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依法行政与构建和谐社会（共8篇）
蔡晨
依法行政，就是各级行政机关要依据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依法行政是对各级行政机关提出的要求，也是反映市场经济对政府活动的客观要求。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整体和谐的社会。依法行政能否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尺度，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达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直接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成败。
一、构建和谐社会与依法行政的根本原则都是以人为本，保障公民的根本利益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制定我国“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指导方针，可以说是画出了一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施工蓝图。提出 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努力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加快发展服务业，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认真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出的环境问题，在全社会形成资源节约的增长方式和健康文明的消费模式。而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强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 1
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因此，以人为本，与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反映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价值取向。坚持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我国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是：依法行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必须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必须维护宪法权威，确保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把推进依法行政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开拓创新与循序渐进的统一，既要体现改革和创新的精神，又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分类推进；必须把坚持依法行政与提高行政效率统一起来，做到既严格依法办事，又积极履行职责。
二、依法行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与保障
进入20世纪，为适应西方社会发生的复杂变化，西方国家对自身的法律法规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整修订。例如，在财产法方面，国家对私有财产权进行干预；在合同法方面，契约自由原则受到标准化合同的限制；在立法方面，授权立法和行政立法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执法方面，执法者自由裁量权扩大；在法律审判方面，法律推理逐渐强调结果正义的重要性等。法制法规的调整一方面解决了某些现实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新问题，例如执法者可能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侵犯个人权利。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学者进一步发展了近代的法治理论，他们一方面继承了近代法治理论所主张的法律制度要以人权，民主等为价值取向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不同于近代法治理论的特点。
因此，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时必然要求尊重自由、保障权利、契约社会，着力创造安定有序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而这些都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并以法治作为保障。要通过依法行政保障政治民主，实现民意充分表达。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关系都在发生深刻变动，各种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愿望和要求需要充分表达，依法开辟和疏通各种渠道反映他们的利益需求才能引导各种利益主体以理
性、合法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和冲突；行政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制度在解决社会矛盾中有着积极的作用。只有严格依法行政，始终把控制人口、严格依法保护资源、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的位置，才能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谐相处，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提供保障、夯实基础。
三、依法行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保障。和谐社会要求社会依照既定的规则有序运行，反对社会的无序化与无序状态。法治是社会有序运转的重要保证，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没有公民法治素质的提高，没有依法办事的落实，就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就不可能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人民群众就不可能安居乐业，和谐社会建设就无从谈起。由于和谐社会只能立于法治基础之上，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就是依法治国。2003年3月17日晚10点，刚来广州工作的大学生孙志刚因没有带身份证被当地警方收容，3天后死在收容所。这件事被当地的《南方都市报》曝光后，引起社会强烈的反映，引起公众对警方行为强烈的愤怒。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要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遵纪守法，更加要求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能够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法治关注的焦点是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依法治国就是把法律从作为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手段和统治工具变为人民在当家作主的前提下以法来有效管理国家、约束政府权力，使其合理运用、不致滥用和腐败，从而使国家权力服从于社会公众的共同意志，政府的权威从属于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的法治权威。从各国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依法治国的重点和难点是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在于建设法治政府。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扮演双重角色：构建和谐社会主要就是通过削减政府职能和重塑政府来理顺社会关系；而作为改革和法治建设的推动者，又需要政府积极发挥主导作用，有所作为，而不能消极无为。政府之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这种双重属性，就注定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努力建设法治政府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一个国家的整个管理活动都是由各级行政机关进行的，行政权力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凌驾在社会之上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是管理国家各项行政事务的公共权力，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集中代表和体现。由于行政权力属于国家公共权力，具有强制性和单方面性，而且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直接关乎公民权益的得失，行政权力对公民权益的影响具有普遍性，几乎是“从摇篮到坟墓”，与公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行政权力无处不有，无处不在。行政机关能否合法有效地行使好行政权力，管理好国家各项行政事务，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行政权是把双刃剑，依法行政有助于理顺社会关系，而违法行使则会导致社会关系的恶化。对此有学者指出，“当代西方法治观念与古代，中世纪和近代都不同，它更倾向于研究或说明什么样的法律才能为人们所遵守，从而导致法治的实现。如果说，当代以前的法治观念还比较强调法律本身应该是意志的体现，无论这是指谁的意志，当代法治则突出怎么才能让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视行政权力的建设和制约。
四、构建和谐社会是依法行政的良好的社会基础
依法行政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保障，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对依法行政产生深远影响。构建和谐社会为依法行政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文精神为理念，是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整体文明社会。在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社会，行政机关和人民群众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树立为民服务的思想，依法履行职责，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中来，对行政机关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帮助，为依法行政创造良好的环境氛围。
五、构建和谐社会是依法行政的目标理想
构建和谐社会，只有奉行法治，依法行政，保护合法权益，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妥善解决各种矛盾纠纷，才能保证广大人民群众都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只有奉行法治，依法行政，人们在规则的指引下才能充分实现预期、获得利益，整个社会秩序才能规范运行。通过依法行政，使法制更加健全；通过依法行政，宣传法制，公民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不断提高；通过依法行政，公民的诚实守信等传统美德得以恢复和发扬，各种欺诈行为逐渐消除，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各个领域的生活得以净化，就能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依法行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理想。构建和谐社会需要讲诚信、讲道德、讲法治、讲秩序的行为规范，需要宽容谅解的社会理念和精神境界，需要合理、和谐、规范的人际关系。因此，广大人民群众要自觉地加入到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伟大工程中来。要提高法律素质和法律修养，时刻牢记“八荣八耻”，遵守社会公德，自觉履行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争做一个合格公民。同时，作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要牢固树立“不抓依法行政是失职，抓不好依法行政是不称职”的思想，要通过强化依法行政观念、提高制度质量、增强服务意识、规范执法行为、强化权力监督来助推和谐社会建设。
