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务比例
如果今天有一位商人像黄易笔下的《寻秦记》里写的那样,超越时空回到公元前几十年的汉代,他会发现今天大量的政府职能在当时都归于少数官员之手。包括税赋、地方治安等诸多事务,在今天需要多个部门多头区别管理的,而在当时或许都只是几个人手中的业务。
历史趋势:官员越来越多
一个县衙,十个衙役一个官,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最基层的行政管理结构。这种设想,当然不是意味着行政管理分工越粗越好,但是即便在汉代全国人口进入5000万的时代,西汉时期官民比例还是1:7945,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官员总数不超过6500人。如果再按照汉代全国103个郡国的行政区划的划分,那么平均每个郡(国)也只有60几个人,据记载,汉代的大郡,官员总数不过百余人,但是人口却超过10万。
这种记录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发生了变化,唐高宗时,中国的官民比例达到了1:3927,即3927个人养活一个官员,元成宗年间,这个数字改为1:2613,明神宗时代这个数字大约是1:2299。今天我们所能够寻找到的历史记录中,康熙年间的官民比例大概是最高的,约为1:900。在目前对于康熙年间的中国人口总数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多者认为已经过了2亿,而少者认为不到数千万,仅以普遍能够接收的数字1.5亿人来说,大约当时已经有了将近170万的官员。
官民比例必须保持在一定数量之下
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每个王朝的官民比例总是在不断加大。究其原因,首先是中央机构设置的增加,由于历史上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加强,中央机构也在不断增加和改革。秦汉时期的三公制度,到隋唐时代的三省六部制度,再到明清时代在六部基础上又增加了内阁、军机处这样的中央枢密部门,机构逐渐增加使得中央机构越来越庞大。而除了工作任务划分越来越细之外,中央集权体制下对于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制约,也推动了新的部门设立和发展,增加了用人总数。
其次是中央对地方关系的变化,如果说汉代的郡国还残留着分封制的痕迹,那么实现郡县制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是在越来越加强中,采取的方式又两种,一种是将郡县权力划分越来越小,以减少其权力;另一种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直属部门官员越来越多。尽管县数变化不大,但是比如汉代有103个郡国,到了唐代1235个县,300多个州,而清代就已经有1358个县、124个州、245个府与18行省的布政司、按察司、巡抚、总督每个地方衙门。但是即便在清代,官吏人数也是很少的。据瞿同祖先生的研究,他调查了清代的10个县,最多的一个县50个官员,最少的一个县12个。
第三是生产方式的多样化,商业的出现和发展,使得管理方式出现了新的迹象。另一方面,公共事业的出现,也使得官员数量有了增加的可能。比如对于商业的管理,汉代基本不设专门的地方管理部门,而到了宋代市舶司的出现,已经专业管理对外贸易了,内贸和外贸出现了区分。仅此一项,就导致了大量的专业管理官吏出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专业官员、城镇公共事务服务官员的数量增加,也使得官民比例增高。
总体上说,即便维持庞大的中央集权机构,官员和平民比例必须保持在一定的数量以下。如《隋书·百官志》中上上县(即大县)设官吏99人,《唐书·职官志》中不满1000户以下的县设官吏45人。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曾经谈及中央和地方的政府设置,他总体的看法是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一项制度的创立和消失都不是偶然的,必有种种人事需要和时代性。中国历史中官民比例的变化,也是这样的。鉴往知今,这些历史数字对于今天的社会发展和行政管理来说,仍然有着十分特别的警示和参考价值。
国际先驱导报 2005-03-14
机构改革积重难返 破解26人养1官的中国困局2005-03-14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官民比例“1:26”,一个最新的数字点出了中国官员系统的膨胀和低效,绵延了20多年的机构改革多次无功而返,构成了一个中国官员系统的歌德巴赫猜想。这个数学界的著名难题曾经被中国数学家陈景润撼动,而关于中国官员系统的这个难题也只能通过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去年之后,任玉岭委员又一次提出了精简官员的议案。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自己做了一个统计:“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令人堪忧!” 26个人养一个官员的概念
26个人养一个官员的概念在很多人看来并不是非常直观,所以对于这一数字的说明显得很有必要。
首先,我们可以看看目前吃财政饭的人数,据统计,这一数字已经高达4572万人;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利实行自收自支。
一位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工作的人员还向记者透露,事实上,不仅仅这些人吃财政饭,像许多行业协会的人也大都是从各个部委退下来的人,“他们同样需要老百姓来养。就拿聘用进来的人跟他们比,一般来说,退下来的人基本上不干活,但拿的钱却比我们还多”。
而在这些吃财政饭的官员里面,有官员级别的人又占到了相当的数量,往往形成了国家机关“多数人指挥少数人干活”的现象。越是贫穷,官员越多
记者调查发现,在官员人数不断增多的中国,越是落后的地区在官员的比例占得越高。河南《大河报》的一项统计表明,到1999年为止,陕西的官民比例为1:34;河北为1:40;河南为1:41;山西为1:27;宁夏为1:24;青海为1:22。在山西32个发不出基本工资的县中,有8个县官民比例在1:20以下,大宁县为1:13。更有甚者,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养1个。
一位河南的农村干部曾经对记者说,在穷地方,所有的人都一心想要挤入官员的队伍,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只有官员才能活得既轻松,还能有钱拿,最重要的是,官员特威风”。
胡斌为1998年大学毕业后,直接要求托关系去某省的乡镇工作,“我当时想,去乡镇可能更有油水一些”胡斌为对记者说。据他介绍,很多乡镇机关设置种类齐全,而且大部分以当官的为主,“我刚进去的时候,我们一个科五个人,一个正科长,三个副科长,只有我一个科员。”
任玉岭委员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痛心疾首:“我们一个30万人的小县,财政供养人数高达1万多人,通过乱收费供养人数达5000多人。到了乡里,除了中央政府的外交部、国防部等少数部门没有对口单位外,其余是应有尽有。”任玉岭委员在发言稿中介绍。一般说七站八所,其实比七站八所还要多,什么农机站、农技站、水利站、城建站、计生站、文化站、林业站、广播站、经营站、土管所、财政所、派出所、工商所、邮政所、供电所、司法所、房管所、信用社、法庭等等。一个乡财政供养人数高达三四百人,最多的到了1000人。财政告急
随着中央决定取消农业税的到来,许多县级财政已经破产。一方面是财政要养的人太多,另一方面则是原来的许多收入因为农业税的取消而消失。任玉岭在分析官位过多的时候就认为,官位多不仅造成机构臃肿,还造成很多该放的权放不下,该管的又无人管;而且官多了消费就多,据报道仅机关的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全国已分别达到3000亿、2000亿和2500亿元,其中主要是被各级领导干部消费了;加上升官快、升官易的导向也给社会带来了较大影响,跑官、买官、卖官现象不时发生,带来了腐败。
而胡斌为告诉记者,他们乡镇政府肯定是处于破产状态的,“但是,即使这样,领导们的生活质量还是要保证的,比如政府没钱,就在各个消费场所打白条,一天公款吃喝一次是肯定要的。”
事实上,乡镇一级财政破产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但据最新的调查表明,中国的县一级政府也已经破产者甚多。据有关专家估计,中国县乡政府债务已突破1万亿元。而据财政部有关人士向《财经》杂志透露,目前财政部认可的数额是4000多亿元。机构改革困境
谈到这些,就不得不再次回顾中国20多年来的精兵简政之路。1979年,中国在编干部为279万人,1997年扩大到800多万人,权威人士估计,我国仅县和县以下由农民养活的党政干部目前高达1316.2万人。
有人将中国的机构改革称为一个恶性循环: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福建省石狮市的经验在这里就被看成一个典型案例。
根据石狮编制办提供的材料,1988年建市时,石狮市政府按市场经济原理设计政府机构设置,不搞上下对口,不设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当时,该市党委系列仅设市委办公室和党务工作部,政府系列设置了经济局、内务局等11个部门,占中央规定县级市机构编制配备总数的37%。其中至今仍为石狮市上下津津乐道的经济局,平行对应其他县市的22个局、委,纵向对应福建省34个厅(局、委),以及属于管理经济实体的电子工业总公司、冶金工业总公司等。
但是,对口的压力使得石狮市很难在机构改革的路上走得更远。一个突出的例子是,2002年评选全国科技先进县(市)时,石狮各项指标均达标,但福建省科技厅以该市没有科技局、不重视科技发展为由不予申报,于是石狮市即向福建省编制委打报告,挂牌成立科技局,这才如愿以偿拿到科技先进称号。
另据一位当地媒体记者讲述,每到年关,泉州各部门下基层调研时,往往对石狮表示不满,因为这里的一个局长要接待上面七八个部门,分身乏术,有时干脆没有对应的口子接待。
据《新京报》报道,时至今日,经济局的对口单位已经缩减至8个,其它的则都已经单独成局。而石狮市的事业单位编制也已经从原来的1421人扩展到5747人。(记者宋勿)美国官民比例1:15的启示
关于缩减官员系统的问题已经困扰了中国人整整20年有余。改革的结果是越改人越多,一时间,各路专家学者,有识无识之士纷纷发表言论,对于中国官员系统的“减肥”提出汗牛充栋的意见,然而问题还是摆在那里,似乎成了一个无解之题。
或许到了这个时刻,我们应该跳出“当局者迷”的困境,重新审视官员系统膨胀和政府效率低下之间的必然联系,从建立在这种判断之上的各种意见中走出来,寻找官员系统的解决之道。人多就意味着低效?
有人曾经从横向上作出比较,1999年中国的官员与普通民众的比例是1:30,印尼是1:98,日本是1:150,法国是1:164,美国是1:187。
但是,美国2000年出版的《公共行政之技艺(第八版)》一书发现,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1996年的统计,美国共有政府雇员1823.6万人,其中联邦雇员289.5万人,州雇员471.9万人,地方雇员1190.6万人,而美国的人口总数约为2.8亿人,按照这组数字,美国的官民比例则创纪录地达到了1:15左右,事实上,2001年“9·11”事件后,这个比例应该更高。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1:26的官民比例并不嫌多。而从财政支出来看,1996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是16000亿美元,州政府的财政支出是8500亿美元,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是7500亿美元,而当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70000亿美元,三个层级的政府财政支出几乎花费了当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与之相比,中国在官员系统运作上所投入的财政支出也不能称之为多。1:26与1:15的本质不同
美国官民如此的一个构成比例似乎并没有招来其国内对于政府行政效率的批评。为什么?
