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费站安全生产典型经验

收费站安全生产典型经验（共9篇）

收费站安全生产典型经验 篇1

安全稳定是做好收费工作的前提，是收费运营的基础保障，我站始终严格贯彻执行上级关于安全生产的指示精神，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整章建制，狠抓落实。

1、分工明确，责任到人。按照“一岗双责”原则，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

2、丰富安全教育培训内容。利用幻灯片、影片、广播、书籍等各类形式，通过生动具体的案例分析让职工了解珍爱生命意识，同时充分利用班组小、周二例会的时间进行安全知识的更新、巩固和充实，极大提高了职工安全意识，增强了自我安全防范能力。

3、查在细微落在实处。针对收费广场、办公室、监控室、票款室、厨房、宿舍、仓库等基础设施制定相应管理制度，设置安全管理员，实行24小时安全巡查制度，并将巡查结果详细记录，发现隐患及时处理，切实做到“安全在我心中、安全由我执行”，严格做好事故追究执行体系和责任追究处理程序，按照“四不放过”的事故处理原则，本无一例安全事故。

4、注重文化在安全工作中的渗透。在全站开展安全文化征集活动，我站职工根据本岗位工作实际提出了自己的安全观点，并集合为10个岗位安全顺口溜，每位职工对本岗位顺口溜都能朗朗上口，还出版了收费站安全手册，形成了本站特色安全文化。并通过安全知识培训、安全知识演讲、安全知识竞赛和安全班组竞赛等形式，让员工在参与中深化认识，达成共识，使安全理念成为全体职工认同遵循的价值观，并转化为安全生产 的自觉行动。

5、完善安全生产制度，安全措施落实到位。

（1）按照“谁抓安全都不越权，管理再严也不过分”的原则，实施站长对安全负全责，从后勤管理到征收管理，明确具体分工，按照“一岗双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由站长跟副站长签、副站长跟班长签、班长跟组员签安全生产责任书，通过全员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做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不留死角，不漏岗位。

（2）安全制度落实到位。XX站现已形成了以站长牵头进行安全检查、班长全程巡查、安全组员专项检查、职工代表安全监督的安全管理机制，每天早、晚定时对各个岗位例行安全巡查、现场突击抽查、录像回放、电子日志审核、点评监控记录等形式，形成各岗位人员互相监督、互相促进的安全管理模式，形成了“有落实、有责任、有监督”的全方位安全管理体系，人人想安全、处处讲安全的氛围深厚。

收费站安全生产典型经验 篇2

“十一五”期间, 贵州省级社会发展科技项目涉及人口健康领域261项, 是“十五”的4.1倍, 投入总经费9326万元;涉及公共安全领域43项, 投入总经费3812万元, 改变了“十一五”以前公共安全领域科技项目相对空白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 人口健康及公共安全领域获省部级奖4个;申请发明专利23项;制定各类技术标准9个;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等超过40项, 新建各类试验示范基地18个。发表学术论文超过450篇, 其中SCI、EI、ISTP、INSPEC期刊收录25篇, 核心期刊208篇, 科技专著2部。科技成果显著, 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明显, 科技服务民生能力增强, 有效提高了人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2 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完善

2.1 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环境不断优化, 社会公共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十一五”以来, 贵州省在人口健康、公共安全领域科技投入规模和强度持续提高, 着力建设科技创新基础设施, 提升科技创新基础能力。

2.1.1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促进产学研结合。

新建有贵州省食品安全检测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贵州省煤矿瓦斯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中心, 强化了社会发展科技研发的主体平台和研究开发体系, 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发展科技开发环境, 也为相关领域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重点突破,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打下了坚实基础。培养并聚集了一批高素质技术骨干, 提高科技成果的成熟度和产业化水平, 带动相关领域技术进步, 提升现代化公共技术服务。

2.1.2 科技共享平台建设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建有贵州省医学文献及信息共享服务平台、贵州省动物转基因研究平台、农药及残留检测平台、食品安全检测平台等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平台的建设对实现科技资源共享, 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加强科技交流, 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具有重要意义。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科技平台于2010年建成, 拥有百级层流病房、BD Callibura流式细胞仪、Eppendorf荧光定量PCR、ASI遗传学工作站、费森尤斯血细胞分离机等大型试验设备, 是西南地区领先、贵州省唯一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为血液病患者提供细胞学、免疫学、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水平的检测与诊断, 填补了贵州在血液病高端诊断技术上的空白。

2.2 社会发展科技人才队伍基本形成, 社会培训辐射影响明显。

贵州通过科技项目实施, 逐步培养形成了一支梯次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发展科技人才队伍。据不完全统计, “十一五”期间, 贵州省人口健康、公共安全领域社会发展科技项目培养人才超过500人, 举办培训班200余班次, 培训各类人员达18500人次。

在人口健康等领域先后涌现出“基础药理学创新人才团队”、“贵州省心血管病防治研究科技创新人才团队”、“贵州省肝病防治科技创新人才团队”、“贵州省麻醉学基础研究与临床科技创新人才团队”等优秀科技创新人才团队, 培养并聚集了一批高素质科技研究人员, 已逐步成为科技创新人才团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3 关键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 科技支撑作用明显提高

