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在证券交易制度(推荐8篇)
证券交易制度是对证券市场上证券的买卖流程的一种描述,一般包括买卖双方在交易过程的作用、交易中介的组成和作用、交易价格的形成、交易的交割和结算、交易系统的组成和作用等内容。在学术层面上,证券交易制度分为指令驱动制度和报价驱动制度。而报价驱动制度中,做市商制度是比较重要的制度。
1、指令驱动制度
指令驱动制度,指证券交易价格由买方订单和卖方订单共同驱动,市场交易中心以买卖双向价格为基准进行撮合。指令驱动机制本质上是竞价机制,证券买卖双方能在同一市场上公开竞价,充分表达自己的投资意愿,直到双方都认为已经得到满意合理的价格,撮合才会成交。在指令驱动制度中,价格的形成是以买卖双方的竞价指令为基础,由交易系统自动生成的,买卖不需要中间方。
2、报价驱动制度
(1)做市商制度
做市商制度是一种市场交易制度,由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的法人充当做市商,不断地向投资者提供买卖价格,并按其提供的价格接受投资者的`买卖要求,以其自有资金和证券与投资者进行交易,从而为市场提供即时性和流动性,并通过买卖价差实现一定利润。简单说就是:报出价格,并能按这个价格买入或卖出。
按照是否具备竞争性的特点,做市商制度存在两种类型:垄断型的做市商制度和竞争型的做市商制度。
做市商制度的特点有:提高流动性,增强市场吸引力、有效稳定市场,促进市场平衡运行、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校正买卖指令不均衡现象、抑制价格操纵。
(2)指令驱动制度
指令驱动制度指证券交易价格由买方订单和卖方订单共同驱动,市场交易中心以买卖双向价格为基准进行撮合。指令驱动机制本质上是竞价机制,证券买卖双方能在同一市场上公开竞价,充分表达自己的投资意愿,直到双方都认为已经得到满意合理的价格,撮合才会成交。在指令驱动制度中,价格的形成是以买卖双方的竞价指令为基础,由交易系统自动生成的,买卖不需要中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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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制度是对证券市场上证券的买卖流程的一种描述,一般包括买卖双方在交易过程的作用、交易中介的组成和作用、交易价格的形成、交易的交割和结算、交易系统的组成和作用等内容。在学术层面上,证券交易制度分为指令驱动制度和报价驱动制度。而报价驱动制度中,做市商制度是比较重要的制度。
1、指令驱动制度
指令驱动制度,指证券交易价格由买方订单和卖方订单共同驱动,市场交易中心以买卖双向价格为基准进行撮合。指令驱动机制本质上是竞价机制,证券买卖双方能在同一市场上公开竞价,充分表达自己的投资意愿,直到双方都认为已经得到满意合理的价格,撮合才会成交。在指令驱动制度中,价格的形成是以买卖双方的竞价指令为基础,由交易系统自动生成的,买卖不需要中间方。
2、报价驱动制度
(1)做市商制度
做市商制度是一种市场交易制度,由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的法人充当做市商,不断地向投资者提供买卖价格,并按其提供的价格接受投资者的买卖要求,以其自有资金和证券与投资者进行交易,从而为市场提供即时性和流动性,并通过买卖价差实现一定利润。简单说就是:报出价格,并能按这个价格买入或卖出。
按照是否具备竞争性的特点,做市商制度存在两种类型:垄断型的做市商制度和竞争型的做市商制度。
做市商制度的特点有:提高流动性,增强市场吸引力、有效稳定市场,促进市场平衡运行、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校正买卖指令不均衡现象、抑制价格操纵。
(2)指令驱动制度
指令驱动制度指证券交易价格由买方订单和卖方订单共同驱动,市场交易中心以买卖双向价格为基准进行撮合。指令驱动机制本质上是竞价机制,证券买卖双方能在同一市场上公开竞价,充分表达自己的投资意愿,直到双方都认为已经得到满意合理的价格,撮合才会成交。在指令驱动制度中,价格的形成是以买卖双方的竞价指令为基础,由交易系统自动生成的,买卖不需要中间方。
目前,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单向征收证券交易税方式。我国的税率与国际上相比较高,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一方面西方国家逐步建立了以所得税为主的证券税收体系,通过对证券投资所得而不是针对交易这一环节征税来调控证券市场。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外证券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刺激市场,提高本国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多数国家将证券交易(印花)税逐渐下调,直至取消。
(一)证券交易印花税调整对我国股市短期影响明显。2007年5月30日,财政部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0.1%调整为0.3%。受此消息影响,沪指几日之内由4 300点暴跌至3 400点,数千个股连续跌停。2008年4月24日,财政部回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至0.1%,次日上证指数涨幅达9.28%。同年9月18日,财政部又将印花税改为单边征收,当日两市A股全线涨停报收。
(二)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财政税收职能逐渐凸显。根据最初财政部关于改变印花税预算级次问题的有关文件规定,“印花税收入全部划归地方财政,作为地方预算固定收入,中央财政不参与分成”。随着证券市场不断升温,交易金额不断扩大,中央政府开始调整与地方的分配比例。以1994年1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为标志,正式将“证券交易税”定为中央与地方各按50%的比例共享,此后经过多次不断调整,最终于2002年将证券交易印花税分享比例调整为中央97%、地方3%,并沿用至今。以“小税种”著称的印花税创造的财政收入在逐年大幅增加。可见,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的产生与我国多年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的特殊性有着密切联系。
二、我国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税制法律依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法规的有关规定,印花税税目中并没有包括股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中也没有作出具体规定。1992年《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中国家税务局和国家体改委以部门法规的形式规定“股份制试点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因购买、继承、赠与所书立的股权转让书据,均依书立时证券市场当日实际成交价格计算的金额,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3‰的税率缴纳印花税。”然而股票的交割在实行集中托管和无纸化交易以后,既无有形书据,也无法计算贴花,“印花税”名不副实,显得牵强附会。
