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金融纠纷典型案例

上海：新金融纠纷典型案例（通用7篇）

上海：新金融纠纷典型案例篇1

编者按：2016年11月，首届金融中心建设司法论坛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上，上海二中院通报了6件涉及新金融领域的金融纠纷典型案例，内容涉及证券内幕交易民事侵权、保单质押贷款、储值卡发售、金融非法集资、P2P网贷以及融资融券交易等新类型金融纠纷。这6件案例均来自生效判决，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值得借鉴参考。案例一：徐某等投资者诉甲证券公司证券/期货内幕交易责任纠纷系列案

裁判要点：内幕交易行为人实施了内幕交易行为且具有主观过错，如投资者在内幕交易期间进行了与内幕交易品种直接相关的且主要交易方向与内幕交易方向相反的股票或期货交易，存在损失的，推定其损失与内幕交易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内幕交易行为人应当对投资者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本案系我国首起内幕交易行为人被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基本案情：2013年8月16日11时05分，甲证券公司在进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以下简称ETF）申赎套利交易时，因程序错误，其所使用的策略交易系统以234亿元的巨量资金申购股票，实际成交72.7亿元。在当日下午13时开市后，甲证券公司在未披露的情况下通过卖空股指期货、卖出ETF对冲风险，至14时22分才公告称“公司策略投资部自营业务在使用其独立套利系统时出现问题”。同年11月，中国证监会对甲证券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甲证券公司在内幕信息公开前将所持股票转换为ETF卖出和卖出股指期货空头合约IF1309、IF1312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行为，作出没收及罚款5.2亿元等处罚。在甲证券公司错单交易过程中，徐某等投资者认为市场可能有重大利好消息，且甲证券公司董秘通过媒体否认乌龙传闻，故进行了相关股票或股指期货合约的交易，造成了损失。徐某等投资者认为其损失与甲证券公司内幕交易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故起诉至法院，要求甲证券公司承担赔偿责任。2014年12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告杨某诉被告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市场禁入决定两案一审公开宣判，两案均判决驳回杨某诉讼请求。杨某不服上诉，2015年5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理由：法院认为，甲证券公司于2013年8月16日11时05分因程序错误巨量申购180ETF成份股，并于当日下午未立即披露该信息的情况下，即通过卖空股指期货、卖出ETF对冲风险，后被中国证监会处罚，其行为已构成内幕交易。甲证券公司在发生错单交易后，应立即披露却未披露该信息，反而实施对冲交易以规避自己损失，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主观上存在过错，甲证券公司的内幕交易行为与投资者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甲证券公司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较生效文书有删减）案例二：刘某诉甲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裁判要点：保单质押贷款中质权的设立需按照法律规定交付权利凭证或以适当形式公示登记，否则不产生担保物权效力。保险合同解除后，在符合法定抵销或约定抵销的条件下，保险公司退回保单现金价值等款项时可一并扣除保单贷款的本金及利息。基本案情：2012年7月30日，刘某向甲保险公司购买了“XX人寿十年两全保险（分红型）”，该保险交费方式为年交、保险期间10年、交费年期10年、保额/份数100万元、保险费100万元、保单一年末的现金价值58万余元等，刘某支付了第一期保费100万元。双方保险条款约定，保险人在给付各项保险金、红利、退还现金价值或返还保险费时，如投保人有欠交的保险费及利息、保单贷款及利息或其他未还清款项，保险人可直接将上述款项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次日，刘某以该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为质押，向甲保险公司申请保单质押贷款，甲保险公司同意向刘某贷款，贷款利率6.1%，代扣印花税27.85元；贷款金额55万余元、贷款期限6个月；贷款期间保险合同发生的各项保证金、退还现金价值或返还保险费时，保险人可直接将上述款项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等。届期，刘某未按约归还贷款。2013年8月，甲保险公司向刘某出具保单报告，要求刘某支付第二期保费100万元。同年10月，因刘某未继续交费，甲保险公司通知刘某保单于2013年9月30日中止。刘某因红利、生存金等返款事宜与甲保险公司未达成一致，故诉至法院，请求解除保险合同以及甲保险公司退还保险费100万元。诉讼中，甲保险公司认为依保险条款约定退回刘某现金价值等款项时可一并扣除保单贷款本金及利息。裁判理由：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保险合同于2015年3月26日解除无争议，争议焦点在于保险合同解除后，甲保险公司退回刘某现金价值等款项时是否可一并扣除该保单贷款的本金及利息问题。首先，关于保单质押。甲保险公司与刘某之间成立保单质押贷款合同关系，双方约定以保单现金价值为质押标的设立质权，并签订了书面协议，保单质押合同已成立生效。但保单质押的质权是否设立并生效应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保单之所以能成为质押标的是因为其实质上为现金价值请求权的外在形式载体，故保单质押的性质属于权利质押。因本案双方在设立系争质权时未按照法律规定交付权利凭证或以适当形式公示登记，故该保单质权并未设立，不产生担保物权的效力。但双方仍可按照质押合同条款中以现金价值折抵保单贷款本息等不涉及质权的内容等有效约定处理争议。其次，关于抵销权。本案保险合同解除后，甲保险公司即向刘某负支付现金价值等债务，刘某即向保险公司负支付贷款本息的债务，该债务均合法有效、已届清偿期且性质同为钱款，此外双方签订的保险条款及保单贷款申请书对于抵销亦有约定，故符合法定抵销及约定抵销的条件，甲保险公司可据此行使抵销权。法律并不必然要求当事人的抵销主张与对方当事人诉讼请求具有牵连性，只需标的物的种类、品质相同，故甲保险公司在诉讼中仅以抵销作为抗辩意见，而未提起反诉或另行起诉，不影响其在诉讼中行使抵销权，也不影响法院就抵销债务以及抵销权行使进行审查。为减少讼累，应依据查明事实和法律规定对抵销债务在本案中一并作出处理，故依法判决甲保险公司支付给刘某7万元（包括甲保险公司自愿补偿部分）。

案例三：甲公司诉乙银行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裁判要点：银行对其发行的储值卡收取逾期账户管理费需提前告知持卡人，否则对持卡人不产生效力。实际售卡方作为债权人向发卡银行提起代位权诉讼，要求其支付逾期账户管理费，应以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合法到期债权为前提。对于不合法或未到期债权，应认定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前提并不成立。基本案情：2011年，乙银行与丙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通过双方系统对接平台发行具有银联标识、符合银联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的储值卡；丙公司利用其银行卡系统、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联盟商户资源等优势，提供销售服务和系统支持；交易手续费60%部分归丙公司所有，40%部分归乙银行所有；逾期卡延期手续费及逾期账户管理费收益归丙公司享有，由丙公司委托乙银行从持卡人账户上扣收；乙银行按卡内资金的年日均余额的2.4%（按日计算）向丙公司支付委托服务费用等。另，乙银行官网公告称储值卡设有有效期，但卡片上未标注有效期及账户管理费收取条件、标准。2011年12月16日，丙公司与案外人丁公司签订协议，约定丁公司提供储值卡的代理销售服务，发卡银行所得交易手续费的60%部分、丙公司所得的代理服务费用、逾期卡延期手续费及逾期账户管理费等均归丁公司所有。2012年初，储值卡停止销售，累计发行金额约9亿元，其中丁公司销售逾6.7亿元。2013年12月13日，第三人丙公司、案外人丁公司、甲公司等签订协议，约定乙银行储值卡项目合作协议中丁公司的所有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甲公司，丙公司在收到乙银行支付了相应的交易手续费、代理服务费用、逾期卡延期手续费及逾期账户管理费后，按储值卡协议约定期限支付给甲公司。2014年10月，乙银行官网公告称其将于2014年12月起，对已到期储值卡收取账户管理费用，储值卡有效期为36个月，自发卡之日第37个月起，每月10日扣除卡内实际余额的10%作为账户管理费用，直至账户余额为0。账户余额不足10元时，一次性全部扣除。后该公告被删除。截止2015年2月15日，所有已发行的储值卡距发卡之日均已超过36个月。该日丁公司销售的储值卡内余额（沉淀资金）为388万余元，此后逐月减少，至2016年5月卡内余额为250万余元。第三人丙公司已向丁公司、甲公司陆续支付截止2015年12月的储值卡交易手续费、代理服务费等1,200余万元。目前储值卡仍处于可正常使用的状态，通过储值卡服务专区网页可查询到目前储值卡有效期具体到期日期已再次延长了3年。甲公司认为，根据协议约定，乙银行收取的逾期账户管理费应当按月全额支付给丙公司，再由丙公司按月全额支付给甲公司。现丙公司怠于向乙银行行使其到期债权，其合法权益被侵害，故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乙银行支付逾期账户管理费232万余元及违约利息损失95万余元。

