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交通肇事逃逸若干问题的探讨

对交通肇事逃逸若干问题的探讨（精选9篇）

对交通肇事逃逸若干问题的探讨 篇1

一、交通肇事者的法律适用问题。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违章行为千万了重大交通事故而故意逃离现场，就应当负刑事责任，而不论其在事故中责任的大小。

（一）交通肇事逃逸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二）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罪犯具有严重的主观恶性；

（三）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是我国刑法明文禁止的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处罚性。

二、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具体性质的认定。在刑法修订之前，对此类案件的处理，理论上也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将这种情况作为交通肇事罪的从生重情节处理，不再涉及新罪名；其二，认为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见死不求，导致了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

三、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转化为故意杀人的条件。交通肇事后的不救助行为成立故意杀人必须具备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条件。

四、肇事者的认识错误对其罪责的影响。在交通肇事不救助的场合，要令肇事者承担故意的罪责，他对客观方面构成的要件事实必须有认识，但是如果肇事者的认识与客观情况不一致时，就产生了认识错误的问题，而此认识错误对肇事者的主观心理态度能产生影响并进而影响肇事者的责任轻重。

五、因逃逸致人死亡规定的适用。因逃逸致人死亡有两种情况：肇事者肇事后立即逃逸；肇事者肇事后将受害者弃于不易被人发现的丛林、涵洞等。关键词：交通肇事罪 交通肇事后逃逸 救助近年来,我国的公路交通运输事业日益蓬勃发展,车辆拥有者日益增多,交通肇事案件也随之呈上升趋势。交通肇事不救助最终致受害者死亡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这类案件如何处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争议较大，加上现行刑法在原刑法的基础上对交通肇事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使这类问题的性质认定更为复杂。有鉴于此，本人结合本科阶段所学知识及实践,对交通肇事逃逸的问题进行粗浅的理论探讨,以求教于刑法学界前辈。

一、交通肇事者的法律适用问题交通肇事后逃逸：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千万了重大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追究或者由于恐惧心理，置伤者、死者于不顾，而逃离现场的行为。在刑法修订之前，对此类案件的处理，理论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逃逸只是量刑的加重情节应以行为人在交通事故中负主要或全部责任为前提，如果肇事在事故中被认为负同等以下责任，则不应追究刑期事责任，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理由是参照1987年的通知精神：违反道路交通规章制度，因而发生重大事故的，在具体分析事故发生的主客观原因的基础上，对于构成交通肇事罪、应负事故主要或者全部责任的肇事者，应依照刑法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由此推定，若肇事者逃逸后，凭现场遗留痕迹能划分事故责任的，仍根据其事故责任的大小来确定其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只要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违章行为千万了重大交通事故而故意逃离现场，就应当负刑事责任，而不论其在事故中责任的大小。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原因如下：[!--empirenews.page--](一)交通肇事逃逸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一是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严重侵犯了交通运输安全及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调整的交通秩序。因交通肇事者不能及时归案，难以查明事实真相，给司法机关侦破和查处交通肇事案件增加了难度，耗费了人力、物力、财力，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二是加重了对被害人的危害后果。逃逸行为往往造成延迟伤者及时送诊的时间，尤其是过往车辆和行人稀少时，有的被害人因送诊过迟而丧失抢救机会，有的被害人因家庭困难无钱垫付治疗费用，不能及时对症下药，造成不应有的后遗症发生。此类事例并不少见。

（二）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罪犯具有严重的主观恶性交通肇事罪本身是一种过失犯罪。行为人主观的罪过在一定形式下可以反映其主观危害性。而逃逸行为则是对其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的延伸。行为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和财产重大损失后逃离现场，对伤亡者弃之不顾，不履行对伤者的救助义务，其行为更充分的反映了其主观恶性的程度远远大于一般肇事者，应当予严惩。

（三）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是我国刑法明文禁止的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处罚性在刑法修订之前，通知只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规定为从重量刑的情节。而修订后的刑法则对逃逸行为另行规定了相应的量刑幅度。因而不应以行为人在事故中负主要或者全部责任为前提。否则，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就无法追究刑事责任了。此外，有些肇事者归案后往往避重就轻，推卸责任。而交通事故发生的瞬间往往是动态的，复杂的，造成取证困难，如果在侦察中需查明到底哪一方负主要或全部责任，往往给办案人员带来困难，导致案件不能及时审结。

二、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具体性质的认定在刑法修订之前，对此类案件的处理，理论上也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将这种情况作为交通肇事罪的从重情节，不再涉及新罪名；其二，认为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见死不求，导致了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这时行为人对被害人死亡所持有的心理状态已由交通肇事罪时的过失转化为间接故意，因而将其作为交通肇事罪的从重情节处理不科学，而应定间接故意杀人罪。笔者认为，此两种观点均有讨论的余地。第一种观点错误的将一部分本应属于故意杀人的行为纳入了交通肇事罪的处理范围。诚然，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少肇事者在肇事后由于惊慌和害怕，对受害者的伤情，救助可能性以及受害者所处的状况欠缺明确的认识。因而也就形成不了对危害结果希望或放任的意志态度，对此种情况，依故意杀人罪处理显失妥当。但是，也有不少肇事者在肇事当时的情况下，认识到受害者伤情较重，如果及时抢救，有可能防止结果的发生，而且，鉴于受害者所处的位置，第三者加以救助的可能性极小，认识到自己的不求助行为极有可能致受者与死地，但是由于害怕承担罪责，放弃了保证结果不发生的意志努力而驾车逃逸，最终受害者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救助而死亡。从客观方面看肇事实施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有救助可能性的不救助行为;从主观方面看,肇事者在对受害者的伤情、救治可能性以及受害者所处的位置有明确的认识的前提下，一味追求逃避罪责的目的，而对他人的生命安危不闻不问，听之任之，这完全符合了故意杀人罪的（不作为形式）的构成要件，应构成故意杀人罪。第二种观点错误的将一部分本属交通肇事的行为纳入了故意杀人罪加以评价，从而有主观归罪之嫌。这种观点片面的强调肇事者的主观恶的心理态度，笼统的认为凡是此种情况，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一概的由过失转化为故意，从而怠于对不救助行为是否包含致受害者死亡的现实危险性做细致深入的分析。[!--empirenews.page--]刑法修订后，有论者囿于刑法友协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对肇事后逃逸的行为性质作了独特的解释，认为，甲酒后驾车肇事后逃逸，致使受害者乙因得不到及时抢救而死亡，甲的行为虽然表而上看与交通肇事罪的条文和故意杀人罪两个条文相符，但实际上，这两个条文规定的内容存在着某种重合关系，属于法条竞合，应择一使用。笔者认为此种说法不甚科学。首先，其对交通肇事罪的罪过形式把握不够味准确。交通肇事罪的罪过形式为过失，而故意杀人罪的罪过形式为故意。在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后可以转化为故意杀人罪，但笼统的将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就认定为故意杀人是不科学的，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三、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转化为故意杀人的条件交通肇事后的不救助行为成立故意杀人必须具备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条件。从客观方面看，肇事者实施了在应当救助且有救助可能性[1][2][3]下一页 的情况下而不救助以致受害者死亡的行为。对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肇事者负有救助的义务。这是不作为犯罪成立的一个条件。如果一个人没有作为义务那么他也不可能成为不作为犯罪。肇事者的救助义务是来自其先前行为的，即由于肇事者的肇事而使受害者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因此肇事者负有义务采取措施救助伤者。关于肇事行为引起的救助义务，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研究：

（一）肇事者对受害者的心理态度。这种救助义务必须产生于肇事者因过失致他人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之中，如果甲是故意撞伤乙的，使其生命处于危险状态的，这时如果期待甲对乙采取救助行为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如果甲故意撞伤乙后又对乙采取积极的救助措施应属于故意犯罪的犯罪中止，说明甲犯罪后认罪态度较好，可以作为从宽处理的酌定情节。

