生活场,公民参与社区生活,服务于社区,也服务于自己,因此,公民更愿意参与社区公共生活。但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必须超越社区的局限,承担更大、更广泛的社会责任。社会生活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生活实践。学生的社会生活,除了更大范围的社会参与之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公民的本质体现，参观学习、直接参与和网络参与等是学生参与政治的主要形式。

第一,参观学习。政府有关部门或者社会团体要积极协助学校开展公民参与教育,组织参与式的公民教育项目,提供青少年到政府部门参观学习、观摩实习的机会,为青少年提供政治参与的相关教育和训练。美国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如2006年美国国会授权并资助“美国国家和社区服务中心”实施公民参与和社区服务项目,组织公民尤其是青少年到美国教育、环境、公共安全、国土安全等政府部门实习、观摩等,其受众达到150万美国公民。美国联邦教育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等也大规模资助公民教育的实践项目。在这方面,我国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还没有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因此,需要借鉴国外公民教育经验,建立相关的组织,为学校开展参与式公民教育提供资助和帮助。

第二,政治实践。政治实践,不仅是公民教育的最好形式,也是公民本身的义务。公民要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履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无论是学校和社区里的政治参与,还是社会上的政治参与,都是公民政治实践的好机会。公民教育要使学生珍视这一机会,使学生积极参与政治实践,履行好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同时,还要使他们明白这一活动对其成为公民的意义所在。第三,网络政治参与。在网络化时代,青少年几乎普遍介入网络,网络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公民的政治参与也要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网络的开放性、隐匿性与广泛性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和广阔的空间。事实已经表明,网络在公民的政治参与中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网络的匿名性,也导致了少数网民的不负责任。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利用网络政治参与,另一方面要培养网络参与的责任意识,使每个网民都能够成为负责任的网络公民。

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行政参与 篇7

行政参与泛指社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途径, 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公共行政中去, 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 以影响政府的行政决策, 并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进行有效监督的行为。它具有以下特点:

1行政参与属于广义的政治参与范畴

政治参与是公民对公共政治活动的介入, 而行政参与则仅限于行政相对人对公共行政的介入, 范围相对狭窄, 没能脱离政治参与的范畴。

2行政参与是一种自主性行为

在行政程序中, 当事人是否参与是其权利, 应由其自主决定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 而不得强迫其参加, 当事人不能作为强迫参与的受体而存在。

3行政参与是一种利益化行为

公民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参与行政管理过程, 并进而影响行政决定的做出, 其主要目的是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 并力图实现自身的利益需求, 或者也可能是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

4行政参与是一种“上行”行政行为

不同于行政领导工作的向下用力, 行政参与主要是向上做功。行政参与的职能是指行政人员参与活动所产生的功效, 是行政参与特征和作用的具体表现。

二、我国现阶段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行政参与存在的问题

1公众方面的原因

(1) 行政参与的意识相对较弱

一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思想, 忽视公民应有的参与权利;二是在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 对公民参与的能力和效果持怀疑态度。

(2) 行政参与的能力偏低

在近年的行政参与过程中暴露出了参与要求和参与能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诸如眼高手低, 对参与的程序不太熟悉, 非程序化参与不时出现等。

(3) 公民参与的不平衡。

在我国,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存在着地域、行业、阶层上的极大不平衡性。受教育程度高、经济状况好、社会地位高以及职业与政治关系较密切的公民参与意识相对较强。弱势群体由于各种局限无力也无机会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

2制度方面的原因

(1) 公民参与缺乏规范的程序

目前, 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监督公共政策制定等方面都缺乏程序以及有秩序的规则, 这样就会导致公民参与主体地位的缺失。

(2) 公民参与的保障制度不完善

我国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舆论信访制度等。但执行这些制度的具体措施尚不完善, 执行过程中还存在问题。

(3) 公民参与渠道不畅通, 阻碍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我国宪法、法律、法规赋予了公民参与的权利, 并规定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多种渠道, 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一是选举制度不够完善。二是信访制度不完善。三是我国第三部门不够发达和完善。

三、对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行政参与提出对策建议

1转变观念, 走出误区

政府要转变角色定位, 从以往的“统治者”转变为有限管理者和公共服务者, 客观地看待公民参与对公共政策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使公民参与和专业化、科学化的决策体系互为补充。此外, 要提高公民的素质及其主人翁意识。