“十一五”以来, 科技保障人口健康成效显著, 科技支撑公共安全体系不断完善。医药卫生理论及技术研究成果丰富, 公共安全领域取得明显成效, 为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

3.1 建立出生缺陷综合干预示范机制, 提高农村人口健康素质

科技重大专项“贵州农村β地中海贫血、新生儿溶血症出生缺陷综合干预模式建立及评估研究”以对贵州农村人口危害较大的疾病为切入点, 将出生缺陷综合干预模式及评估研究与计划生育、妇幼保健工作有机结合, 填补了既往出生缺陷干预工作缺乏有效、科学、可行评价标准的空白, 有效指导出生缺陷干预工作的科学决策和有序开展, 提高了贵州农村人口的健康素质, 为其他农村地区出生缺陷综合干预提供了示范, 对完善农村出生缺陷监测和干预机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3.2 大力开展气象灾害预警研究, 全面提升应对突发灾害性天气能力

“贵州突发性气象灾害预警关键技术与应急服务体系研究”建立了贵州突发性气象灾害应急服务指挥平台和贵州突发性气象灾害应急服务系统。全面提升了对突发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和应急指挥和服务能力, 贵州对突发灾害性天气的短时临近预报预警部分技术达到我国领先水平, 基于FY-2C卫星数据的对流云 (积雨云) 识别系统填补了我国卫星资料在短时临近预报预警方面应用的空白。

3.3 致力推动煤矿安全领域技术研究, 增强煤矿灾害防范能力

贵州煤矿资源丰富, 煤矿数量多, 减少煤矿事故的发生, 对公共安全和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重大专项“西南 (贵州) 煤矿瓦斯重大灾害防治关键技术研究”实现了贵州煤矿瓦斯重大灾害防治关键技术的重点突破。依托该项目, 开展了瓦斯创新团队专项建设, 建成博士后流动工作站, 推动了贵州省煤矿瓦斯治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这一煤矿灾害防治领域创新平台的建设, 为煤矿安全领域科技进步打造良好环境。

4 基本经验

4.1 充分利用科技计划资金引导社会资金, 提高了财政资金的效率和效益。

“十一五”期间, 贵州省社会发展科技项目涉及人口健康、公共安全等领域共304项, 实际投入研发经费总额13137万元, 其中, 省级科技经费拨款总额3216万元, 占总投入金额的24.5%, 其它经费总额为9921万元, 占总投入的75.5%, 是省级科技经费拨款总额的3.1倍, 即政府拨1元科研经费就能吸引3.1元社会资金, 提高了科技投入财政资金的社会效用。从统计数据看, 科技计划资金的投入效率和成果十分显著, 充分体现了在全社会科技投入中, 财政投入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引导放大效应。

4.2 以重大科技专项为抓手推进科研技术进步, 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以重大科技专项为载体, 开展一系列的技术方案论证会、研讨会, 集各方智慧, 进一步提炼技术需求, 研讨解决方案, 有效整合了创新资源, 提高了集成创新的意识和水平, 解决行业关键共性技术, 科技成果直接应用在行业当中, 有力地推动了人口健康、公共安全等领域技术进步, 有效使科研成果尽快服务于民。通过配合开展国家重大建设工程的技术攻关, 为统筹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 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4.3 注重知识产权保护, 提高科技研发成果水平。

研究与开发成果的水平和知识产权已成为衡量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十一五”期间, 贵州人口健康和公共安全领域社发科技项目实施过程中重视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 注重专利和各类标准的制定及报批工作, 申请专利23项, 各类技术标准9项,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数占专利申请总数的100%, 研发成果总体水平较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增强, 有利于今后科技研发成果水平的提升。

4.4 注重战略规划的制定及落实, 加强科技宣传普及, 为科技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4.4.1 完善科技法规和政策, 做好宏观指导, 优化制度环境。

“十一五”期间, 全面落实《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决定》, 以实施《贵州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为主线, 根据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 抓好相关领域科技规划布局, 出台一系列规划文件, 为全省社会发展科技工作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制度环境保障。

4.4.2 加强科技宣传, 广泛普及先进适用技术。

通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科技论坛等方式, 加强了科技法规政策和人口健康、防灾减灾等科技知识的宣传普及, 提高了广大群众对科技工作的知晓率和参与率。通过政府推动与群众参与相结合、社会资源整合、传统方式与现代传播手段相结合等方式开展科普宣传活动, 使广大民众参与科普的热情进一步高涨, 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观念得以强化和提升。增强了社会大众的科技意识, 提高了依靠科技改善生活质量的能力。

5 结语

人口健康及公共安全公共服务能力与社会民生密切相关, 充分分析总结科技支撑该领域发展的经验, 认识现阶段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 才能找准切入点, 切实增强科技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 更好地使科技创新成果惠及广大民众。

摘要：文章就科技支撑保障贵州人口健康及公共安全领域发展的典型案例进行论述, 并分析成功经验, 为科技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支撑地区社会发展提供参考借鉴依据。

电力安全管理典型经验bd01 篇3

夯实安全基础

------**电力公司安全管理经验交流

2011年，我公司在安全生产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指示精神，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加大了电网建设和隐患治理力度，始终把安全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确保了公司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局面，为全年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提供了保证。针对施工项目多、人员少、任务重、施工工地分散的现状，采取了几项积极可行的措施，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统一思想，上下齐心抓安全