裁判理由：法院认为，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

（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三）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

（四）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具体到本案中，首先，甲公司主张的储值卡逾期后按每月卡内余额10%收取账户管理费这一标准，无论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约定，现均无充分证据表明在售卡时对持卡人进行了告知，更未取得持卡人的授权同意，无法认定对持卡人发生效力，不应从持卡人账户上扣收。况且，甲公司的诉请金额明显将影响到持卡人对储值卡的继续使用，有悖于相关监管文件中对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要求，故甲公司的诉请主张不符合“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这一条件。其次，即便认为甲公司主张的账户管理费收费标准对持卡人生效，乙银行也有权延长而且已经延长了储值卡的有效期，不能向持卡人收取账户管理费，自然也就不存在针对账户管理费的债权，故甲公司的诉请主张不符合“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这一条件。再次，即便认为当前能够收取账户管理费，甲公司对丙公司的相应债权也因协议中的约定而未到期，无法认定债权受到损害；另即便认为甲公司的债权受到损害，丙公司实质上也属于放弃了对乙银行的债权而非怠于行使，故甲公司的诉请主张不符合“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这一条件。综上所述，甲公司不符合提起代位权诉讼的条件，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判决驳回了甲公司的诉请。

案例四：李某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裁判要点：被告人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而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等方式，通过向社会公开宣传，向不特定对象非法吸收资金的，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基本案情：2010年9月26日，被告人李某以其与他人共同设立的甲公司名义收购本市金山区朱泾镇金龙新街388号的房产，后将该房产分别登记在甲公司、乙公司名下，同时将该房产改名为“金山义乌小商品城”。2011年1月30日和2月24日，李某以其控制的某公司名义和承债方式，收购丙公司、丁公司股权，两家单位名下主要资产是位于本市黄浦区人民路386号、388号“上海滩商厦”的相关房产，但该房产除物业用房外均已被分别抵押给银行。2011年2月24日和6月20日，李某以其控制的某公司名义和承债方式，收购戊公司，该单位名下主要资产是位于本市静安区万航渡路838号、858弄8号“中华商城”的相关房产，但该房产已被抵押给银行。被告人李某通过收购房产和受让股权的方式获得“金山义乌小商品城”、“上海滩商厦”和“中华商城”相关房产后，除少部分商铺和办公楼已获得独立产权外，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及相关房地产抵押权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其余房产分割成小商铺，并以相关被告单位名义，通过广告、网络、电话、现场咨询、房产中介等，向社会公开发布出售商铺和办公楼产权或使用权的信息，同时承诺由相关被告单位包租商铺和办公楼，每年支付6%至10%不等的固定回报，到期可按原价110%至120%回购等，以此方式变相非法招揽社会公众向被告单位存入资金。自2010年10月起至2012年2月止，五家被告单位直接或者委托房产中介，借助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等形式，非法向社会公众3,300余人吸收资金13亿余元。以上吸收的资金主要用于前述收购股权、购买房产、归还借款及出售上述商铺和办公楼的经营开支等。至案发，五家被告单位通过退还房款、支付回报、退房补偿等形式仅向部分涉案社会公众返还资金1.2亿余元。?裁判理由：法院认为，五家被告单位及李某是在投入少量资金的情况下收购“金山义乌小商品城”房产和“上海滩商厦”、“中华商城”相关房产原权利人公司的股权，并在取得“金山义乌小商品城”和已被抵押的“上海滩商厦”、“中华商城”对应房产权利后，为获取支付上述房产和股权收购款的巨额资金，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或相关房地产抵押权人同意，擅自将相关房产分割成小商铺，连同少部分获得独立产权的小商铺和办公楼一起，通过广告、网络、电话、现场咨询和房产中介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以出售该商铺和办公楼产权或使用权、售后包租回租支付固定租金、到期可高于售价回购商铺和办公楼房产权利为名，招揽社会公众向被告单位投入资金，所获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收购“金山义乌小商品城”房产和“上海滩商厦”、“中华商城”原权利人公司股权所欠的债务。而五家被告单位及李某实际出售的商铺和办公楼因系违法分割或被抵押，不仅不能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无法确定对应的产权，而且又始终被五家被告单位及李某实际占有并支配，使用权也没有发生转移。其行为的实质，就是将无法实现产权转移和实际也不转移使用权的商铺和办公楼，采用买卖、回购和包租、回租的形式，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禁止非金融机构向社会公众揽储吸存的规定，提供与国家金融机构保本付息、固定回报、不担风险的揽储条件相同的待遇，公开宣传并大规模地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融资，以支付其所欠收购股权和房产的债务。显然，五家被告单位及李某的主要目的不是商铺和办公楼房产权利的销售，而是出于融资需要公开吸收不特定社会公众的资金，其行为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而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等方式，通过向社会公开宣传，向不特定对象非法吸收资金的，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的规定，依法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追究五家被告单位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李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责任。案例五：甲公司诉李某等借款合同纠纷案裁判要点：P2P网贷平台与出借人约定受让其债权，在取得债权后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债务人。基本案情：甲公司系提供借贷居间服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拥有某网站，出借人与借款人可通过成为该网站会员达成借贷意向。2013年9月29日，李某通过甲公司网站与会员号为94702等264人达成借款意向，借贷双方根据网站提供的格式文本约定：会员号为94702等264人共计向李某出借资金50万元，借款开始日为出借人指定账户划付协议项下借款之日，借款到期日为借款开始后的第12个自然月的借款开始日当日，节假日不顺延，月还款额为46,314.86元，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若借款人出现逾期还款90天或借款人在逾期后出现逃避、拒绝沟通或拒绝承认欠款事实等恶意行为的，全体出借人一致同意将本协议项下债权无偿转让给甲公司，由甲公司统一向借款人追索。被告黄某、陈某、乙公司通过签订《保证合同》承诺，对李某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述各协议生效后，全体出借人通过甲公司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向李某放款50万元，但李某自2013年12月30日开始逾期还款，甲公司通过电话、短信方式进行催收均未果。2014年7月11日，甲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告知李某已受让出借人的全部债权。鉴于李某拖欠欠款本金、利息及罚息，甲公司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李某支付借款本金、相应利息及罚息，黄某、陈某及乙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裁判理由：法院认为，全体出借人与李某通过甲公司网站达成的《借款协议》，以及黄某、陈某、乙公司分别签订的《保证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恪守约定并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出借人已依约向李某履行了放款义务，李某收款后未按约偿还本息，其行为已构成违约，理应承担清偿本金、偿付利息、罚息之责任。黄某、陈某、乙公司均承诺对李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甲公司起诉时仍在约定的保证期间和保证范围内，故保证人理应按《保证合同》的约定对李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黄某、陈某、乙公司在承担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保证范围内向李某追偿。甲公司作为为出借人和借款人提供借贷咨询和管理服务，促成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的平台，提供的确系居间服务。然出借人与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协议》已明确约定，若借款人出现逾期还款90天或借款人在逾期后出现逃避、拒绝沟通或拒绝承认欠款事实等恶意行为的，全体出借人一致同意将本协议项下债权无偿转让给甲公司，由甲公司统一向借款人追索。该约定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于法无悖，本案债权转让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所规定的债权转让的除外情形，且甲公司已通过电子邮件形式通知李某债权转让的事实，故甲公司已成为合法债权人，在借款人不履行还款义务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本案中的居间服务费的性质不属于借款利息，借款本金以出借人实际借出金额50万元为计算标准，更符合合同的实质。故判决支持了甲公司的诉请。