(二)税制功能定位不清。由于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还没有开征证券交易税和证券交易所得税税种,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在发挥着证券交易税和部分证券交易所得税的作用,实际上成为了一种交易行为税,其作为印花税加强凭证的管理,促进经济行为规范化的作用并不能实际体现。我国目前将证券交易印花税作为调节证券市场的手段,即俗称的“政策救市”和“挤泡沫”,但数次税率调整的实际效果显示,印花税并不能改变证券市场基本面和影响证券市场长期走势。实证研究也表明,证券交易税对交易量不能产生重大影响、证券交易税会影响证券短期价格、调整证券交易税对股市长期价格影响非常有限。
(三)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偏高。从国际上来看,发达国家出于资本流动性的考虑,大部分已经停征了证券交易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虽然普遍征收证券交易税,但税率水平较低,大部分都低于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过高已成为制约我国证券市场快速发展的一个因素。
(四)证券交易印花税立法税基选择较窄。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征收只是对二级市场上的股票(A股、B股)交易和非上市流通股的转让过户征税,对国债、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交易免征印花税,对经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决定或批准进行的国有(含国有控股)企业改组改制而发生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无偿转让行为,暂不征收印花税,对发行和认购环节也不征收印花税。因此,我国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立法在征收税基的选择上主要限定在流通股的转让方面,征税范围狭窄不仅造成了税款的流失,而且增加了不正当竞争的机会和途径,有损税负公平,不利于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
三、改进建议
(一)制定行政法规层级的《证券交易税管理条例》,以证券交易税取代证券交易印花税。我国目前证券交易印花税征缴与法律依据的背离,使得证券交易印花税与其印花税的法律本质意义相去甚远,既不利于我国证券税收法律体制的完善与规范,也不利于证券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和对外开放。提高证券交易税的法律层级,同时明确开征、废止、变动该税种的实体要件和法律程序,有利于理顺法律关系,促进我国税制改革法治化。
(二)降低证券交易税征收税率并拓宽证券交易税征收税基。随着国内外资本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各国为降低交易成本,刺激市场,纷纷下调税率。我国也应逐步降低证券交易税税率,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市场,从而保持证券市场长期发展的动力。无论是从市场投资者的认同度,还是从改革的可行性上,对证券交易税征收税率的改革都是符合当前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的。另外,投资者对税基的敏感程度远没有其对税率和征收方式调整的敏感程度强,因此为了部分抵消因整体税率下调而导致的财政收入的减少趋势,可以根据金融市场的发展对证券交易税的税基进行一定程度的拓展,对债券、基金、期货、金融衍生品等交易产品适度征税,对发行和认购环节设点征收,这既可实现税负公平,也可推动各种交易品种的均衡发展。
关键词:信用交易;证券市场;建议
一、关于信用交易基本制度
(一)信用交易
所谓信用交易又称为“保证金交易”(Margin Trading)或“垫头交易”,证券信用交易的基本制度包括:
第一、保证金制度。当客户自有款券不足时,客户向券商融资融券。券商向客户融资融券的具体额度,由保证金的比例决定。
第二、“券商授信”模式制度。当券商的款券不足时,券商向其他机构借贷。
第三、“券商授信”比例制度。不论采取何种券商授信模式,券商授信的比例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二、信用交易对证券市场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逐步走向完善,而信用交易也由之前的创新业务逐渐转变为市场常规的交易活动。作为与现货交易完全不同的一种交易方式,信用交易在证券市场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其产生的积极作用也显而易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证券市场参与者而言,信用交易能使之实现多赢
首先,对于证券市场的主体--证券投资者来讲,信用交易不仅可以为投资者增加更多的投资机会和投资形式,还提供了规避风险的手段。信用交易推出后,投资者不仅可以在看涨时“做多”获利,在看跌行情时,则可通过“做空”来获利,还可以利用“股票现货持仓+卖空”的“保险组合策略”来锁定已得的投资收益或以此减少损失。可以说信用交易结束了“只有在股价上涨时才能获利”的单一投资模式。另外,信用交易特有的杠杆效应可以扩大投资者的盈利能力。信用交易实现了“以小博大”的投资效果,即投资者可以用较少的资金筹码获取到较大投资收益。
其次,对于证券市场的经纪商--证券公司来讲,信用交易现已成为券商盈利模式中的又一“发动机”。在没有推出信用交易时,券商的经纪业务比较单一化,收入来源主要就是传统的经纪业务交易佣金。而信用交易普遍后,使得证券市场的资金更为充裕,交易更加活跃,券商从而获得了更多的佣金收入。另外,信用交易在一定程度上盘活了券商的自有资产。券商可以用自营证券和自有资金参与融券融资业务,以获得利息收入,从而优化了公司的资产结构。
最后,对于证券市场的第三方--银行而言,众所周知,我国银行体系信贷资金相当充裕,当信用交易制度引入后,银行信贷资金可介入证券市场,运用到转融通业务中。运营渠道的创新,不仅改善和优化了银行的资产结构,也为银行培育了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了银行信贷资金的运作效率。