由于我公司在安全上受过重创，近年来，我们高度重视安全管理工作，公司上下统一思想、齐心协力、竭尽全力扭转安全局面，在抓好最基本的安全管理规程、制度的贯彻落实基础上，建立健全了安全保证体系，落实了各级生产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了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根据各阶段工作的需求，不断强化安全规章制度的建设，对各类安全管理制度根据当前工作的新特点和新要求及时进行了修订和完善。（修订完善了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办法和风险抵押考核办法，制定了领导生产现场安全生产监督分片包干实施细则和交通安全管理办法及考核细则），进一步增强了安全管理制度的可操作性和时效性，最大限度避免制度中的“盲点”“漏区”。并以落实保人身安全为重点开展反违 章检查活动。以落实小型作业日报制度，制约随意工作的陋习，以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员工安全意识。采取多种形式调动全体职工重视安全、遵守安规的积极性，不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确保了公司安全形势的稳定局面。

二、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处罚违章不手软

针对施工现场习惯性违章行为依然存在的局面，我们加大了对习惯性违章的查处力度，2011年，现场检查过程中发现习惯性违章、违规现象10起，违反劳动纪律行为3起，并严格按照公司有关规定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了严厉地处罚，并在习惯性违章曝光台曝光。同时，对违章者违规行为所犯规章制度给予一一指出，并进行安全和思想教育，让被处罚者心服口服，真正意识到违章行为后果的严重性。并针对此行为在各所开展分析讨论，有效地杜绝类似违章行为的再度发生。

三、加强工作现场安全管理，控制规范作业行为

在严格执行小型作业日报制度、临时性急修作业随时上报制度的同时，各施工单位按规定时间上报每周检修工作计划和月度检修工作计划，由生产部根据各所检修内容合理安排停电时间，避免了重复停电，缩小了检修停电周期。为了控制规范作业行为，坚持只要有工作现场，所长、工作负责人必须保证亲临现场，统筹协调指挥施工现场的各项工作。并坚持公司领导带队的安全检查制度，每季度把工作班组办理 合格的“两票”、任务派遣单、操作项目及班组长、工作负责人到现场情况，与安全奖励基金挂钩奖励到班组和个人，促进了各项安全管理规程、制度的贯彻落实。进而促使工作班成员主动要求做好各项安全措施的积极性，确保每个人、每个作业任务全过程的万无一失。

四、虚心接受上级监督，杜绝违章行为

去年，市局成立了安全督察组，督察组各位专家不辞辛苦，周转劳顿，根据小型作业日报表工程安排，采用事先不通知突击检查的方式，曾多次对我公司的施工现场安全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并提出了指导意见。有效地遏制了我们工作人员的侥幸违章心理，对我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帮助很大，为我公司安全形势的好转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今后，我们还将积极邀请各位专家亲临现场进行安全监督检查，虚心接受专家指出的意见，弥补我公司在安全管理上的不足。

五、加大设备治理力度，减少设备安全隐患 2011年，结合农网工程和客户工程，继续加大了设备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全年共计投入190万元对危杆、歪杆、老旧线设备以及一期农网期间的铁表箱、内置式跌开进行了全面的整治；对跌落开关、高低压隔离、驱鸟器、配电变压器进行更换和加装，（其中：更换危杆78基，安装柱上真空断路器10台，更换各10kV线路出口避雷器33 组，更换存在隐患的锈蚀铁表箱8698个。处理锈蚀拉线21条，更换和加 装跌落开关59组，更换小容量变压器52台，更换和加装高低压隔离43组，更换破损下户线74900米，配电变压器加装驱鸟器21处，在全母式变台过桥线针瓶10公分处破口设置接地线挂点16处。在线路交叉跨越专项治理上，共处理交叉跨越地段73处，换杆及加杆115基）。对794件安全工器具及个人保护用具进行了试验；对全部设备均按要求进行了预防性试验。经过大规模整治，2011年各类障碍较去年同比降低了28.2%，设备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配电网络健康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六、规范车辆管理，预防交通事故

按照上级关于进一步加强车辆交通安全管理的指示精神，我公司结合实际，制定了“交通安全管理制度”和“交通安全管理细则”，严肃派车单制度，重新修订了车辆管理考核办法，狠抓违章驾驶和私自出车，公司与各驾驶员签订了交通安全责任书。对供电所人员和农电派遣工的摩托车驾驶证和有私车职工的驾驶证进行了统计。严禁未取得驾驶证（包括摩托车驾驶证）的员工驾驶车辆，各生产单位、各部门与各级员工层层签订的安全生产责任状、交通安全责任状、驾驶员安全协议书，定期对驾驶员有无违章驾驶车辆等情况进行检查，切实杜绝交通事故的发生。

一年来，我公司干部职工齐心协力，共谋发展，实现了年初制定的“零事故”目标，通过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取得 了较好得成绩，稳定了安全基础，积累了工作经验。但随着电网规模的不断扩大，新设备、新技术的不断推广应用，安全生产工作还存在很多不足，还需要上级领导的坚强支持；还要向兄弟单位学习先进经验；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懈努力，积极探索，在努力建设坚强电网的同时，牢固筑立安全生产防线，为**电力科学发展保驾护航，为实现全市农电事业新跨越添砖加瓦！