上海：新金融纠纷典型案例篇2

为契合上海自由贸易区设立的自由、效率的理念, 不仅应构建自贸区诉讼金融纠纷解决制度, 而且应注重诉讼外金融纠纷救济制度的设置。

构建上海自贸区内外联动金融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1.专业、高效解决自贸区内金融纠纷的必然要求

(1) 鉴于自贸区金融运营模式的相对自由化, 金融创新产品会层出不穷, 其间所产生的金融纠纷必然呈现出高度复杂性与专业性, 这便成为传统法院中金融专业知识相对狭隘与滞后的司法工作人员进行案件审理的桎梏与瓶颈。

(2) 自贸区金融乃至整个经济运行是以效率以及效益为宗旨, 倘若金融纠纷只能通过历经时间相对冗长的诉讼救济方式, 那么自贸区的金融甚至区内的经济将会受到不良影响。由此可见, 在自贸区内不仅需要通过诉讼方式维护金融权利, 还要诉诸于专业性、效率性略胜一筹的替代性争议纠纷解决制度, 构建区内金融机构内外多元联动金融纠纷解决机制迫在眉睫。

2.金融纠纷解决机制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接轨的必然要求

纵观当今世界各市场经济国家及地区, 在解决本国、本地区金融纠纷时除了传统的诉讼模式之外, 开辟了多种替代性金融纠纷解决路径。我国香港地区金融替代性争议解决程序的特色是先调解, 后仲裁。协助解决了不少金融纠纷。上海市本身即为国际化金融中心, 实现诉讼与非诉讼方式, 以及金融机构内外部途径并存的多元联动金融纠纷解决机制势在必行。

上海自贸区多元联动纠纷解决机制的内容

1.构建上海自贸区金融机构内部纠纷解决制度

解决自贸区内金融纠纷最为经济的方式是着力于金融机构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利用。因为, 金融机构内部获取纠纷事实依据、证据的成本是最低的, 且不会受到专业的局限。该制度的设想是由人民银行牵头, 协调银监、保监、证监制定金融机构内部纠纷解决制度, 包括自贸区金融机构处理内部纠纷的实体与程序制度。为提高自贸区金融机构内部纠纷解决案件的规范性与效率性, 笔者将于此论述自贸区金融机构内部委员会的设立及其相关制度

(1) 设立上海自贸区金融机构内部调解委员会。第一, 上海自贸区金融机构内部调解委员会在组织上和财务上附属于金融机构本身, 而业务上只向金融管理部门负责, 受其监督。自贸区金融纠纷调解委员会处理的金融机构与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应当及时向管理部门备案, 管理部门有权对存疑的纠纷处理进行调查。委员会如果无法在业务上做好独立性, 将导致整个金融机构遭受金融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由管理机构建立纠纷解决情况通报制度, 采取适当形式定期对金融机构的纠纷解决情况进行通报, 通报的范围可以由在金融体系内部有限的公开逐渐向社会公众完全公开方向逐渐扩展。第二, 上海自贸区金融机构内部调解委员会代表金融的平衡利益。自贸区金融纠纷调解委员会由于是自贸区金融机构自身的内设部门, 当然代表的是金融机构自身的利益, 不过它在处理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纠纷的时候, 代表的是金融机构的平衡利益。上海自贸区金融纠纷调解委员会应当首先倾听金融消费者的意见, 为还原业务真实情况, 该委员会还应当听取与金融消费者发生纠纷的其他内设部门的意见, 收集与争议有关的具体业务的证据材料, 在此基础上进行调解。

(2) 设置上海自贸区金融机构内部解决机制前置程序。上海自贸区可将金融机构内部调解委员会的解决作为前置程序, 规定一定类型或一定金额的纠纷, 比如对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提供的服务不满意, 小额的赔偿要求等, 必须首先向金融机构投诉, 将大量的金融纠纷第一时间化解在一线。该机制的建立也是构建上海自贸区金融机构内外联动纠纷解决机制的桥梁之一。

(3) 构建上海自贸区金融服务投诉处理制度。由于上海自贸区金融产品与服务交易的相对自由化, 金融纠纷将大量产生。为应对大量的金融纠纷, 以及缓和金融机构之间或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对抗性, 应当适时设立上海自贸区金融服务投诉处理制度。裁决员裁决在一行三会的主导下, 以行政力量保障金融纠纷解决机构的强制管辖力, 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大陆国情的制度。

2.构建上海自贸区金融机构外部纠纷解决机制

(1) 构建上海自贸区内诉讼制度。诉讼判决在解决案件纠纷时具有很强的权威性, 作为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 上海自贸区内诉讼制度的建立与健全引起了足够的重视。2013年11月5日, 上海举行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自由贸易区法庭挂牌成立仪式。自贸区法庭将结合自贸区创新改革的定位和特点, 主要以审理与自贸区相关的民商事金融案件为主。此外,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为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提供司法保障的方案》, 并同步成立了自贸区司法问题应对小组和研究小组。自贸区法庭在案件审理中要准确适用中外法律、国际条约, 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和惯例, 为自贸区建立符合国际化和法治化要求的跨境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与此同时, 要进一步完善立案工作机制, 推进纠纷多元解决, 实现涉自贸区纠纷的快速有效化解。在通过诉讼制度解决争议时, 法官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 也要高度重视庭前调解, 这对解决司法资源与成本, 维护好自贸区内金融机构之间以及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和谐的关系, 具有重要意义。