(二)信用交易制度有利于我国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我国的传统的单边“做多”的交易规则,即投资者只有在股价上涨的时候才能获利,极易引起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信用交易制度中特有的“做空”机制,可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证券市场长期以来的“单边市”状况,促使我国的证券交易机制平衡发展。而对于投资者而言,则可通过“看涨融资买进,看跌融券卖出”的方式获利,即可促使股票价格逐步走向合理化。所以说,证券信用交易制度可以促使我国的证券交易机制逐渐趋于成熟。
2、信用交易制度为恢复我国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职能奠定了良好的资金基础。首先,信用交易制度中的保证金制度,可使场内存量资金有效放大,从而增加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其次,信用交易中的转融通,让银行的信贷资金合规的进入了证券市场,从而为证券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打开了资金流通渠道。银行信贷资金的流入使证券市场规模扩大,即给证券市场扩容,以及新股发行提供了资金条件,进而有利于恢复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
3、信用交易制度有利于政府对证券市场进行市场化监管。在我国,证券市场被广大投资者称为“政策市”,管理部门对证券市场的监管缺乏市场手段。而信用交易制度中设定的“融资融券比例”则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市场化监管手段。合理调节融资融券比例关系,可控制投机风险,促进证券交易的顺利进行和证券价格的稳定,从而使得证券市场的供需平衡,其发展也更趋于市场化。
三、信用交易对证券市场的负面影响
(一)信用交易有可能引起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和违规交易
投资者利用信用交易的杠杆效应扩大了投资收益,以小博大,在利益的驱使下就难免有一些人通过融资融券交易进行过度投机,从长远角度讲,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融资融券标的证券范围有限,流通量有限,当市场缺乏有效监管时很容易出现人为的操纵证券价格和内幕交易,出现违法违规的交易行为,而破坏了整个证券市场正常的交易秩序。
(二)信用交易制度在一些方面增加了证券市场的风险
1、信用交易增加了投资者的投资风险。收益与风险是呈正比例关系的,信用交易的杠杆效应在给投资者带了更多收益的同时也加剧了其亏损的风险。
2、信用交易使券商面临着更大的信用风险。在信用交易制度下,不仅投资者面临着已扩大的投资风险,券商也承担着更大的信用风险。如果标的证券的价格朝着不利于投资者的方向波动,投资者就会出现较大的亏损,而当亏损达到一定程度,超出投资者可承受能力范围时,券商将面临着客户违约的风险。尽管融资融券业务规则要求投资者必须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使其维持担保比例达到一定得安全范围,但当投资者的维持担保比例达到安全值之下时,客户缴纳的保证金只占总资产的一小部分,即使券商强制平仓处理担保物也不能完全弥补券商融出的资产时,就会产生爆仓等信用风险。
3、信用交易规模和集中度失控可能会引发流动性风险。在监管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有些券商会为了争取到更多的客户、获取更多利润收入而违规开展信用业务,比如提高授信比例、扩大融资标的范围等,这些行为就会使信用交易业务的规模过大、集中度失控,很可能引发流动性风险。
四、对完善证券市场信用交易制度的几点建议
为了更好地利用信用交易机制促使证券市场的和谐发展,也能更大范围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逐渐的完善信用交易制度:
(一)完善信用交易管理制度,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评级机构
投资者和券商之间良好的信用关系对保证信用交易的顺利进行和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券商为投资者开通信用交易权限以及为投资者分配授信额度,都会以其“是否达到一定的信用等级”为先决条件和重要参考指标。如果能建立统一的“金融系统投资者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券商即可直观的选择到信用条件优良的客户资源,降低信用风险。同样,对于投资者而言,选择券商进行信用交易,也会考虑券商的信用等级,比如服务水平、业务规范程度、行业排名等都是投资者是否选择进行信用交易的重要参考因素。
(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正确的投资决策,必然建立在有效充分的获取信息的前提下。完善和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可使市场增加公开性和有效性。公开发布融资融券标的证券名单及融资比例、担保证券名单及比例等交易相关的信息,尽可能避免因信息公开不到位而造成的投资者损益不均等现象。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可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及时、全面和有效的信息平台,营造出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环境,避免投资者因信息缺失造成盲目投资,从而形成非理性的市场波动和不必要的损失。所以说,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对于我国证券市场协调发展以及完善信用交易机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对信用交易应加强监管
一方面,针对申请开展信用交易业务的券商,应实行严格的资格认证程序。可在券商信用等级、净资产、内部治理架构等方面设定一定标准,只有信用等级高、资本实力雄厚、内部治理架构规范的券商才准许开展信用交易业务,以避免因风险控制不当、违规操作、客户违约等情形而紊乱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应继续完善信用交易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相应的监管部门。可多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的信用交易法律法规的设定,以及监管部门组织结构的规划,以弥补我国证券市场中存在的不足和漏洞。最后,对于信用交易可实行严格的账户分类管理制度,券商开展信用交易业务,需将获得的担保证券和担保资金与其他业务的证券和资金分开管理。信用交易业务应设立独立部门,专门管理。另外要设置防火墙制度,将信用交易业务与其他业务分离,券商应严格规范业务操作流程,强化内部监控体制,保护好投资者利益,维护好市场的正常发展秩序。
参考文献:
[1]陈文海,刘琪琦.《融资融券业务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分析》[J]现代商业.2013.
[2]马君潞,李学峰.《投资学》[J],科学出版社,2007.
[3]胡英来,孙雪洋.《我国证券市场信用交易制度邹议》[J],商场现代化,2007.