一、转变机关作风, 提高行政效能的重大现实意义
(一) 是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的基础性保障。
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力, 政府执行力如何直接取决于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及其行政效能, 如果机关工作人员作风消极懒散, 行政效能低下, 那么政府执行力必然很差, 反之执行力则很强。而政府执行力是政府公信力的基础, 执行力差的政府必然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与认同, 这样的政府其公信力就很低。《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的商鞅南门移木、取信于民的典故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正是他强有力的执行力保证了商鞅变法的成功和秦国的强盛。在实际施政过程中, 如果地方政府对中央的各项惠民政策执行不力, 老百姓得不到应有的实惠, 地方政府的表现没有达到老百姓对它的期望值, 那么老百姓肯定会对政府感到失望, 认为政府无能, 进而对政府不信任, 久而久之, 政府的公信力就会越来越差。同样, 如果行政效能低下, 对老百姓的各方面诉求不能及时地回应和处理, 那么也会削弱政府的公信力。因此, 唯有转变机关作风、提高行政效能, 才能增强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二) 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政治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复杂而伟大的系统工程,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需要全中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民的齐心协力参与建设。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直接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保障其民主权利, 必然会激发人民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主动性, 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 它既是我国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也是一个强大的动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我国全面改革具有影响全局、带动各方的关键性作用, 我们所有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最终要取决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科学界定其职能, 减少政府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的现象, 才能为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政治保障, 从而促进其健康、快速发展。
(三) 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二者在政治领域都可以具体为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当家作主地位和各方面的政治利益都得到切实保障。这就要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转变作风, 提高行政效能, 必须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从理论上说, 政府手中掌控着大量的公共资源, 拥有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 是国家和社会的决策者和管理者。这样的性质和角色也要求它必须提高行政效能, 降低行政成本, 增进公共利益。政府作为实施行政行为的机构, 在实施每一项行政行为时都必须对赋予其权力的人民负责, 为人民服务。
(四) 是发展政治文明, 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首先, 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当前阶段的奋斗目标。“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进步的整体状态”, “集中体现为社会政治生活的文明, ……政治文明也就是政治现代化”。政治文明是具体而非抽象的, 在不同的现实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内涵, 但是无论如何, 政治文明最起码应该体现为政府工作人员的高效、廉洁、负责和服务的作风和态度。其次,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 然而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复杂而伟大的系统过程, 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和谐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给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更多、更为紧迫的要求, 客观上要求通过对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来带动、影响、促进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和谐发展, 而决不允许因为行政管理体制的不完善而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发展, 当然也不能因为机关作风、行政效能问题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转变机关作风, 提高行政效能的路径选择
王充曾在《论衡·谢短篇》中说:“夫知古不知今, 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 谓之盲瞽。”商鞅学派的吏治思想尽管有其严重的缺陷和历史局限性, 但他们对官府办事效率的观点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既然目前的客观情况要求我们对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深刻地改革, 不断地完善它, 进而转变机关工作作风, 提高行政效能, 那么我们可以借鉴商鞅学派的吏治经验, 结合当前的具体情况构建如下路径来达到此目的。
(一) “无宿治”, “官无邪”。
《商君书·垦令》说:“无宿治, 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 而百官之情不相稽, 则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 则农不败。农不败而有余日, 则草必垦矣。”意思是说如果朝廷官吏能提高办事效率, 所有公事在当日办结, 那么即使是奸邪的官吏也无法用他手中的权力来“寻租”, 无法从人民那里谋求私利, 这样公事就不会因为工作人员相互推诿而积压下来, 使农民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劳动, 农民的利益就不会受到损害, 荒地也必然会得到开垦了。在古代农业社会, 政府官员提高行政效能后能给老百姓更多的时间来从事农耕, 这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今天, 生活在信息时代、工业社会中的人们更加注重效率, 更希望政府能够提高行政效能, 节约办事时间。提高行政效能就意味着政府机关人员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回应人民的各种诉求, 改变办事拖拉、工作推诿、纪律涣散的现象。而现实生活中却存在这样的现象:本来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够办结的事情, 却被无限期地拖延。其原因是某些政府工作人员想通过拖延时间来以权谋私, 收受贿赂。行政效能事关国家的兴旺发达,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学派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以日治者, 王;以夜治者, 强;以宿治者, 削。”意即办理公事迅速彻底的, 就能使国家富强, 从而成就王业;而拖延怠慢、相互推诿, 国家就会削弱。即使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今天, 这一理论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值得我们借鉴。现在, 各单位都在探讨转变机关作风、提高行政效能、节约行政成本、建设效益政府的有效途径, 如有些部门出台了类似“无宿治”的举措, 根据事情的具体情况实行特事特办、限时办理, 如果逾期不能办结则要追究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等。
(二) “利异而害不同”, “事合而利异”。
政府官员的素质对预防腐败等违法行为固然重要, 但是相互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政府官员也是人, 从人性的角度看, 在其内心深处会有好利的一面, 也有“饥而求食, 劳而求佚”的要求。如果个人的理性不能把这种好利的想法和行动控制在道德和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就必须使用外在监督来弥补。但是如果官员之间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监督效果就不会好。原因在于:“吏虽从, 事同体一也。夫同体一者相不可。”“利合而恶同者, 父不能以问子, 君不能以问臣。吏之与吏, 利合而恶同也。”利益一体, 就容易勾结成奸, 监督就会漏洞百出, 名存实亡。因此要做到“利异而害不同”或者“事合而利异”, 使官吏“皆以法相司也, 命相正也, 不能独为非, 而莫与人为非”。即官吏都以法令互相监督, 以命令互相纠正, 不能独自做坏事, 也不能与别人合谋做坏事。最终达到“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 而不害于亲, 民人不能相为隐”的理想状态。这与十七大精神有相通之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 使其相对独立又相互制约、相互协调, 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避免滥用权力、乱用权力和权力“寻租”, 建设廉洁政府。
(三) “缘法而治”。
其一, 无规矩不成方圆。商鞅学派作为一个法家学派, 对如何从法律层面来保证转变机关作风, 提高行政效能有着深刻和丰富的思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但是, 有法可依是前提和基础。“法者, 国之权衡也。”凡事都要以法律为准绳, 用法律来判断是非曲折。至于如何立法, 商鞅学派提出了如下立法原则。一是“不法古, 不修今”。就是说立法不要受限于古人, 也不要拘守于现状, 而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立法, 只要不合乎时宜就必须改革, 否则会“欲治民而助之乱”。二是“观俗立法, 察国事本”。意思是说立法必须充分考虑到当时当地的风土人情、民俗以及国情。总之, 这两个立法原则要求从国情、从实际出发来立法。另外, 法律还应该明白易懂易执行, “必使之明白易知, 愚智遍能知之”。其二, 有法必依要求依法行政。只有做到依法行政, 才能保证做到转变机关作风, 提高行政效能。行政人员的言行举止都要符合法律, 不符合的不能做, “言不中法者, 不听也;行不中法者, 不高也;事不中法者, 不为也”。依法行政是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前提。有了法律之后关键是执行, 如果不执行就相当于没有立法。“国之乱者, 非其法乱也, 非法不用也”, 而是因为“无使法必行之法”。“有法不胜其乱, 与无法同。”显而易见, 一个国家的治与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吏是否能够严格执法。其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们必须秉持的一条根本理念, 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这一点, 商鞅学派有深刻认识。他们认为:“法者, 君臣之所共操也”。并主张“刑无等级, 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 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 罪死不赦。有功于前, 有败于后, 不为损刑。有善于前, 有过于后, 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 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 罪死不赦, 刑及三族。”古人尚且知道“立法明分, 而不以私害法, 则治”, 今天我们的各级组织和干部更应该带头守法, 为全社会做出表率, 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 更好地培育一种良好的法治环境, 从而完成我们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四) “论贤举能”。