为了解开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看另外一个比例:在中国,负责人和办事人员之比为1:0.84,而在美国这一比例是1:1.17,日本是1:3.6。
再看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占比重较高的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部门。政府雇员不仅有联邦政府雇员、州政府雇员、地方政府雇员,还有教师、环境卫生人员、灌区管理人员、公共图书馆管理人员、公园管理人员、公共安全人员如警察、消防人员、证券管理人员以及公共交通人员、公共服务人员等。
这些人员在平常的工作中都是处于社会的最基层,起到一个公共服务的目的,而中国的官员则大多以坐办公室为主,在美国,公共消防人员在“9·11”事件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中国在抗洪抢险救灾中则是出动军队、武警消防人员,官员更多的是站在发号施令,统筹工作的位置。救灾需要指挥,但是如果指挥的人过多,则效率低下就清晰可见了。
再看美国政府财政支出的大部分,主要是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项目、贫困救济等领域,政府雇员自身的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较低,而在中国,政府部门不仅自身运转的支出占到了相当高的比例,甚至出现了许多乡镇、县级财政实质上已经破产的情况下,仍然不改大手大脚花钱的毛病。去年的审计风暴就为这个弊病提供了很好的注解,政府部门不仅花钱多,而且连正常的公共服务支出还存在着大量截留的情况。
所以,当人们在质问中国官员比例高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的,更为重要的话题却被忽略了。现有官员比例背后的比例问题如何得到解决,或许可以为中国官员系统膨胀找到一条不一样的解决之道。【作者】王闻 官民比例的历史坐标 如果今天有一位商人像黄易笔下的《寻秦记》里写的那样,超越时空回到公元前几十年的汉代,他会发现今天大量的政府职能在当时都归于少数官员之手。包括税赋、地方治安等诸多事务,在今天需要多个部门多头区别管理的,而在当时或许都只是几个人手中的业务。
历史趋势:官员越来越多
一个县衙,十个衙役一个官,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最基层的行政管理结构。这种设想,当然不是意味着行政管理分工越粗越好,但是即便在汉代全国人口进入5000万的时代,西汉时期官民比例还是1:7945,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官员总数不超过6500人。如果再按照汉代全国103个郡国的行政区划的划分,那么平均每个郡(国)也只有60几个人,据记载,汉代的大郡,官员总数不过百余人,但是人口却超过10万。
这种记录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发生了变化,唐高宗时,中国的官民比例达到了1:3927,即3927个人养活一个官员,元成宗年间,这个数字改为1:2613,明神宗时代这个数字大约是1:2299。今天我们所能够寻找到的历史记录中,康熙年间的官民比例大概是最高的,约为1:900。在目前对于康熙年间的中国人口总数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多者认为已经过了2亿,而少者认为不到数千万,仅以普遍能够接收的数字1.5亿人来说,大约当时已经有了将近170万的官员。
官民比例必须保持在一定数量之下
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每个王朝的官民比例总是在不断加大。究其原因,首先是中央机构设置的增加,由于历史上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加强,中央机构也在不断增加和改革。秦汉时期的三公制度,到隋唐时代的三省六部制度,再到明清时代在六部基础上又增加了内阁、军机处这样的中央枢密部门,机构逐渐增加使得中央机构越来越庞大。而除了工作任务划分越来越细之外,中央集权体制下对于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制约,也推动了新的部门设立和发展,增加了用人总数。
其次是中央对地方关系的变化,如果说汉代的郡国还残留着分封制的痕迹,那么实现郡县制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是在越来越加强中,采取的方式又两种,一种是将郡县权力划分越来越小,以减少其权力;另一种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直属部门官员越来越多。尽管县数变化不大,但是比如汉代有103个郡国,到了唐代1235个县,300多个州,而清代就已经有1358个县、124个州、245个府与18行省的布政司、按察司、巡抚、总督每个地方衙门。但是即便在清代,官吏人数也是很少的。据瞿同祖先生的研究,他调查了清代的10个县,最多的一个县50个官员,最少的一个县12个。
第三是生产方式的多样化,商业的出现和发展,使得管理方式出现了新的迹象。另一方面,公共事业的出现,也使得官员数量有了增加的可能。比如对于商业的管理,汉代基本不设专门的地方管理部门,而到了宋代市舶司的出现,已经专业管理对外贸易了,内贸和外贸出现了区分。仅此一项,就导致了大量的专业管理官吏出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专业官员、城镇公共事务服务官员的数量增加,也使得官民比例增高。
总体上说,即便维持庞大的中央集权机构,官员和平民比例必须保持在一定的数量以下。如《隋书·百官志》中上上县(即大县)设官吏99人,《唐书·职官志》中不满1000户以下的县设官吏45人。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曾经谈及中央和地方的政府设置,他总体的看法是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一项制度的创立和消失都不是偶然的,必有种种人事需要和时代性。中国历史中官民比例的变化,也是这样的。鉴往知今,这些历史数字对于今天的社会发展和行政管理来说,仍然有着十分特别的警示和参考价值
中国官民比例竟有1:198?权威人士解读六个疑问 来源 人民日报 2005年05月30日 第五版
新近颁布的《公务员法》使“官民比”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就如何认识“官民比”,本报记者专访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王通讯
背景:近来,有关“官民比”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媒体上也刊发了一些相关文章。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官民比”已经达到1∶26,存在“官民比”过高、公共财政负荷过大的问题。有关专家认为,这个数据很不准确,容易造成误导。事实上,我国“官民比”只有1∶198,这个比例与国外相比并不高。
2003年我国公务员人数是653.67万人,全国总人口是129227万人。依此权威数据计算,我国“官民比”为1∶198
疑问一:要搞清“官民比”,首先要弄清“官”的概念和范围。现阶段,进行“官民比”应以党政机关干部数和总人口数来算,这里的党政机关干部是不是集中指公务员?1∶198这一数据又是怎么计算出的呢?
王通讯:从当前我国国情出发,老百姓讲的“官”是指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就是公务员。我国刚刚颁布的《公务员法》规定,“本法所称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根据公务员管理部门提供的权威数据,2003年我国公务员人数是653.67万人,全国总人口是129227万人。依此计算,则我国的“官民比”为1∶198。
疑问二:这部分人群自然都是“财政供养人员”。那是不是所有“财政供养人员”都应该算作“官”呢?
王通讯:这个概念不正确。在一些讨论中,有人将“官”的范围扩大到所有“财政供养人员”。这个范围很大,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群众团体等组织中所有纳入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全部或部分依靠国家财政支付工资福利的人员。这其中,事业单位人员又占了大头,有2903万人。将这些人员纳入“官”的范畴,是不合理的。比如,教师、医护人员、研究人员,就不能说是“官”。
我国从事公共服务的事业发展相对落后,例如农村人口中,每78人才摊得上1名教师,每384人才摊得上1名医护人员。政府对事业单位的投入还是偏少
疑问三:事业单位人员事实上不是传统概念中的“官”,而是政府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者。但他们毕竟也需要财政来负担。所以有人将公务员范围扩大了,才有了1∶26之说。这一点是不是需要作些辨析?从大众的关注情况看,人们对“官民比”的分析越来越深入,越来越趋于理性。
王通讯:我的看法主要有三点:
一是要明确事业单位虽然多数是在“吃财政饭”,但不是“吃白饭”,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也是创造价值的。不能以为只有从事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才产生价值,服务、管理也产生价值;
二是事业单位的发展壮大是显示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主要标志。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从事公共服务的事业发展相对落后,从事教、科、文、卫的人员偏少,例如农村人口中,每78人才摊得上1名教师,每384人才摊得上1名医护人员;
三是政府对事业单位的投入还是偏少。只要查一下世界各国政府对社会事业的财政支持水平就可以发现,我们国家的投资比例明显偏低。所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把财力物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要“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我的体会是,各级政府要重视解决当前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事业单位改革需要加大力度,继续推动能够走向市场的事业单位走向市场。但关键是这一块人员不能当作“官民比”计算的基数。否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了。
关注“官民比”实质在于探求现代政府的“规模”究竟应保持多大才算合适,并不是越低越好。现代政府的职能已发生不少变化
疑问四:关注“官民比”这一话题,究其实质在于探求现代政府的“规模”究竟应保持多大才算合适。这是现代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不断探讨但至今尚未解决好的问题。国际社会对此有何主流看法?
王通讯:目前,国际上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小政府论”,即认为政府越小越好;二是“适中论”,即认为政府大小无所谓,关键在于要保证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运动提出的主张。我们认为,“官民比”总体讲必须保持适度,但并不是越低越好。
疑问五:适度不适度用什么来做判断标准?
王通讯:判断标准也主要集中在两个:一是政府的规模与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传统是否相适应;二是同等规模的政府是否提供了充分完备的公共服务。这是因为相对于传统政府,现代政府的职能已发生不少变化。
由于现代政府职能的扩张,二战后各国政府规模迅速扩大,并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同美国相比,我国的官民比例显然是比较低的
疑问六:传统政府和现代政府的不同体现在哪些方面?请您具体谈谈,好吗?
王通讯:首先是管理范围的扩张。今天,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生产力日益提高,社会事务不断增多,公共管理范围的扩张在所难免。其次是服务功能的凸显。现代社会中的政府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统治者,在法理上,政府受人民之托行使国家权力,为人民谋福利,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其三是发展功能的特殊重要性。这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
由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起步较晚,“追赶型”发展战略便成为所有不甘落后的国家的一种必然选择。为使发展的速度快一些,就不能仅依赖纯粹的自由市场机制,而要发挥政府能动的和积极的作用,充当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组织者和推动者。
由于现代政府职能的扩张,二战后各国政府规模迅速扩大,并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经过90年代以后的行政改革,各国公务员虽有所精简,但总数仍居高不下。如美国2003年的政府公务员人数为310万,“官民比”为1∶94。同美国相比,我国的比例显然是比较低的。
链接
党和政府历来重视机构精简工作。早在1982年,邓小平同志就说“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共经历了四次大的机构精简,其中力度最大的是1998年,国务院机构总数由70个减至61个,国务院组成部门由40个减至29个,行政编制减少47.5%。省级政府机构由平均55个减至40个,市(地)级政府机构由平均45个减至35个,县级政府机构由平均28个减至18个。省级政府精简行政编制48.2%,市县乡精简行政编制19.4%。这次机构改革全国共精简行政编制人员115万名,市县乡清退超编人员约43万人。
来源
《人民日报》 2005年05月30日
周天勇:18个民养1个官 中国的税负太重了 来源 《中国企业家》杂志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指出:中国官民比例1:18 非1:198 中国的税负太重了
税收,加上8000多亿元的预算外收费,以及征收的社保基金,已相当于GDP的33%,这一实际负担远远超出了发展中国家的正常水平
文/周天勇
最近,很多媒体刊登了一条消息:在中国的纳税企业中,房地产行业的纳税大户很少,与这个行业的利润状况不匹配。据我了解,房地产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向政府缴纳的费用特别多:首先是他们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很高;再一个就是房地产配套设施的费用,如交通、绿化、管道等,本来是应该由政府承担的,他们也承担了很多。这让我再次想到,我们在衡量企业税负时,不能光看税的负担,还要看费的负担。
众所周知,税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很大,没有税收不行,但是税收太重也不行。现代经济学证明,在一定的区间内,也就是税收达到一定水平后,税负越重,对经济发展的负作用越大。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中国的税负有多重?它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如何?怎样才能减下来?