王玉玺
一、我国融资融券交易的所涉及的法律关系
融资融券业务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十分复杂,一个交易指令包含三层法律关系,即证券买卖关系、借贷关系、担保关系。与普通买卖一样,融资融券交易也是一种商品买卖,其买卖的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即证券。客户委托作为证券经销商的证券公司为其买卖证券,证券公司为客户申报,成交以后以结算参与人的名义参与登记结算公司组织的清算、交割。[1]客户向证券公司借贷资金或者证券而在客户与证券公司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在融资交易中,客户向证券公司购买证券,客户仅实际支付部分资金,剩余资金在证券交易结束后由证券公司代客户垫付,客户向证券公司提供担保;在融券交易中,客户向证券公司借入证券,不支付价款而只提供担保。由此,在客户与证券公司之间形成借贷关系,证券公司为债权人,客户为债务人。融资融券交易扩大了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风险,证券公司必须要求客户提供相应的担保以控制风险,担保关系在融资融券交易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第24条规定证券公司向客户融资、融券,应当向客户收取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保证金可以证券充抵。第25条规定证券公司应当将收取的保证金以及客户融资买入的全部证券和融券卖出所得全部价款,分别存放在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和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资金账户,作为对该客户融资融券所生债权的担保物。第26条规定证券公司应当逐日计算客户交存的担保物价值与其所欠债务的比例。当该比例低于最低维持担保比例时,应当通知客户在一定的期限内补交差额。客户未能按期交足差额或者到期未偿还债务的,证券公司应当立即按照约定处分其担保物。由此可见,在融资融券交易中,投资者除了事先必需缴纳一定数量资金(或者以证券折价)之外,其还必须为债务向证券公司提供担保,融资所买入证券和融券所卖出的资金都必须作为担保物,分别存放在以证券公司的名义开立的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和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资金账户,以确保证券公司债权的实现,从而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担保关系。当客户担保物的价值与客户的债务低于固定比例时,证券公司通知客户向其补交差额,作为追加保证金,否则证券公司为控制风险可以强制平仓,即处分担保物。
二、我国融资融券交易债券担保制度的法律困境
(1)让与担保制度在我国《物权法》中缺位
由《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14条、24条、25条、26条对担保制度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融资融券交易突破了我国《物权法》对担保制度的规定框架,充分借鉴美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先进制度,创造性的引入了学理上的让与担保制度这一非典型担保制度。让与担保是大陆法系国家经由学说引导,判例确定其合法性而发展起来的由习惯法加以调整的非典型的担保方式。[2]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担保债务人的债务,将担保标的物的权利转移于债权人,于债务清偿后,标的物应返还于债务人或第三人,于债务不履行时,担保权人可就该标的物优先受偿的权利。[3]在美国、日本、香港等很多国家和地区确立了让与担保制度,因而在证券信用交易中让与担保不存在法律障碍,而我国《物权法》中只规定了保证、质押、抵押、留置和定金,对让与担保制度的规定尚属空白,根据《物权法》第5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此属物权法定原则,即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必须由法律规定,而不得由当事人任意约定。因此,融资融券交易中让与担保属于物权法规定之外的一种担保方式,违反物权法定原则,不可避免的陷入了法律困境。
《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第26条规定:“客户未能按期交足差额或者到期未偿还债务的,证券公司应当立即按照约定处分其担保物。”此项规定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流质契约。所谓流质契约,又称绝押契约,是指当事人双方在设立抵押或质押时,在担保合同中规定,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而担保权人尚未受清偿时,担保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4]我国《物权法》对流质条款作了禁止性规定,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债权人趁债务人之危牟取暴利,从而更好的保护债务人的利益。而我国融资融券交易中,投资者担保证券账户内的证券和担保资金内的资金作为担保物,其处分权有条件的转移给了券商,当客户未能按期交足差额或者到期未偿还债务时,券商可以强制平仓,处分担保物。这与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直接将担保物转移给债权人没有本质区别,所以,让与担保实际上是虚伪表示、规避流质条款的规定,与我国现有法律禁止流质条款的规定相悖。
(2)股票作为担保物与《担保法》相冲突
我国《担保法》规定股票作为担保物只能采用质押的担保方式,并且不发生所有权的转移。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第25条、26条的规定可知,融资融券交易让与担保的担保物可以是股票,在以股票为担保物时,该股票存放在以证券公司名义开立的担保物账户内,所有权转移给证券公司。[5]另外,《担保法》第78条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股票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可以转让。出质人转让股票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或者向与质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由此得出,股票质押必须到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否则质押不生效。在我国融资融券交易让与担保中,股票作为担保物不需履行登记手续,只需要交付担保即生效。当客户未能按期交足差额或者到期未偿还债务时,证券公司强制平仓处分担保物。这些做法都与《担保法》的相关规定背道而驰。根据《立法法》第79条之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在规范我国融资融券交易时,很可能由于其与《物权法》、《担保法》等上位法相抵触而归于无效,致使法院在审理融资融券具体案件时对选择如何适用法律陷入困境。
三、我国融资融券交易中信托关系的法律困境解除的对策
(1)引入让与担保制度
担保制度是我国融资融券交易中的核心制度之一,它不仅关系到证券公司债权实现的可能性,而且关系到证券市场的整体性风险防范及金融市场的稳定。让与担保制度是一种设计高效、便捷的、符合融资融券交易的特点和规律的担保方式,是我国融资融券交易中的最合适的担保方式,相对于传统的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其生命力在于:有利于兼顾效率和安全,平衡担保权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有利于充分发挥担保物的效用,促进资金融通,有利于简便担保手续和操作环节,降低担保成本。[6]但是由于缺乏上位法的支持,其合法性备受质疑。法律制度必须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实践需要相适应,社会的变更、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法律制度的巨大变革。在融资融券交易已经正式推出的今天,针对让与担保制度面临的法律困境,修改《物权法》和《担保法》中的担保制度成为必然选择。在《物权法》中新增让与担保的规定并明确让与担保的主要内容,修改《担保法》中股票质押的规定,扫除我国融资融券交易担保制度的法律障碍。目前我国法学界对让与担保制度能否与抵押、质押、留置等担保制度并列而成为一种新型的典型担保物权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分别是以梁慧星教授为代表的肯定说和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否定说。如果让与担保制度涉及众多理论和立法争议,不适合在《物权法》中直接引入让与担保制度,我们可以选择在《物权法》中对融资融券的担保制度作出特别规定,为其适用留下法律空间,再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让与担保加以确定。
(2)建立最高额质押制度
通过对现行融资融券规定担保机制的解构,立足我国立法和司法的本土资源,可发现我国并不乏合适的担保机制――最高额质押(《物权法》第222条)。()依据该构造在融资融券交易中投资者和证券机构就融资或融券达成最高额质押协议,利用融资购买之券或者融券出卖所得之资质押担保证券公司债权实现。其中最高额是指由初始保证金额和保证金比例所决定的证券公司最高授信额度。在实际操作中,当特定账户价值低于约定或法定最低担保维持比例时,质押权人可要求投资者追缴保证金;若投资者不能按照要求提供,则可以处分担保品并从中优先受偿。以最高额质押为基础构建融资融券担保机制不仅可行,而且必要。[7]
四、结论
“减负”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字眼,其原本的目的无疑是好的,但最近似乎有点“变质”了!看看开学的时候“书城”的火暴生意就
可以知道了,原因很简单:学校响应教委的号召,为了减轻学生的负 担而少买了一些辅导书,而相对的考试题目却一年比一年难、一次比 一次刁,造成了学生不得不自己挤出时间去购置辅导书。这种“减负” 实在是太可笑了!好象减去的是学校的负。真不知道那些所谓的教育 家和考试命题者是否“脑袋里有些贵恙”!?