**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收费站安全生产典型经验 篇4

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叫**，现任**县公路局副局长兼***国道***收费站站长。***国道***收费站于1996年12月批准设立，现有职工72人，其中女职工47人，占65。十年来，在上级妇联的指导帮助和县公路局的重视支持下，全站女职工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叫响了“公路文明、巾帼先行”的口号，立足三尺岗亭，文明执法、热情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连年被评为“省级文明收费站”，先后获得县、市“巾帼文明示范岗”、“三八”红旗集体称号，2003年被省妇联授予“巾帼文明示范岗”。下面，我向各位领导和姐妹们汇报一下我站的工作情况。

一、以人为本，内强素质

收费站是公路交通部门文明执收的“窗口”，处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沿。收费站刚成立时，大多数女收费员都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有的女职工家里还有不满周岁的孩子，加上当时的收费条件和环境比较差，许多过往车辆对实行收费还贷不理解，经常出现抗拒交费、刁难女收费员的现象，致使少数女职工不理解、不安心收费工作，有的甚至与过往车辆司机发生冲突。因此，在建站初期，我们就坚持以人为本，加强教育，把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女职工收费队伍作为工作重点来抓。

一是建立组织、健全机制。我们积极向县公路局提出建议，在县妇联的指导下，经过女职工民主选举，组建了***国道***收费站女工委员会，定期组织女职工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成为女职工信得过的“娘家”。为给女职工搭建实现自身价值的舞台，我们从工作实际出发，深入开展了“巾帼文明示范岗”、“三八”红旗集体创建活动，下发实施方案和细则，制定了《收费中队日常规范30条》，对收费队员进行了严格的岗位培训和军事化训练，做到了动作军事化，值勤标准化，行为规范化，列队上、下岗，动作规范，步调有序，上岗证件齐全，挂牌服务，成为东平县城南大门一大亮丽的“风景”。十年来，全站女职工自觉遵守工作规范，正确使用文明用语，坚持做到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受到过往司机和当地群众的好评。

二是加强教育，提高素质。我们把政治理论学习、文化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有机地融和在一起，采取多种形式提高职工的综合素质。为培养女工学习意识，我站支持、鼓励大家参加各类函授、业余大学，并对取得大专以上学历证书的，给予1000元奖励，极大地激发了女工的学习热情，她们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自学，先后有20余人获得大专以上学历。一中队女职工***是个“学习迷”，刚参加工作时只有初中文化，为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工作之余她废寝忘食，坚持自学，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为了弄清楚一个问题，忘记吃饭睡觉已成了常事，不是请教别人，就是利用电脑上网查询。2002年，在***全力以赴迎接考试的时候，她的女儿刚刚上小学一年级。有一天她因利用电脑上网请教老师，竟忘记了接放学的女儿回家。结果，女儿哭着跑了两公里的路程一人回到家时，她这才发现天已经黑了。连忙把女儿搂到怀里，说“孩子，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会忘记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仅用三年的时间，***就自学取得了大学本科和计算机操作中级两个证书，成为站里的技术能手。在她的带动下，全站女职工掀起了自学热潮，大家你追我赶，80％的女职工达到技术能手标准。我们坚持组织女职工每月一次集中学习，并通过座谈会、报告会等加强政治理论、职业道德教育，使干部职工树立起了大局意识、整体意识，激发了“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热情。同时，立足提高业务技能，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会计、票据、统计、监控、微机等岗位练兵、竞赛、比武活动，激励女职工自觉学习业务知识，争创一流水平，提高收费业务素质和技能，做到识别车型和吨位准确无误，售票迅速准确，人人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

二、文明服务，外树形象

在现实生活中，缴费和收费始终是一对矛盾。少数运输业户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总想少缴一点是一点，能逃则逃，能避则避。因此，如何处理好“收”和“缴”的矛盾，顺利地完成通行费征收任务就成了女职工们日复一日所必须面对的工作。在这“三尺岗亭”内，全体女职工以站为家，以苦为乐，爱岗敬业，默默奉献，用她们的耐心、热心和诚心，化“矛盾”为“和谐”，变车主的被动缴费为主动缴费，使收费站年年圆满完成征收任务。

收费站文明服务经验观摩交流汇报 篇5

X年，在各级领导的正确领导下，X站创新管理模式，深化服务理念，拓展服务内涵，提升收费窗口形象，发挥员工集体智慧，充分调动员工创造性、积极性和能动性，以五星级窗口服务向司乘、向社会、向来站参观交流的领导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一是服务文明规范。

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中式文明服务专项培训，并以角色互换、情景演示、互动点评的新型实战培训模式，提升窗口服务感染力；通过视频监控和现场监督相结合的方式，查漏补缺，强化提升窗口服务品质；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优秀班组”和“服务明星”评选。

二是服务快捷通行。

通过经常性开展应急演练、业务培训，为提高收费人员操作速度、准确度、应急和特情处理敏锐度等，做到胸有成竹，遇急不慌，有理有利，处置得当；实施后台前倾，强化后台队伍建设，使之为一线收费人员提供强而有力数据支持和业务指导。加强对收费设施设备、收费区域环境整顿，TEC专人值守，实行值班站长带班制度，确保车辆快捷通行。