中国的官民比例低于美国?
现在有一些人,包括财政部门的人也说,中国的税负并不重。他们所依据的是预算内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但实际上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远不止预算内的财政收入。我估算,除了税收,我们有8000多亿元的预算外收费,加上征收的社保基金,几项加起来相当于GDP的33%,这一实际负担远远超出了发展中国家的正常水平。根据研究,在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占GDP合理比例应该在18%-25%,高出就会影响创业和就业。
更重要的是,在比较税负的时候应该把公共福利的开支和行政开支区分开来。例如,在美国2004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中,行政支出部分占14%。而在我国2003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中,加上预算外支出进行调整以后,行政公务的实际开支比例是37.8%。
曾经有国内学者指出,2003年中国内地
公务员人数是653.67万人,官民比例为1:198。而美国的政府公务员人数为310万,官民比例为1:94。因此他们认为,同美国相比,中国的官民比例还比较低。
实际上,这是一种口径不同的错误比较。美国的公务员不仅包括联邦和地方政府中的所有公职人员,还包括公共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甚至为政府工作的医生、工程师、清洁员等都包括在内,工种达数百种之多。如果按照美国的公务员范围界定,中国的公务员人数远不止653万人。
根据我的估算,中国财政供养的人员,包括党政机关的公务员,行业协会、学校、医院和科研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国有企业中有公务员性质的官员,工商管理、派出所、城管等机构的执法人员,县、乡、村基层中靠收费和罚款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享受机关离退休干部的人员等,总共近7000万人。按照这样的计算,中国的官民比例不是1:198,也不是今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议论的1:26,而是高达1:18。
“税外费”造成企业负担过重
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的税负非常重,结构上也有问题。拿企业所得税来说,一般认为,正常的税率应该在27%左右,但目前国内企业的所得税率是33%。这实际上是考虑到国有企业不向国家上交利润,所以把5%作为利润加到里边。但作为民营企业,必须对投资者上交利润,所以对他们来说,33%的所得税率就太高了。特别对于个体企业,既要收企业所得税,又要收
个人所得税,实际上是双重征税。
另一方面,企业的税外收费层出不穷,而且征收极不规范。这在中小企业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比如你想办个茶馆,工商、质检、城管等部门马上过来收钱,不交钱根本办不下去。如果收不到钱,就有人查你的账。在国外,税务部门查账的话,查完的内容就不再重新翻账。而我们的做法是,今天查一遍,明天再查一遍,一直查到你交罚款为止。
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在预算外养了很大一批人,甚至很多预算内的机构也没有给足经费,而是“给政策”,让他们去收费。这部分人员的实际情况是自收自支,但财政系统又实行收支两条线,费先收上来交给财政,财政再返给他们,这等于把不合理的东西合法化了。更恶劣的是,还实行超收奖励。本来就不合理的收费,今年收了100块钱,明年让他收150块钱,多出的50块五五分成,作为奖励。这样一来,企业和老百姓面对的收费负担可想而知。
粗略估计,在我们政府8000亿元的收费中,工商系统有500个亿,质检收费达200多亿,其它如城管、派出所等的收费加起来,总共有3000多亿。如果政府能够把这些收费取消,按2万元容纳一个劳动力就业,马上就可以增加1500万人就业。据此,我个人估算,中国企业的平均税负在31%-32%,这是很沉重的。
由于“收支两条线”把不合理的收费合法化了,我们的政府机构人员越来越多,每年都说精简,每年都精简不掉。很多机构收上钱就养自己,人养多了,钱不够,又去收,由此构成恶性循环。最后的结果,大家都想当官,都想吃皇粮,没有人想去创业。所以整个社会的就业机会增长缓慢,居民不敢消费,经济增长老要靠投资来支撑。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首先,要控制政府机构和人员的规模。在未来5年内,总体上不再增加公务员编制,不再设立新的机构。同时,推进公务消费货币化,加快机关后勤部门企业化和市场化,公益性事业单位核定人员和支出,其它事业单位坚决推向市场实行企业化经营。
目前,我们对政府机构设立和人员编制没有法律约束,因此应该制定一部《国家政权和事业人民供养法》,明确纳税人供养的范围,严格经费拨款、增加人员的程序,严格控制机构和人数膨胀。另外,必须清理政府各部门税外的收费项目,不合理的坚决取消,合理的要通过听证和人大审批,并转为税收,杜绝一些执法部门通过执法收费和罚款来供养自己。
我特别建议,在“十一五”期间应该制定一个清理政府不合理收费的规划。因为政府各部门收费后面存在着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被供养的吃“准皇粮”的人。8000亿元的收费实际已经进入了供养机构和人员的支出盘子,想通过一个文件和一场运动,彻底清理收费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搞不好,就成了做做样子,走走过场,最后不了了之。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系统的、各部门配套的改革方案:第一步,先解决工商、质检、城管等系统的收费,进行财政、工商等系统机构配套改革,将其收费抑制住;第二步,进行燃油费改税,清理交通乱收费;第三步,治理整顿教育和卫生乱收费,把政府管理和市场改革结合起来,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教育和医疗体系;第四步,彻底清理涉农乱收费。
收税要征得公民同意
从根本上说,征税是一个国家利用公权,收取公民财产的一种行为。在现代社会,收税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这种行为首先要征得公民的同意。还有就是,政府花钱要透明,要受民意制约。在西方,民意是通过议会来反映的。在我国,可以考虑在人大设一个专门的筹款委员会,来审议政府提出来的收税、收费方案。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管花钱的预算委员会。
在人大审议收税、收费方案以后,如果有必要,还要召开社会听证会,由各方面的人士来评判,某一税收是否合理、税率是否合理、收税的方式是否合理等等;广泛征求意见完了之后,把意见向筹款委员会反映,最终由它来批准。
对于特别重大的,很多老百姓都关注的,那就得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收这个税。为什么要采取公民投票?因为某个群体的意见和全体公民投票的意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关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你让农民全部投票,他们觉得800元钱正合适;如果让城里人发表意见,800元钱的起点可能就太低了。
总之,收税是向公民拿钱,要征得公民的同意,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不能说,政府发一个文件就可以收钱。像我们现在这样,某一级政府、某个政府部门发了一个文件就可以收费,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所不允许的,也不符合法治政府的要求。
许嘉璐:网上传中国官民比例1:18是假新闻
作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但如果我们仅仅只看网上的信息,对国情没有全面的了解,对历史没有全面的了解,就有可能产生错误的结论,有可能发出错误的言论
了解国情、服务社会,是参政党必备的品格。
工人和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作为知识分子,如果对这些基层人民的所思所想不了解,怎么能说了解国情?不了解国情,又怎么能正确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参政党发挥自身的作用不仅要表态支持执政党的方针政策,更重要的是要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参与社会服务工作,深入了解国情。
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身居斗室,胸怀全国。同时,我们长期在城市工作,对国情的了解不一定深透。今天传媒很发达,信息很畅通,我们可以从报纸、网络上了解到一些国情,但那毕竟是人家咀嚼过的东西,不是亲身的体验和感受而媒体上有的信息未必真实。比方说,最近网上有消息说中国的官民比是1∶18,照这个比例,中国就有7000多万官员。如果到各地走一走,就知道这是假新闻,耸人听闻。作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但如果我们仅仅只看网上的信息,对国情没有全面的了解,对历史没有全面的了解,就有可能产生错误的结论,有可能发出错误的言论。
这些年来,民进会员深入老少边穷地区,开展定点扶贫、科技扶贫、开拓民办教育、民营企业社会扶贫,四两拨千斤,帮助这些地区增强造血功能,成果不小。通过社会服务,我们更多的专家、教师、企业家走出狭小的天地,走到更广袤的天地中去,接触我们的人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人民。
当前社会处在转型期,处在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起步阶段。参政党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作用大、担子重。做好社会服务工作不是我们闲得没事、无事找事,而是各级组织、每位会员的重要任务、日常工作。每位民进成员都应怀着一份赤子之心,参与社会服务工作就是我们尽到自己心力的平台和渠道,我们就是要高扬社会服务这杆大旗,应合着执政党、各级政府的各项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些实实在在的努力。
关键词:半速率,信道优化
1 测试场景
测试场景一:城市内所有小区均设置语音优先(即优先抢占动态信道),半速率开启比例=0%,静态数据业务信道占比6%。
诺西设备参数配置:CTC=2,FRL=0,FRU=0,CDED=6%。
测试场景二:城市内所有小区均设置语音优先(即优先抢占动态信道),控制城市忙时半速率开启门限为话音信道占用为90%,静态数据业务信道占比6%。
诺西设备参数配置:CTC=2,FRL=10,FRU=20,CDED=6%。
测试场景三:城市内所有小区均设置语音优先(即优先抢占动态信道),控制城市忙时半速率开启门限为话音信道占用80%,静态数据业务信道占比6%。
诺西设备参数配置:CTC=2,FRL=20,FRU=30,CDED=6%。
测试场景四:在第三种场景测试后,网络调整到最佳配置状态后,全网统一设置限制数据业务信道最大比例为40%。