为什么现在申请出国读书的人那么多、并且越来越低龄化?原因
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教育制度的极不合理!!知识内容的陈旧、教学方式的落后都是这“极不合理”的体现方式。比如:现在已经是
21世纪了,不懂电脑知识可以说是“半文盲”,于是各中小学都纷纷 开出了电脑课程。可是再看看教材,教的是“DOS ”“WINDOWS3.1” “WINDOWS95 ”!天哪,在IT的发展速度以六个月更新一次(有可 能更快)的时代还在教5-10年以前的东西!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这样一来人才外流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人历来有“浪费”的陋习,(虽然我们常口口声声说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才浪费、资源浪费、时间浪费的情形几乎处处可见。现在的教育制 度也可以说是在浪费,它浪费的是国家的资金和青少年的宝贵青春!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刻不容缓!并且不是象“变质”了的“减负” 那样的形式主义!再次重申:这关系到中国的未来!
(一)信用交易模式选择
国际比较研究表明,证券信用交易具有双重性,因不同国家及地区证券市场完善程度的差异,对证券市场发展具有不同的作用?笔者认为,我国不宜采用证券金融公司主导的集中信用模式作为过渡型制度模式,而是应吸收市场化模式和专业化模式的优点,在把市场化信用交易模式作为总体目标的前提下,将证券公司融资融券许可证制度作为过渡模式,严格规定股票信用交易主体的市场准入条件,只有符合规定条件的创新类证券公司才有资格申请从事融资融券业务,同时要建立信用交易资信评估制度,使证券公司增强风险意识,建立健全风险控制机制,谨慎选择客户,防范违约风险和操作风险,有效承担信用交易中介功能?
(二)证券资格认定
由于不同股票的质量和价格波动性差异很大,并直接影响到信用交易的风险水平,并不是所有的股票都适合做融资融券交易,需要对其进行资格认定?资格认定权应归属证券交易所,应根据股票的市场表现和上市公司的情况随时修订具有融资融券资格的股票名单,现阶段可以上证50?深证100成分股及挂牌基金作为融资品种?
(三)证券公司信用额度管理
除依《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要求证券公司最近6个月净资本均在12亿元以上外,笔者认为,应通过资本净值比例管理加强对证券公司的信用额度管理,规定证券公司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为8%,对投资者融资融券的总额与其资本净值的最高倍率不得超过200%,在单个证券上的融资和融券额分别不得超过其资本净值的10%和5%?
(四)市场整体信用额度管理
对市场整体信用额度的管理包括对融资保证金比率和融券保证金比率的动态管理两个方面?借鉴台湾的经验,证券公司在融入资金购买证券时,必须缴纳60%的保证金,并把购得证券交给商业银行做抵押?当证券价格下跌导致保证金比率低于60%时,商业银行将停止向该证券公司继续融资;当保证金比率低于30%时,商业银行将通知证券公司补交保证金,否则将强行卖出抵押证券?担保证券的`折扣率与证券的类型有关,政府债券可按10%计算,上市股票应按30%计算?融券保证金比率也包括最低初始保证金比率和常规维持率,可分别定为70%和30%,其含义与融资保证金的最低初始比率和常规比率一致?
(五)单只证券信用额度管理
为防止股票被过度融资融券而导致风险增加,应限制单只股票的信用交易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规定当一只股票的融资融券额达到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5%时,交易所应停止融资买进或融券卖出,当比率下降到18%以下时再恢复交易;当融券额已超过融资额时,也应停止融券交易,直到恢复平衡后再重新开始交易?
(六)投资者信用额度管理
首先,规定最低保证金,设定投资者进入证券信用交易的门槛,只允许具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及资信能力的投资者开设信用账户从事证券信用交易,并根据投资者的资信状况设立不同等级的交易限额?其次,考虑到期限过短可能会加大交易的投机性,造成市场的大幅波动,而期限太长又会加剧证券市场的风险,建议以一个季度为期限选择股票信用交易合约?再次,建立股票信用交易担保制度?客户在申请融资时,除了按规定向证券公司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外,还要以融资买进的全部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抵押;同样,在融券时,应按规定的比率向证券公司缴纳一定的保证金,要以融券卖出的全部价款作为担保品进行抵押,以预防可能的未来风险?此外,建立信用交易的资信评估制度?资信评估机构将把信用账户分为良好?预警?恶化三种状态,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信用交易主体的资信等级?这是准确评价交易主体的资信状况,授予证券公司信用交易业务的资格和对投资者进行融资融券的重要依据,以此实现证券信用交易风险的动态控制?
(七)抵押证券的存管
投资者交付证券公司的资金和证券都是对证券公司的担保物,证券公司应将其分别存入以自己的名义在商业银行开立的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资金账户和在登记结算公司开立的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保证在第三方机构的有效监控下安全运行?