(2) 构建上海自贸区内仲裁制度。为使上海自贸区内金融商事纠纷在区内开庭、就近仲裁, 2013年10月22日,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院揭牌。仲裁院将为区内当事人提供零距离的仲裁咨询、立案、开庭审理等仲裁法律服务。根据《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办法》, 自贸区内“支持本市仲裁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和国际惯例, 完善仲裁规则, 提高自贸试验区商事纠纷仲裁专业水平和国际化程度”。因此, 自贸试验区的运作对上海商事仲裁的仲裁员专业化能力和仲裁机构的国际化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涉及自贸区仲裁案件, 具有专属性、排他性、独特性, 且自由贸易最重要的含义是放松管制、充分尊重投资人、合资方的意思自治, 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争议也要以最能体现意思自治的方式来解决, 是具有较强自治性的临时仲裁制度。第一, 构建上海自贸区临时仲裁制度。临时仲裁制度是相对机构仲裁而言的仲裁制度。当事人自己依协议组建仲裁庭或即使常设仲裁机构介入, 仲裁机构也不进行程序上的管理, 而是由当事人依协议约定临时程序或参考某一特定的仲裁规则或授权仲裁庭自选程序, 这种形式的仲裁即为临时仲裁, 又称特别仲裁或随意仲裁。凡是与仲裁审理有关的事项都可以完全由当事人约定。临时仲裁引入上海自贸区金融仲裁的具体内容是:临时金融仲裁制度对仲裁协议的要求应该是严格的, 双方必须有表明临时仲裁合意的、书面的仲裁协议。临时仲裁协议的内容不仅要明确约定相关问题的准据法, 具体包括仲裁范围、仲裁员的选任、仲裁规则、适用的实体法等。同时要明确规定裁决条款, 即在仲裁相关问题依据仲裁协议仍不能解决时, 则规定参照相关常设仲裁机构裁决的必有条款处理。第二, 构建上海自贸区网上仲裁制度。上海自贸区的信息化、科技化与网络化程度将史无前例, 并将解除网禁。为适应高效便捷的自贸区生态环境, 应在上海自贸区内引进网上仲裁制度。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修订并通过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网上仲裁规则》, 这是全球范围内继美国仲裁协会网上仲裁规则之后的第二个网上仲裁规则。该规则以在线方式独立、公正、高效、经济地解决经济贸易纠纷为本意, 并扩展适用于解决电子商务争议以及当事人约定适用的其他经济贸易争议。在网上进行以网上仲裁为原则, 现场开庭为例外。

上海：新金融纠纷典型案例篇3

肖林指出，上海白贸区走入第一年，迎来扩区的2.0版本。下一步上海自贸区将有五个重大突破：一是金融创新，包括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和与之相关的金融开放；二是自贸区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的结合；三是一区多功能园区的新开放格局形成后，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将为全面联动上海“四个中心”建设提供条件；四是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而清单进一步明确，为政府的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五是以法治思维推进改革，制定符合国际惯例的制度安排。

同时，记者获悉上海白贸区“新金融51条”经过多方讨论酝酿，正在审批过程中。预计将有四方面的先行先试：首先是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先行先试；其次是进一步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实现贸易、金融投资、实业投资并重；第三是继续扩大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在华瑞银行已经落户自贸区的基础上，力争涌现更多具有业务特色和独特商业模式的民营银行；最后是将为上海白贸区五大板块提供分类金融支持。对于负而清单，上海自贸区未来将参照国际通行模式，为“全国一盘棋”的负面清单提供调整优化建议。比如，从形式上入手，进一步缩短负面清单，预计将缩到loo条以内；从内容上，进一步放宽对外资市场准入的限制，扩大服务业试点开放；从表述上，对负面清单中有关解决市场准入和投资程序方面的内容和表述了以明确和规范，进一步提高透明度。而扩区后的上海自贸区进入“一区多园”的新阶段，各个片区将形成金融、制造业、科创、贸易等多功能集群。28.78平方公里原有的老区为上海自贸区特殊监管区，以负面清单为主的投资和贸易便利化，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等综合性改革，以及政府监管体制的改革均在这里率先推行。

上海：新金融纠纷典型案例篇4

最高人民法院

指导案例10号

李建军诉上海佳动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2年9月18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公司决议撤销司法审查范围

裁判要点

人民法院在审理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件中应当审查：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以及决议内容是否违反公司章程。在未违反上述规定的前提下，解聘总经理职务的决议所依据的事实是否属实，理由是否成立，不属于司法审查范围。

护理纠纷典型案例篇5

龙凤胎，出生后APACHE评分10分;次日，因气温突降(2℃)予暖箱特护;23时，发现暖箱断电，龙凤胎手脚发凉;患者家属要求更换暖箱，并为其照看，未果;第三日凌晨6时，患者家属再次发现暖箱断电，两患者面色发青。院内外专家会诊，诊断：脑发育不良，急性上感，急性支气管炎。6个月后，两患者被确诊为：脑瘫。法院判决：因被告医院护理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出生时评分10分的龙凤胎新生儿脑瘫，被告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383万元。

浅析股东出资纠纷典型案例篇6

——以十个司法判例为基础

北京联合大学曹立群 162035110101 摘要：新《公司法》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改实缴制为认缴制，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全体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亦不再规定公司股东（发起人）缴足出资的期限。在实践中，公司的注册资本额普遍上涨，公司缴纳期限也延长了不少。本文以10个司法判例为研究对象，探究股东出资纠纷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立足于股东出资纠纷的司法实践和公司法、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实行，梳理股东出资纠纷适用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和法院裁判宗旨，通过分析10个典型案例得出股东出资纠纷适用的几个重要原则。

关键词：股东出资纠纷；出资不足；抽逃出资；瑕疵出资；

一、立法现状

2014年3月1日实施的《公司法》，对公司法定资本制进行了颠覆性设计：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同时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简化登记事项和登记文件。与此相适应，2014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对《公司法》司法解释

（一）至

（三）亦做了相应调整和配套修改，降低了设立有限公司的投资门槛。

例如取消了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取消了股东货币出资最低限额的要求，设立公司时的出资额不一定非经过法定验资程序，等等。但是，降低投资门槛不代表减轻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的责任，只是股东的出资义务更多地源于股东之间的意定，而非法定。对于各方股东认缴出资总额、出资形式、实缴出资期限等，股东之间可以通过章程或约定自行安排，但如果股东不履行彼此约定的出资义务，且这种不履行出资义务达到严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根本违约程度，其他股东仍然可以追究该未出资股东比较严苛的法律责任。对于这种责任，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可以根据公司法、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和原理予以追究。对于持续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公司可以解除其股东资格并对其适用表决权排除规则。这也是维护公司正常运转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维系安全的市场交易环境的需要。

出资是股东对公司的基本义务，也是形成公司财产的基础。如果股东未按规定缴纳出资，或者虚假出资、出资不足、抽逃出资等，即可能引发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出资纠纷和诉讼，股东可能被起诉而依法承担继续履行、损害赔偿等违约责任。

新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三十。对于股权出资，新公司法没有明确载明，而只有在司法解释中加以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第7-20条的规定专门规定了股东出资纠纷案由，处理各种违法出资行为，并追究股东责任。

另外，《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股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股东以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其他财产出资的，其登记办法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

二、股东出资纠纷典型案例研究

1．公司股东在未全额缴纳出资的情况下，以公司的收入作为其个人出资的不能认定其履行了出资义务

5.案例五：上海钰钢钢铁有限公司诉张某某等股东出资纠纷案（【法宝引证码】CLI.C.2784130）

争议焦点：公司股东在未全额缴纳出资的情况下，以公司的收入作为其个人出资的，能否认定其履行了出资义务？ 5.1案情简介

三被告张某某、叶某某、江某某共同出资设立上海钰钢钢铁有限公司，江、张、叶第一期出资应于2009年1月15日之前分别缴纳295.04万元、295.04万元、147.52万元。后经审计发现，张、叶分别抽逃了第一期注册资本金295.04万元、97.52万元，叶另外的出资59.39万元和江的出资295.04万元，均为公司小金库废钢收人，三被告的上述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请判令：被告江、张、叶分别向原告履行295.04万元、295.04万元、147.52万元的第一期出资义务。5.2理论分析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三名被告作为钰钢公司股东，对公司第一期注册资本金负有出资义务。现江、叶以公司小金库内的废钢收入作为其个人的出资，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故两被告应当向原告缴纳出资。张某某虽曾履行第一期的出资义务，叶某某也履行了部分出资义务，但在股权转让后抽回了全部出资，故其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侵害了公司的财产权。