诺西设备参数配置:CTC=2,FRL=20,FRU=30CDED=6%,CMAX根据小区配置进行设置。
NSN设备信道占用机制可用三种情况分析。
CS及PS业务量都较小:PS由后向前分配占用;CS由前往后占用,保证了“领域”不交叉,各自使用各自的资源。
CS业务量大,PS业务量较小:系统中设计,话音业务有最高的优先级,数据业务是在话音业务的剩余时隙中使用。一旦话音很多,就会侵占原先预留给数据业务的时隙,这就是数据领域的降级;数据业务最大降级程度为只保留CDED定义的信道数。
CS业务量小,PS业务量大:由于CS空闲的信道数多,PS业务量大需要占用大量的信道,因此PS业务会升级而占用CS空闲的部分信道;PS升级能够占用的最大信道数由CMAX参数定义的信道数决定。因此,NSN的数据业务占用信道的设计,是一种“区域分开,动静结合,按需调整”的方式。
相关参数介绍:
参数定义:当可用的空闲全速率信道比例低于此门限,开始分配半速率信道。参数取值范围:0-100%。
参数定义:当可用的空闲全速率信道比例高于此门限,开始分配全速率信道。参数取值范围:0-100%。
备注:该参数需要与FRL配合使用,而且FRU>=FRL,否则该小区的FRL/FRU参数失效,使用HRL/HRU。
参数定义:当计算全速率信道资源时,定义数据动态信道是否参与计算。
参数取值范围:0,1,2。
0———动态数据信道不考虑进入门限计算,即计算门限时,分子和分母均不考虑动态信道数。
1———动态信道算参与计算且计算为全忙的TCH信道,即在计算TCH空闲比例时,分母包括动态信道数,而分子不包括动态信道数。
2———动态信道算参与计算且计算为全闲的TCH信道,即在计算TCH空闲比例时,分子和分母均包括动态信道数。
先启动半速率还是先占用动态信道数与参数CTC的设置和FRL设置密切相关,在FRL设置为一定的情况下,CTC决定其占用顺序:
CTC=0:1先启动半速率,然后语音抢占动态信道数;
CTC=2:决定于FRL具体设置值。
1)当FRL)(动态信道/(语音信道+动态信道)),先启动半速率,然后抢占动态信道数;在此设置下可能的网络情况是,数据业务资源得到保障,性能较好,而语音业务半速率占用相对高。
2)当FRL<(动态信道/(语音信道+动态信道)),先占用部分动态信道,然后再启动半速率;在此设置下可能的网络情况是,数据业务资源不足,性能变差,语音业务半速率比例降低。
>Dedicated territory(CDED):指专用于数据业务的信道,其特点在于在任何情况下语音业务都不能占用,只分配给数据业务占用。
>Default Territory(CDEF):指缺省情况下用于数据业务的信道,其特点在于当语音业务繁忙且语音信道占用达到一定比例时,其可转换为语音信道使用。
>Max Territory(CMAX):指当数据业务繁忙且数据信道不足需要升级时,其最大可使用的信道数量。
1.1 测试场景和小区选择
本次测试共851个小区,将小区分为四类。
具体说明:
一类小区的具体定义:每线语音话务量(全速率+半速率)>0.6erl,同时数据业务信道PDCH复用度>=4或PDCH占用率>80%,PDCH占用率=占用的PDCH信道数/可用的PDCH信道数,其中可用的PDCH信道数是指(占用的PDCH数+未被语音占用的空闲PDCH数)统计时段是24小时语音最忙时。
二类小区的具体界定定义:仅满足每线语音话务量(全速率+半速率)>0.6erl。
三类小区的具体界定定义:仅满足数据业务信道PDCH复用度>=4或PDCH占用率>80%,PDCH占用率=占用的PDCH信道数/可用的PDCH信道数,其中可用的PDCH信道数是指(占用的PDCH数+未被语音占用的空闲PDCH数)。
四类小区的具体界定定义:除以上三类小区以外的其他小区。
1.2 测试场景网络参数配置
2 测试
2.1 测试方法
具体测试要求如下:
(1)测试前记录网络配置情况。
(2)测试前知会客服部门,做好客户投诉记录,明确客服解释口径。
(3)测试前选取好典型测试区域:
典型区域应涵盖四类小区,共20个:火车站候车室,市区内重点旅游点1-2个,高等院校1-2个,三星级以上酒店占30%、大型商场/餐饮娱乐场所占20%,高层写字楼占10%,居民小区占10%,其他测试点均匀分布。
(4)对整个市区进行DT测试,DT测试符合现场测试规范要求,测试覆盖城市内所有的大路和小路(包括单行线)等。
(5)测试要求:每日小区的忙时进行DT及CQT测试,测试该城市MOS值及下载速率,统计话务质量以及数据业务质量数据,同时记录测试用户的感知。
(6)本测试范围。
DT测试范围:
本次测试按照每个场景5天时间进行市区所有道路的语音、数据DT测试,测试分为两组,按照小区业务的实际忙时制订测试路线,测试到忙时的各小区网络指标,测试路线如图1所示。
CQT测试范围:
按照小区业务忙闲程度,四种场景小区各选择5个小区进行CQT定点测试,在各小区的忙时分两组进行数据、语音拨测,每天完成4个小区的定点测试工作。
2.2 测试记录
测试指标严格按照现场测试规范进行相关指标的统计,同时增加MOS>3的样本占比,连续质差路段占比。
统计指标包括:配置的半速率占比、配置的静态数据业务信道占比、配置的最大数据业务信道占比、EDGE信道占比、话务量(Erl)、数据业务等效话务量(Erl)、数据业务流量(MB)、无线利用率、HR话务量、AMR半速率话务量、半速率话务比例、PDCH复用度、上行TBF建立成功率、下行TBF建立成功率、拥塞小区占比(含切换)、拥塞小区占比(不含切换)、掉话率、无线接入性、上行语音质量、下行语音质量,劣化小区比例。
2.3 投诉统计
测试前后,通过客服部门了解每日投诉变化情况,用户投诉需现场测试,确定用户投诉地点所占用的小区,统计投诉分布区域。
3 验证总结
几组参数修改实施后,半速率占比明显减少,半速率话务量转换为全速率话务量,总话务量保持持平。
3.1 参数对语音业务的影响———话务量和半速率占比
如图2所示,场景一较前两种场景而言,话务量没有明显变化;半速率占比下降到0后,由于考核压力等原因,对部分小区恢复设置,出现少量半速率话务量占比情况。
3.2 参数对语音业务的影响———无线利用率
短期内,话务没有较大变化,基本认为分子维持不变;而数据较忙的双忙和数据忙区域,因为CDED改小后,释放出的时隙较多,所以无线利用率明显下落;场景一调整后,很多静态时隙被释放,无线利用率变小,尤其双忙和数据忙区域,如图3所示。
3.3 参数对语音业务的影响———语音信道占用率
CTC2的修改,增加了半速率话务向全速率的迁徙,尤其双忙和语音忙的区域,信道占用率上升;CDED的修改和半速率的关闭,两者折中后,双忙和语音忙的区域的占用率改善,但是仍然在双忙区域,有较高的占用率;场景1参数调整,可以看出,对于语音已经比较忙的环境(已经有较多的半速率话务),要考虑CTC2的修改,带来的半速率向全速率的迁移,这样会导致信道占用率的上升。这其实就是牺牲资源来换取通话质量的一种体现,即使你可以靠减少静态时隙,来弥补这种负面影响,仍然会在语音忙区域出现。如图4所示。
3.4 参数对语音业务的影响——语音质量和切换性能
理论上:半速率的增多,会恶化MOS,但不会导致误码率的恶化,所以质量应该基本持平;从统计来看,只有双忙区域的质量有明显的轻微下降,这与之前的分析是吻合的,是话务占用的比重变多导致。
切换成功率的角度来看,在场景一参数时,保持在正常的范围内波动。如图6所示。
3.5 参数对数据业务的影响———PS等效话务量
从PDCH复用度来看,三种场景设置情况下(CTC=0->CTC=2->场景一设置),数据业务信道逐渐减少,PDCH复用呈现上升的趋势;CTC=2的情况下数据等效话务量减少,数据信道不变,所以PDCH复用度在三种设置里便低。如图7所示。
从数据等效话务量的情况来看,设置CTC为0的情况下明显高于后两种参数设置情况,平均比较高2%左右。换句话说,参数设置CTC为0的情况下数据等效话务量承载能力略强。
4 项目总结
从以上对高校语音和数据业务量、半速率业务占比、资源配置变化、三种典型场景指标对比的分析。
1)由于高校小区的用户量大,小区的语音拥塞、数据时隙充足率、PDCH复用度以及数据硬拥塞都高于商业区和居民区。
2)场景一参数实施后对高校小区的整体语音话务量没有明显变化,可数据流量减少30%左右。
3)在最大数据域CMAX,动态时隙配置不变化的情况三种话务模型的数据拥塞都出现了上升,可见参数修改后数据可用的时隙资源减少,进一步验证了动态信道语音优先抢占功能。
4)参数调整后高校小区的现场测试速率低,投诉增加。
遗憾的是,在中国,90%的胃癌患者就诊时属于中晚期,早期胃癌比例不足10%。而同处东亚的韩国、日本,早期胃癌患者占50%~70%,中期胃癌患者占20%~30%,晚期胃癌患者只占10%左右。分期不同,胃癌的治疗效果截然不同。早期胃癌,90%以上的患者可以通过手术治愈;而进展期可手术胃癌,即使进行复杂痛苦的多学科综合治疗,治愈率不足50%。早期胃癌患者多,韩国、日本胃癌治疗效果很好;晚期胃癌患者多,中国胃癌总体治疗效果不能令人满意。
那么,如何才能早期发现胃癌?早期胃癌的发现依赖于筛查。筛查就是把最重要的癌前病变及疾病在亚临床阶段从高危人群中“筛选”出来,置于有效的监测和治疗之下,以达到降低胃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目的的一种方法。可以说,实行有效的筛查是早期发现胃癌的关键。在日本、韩国,胃癌属于全民筛查项目。在中国,除科学研究之外,胃癌并未被列入筛查项目,早期胃癌的发现依赖患者的“个人觉悟”。
筛查胃癌离不开胃镜检查。近年来,胃镜设备更新换代,使这项检查技术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以及安全性大为提高,使胃黏膜显像清晰、图像真实。目前专家公认,胃镜检查是人群筛查胃癌的最终确诊方法。那么,哪些人需要定期做胃镜检查?目前认为,有胃癌高危因素者应该进行胃镜检查。
1.有症状者:胃癌早期常无特异症状,甚至毫无症状。最常见的症状为上腹痛或不适,其次为消瘦及食欲减退。这些症状并非胃癌所特有,常与胃炎、胃溃疡等胃慢性疾病相似。但是,如果这些症状进行性加重,或出现不明原因的消瘦及食欲减退,需要高度重视。
2.慢性胃病患者:胃癌,特别是肠型胃癌的发病模式为多因素作用下的多阶段过程。一些慢性胃病,如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黏膜肠上皮化生和异型性增生与胃癌发病有密切联系。所以,慢性胃炎、胃息肉、胃溃疡患者,有胃部手术史的患者应定期进行胃镜检查。
3.有胃癌家族史者:10%的胃癌患者有家族聚集现象,其中,1%~3%属于遗传性胃癌。有研究证实,共同饮食、生活环境是家族聚集现象的主要因素。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早期胃癌在胃镜上不同于进展期胃癌,可能仅仅是黏膜的细微改变,如果检查医生没有足够的经验,很可能会漏诊。所以,早期胃癌的筛查一定要选择胃癌诊疗经验丰富的医院和医生。
总之,胃癌的自然病程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从早期阶段发展到进展期需要3~4年时间。因此,高危人群应每2~3年做一次胃镜检查,而有癌前病变的患者则需每年复查一次胃镜,以利早期发现胃癌,及时治疗,维护身体健康。
早期胃癌:治愈率超过90%
早期胃癌通过根治手术可以治愈。临床亦证实,经根治手术,早期胃癌治愈率超过90%。
1.内镜治疗:内镜治疗是早期胃癌的标准治疗方法,适用于直径小于2厘米、没有溃疡的分化型黏膜内癌。
2.功能保留手术: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绝大多数局限于胃周围,不适合内镜治疗,但可以行局限性胃切除加小范围淋巴结切除,预后良好,效果与根治手术一样,患者生活质量极大提高。
3腹腔镜技术:随着腹腔镜技术的逐步成熟,腹腔镜胃切除术不仅可以完全切除原发病灶,还可以清扫胃周淋巴结。远期生存率与开腹手术一致。也就是说,腹腔镜技术用于早期胃癌的治疗不仅安全、可靠,而且具有创伤小、术后恢复快等特点。
1、增值税。增值税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
2、资源税。资源税按不同的资源品种划分,部分资源税作为地方收入,海洋石油资源税作为中央收入。