三是服务及时充电。

我们秉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内训原则，互动授课教学，在相互交流、相互促进中渐融渐入地提升服务质量。开展内训课堂组织进行业务强化训练，进行业务知识考试，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提升综合素质。

同时，抓好对新进员工的培训工作，着重培训收费流程、收费政策、企业文化、文明服务等方面，确保新员工尽快熟悉掌握各项操作，胜任工作。特邀请驻地空军部队教官对全体收费人员开展了为期X天的军训活动。

四是服务便民延伸。

遵循“司机想不到的，我要想到；司机想得到的，我要先一步想到”的宗旨，认真分析司机的心理和需求，大力开展微笑服务、咨询服务、便民服务，化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夏日，为司乘送上西瓜、绿豆。六一为留守儿童送上文具、书籍。每逢佳节，来到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雷锋日”帮助司乘们洗车、修车、指引路线。新各项便民举措，在客户服务室免费为司乘提供及时、周到高品质星级服务。

五是服务氛围引领。

细化“优秀班组”、“微笑服务明星”评比，以榜样的力量激励员工，引导员工以积极向上，增强争先创优意识，以鼓动、激发、肯定、激励的方式培养员工们爱岗、惜岗、从岗位中成才，从岗位中发展的教育形式，及时对员工进行心理辅导，在员工工作、生活出现困难及时找他们谈心和慰问。

国内外城市生活垃圾收费经验比较 篇6

一、国外经验

(一) 美国经验

1924年,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市首开先河, 在国际上最早收取垃圾处理费。目前, 美国很多地区的垃圾处理收费实行PAYT (pay—as—you—throw) 制度。这是一种计量收费制度, 即根据居民产生垃圾的多少及分类程度收取一定的垃圾处理费。在PAYT制度中, 最普遍的做法是在垃圾袋上粘贴标签或标牌, 用户必须将相应标签或标牌贴或系在一定容量的垃圾袋上, 才能被收运。这种标签或标牌由政府统一印制并按一定价格出售, 以这种方式向每个家庭收取垃圾排放费。其费用相当于一个垃圾袋的费用。例如, 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蒂斯维尔镇自1992年7月开征垃圾处理费, 居民购买每个排放标签花80美分, 该价格不包括给出标签本身的定价费、出售标签者的佣金和从事这个方案的员工薪水。在西雅图, 为了促使垃圾减量化, 每月每户居民四桶垃圾以下交纳13.25美元;每增加一桶垃圾, 加收9美元。这一规定实施后, 西雅图市垃圾量减少了25%以上。

(二) 德国经验

德国垃圾收费体系体现了经济性、一次性、合理性、准确性、可承受性和计量方便的基本原则。垃圾费的价格一般由地区或大中城市根据本地区的垃圾收运、处理成本、银行贷款利息和运行费用等制定, 并由地区或大中城市的城市管理局下属的垃圾管理部门统一收取, 一般向居民或单位发出书面通知, 通过银行转入指定账户。

目前, 多数城市采用定额收费与计量收费相结合的方式。其中计量收费按垃圾箱计量, 一般90升的垃圾箱每年收费平均在360马克左右。以弗莱堡市为例, 该市只对分类后放入灰色垃圾箱中需处理的生活垃圾实行收费, 其收费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以家庭人口为基数交纳基本金, 另一部分是在基本金的基础上, 按灰色垃圾箱的容积和收集频率交纳计量垃圾费。

计量收费有助于促进垃圾减量化, 并体现了垃圾付费的公平性。但计量收费对公寓式住宅住户的管理和监督困难较大, 因为多住户同住一栋楼, 共用、共担的较多。因此, 德国目前居民垃圾收费方式中计量收费也只占26% (见表1) 。

此外, 德国的环卫设施大多由政府出资建立, 其运行费用靠收取垃圾处理费来维持。收费标准一般为300-400马克/年·户, 收费金额约占人均收入的1%。

(三) 瑞典经验

瑞典的单住户家庭, 生活垃圾每两周收集一次, 每个家庭每年交纳的垃圾费用约1300瑞典克朗。该费用包括垃圾税和垃圾处理费, 每吨垃圾的垃圾税为370瑞典克朗;垃圾处理费主要包括垃圾容器费, 收集、运输、处理垃圾费, 有害物质、冰箱、制冷器、电池等的处理费以及计划、信息、管理费用等。大部分市政部门开始将费用分为固定费用和可变费用, 以便于家庭自己选择。

对于居住面积超过70平方米的多住户家庭, 垃圾每周收集一次, 每年费用为700瑞典克朗。全国人均垃圾收集和处理费用为每年500瑞典克朗, 如果没有分类则多付20%。

(四) 新加坡经验

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以来就实行垃圾收费制度。1996年4月前, 公用事业局负责收取垃圾处理费并对垃圾进行处置, 当时的收费标准平均每月每户约7元新币。1996年实行垃圾收运市场化改革后, 作为公司形态运作的SEMAC须支付相关税收, 所以政府的收费标准升到平均每月每户约8元新币。1999年收运产业私有化以后, 收费标准又有所降低。