1.1案例一：甘肃太一工贸有限公司与甘肃居立门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庆阳市太一热力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案（甘肃省庆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3）庆中民初字第8号/2013.10.11）

争议焦点：以房产出资，未及时办理过户手续但最终被政府作为公司资产收购的，不构成虚假出资 2.1案情简介

2006年3月，工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昕军与庆城县居力门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海龙预共同投资成立热力公司。同月20日，双方签订了庆阳太一热力有限公司章程，该章程第三章对公司注册资本、股东姓名、出资方式与出资额做了明确规定。该章程第三章约定，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股东为张海龙、李昕军，张海龙认缴出资350万元，参股比例占35％，李昕军认缴出资 650万元，参股比例占65％，且庆阳嘉庆会计事务所为热力公司进行了验资。2006年6月12日热力公司登记成立，李昕军的实物出资部分应至2006年12月12日之前办妥产权过户手续，但李昕军实物出资部分一直未办理过户手续，在2009年10月，热力公司被西峰区人民政府收购时，李昕军的实物出资被作为热力公司资产一并予以收购。

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工贸公司是否构成虚假出资。2.2理论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虽然李昕军实物出资部分一直未办理过户手，但在2009年10月，热力公司被西峰区人民政府收购时，李昕军的实物出资被作为热力公司资产一并予以收购，且居立门业对此予以认可，应当认定李昕军完成全部出资义务。工贸公司既非热力公司的发起股东，亦非热力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认购股东，其股东资格是通过转让方式继受取得，李昕军虽为工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即便李昕军存在虚假出资行为，也不能以出让股东李昕军存在虚假出资认定受让股东工贸公司存在虚假出资。故居立门业反诉要求确认工贸公司存在虚假出资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

出资义务是公司股东的基本义务，是取得股东权的前提，也是公司得以正常运转的条件。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认缴出资额。股东的出资义务，是指以其自有或者依法具有处分权的资产投入公司，成为公司的资产。判断股东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在于认定出资行为是否增加了公司的实收资本。因此，公司股东在未全额缴纳出资的情况下，以公司的收入作为其个人出资的，其并不是以自有财产进行出资，而是把属于公司的收入作为个人财产再次投入公司，本质上也未增加公司的实收资本，属于虚假出资，因此不能认定其履行了出资义务。

3．案例三：常静与北京隆华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上诉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二中民终字第18235号/2009.11.03）

争议焦点：公司诉请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能否以其诉请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拒绝履行？ 3.1案情简介

隆华公司成立于2004年5月28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10万元，股东及其出资情况为常义群出资204万元、常静出资153万元、魏和平出资153万元。2004年5月26日，常义群、常静、魏和平共同给北京安森通登记注册代理事务所（以下简称安森通事务所）出具委托书，委托安森通事务所办理企业开业（设立）登记。同日，安森通事务所代理隆华公司办理企业开业（设立）登记手续。2004年5月27日，安森通事务所将隆华公司的注册资金510万元交存入资专用账户。2004年6月1日，安森通事务所将隆华公司的注册资金收回。隆华公司成立于2004年5月28日，注册资本510万元，股东及其出资为常义群出资204万元、常静出资153万元、魏和平出资153万元。隆华公司注册完毕后，全部注册资金于2004年6月1日被转出隆华公司账户。现常义群已将其出资转入隆华公司，而常静至今未将其出资款交至隆华公司账户。现隆华公司起诉要求常静交付隆华公司出资款153万元。常静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5条，于2004年5月28日成立的隆华公司，时至今日主张常静履行股东出资义务，已过诉讼时效。3.2理论分析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常静认缴的出资额是153万元，但其没有如实履行股东出资义务。常静上诉提出隆华公司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因股东履行出资义务是股东的法定义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三）项之规定，当事人对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常静的该项上诉主张，法院亦不予支持。

4.案例四：宋余祥与上海万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上诉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黄浦民二（商）初字第589号；（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261号）

争议焦点：对未出资股东除名决议的表决权排除规则适用 4.1案情简介

股东豪旭公司于2012年9月抽逃其认缴的9900万元的全部出资款，万禹公司于2013年12月27日函告豪旭公司返还出资。经万禹公司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豪旭公司未返还。万禹公司于2014年3月6日通知豪旭公司参加临时股东会议，同年3月25日股东会议召开，豪旭公司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后该次股东会中另两名出资股东表决通过解除豪旭公司的股东资格。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经审理认为，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在无公司章程特别约定的情况下，该出资比例应为认缴的出资比例。本案即使豪旭公司存在抽逃出资行为，亦不影响其根据认缴出资比例对股东会议行使表决权。故对于万禹公司于2014年3月25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拥有99％股权的豪旭公司对其中解除豪旭公司股东资格的事项已予以否决，该审议事项应属未被通过。

宋余祥和万禹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认为豪旭公司抽逃出资属实，对于豪旭公司抽逃出资而应被解除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豪旭公司应当回避，不具有表决权。故2014年3月25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应属有效。上诉请求改判支持原告的原审诉请。4.2理论分析

本案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第17条关于对未出资股东予以除名的规定的典型案例，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公司适用该条规定作出对未出资股东予以除名的决议，被除名股东对该决议是否有表决权？这一问题涉及公司法理论和实践中的股东除名制度和表决权排除规则，而对这两个制度在我国现行公司法的规定中比较欠缺，当相关纠纷付诸法院时，需要司法实践给予回应。

股东未按章程约定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缴纳或返还出资的，公司可以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对于该股东除名决议，该未出资股东不具有表决权，即便该股东系控股股东。公司法修正后降低了股东投资门槛，但不代表减轻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的责任，只是股东的出资义务更多源于股东之间的意定，而非法定。当股东不履行约定的出资义务达到根本违约程度时，其他股东可以追究该未出资股东比较严苛的法律责任，直至解除其股东资格。

5.案例五：上海钰钢钢铁有限公司诉张某某等股东出资纠纷案（【法宝引证码】CLI.C.2784130）

争议焦点：公司股东在未全额缴纳出资的情况下，以公司的收入作为其个人出资的，能否认定其履行了出资义务？ 5.1案情简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3．以房产出资，未及时办理过户手续但最终被政府作为公司资产收购的，不构成虚假出资

股东出资是指公司股东在公司设立或增加资本时，按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认股协议的约定，向公司交付财产或履行其他给付义务以取得股权的行为。虚假出资是指股东认购出资而未实际出资，取得公司股权的情形。具体形式包括：以无实际现金流通的虚假银行进账单、对账单骗取验资报告；以虚假的实物出资手续骗取验资报告；以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出资，但未办理产权转移手续等。在本文的案例二中，虽然李昕军实物出资部分一直未办理过户手，但在2009年10月，热力公司被西峰区人民政府收购时，李昕军的实物出资被作为热力公司资产一并予以收购，且居立门业对此予以认可，应当认定李昕军完成全部出资义务。所以，以房产出资，未及时办理过户手续但最终被政府作为公司资产收购的，不够成虚假出资。