3、证券交易税(未开征):证券交易税,中央与地方各分享50%。4.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的94%归中央,其余归地方(深、沪)
5、营业税: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在北京缴纳的部分归中央,其余归地方
6、城市维护建设税: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在北京缴纳的部分归中央,其余归地方
7、关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享问题
(1)分享范围。除铁路运输、国家邮政、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海洋石油天然气企业缴纳的所得税继续作为中央收入外,其他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由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享。
(2)分享比例。2002年所得税收入中央分享50%,地方分享50%;2003年起所得税收入中央分享60%,地方分享40%。
中国银行拥有一个独特的全方位金融服务平台,提供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资产管理、飞机租赁和其他金融服务,能够满足不同客户的复杂业务需求。
商业银行业务
商业银行业务是中国银行的传统主营业务,包括公司金融业务、个人金融业务及金融市场业务(主要指资金业务)。公司金融业务
公司金融业务为中国银行业务利润的主要来源。2007年,公司金融继续以完善客户服务体系、促进业务整体联动、加强产品创新及实施管理转型为重点,组建公司金融板块,加强条线管理。中国银行实行服务重点大型优质公司客户的发展战略,关注于与大型优质客户的长期合作关系,同时明确中小企业业务是公司金融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成为中小企业高效、专业、能够满足全面需求的合作伙伴。
存款业务
中国银行积极应对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对人民币公司存款业务的冲击,大力发展人民币公司存款业务。贷款业务
中国银行继续强化贷款结构调整,加大对重点支持类行业的投入,实现信贷资源优化配置。 金融机构业务
中国银行注重与金融机构的全面合作,通过互荐客户、资源共享和共同开发新产品,为客户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
中国银行亦通过纽约、法兰克福和东京分行进行美元、欧元和日元清算,上述分行和新加坡分行均为当地一级清算银行。
国际结算及贸易融资业务
国际结算业务是中国银行优势业务。中国银行加强境内外机构联动,实现国际结算及贸易融资业务快速发展。
其他公司金融业务
中国银行提供支付结算业务,主要包括银行汇票、本票、支票、汇兑、银行承兑汇票、委托收款、托收承付、集中支付、支票圈存及票据托管等。
产品服务创新
中国银行配合公司客户最新业务需求,组合和创新公司金融产品;加大与金融同业的产品合作,积极开展同业间公司信贷资产的转让业务;推出融易达(基于应收账款的融资服务)、通易达(应收账款质押开证)、融信达(基于投保出口信用险的应收账款的融资服务)和融货达(货物质押融资)等产品,进一步丰富了“达”系列贸易融资产品种类;推出隐蔽型出口保理、D/A银行保付票据项下福费廷等新产品;顺应全球贸易主流结算方式的变化,在中国内地同业中首批加入SWIFT组织服务设施平台(TSU),实现国内首笔TSU真实交易。
中国银行汲取国内外同业成功做法,借助战略投资者的经验,改进中小企业业务模式;修订中小企业授信政策制度,简化中小企业信贷业务操作流程;根据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特点,推出中小企业融资产品“快富易”,为中小企业客户提供短期融资支持。
中国银行整合清算资源,在中国内地首家推出融海外分行与代理行服务于一体的系列支付产品“全额到账”、“台湾汇款”、“优先汇款”、“特殊汇款服务”,实现海外行与代理行业务共同发展,最大限度扩展了产品的覆盖面,填补了市场空白。其中,“台湾汇款”产品改变了该项业务一直由代理行包揽的局面,拓展了业务市场。个人金融业务
个人金融业务为中国银行战略发展重点之一。中国银行继续完善个人金融业务的经营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组建个人金融板块,加强个人业务条线管理;重点推进网点经营方式转型、客户分层服务体系建设,以及零售贷款营销方式和审批流程改革;加强产品和服务创新,优化业务结构和收入结构,扩大利润来源。
储蓄存款业务
中国银行顺应个人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需要,主动调整经营策略,推进储蓄业务与理财业务的协调发展。个人贷款业务
中国银行大力推广“直客式” 营销服务,推广并完善在线集中审批系统。
个人中间业务
中国银行个人中间业务包括:本外币汇款、个人结售汇、外币兑换、代理保险和基金业务、代收付业务等。
个人结售汇和个人国际汇款业务是中国银行传统优势业务。中国银行不断扩大结售汇业务受理网点,加强与国际汇款公司的合作,增加了外汇业务来源。进一步细分个人外汇业务市场,将众多的外汇产品整合为“一站式”服务,创建了“中银汇兑”品牌。
中国银行紧紧抓住资本市场快速扩容、各类新兴投资产品迅速发展的良好机遇,大力发展基金代销、代理保险等业务,实现了代理业务收入跨越式增长。
“中银理财”服务
中国银行积极拓展个人理财业务,致力于“中银理财”专业化建设。统一标准的理财中心已达366家,并拥有1,000余家理财工作室及众多的网点理财专柜,形成了广泛覆盖、多层次的个人客户理财服务渠道;组建了一支由200多名理财投资顾问和2,500多名理财经理组成的专业化理财队伍,向客户提供投资理财方案和投资理财系列产品等专业化服务;在境内主要城市机场开通“中银理财”贵宾专享通道,进一步完善“中银理财”客户增值服务体系。
私人银行业务
中国银行为个人金融资产在100万美元以上的高净值个人客户提供私密、专享、创富、高质量的服务,成为中国银行个人金融业务新的发展平台。中国银行私人银行客户及管理资产快速增长,先发优势明显。银行卡业务
中国银行继续加大银行卡产品的研发、营销、服务和系统建设力度。
渠道建设
中国银行中国内地机构拥有10,145个营业网点,是中国银行重要的战略资源。中国银行全面推广网点转型项目,分类别赋予网点核心功能,优化业务流程,实施关键绩效指针考核。中国银行继续加大对ATM等自助设备投入,并进一步优化设备布局和功能。
产品服务创新
依托全球服务网络和多元化服务平台,中国银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不断创新推出本外币理财新产品。继续推动海外财富管理专柜业务,为客户跨境资产配置提供了便利。
进一步细分客户在消费和投资经营领域的融资需求,推出了“安心宝”二手房交易资金委托监管业务及“安易宝”二手房交易资金委托管理业务等与零售贷款相关的中间业务服务,提升了“理想之家”零售贷款品牌的影响。
加强银行卡产品推广,推出银联单币种长城公务卡、国航知音中银VISA奥运信用卡、中银携程信用卡、安利中银信用卡等特色产品,分别覆盖国内企事业单位公务支出、航空常旅客、商务旅游和商务采购等市场需求;推出中银大中联名卡、长城理想之家联名卡、长城中国人寿联名卡等细分市场联名卡产品。不断提升信用卡产品核心功能,开通长城人民币卡向中银信用卡自动还款功能;完成长城国际卡的EMV标准改造升级。金融市场业务
中国银行金融市场业务主要包括:本外币金融工具的自营交易与代客业务、本外币各类证券或指数投资业务、债务资本市场业务、代客理财和资产管理业务、金融代理及托管业务等。中国银行主要通过在北京、上海、香港、伦敦及纽约设立的五个交易中心经营资金业务。
全球投资
中国银行全球投资主要包括外币投资和本币投资。
中国银行外币投资主要包括政府债券、机构债券、信用债券、住房贷款抵押债券(MBS)、资产抵押债券(ABS)、货币市场资金拆放等。
全球交易
中国银行交易主要分为自营交易、做市报价交易和相关代客交易。
在做市报价业务方面,中国银行强调业务发展与市场流动性风险控制的平衡,在银行间市场,中国银行保持了在结售汇、贵金属、人民币债券及人民币掉期业务的领先地位。
在代客交易方面,中国银行积极把握人民币利率上行以及汇率波动加剧的市场时机,加大了对远期结售汇、人民币结构性利率掉期等保值类工具的推广力度,带动了非利息收入的增长。 资产管理
中国银行本外币结构性理财推出331款产品。人民币资产管理推出16期8款产品。债务资本市场
中国银行进一步优化客户服务,于年内推出了融资顾问业务。
基金代销与托管
中国银行紧紧抓住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机,大力拓展基金代销、托管和年金、社保、保险、QDII、QFII、信托、专户理财、直接投资基金等各类资产托管业务,同时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不断提升代销和托管业务的信息科技水平和服务质量,实现了基金代销与托管业务的持续、快速增长。
企业年金管理
中国银行于2007年成功获得了企业年金账户管理人资质,具备了账户管理人和托管人双资质,为企业年金业务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产品服务创新
新产品的设计与报价能力是中国银行金融市场业务主要竞争优势之一。中国银行始终秉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创新理念,凭借在外汇业务方面的丰富经验及战略投资者的专业知识,致力于通过开发创新及度身订造的资金产品及服务吸引客户。
中银香港业务
中国银行通过属下子公司中银香港在香港经营商业银行业务。中银香港是香港主要商业银行集团之一,通过设在香港的280多家分行、450多部自动柜员机和其他销售渠道,向零售客户和企业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中银香港是香港三家发钞银行之一。中银香港在中国内地设有15家分支行、在海外设有1家分行,为其在香港、中国内地、境外客户提供跨境银行服务。持有中银香港全部股权的中银香港控股于2002年7月25日开始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中国银行持有其65.77%的股权。
2007年是中银香港在港服务90周年。在9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银香港与香港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共繁荣,赢得香港各界的广泛支持和由衷信赖,成为香港金融界一支重要力量。2007年也是中银香港实施2006-2011战略计划的第二年。中银香港将凭借在香港的雄厚基础,巩固在中国内地的地位,在区域市场建立战略据点,致力成为最佳金融服务集团。
代理业务
中银香港持续优化股票业务服务平台并提升服务水平,代客买卖股票业务表现突出。此外,新推出的私人配售服务亦受到客户欢迎。
香港地区的人民币业务
中银香港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继续担任香港银行人民币业务的清算行。并继续拓宽服务范围,积极推广人民币综合理财服务。2007年,配合香港获得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机遇,中银香港陆续成功担任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债券的联席牵头行及簿记行和配售银行之一,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