2健全和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安排

第一, 完善我国的决策听证制度。要建构多方参与、互相制约的公共决策格局, 完善听证代表产生机制, 提高公共政策听证的透明度。第二, 进一步完善选举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 可以适度地提高人大代表的直选层次;可考虑增加人大代表特别是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专职化程度;另外要加强人大代表与选民的制度化联系。第三, 完善已有的信访、公民接待日等制度, 主要是让这些制度确实发挥作用, 根除形式主义现象。

3规范和培育第三部门, 改进和完善第三部门的公共政策参与机制

由于在社会公私领域的独特地位, 第三部门能够达到组织机构和个人之间以及社会公民之间利益的整合, 在政府和公民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必须大力规范和培育第三部门, 一是要健全第三部门的立法, 将第三部门的发展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的轨道;[3]二是政府应加大对第三部门的扶持力度, 促进其能力的提高;此外, 政府应努力与第三部门建立一种良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为第三部门参与政策制定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

4加快电子政府建设的步伐, 提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新平台

一是政府各机关应在最大范围内经合法程序发展公用电子资料库, 扩大信息资料的交换与流通, 提供广大公众可利用的信息资源;二是推动政府信息和通讯网络的发展, 提供政府信息交换及资源共享的平台;三是构建电子政府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为电子政府的建设确立完备的“游戏规则”, 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四是加强公务员现代信息及通讯技术的教育和培训, 提高公务员的信息素质及应用能力。

参考文献

[1]胡宁生:《现代公共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胡宁生:《现代公共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李解元:《论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改革与战略.2004.第11期[2]李解元:《论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改革与战略.2004.第11期

论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公民道德教育 篇8

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民道德教育;科学发展观

基金项目:湖南省湘潭市科技计划项目《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公民教育研究》研究成果之一(ZJ101008)

作者简介:刘勇(1972-),男,湖南湘乡人,湘潭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副主任、讲师,湖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

贺亮明(1964-),女,湖南湘乡人,湘潭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

众所周知,我们今天所说的和谐社会不仅是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和社会发展的新趋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就是要创造一个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两大支柱,一是民主法制,二是公民道德教育。法律是标,教育是本。我国人口众多,各种文化交流,以及改革开放后,中西方意识形态的碰撞,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价值观,比如功利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为取得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不正当、不道德的手段的事件时有发生。公民道德教育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全社会达成共同目标:实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思想引领、整合多样化的社会优秀的道德品格,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信念凝聚人心、强基固本,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保证。

一、公民道德教育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1.作为正确的价值观导向的作用。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我国社会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道德体制很多已经不适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用了,西方道德和东方道德的碰撞也要求我们在公民道德教育上必须创新,首先要创新的就是公民道德教育如何保证人民拥有正确的价值观的导向。市场的调节作用在社会物质领域和社会精神领域中的局限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市场经济对均衡经济结构,实现经济总量均衡目标和国家长期目标等方面的作用有限,必须依靠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在内的诸手段加以调节。公民道德教育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和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对实现市场经济的原则,规范市场的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克服市场经济的局限,缓解市场经济体制初创过程中的阵痛,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创造良好的社会软环境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需要我们把社会主义道德整合到经济运行中去,实现道德精神与市场机制的合璧,实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融合,达到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人的目的。

2.作为和谐社会道德宏观调控的作用。

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道德的引导与约束。从历史上看,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调控力,对于帮助人们摆脱“自然人”的状态,延展人性积极光明的一面,消除消极阴暗的一面,成为具有自觉意识的文明人,厥功甚伟。道德的功能就是要使人们能够将社会的道德要求包括道德准则、规范、社会舆论、传统风俗,与个人的内心信念自觉结合起来,沿着健康的方向调控人性,影响人们的行动,调整人们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人们按照一定社会所认同的善恶理念,按照人们所确认的“应当”原则参与社会活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最终从他律走向自律,达到公民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平的提高的目的。

3.作为全民的道德教化手段的作用。

随着《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相继出台,公民道德教育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现今社会道德缺失的程度令人忧虑,有的甚至触目惊心。一些地方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人们弄虚作假、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诬陷诽谤、尔虞我诈等现象泛滥。很显然,如果社会道德环境得不到改善,社会风气得不到净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空中楼阁”。在社会道德“滑坡”的种种现象面前,我们的道德教育往往显得苍白无力。道德是人性的自觉产物,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规定性之一。事实上,道德教化的程度在客观上决定了人的道德社会化的程度,也决定了人的文明素质和文明水平。而一个社会和谐的程度,除了制度上的因素外,基本上取决于这个社会全体成员的文明素质和文明水平的高低。因此,公民道德教育作为实现公民教化的目标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坚持科学发展观,在公民道德教育中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