(八)证券信用交易的监管
考虑到证券信用交易制度的建立及其效用的有效发挥是以市场预期机制的形成为前提的,没有一个合理和有效的预期机制,做空机制可能对市场的正常运行起破坏作用或紊乱作用?要形成有效的预期机制,必须从整体上推进我国证券市场制度的创新,制定与新《证券法》相配套的证券信用交易实时控制规则和业务操作规范文件,使制度约束成为市场运行的常量而非变量?此外,由于市场波动与保证金比例呈同方向变化,保证金比率在证券信用交易中具有杠杆效应,对保证金比例的调控应成为我国证券信用交易监管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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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12月和1991年6月,上海和深圳相继成立了证券交易所,开启了新中国证券市场的先河。10多年来,证券市场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激起广大投资者的投资热情。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证券市场迅速发展。截止2008年06月20日,中国证券市场拥有上市公司1587家,总市值达178035.1亿人民币,沪深两市共有A股账户11, 605.26万户,B股账户238.24万户。证券市场曾经一度被一些投资者视为发财致富的沃土。但正如一位西方哲学家所言,“最肥沃的土壤最容易滋生莠草”。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着先天体制的缺陷、法制的不健全、投资者法律意识的淡漠等原因,产生了许多争议。尤其是最近几年,证券市场因内幕交易、信息披露不实导致投资者索赔的案件逐渐增多。我国证券市场上的种种不法行为,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的正常发展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正确处理各种证券纠纷,建立一套公正、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是保证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和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必要前提。在这一背景下,作为证券纠纷替代性解决方式的证券仲裁进入人们的视线。
二、仲裁解决证券纠纷的优越性
与诉讼相比,采用仲裁方式解决证券纠纷具有许多优越性,具体表现在:
1. 证券仲裁的快捷性
证券仲裁比证券诉讼能更加迅速及时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在纳斯达克证券市场,处理一个证券仲裁只需要9-12个月的时间。在美国,民事诉讼实行三审终审制,解决一个证券争议所花费的时间,远远长于仲裁的时间。如果争议久拖不决,则双方当事人要为此支付额外的成本。尤其是证券市场行情瞬息万变,争议拖得越久,可能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就越大。
2. 证券仲裁的经济性
仲裁程序比诉讼程序简单,使得仲裁的直接成本往往低于诉讼的直接成本。在证券仲裁最流行的美国,1989年Deloitte Haskins&Sells会计师事务所受纽约证券交易所委托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证券仲裁的平均费用比证券诉讼低12, 000美元,主要是因为仲裁程序免除了诉讼程序中有关开庭前审理的各项费用。
3. 证券仲裁的灵活性
在证券仲裁中,当事人有选择仲裁员的自由,因此,当事人一般选择熟悉证券知识的仲裁员进行仲裁。当事人也有选择仲裁程序的自由,在仲裁中,仲裁员不仅可以依据法律,而且还可以依据证券业自律组织的规则、行业惯例或公平合理的原则审理案件。而在诉讼中,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官和诉讼程序的自由,并且法官必须根据法律审理案件。证券仲裁具有的灵活性是证券诉讼无法比拟的。
正是由于证券仲裁相比诉讼在解决证券纠纷方面所具有的上述优越性,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证券仲裁在美国大行其道,逐渐成为解决证券纠纷的首要机制。以证券仲裁的案件数据为例。美国证券自律组织(Securities Self-regulatory Organization, SRO)受理的证券仲裁案件1980年大约只有800余件,1997年就跃升到6000件;美国纳斯达克证券市场(NASD)更是由1980年的318件剧升至2001年的6639件。
三、我国证券仲裁制度现状
1. 我国证券仲裁的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仲裁法》和《证券法》均没有关于证券仲裁的明确规定,现行涉及证券仲裁的规范性文件仅有三部:
(1) 1993年《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
1993年4月22日国务院颁布了《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以下简称《股票条例》)。该条例第79条规定:与股票的发行或者交易有关的争议,当事人可以按照协议的约定向仲裁机构申请调解、仲裁。而第80条规定:证券经营机构之间以及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交易所之间因股票发行或交易引起的争议,应当由证券委批准设立或者指定的仲裁机构调解、仲裁。《股票条例》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证券仲裁进行了规定。
但是,《股票条例》第80条规定的是强制仲裁,违反了1995年《仲裁法》第4条规定的自愿仲裁原则,根据《仲裁法》第78条“本法施行前制定的有关仲裁的规定与本法的规定相抵触的,以本法为准”的规定,该条应自仲裁法生效之日起不再有效。
(2) 1994年《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
1994年8月27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以下简称证券委)发布的《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以下简称《必备条款》)。该《必备条款》第163条规定到香港上市的公司应当将下列内容载入公司章程:公司外资股股东与公司之间,外资股股东与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外资股股东与内资股股东之间,基于公司章程、《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发生的与公司事务有关的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有关当事人应当将此类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解决。该条同时规定:申请仲裁者可以选择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按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也可以选择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按其证券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是终局裁决,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3) 2004年《关于依法做好证券、期货合同纠纷仲裁工作的通知》
2004年1月18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依法做好证券、期货合同纠纷仲裁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2004年《通知》) ,要求充分发挥仲裁的优势,防范化解证券、期货市场风险,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证券、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在该通知中,对证券、期货合同纠纷的仲裁范围、仲裁协议的订立以及相关问题均做了规范。