善治是人类梦寐以求的一种政府治理状态, 即“有效的治理、良好的治理”。但是“实现善治的关键环节是实现善政, 因为在现实的政治发展中, 政府仍然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 官员依然是人类政治列车的驾驶员, 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有着决定性作用”。“善政就是良好的政府或良好的统治, 善政的内容一般都包括严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员、很高的行政效率、良好的行政服务等因素。”可见, 官员选拔无论对善政还是善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合格甚至优秀的官员, 那么即使制订了完善的制度也不会得到真正有效的贯彻执行, 这样制度就相当于一纸空文。商鞅学派在选拔官吏上秉持“论贤举能”的原则, “虽有辩言, 不能以相先也”。意思是要把优秀能干的人举荐上来当官, 不能用巧言虚道之人, 因为“说者成伍, 烦言饰辞, 而无实用”。商鞅学派的论贤举能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提拔各种“关系户”、带“病”提拔现象的发生, 从而能够保证选拔到优秀的官员。官员的素质直接决定了能否实现善政, 进而能否实现善治。邓小平说过:“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服务。”政府官员必须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人民的公仆, 秉持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而绝对不能把自己定位为人民服务的对象。只有官员树立正确的理念才能转变作风、提高行政效能。如果官员的官僚主义严重, 作一个“官老爷”, 那么就不会也不能转变作风、提高行政效能、为人民服务。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建设服务型政府”, 因此我们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 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各级政府的神圣职责和全体公务员的基本准则, 作为人民政府的基本要求, 作为政府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五) 整合行政机构, 构建大部门体制。
在我国, 政府职能的缺位、越位和错位现象比较严重, 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不是政府机构数量太少, 相反是政府机构数量太多, 机构设置不够科学、不够合理。许多政府机构的职能交叉重叠, 责任界限不清晰, 导致管理过程中既相互推诿扯皮, “九龙治水”, 政出多头, 又存在“无龙治水”———没有政府机构管理的“真空”地带。这种现状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 探索实行职能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实行大部门体制, 是指把政府相同或者比较相近的职能加以整合, 归入一个部门为主管理, 其他有关部门协调配合;或者把职能相同或者比较相近的机构归并成一个较大的部门”。通过整合政府机构, 构建大部门体制, 精简机构, 依据实际情况科学的界定、理顺各部门之间的职能, 这能够避免“九龙治水”、政出多头的现象, 同时对降低行政成本, 提高行政效能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摘要：机关作风和行政效能事关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发展政治文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在商鞅学派吏治思想的启发之下, 我们构建了转变机关作风, 提高行政效能的路径:“无宿治”, “官无邪”;“利异而害不同”, “事合而利异”;“缘法而治”;“论贤举能”;整合行政机构, 构建大部门体制, 最终经过善政达到善治的目标。
关键词：机关作风,行政效能,政治文明,和谐社会,善政,善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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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贫富差距；税收制度，市场制度
一、我国贫富差距的情况
一般学者们都会用一些系数和数据去分析贫富差距，这些系数如基尼系数，统计局数据等。从统计局数据来看，94年我国全体居民的基尼系数到达了峰值为0.389，之后下降了很多，比如96年的0.375，97年的0.379，98年的0.386。06年又有一个小回升为0.397。而根据另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差距更大。80年代，大陆地区的基尼系数为0.3，88年城乡基尼系数只有0.382，可到了94年基尼系数为0.434，以后逐年递增。平均每年增加0.1%。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都很大。从0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中收入最高的20%是收入最低的20% 的5到6倍。农村居民中收入最高的20%是收入最低的20%的7.2倍。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很大，基尼系数从78年的0.212上升到99年的0.336.尤其是07年为改革开放一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为3.33：1 最大差距达9000多元。
这样的差距必然会造成社会矛盾。据有关资料显示，政府拥有中国76%的资产，民间拥有的不足25%。据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披露，中国每年的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到达近9000亿元。这些都纳税人很不公平。虽然经济告诉发展，但落实到城镇居民和农民手上的实际收入却没有什么实质性增长。根据《国民收入分配状况和灰色收入》中显示，高收入阶层有大量的灰色收入，10%的最高与最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差为31倍。灰色收入是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这些灰色收入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流失，企业用于行贿的额外支出，垄断行业的灰色收入等。这些灰色收入将近3万亿元。说明我国收入分配体系有很大漏洞。
二、缩短贫富差距才能保证和谐社会的建设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为达到此目标就必须合理分配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改革开放的目的，是经济快速发展以便满足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也就是说经济和谐了，社会也就和谐了。经济系统由四个环节有机的衔接，分别是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如果莫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那么经济就会出现负增长。据国外研究显示，如果收入差距过大，那么经济也会增长缓慢。中国也越到了这样的问题，贫富差距大，导致经济萎缩，消费疲软。如果均等分配财富的话，由于消费的部门就会变多。如果贫富差距大，消费需求就不会一直上升。而且资源的资金都会流向奢侈品或有关服务部门，成畸形发展。而穷人所需要的基础工业严重萎缩，产业结构无法优化。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要求各阶层能公正合理的互动。换言之，就是一个和谐社会必须有这些标志。各阶层之间能互相开放，互相进入，各阶层都能得到恰如其分的回报。各阶层要互惠互利。在不断改善贫困阶层的处境的同时，满足高收入阶层的利益，缩小两极分化，促进和会各阶层的合作与团结，避免社会动荡因素。
三、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
贫富不均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根据剥夺理论，被剥夺群体会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恨在心。由此社会冲突就产生了。比如经济学的木桶效应，水会从最短的木板上流出，社会风险也会从弱势群体中爆发。贫富不均并不是市场改革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上很多市场经济国家的收入分配是均等的。政府的制度安排起决定性的作用。也就说经济增长自身不能解决收入不均的问题。
不平等制度会妨碍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的未来增长。如果政府用很大的能力去消除贫富分化问题，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收益与成本分配才能公平。贫富分化问题的实质是分配与再分配制度是否公平，公正。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有以下措施。
分析完群众对贫富分化的心理，学者们发现，很多人感到不满和仇恨的不是贫富差距本身，很多人质疑富人的致富途径。公众普遍质疑富人的钱时候干净。公众仇视的是那些问题富豪。由于裙带关系，权力的买卖，腐败与非法致富，都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心理上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群众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法不责众的心理，是因为市场机制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使得一部分人钻法律的空子，非法经营，投机经营，从而获得非法收入，导致经济秩序混乱。所以在法律上对于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要打，并对非法收入的来源渠道严格堵塞。生产要素市场要规范，合理分配资本与技术。人力市场要完善，这里的人力市场指经营者市场和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立法要加强，尤其是经济法规要健全，严格执法，要严格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非法经营，偷税漏税，金融犯罪和假冒伪劣。既要利用市场这无形的手，也要利用法律这有形的手，共同努力来缩小贫富差距。
除此之外，促进就业，是提高贫困者收入的好办法。未解决就业问题需要优化就业环境，拓宽就业渠道。从拓宽就业渠道来讲，就是发挥国有大型企业的潜力，鼓励多种经营，安置富余人员，减少下岗。另外可制定一些优惠政策，扶持小企业和非公经济以及第三產业的发展，最后就是要拓宽跨地区劳务市场。
综上所述，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还是很严重的，为了避免社会矛盾，中国政府发现只有缩小的贫富差距，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学者们给出了一些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上述只是一部分，希望有关部门可以采纳，并努力缩小这种差距，使社会更加和谐。
参考文献：
[1]王 刚 张庆旭：论贫富差距对犯罪的影响[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2]尹 韬：缩小贫富差距是刺激消费的关键[J] 知识经济，2010.