（二）肇事者无罪过撞伤他人，是否派生出救助义务。如：甲照章驾车，乙违章骑自行车，甲意外撞伤乙并使其严重失血，有生命危险。司机甲有无救助义务？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不属于交通肇事的范围。因为交通肇事罪首先是由于行为人的过失而发生的，而此种情况下，司机甲并没有过失，所以并不构成交通肇事罪。但笔者认为，无论肇事者有无罪过，既然由于他的行为而使受害者处于某种危险状态，他就没有理由拒绝消除其能消除的危险。其先前的合法行为并不能保证其以后的行为的合法性。其次，肇事者有救助的可能性。因违章驾车致人重伤后，肇事者即居于保证受害者生命安全的地位。但是在客观实际上不可能防止受害者死亡的情况下，肇事者并非不救助而是救助不能。所以，如果在客观上对肇事者而言不可能防止受害者死亡。则他无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故意。如何判断有无可能性？我们认为，救助的可能性是交通肇事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客观要件，所以有无救助可能性，应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做出客观的判断，至于肇事者对这种可能性有无认识的问题，则属于主观要件研究的范畴。一般而言，肇事者可能由于下列情况，缺乏救助的可能性：

1、空间限制：如果肇事地点距救治机构较远，加之受害者所受之伤情特别严重，即使送往医院救治也难免一死。[!--empirenews.page--]

2、肇事者本身的体力局限：如肇事者身材弱小，而受害者块大体宽，并且肇事地点附近没有第三者可资救助。

3、肇事者欠缺必要的工具、经验等。如受害者被卡在车里，肇事地点偏僻无人援助。但是，如果肇事者本身虽不具备救助能力，而肇事现场附近若有具有救助能力的第三者，并且肇事者有能力请求第三者加以救助的，仍视为具有救助可能性。最后，肇事者的不救助行为对受害者的生命安危具有绝对的支配性。所谓绝对的支配性，是指如果肇事者不对受害者加以救助，其他人便无法加以干预，由此他对受害者的生命安危处于独一无二的排他性保护地位。如交通肇事后将丧失自救能力的受害者弃之于不容易被除数人发现的地方，或者将受害者搬于车内，将车开走，关于此种情况外国刑法理论界专门对此种行为作了规定。笔者认为，此种场合，肇事者的怠于救助行为便排除了第三者对受害者进行救助的可能性；就第三者而言，绝对性意味着受害者死亡结果的发生不是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加害行为所致，如甲将乙撞成重伤后将乙置到某医院门口后逃逸，丙醉酒后驾车将受重伤的乙轧死。则甲对乙的死亡结果不应负故意杀人罪的责任。从主观方面看，肇事者表现为故意的心理态度。这里涉及到一个不作为犯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界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主观方面有一种误解。一般刑法课本或刑法材料对不作为犯的定义是：负有某种义务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危害行为。这种定义忽略了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如有学者认为肇事者肇事后只要逃逸且致人死亡的，其主观心理态度就由过失转化为间接故意，对其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新刑法修订后对交通肇事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该罪在原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个刑度，即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对此规定，有学者责难颇多，认为它错误的把间故意杀人罪规定为交通肇事罪，这一失误不打紧，不但错定了犯罪性质，而且使本来想提高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的计划落了空。客观的说，这种批评有一定道理，但是未免太经验化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教条化的见解，我们认为原因有三：其一，故意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故意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细心留意一下我国出版的教课书便不难发现，所有的教课书都不惜笔墨对不作为成立犯罪的客观方面进行研究，而忽视了不作为犯尤其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主观方面，不能不说这是刑法理论的薄弱环节；其二，过分重视肇事者的主观恶的动机而对构成要件的等价性问题怠于研究。由于我国刑法没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的规定，因此，对其认定和处罚便存在问题。我们知道，不纯正不作为犯在构成要件方面存在结构上的差异，为了弥合这种差异，刑法学界有的人多借用刑法第十四条关于犯罪故意的规定加以解释，认为，在交通肇事后，肇事者为逃避罪责，驾车逃逸，最终致受害者死亡，肇事者的动机是邪恶的，对结果的发生一定是放任的，这完全符合了故意杀人罪的特征。由此以来，显然扩大了杀人罪的处罚范围。其三，虽重视了肇事者主观恶的动机，但却忽视了对肇事者成立故意杀人罪所必须的认识因素的深入研究，是造成这种认识僵化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肇事者如是出于故意，他就必须对有关客观事实情况有正确的认识，如果肇事者对于其作为义务、作为可能性以及不救助行为对受害者的死亡起着绝对支配性作用欠缺认识，那就不好说肇事者对特定结果的意志态度。有鉴于此，我们就故意的结构作一尝试性的分析。[!--empirenews.page--]故意由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构成，这两个要素相互关联，决定着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故意的认识因素是关于犯罪构成客观方面事实的认识。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首先，救助义务的认识。如果肇事者在肇事后对肇事行为欠缺认识，当然也欠缺因肇事行为而派生的救助义务的认识，不能说肇事者的主观心理态度是故意。其次，救助可能性的认识。这是德国的通说。对此，考夫曼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保证义务人依法负有实施一定行为的义务，在实施该行为时，对于不作为人来说，“因为对事实有认识（结果迫切发生等），所以，要求他下决心阻止改变这一事实及为改变这一事实（防止结果发生的事实）而考虑防止结果的可能性。”若从这种法的要求的观点来看，冷漠无同情心的不作为人因为连防止结果的可能性者没有考虑，所以他的犯罪情节比考虑了是否可能进而认识了其行为可能性，但没有支作为的不作为人的犯罪情节更严重。这样的话，把满足了部分法的要求的不作为人（考虑了防止结果的可能性，具有行为可能性认识的不作为人）以故意犯来处罚，而比这种情况更严重的应追究更重的刑事责任的不作为人（从一开始就丝毫不考虑法的要求的冷漠无同情心的不作为人）。不能以故意犯来处罚，而只能以过失犯来处罚，这是违反法律意识的。我们主张肇事者应有救助可能性的认识。原因在于：

一、故意的认识内容是犯罪构成客观方面事实的认识，而救助可能性作为肇事后不救助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客观事实，肇事者欠缺对此事实的认识是不可设想的。如甲肇事后，看到乙奄奄一息而惊惧不安，但无计可施，由于惊慌他忘了山后有座医院，想到这偏僻的山区即使把乙送到一个多小时路程以外医院救治也难免一死，不如一走了之。对此例，甲对乙死亡结果的发生是故意的吗？其

二、不纯正不作为犯是由不作为实现了作为犯的构成要件，但该不作为本身在刑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由此就可能产生疑问：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是不是对作为犯上一页[1][2][3]下一页 的构成要件的类推适用。因此，出于罪行法定原则的考虑，我们宁愿采取严格的立场，承认救助可能性是故意的认识因素。最后，对不救助行为对受害者死亡结果的发生具有绝对支配性的认识。如果肇事者对这种绝对支配性欠缺认识或者发生了错误码认识，肇事者就不是故意的。故意的意志因素表现为肇事者对受害者死亡结果的发生的放任或者追求的态度。在一般情况下，肇事者对结果的发生持放任态度，但也不排除希望的意志。如，甲肇事后，发现乙是自己踏破铁鞋无处觅的仇人，认为死了才好既是适例。总之，要认定肇事者的不救助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就必须综合分析受害者的伤情，所处的状况以及肇事者对作为的义务、救助可能性和受害者所处状况的认识态度。若被害人伤情严重，肇事者在有救助可能性的情况下认识到如果他不及时救助受害者就不能得救，不救助的行为就与以作为方式来杀人的行为具有同等的否定性价值；如果受害者所受之伤为非致命伤，但是肇事者认识到受害者处在行人稀少等待好长时间也不会有人加以救助的地方，后者认识到在寒冬季节有冻死的危险性时，此不救助行为就包含着对他人的生命安危具有绝对支配性的现实危险性，肇事者应构成故意杀人罪。[!--empirenews.page--]