2004年《通知》将证券、期货合同纠纷适用仲裁的范围界定为: (1) 证券发行人与证券公司之间、证券公司与证券公司之间因证券发行、证券承销产生的纠纷; (2) 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期货投资咨询机构与客户之间因提供服务产生的纠纷; (3) 基金发起人、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机构之间因基金发行、管理、托管产生的纠纷; (4)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信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与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之间因提供服务产生的纠纷; (5) 上市公司、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因股权变动发生的纠纷; (6) 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期货投资咨询机构、期货经纪公司、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登记结算机构及其他证券、期货市场主体之间产生的与证券、期货交易有关的其他合同纠纷。
2004年《通知》建议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以及证券、期货营业部修订格式合同, 在争议解决部分中引入仲裁条款。这样, 使相关合同更加完备, 引导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选择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方式, 从而推动仲裁在证券、期货领域纠纷解决中发挥积极作用。
2. 我国证券仲裁的实践状况
我国证券仲裁实践起步较晚。第一个申请证券仲裁的案件是1994年9月北京两家证券经营机构因股票发行过程中承销团成员之间承销费用的划分问题发生争议而提起仲裁。仲裁委员会受理后,按照普通仲裁规则的规定,对该案件进行了审理。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刚刚成立,不仅缺乏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又未形成一套行业惯例和做法,更多地借鉴了国外关于承销费用划分的规定和习惯做法,对该案进行了裁决。稍后的证券仲裁主要涉及证券经营机构交易中的错误造成一方损失的纠纷,股票发行纠纷及此后的国债交易纠纷。
总体而言,我国证券仲裁实践是落后于证券市场的发展,甚至使有关证券仲裁的立法形同虚设。证券仲裁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我国证券仲裁存在的问题
1.立法滞后
除《仲裁法》对证券仲裁进行了原则性规定之外,目前仅有上述三步有效的规范性文件涉及到证券仲裁。证券仲裁制度的法律规定效力层次较低,限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交易所规则,且内容上较为简单,实用性不强。对证券仲裁制度的规定不但粗疏,如前述2004年《通知》就将上市公司与证券市场公共投资人之间的纠纷排除在仲裁之外。而且没有相应的法律基础,与现行法律存在冲突。
2.实践活动受限且缺乏
在证券业内未形成仲裁的氛围,在绝大多数的证券发行和交易关系中事先没有仲裁协议的安排,使以自愿为特性的仲裁方式在解决我国证券纠纷的实践活动并不多见。我国证券仲裁实践起步晚,相比证券市场发展更显得步伐缓慢。仲裁受理案件范围受限,没有摆脱司法的影响。证券仲裁员的权限较小,仲裁庭缺乏收集证据的强制性权力,且仲裁裁决受到较多的司法审查。
四、我国证券仲裁制度的构建
在证券业发达的美国,证券仲裁成为解决证券纠纷的首要途径。美国成功的证券仲裁实践给我们以很大的启迪,其完善的证券仲裁制度也给我们提供了蓝本。我们应借鉴其中的合理制度,并与我国实践结合,设计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证券仲裁制度。
1. 完善有关证券仲裁的法律法规
(1) 修改《仲裁法》——认可行业仲裁制度
目前,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我国证券仲裁方面居于垄断地位。然而几年来,作为审理证券争议的指定仲裁机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至今仍无适应证券争议特点的证券仲裁规则出台,这就造成了这几年来证券仲裁寥若晨星的局面。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证券业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是证券市场管理中不可或缺的甚至是关键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对政府的监管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美国证券业务的仲裁主要是通过几个主要证券交易场所来进行的,包括纽约证交所(N Y S E)、美国证交所(A m e s)、芝加哥期权交易理事会(CBOE)、地方性证券规则制定理事会(MSRB)和全国证券经纪商联合会(NASD,它监管柜台交易市场)。这些自治性机构必须根据证券交易法来监管并且受美国证监会(SEC)的监督。而目前我国证券业协会并未被政府有关部门赋予仲裁权限,这是我国证券市场体系的一大缺陷。鉴于证券仲裁较强的行业自律性,我国应考虑建立证券行业仲裁制度。
目前,根据我国仲裁法规定,仲裁委员会只能在直辖市、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其他的市设立,依法可以设立仲裁委员会的市只能组建一个统一的仲裁委员会。因此,仲裁法是不承认行业仲裁制度的。笔者建议,立法机关应加强对行业仲裁制度的研究,并修改仲裁法,认可行业仲裁制度,为证券业等行业仲裁制度的建立提供法律依据。我国的证券仲裁机构可设在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等证券业自律组织内。
(2) 修改证券法——确立证券仲裁制度的法律地位
1994年的《证券法》(草案)修改稿第九章,对于证券仲裁做了3条原则性的规定。如草案第185条规定:“证券发行或者证券交易中,各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时,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依据事先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草案第186条和第187条分别对仲裁裁决的执行和申请仲裁的期限做了规定。但是《证券法》颁布之后,这几个条文被删除了。笔者认为,在将来《证券法》的修订过程中,应当增加证券仲裁的规定,明确证券仲裁的性质、对证券仲裁的机构、仲裁事项、仲裁协议、仲裁裁决的效力等作出原则性规定。
2. 修改各行业自律机构的章程(会员公约),强制要求其会员(成员)以仲裁方式解决证券争议
世界上许多证券行业自律组织都通过制定自律规则或公约约束监督会员的行为,防范或惩戒会员的违规行为,在证券市场的监管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在美国,根据SEC的要求,各证券业自律组织在章程中规定,要成为该自律组织的会员,首先必须接受其章程中同意通过仲裁解决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的规定,即在与投资者发生纠纷后,即使没有订立书面的仲裁协议,也应受到投资者提出的仲裁请求的约束。
借鉴这些成熟经验,由中国证券业协会及其他证券业自律机构在其章程或会员公约中可以约定强制仲裁条款,规定其会员间的一切与证券发行、交易有关的争议必须提交仲裁,会员与公众客户之间与证券发行、交易有关的争议也必须按照公众客户的要求提交仲裁。这种约定的特点在于效力渊源来自专业团体全体成员的一致认可的契约行为而不是来源于国家强制力,因此,其并不违反我国《仲裁法》的自愿仲裁原则
3. 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或沪、深两市的《上市规则》,其中规定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发生的证券争议,投资者可以请求以仲裁方式解决。
鉴于投资者在购买股票或债券时,都是通过承销机构进行的,与证券发行人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关系,缺乏书面的合同,无法在其中约定仲裁条款,但可以借鉴我国《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中的规定,要求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中增加如下内容:凡公司股东与公司之间或与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基于公司章程、《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发生的与公司事务有关的争议或者权利主张,公司股东可以将此类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解决。