1.坚持以人为本,以培养合格的道德主体为目标。道德教育培养目标,在道德教育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它制约着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途径、评价等诸因素。所以加强和改进公民道德教育工作,首先要对培养目标进行正确设定和把握。公民道德教育目标应注意培养合格的道德主体。合格的道德主体就是具有良好的社会性(或称适应性)品格和独立(或称发展性)品格的道德主体。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所谓社会性品格,指我国公民应具备的国家观念、集体意识、规范行为。所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是我国道德教育的主旋律。所谓独立性品格,是指个人有正确的自我发展意识、独立自主精神、价值批判能力和社会实践应对能力。作为合格的道德主体,两者应该同时具备。没有社会性品格,缺乏正确的、统一的国家观念,公民就会失去远大的社会理想,民族就会失去凝聚力,就谈不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振兴中华改革,容易盲目受社会思潮所左右。所以,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使公民能通过自己的探索、实践,通过发展自身的主体素质,提升自身的主体性,在潜移默化中达到个体品德的完善和个性的充分发展。公民道德教育的重心应从以道德准则、规范的传授转移到道德思维的发展和道德能力的培养上来,最终目的是完善人的品德,使作为道德实践活动主体的人,能够独立地进行道德理性思维,正确地进行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自觉地调整自己的道德行为,最终求得心性的提升和人格的升华。从各国的公民道德教育的共同趋势来看,“学会做人”、“学会关心”、“学会生活”成为道德教育的主题,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色彩日趋浓厚。

2.坚持以人为本,创新公民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公民道德教育坚持以人为本,还体现在转变传统观念,变“灌输”为“交流、疏导”,变“管理”为“服务、指导”,充分发挥公民的主动性、创造性。“人是道德的存在,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进而实现这一点。教育首要的任务是把人的道德意识唤醒,使人认识到道德于人的意义。”为此,需要建立“平等对话”的公民道德教育形式。这样我们就能真正改变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人格对立”,使教育对象从传统的受教育者转变成自主性教育者,使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能够像朋友那样开展平等的交流、帮助、指导。应从公民的实际出发,帮助人们制订符合品德规范、适应社会需要的道德教育目标,使道德教育成为公民自己的内在需求,使受教育对象成为公民道德教育的主人。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不仅要重视“言传”,更要努力注重“身教”。应当说,“身教”本身也是一种教育方法。“身教”就是前面所讲的用健康人格的魅力影响受教育者,用积极向善的心态服务受教育者。

3.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教育对象的个性和主体能力的培养。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创新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自信和无穷的财富,对知识和技术的狂热追求淡化了人们对道德智慧的渴望,造成了教育的“异化”。正如弗洛姆所批判的那样:“我们现在的教育目的,主要在于造就于社会机器有用的公民,而不是针对学生的人性的教育。”任何一种强迫式的教育,都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效果,公民道德教育只能因势利导,因人施教。应根据不同教育对象的不同身体条件、心理素质、兴趣爱好、行为习惯等,加大心理指导、学习指导、人际关系指导、生活指导、适应指导和人生指导等,增强公民道德教育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坚持以人为本,尊重教育对象的个性,并不意味着对教育对象放任自流。人的思想都有自发性和盲目性,需要用正确的思想和理论进行教育和引导。论进行教育和引导。对于那些不健康、不正确的思想,要及时地进行批评教育,而且要选择教育对象能够接受的方法进行引导教育。

总之,公民道德教育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及标志之一,就是公民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平较高。加强公民道德教育,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在全社会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培育我国公民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社会风尚。公民道德教育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实践中的体现,道德是和谐社会的空气和土壤,是人生追求的崇高境界,需要以平等、民主、公平、诚信作保证;大力加强公民道德教育是构建和谐社会中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和谐社会是以良好的公民道德为支撑的社会,如果公民道德素质高,公民道德得以加强,则构建和谐社会便有坚实的精神基础。只有公民具备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追求,才能正确对待矛盾冲突和利益调整,达成谅解、形成共识、凝聚力量,并能妥善化解和消除冲突。因此,持续的公民道德教育是社会和谐的重要道德基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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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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