四、肇事者的认识错误对其罪责的影响在交通肇事不救助的场合，要令肇事者承担故意的罪责，他对客观方面构成的要件事实必须有认识，但是如果肇事者的认识与客观情况不一致时，就产生了认识错误的问题，而此认识错误对肇事者的主观心理态度能产生影响并进而影响肇事者的责任轻重。在司法实践中，肇事者的认识错误分为救助义务的错误、救助可能性的错误和对因果过程绝对支配性的错误。

（一）、救助义务的错误。即救助义务存在而肇事者误认为不存在。如甲撞伤乙，但是甲对此一无所知。对此种错误，依事实错误的处理原则，一般可考虑依交通肇事罪处理。

（二）、对救助可能性的认识错误。即肇事者肇事后，客观存在着救助可能性，而他误认为不存在。此种错误是肇事者对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错误，根据通说，昏迷不醒，甲认为反正是没救了，就驾车逃逸，最终致乙死亡。后经医生证实，乙如果得到及时救治，还可活命。此种场合，甲由于对救治可能性发生了错误认识，不成立故意杀人罪。

（三）、对因果过程绝对支配性的错误。即肇事者肇事后对于自己的不救助行为对受害者的死亡结果的发生的支配力产生了错误认识，这种肇事者的认识错误有可能影响肇事者的刑事责任。如甲于某夜将乙撞伤后，将乙移到医院门口驾车逃逸，但不巧，当晚下大雪，乙被冻死。由于甲欠缺不救助行为对死亡结果发生的支配性的正确认识，因而阻却故意的罪责。

五、因逃逸致人死亡规定的适用从司法实践来看，因逃逸致人死亡有两种情况：其

一、肇事者肇事后立即逃逸；其

二、肇事者肇事后将受害者弃于不易被人发现的丛林、涵洞等。对于第一种情况，肇事者是否成立故意杀人罪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第二种情况，肇事者主观上存在故意，客观上实话了对受害者的生死有决定力的不救助行为，肇事者的行为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所规定的第三档刑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将本属故意杀人罪的不救助行为纳入交通肇事罪加以评价，这于情、于法理是不相容的。但是，如果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而是裁判的准则的话，如何对这种缺陷立法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则是我们不容推卸的义务。对于此项规定，我国刑法学界主要有三种解释：其一，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场合，事实上发生了第二次交通事故，显然刑法将同种数罪规定了一个法定刑；其

二、因逃逸致人死亡包括两种情形：

1、肇事后畏驾车逃走，以致延误抢救时机，引起被害人死亡；

2、在仓皇潜逃时又撞死撞伤他人。其

三、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在交通事故出现后，肇事者不及时抢救被害人，而是逃离现场，致使被害人抢救不及时而死亡。这是多数学者的见解。就上述前两种观点而言，我们倾向于把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人理解为先行肇事行为的受害者，因为在司法实践中，肇事后逃逸致电先行肇事的受害人死亡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对此在立法者看来，应在立法中加以规定，而那种发生二次交通事故的解释恐怕不是立法者的意愿。就第三种见解而言，客观的说，这种解释是下了很大工夫的，但是，这种解释还是将一部分故意杀人行为包括在交通肇事罪中。我们认为，对该规定解释时应把握以下三点：其

一、应将故意杀人行为从中分离出来；其

二、由于交通肇事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该项规定亦应解释为过失；其

三、该项规定是不作为的犯罪，其作为义务的根据是肇事者先行的肇事行为。综上三点，我们认为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它规定了过失的不作为犯，即肇事者肇事后，由于对救助义务、救助可能性以及不救助行为本身是否包含着致受害者死亡的现实危险性欠缺正确的认识而逃离现场，最终致使被害人因抢救不及时而死亡。[!--empirenews.page--]参考文献：

1、1997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3、刘家琛主编《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321页；

4、戴玉忠主编《现行刑事法律司法解释分解集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161页、172页；

5、赵秉志主编《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445页；

6、赵秉志主编《新刑法全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539页；

7、高铭暄主编《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540页；

8、赵秉志主编《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968页；

9、严军兴、同立权、程万高主编《新刑法通释》，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248页

10、法律教育网杨昕宇著《关于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理论述评》；

关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探析 篇2

有鉴于此， 本文试图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原因、逃逸行为的立法缺陷和交通肇事逃逸立法完善等问题进行研究， 参照其他国家的做法， 提出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应该单独立罪， 并加大处罚力度。以其能为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交通肇事罪；逃逸行为；立法完善

目前，交通肇事违法犯罪，特别是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不断增多， 使公民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统计，我国每年大约都会有50万起交通事故发生，每年超过10 万人死于交通事故，这两个数据都在世界各国中稳居首位。根据统计数据表明，平均每1小时就有12人丧身车轮，每1分钟就会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我国每年有几百亿的经济损失是由于因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统计的计算结果来看，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罪责而逃逸的肇事司机有近40%，一部分被害人因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而死亡，导致危害结果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也给公安交警部门的破案工作加大了相当的难度。

首先，一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对交通肇事者的处罚加大了，驾驶人在事故中承担的责任也在加重。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后，驾驶人不仅要付出巨额的经济赔偿，还将受到刑事处罚，致使肇事者产生逃逸心理，并千方百计躲避追查；二是事故赔偿数额在增加，医疗费用负担过重。《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来，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损伤引起的直接、间接的物质和财产损失比过去增加了近一倍，一些车辆由于未办理车辆保险或在保险金额不足的情况下，驾驶员为逃避巨额赔偿往往选择逃逸；另外，现今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小伤小病动辄几百元，大伤大病成千上万元，一旦发生伤人事故，医疗费用将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一个事后抓获的肇事逃逸者直言：之所以逃跑，就是负担不起没完没了的巨额医疗费。三是地域上的原因，个别外地肇事者因无法接受本地受害者家属的无理要求并害怕受害者家属的打击报复而选择逃逸，而现实中肇事驾驶员被受害者家属穷追猛打的案例亦时有发生。

其次，由于高速公路自身的特点所致。高速公路地处偏僻，沿线多为人烟稀少的农村、山区，肇事者在此环境下往往会抱着不会被人发现的侥幸心理而逃之夭夭；即便是车流量较大时，也有不少车经过事故现场，但大多驾驶员却是抱着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从而匆匆而过，哪管别人是留是逃。

第三，交通肇事逃逸侦破率不高也是造成逃逸案件增多的重要原因。由于平时对逃逸驾驶员的打击不够，在社会上未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以致更加重了驾驶员肇事后逃逸的侥幸心理。

第四，实践中的重刑轻判，不能起到很好的预防犯罪的功能。因为法律、政策、现实的原因，有很多交通肇事逃逸犯罪嫌疑人在给被害人或者是被害人家属相应的经济赔偿后被免予起诉。倘若被起诉，绝大多数也只是被判缓刑，真正被判有期的或者是服刑的人比较少，难以起到真正预防逃逸犯罪、教育众多交通驾驶者的作用。

从我国现行刑法及最高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对于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立法有问题。一方面，在交通参与者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根本上，逃逸行为只是一种法定加重处罚情节，只是成为对肇事逃逸人加重量刑的必要关键。另一方面，只在逃逸行为致使至少一个受害人重伤条件下，逃逸行为才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定罪要件进行处罚。这一规定可以使该类案件的司法适用快捷便利，但是由此产生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综观国外立法，交通肇事犯罪一般分散规定于道路交通法规和刑事法律中，相当于说行政法规中包含有刑事犯罪的规定，像日本等。也有部分国家将交通肇事逃逸犯罪都规定在行政法规中，比如我国的香港地区，就只在道路交通条例中规定了刑事犯罪，在刑法中没有涉及。而我国刑法，将逃逸行为与逃逸致人死亡行为都规定在交通肇事罪一罪中，带来了司法解释和立法的诸多矛盾。由于立法的缺陷， 基于维护现有法条的目的作各种各样的司法解释，不会从根本上平息理论争议， 而且会引起具体操作上的混乱。立法包括司法的不足， 只有完善刑事立法， 才能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分歧。