一、依法行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保障。和谐社会要求社会依照既定的规则有序运行，反对社会的无序化与无序状态。法治是社会有序运转的重要保证，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没有公民法治素质的提高,没有依法办事的落实,就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就不可能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人民群众就不可能安居乐业,和谐社会建设就无从谈起。由于和谐社会只能立于法治基础之上，因此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就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要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遵纪守法，更加要求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能够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法治关注的焦点是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依法治国就是把法律从作为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手段和统治工具变为人民在当家作主的前提下以法来有效管理国家、约束政府权力，使其合理运用、不致滥用和腐败，从而使国家权力服从于社会公众的共同意志，政府的权威从属于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的法治权威。从各国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依法治国的重点和难点是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在于建设法治政府。政府在建构和谐社会中扮演双重角色：建构和谐社会主要就是通过削减政府职能和重塑政府来理顺社会关系；而作为改革和法治建设的推动者，又需要政府积极发挥主导作用，有所作为，而不能消极无为。政府之于建构和谐社会的这种双重属性，就注定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努力建构法治政府成为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一个国家的整个管理活动都是由各级行政机关进行的，行政权力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凌驾在社会之上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是管理国家各项行政事务的公共权力，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集中代表和体现。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政府管理任务的繁重，现代行政权力急剧膨胀，介入各个领域、各条战线。行政司法、行政调解、行政仲裁、行政合同等都在急剧增加。由于行政权力属于国家公共权力，具有强制性和单方面性，而且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直接关乎公民权益的得失，行政权力对公民权益影响具有普遍性，几乎是“从摇篮到坟墓”，与公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行政权力无处不有，无处不在。行政机关能否合法有效地行使好行政权力，管理好国家各项行政事务，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行政权是把双刃剑，依法行政有助于理顺社会关系，而违法行使则会导致社会关系的恶化。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视行政权力的建设和制约。依法行政，是指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权限，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社会事务，依法进行有效管理活动。它要求一切国家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充分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行政职能，作到既不失职，又不越权，更不能非法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二、加强法律监督，促进依法行政
构建和谐社会，既要求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也要求政府和行政机关承担责任。同时法治政府也应当是责任政府。一个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责任的社会。没有责任感，任何社会都不会长期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如果没有责任感，个人的发展就会变成自私自利。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没有责任感的社会，其凝聚力就会大大被削弱，社会的和谐程度更会受到损害。和谐社会法治基础中最坚实的根基就是规定明晰、追究得力的法律责任。如果政府在侵犯公民权益之后无须承担责任，社会公众也决不会自动地对社会尽义务，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因建立在虚假的法治基础之上而不可能实现和谐。20世纪70年代以来，面对科学技术发展变化、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环境条件，国际社会普遍开展的政府再造运动使政府行政组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也不再是与社会公众相脱离的力量，而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责任是社会公共责任的核心，政府承担责任是改善和发展公共责任机制的重要保证。科学技术发展变化、全球化和国际竞争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背景条件,这些背景条件对政府管理的要求也是共同的。这些背景条件决定了中国的转轨并不只是经济体制上的转轨，更应是政府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转变。从政府管理活动以行政组织的规则为导向到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导向；从强调政府管理对维护统治的工具性作用到强调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性作用；从强调政府管理活动对上级负责到强调对社会公众负责，建立和发展社会公共责任机制，建立政府责任追究机制，由只是注重规范社会其他主体的行为到注重规范政府自身的行为。和谐社会要求法治政府应当是一个责任政府，要有强烈责任意识，谨慎作为，不做不利于社会关系和谐之事；要敢于负责任，积极行使职权，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要有能力承担法律责任，一旦出现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问题，能够撤销或者改正行政决定，纠正错误；能够通过行政赔偿等方式弥补公民的权益损失。现代行政管理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虽然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有了较为完备的行政法律体系，但并不能说我们的行政法律都发挥了充分的作用，虽然说法律制度生效之后便具有法律效力，但不少行政法律制度出台之后便不幸被束之高阁，并无实效，有的在执行过程中走样、变形；如果行政法律制度仅仅停留在法律文本上却并未成为能够行动的“活法”，有效力而无实效，那就有可能诱致社会关系的失调；造成这种失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行政法律制度因滞后于实践而无法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行政法律规定因过于抽象而无法付诸实施，行政法律制度安排不当导致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收益，行政法律制度因刚性不足而被其他制度取代，行政法律制度安排因不切实际而致实施成本高于收益，而更多的是行政执法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造成的。行政法律制度的失效，会以多种方式导致社会失调。一种行政法律制度安排通常负责理顺一类社会关系，如果行政法律制度安排徒有其名、缺乏实效，那就会导致这类社会关系因有法不依而失调。行政法律制度的失效还有可能产生传染性，一种行政法律制度的失效有可能殃及其他行政法律制度的实效。行政法律制度失效还有可能产生负面示范效应，一起违法不究有可能引发同类违法事件的泛滥，一次违法成功产生再次违法的激励。这显然严重损及法律权威，产生更大范围的社会失调。范文网
行政行为的失误和不尽人意之处在所难免，而任何一种行政救济方式都有其局限性,所以不断拓展渠道和完善制度以减少失误也是行政制度的自身客观要求。尽管我国已实行行政复议、诉讼等制度,但实践中最终受到行政复议、司法审查的行政处罚行为仅占行政处罚事件的万分之一左右,而且无法通过复议、诉讼得到救济的情形仍然不少。何况事后的救济总令人无奈，从方法论的角度，要使一事达成最佳效果，必须要从事前、事中、事后加以全面的考量，就行政行为而言，就是要加强监督，建立完整的法律监督体系，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权力就必须有监督。要使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就必须把行政执法活动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我国目前已建立起一套法律监督机制：有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国家专门行政机关的监督、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督和社会团体、人民群众、社会舆论的监督。这些监督从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方面就行政行为的各个阶段加以监督，保证了行政机关对行政法律规范的正确实施，对于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法律监督工作仍然不够有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相当严重，人民群众对此意见很大。从目前的监督体系来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监督体制不尽合理，不少监督部门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一些监督部门力量薄弱,地位偏低、权力不足、权威性差，心有余而力不足,造成许多空档;监督制度不够健全，一些地区、部门的监督工作尚未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具体化,对于执法者的腐败渎职行为往往靠搞运动式的突击检查来“紧急救火”,追求轰动效应,但过后依然如故，未普遍建立并认真实行监督责任制,面对执法违法行为时难免出现相互推诿、无人查究的现象。一些监督部门职能重复、交叉过多,监督权责关系未理顺;监督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不够,对行政执法部门尚未形成应有的监督合力。监督不力,惩处不严，;执法监督手段单一,效果差;执法监督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严重,在执法监督检查中习惯于搞“既往不究、下不为例、亲疏有别”,此种做法往往成为一些执法犯法、滥用职权、贪赃枉法者的避风港和保护伞，以上种种导致了执法行为的偏误及其损害后果往往难被追究责任，监督检查的结果往往无人负责处理，对监督者自身的违法失职行为缺乏监督。为了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精神，建设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工作理应严格实行责任制,从制度上明确规定某一公共权力行使过程以及对它的监督检查究竟由谁负责,监督检查结果究竟由谁负责处理,责任必须具体落实到有关部门和人员的头上。如果执法者有违法、不当或失职行为造成损害后果,必须承担相应责任,真正做到“执法者受监督、负责任”;如果监督者有违法处理、处理明显失当或拖延不处理等违法失职行为时,也必须承担相应责任,真正做到“监督者受监督、负责任”。要达到这一目标，除了从思想上要进一步提高对法律监督制度的认识，充分认识到没有严格的法律监督的权力，最终将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外，更要在体制上要进行改革，完善监督程序。在坚持和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信访、公开电话、行政执法与监督机关负责人接待日等制度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拓展渠道和形式,以更好地弥补行政执法的失误和不足,切实保证行政执法行为的合法、合理、合情，将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监督，改革为以依法治理为具体实施手段的外部法律监督体系。其关键在于确立一个明确的职能7部门、依据有效的制度、运用合理的手段来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而我们现有的机制中就这样的部门、制度与手段，并不需要去重新创设，这就是全国人大和国务院赋予司法行政部门的依法治理和考评，只是我们一直没有充分运用和发挥过，只要我们充分发挥依法治理的功能，并在实践中有所创新，目前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将得到改善。