4．公司解散的，并不免除股东的出资义务

8.案例八：（株）圃木园控股与上海福生豆制食品有限公司等股东出资纠纷申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170号/2014.12.30）争议焦点：公司解散的，是否免除股东的出资义务？ 8.1案情简介

2008年11月17日，其与（株）圃木园控股共同出资设立了圃园福生公司，公司注册资本2200万美元，（株）圃木园控股持股51%，应出资1122万美元。现（株）圃木园控股已出资902万美元，尚有220万美元理应按约在2010年11月底前完成。然而（株）圃木园控股不履行出资义务，且从2009年11月起编造种种理由不断恶意诉讼，擅自拿走第三人经营之用的公章、法人章、财务章等。经几次发函要求履行出资义务，至今拒不履行。公章为（株）圃木园控股违规持有。（株）圃木园控股提供了仲裁裁决以证明福生公司、张小宝公司与（株）圃木园控股间的合资合同已解除、圃园福生公司已经裁决解散，但福生公司、张小宝公司提供的香港高等法院的诉讼通知则证明，福生公司、张小宝公司已对该裁决提起撤销申请。8.2理论分析

关于（株）圃木园控股是否应履行出资义务的问题。（株）圃木园控股提供了仲裁裁决以证明福生公司、张小宝公司与（株）圃木园控股间的合资合同已解除、圃园福生公司已经裁决解散，但福生公司、张小宝公司提供的香港高等法院的诉讼通知则证明，福生公司、张小宝公司已对该裁决提起撤销申请，且（株）圃木园控股自己也另行向一审法院提起了公司解散的诉讼，故（株）圃木园控股目前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圃园福生公司已解散。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股东对公司出资是法定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规定，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此外，我国公司法规定了股东有义务向公司足额缴纳，公司解散的，欠缴出资作为公司清算财产，并不免除股东的出资义务。前述规定说明，股东的出资义务并不因公司解散而免除，股东间存在矛盾更无法成为延迟履行或不予履行出资义务的理由。因而公司解散诉讼的受理不能成为本案中止审理的理由。在股东出资纠纷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股东未按期缴纳出资的问题，我国公司法规定了股东有义务向公司足额缴纳，公司解散的，欠缴出资作为公司清算财产，并不免除股东的出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股东对公司出资是法定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规定，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前述规定说明，股东的出资义务并不因公司解散而免除，股东间存在矛盾更无法成为延迟履行或不予履行出资义务的理由。因而公司解散诉讼的受理不能成为案件中止审理的理由。5．股东瑕疵出资责任承担要件的认定

9.案例九：苏燕芬诉李明星股东出资纠纷案（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厦民再终字第40号/2011.12.01）

争议焦点：作为债务人的公司被法院强制执行，在其名下财产和债权债务尚未查清、其他债权人先行主张的情况下，瑕疵出资股东能否单独地向个别公司债权人承担股东瑕疵出资责任？ 9.1案情简介

华溢公司的股东李明星以厦门市湖滨南路皇达大厦第26层办公房产出资，没有办理财产权转移登记手续，也没有将厦门市湖滨南路皇达大厦第26层房产交付给华溢公司使用。华溢公司的债权人苏燕芬就厦门市鹭江公证处作出的（2008）厦鹭证执字第10号《执行证书》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厦门华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陈建华实际控制的企业之一，而陈建华已于2008年9月29日携款潜逃，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其以涉嫌合同诈骗罪为由立案侦查。本案目前客观无继续执行之可能”，遂于2008年12月15日作出（2008）厦执行字第3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在本案起诉之前，嘉家置业公司已于2008年10月13日向本院起诉，以华溢公司的股东李明星以实物出资未到位为由要求股东陈建平、李明星在1090.7万元范围内连带赔偿嘉家置业公司转让款。在本案再审期间李明星称，因嘉家置业公司在前案的诉讼请求多达1000多万元，而本案苏燕芬的诉讼请求只有200万元，因此，其选择与苏燕芬调解履行200万元出资未到位责任。另外，李明星在原审调解后已将200万元款项支付给苏燕芬。9.2理论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首先，《公司法》第28条确定股东出资应当到位的义务，注资对象是公司，而不是公司的债权人。其次，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公司的债权人要求瑕疵出资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必须举证证明同时具备几个事实：公司债务真实存在、股东出资未缴足、公司进人解散和清算程序、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等。而本案中，华溢公司还存在，虽然作为债务人被法院强制执行，但不等于进人解散和清算程序，执行程序尚未终结；其名下财产和债权债务尚未查清，当事人仅凭华溢公司大量债务远超过其注册资本，就主观认为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理由不充分。尽管原被告一致陈述公司债务真实存在、李明星作为股东出资未到位，但是原告诉求的必备要件不完整，事实依据不足，不能适用该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首先，《公司法》第28条确定股东出资应当到位的义务，注资对象是公司，而不是公司的债权人。其次，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公司的债权人要求瑕疵出资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必须举证证明同时具备几个事实：公司债务真实存在、股东出资未缴足、公司进人解散和清算程序、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等。瑕疵出资股东向公司债权人承担股东瑕疵出资责任的前提，必须是公司全部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在无证据表明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其他债权人先行主张的情况下，瑕疵出资股东不得单独地向个别公司债权人承担股东瑕疵出资责任。6．认缴资本制下股东出资义务应以实际约定为准

10.案例十：江苏南京秦淮区法院判决丁某、南京同仁堂公司诉沈某、钱某股东出资纠纷案（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5）秦商初字第2140号）争议焦点：认缴资本制下股东出资义务是否以实际约定为准 10.1案情简介

2014年4月19日，原告丁某、南京同仁堂公司、被告沈某、钱某、案外人王某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设立南京圭石中医门诊部，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其中原告丁某以办理公司各类证件为出资方式，原告南京同仁堂公司以提供经营住所及企业名号等为出资方式，被告沈某以现金500万元为出资方式，被告钱某以落实被告沈某资金、膏方配方等无形资产为出资方式，案外人王某以智力投入为出资方式。基于登记备案需要，在公司章程上反映为各股东按约定的股份比例以现金出资，但该款均由被告沈某提供，属于认同各方资源价值的赠与行为。被告沈某将应缴纳的货币出资汇入公司开办账户，首次认缴额为200万元，其余300万元按公司经营需求逐步到账。同日，各股东签订《章程》，约定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两原告丁某和南京同仁堂公司分别认缴50万元和115万元，被告沈某和钱某认缴出资额为150万元和145万元，案外人王某认缴出资额为40万元。公司于2014年5月14日成立。于同年12月25日获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2015年上半年，两原告与其他股东因公司经营问题发生矛盾，合作关系恶化。同年8月27日，由被告钱某提议，在两原告未到会的情况，其他股东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形成如下决议：1.确认到会三股东完成首笔认缴出资额，两原告未出资；2.敦促未出资的股东在45日内完成出资，否则公司将依法减资，并启动股东除名的司法程序取消其股东资格；3.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决定后续注册资金认缴出资额的出资时间。诉讼期间，公司正常营业，日常经营由被告钱某负责。两原告为争得公司经营管理权，依据《合作协议书》《章程》约定将两被告诉至法院，要求立即向公司账户存入300万元出资款。10.2理论分析