在发生交通事故后， 许多国家法律规定肇事者负有保护现场、抢救伤员及物资以及报案的义务。肇事后而逃逸的， 就构成新的犯罪。对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一般规定以交通肇事逃逸罪、不救助罪或者保护者责任遗弃罪论处，然后与交通肇事罪进行数罪并罚。对于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 则未见有国家和地区在立法上以专门罪名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刑法》规定： 如果行为人交通肇事致人重伤后逃逸， 受害者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 就逃逸行为与逃逸致死来说， 肇事逃逸与违背义务遗弃形成法条竞合现象， 是特别关系的竞合。违背义务遗弃是特别条款， 肇事逃逸是普通条款， 以违背义务遗弃罪处罚。借鉴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立法， 本文将对《刑法》第133条进行一次重构， 重构的基本思路是：①保留现形《刑法》第133条中交通肇事罪基本构成的部分， 罪名不变， 仍为交通肇事罪， 加重量刑幅度。②新增罪名，交通肇事逃逸罪， 作为《刑法》第134条单独条款。③把《解释》中的相关合理内容纳入交通肇事逃逸罪， 作为第②、③款。保留部分， 本文不再赘述， 下面着重就修改部分作如下重构：第一百三十三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因而导致重大安全事故， 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 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中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起点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只有逃逸或情节特别恶劣时才处3 年以上有期徒刑。而现实中， 交通肇事罪多数为情节一般的， 由于处罚较轻， 行为人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交通事故频频发生。加重对此类案件处罚的力度，对于提高人们的整体道德水平具有好处，对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我国对交通肇事罪的立法与司法现状， 是一种定位错误（定位在较轻社会危害性犯罪的范畴）， 必须予以纠正， 应当将其定位在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领域， 提高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 慎用缓刑， 将逃逸行为单独列出，与基本犯分离，才可以避免重复评价。才能起到预防交通肇事罪发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红兵.《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立法缺陷与完善》[M].河南社会科学，2010

[2]李朝晖.《交通肇事罪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3]高铭暄，赵秉志.新编中国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黄丽勤.《增设事后肇事罪之立法思考》载《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07 年第9 期.

作者简介：

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 篇3

舒城县人民检察院 王敏 丁海棠

一、基本案情

2011年9月4日23时许，袁某驾驶皖NJX005号小型普通客车，沿G206线由南向北行驶至1106KM+680M处，遇潘某由东向西横过公路，袁某对道路情况观察疏忽而撞到潘某，造成皖NJX005号小型普通客车受损、潘某受伤，后潘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袁某在事故现场拨打了120救助电话和122报警电话，并在120救护车来了之后，协助救护人员一起将伤者送上了救护车，后留在现场等候交警处理，而当其得知被害人死亡，未等交警到达，便无故离开现场。次日上午7时许，袁某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接受调查处理并称其离开现场的原因是害怕遭受被害人亲友殴打。经认定，袁某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案发后，双方当事人就人身损害赔偿达成协议，且已履行。

二、争议问题

本案中，袁某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驾驶机动车辆致一人死亡，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但对其在交警到达前离开现场的行为如何认定存在争议。

一种意见认为，袁某离开现场的行为属于“逃逸”行为。“交通肇事逃逸”一经实施逃离现场的行为即告成立，袁某在交警部门首次处理前离开事故现场，第二天才到交警部门接受调查处理，且其离开现场并无为救助被害人或其它正当理由，应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

另一种意见认为，袁某离开现场的行为不宜认定为“逃逸”行为。“交通运输肇事逃逸”是指行为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事故发生后，袁某积极履行救助义务，拨打救助电话和报警电话，并将伤者送上救护车，而其离开现场是因为得知被害人死亡害怕遭受殴打，袁某主观上并无逃避法律追究的动机，不应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

三、案件评析

（一）“交通肇事逃逸”的成立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据此，笔者从以下几方面对“交通肇事逃逸”的成立要件进行分析。

1、“交通肇事逃逸”的前提要件

《解释》第二条第一款和第二款

（一）至

（五）项规定的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八种情形，根据《解释》第三款的规定，行为人只有具备这八种情形之一，即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其“逃逸”行为才能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如果行为人肇事情节轻微，负事故次要或同等责任，未造成人员伤亡或得重大财产损失的，由于其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即使其在交通事故发生后逃逸，也不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即行为人交通肇事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是“交通肇事逃逸”的前提要件。

2、“交通肇事逃逸”的时间要件

《解释》将“逃逸”的时间界定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那么是否事故发生后的任何时间逃跑，均可认定为逃逸？如，行为人在事故发生后已被公安机关讯问确定为事故行为人，并采取刑事拘留或者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的，其逃跑行为能否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肇事者接受公安机关处理后，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为逃避责任经传唤不到案，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期间逃跑，实质是一种违反诉讼程序脱逃行为，均不宜认定为“逃逸”。我们认为，只有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事故处理机关将行为人列为肇事嫌疑人采取首次处理措施前这段时间内的逃跑行为方能成立“逃逸”。

3、“交通肇事逃逸”的空间要件

《解释》未对“逃逸”的场所作出限定，就其立法目的来看，“交通肇事逃逸”的空间要件是指逃离事故发生现场或与事故具有紧密联系的场所，如抢救事故伤亡者的医院、调查事故责任的交警部门等。交通肇事逃离现场的行为是逃逸 2 的典型情形，但由于逃逸行为本质是对抢救义务的不作为和对责任承担的逃避，因此认定肇事人“逃逸”不能仅仅看肇事人是否离开现场，其关键在于肇事人是否同时具备“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和“立即投案”的行为特征，二者缺一不可。肇事人肇事后将被害人送往医院，并立即报案在医院守候等待公安机关的审查处理，虽然离开了肇事现场，但系为了救助被害人所致，当然不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反之，肇事人如将被害人送往医院后而逃跑的，或者虽然肇事人立即报案，且有能力履行却没有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均应认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的“逃逸”行为。

4、“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观要件

《解释》将“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观目的限定为“为逃避法律追究”，即指行为人在明知自己造成了交通事故的情况下，为逃避履行相关法定义务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而产生逃跑直接故意的主观动机。但在实践中，交通肇事行为人在肇事后离开现场的原因和目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有的是害怕被害人亲属和群众的报复殴打，有的可能是正在去投案和抢救伤者的途中，因此正确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逃避法律追究”这一要件对于认定行为人是否属于“逃逸”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对于“逃避法律追究”的认定可采取推定原则。保护现场、抢救伤者、迅速报案、听候处理等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行为人无正当理由离开现场的主观动机应推定为“逃避法律追究”，而“正当理由”须经查证属实。

（二）本案袁某行为的认定

笔者认为本案中袁某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理由如下：

首先，袁某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驾驶机动车辆致一人死亡，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具备“交通肇事逃逸”的前提要件。

其次，袁某在交警部门首次处理前，即在交警部门将其列为犯罪嫌疑人对其进行审讯、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处理措施前，离开事故现场，具备“交通肇事逃逸”的时间要件。

再次，袁某离开事故现场后，家人、交警均与其失去联系，次日才到公安交 3

管部门接受调查处理，且非因为“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将被害人送去医院，也非因为“立即投案”去往交警部门的途中，其逃离了事故发生现场和与事故具有紧密联系的场所，具备“交通肇事逃逸”的空间要件。

最后，袁某称其离开现场的原因是被害人亲属的报复殴打，实践中不排除存在这种可能性，同时实践中也很难判定其逃跑动机。本案中袁某并未被殴打或者面临被殴打的实际危险，其逃离事故现场后并未立即报警并接受公安机关处理，且无证人或其它证据证明其无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故意或证明其确实害怕遭受被害人亲属殴打，另外若其辩称成立，其离开现场后应是立即去公安交管部门，而不是次日上午才前往，因此，袁某离开现场的主观目的应推定为“逃避法律追究”，具备“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观要件。