鉴于近几年来,我国证券市场上因虚假陈述、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欺诈客户等种种不法行为导致的证券争议愈演愈烈,我国越来越多的法学界、证券界或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建立一套公正、有效的证券争议仲裁制度,已经成为推进我国证券市场法制化、规范化、国际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就目前而言,我国证券界应加强对世界上比较完善的美国证券仲裁制度进行整体性研究,借鉴其中适合我国现实及未来发展的制度及思想,修订完善并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证券仲裁制度,从而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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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事诉讼制度;辩诉交易制度
一、辩诉交易制度来源与价值分析
(一)辩诉交易制度来源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又称做作答辩交易。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称:“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出有罪的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在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销其他的指控的情况下由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辩诉交易起源于19世纪的美国,当时美国社会经济繁荣发展,同时犯罪率上升社会状况日益恶化,对美国的传统刑事司法体系构成严重的考验。如何在保证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提高司法效率成为当时重要的任务。一些城市的检察官开始尝试通过与被害人协商来处理案件。后来这种交易制度就被称作辩诉交易制度[1]。
(二) 辩诉交易价值分析
任何一项制度的产生都反映了该制度在当时社会的需求,辩诉交易制度符合刑诉追求公平正义、效率的价值目标。
辩诉交易与正义,正义并不是法律所独有的价值目标它是整个社会生活共同追求的理想目标。刑事诉讼作为国家机关利用公权力来分配权力与义务就显得对正义追求更加迫切。刑事审判作出判决的基本要求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该要求对案件的事实或主要事实的认识必须完全符合客观事实。该标准进一步细化为据以定罪的每个证据都查证属实,每一个证据和待证的事实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具有证明力,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应有相关的证据加以证明,能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的唯一结论[2]。
辩诉交易与效率,公正价值、秩序价值、效率价值是刑事诉讼的三个基本价值。一种制度是否先进,不仅要着眼于该中制度是否达到利益分配的公正而且还要看是否促进社会效率的提高[3]。效率价值的内涵之一就是让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最大的优化。辩诉交易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简易快捷的刑事诉讼程序,它避开了长而繁琐的审判团方式开庭审理案件的正式审判程序而采用简易快捷灵活的方式结案,大大缩短了诉讼周期,有效地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刑事诉讼的效率。
二、我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一)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政策中交易因素分析
2002年4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检察院和铁路运输法院经协商并报最高法院批准,最先采取“辩诉交易”的方式审结孟广虎故意伤害案。媒体将此称为“中国辩诉交易第一案”。此后再也没有实施过类似的辩诉交易诉讼,之所以没有被认同是因为一些学者及立法代表者认为该制度违反我国刑事法律程序侵犯了司法权威,用国家刑罚同犯罪分子交易有助长犯罪之嫌,但是仔细考量我国刑事法律和政策,我们不难发现有许多政策与辩诉交易制度存在异曲同工之妙。
1.坦白
虽然我国刑事法律中从没明确将犯罪嫌疑人归案后的认罪态度的好坏作为量刑轻重的一个条件。相反在刑诉中有明确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提出的问题应当如实回答”即认为犯罪嫌疑人坦白交代自己所犯的罪行是一项法律义务。
2.自首
如果说坦白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只是一种政策,那么自首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则是我国刑事法律中明文规定的。我国刑法第67条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坦白的实质也即用犯罪嫌疑人的供诉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换取刑事案件中的宽大处理,提高司法
效率。
3.立功
我国刑法中的立功是指犯罪人在归案后不仅要彻底交待自己的犯罪行为而且还主动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事实并经查证属实的行为,或者提供尚未被司法机关所掌握的主要线索并抓捕犯罪嫌疑人,使司法机关在破案时充分利用好现有的资源。为此我国刑法第68条特地规定了相关的措施从轻处罚。
4.污点证人作证
污点证人是指有犯罪污点,但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以证人的身份检举揭发他人犯罪事实的自然人。污点证人区别于一般的证人的是他自己也是犯罪嫌疑人,并且其本身行为构成刑法上的犯罪。污点证人作证虽然并未被明确写入刑事法律中单在实际操作中常被运来处理重大疑难案件。
(二)不起诉制度的现状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不起诉制度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其中第15条规定了法定不起诉的六种情形,第171条第四款又规定了存疑不起诉的具体情况。法定不起诉中只要符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以刑法属于告诉才处理没有告诉或已近撤销告诉的,经过特赦的,犯罪嫌疑人或犯罪人死亡的,其他法律规定的情形满足这六种任意一种就可以不起诉。而存疑不起诉中规定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检察院任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刑事诉讼法中的明确规定为正常的诉讼活动指明了方向,但是在现实中只有弄清犯罪事实掌握犯罪证据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对于存疑不起诉,经过补充侦查证据任然不足的才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三、总结
综合辩诉交易的优点与我国现在刑诉中所采取的各项有利措施,不难看出其实国外的健康有序的制度能被我国所借鉴与吸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一步改造能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陈光中.辩诉交易在中国[M].北京:中国检查出版社,2003.
[2] 张景.我国刑事诉讼辩诉交易制度的探析[D].河南科技大学,2011年学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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