资金产品业务
包括结构性票据和股票衍生权证产品,以及中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产品。新产品获得客户欢迎,销售成绩理想。2007年,中银香港进一步扩展了现金管理的服务平台,为重点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现金管理服务。
中国内地业务
中国内地业务方面,中银香港在积极发展自身业务的同时,继续与中国银行发挥联动效应,双方通过相互的业务转介,互利共赢。
作为中银香港 “双线并进”中国业务发展策略的重要一步,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商中国”)已于2007年12月24日正式开业。南商中国总行设于上海,经营全面的银行业务,包括人民币零售银行业务。中银香港及集友银行的内地分行继续以现有外资银行分行模式经营,重点发展企业银行和外汇业务。
投资银行业务
中国银行通过中银国际控股集团(以下简称“中银国际”)经营投资银行业务。中银国际通过其在中国内地、香港、美国、英国及新加坡设立的分支机构为国内外客户提供包括上市融资、收购兼并、财务顾问、证券销售、投资研究、定息收益、衍生产品、结构产品、资产管理、直接投资、杠杆及结构融资、私人财富管理等广泛的投资银行产品和服务。
业务经营
中银国际全力推进“商人银行”发展战略并取得突破性进展,产品线持续拓宽,服务品种不断增加,战略转型成效显著,与本集团的业务联动日益密切,核心竞争力与品牌知名度与日俱增,在动荡加剧的资本市场和日趋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中创下公司成立以来的经营业绩新高。
承销与财务顾问
中银国际以全球协调人、账簿管理人、保荐人或牵头经办人的身份成功完成了多个上市项目的公开发售工作。按照承销额计算,中银国际在香港2007年新股承销榜上蝉联第三名。
证券销售交易 中银国际建立了全球化的机构客户网络。得益于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中银国际在股票销售及交易市场继续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中银国际与中银香港通力合作,通过其广阔的分销网络加强证券销售及交易业务。年内跻身港股现货市场交易量前三名。
定息收益
中银国际于2007年以安排行、联席全球协调人和簿记行等身份成功在香港为多家企业及金融机构发行债券(包括人民币债券),并在中新集团的首次海外债券发行中首创了债券连接期权证的产品结构,荣获《亚洲货币》杂志颁发的“2007最佳高收益债券奖”。
资产管理
中银国际旗下合资的资产管理公司-中银保诚的业务继续保持香港市场前列,2007年管理的总资产增至433亿港元,较上年上升51%。中银保诚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推出了第一只以沪深300指数为标的境外交易所买卖基金产品,引起市场的广泛关注。
直接投资
2007年,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成功参股包括天津钢管集团等数个大型项目,在人民币产业投资基金领域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并荣获《亚洲资产管理》杂志颁发的“2007中国最具创新产品奖”。
杠杆及结构融资
中银国际致力于为客户设计和提供高质量的融资策划方案,专注于财务顾问、过桥融资、杠杆融资、结构融资等服务,为杠杆收购、企业重组、策略性并购、项目建设及其他投融资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私人财富管理
中银国际密切关注亚洲财富管理市场的发展趋势,2007年在香港组建了私人财富管理部,向拥有高资产净值的合资格个人客户提供全面投资咨询、证券买卖、资产组合咨询以及一系列量身定制的产品和服务。中国内地业务
中银国际通过中银国际证券经营内地业务。中银国际证券主要经营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与承销业务,证券经纪业务,债券自营业务,证券资产管理业务,证券投资咨询(包括财务顾问)业务等,在中国内地17个主要城市设有20家营业部。中银国际证券是内地主权政府债券及中国公司及金融机构债券的承销商。2007年,以中国主权政府债券和政策性金融债券承销份额计算,中银国际证券在内地券商中蝉联第一。
中国银行的客户基础与业务网络为中银国际进一步扩展中国内地业务提供了广阔的平台。2007年,中银国际证券成功担任了中国部分大型企业首次公开发售项目的主承销商,在承销业务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得到了投资者的广泛认可。由中银国际和中银国际证券担任主承销商的中国第一个“先A后H”的首发项目-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开创了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的全新发行方式,体现了中国银行投资银行跨境业务运作的优势。
中银集团保险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通过在香港注册的全资子公司中银集团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集团保险”)经营保险业务。中银集团保险主要经营一般性保险业务,并通过与中银香港控股共同持有的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集团人寿”)经营人寿保险业务。中银集团保险目前在香港拥有6家分公司,在香港财险市场处于主导地位。2007年,标准普尔给予中银集团保险“A-”的信用评级,肯定了中银集团保险稳健的财务实力。
香港一般保险业务
2007年,面对香港保险市场激烈的价格战,中银集团保险一方面避免参与恶性竞争,另一方面通过开拓及改良产品,提升产品的深度和广度,扩大营销网络,以加强竞争实力。开发并改良了包括:“康儿住院保险计划”、“航空险”、“核心综合保障”等产品。在不影响整体业务的前提下,对险种结构进行了调整,大力拓展低风险业务,收窄高风险业务的承保条件。通过优化业务组合,扩大医疗保险等低风险业务量,有效的降低车险、船舶险等业务占比。
香港人寿保险业务
中银香港控股和中银集团保险分别持有中银集团人寿51%和49%的股权。目前,中银集团人寿在香港经营个人和团体人寿保险业务,于北京设有代表处。
2007年,中银集团人寿与中银香港继续加强合作,逐步显现协同效益。中银集团人寿配合中银香港客户的需要,利用中银香港的销售及市场网络,推出多项保险新产品,积极推广期付保费及投资相连保险产品,不断优化产品结构。
中国内地业务
中银集团保险于2005年1月成立全资子公司中银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保险”),在内地经营保险业务。2007年,中银保险的注册资本金增至20亿港元,偿付能力显著增强。
2007年是中银保险寻求发展与突破的一年,中银保险加快了机构建设及业务拓展,增设了车辆保险部,形成了工商保险、个人保险、水险和车辆险四大业务单元,调整完善了分公司的组织架构。于年内完成了12家内地分公司的筹建工作。至2007年底,中银保险已经在16个省份设立了分公司,业务覆盖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
中银保险与多家国际知名的保险经纪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建立了广泛的业务合作关系。与国内多家企业开展了大型项目合作。
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通过全资子公司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投资”)从事直接投资和投资管理业务。中银投资是中国银行对外直接投资和投资资产管理的重要载体,中银投资在港澳地区、中国内地和海外等进行多种形式的投资活动,涵盖企业股权投资、不动产投资、不良资产收购及处置、资产管理等领域。
业务经营
2007年,中银投资服务于中国银行发展战略,大力提高自主经营和市场化运作能力,丰富投资组合,拓展投资领域,以提高核心竞争力为重点,不断强化内部机制建设,实现了业务的全面发展与提升。2007年,中银投资审时度势,审慎开展投资业务,合理规避价格波动风险,确保实现稳定收益;加强投资项目价值管理,提高经营回报,实现保值增值。同时,科学判断市场走势,把握机遇,适时增值退出,取得了满意的投资回报。2007年,中银投资进一步加强了与知名投资银行、专业基金、资产管理公司、内地政府部门及战略合作伙伴等在相关业务领域的合作,促成了多项企业股权投资。
中银投资延伸价值创造链,尝试以新的模式作为业务发展扩大的基础。2007年,中银投资在壮大IPO投资基础上,拓展私募投资,扩大了基金投资规模,开展境外投资市场考察,取得了实质成效;在经济快速增长、资产质量持续改善等大环境下,中银投资基于独资买断、合资买断、结构交易等成熟模式,探索推出收购权益、收购抵债资产、资产平移等新业务模式,在发挥自身平台作用,协助处置系统内资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向兼并重组方向进一步推进。
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
2006年12月15日,中国银行成功收购了总部位于新加坡的飞机租赁公司-新加坡飞机租赁有限公司(Singapore Aircraft Leasing Enterprise Pte.Ltd)。这是中国银行首次大规模的海外收购,标志着中国银行成为中国首家进入全球性飞机租赁业务的银行。2007年7月,该司更名为“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2012年6月,中银航空租赁分别获得惠誉和标准普尔授予的首次信用评级A-级和BBB级。
如今,按自有飞机价值计算,中银航空租赁是全球第五大、亚洲最大的飞机租赁公司。中银航空租赁机队拥有超过200架新型飞机服务于50多家航空公司。中银航空租赁为航空公司和飞机投资者提供各类服务,包括直接经营性租赁、购机回租、结构融资、飞机预付款融资、飞机转租和第三方资产管理。中银航空租赁拥有一支国际化的队伍,分别位于新加坡、欧洲和美国,向其客户提供全天候服务。
中银航空租赁与中国银行海外分支行密切联动开拓集团航空业务。中银集团已与全球航空公司、飞机和发动机制造商建立银行业务关系;中银航空租赁已为中银集团创造价值。凭借中国银行的资源和财力,中银航空租赁已做好准备继续提升其在飞机租赁领域的地位,并将进一步致力于提升中国银行在全球飞机金融市场中的地位。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基金”)是中国银行于2008年1月8日收购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分别持有的67%和16.5%的股权,与贝莱德投资管理(英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目前中银基金的主要业务包括为境内投资者发行和管理基金产品,并致力于为机构及个人客户提供各类投资管理及顾问等服务。
中国银行高度重视拓展资产管理业务,中银基金作为中国银行在中国内地大力拓展资产管理业务的重要力量,将充分借助中国银行强大的网络资源、客户资源等优势扩大销售渠道、发展业务,进一步提升综合竞争力。
业务经营
中银基金管理的“中银中国”、“中银货币”、“中银增长”、“中银收益”四只开放式基金在2007年均取得了较好的投资业绩,得到了投资者的广泛认同。中银中国基金及中银增长基金被《证券时报》连续评为五星级基金,中银中国基金荣获“2007中国明星基金奖”。