交通肇事逃逸犯罪的预防和对策 篇4

内容提要 我国《刑法》并无交通肇事逃逸罪这一罪名，而是把逃逸行为作为交通肇事罪的一个加重情节。交通肇事逃逸罪，具有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不同于交通肇事罪的另一种犯罪，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应在刑事法上单列一罪名。该犯罪的产生有经济、意识、环境等方面的原因，必须采取有针对性地措施，提高破案率，加强预防工作。

关键词 交通肇事 逃逸犯罪 侦破 预防

近年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全国城乡道路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但是，迅猛增长的交通需要与落后的道路基本建设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全国道路交通事故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其中，驾驶员肇事突出。以2008年为例，由于机动车驾驶人的原因所造成的交通事故占交通总事故的91.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占较大比重，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以普洱市思茅区为例，2008年思茅区内发生交通肇事逃逸案件83起；2009年思茅区内发生交通肇事逃逸案件92起。

事实表明，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有着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直接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严重的人身伤亡；与一般交通事故相比严重地侵害了广大交通参与者的合法交通权益。此外，它有着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具体表现在：第一，行为人对因事故造成的生命财产所存在 的危险履行法定的抢救义务，极大地加剧了危害结果的严重性。统计表明，有效的现场救护能降低20%的致死率。其次，转嫁了经济损失的责任被害人及家庭因得不到经济赔偿而人亡家破，实行第三者责任和交通肇事强制法定保险的保险公司要为逃逸者预付伤者抢救期限间的医疗费，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损失也得不到赔偿。第三，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侵犯了国家正常的交通安全管理秩序，给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影响了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第四，交通肇事逃逸行为，有悖于人道主义原则，直接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五，交通肇事犯罪的大量发生直接影响社会的公众交通安全感，加之其主观恶性较大，影响恶劣，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有不良的作用。

为了维护国家的治安秩序和经济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当前交通肇事逃逸犯罪不断上升且侦破的整体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对其研究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就交通肇事逃逸犯罪的特点、原因作一些探讨，并提出相应的侦破和预防对策。

一、交通肇事逃逸犯罪及特点和规律

我国《刑法》并无交通肇事逃逸这一提法，而是把逃逸肇事作为交通肇事罪的一个加重情节，于是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它特别恶劣情 2 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笔者认为，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是不同于交通肇事罪的另一种犯罪，在刑法上应单列一罪，是因为：一罪区别于其他罪，根本上决定于该罪在犯罪构成及其危害结果诸方面于其他罪存在的差别。交通肇事逃逸罪有自身不同于交通肇事罪的法律特征。其区别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1）从犯罪的主观方面来看：交通肇事逃逸犯罪在交通肇事过程中为过失，包括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在逃逸之后，其主观状态则由过失转为故意。而交通肇事罪在主观方面仅表现为过失。因此，两罪在主观方面是截然不同的，交通肇事逃逸罪比之交通肇事罪，其主观恶性要大得多。

（2）从犯罪的客观方面来看：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包括交通肇事的作为方式和逃逸行为的不作为方式。此不作为方式指交通肇事行为人不履行有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现场抢险救险、现场救护、报警及现场保护义务。而交通肇事罪其客观方面仅为作为方式的交通肇事。

（3）从犯罪客体来看：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所侵害的不仅是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更重要的是国家正常的交通安全管理秩序。而一般交通肇事犯罪，其客体仅为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4）从犯罪的危害性来看：交通肇事逃逸犯罪因其主观性较深，有着比一般交通肇事罪更为严重的危害。它不仅直接损害国家和人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影响公安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影响公众交通安全感，影响社会稳定。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事故导致人员伤亡或使公司财产遭受损失后，为逃避法律责任，不履行相关法律义务而逃离现场的行为。有关部门应根据该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确定其相应的刑罚措施。

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有着不同于其它犯罪的特征：

1、犯罪人方面。发生逃逸的大多是中、青年人胆大心粗，易出事故，事故发生后顾虑较多，侥幸心理也特别重。以普洱市思茅区为例：2008年抓获的5名伤人以上肇事逃逸案件中的人员全部都在20-40岁之间，且男性比例为100%。大多数逃逸肇事驾驶员的法律意识、守法意识较为淡薄，对自己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害怕法律制裁，幻想能够逃避罪责的心理促成了逃逸的发生。

2、肇事车辆方面。交通肇事逃逸的车辆多为外地过境的运输货车和无号牌的车辆。由于是过路车和没有号牌的车辆，为他们逃逸提供了条件，并且这些运输货车大都没有投保险，为逃避责任而逃逸。

3、逃逸肇事环境特点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时间条件。逃逸肇事犯罪多发生在行人、车辆稀少的夜间、凌晨及午后。思茅区的统计数字：夜间40%，凌晨50%，午后10%。思茅区2008年有70%的逃逸犯罪发生在此时段内，此外，发生在白天的逃逸犯罪亦有上升的趋势。

空间条件。逃逸犯罪绝大多数发生在乡间偏僻公路、城郊公路等偏僻干线以及无照明或者行车条件不好的道路上。思茅区2008年有60%的逃逸犯罪发生在此路段环境下。

气候条件。逃逸肇事犯罪大多数发生在阴雨天、雾天，在此气候条件下，车辆行人稀少，能见度低，肇事车辆易于“安全”逃离。思茅区2008年的统计数字表明，25%的逃逸事故发生在此天气情况下。

二、交通肇事逃逸犯罪产生的原因

研究交通肇事逃逸犯罪后面深刻的根源，掌握其犯罪规律，通过改变犯罪条件和相关因素，设置抑制因素，搞好犯罪预防。

1、经济因素。在交通肇事逃逸犯罪中，逃逸责任，避免自己的经济损失，是大多数逃逸者首先考虑的因素。没有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车辆在肇事逃逸犯罪中占较大比例，清楚地反映了经济因素在逃逸犯罪原因结构中的影响。

2、意识因素。在交通肇事逃逸犯罪中，行为人的道德品质极差，守法意识淡薄。很多犯罪嫌凝人的行为已经达到“见死不救”的地步，其人道主义观念丧失殆尽。错误的意识观念是决定肇事逃逸犯罪发生的直接因素。

3、环境因素。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对犯罪的发生不起决定的作用，但对其有一定的影响。在交通肇事逃逸犯罪中，公安机构对此类犯罪打击不力，肇事逃逸“成功率”较高；社会“见义勇为”的缺失等环境因素对肇事逃逸犯罪意识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牌证、个人车辆、承包车辆等业务管理还不到位，对 路面不能做到全时段、全天候控制；良好的道路条件，偏僻的路段及合适的天气情况等因素为逃逸的成功提供了具体的条件。尤其是云南省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风情，各少数民族都有不同程度嗜酒的习惯。无酒不成宴，某种程度上也诱发了酒后驾驶肇事逃逸的几率。仅2010年上半年，思茅区涉酒发生的交通事故就达212起，其中逃逸事故4起。

三、交通肇事逃逸犯罪的侦破

交通肇事逃逸犯罪的发生，以交通肇事的发生为前提。而交通肇事具有突发性、偶然性，其在时间、地点及侵害对象等诸方面而不确定。因而，犯罪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毫无特殊关系，侦破工作难以从行为人与被害人内在因素上找到相关线索。因此，此类犯罪的侦破难度相当大。

针对各种情况，侦破工作必须结合交通肇事逃逸犯罪的有关特点，加强在侦破组织机构、技术资料档案等基础性工作方面的建设，运用先进技术和设备，依靠快速反应以及整体协作等组织优势开展工作。

1、侦破组织机构建设。交通肇事逃逸犯罪，突出了一个“逃”字。因此，针对犯罪分子的快速逃逸，必须具备反应迅速有力的协查机制。在这一点上，应当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意识积极开展协助，发挥整体协作优势，提高整体侦破水平。基于此情况，应在公安部1995年6月20日发布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查缉工作规定》的基础上，建立实体的资源共享、信息实时快速传递的通讯网络以及反应有力的 协查实体。这种跨地区的侦防体系，至少应在总队组成战斗力的组织机构。