本案争议焦点为：两被告是否应当将300万元认缴资本立即出资到位。2013年公司法的一大亮点是将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修订为认缴登记制。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股东认缴的注册资本何时缴清，法律取消了时间限制。在股东内部一般以《章程》约定出资时间，股东对外以认缴出资额承担法律责任。这一制度旨在降低公司开办门槛，兼顾对外部债权人的利益保护，符合现代公司法的发展趋势。

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解释

（三）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有权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现行立法确认的认缴制，并非取消股东的出资义务，仅取消了出资时间限定。在各股东就出资时间达成内部协议或订立公司章程的情况下，部分股东不依约履行，除公司之外，其他股东亦有权起诉要求负有出资义务的股东按照约定完成出资。

股东出资义务既是约定义务也是法定义务，而这种义务从约定转换到法定的合理根据则在于注册资本应有的公示效力。类似本案部分股东的实际出资方式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为便于登记备案，便在《章程》中作出不符事实的登记，在实践中并不鲜见。一旦股东之间的内部约定与对外登记公示的章程发生冲突，进而产生纠纷时，如何认定两个协议的效力成为关键。认缴制下，强调对外以认缴资本承担责任，暗合了章程对外的法律效力。即如涉及公司以外的债权人利益的，应当以章程为准；如涉及股东之间的出资纠纷，应当以股东订立的符合其真实意思的合同为准。

认缴制下，部分股东仍有权起诉其他股东实缴出资。现行立法确认的认缴制，并非取消股东的出资义务，仅取消了出资时间限定。在各股东就出资时间达成内部协议或订立公司章程的情况下，部分股东不依约履行，除公司之外，其他股东亦有权起诉要求负有出资义务的股东按照约定完成出资。

股东内部协议与章程的法律效力应当区别对待。公司法将注册资本实缴制修订为认缴制后，对认缴期限没有明确规定，由股东根据公司章程约定。如股东内部协议与备案章程发生冲突，各股东之间对出资义务产生争议时，应认定以股东内部协议为准。

四起工伤保险行政纠纷典型案例篇7

下面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赵大光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要发布的四起工伤保险行政纠纷典型案例的有关情况。

赵大光：

案例1：张成兵诉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案。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或者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一）基本案情

南通六建公司系国基电子（上海）有限公司A7厂房工程的承包人，其以《油漆承揽合同》的形式将油漆工程分包给自然人李某某，约定李某某所雇人员应当接受南通六建公司管理。李某某又将部分油漆工程转包给自然人王某某，王某某招用张成兵进行油漆施工。李某某和王某某均无用工主体资格，也无承揽油漆工程的相应资质。2008年3月10日，张成兵在进行油漆施工中不慎受伤。11月10日，松江区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确定张成兵与南通六建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该裁决书未送达南通六建公司。12月29日，张成兵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劳动仲裁裁决书。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立案审查后，认为张成兵受伤符合工伤认定条件，且南通六建公司经告知，未就张成兵所受伤害是否应被认定为工伤进行举证。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遂于2009年2月19日认定张成兵受伤为工伤。南通六建公司不服，经复议未果，遂起诉请求撤销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

（二）裁判结果

经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一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劳社部发〔2005〕12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本案中，南通六建公司作为建筑施工单位将油漆工程发包给无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李某某，约定李某某所雇用的人员应服从南通六建公司管理。后李某某又将部分油漆工程再发包给王某某，并由王某某招用了上诉人张成兵进行油漆施工。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据上述规定及事实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具有劳动关系的理由成立。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张成兵在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厂房建设项目中进行油漆施工不慎受到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据此，维持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被诉工伤认定的具体行政行为。

案例2：孙立兴诉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劳动局工伤认定行政案。

工作原因、工作场所的认定应当考虑是否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是否在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

（一）基本案情孙立兴系中力公司员工，2003年6月10日上午受中力公司负责人指派去北京机场接人。其从中力公司所在天津市南开区华苑产业园区国际商业中心（以下简称商业中心）八楼下楼，欲到商业中心院内开车，当行至一楼门口台阶处时，孙立兴脚下一滑，从四层台阶处摔倒在地面上，经医院诊断为颈髓过伸位损伤合并颈部神经根牵拉伤、上唇挫裂伤、左手臂擦伤、左腿皮擦伤。孙立兴向园区劳动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园区劳动局于2004年3月5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孙立兴的摔伤事故是在工作场所、基于工作

原因造成的，决定不认定为工伤。

（二）裁判结果

经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该案焦点问题是孙立兴摔伤地点是否属于工作场所和工作原因。《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该规定中的“工作场所”，指职工从事职业活动的场所，在有多个工作场所的情形下，还应包括职工来往于多个工作场所之间的必经区域。本案中，位于商业中心八楼的中力公司办公室，是孙立兴的工作场所，而其完成去机场接人的工作任务需驾驶的汽车，是其另一处工作场所。汽车停在商业中心一楼的门外，孙立兴要完成开车任务，必须从商业中心八楼下到一楼门外停车处，故从商业中心八楼到停车处是孙立兴来往于两个工作场所之间的必经的区域，应当认定为工作场所。园区劳动局认为孙立兴摔伤地点不属于其工作场所，将完成工作任务的必经之路排除在工作场所之外，既不符合立法本意，也有悖于生活常识。孙立兴为完成开车接人的工作任务，从位于商业中心八楼的中力公司办公室下到一楼，并在一楼门口台阶处摔伤，系为完成工作任务所致。上诉人园区劳动局以孙立兴不是开车时受伤为由，认为孙立兴不属于“因工作原因”摔伤，理由不能成立。故判决撤销被告园区劳动局所作的《工伤认定决定书》，限其在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案例3：何培祥诉江苏省新沂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何培祥系原北沟镇石涧小学教师，2006年12月22日上午，原告被石涧小学安排到新沂城西小学听课，中午在新沂市区就餐。因石涧小学及原告居住地到城西小学无直达公交车，原告采取骑摩托车、坐公交车、步行相结合方式往返。下午15：40左右，石涧小学邢汉民、何继强、周恩宇等开车经过石涧村大陈庄水泥路时，发现何培祥骑摩托车摔倒在距离石涧小学约二三百米的水泥路旁，随即送往医院抢救治疗。12月27日，原告所在单位就何培祥的此次伤害事故向被告江苏省新沂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因故撤回。2007年6月，原告就此次事故伤害直接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经历了二次工伤认定，二次复议，二次诉讼后，被告于2009年12月26日作出《职工工伤认定》，认定：何培祥所受机动车事故伤害虽发生在上下班的合理路线上，但不是在上下班的合理时间内，不属于上下班途中，不认定为工伤。原告不服，向新沂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之后，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

（二）裁判结果

经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一审，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上下班途中的“合理时间”与“合理路线”，是两种相互联系的认定属于上下班途中受机动车事故伤害情形的必不可少的时空概念，不应割裂开来。结合本案，何培祥在上午听课及中午就餐结束后返校的途中骑摩托车摔伤，其返校上班目的明确，应认定为合理时间。故判决撤销被告新沂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职工工伤认定》；责令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就何培祥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决定。

案例4：邹政贤诉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案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