(一)手机银行(短信)是指银行按照客户通过手机发送的短信指令,为客户办理查询、转账、汇款、捐款、消费、缴费等业务,并将交易结果以短信方式通知客户的金融服务方式。
(二)“注册客户”指已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网站或营业网点注册手机银行(短信)业务的客户。
(三)“非注册客户”指未办理手机银行(短信)注册手续的客户。
(四)“注册手机号码”指客户注册手机银行(短信)时向中国工商银行提供并确认的手机号码。
(五)“默认支付卡”指客户注册手机银行(短信)时指定的一张注册卡。客户通过默认支付卡办理查询、转账等业务时可以免输卡号。
(六)“支付密码”指客户注册手机银行(短信)时自行设置并确认的密码,客户办理转账、汇款、缴费、消费支付、注销等业务时必须输入支付密码。
二、手机银行(短信)业务规则
(一)凡在中国工商银行开立了储蓄账户、结算账户,并持有合作移动通信运营商(目前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和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称为合作单位)手机的个人客户均可申请使用手机银行(短信)。客户办理手机银行(短信)业务,须遵守《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章程》,注册客户还应履行《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
(二)客户注册手机银行(短信)应指定注册手机号码与默认支付卡,并设置支付密码,完成注册手续后手机银行(短信)即时开通。
(三)手机银行(短信)提供账户查询、转账、缴费、汇款、消费支付、捐款、公共信息查询等业务功能。非注册客户应只能办理查询公共信息业务;自助注册客户应只能办理查询账户信息和公共信息等业务;柜面注册客户可以办理各项手机银行业务。
(四)柜面注册客户如需办理手机银行(短信)转账、汇款等业务,需单独申请开通,其他具体规则如下:
1、客户办理查询业务时,除可查询手机银行(短信)注册卡账户,也可以查询手机机主本人的银行账户(手机机主姓名、身份证件号码以合作单位保留的信息为准)。
2、客户办理转账业务时,转出账户须为手机银行(短信)注册卡账户,且转出账户、转入账户必须是在同一地区中国工商银行营业网点开立的结算账户。客户办理汇款业务时,汇出账户须为手机银行(短信)注册卡账户,汇入账户应为在中国工商银行开立的结算账户。
3、客户办理手机银行(短信)注册卡账户之间的转账业务,不受交易限额的控制。客户办理向注册卡(账户)以外的账户转账、汇款业务时,受交易限额的控制,每日交易限额为1000元。
4、客户办理转账、汇款、缴费、消费支付业务时,若支付密码连续6次未验证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将冻结客户当日手机银行(短信)转账、汇款交易资格,次日自动解除冻结。手机银行(短信)交易资格冻结期间,不影响其他电子银行业务及柜面业务的办理。
5、客户办理消费支付业务时,每日交易限额为1000元。
6、客户办理缴费业务时,每日交易限额为1000元。
7、客户办理捐款业务,捐款账户可以是手机银行(短信)注册卡账户或者是手机机主本人的银行卡账户(手机机主姓名、身份证件号码以合作单位保留的信息为准),最低捐款金额为1元,每日最高捐款金额为500元。
(六)中国工商银行手机银行特服号码为移动:95588 联通:95588。客户办理消费支付和缴费业务时,在提供手机号码后,将接收到我行手机银行(短信)系统给客户发送的确认短信,客户根据我行短信的内容提示将该短信转发至95588,对该笔交易进行确认支付。办理其他业务时,客户可编辑特定格式的短信息发送至我行特服号码95588,编辑短信的具体格式参见中国工商银行网站上的手机银行(短信)业务指南。
手机银行(短信)业务操作说明可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网站查询。若客户在操作时忘记短信格式,可通过发送帮助指令“?”进行查询。
(七)中国工商银行手机银行(短信)业务提供24小时服务。
(八)客户可到中国工商银行营业网点办理手机银行(短信)业务的注册、修改默认支付卡、变更手机号码、重置支付密码、追加或删除注册卡、追加或取消对外转账功能、注销手机银行(短信)等业务,也可通过发送短信方式自助办理修改默认支付卡、修改支付密码、注销手机银行(短信)等业务。
(九)客户使用手机银行(短信)应按我行网站上的“资费公告”中的收费标准支付相关费用。
(十)通过注册手机号码及通过注册手机号码与支付密码办理的手机银行(短信)业务均视同客户本人所为,客户应对上述金融交易负责。为保障安全,客户应妥善保管手机和支付密码,若停用手机或手机不慎遗失,应及时到中国工商银行营业网点办理变更注册手机号码或注销手机银行(短信)手续,客户通过手机银行(短信)办理业务后,须将支付密码从手机上删除。同时建议将支付密码设为与网上银行支付密码不同的密码。
(一)关于中国高储蓄率问题的解释不尽相同
解释高储蓄率的主要观点有生命周期理论(Modigliani,1970,and Modigliani and Cao,2004),认为储蓄率会随着工作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的上升而提高。Chamon and Prasad(2010)指出,在中国城镇年轻家庭储蓄率要比中年家庭储蓄率更高,然而生命周期中的平滑消费原理则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另一种主流解释是,由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人们出于预防性储蓄动机而提高储蓄比率(Blanchard and Giavazzi,2005)。但是自从2003 年以来,中国养老金和公共医疗保障两个体系都得到较好地改善,居民储蓄率却依旧高居不下,这一点与预防性储蓄动机相矛盾。第三种解释是当前金融体系不够健全,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导致了高储蓄率。实际上,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相比之前有了较大程度的完善,但储蓄率却并没有下降,因此这一理论也与实际相悖。第四种解释则认为中国人储蓄节俭观念自古而来,长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根据Modig liani.Cao(2004)的研究,20 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人均储蓄率低于5%,自80 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储蓄率才开始稳步上升,因此这一理论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的问题。
此外,尚金伟、张晓波(2009)所做的调查显示,高居不下的房价也是导致储蓄率上升的原因之一。人们买房压力越来越大,而社会的普遍观念认为应该由男方承担购买婚房的责任,婚房由男性付款或者大部分由男性付款占了绝对比例,几乎无人认为结婚买房应该由女性全部付款。因此,男性结婚面临的巨大买房压力增强了男方储蓄的动机,生男的家庭比生女的家庭有着更高的储蓄率。这一观点得到了国家人口计生委培训交流中心、世纪佳缘网站联合发布《2012—2013中国男女婚恋观调查报告》关于婚前买房行为统计结果的支持。
(二)性别比例失衡是研究中国高储蓄率新的视角
2010 年2 月,美国媒体提出中国高储蓄率的动因是性别比例失衡,国内外一些学者也认为性别比例失衡与高储蓄率存在一定联系。Du and Wei(2010)建立世代交叠模型,假设每个人只能存活两期,婚姻只能发生在人们存活的第二期上,影响人们择偶的主要因素是情感,该因素在第一期是一个随机变量,仅能知道其分布,一旦进入第二期此因素便成为公共信息。影响择偶的第二个因素是财富水平,该水平则由人们第一期的储蓄率决定,因此,提高储蓄率是个人择得理想配偶的手段,男女的财富水平将直接影响他们在婚后家庭的地位。一方面,生有女儿的家庭因为未来配偶的高储蓄率可以选择较低储蓄率,但是这会削减女性在婚后家庭的地位,因而这类家庭并没有相应地减少储蓄率。另一方面,女性为了提高其在婚后家庭的地位也会提高自己的储蓄率。性别比例失衡导致两种结果的累积效应促使家庭储蓄率上升。
近年来中国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已是不争事实。根据《中国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70 后、80 后、90 后男女性别比例分别为206∶100,136∶100 和110∶100,导致三个年龄层次的非婚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2 315 万人。因此,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使得中国部分男性面临因找不到配偶而成为光棍的潜在危机,但是Angrist(2002)、Chiappori,Fortin and Lacroix(2002)认为性别比例失衡却有利于保障女性在择偶时的选择权。而男性为了提高择偶成功的概率不得不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从提高经济地位层面讲,男性必须提高自己的储蓄,以满足婚后夫妻消费需求。这一观点同样得到《2012—2013 中国男女婚恋观调查报告》数据支持,2012年中国不同年龄段女性择偶时对于男性的理想平均收入标准远高于男性对于女性的理想平均收入标准。
二、性别比失衡对储蓄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本文实证分析用到的主要变量有性别比、储蓄率和其他控制变量。可能影响储蓄率的有关因素有:扶养率(非就业人口/ 就业人口)、通货膨胀率、福利支出(福利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教育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GDP增长率。
资料来源:《2011中国统计年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
(二)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性别比失衡对储蓄率的影响
1.研究框架。本文数据来源于1990—2010 年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23 个省、4 个直辖市、5 个自治区,没有计入特别行政区的数据)的面板数据,利用时间固定效应、省份固定效应模型,以扶养率、GDP增长率、利率、通货膨胀率、福利支出和教育水平为控制变量来研究性别比失衡对储蓄率的影响。
根据本文问题设定以下数学模型:
其中,Yit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的储蓄率,Pit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的男女比,X′it表示控制变量的向量,具体包括通货膨胀率、抚养率、福利支出水平和教育水平。δi代表时间固定效应,τt代表截面固定效应。
实际建模过程中分为三个步骤。首先采用一般最小二乘法估计性别比和储蓄率的关系,然后逐步添加其他控制变量,最后考虑结合时间固定效应和截面固定效应来消除模型的偏误。模型最关键的是对 α 的估计,如果 α 大于零,则从实证角度说明男女性别比越高,居民储蓄率水平越高。