在具体的实战单位上，应改变现行的只侧重交通管理工作的体制，把侦破交通肇事逃逸犯罪列入日常工作议程，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组成作战实体。侦破组织要配备足够的高速交通工具、先进的通讯设备、现场勘查工具、计算机等，以保证侦破工作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要全力加强“122”的建设，保证接警畅通，出警迅速。

2、侦破工作的实施。

（1）快速反应是案件侦破的先决条件。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Tap(Taime of arrivai of Police)理论得到充分研究。Tap值指从犯罪发生到警方到达现场的这段时间，包括从发现犯罪的时间、警方接到报警的时间及警方到达现场的时间。研究表明：Tap值越低，制止和预防犯罪的对策就越容易实施和奏效；反之，不但犯罪易于发生，犯罪嫌凝人作案后易于逃跑，而且，破案的难度也越大。

交通肇事逃逸由于其自身原因，往往报案不太及时，为抓住稍纵即逝的有利时机就要求民警在接到报案后快速反应，以：“快”补“慢”，争取时间。为此，大队要设置24小时值班的强力指挥调度中心，动态备勤，保证在最有利的时机内破案。

（2）现场调查访问与现场勘查。执勤民警到达现场对现场实施有效的保护，并迅速寻找目击证人、知情人、调查肇事的时间、经过以及逃逸车辆的车型、号牌、特征、逃逸方向等情况，并以此为根据，确定后面的工作安排。事故现场的勘查工作应当细致。逃逸现场往往遭受人为或自然的破坏，痕迹物证少可能已经灭失。这就要求在全面勘查现场的基础上，重点从车辆的轮胎印痕痕迹、油漆片、玻璃碎片、汽车零部件、泥土渣、油脂、衣着伤痕等方面认真勘查，从中发现线索，进而通过分析研究，确定侦查范围和方向。对于弃车逃逸者，还应注意收集驾驶手印、遗留物等，为缉拿肇事逃逸者提供证据。

（3）现场分析研究。现场勘查结束后，应临时对现场访问及痕迹物证材料进行分析研究。甄别核实有关材料的真伪；分析研究现场的痕迹物证是否符合肇事逃逸犯罪的规律；判断事故性质是有意逃逸犯罪还是无意的规律；审查证人证言与现场情况是否吻合。进而根据物证及有关情况确定肇事时间以及侦查方向和范围。

（4）堵截、查缉逃逸车辆。当确定肇事车辆已逃时应立即通知有关交通警察大队，必要时通知有关市、县的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在有关路口设卡堵截，盘查过往的重点车辆。当确定肇事车辆已逃逸隐藏时，应通过公布案情，召开群众座谈会，发布通报等形式，广泛发动群众，搜集相关线索，查缉肇事车辆。

（5）查访线索，确定肇事逃逸嫌疑人。在调查犯罪嫌疑人时，肇事者往往在痕迹上制造假象或者编造一些其他的假情况，用以掩盖事实真相。因此要求查证每一线索的真伪，通过审查肇事车辆的特征、痕迹、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时间，事故发生时嫌疑车的位置及运动情况，确定肇事经过。在充分占有证据的前提下，确定肇事嫌疑人。

四、交通肇事逃逸犯罪的预防 犯罪预防是我们与犯罪作斗争的重要措施。对交通肇事逃逸犯罪的预防措施有如下几点：

1、法律预防。当前，打击不力是交通肇事逃逸犯罪上升的重要原因。因此，在立法上应贯彻“罪刑相当”的原则，准确区分交通肇事逃逸罪和交通肇事罪的不同，在《刑法》将交通肇事逃逸犯罪单列一罪名，提高对该罪的打击力度。在执法上，首要的是改善公安交管部门的工作，提高交通肇事逃逸犯罪的侦破率，依法惩处犯罪，实现法律的一般预防和社会预防作用，只有做到犯罪一发生，就及时对犯罪嫌凝人适用刑罚，才能获得刑罚一般预防的最佳效果，真正实现刑法的威慑作用。因此，公安交管部门应认真研究交通肇事逃逸犯罪的规律、特点，努力提高侦破率。

2、教育预防。加强驾驶人的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广大驾驶人的素质，是预防交通肇事逃逸犯罪发生的重要措施。当前，对驾驶人的日常教育工作多流于形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抓住驾驶人培训这一源头教育的重要时期，同时充分利用审验、违章、肇事驾驶人学习班等机会，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以普遍提高驾驶人的职业道德水平和法制观念。

3、经济预防。应从事故发生后果当事人的经济负担方面，考虑，采取预防措施。首先，应当改善保险工作，充分发挥其社会保障功能，减轻肇事驾驶人的经济负担。要全面落实第三者责任和交通肇事强制法定保险，从根本上避免经济原因而引发的肇事逃逸犯罪；同时保险公司要介入事故调解工作，代表被保险人参加调解，简化理赔手续，充分发挥其社会保障作用。其次，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要规范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坚持公正调解以责论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消除肇事驾驶员对承担不合理经济赔偿的顾虑。

4、管理预防。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要针对交通肇事逃逸犯罪的特点，改善工作，对易于发生逃逸的人车路等因素，采取相应预防措施。在路面勤务中，要坚决取缔无牌无证车辆上路，严肃查处假冒伪造车牌证的行为：要加强对个体车辆、承包车辆、外地籍驾驶人的管理工作，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办法，对这些“易感人群”采取相应措施；要加强对汽车的管理，建立交通情报员，提高监控能力；要加强与相临地区职能部门的协作，有效打击过境车辆的肇事逃逸犯罪。

对交通肇事逃逸若干问题的探讨 篇5

交通肇事逃逸是一种特别恶劣的交通违法行为，要承担更为严厉的法律后果。

交通肇事后，受害人往往处于孤立无援的危险状态，由于这种状态是由肇事人的交通违法行为造成的，所以产生了肇事人及时消除这种危险状态的法律义务。肇事后逃逸，不履行法定义务，事实上形成了新的违法行为。因此，交通肇事逃逸，无论是民事赔偿责任、行政处罚责任，或是刑事责任都要比没有逃逸严重得多。

从行政责任讲，《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规定：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该规定是对交通事故逃逸人员行政方面的制裁，其将被吊销驾照且终生不能再取得，且不论其造成的交通事故后果大小。

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这里所说“责任”是指民事责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赔偿责任.法律将该责任确定为推定过错责任.由于当事人逃逸导致事故现场遭到破坏，使交管部门对事故责任难以认定，首先推定其有过错，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若其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才可减轻其责任，这方面也加重了逃逸人的举证责任。

对交通肇事逃逸若干问题的探讨 篇6

2006年1月11日早上，犯罪嫌疑人司某超载驾驶小客车途中与一辆大客车相撞，造成自己车上2名乘客当场死亡、3人受轻伤的交通事故，当时司某也受伤昏迷不醒，大客车司乘人员立即报警并联系车辆将司某及其他受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公安机关于当天对此案立案侦查并于同年1月18日到医院询问了司某，并于其后10日内将该案侦查完结，经公安机关交警部门认定司某对此事故负主要责任。司某在当地医院治疗15日病情好转后出院，后又到外地治疗止2007年1月份停止治疗，其后一直在外地打工直到2008年4月5日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分歧意见]本案中，司某的行为无疑已经构成了交通肇事罪，但对司某在治療结束后一直不归案的行为应否认定为“逃逸”情节，存在如下相反的两种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嫌疑人司某的行为不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其理由是：

1991年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必须立即停车，当事人必须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必须移动时应当标明位置），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或者执勤的交通警察，听候处理。”2004年5月1日生效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再次明确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员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可见，法律规定当事人必须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及报告交管部门，是为了区分责任、降低损失，并体现了人的价值的重要性。从中可以看出，逃逸的恶的价值在于不履行保护现场和救助的义务。1995年6月20日公安部发布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查缉工作规定》第2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故意驾驶车辆或弃车逃离交通事故现场的案件。”从上述法律和部门规章的规定可以看出，加重对逃逸行为处罚的核心在于其未履行法定的保护现场和救助伤者的义务。从本案的情况来看，司某显然不存在未履行法定的保护现场和救助伤者的义务的情形，因为当时的情况决定了他根本没有履行该义务的能力。综上所述，司某的行为不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第二种意见认为，嫌疑人司某的行为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其理由是：