三、积极开展依法治理，推进依法行政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和四五普法规划要求把学法和用法，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要积极开展地方依法治理工作，逐步实现各项事务管理的法制化，不断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水平。法制教育和依法治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依法治理不仅是具体地实践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会激发起广大公民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大大提高法制教育的效果；同时，法制教育又为依法治理提供思想基础，有力地推动各项工作沿着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反过来，权大于法、情大于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的存在，会严重削弱法律的权威地位，极大挫伤广大公民学法的积极性和热情，成为制约法制教育深入开展的一个心理因素。行政机关是推进依法治理的一支主力军，同时也是依法规范公共权力的重点对象。因此，需要通过行政法律制度创新来实现行政管理领域依法治理的目标。1、抓好领导的学法用法。实现依法行政，责任在政府，关键在领导。由于领导干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担负着重要职责，发挥着特殊作用，其法律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能否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进而关系到能否确保“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的贯彻实施，故须大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以提高依法决策、依法管理的意识和能力为目标，抓好领导干部这个“龙头”。牢固树立和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为深化依法治理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知法、懂法、守法，不断增强法律观念，提高法律素质。要克服特权意识，将自己的一言一行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中和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不当特殊公民。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要健全制度、突出重点、讲究方法。针对领导干部事务繁多，责任重大的特点，要强化中心组学法、党校轮训、学法用法登记、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学法用法考核检查等制度，并作为干部任职、晋升、奖惩的依据。面对法律知识及条文的繁复，领导干部不可能全面掌握和理解，应把增强各级领导干部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各项事务的能力作为重点。为激发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内在动力，要讲究方法，使学法用法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2、提高对公务员法律素质的要求。这包括在公务员资格考试内容中加大法律知识所占比重,采取多种措施促使行政执法人员不断更新法律知识和增强法制观念,就任行政执法机关领导职务前必须通过相应的部门行政法律、法规知识综合测评。⑴对于重要行政执法部门的公务员资格考试内容而言,法律知识的比重目前至少应占一半以上。这是因为,依法行政是对公务员最基本的要求,而以往出现的不少行政违法行为和某些重大行政失误,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行政人员的法律素质低,缺乏基本的行政法律知识所致。首先应在行政执法队伍的入口就把好法律素质关。⑵由于行政法律规范的面广量大,而且相对来说变动较快,这就要求有行使执法权的公务员不断更新法律知识,熟悉有关的现行法律规定。更新法律知识的途径是多方面的,如增大业务学习内容中法律知识所占比重,脱产参加短期培训等。⑶由于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如果不熟悉与本行政部门直接有关的法律规范,是难以胜任行政领导工作的;特别是对于重要经济管理和行政执法机关来说,其机关首长(包括其主要的业务部门负责人)的法律素质如何,对该项行政执法水平的高低有着直接的影响。凡拟就任行政执法机关领导职务人选,必须经过相应培训,只有通过了以现行部门行政法律法规为主要考试内容的专门和综合测评者,方有任职资格。
3、抓好司法、行政执法人员这个“重头”的学习。由于司法、行政执法人员是直接实施法律的具体者，一是要求他们对国家新修订颁布的政策法规先学一步，做到早理解早掌握；二是要求他们对专业法律法规要在掌握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加深理解；三是要求他们根据岗位实际需要，全面系统地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具体实施上，一是要狠抓学法制度的落实。坚持“一月一法”、“一法一考”、“考试”等制度，以坚持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专题培训与系统学习相结合，提高法律知识水平与增强实际操作能力相结合等方式促进法制宣传教育经常化。二是要严格推行持证上岗制度，通过岗位资格培训，明确执法职责、执法权限、执法依据、工作标准和程序要求以及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和过错责任，确保他们能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
4、加大依法治理的督查力度。司法行政机关要充分发挥主管部门的工作职能，认真履行组织、协调、指导、监督依法治理工作的职责，除了紧紧依靠各级人大，主动配合人大有关部门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执法检查外，还要接受对违法行政的举报、投诉。依法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止的现象。对于行政行为垢事前布置、预防，事后的救济已有不少的渠道、方法，而对于产生问题最多、矛盾最容易激化的行政行为过程，还没有有效、明确的机制与部门予以督查。目前各地推行的机关交通投诉只是基于公务人员的基本行为规范，更多的是针对人而非针对事，其手段也只限于党纪、政纪。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治国方略，相较于计划生育这一国策处于更高的地位，作为职能部门，司法行政部门责无旁贷地负有依法治理的督查责任，司法行政部门应设置专职机构受理对违法行政的举报、投诉，将的静态依法治理书面考评改为动态的随时考评，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及时依法履行职责，促进依法行政。
近年来，胡锦涛同志在几个重要会议上先后提出了“加强反腐倡廉能力”和“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新要求。“加强反腐倡廉能力”和“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先后提出，并不是偶然的，这不仅因为二者都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具体化，更因为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相互联系——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反腐倡
廉，反腐倡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反腐倡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题中之义，是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
一、反腐倡廉思想在中国的确立
廉政思想在中国起源较早，早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父系氏族社会，我国便形成了原始社会的纳言民主监督制度。这个制度监督的是经部落联盟议事会选举产生的监督制度。在夏商周三代的地方机构中，便有了类似当今纪检监察官的前身——“方伯”，他们“受命于王，以监察一方，谓之伯”。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政府中，一般都设执行反腐败任务的监察机构和官属，有的设郎官，专职司监察，已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监察网，实施对地方官吏的经常性监督。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有了《秦律》这个中国第一部廉政法规。三国时期的察人举官制度，也是有口皆碑的。唐朝庞大的廉政监察体制与开明的纳谏弹制度，为“大唐盛世”奠定了根基。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带头以廉自律，令卫士“砸夜壶”，抵制亲姐姐穿“贴绣铺翠”衣，以古训“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自律，使宋朝廉风颇盛，这个朝代的包公就是个典型，其名流芳千古。元朝首创在地方建立监察机构，从中央到地方自成独立的监察系统。明朝形成了廉政醒贪教育和地方三重监察网，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惩治贪官最严厉的时期。清朝多元多轨的监察制度，医治了清王朝的“痼疾”，延缓了这一腐败王朝的衰亡。尽管这样，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并没有出现廉政清明社会。直到新中国成立，真正意义上的廉政建设才成为可能。
我党一开始就具有坚定的反腐倡廉立场。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此文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关注。次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提出了中共能否走出历史兴亡的“周期率”问题，毛泽东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在这里首次提出了用民主监督来反对腐败现象的思想。《甲申三百年祭》和“周期率”问题后，我党将廉政建设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加强了党风廉政建设和政权建设，对反腐倡廉做了深层次的思考和全面细致的工作。新中国诞生前，毛泽东离开西柏坡赴京，在上车前说：“进京赶考去！”这充分体现了我党反腐败的决心与气概。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这段时间内，经过党内整风与“三反”运动，从中央到地方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收效十分显著。1989年以后，我党下大力气反腐败，将之当作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特别是十四大以后尤其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形成了廉政建设的大气候。可以说，我党的反腐败思想至此才算真正成熟，并日臻完善。
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和中央纪委领导集体,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摆到非常重要的议事日程上,进一步理清和完善了反腐败的战略思路,新的反腐败重要举措频频推出,民主监督的力度明显加大,依法治腐的步伐明显加快。2005年1月,中央正式颁布实施《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该《纲要》既是一个着眼全局的体系,又是一个遵循规律的体系,还是一个注重预防的体系,更是一个依靠民主、法制和德治多管齐下防治腐败的体系。可以说，我党的反腐败思想至此才算真正成熟，并日臻完善。
二、腐败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破坏力不容忽视
我们所构建的和谐社会，不是专制集权式的也不是平均主义式的，它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这个和谐社会里面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处于一种协调状态；城乡居民贫富收入差距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社会稳定，人民之间诚信友爱……。胡锦涛更全面阐述了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但腐败即是社会最“不和谐”的因素之一，因为腐败首先侵害的，正是作为和谐社会基石的公平与正义原则。纵观人类历史，腐败就像是一个存在于社会肌体上的毒瘤，它阻碍社会的前进，摧毁破坏国家政权，导致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甚至激化社会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发展到不可调和之日，往往是社会大规模剧烈冲突之时，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兴亡更替正是如此。腐败对构建和谐社会造成的危害不容忽视。