当前新加坡的垃圾收费主要包括垃圾收运费用和垃圾处置费用。前者是由垃圾收运公司向垃圾的产生者收集并运输到相关处置地点的费用。收费主体是垃圾收运公司, 收费期限与中标期限一致 (5年或7年) 。收费价格在投标时已确定, 对住宅的收费根据住宅情况每个月固定收取, 对非住宅的收费根据垃圾的产生量决定 (一般是每半年核定1次, 也可以根据垃圾产生者要求随时核定) 。实际上, 对公共领域所收取的收运费用已包括垃圾处置费。对商业企业的垃圾收运费收缴标准则体现出减量化原则, 若一个商铺垃圾产生量由120L/桶增长到240L/桶, 则收运公司的收费不是简单的翻倍, 而是提高3~4倍, 以此从经济上鼓励商铺垃圾减量。

新加坡垃圾收运费收缴率近100%, 这主要归功于其非常高效的收费方式。在新加坡, 所有的收运公司都委托新加坡能源有限公司向居民和商铺收取垃圾收运费, 并通常将垃圾收运费纳入水费、电费等一并交纳。这样, 就不必担心有居民恶意不支付。主要原因除了居民法制意识和环境意识很强之外, 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所交费用少, 平均在6元新币左右, 比一包烟 (最少10元新币) 还便宜。新加坡一般家庭月收入在4000元新币左右, 负担相对较轻。 (2) 有专门手段处理欠账现象。如果出现欠账, 新加坡能源有限公司将在1个月后对未支付的居民或商铺下发红色通知函, 要求支付。在一、二次追讨未果的情况下, 将直接断电、断水、断清运。 (3) 有一定社会保障手段支撑。没有支付能力的或暂时没有支付能力的居民一般会向其基层组织——市镇理事会申请援助, 市镇理事会将酌情给予一定支持, 或部分借款或部分资助或全额补助。

(五) 韩国经验

韩国从1995年起正式实施垃圾袋收费制度。居民必须购买指定的垃圾袋收集垃圾, 每个垃圾袋的售价就包含了垃圾处理的费用。垃圾袋种类分为7种:5升、10升、20升、30升、50升、70升、100升, 不同规格的垃圾袋缴纳不同的费用。实行计量收费后, 韩国的生活垃圾处理费用由市政府负担60%、市民负担40%。为了制止非法倾倒, 在容易乱放垃圾的地方设置了摄像头, 并鼓励市民举报乱扔垃圾的行为, 给举报者一定的奖金。这些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自1995年至1998年, 全国垃圾减量达到23%, 资源回收物增加至总垃圾量的35%。

此外, 为了让居民对自己的垃圾袋负责, 韩国首都开始试行垃圾袋签名, 每个人必须在垃圾袋上写上门牌号码。这样一来, 政府将较容易地查出谁没有配合垃圾袋收费制度。

二、国内经验

(一) 北京市经验

北京市自1999年9月开征垃圾处理费, 收费对象包括所有产生生活垃圾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 (包括交通运输工具) 、个体经营者、社会团体、城市居民和城市暂住人口等;收费模式采用定额收费制, 即以住户 (或个人) 为收费单位, 按统一费率每年或每月征收垃圾处理费用, 具体标准如下:本市居民每户每月3元;按规定应当办理暂住证的外地来京人员, 每人每月2元。该费用不包括街巷清扫保洁费和居住小区物业管理企业收取的生活垃圾清运费。目前, 由于多种原因, 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平均征收率不足10%。

(二) 上海市经验

上海市自2004年8月开始征收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 征收对象是全市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 (包括船舶等交通运输工具) 、社会团体、个体经营者等。收费方式采用计量收费制, 具体如下:以桶为计量单位, 每桶容量240升;各单位每年核定一次生活垃圾处理量基数, 一般生活垃圾基数内每桶40元, 基数外加价收费, 为80元/桶;餐厨垃圾基数内60元/桶, 基数外120元/桶;高级场所生活垃圾80元/桶, 基数外160元/桶。

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费, 上海市未开始征收。

(三) 重庆市经验

重庆市颁布了《重庆市城市垃圾处置费征收管理办法》, 于2004年5月1日起实施。到目前为止, 重庆市40个区县 (市) , 有38个已开征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收费对象为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个体经营者、社会团体、城市居民和暂住人口等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对城市居民的收费标准为每户每月8元, 暂住人口为每人每月2元。

2005年, 由于代征机制不完善, 收缴率仅为33%。2006年重庆市开始探索各种方式以提高收缴率。自2006年8月1日起, 主城9区对企事业单位、个体经营者采取委托地方税务机关代征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的征收方式, 主城其余区的居民垃圾处置费由供水、供气、物管企业或居委会单位代征, 三峡库区及影响区的居民垃圾处置费并入水价中征收或委托有线电视费征收单位代征。

(四) 江苏省经验

江苏省的城市开征垃圾处理费的比例约为73%, 其中南京市和无锡市是全国较早开征垃圾处理费的城市, 且收缴率较高。江苏省的垃圾处理费标准分别为:居民家庭每户每月4-6元;行政机关及一般企事业单位每人每月2-4元;农贸市场、食品加工、超市每吨20-30元。南京市垃圾收费总收入中, 向居民征收的占1/4左右, 向单位征收的占3/4左右。