虽然第一种意见所指出的法律和公安部的规章明确规定了交通肇事车辆驾驶人所负有的保护现场和救助伤者的义务，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该解释把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构成分解为两个条件：其一，行为人客观上有逃跑的行为；其二，主观上是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从其与前述法律、规章的对比可以看出，该《解释》与前述规定有两点不同：其一，《解释》并不考虑是否履行保护现场和救助伤者义务的情况；其二，《解释》规定的“逃跑”并没有时间和场所的限定，反而强调了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目的。对比公安部《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查缉工作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作为上位法和新法的《解释》，在适用上显然优于作为下位法和旧法的《规定》，也就是说存在《解释》规定的情况下，不能再适用公安部《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查缉工作规定》。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对“逃逸”概念的界定，嫌疑人司某的行为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对交通肇事逃逸若干问题的探讨 篇7

近些年来，随着车辆数量的增多、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物资流动也越来越频繁，同时，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由于事故发生后，就会面临着法律责任及赔偿问题，特别是重特大事故发生后，虽然《道路交通安全法》也加重了对肇事逃逸当事人的处罚，但当事人或车辆逃逸的现象仍是屡见不鲜。

所谓“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交通事故后，交通事故的当事人为逃避法律的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交通肇事者逃逸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当事人明知发生交通事故而逃离现场是主观上的故意；肇事者明知自己的行为造成了交通事故，已经对当前的交通秩序造成了危害，对他人的人身、财产造成损害，而侥幸想得以逃脱，体现了交通肇事逃逸者的违法性和故意性。其造成的危害是：

第一，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加重了受害人的伤情，或因此而死亡。

第二，由于肇事人逃逸，受害人应得的赔付不能到位，给交警部门的事故处理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某种程度上是事故处理群众上访的重要诱因。

第三，严重损坏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对广大交通参与者造成一种潜在的威胁。

交通肇事者之所以逃逸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原因。

主观方面是当事人害怕受到法律的追究，不愿承担赔偿或治疗费用，但因发生事故后由于恐惧心理而不知如何做时，就不经思考地选择逃逸，在这类案例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在客观方面，一是行为人处于非正常的驾驶状态，如无证驾驶、酒后驾驶、扣留证件期间驾驶车辆，或是有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或动机；二是车辆的手续及合法性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所驾车辆是套牌车、报废车，或车辆未按规定投保保险等等。

由于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发生的时间一般在夜间，发生的地点在偏远的公路，或人车稀少的路段，通常以跨地域的长途车为主，所以现场的见证人很少，无法很难破直接获得侦破信息，给我们的侦破、追辑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但由于肇事逃逸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如若任其发展，将给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带来无穷的后患。我个人认为，在提高交警部门对逃逸现场的堪察能力、提高侦破手段、加大对肇事逃逸人的打击力度的同时，还是要把功夫用在平常的防范上，“预防胜于打击”，只要把各项预防工作做扎实、做到位，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发生率一定会下降。

一、加强路面的科技投入，提高对路面的监控力度。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担负着国家经济大动脉的重要责任，要在事故多发路段或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设置电子监控设备，进行全面、全天候的立体监控，以便及时掌握道路交通情况，若发现交通肇事逃逸案，可以迅速出警、及时布控，为下一步的侦破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加强对危险路段的排查及整改，完善道路交通设施。

道路的自身硬件建设是事故预防的基础，要与交通有关部门组成联合排查专班，深入细致地排查辖区内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加强路面巡查，对已经摸排出的事故多发路段进行全方位清理，特别是针对易发生路面积水、山体滑坡、塌方的地段要深入实地检查、测试，确认已整改路段是否符合安全通行要求，整改措施是否行之有效。在事故多发时段增加勤务投入量，由巡逻专班负责监控、巡查路面环境变化情况，掌握路面动向。在事故多发时段、路段增加勤务投入量，开展“即时性整改工作”，如：路面定点执勤、事故频发路段树立“减速慢行”、“禁止超车”、“前方弯道”、“事故多发路段”等警示标志，防患于未燃。及时对道路路产设施缺失、损毁、被破坏等情况进行彻底的调查和摸排，提出合理化建议，制作出整改意见函，督促相关部门对其进行整改，从而逐步降低事故的发生率，自然也就有效地防止了逃逸案件的发生。

三、深入开展交通安全“五进”宣传活动，走群防群治之路。

要依托社会各层级的力量逐步建立起“政府牵头、部门配合、全社会积极参与”的良好工作机制，使交通安全工作变为全社会的共同行为，从制度建设、责任建设、基层建设入手，充分发挥各种新闻媒体、交通安全村、交通安全示范学校等组织的辐射带动作用，增强广大群众的交通意识，提高他们参与交通安全管理的积极性，拓宽事故侦破信息来源，提高逃逸案件的侦破渠道。

四、加大对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净化路面秩序。无牌无证、假牌假证以及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交通事故之所以转变为逃逸案件的重要原因。因此，一方面是车管部门要加强对车辆、驾驶人的源头管理，二是各级交警大、中队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严格执法就是要求我们依法行使职权，我们会看到个别民警会因为熟人、亲戚朋友、上级领导而抹不开情面，对一些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睁只眼、闭只眼，最终的结果无疑于纵容他们肇事逃逸。

五、完善机动车保险制度。车辆保险是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各项

赔偿得以到位的重要保证和支持，目前国家对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标准较以前有很大的提高，客观上增加了交通肇事人的赔偿责任，一些驾驶员正是因为车辆未按规定按保保险，害怕高额的赔偿和严厉的法律追究，最终选择了逃逸的道路。因此，一是国家要进一步完善机动车保险制度，提高车辆的入保率；二是及时建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拓宽事故救助渠道，使逃逸

案件中的受害人得到及时的救治，减少人员伤亡。

对交通肇事逃逸若干问题的探讨 篇8

——第六大队成功侦破“4·15重大交通肇事逃逸案”纪实

2012年4月15日4时20分许，一辆由瑞金开往赣州的赣BZ8901本田小轿车行驶至383KM+827m（于都县境内）时，被一辆重型厢式车货车侧向刮碰，导致驾驶员经抢救无效死亡，四名乘车人受轻伤的重大交通事故。事发后，肇事车辆疯狂前行，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一、抢抓战机，与时间赛跑

4时35分大队值班室接到于都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转来报警电话。民警赵飙、林品富火速赶到现场，并立即将案情向值班领导汇报。副大队长廖望带领事故中队陈德宝、冷远、杜长城，秩序一中队中队长杨超睿、梁超，秩序二中队胡小龙、秘镇宇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向领导汇报。

了解案情后，大队长舒小华高度重视，指令立即启动《交通事故肇事逃逸应急处臵预案》，由副大队长廖望现场指挥。廖大要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第一，联系并协助于都县120急救中心抢救伤员；第二，组织精干力量扎实开展事故现场勘查；第三，派出两组力量往赣州方向追缉；第四，通过支队立即向一、二、三、四、五大队发布协查通报；第五，争取瑞赣高速公路监控中心支持，在各收费站排查、比对、监控嫌疑车辆；第六，成立信息报送组，及时、准确、跟踪报送案件调查情况；第七，安排一名民警在来车方向负责现场

警戒，确保现场安全。一张大海捞针的法网正悄悄铺开。

经勘查，现场只留下两块肇事逃逸车车头右侧车灯和外壳碎片，加上货车尾灯残缺、放大号牌不清晰，受伤当事人惊魂未定，暂不能收集到有价值线索，追缉、协查、堵截等工作也未取得好结果。截止10时30分，案件一度陷入僵局，当事人家属13人来到大队要求尽快破损。面对死者家属伤心欲绝以泪洗面的悲痛心情和要求公安交警部门尽快将肇事嫌疑人绳之以法的呼声，民警压力十分巨大。