吴家德 张学功
[摘要]公平与效率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一对基本矛盾，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既相互矛盾又互相促进。当前我国社会公平失衡，尤其是贫富差距扩大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公平与效率是具体的、历史的，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较好地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认真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坚持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同时要加强制度建设，为社会公平提供保障。
[关键词]和谐社会 效率 公平
一、效率与公平：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一对基本矛盾
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要处理好的重大课题。从经济学角度讲，效率是指投入和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反映的是资源配臵的有效性或资源利用的有效程度。公平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道德诸领域的一个广泛的社会学范畴，其中经济上的公平是各方面公平得以实现的基础和前提。
1、效率与公平是辩证统一关系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两者的核心问题，就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效率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人类“创造财富”的问题，属于生产力范畴；公平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人类“分配财富”的问题，属于生产关系范畴。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相应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也是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促进，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做到二者的有机统一，把我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和谐。
2、效率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前提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要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中心。市场经济活动的原则是有效地配臵和使用资源以增加效率。有了效率，才能迅速提高生产力，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满足人们的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要注重效率。只有我们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有了雄厚的基础，才能逐步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社会的和谐提供基础和前提。
3、公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 公平正义是人类衡量美好社会的一个标准，是人们评价社会政治文明的一杆标尺，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只有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二、当前我国社会公平失衡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1、建国以来我国在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上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建国以后，我国在较长时间内片面地强调“公平”，忽视了“效率”，并且把“公平”理解为平均，大搞平均主义，使我国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改革开放初期，中共在总结经验教训中认识到，不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通过提高效率快速发展经济，就不能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就不能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因而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政策。在处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是更加注重效率。如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 1 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十五大报告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臵，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物质财富日渐雄厚，但同时也出现收入差距过度拉大，社会矛盾凸现的情况，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在提高效率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成为新时期我国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共十六大报告继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同时强调“再分配注重公平”；党公平”；中共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注重公平”，“要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十七大报告关于效率与公平的新论述，有利于消除片面追求效率，忽视公平的认识和现象，为我国进一步消除两极分化，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支撑。
2、社会公平失衡的突出表现是贫富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使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同时也出现了社会公平失衡现象。
社会公平失衡问题主要体现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集中表现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各阶层收入差距、各行业收入差距、干部群众收入差距等几个方面。社会公平失衡使人们的心理产生失衡感，严重影响了工作和生产积极性，不利于鼓励勤劳致富，同时也会诱发社会不安定因素，加剧社会矛盾和风险。当今一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都致力于实行社会公平，缩小差距。事实启发我们，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人们的生活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社会公平就成为比经济效率更重要的东西。实现社会公平不仅是缓和社会矛盾，化解社会风险的需要，而且是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经济效率的有效手段。
三、建立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使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成为可能。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目前已进入矛盾凸显期，社会风险加大，不安定因素增多，能否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
1、坚持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效率与公平是对立统一关系，因此我们在处理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效率与公平关系时，一定要采取辩证的态度，坚持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历史的、具体的。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1988年，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思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贫困、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共同富裕”等。这些思想，都给我们今天正确解决效率与公平关系提供了启示。在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是讲效率的，有了效率，各种资源要素才能得到合理配臵，才能得到最大的效益。在特定时期，为了促进效率，牺牲一定的公平是需要的。但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则要在效率优先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甚而为了求得公平，必要时可以付出效率的代价，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
其次，我们也要认识到，效率与公平是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如果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就不能充分调动，甚至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就不可能产生效率。效率是为了公平，公平需要效率；有效率才有公平的基础，有公平才有效率的意义；有公平才会有和谐，有和谐才会产生更大的效率。
最后，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为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提供了条件。社会 2 主义市场经济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能有效解决好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协调问题，使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讲求效率才能增添活力，注重公平才能促进和谐，坚持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才能更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以上论述中，很明确提出“坚持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的观点，这是在效率和公平关系问题上的重大理论突破。
效率与公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各有侧重，但又是相互促进的，不能有所偏废。我们在和谐社会构建中，要把握好二者的动态平衡，做到有机结合，这是我们要认真研究的。
2、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
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为保障社会公平，必须加强制度建设。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基本着眼点，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臵。
首先，要加强制度建设，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逐步做到保证社会成员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参与社会生活，都能够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其次，要高度重视分配问题，更好地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既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并推动先 富带未富、先富帮未富，同时也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再次，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切实保障各方面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让他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当前，要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又好又快、统筹发展，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和谐社会的构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为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提供了指南。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我们要在理论上不断创新，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为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找到最佳平衡点。【参考文献】