（一）基本案情

宏达豪纺织公司系经依法核准登记设立的企业法人，其住所位于被告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辖区内。邓尚艳与宏达豪纺织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06年4月24日邓尚艳在宏达豪纺织公司擅自增设的经营场所内，操作机器时左手中指被机器压伤，经医院诊断为“左中指中节闭合性骨折、软组织挫伤、仲腱断裂”。7月28日邓尚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时，列“宏达豪纺织厂”为用人单位。被告以“宏达豪纺织厂”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不能与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为由不予受理其工伤认定申请。邓尚艳后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最终确认与其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是宏达豪纺织公司。2008年1月16日，邓尚艳以宏达豪纺织公司为用人单位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被告于1月28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邓尚艳于2006年4月24日所受到的伤害为工伤。2008年3月24日，宏达豪纺织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注销。邹政贤作为原宏达豪纺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09年3月10日收到该《工伤认定决定书》后不服，向佛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持该工伤认定决定。邹政贤仍不服，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判决维持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宣判后，邹政贤不服，向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因宏达豪纺织公司未经依法登记即擅自增设营业点从事经营活动，故2006年7月28日邓尚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禅城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时，错列“宏达豪纺织厂”为用人单位并不存在主观过错。另外，邓尚艳在禅城劳动局以“宏达豪纺织厂”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不能与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为由不予受理其工伤认定申请并建议邓尚艳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后，才由生效民事判决最终确认与其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是宏达豪纺织公司。故禅城劳动局2008年1月16日收到邓尚艳以宏达豪纺织公司为用人单位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从《工伤保险条例》切实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考量，认定邓尚艳已在1年的法定申请时效内提出过工伤认定申请，是因存在不能归责于其本人的原因而导致其维护合法权益的时间被拖长，受理其申请并作出是工伤的认定决定，程序并无不当。被告根据其认定的事实，适用法规正确。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判决维持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

以上就是我关于几个案例的基本情况介绍，有什么问题我很愿意和大家进行交流。

赵大光：好，下面请大家提问。

京华时报记者：我看到我们写了第六条里有关于上下班途中内容的介绍，我想问一下，出台这个是否是以前存在大量的争议，或者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再解释一下什么是合理时间，什么是合理路线，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日常生活当中需要的合理活动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比如像有些单位的人晚上有应酬，但是不是单位指派他，而是出于自己对工作的需求出去应酬出现了事故，这种情况能不能介绍一下？谢谢。

赵大光：这位记者提出的问题是很关键的问题，也是我们在研究制定司法解释当中遇到的一个比较重点的问题。什么是上下班途中？法律规定比较原则，只规定上下班途中，什么叫上下班途中呢？具体实践当中、生活当中可以说是有多种情况。在理解和认识上确实不一致，各地法院在处理相同或者是相似案件的过程当中也有裁判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同案不同判。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才把它作为司法解释当中的一个重点问题来进行研究和规定。

赵大光：什么是合理时间？这个合理时间可以说比较宽泛，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应当具有正当性。上下班有一个时间区域，可能早一点，可能晚一点，比如下了班以后，还要加一会儿班，或者是等交通的高峰时段过了之后再回家。我们认为这些都属于合理时间。合理路线包括的范围就比较广泛，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比如下班的途中需要到菜市场买一点菜，然后再回家，而且是顺路，是不是合理的路线，是不是日常工作中所需要的必须的活动呢？我们认为都应当包括在内。所以理解这一条规定，我们要抓住一个关键词就是“合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在日常生活中处理工伤的案件，劳动关系处理程序是比较复杂的，往往劳动者很难证明自己到底在为谁工作，特别是一些劳务派遣的情况，您认为这个规定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赵大光:应当说我们这个司法解释主要是解决工伤认定的规定。是否具有劳动关系是认定工伤的一个前提，如果没有劳动关系，原则上不存在工伤认定的问题。但是劳动关系的判断标准并不是我们司法解释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而且劳动关系的认定可以通过另外一个途径来解决，可以申请劳动关系仲裁机构来仲裁，对仲裁机构的仲裁不服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所以我们这个司法解释重点是解决工伤认定的问题，劳动关系只是解决工伤认定的一个前提，这不是我们这个司法解释的重点。

法治天地频道记者:第一个是给发言人的，有一些部门以没有非本人主要责任，醉酒或吸毒、自杀或自残等认定结论不明确为由，长时间终止认定工伤或者是直接不认定工伤，人民法院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第二个问题是给赵庭长的，上海的案例为什么会作为典型的案例，它作为典型的案例意义在哪里？以前在审判此类案件当中碰到哪些问题或者困惑？谢谢。

赵大光:你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司法解释第一条的问题，第一条的规定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由于醉酒或吸毒、自杀或自残，这些事故引发的工伤争议如何认定的问题。对于出现这种事故通常情况下，是要由有权的机关对事故性质做出认定，比如是不是属于自杀还是自残？通常情况下要公安机关来认定，或者说发生了交通事故，交通事故的性质和责任的分配要由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来加以认定，但是实践当中往往有权机关没有做出认定，或者说难以做出认定，受伤职工的权益保护问题就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这一条规定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在没有认定或者说没有结论的情况下，工伤认定机关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或者是经过他调查取得的证据来对是否是工伤加以认定，实际上我们司法解释这一条认可或者承认了工伤认定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有权直接认定是否是工伤。这样对于解决受伤职工能够及时得到救治，能够及时得到工伤认定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工伤部门的这种认定不是权威性的结论，是否能够起到证据的作用，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还要进行审查，然后确定它的效力。

赵大光: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以上海这个案例作为典型案例。我觉得这里面至少没有地域的歧视。我们选案例也是看案例是否具有典型性，上海这个案例的价值就在于它回答了用工单位转包或者是多次转包，聘用的人员发生工伤以后由谁来承担工伤保险责任问题，这个案例是比较典型的。它不仅转包，而且是两次转包，转包方都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他聘用的人员发生了工伤，如何确定这个责任主体，这在实践当中是认识不一致的，需要统一规范。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并且征求了各方面意见，认为应当由有用工资格的单位来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当然我们这个司法解释也规定了，它承担了工伤保险责任之后，还可以向转包方去追偿。所以这就解决了转包方也不能逍遥法外，特别是现在一些包工头，出了事

情就跑了，责任由用工单位来负责，包工头都不承担责任。这个司法解释实际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的规定既有利于对职工权益的保护，又有利于追究承担法律责任的转包方。因为有的时候找包工头找不到，或者他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个责任，由有用工资格的单位来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然后向转包方来追偿这个责任。这样责任的分配就比较合理。

环球时报记者:请您再解释一下关于第八条的一些相关规定，如果工伤是第三人所导致的，员工应该向第三人进行民事索赔还是应该向工伤保险基金要求享受这个保险待遇？谢谢。

赵大光: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伤害，工伤保险责任承担问题是我们司法解释的另外一个重点。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这个司法解释已经做了回答，也就是说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伤害的，受害者既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民事赔偿，由第三人（致害人）承担民事责任，也可以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这两种权利都是有的。至于怎么选择，恐怕要由受害方来根据他的意愿来做出选择。我们司法解释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由第三人造成的伤害，还能不能申请工伤认定，还能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实际上我们的意义就在这里，当然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有争议的，而且争论很大，我们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征求了多方面的意见后，基于现行法律法规，制定了本条规定。

孙军工: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我们互动交流的环节就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光临。谢谢赵庭长。

【上海：新金融纠纷典型案例】推荐阅读：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金融06-08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金融硕士MF专业学位招生简章06-30

上海新政策买房07-02

上海大众汽车生产与运作管理案例分析报告06-16

上海社保案06-29

上海社区党建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