11点15分，副大队长廖望组织召开事故研判分析会，负责现场勘查、追缉堵截、监控调阅、询问证人的四个工作组民警分别作了汇报。在综合四个组汇报情况后，廖大指出，从目前情况来看，重点嫌疑车辆特征为：解放牌重型厢式货车，车身蓝色，号牌为黄牌，江西、福建籍的车可能性最大。廖大强调，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逃逸案件，影响十分恶劣，支队和大队领导高度重视，家属也多次强烈要求我们尽快破案。尽管目前肇事嫌疑人仍在逍遥法外，但我们要坚定案件必破的决心和信心，发扬连续奋战的作风，做到更加负责、更加细致、更加敏感，决不放过任何一个线索，绝不轻易排除一切可能性，认真寻找破案的转机。廖大要求，第一，按照舒大指示，大队现正式成立“4〃15交通肇事致人死亡案”专案组，我任专案组组长，陈德宝、杨超睿、胡小龙、冷远、赵飙、肖久红为成员。专案组人员要作好案件不破不撤兵、不休假的准备，务必把肇事嫌疑人挖出来，还死者以公道，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和严肃性。第二，耐心核查进、出辖区车辆的视频监控和上下高速记录。兵分三路，分别调阅2至8时赣闽、赣粤、赣韶省际口及沿线15个收费站的上下车辆记录与监控录像，以及钟公隧道所监控视频。第三，积极争取九大队、五大队的支持，共同做好收费站嫌疑车辆查控及视频监控调阅工作。第四，要立足肇事逃逸车辆遗留的碎片，去于都县、赣州市等大型汽车修理厂问一问，可能的车型，进一步明确侦查方向。

事故分析研判后，民警思路更加清晰，破案的信心和决心高涨。专案民警简单吃了点饭并带上一些饼干和水，随即投入到紧张的调查取证工作中。陈德宝、杜长城前往瑞赣监控中心、赣州西收费站监控中心、赣粤高速公路监控中心，赵飙、秘镇宇前往赣韶高速公路监控中心，胡小龙携带残片去修理厂、鉴定中心找专家鉴识嫌疑车辆情况。专案民警以高度负责任和决战决胜的姿态主动参与到案件侦破工作中来，以现场遗留的痕迹物证和视频监控录像为突破口，兵分多路，扎实细致地开展侦查工作。

专案民警耐心细致，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据统计，先后排查了3980多条嫌疑车辆信息，查看了近40多个小时的监控录像，收集到了大量的线索，并第一时间传递到廖大办公室。廖大运筹帷幄，在办公室对近四千个上下高速收费站的车辆信息一一比对，一一排除。

功夫不负有心人，15时20分，廖大终于发现了两辆同

类型的车在肇事时间上有重大嫌疑。随即，指令民警赵飙、秘镇宇返回赣韶高速公路监控中心反复查看5至7时的监控录像，终于有了惊人的发现，其中一辆车牌为赣F56750的嫌疑车，仔细察看隐约可见右侧大灯不亮且车壳有残缺，嫌疑迅速上升。听到这个消息后，廖大喜出望外，但并没有声张。他立即打电话到监控中心查询该车记录，发现该车8时许从赣州东上高速，并于15时35分从鹰瑞高速龙虎山出口下了。随后，廖大指派一路民警到赣州东出口附件的汽车修理厂调查访问，并亲自向上级报告，迅速争取到了鹰潭地区高速交警和公安局的支持配合。16时30分，外围调查民警从修理厂传来好消息，并与该车前任驾驶员取得联系。至此，基本锁定了肇事车辆及嫌疑人。

16时55分，廖大率领专案民警杨超睿、胡小龙驾车直奔鹰潭。在当地高速交警和公安派出所的支持配合下，迅速找到了交通肇事逃逸嫌疑人段章权。见到从赣州来的民警后，段章权既惊恐又后悔，对在于都服务区附近交通肇事逃逸供认不讳。

据段某交待，自己系抚州金鹏物流公司驾驶员，每天往返鹰潭至赣州一趟，当日从鹰潭龙虎山上高速，凌晨4时许行驶至厦蓉高速公路383KM+827m（于都县境内）与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一辆小轿车发生侧面刮察，小车车门被刮落，驾驶员被带出并拖行十余米。当时，由于很疲劳，精神不太集中，车子也歪歪扭扭，驾车时离前方小车距离比较近，一不小心

导致事故发生。事故发生后，赶到非常害怕，怀着趁着黑夜没有目击证人的侥幸心理，迅速逃窜。5点多在赣州东下的高速。天亮后就来到沙河工业园区附近的修理厂把前大灯修理好了，并谎称是撞到广告牌造成的。修理好后，8时36分立即驱车往回赶，并在下午3点35分从龙虎山下的高速。

讯问过程中，段某对自己疲劳驾驶的严重违法行为和交通肇事逃逸的犯罪行为十分悔恨。目前，段某已从鹰潭带回于都县，事故正在调查处理中。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等待段某的将是法律的惩罚。

对交通肇事逃逸若干问题的探讨 篇9

该负什么责任

有一天,我哥和师兄弟一起去拉货(车是他师兄的),车行至途中师兄让我哥来开,我哥推脱不了就接过方向盘。没多久就发生了交通事故,把一个横穿马路的老太太撞倒。他们不但没有送老太太去医院反而选择了逃跑,庆幸老太太只是一只手被撞断并无生命危险。被举报后他师兄的车被扣下了,因为两人选择了逃逸所以责任全落在他们身上。请问:

一、如果对方要私了,是不是他索要多少钱我们这边就必须给多少钱?

二、如果我哥的师兄拒绝赔偿并把责任全推到我哥身上怎么办?

三、如果上法院我们这边需要陈述些什么内容?

四、如果官司失败我哥会不会负刑事责任要坐牢?

答:一、如果对方要私了,不是他所要多少钱,你们就必须给多少钱。

法律关于交通肇事的赔偿是有明确规定的。发生交通事故后,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按照所负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理应赔偿上述各项费用损失。如果被害人致残或者致死,该解释已对须要赔偿的项目做出明确的规定。

二、你哥的师兄是肇事车的车主,他要与你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也就是受害人可以向你哥和他师兄任意一方或者双方主张赔偿,你哥的师兄赔偿之后可以向你哥追偿。如果你哥没有驾驶证,那么他的师兄在明知他没有驾驶证的情况下还让他驾驶车辆,你哥的师兄本身就存在过错,也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但主要责任在你哥这一方。

三、交通事故已经造成,并且你哥和车主选择了逃逸,这在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上,已经是事实,如果上法院的话,也只能向法官说明肇事之后,你哥对该事故的内疚及后悔的态度,如果你们家经济比较困难的话,可以向法官说明你们的经济情况,不过这些对判决结果影响不大,需要赔偿的一定要赔偿。无论受害人向法院主张多少赔偿的数额,法官会依照国家法律的规定,判决你哥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

四,即使官司失败你哥也不用负刑事责任。因为你哥造成的交通事故还不足以构成《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假如你哥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也是由他自己去承担刑事责任,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去承担刑事责任。

社保是否可以追补

据说养老保险要缴费满15年,才能享受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福利。我想询问,在1990年10月,我進了深圳一家五金公司工作,至今工龄已有20年了,现继续在该公司工作。公司从2000年开始给我买社保,我快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但还没买够15年的社保,退休后将享受不到深圳养老优待条件。对此应怎样处理?是否可以追补?深圳养老保险还有哪些优待政策?

答:社保可以补缴。如果确实是应该缴纳社会保险而未交的,可以申请补缴,向当地劳动部门提供劳动合同、工资凭证、补缴申请,经批准可以补缴。由于各地对此有不同的规定,因此,本人建议你到深圳市社保局咨询详细的情况后申请补缴。

特约主持: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