2005年, 江苏全省收取垃圾处理费约为3.7亿元, 平均收缴率在60%左右, 对单位收缴率高于居民的收缴率, 分别为70%和45%。征收方式主要为:对居民由各区环卫部门负责;一些城市通过与有关部门配合, 以委托税务、财政等部门代收的方式收取, 如无锡市对居民垃圾处理费的征收由所在单位代扣代缴, 机关 (事业) 单位委托税务部门代收、企业委托劳动部门代收, 征收率为80%以上。

(五) 辽宁省经验

辽宁省全省14个省辖城市, 已实施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的城市有3个。其中, 丹东市较早, 城市居民征收标准为每户每月2元, 抚顺市和铁岭市对城市居民征收的标准分别为每户每月4元、3元, 收缴率较低, 平均为30%左右。

(六) 中国台北经验

2000年7月, 中国台北市开始实行垃圾费随袋征收和自愿回收, 2005年实行强制回收。1999年台北市平均每天产生2970吨垃圾, 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后, 每天垃圾产生量减少至1680吨, 降低43%, 回收率则由1999年的2.4%大幅上升至2000年下半年的8%。

在垃圾费随袋征收制度下, 垃圾收集车只回收由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指定的专用垃圾袋。垃圾袋售价为每公升新台币五毛, 市民可以在指定的地方如便利店购买。在此之前垃圾费是按每月用水量计算, 随水费一起缴交, 一个三人家庭每月垃圾费约为新台币144元。按1999年的垃圾量计算, 在随袋收费制度下每户每月的垃圾费要交新台币150元, 但如果是资源垃圾回收则不用收费, 以这种方式促使市民减少垃圾排放。

推行的最初一个月, 在收集到的垃圾袋中, 只有0.06%不是专用袋, 一年后平均每日收到的221443个垃圾袋中, 只有24个不是专用袋, 成功率几近100%。

三、启示

通过对国内外不同城市生活垃圾收费的比较, 我们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1.收费模式。计量收费和定额收费是垃圾收费的两种基本模式。国外经济发达地区许多城市的生活垃圾收费采用计量收费制, 有效地促进了垃圾减量化。计量收费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垃圾桶 (箱) 方式、专用垃圾袋方式、垃圾袋标签方式。国内城市大多采用定额收费制。定额收费制操作简便, 对住宅楼式居民占人口多数的城市比较适用, 因为可以节约管理成本和监督成本, 但不利于垃圾减量化。

2.收费主体。外国有些城市采用专门公司收取垃圾处理费, 取得了良好效果。国内城市基本上全部由政府部门收取。

收费站安全生产典型经验 篇7

收费管理所以收费工作为中心，如果我们就收费这一求职工作都做不好，其他做的再好也失去了意义，收费工作每天几乎都是在、琐碎、细小、机械重复中度过。过度的琐碎、机械往往会给人造成一种厌倦，烦躁的心理，对于个别心理不过硬的收费员甚至会出现思想混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收费差错，例如把车牌号输错，车型输错、出现长短款、文明用语不规范等等。如何才能在收费过程中做到准确、快速、高效减少上述错误，实现无差错呢？每个收费员课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经验。再处，我就如何有效的防止出现长短款，减少收费差错，谈谈自己的看法和体会。

一、在收费过程中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在正常情况下，注意力使我们的心理活动朝向某一事物，有选择性的接受某些信息，而抑制其他活动和信息，并集中全部心理能量用于所指向的事物，因而，集中注意力会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收费工作看上去很简单，但我们的工作环境。工作性质使我们的注意力容易受到干扰，比如司机向我们问路或是对收费标准、车辆判别有异议，或是让我们帮忙倒水等等情况，遇到这些情况时，我们应该注意有条理，要么先回答司机的问题，然后找零，要么先找零递票据再来回答问题，否则注意力容易受到分散，容易忽略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很多长短款现象，都是这样发生的，所以，在工作过程中要做到细致而

周到，才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减少甚至杜绝长短款现象的发生。

二、要坚持唱收唱付的良好习惯，唱收唱付历来是我们文明收费的基本要求。存避免长短款的标准来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在整个收费过程中坚持唱收唱付，不但可以方便司机，同时也是提醒自己应收多少，要找多少，整个收费过程就是一个核算和自检的过程，对准确收取通行费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整个收费流程一定要规范。在读卡后一定要注意收费电脑显示屏上的金额与发票上的金额是否一致，做到看、听、对，对于刚收进的通行费，要先摆放在桌子上，等找了零钱，在将钱票一起递给司机，热后在将钱放入抽屉，同时在找零过程中，还要注意显示屏上显示的金额，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忙乱中忘记是否已经收取通行费了，而且便于找零、核对、收取的通行费是否正确。

四、要有责任心，责任心决定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工作中要做到不心浮气躁，敷衍了事，把心放在工作上，要树立全局意识，珍惜自己和同时连续几小时的工作成果，有些同事由于急于下班或其他原因，结算时不仔细清点票款导致收费差错，所以我们要具备每一项工作都要追求细节，每一个细节都要追求完美的积极心态，只要有了这种心态，就有了做好工作的基础。