2.实证检验结果。采取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统计口径是为了丰富样本数据,提供证明两者关系可信的依据。由于纵向和横向的数据在统计方法上的不同会造成差异,可以利用STATA对面板数据异方差进行稳健标准误处理。用SPSS对储蓄率和性别比进行简单的回归,发现回归系数达到2.731,说明居民储蓄率水平和性别比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在稳健标准误下,采用以上三种方法检验,得出如下结果。
注:(1)括号中为相应变量系数的t值;(2)* 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3.结果分析。与简单OLS模型的估计结果相比,时间固定效应模型中,储蓄率对于性别比的弹性有所降低,由2.731降至2.125,即性别比每增加一个单位所带来的储蓄率上升幅度减小0.606。教育水平、抚养率和GDP增长率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不显著。其中,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对储蓄率的影响较为显著。
在考虑诸多控制变量的模型中加入时间固定效应,不仅有效提高模型的拟合程度,还提高了变量的显著性,对模型质量改进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上述模型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截面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在上页表2 第4 列中。利率、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均对储蓄率产生一定的影响。性别比每上升一个单位,储蓄率变化2.229 个单位。比较三种方法的估计结果,发现相对一元线性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时间固定效应模型而言,加入截面固定效应模型结论有所差异,其结论与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基本类似,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在相关变量系数的显著性上有所加强。综合分析可知,性别比无论在哪一种回归模型下都显示出对储蓄率有一定的影响,但不能完全解释储蓄率的变化,所选取的其他控制变量也对储蓄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调整性别比例以降低储蓄率的建议
性别比例失衡促致使储蓄率提高,如何缓解男女比例失衡、进而改善男女比例失衡以降低储蓄率是政府、学界关注的问题。
(一)加快经济发展,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基于中国农村老年人生活保障仍主要依赖子女提供的社会现实,国家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只有进一步在农村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才能更好地转变农村养儿防老传统观念,减少对女孩性别歧视,降低男女性别比例。
(二)完善生育政策,鼓励生育女孩
从长期看,消除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不断提高女童和女性的社会地位,才能弱化以至改变人们对生育的性别偏好,实现人口性别比例大体平衡,从根本上消除男女比例失衡。但是人们固化观念以及女性社会地位在短期内相对难以改变。为了缓解中国目前男女比例失衡问题,进而降低储蓄率促进经济发展,中国应当考虑为生育女儿的家庭提供一定的补助,鼓励人们生育女儿,并保证和优先照顾女童享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三)加强立法,严惩胎儿性别查堕行为
目前在中国管理体制中,片面强调对医疗方责任的追究,缺乏对怀孕人员的控制。政府应完善相关刑事责任条款,对于不具备行医资格进行从事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以及非法终止妊娠行为的,可以通过刑法所确定的非法行医罪以及破坏计划生育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另外,鉴于现代社会人员的流动性以及监控手段有限,政府因缺乏足够的人力物力进而无法进行有力查处,可建立行政举报奖励制度,公布举报的奖励条件并严格加以兑现。
(四)支持跨国婚姻,减缓男女婚配压力
摘 要 固定比例投资组合保险策略是一种简单易行的动态投资组合保险策略,本文在对CPPI简要概述的基础上,用上证180指数作为风险资产投资目标,模拟进行CPPI的投资,通过变动乘数和报低价值,进行投资绩效的比较,并与买入并持有策略比较。
关键词 固定比例投资组合保险 乘数 价值底线
一、引言
风险收益对应论认为:风险(以最小的风险)收益(创造最大的收益)对应论是投资管理的核心。为了实行风险收益对应管理,客观上要求投资管理人着力发展较低风险但却能获取较高收益的业务品种,使低风险或无风险的业务或者金融投资成为投资管理人为客户创造收益的基础。
在理论上,资产组合所面临的风险包括两大类,一类是非系统性风险,这类风险可以采用组合管理理论,通过分散投资加以分散;另一类是系统性风险,这类风险无法依靠组合管理来分散,而需要通过投资组合保险策略来消除。运用投资组合保险策略,可保障投资组合之价值在一定额度内不受侵蚀,并消弭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以规避下方风险,并参与股市增值利益,但是该保险是以放弃部分向上捕获率为代价的。
二、CPPI策略概述
固定比例投资组合保险策略是由Fisher Black 和 Robert Jones 在1987年提出的。CPPI策略的基本思想是让投资者根据个人对收益的要求程度和对风险的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参数,通过动态调整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的组合比例,保证无风险资产的损失额不超过投资者的承受能力。
固定比例投资组合保险策略的原理可以用下列模型加以说明:
假设t时点的风险资产价值为: ,此处, =应投资于主动性资产的仓位,即风险暴漏;m=乘数,由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决定,通常m大于1; =资产总额; =要保额度,即价值底线; =缓冲垫。
在运用CPPI策略时,首先在投资期初,投资者根据自身风险偏好的承担能力,设定最低要保额度 ,并决定乘数m的大小。其中,m一经确定便不再更改,而要保额度 在 基础上以固定无风险利率增长,即 ,t为该时点距离投资期初的天数。由上述公式决定了主动性资产部位后,其与总资产的差额便是应配置在无风险资产的部位。随着时间推移,总资产价值发生变化,需要对主动性资产和保留性资产进行动态调整。在整个保险期内任何时刻,CPPI策略通过动态资产调整,确保总资产不跌破要保额度 ,从而实现保险目标。
在CPPI策略中,乘数和要保额度的选择是关系到策略表现的重要因素,也是考察投资管理人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关键。
三、CPPI的应用
(一)参数选取
价值底线的选取,即将所保证的本金总额(即资产总值)按无风险收益率与投资期限的长度进行折现而得出。为提高投资的安全性,可以适当提高价值底线,但此时却牺牲了一定的随股市上涨能力。这里分别取价值底线为初始投资额度的100%和90%。
乘数的选取,即乘数必须大于1。乘数越小,投资组合价值在来不及做出调整的情况下跌破价值底线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在市场低迷时适当降低乘数可以有效提高投资安全性,反之则可以适当放大乘数以更好地获利。本文在这里为了比较,分别取m为3和6。
资产调整方法的选取。理论上投资组合保险策略要达到完美的效果,应采取连续调整的方法,但在实务上却无法做到这一点,选择调整方法时,应避免过于频繁的交易以控制交易成本,同时也要注意保险的能力。比较适宜的调整方法有:每周调整,股价指数波动幅度达到一定程度(如3%或5%)时调整。本文在这里选择每周调整资产组合。
(二)操作过程的假设
为简便起见,在模拟的投资操作过程中,遵循以下假设:
1.所选择的风险资产的价值可由上证180来反映。
2.无风险资产能够稳定地获得无风险收益。
3.所有的股票交易都能顺利完成。
4.不考虑交易费用。
(三)投资期间的选择
理论上,市场指数下跌时,CPPI策略能限制损失;市场指数上扬时,该策略能让投资者分享市场上升所带来的盈利。为了观察实践中能否有这种效果,根据上证180指数的走势,选取2007年和2008年两个时期分别作为股票上涨和股票下跌的两个时期进行投资操作。这两个时期的无风险利率分别为3.06%和4.14%。
(四)动态调整过程
在以上假设和选定的各种相关参数基础上,根据CPPI策略的操作流程进行投资操作,下面给出具体的操作过程。假设最初的总资产为100单位。
以2007年前两期数据,m=3,保险额度为100单位为例。
2007年的无风险收益率r-3.06%,股票买/卖这一栏数据中正数表示买入,负数表示卖出。在第一个调整日期,最初资产 =100;价值底线用公式 确定,其中100为保险额度,T等于最后一个调整日期与第一个调整日期之间的日历天数除以365;再依据CPPI策略的风险资产确定公式将资产分为股票( )与无风险资产( )两部分。从第二个调整日开始, ,其中 等于当前调整日期与上一个调整日期之间的日历天数除以365; ; ,其中乘数m=3, ,股票的买/卖= 。在 最后一个调整日期,只计算总资产的值。最后得出在2007-12-28时,总资产价值为130.6个单位。
B&H表示买入并持有策略下的投资成果,在实证研究上,B&H策略通常是拿来与其它的投资组合保险策略做比较只用。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将B&H策略设计为期初全额购买风险性资产并一直持有至期末,同时将期末时的资产价值与CPPI策略进行比较。
(五)实证分析
1.时期的比较分析。从二个不同时期的绩效比较图可以明显看出,在不考虑交易成本时,当行情处在多头时期,B&H策略表现最好,CPPI策略同样可以取得较好的收益,尤其是当保险值取90单位,m=6时的绩效可以达到与B&H策略类似的绩效。当市场处于空头时期,B&H策略表现最差,而CPPI策略表现较好,能够将损失锁定在最初制定的范围内,从而都达到了保障最低保险值的目的。
2.最低保险值的比较分析。当市场处于多头时期时,最低保险值为90时的效果要优于最低保险值为100时的效果,当市场处于空头时期时,则相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CPPI策略中保险价值越低,期初投资于风险资产的数额越大,这样在同样风险乘数的情况下,风险资产的变动也会越大,当市场处于多头时,就越能捕捉住盈利的机会,而当市场处在空头时期时,遭受的损失也越大。相反,当最低保险值取值较高时,风险资产的变动额相对少,故总体绩效表现就相对稳定。
3.乘数的比较分析。通过分析风险乘数的表现,可以看出不同的风险乘数表现出“一边倒”的迹象,即当市场处于多头行情时,风险乘数越高,CPPI策略绩效表现就越好;当市场处于空头行情时,风险乘数越高,CPPI策略绩效表现就越差。这主要是因为,风险乘数越高,投资于风险资产的数额即变动额越大,与最低保险值的道理一样,在多头时盈利增加,在空头市损失加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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