1．欧亚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纲．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7月 2．党的十七大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
3．胡锦涛．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12月18日 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0年10月18日
一、利益表达与反应机制
所谓利益表达, 就是人们向各级公共权力机构或其组成人员反映、提出自己的愿望和利益诉求, 并希望得到有力保护和促进的过程。多元化利益格局的逐渐形成, 客观上要求产生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 使不同的利益群体有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正常渠道。畅通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 对于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极为重要。从积极方面讲, 它有利于执政党和政府及时洞悉公众的利益要求, 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妥善处理各种利益矛盾和摩擦, 有利于完善社会政策体系、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从消极方面讲, 它也是一种社会安全阀机制。根据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 所谓社会安全阀机制, 是指让对立情绪和不同意见发泄出来的途径, 这种制度既可以发泄积累的敌对情绪, 又可以使政府领导层及时得到社会信息, 体察民情, 避免灾难性冲突的爆发和社会结构的破坏。有效的社会心理疏导安全阀机制是使人们的消极情绪得以宣泄和释放, 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在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 经常出现群众的反政府游行、示威甚至动乱, 就是因为这些国家不能向公众提供畅达的利益表达渠道, 公众不得不用非制度化的手段强制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在我国, 也存在制度内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的问题。我国人大和政协部门, 来自民间经济和政府垄断部门的力量相对较大, 而来自社会弱势群体的力量比较小。在我们的决策甚至立法的过程中, 较多听到来自这些社会力量的声音, 而较少听到来自社会弱势群体的声音。近10年来, 到中央上访的群众的总量较多,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在各个层次不同社会利益群体表达自己利益要求的渠道, 或者只是形式上有, 实际上没有, 或不起作用, 形同虚设。特别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由于自己的处境, 更加缺乏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为什么拖欠农民工资问题, 直到温家宝总理说话才引起重视、才得到解决?这充分反映出表达机制存在的缺陷。我们现在除了要继续健全和完善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以及信访、传媒这些基本的利益表达机制外, 还要更多地研究如何提高社会的组织化程度, 建立更多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
所谓利益反应机制, 是指执政党和政府要加强与各种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的交流, 切实了解民情民意, 增强党和政府与群众的沟通能力, 并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做出依法、及时、合理的反应。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反应机制有利于确保群众正当的利益要求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 有利于缓和利益矛盾和冲突, 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但遗憾的是,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往往把反映问题的群众看作“刁民”, 甚至用高压手段对待上访者, 导致一些弱势利益群体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对下岗职工、被征地人员、外来民工等弱势群体的调查表明, 凡遇到生活困难、权益受侵害等问题时, 大部分人没有找过任何领导和部门, 而在找过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受访者中, 许多人认为“没有用”。!"而事实上, 上访群众特别是集体上访反映的问题中, 80%以上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 并且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近年来, 群体性事件成上升趋势, 日益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就其实质而言, 群体性事件是一种非制度化甚至发展到非法地步的利益表达行为, 其根本原因是相关弱势群体不能通过正常途径维护自己的利益, 而被迫采取的非常行为。“多数群体性事件经历了正常上访、越级上访、集体上访的过程。通过正常形式和渠道, 群众的正当要求没有满足, 群体性事件便表现出反复性和逐步升级的特征, 合理的要求往往通过过激行为表现出来, 最终发展到围堵党政机关, 辱骂殴打劝阻人员, 甚至阻塞铁路公路交通。”#$中央政法委的调查指出, “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干部群众观念极为淡薄, 置群众利益和疾苦于不顾, 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现象严重, 违法行政, 执法不公, 对群众通过正常途径和渠道反映的问题, 置若罔闻, 一味弄权谋私, 能解决、该解决的问题不及时解决。群众只有采取‘闹’的办法表达诉求, 争取利益。”%&这些情况表明, 建构反应灵敏、沟通快捷、运转高效的利益反应机制不仅非常必须, 而且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因此, 胡锦涛同志最近特别强调:“要建立和健全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问题的长效机制, 确保群众合理的利益要求得到妥善处理和解决, 努力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利益协调与兼顾机制
利益协调与兼顾机制就是执政党和政府制定政策要公平地反映和协调城乡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和合法权益, 在坚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础上, 兼顾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与不同阶层的具体利益, 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在利益多元和群体分化的现代社会, 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往往是不一致的, 甚至有时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一项公共政策, 只有充分体现各方面的利益要求, 才能获得广泛的支持和认同, 才能有效调节有关社会主体的社会行为, 实现良好的社会效果, 保持社会的良序发展。充分发挥公共决策在利益关系协调和整合中的作用, 是确保社会和谐的基本要件。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指出, 和谐社会应该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公平正义, 是人类自古就有的理想。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 问题显然要比理想复杂的多。这个问题对当下中国的现实含义是: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 社会分化在明显加剧、贫富悬殊不断扩大。一方面是农村和城市贫困人群所组成的弱势群体, 另一方面, 则是由富人所组成的强势群体。根据有关数据推算, 中国的基尼系数1999年为0.457, 2000年为0.458, 2002年为0.460, 按照国际通行的判定标准 (4) , 中国已经进入居民收入不平等国家行列。尤其是, 目前贫富悬殊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遏止, 且分配关系中付出远远大于获得或获取远远大于付出的状况还比较突出。如果这种分配态势一直持续下去, 利益受损的社会群体的相对剥夺感 (5) 就会越来越强烈, 由此而来的挫折心理和对社会的怨恨不满情绪也会不断加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经验证明;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要适度, 贫富过分悬殊必然导致动乱。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古希腊的政治变迁时写道:“在所有情况下, 我们总是在不平等中找到叛乱的起因”。 (6) 从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出发, 党和政府必须在建立和健全能够协调与兼顾不同方面群众利益关系的长效机制上下功夫, 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 缩小人们之间过大的利益差距, 使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具体地说, 就是要加大调节再分配政策的力度, 合理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结构, 调节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 努力遏止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扩大, 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分配体系;要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在户籍、教育、就业、身份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 给进城务工人员以公平竞争的机会, 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使他们逐步进入现代职业体系;要着力做好关心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的各项工作, 实施积极的就业与再就业政策, 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三、利益共享与保障机制
所谓利益共享机制, 就是要确保作为我们党最广泛最可靠基础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共享机制是社会稳定的高线, 一个社会进步成果能够共享的社会, 一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确立起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 既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 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需要。邓小平同志对这一问题极为重视。他指出:“如果导致两极分化, 改革就算失败了。” (7) 从《邓小平年谱》当中可以看到, 邓小平同志退休以后的几年, 对于这个问题越来越关注。比如, 1993年他在同自己的弟弟谈话时就表现出一种很深的忧虑。他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的财富, 大多数人没有, 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 会导致两极分化, 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发展。现在看,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8)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 是一个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社会, 当我们引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言时, 不能忘记邓小平同志在其著名南方谈话时提出的另一个与之相辅相成的极为重要的战略思想, 即解决贫富过分悬殊问题。他说:“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要研究, 可以设想, 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 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9) 改革开放30年来, 从总体上讲, 我们的改革使绝大多数人得到了可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和实惠, 但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也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 我们的工人、农民作为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 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的社会承担了改革的成本, 但其社会经济地位却越来越边缘化, 与此相伴的必然是不满情绪和对政府和改革的较低认同。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社会, 我们只有从政策上千方百计保证广大人民群众都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才能使人民群众积极地认同改革、认同发展, 从而形成“各尽所能, 各得其所, 和谐相处”的社会局面。
所谓利益保障机制, 就是社会对各类由于自身原因、自然原因、社会原因而陷入弱势地位的群体的保障, 特别是对在社会改革中经济社会地位下降明显的困难群体的保障。所谓保障, 就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 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 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社会保障机制是社会稳定的底线。可以说, 一个弱势群体得不到保障的社会, 一个社会弱者受到歧视的社会, 不可能是一个稳定型的社会, 更谈不上是稳定发展的和谐社会。必须明白, 当弱势群体基本的生存得不到保障、基本权益得不到维护、人格尊严被歧视的时候, 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 他们的仇视和敌视指向也会扩散蔓延。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社会群体上爆发, 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和谐与发展的一个巨大社会隐患。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是现阶段我国整合社会矛盾、协调利益关系、重塑稳定机制的当务之急, 是中国社会安全网建设的战略选择。要建立健全同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劳动部门有必要建立一套困难群体监测和预警系统, 正确把握利益受损者和困难群体的结构与动态, 充分了解利益关系的紧张程度, 以便及时地调控和疏导。特别是要重视低收入者、城镇困难职工和下岗失业人员的救助和生活保障, 国家应抓紧制定社会救济法规。在农村, 要多管齐下, 共建农村贫困人口社会保障安全网。
四、利益共识和责任机制
利益关系主体是具有意识活动的人。随着转型期的社会结构变迁和利益主体、利益关系的多元化, 必然形成社会群体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格局。利益关系主体思想、心理、情绪上的波动、失衡和冲突无形中会夸大现存的利益差距, 使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应付, 成为社会政治非稳定状态的诱发因素。因此, 在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上, 除了要建立健全上述客观因素的利益机制外, 还需要有主观因素的机制相配合。当前, 共识和责任机制的构建显得尤为迫切。所谓共识和责任机制, 就是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到, 在社会转型加速期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既是一个取得社会进步、又付出社会代价的过程。社会代价不可避免, 但可以减少、减轻。在肯定社会进步的同时, 还要想办法减少社会代价, 把社会代价控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这是增强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基本含义。在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时, 也应该有这样的共识。一方面, 执政党和政府在协调利益关系上负有主要责任, 执政党的党员和各级干部肩负为民谋利的责任, 在制定公共政策时要最大限度地考虑不同群体的利益, 在推进经济社会中努力实现各方利益的同步增长, 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 广大群众也要增强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 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用长远的眼光看待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确立科学的心理预期, 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 科学选择利益行为, 自觉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摘要：协调利益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当前最为迫切和重要的是建立和健全适应和谐社会要求的利益表达与反应机制、利益协调与兼顾机制、利益共享与保障机制、利益共识和责任机制。
关键词：和谐社会,利益,协调机制
注释
1 曹嘉懿.疏通贫困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现代领导, 2003 (10)
2 (3) 中央政法委研究室编.维护社会稳定调研文集.法律出版社, 2001
3 (4) 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4 (5) 相对剥夺感的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夫等人在《美国的士兵》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它是一种以他人或其他群体为参照物形成的心理感受, 即当个人把他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参照物相比, 觉得其应该得到而未得到, 就会产生强烈的挫折心理和怨恨不满情绪。
5 (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965
6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3
摘 要 在新形势下处处为民谋福利，为政府分忧，不断做好社区工作。社区是一个小社会，居民利益无小事。社区居民有各种各样的需求和困难，需要经过我们的努力来给予满足和解决，只有满足了这些需求，我们的社会才是和谐的，居民才会是幸福的。
关键词 和谐 民主 文化
社区是社会构成细胞，和谐社会的基础在社区。社区与居民的关系越来越近。随着时代的变迁，社区也担着越来越多的行政职能，我们只有凡事从细微处着手，时刻樹立全局观念，才能在新形势下处处为民谋福利，为政府分忧，不断做好社区工作。反邪教组织一直活跃在社会上，给社区居民的安定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造成了社区许多不稳定因素的出现。在新形势下要做好社区工作，铲除邪教组织的生存根本，我认为我们社区工作者要着手于细微处，从小处着眼，树立全局观念，不断完善反邪教机制，号召社区居民全动员，坚决同反邪教组织作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铲除邪教组织，实现社区和谐稳定。
一、以关注民生、服务社区为重点，打造服务型社区
从实际需要出发，突出为居民服务这个重点，以志愿服务、结对帮扶为补充的长效帮扶机制，积极为特殊群体排忧解难。要根据社区老人比较多的特点，制定一系列帮扶措施，开展定期慰问走访和开展结对帮扶活动的同时，还要在有条件的小区建立老年协会、服务站所等机构，积极对辖区需要照顾的老年人进行服务，办理优惠证、医疗保险、落实最低生活保障等。针对部分小区老年人相对集中，独居、无助老人多的实际，要组织成立老年志愿者队伍，通过了解每位老人的特长、家庭情况、思想动态等，开展不同层次的牵手互助活动，促进和谐社区建设。针对辖区退休党员多的特点，要以“服务你我他，共建和谐社区”为主题，在社区开展党员义务服务一条街和无职党员设岗定责活动，通过党员实践活动和党员认领公益岗等形式，逐步动员社区党员把身份和联系方式公示出来，形成“有事情找社区，有困难找党员”的良好氛围，使“我是党员，看我行动”活动向纵深开展。
二、以打防并举、群防群治为依靠，打造安心型社区
世人常说：安居乐业，所以平安舒心最重要，要以创建安心型社区为抓手，严格落实一把手包面，副职包片，科室包居委会，居委会包楼栋的四级“包保”责任制，完善“一岗双责”目标责任制、矛盾排查调处机制、“倒查”责任追究制度等。以“排查得早、发现得了、控制得住、解决得好”为工作原则，逐步建立隐患联查、部门联动、矛盾联调的反邪教工作机制，加强重点人群的教育管理，对法轮功、门徒会等邪教人员实行派出所、居民管理站、家庭的“三帮一”帮教制，在各小区开展“维稳防控”治安大排查活动，有效的保障小区的治安环境。
三、超前防范，把握反邪教工作的主动权
教育引导是做好反邪教工作，确保大局稳定的基础，超前防范，是确保大局稳定的重要措施，因此，我们在反邪教工作中狠抓“教育引导”和“超前防范”两个基准点不动摇，大大增强了反邪教工作的主动性。在教育引导上，我们一是突出针对性，坚持预防性教育有重点。二是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开展全员形势任务教育，引导职工明确认识到只有深化改革，企业才能谋求更大发展，职工才能得到更多实惠。在超前防范上，我们建立了反邪教稳定预警机制，对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和苗头，抓好超前预测，超前分析，防患于未然，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不夸大，不掩盖，按照反邪教工作的原则和工作方针，实事求是地做好疏导解决，尽快化解和消除。
树立“稳定是生命线”和“追求卓越，服务至上”的理念，抓实优质服务工作。社区工作千头万绪，维护稳定是“生命线”。坚持以人为本，从改进工作作风、优质服务抓起，维护社区稳定，是社区工作的着力点。社区的工作重点就是要围绕稳定做文章，围绕和谐抓稳定。一是要充分认识当前企业社区维稳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在规划工作，制定政策，部署措施等方方面面综合考虑维护稳定的因素。二是要切实落实稳定工作责任制，建立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维稳网络，形成党政工团和各部门分工合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以及一位领导、一套班子、一以贯之、一抓到底的维稳工作机制。要坚持将维稳工作目标细化、量化，层层签订责任状，落实“一岗双责”，建立维稳工作预案。三是要善于发现和解决各类矛盾。针对不同的利益群体，相关部门和人员要有针对性地与他们沟通，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一旦出现不稳定的苗头，就要按照维稳工作预案，有条不紊进行处置。四是要推进“优质服务杯”竞赛活动的开展，抓好为小区居民和主业单位的服务工作，给居民创造一个安定、优美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不让邪教组织有滋生地。
四、扎实开展法律法规宣传教育
在与反邪教组织作斗争的过程中，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我们要做好全体公民的法制宣传教育，认真制定工作方案，将将法律知识内容列入中心组、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内容，观看反邪教录像片，组织上法制课，举办法与我同行演讲比赛、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等形式，使法制宣传教育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各类人群，从而加大法制宣传面和渗透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法率和懂法率。
五、切实改进作风、提高服务质量
不断完善社区服务水平，提高服务质量，是促进社区稳定的桥梁和纽带。群众利益无小事，社区工作无小事，优质服务看细节，执行细节显精神。落实社区工作，就是要按照“追求卓越、创造和谐”主题教育倡导的要求，发动社区工作者立足岗位，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宽范围，想居民之所想，急居民之所急，履行好职责，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接受居民的检阅和监督，从而赢得居民的理解和支持，在推动工作中力求稳定，只有这样，才能使邪教组织没有落脚之地，彻底铲除邪教组织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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