五、做事要细心。工作中要细心，做到认真，仔细、思想集中。收费过程是一个细节的过程，需要我们细心对待，但是往往由于我们的不仔细，粗心大意，出现一些不会发生的错误，例如：发卡时注意力不集中，车牌系统抓拍错误，不及时更改，下班时卡盒或备用金遗留在岗上等等，所以我们要养成预防为主的防范心理。细心的观察工作中的细节，细心的发现细节中的问题，细心的对待一件件小事，有了这份细心，工作能力就会有很大的提高。

六、要有团对精神。工作中要有大局意识和协作精神，收费站是一个完整的团队，收费任务的完成离不开大家的协同合作，共同努力。我们在工作中要增强合作力，做到发挥自己的长处，并与大家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朝着收费无差错这一目标努力。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团结协作才会有高效率，有了这种团队精神，工作任务就会完成的更好。

典型经验 篇8

在学习型党组织创建活动中，鄌郚镇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广大党员的主体作用和制度的保障作用，取得了良好效果。领导干部带头学。按照“学理论、转观念、建班子、促发展”的总体要求，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以重大问题为中心，把学习同专题调研、工作决策结合起来，做到重大决策前必学习、解决突出问题时必学习、谋划长远发展时必学习。举行“比学赶超”活动，站所负责同志明确了赶超目标，在协调关系、工作创新等方面争当行家里手，成为中坚力量；各分管领导做到了胸怀全局，站在全盘位置考虑、安排工作，带领分管站所独当一面地开展和推进工作创新。“日学一小时，周学一晚上，月学一本书”，是鄌郚镇领导干部正在努力养成的学习习惯。在带头到联系点作宣讲、报告的同时，和基层群众面对面的沟通，同他们讲真话、实话、心里话，不说空话、套话、大话、假话。鄌郚镇领导干部还按照职责分工确定调研课题，集中时间深入所联系的行政村、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开展调研，目前已形成调研文章8篇。

全体党员参与学。注重发挥广大党员的主体作用，激发党员内在的学习热情，满足其多方面的学习需求。按照分层分众原则，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在内容设置上注重紧贴实际，有侧重地学习与工作密切相关的知识。目前，鄌郚镇向基层党员干部免费发放《“七个怎么看”：理论热点面对面2010》等通俗读物

200余册，并扩大了部分学习资料免费发放的范围。通过党员远程教育网等学习的平台，促使全体党员都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来，同时针对机关干部白天工作忙，学习难以集中的实际情况，推出自主学习活动，在镇机关干部每周一集中学习的基础上，进行自学，站所负责人以上干部每人每月都要推荐一篇经典阅读书目或文章，作为自学专题共同分享提高。同时将提高干部职工的服务能力作为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开展了以“让服务成为一种习惯”为主题的思想大讨论活动。深入开展“机关干部下基层”活动，通过基层调研、谈心谈话、信访接待、结对帮扶等形式，让机关干部真正到基层去。今年以来，鄌郚镇机关干部走访群众7800户、党员3180人、汇总意见建议百余条。通过学习，广大党员干部精神得到洗涤，智慧得到滋养，机关作风明显改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机关顽症明显好转。

制度保障扎实学。把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作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重中之重，努力推动学习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成立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协调小组，结合实际，起草印发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对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做出统一部署；建立健全了党员学习教育制度、学习管理制度、党员管理制度、党员定期思想汇报制度、党员联系群众制度、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制度、党员及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等各种制度，努力构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长效、常态机制。

学以致用见成效。在学习中，鄌郚镇坚持把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与推动当前工作相结合，学用相长，充分发挥部门的中坚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冲刺目标任务的生动实践。力促全镇重点业务、招商引资、青上村商住一体化改造组团、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等工作全面完成。当前，全镇引进过千万元的项目18个，过亿元的项目3个，项目总投资27亿元。通过学习，鄌郚镇党员干部不断解放思想、转变作风，努力提高发展经济、服务民生的能力。今年上半年，各主要经济指标以50%以上的增幅快速增长。完善了“一区、两园、三带”的区域发展布局，明确了主攻方向，精心打造的漳河机械制造业产业园，成为转调的新亮点。同时，鄌郚镇投入资金2亿多元，硬化道路10公里；解决了15个村的联村供水问题；完善了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结合合村并点完成了三个自然村的整体搬迁工作等民生工程。

鄌郚镇党委

收费站安全生产典型经验 篇9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是指由农业科技创新主体, 在一定创新动力推动下, 为达到和实现农业科技创造、推广与应用, 在农业科技领域中的组织或经济个体所形成的网络关系系统, 包括农业科技研发系统、农业科技衔接系统和农业科技应用系统三个子系统。农业科技研发系统是指运用相关知识和技术储备从事农业科研和农业技术开发活动的组织或经济个体, 以研究获取对农业发展有益的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农业科技成果。农业科技衔接系统是指将农业科技研发系统研发的农业科技成果进行后续实验、推广、普及的组织或经济个体, 不断将潜在生产力有效、有序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提高农业生产率。农业科技应用系统是指接受、采纳、使用农业科技成果以改善农业作业方法与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组织或经济个体。

美国、日本、荷兰、以色列四个国家现代农业发达,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成效显著, 农业科技的贡献率较高。尽管美国、日本、荷兰、以色列四个典型国家在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上各具特色, 但仍有一些共同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研究并借鉴四个典型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有效经验, 对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作为超级大国, 美国不仅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 而且农业生产率极高, 也是一个发达的农业国。

1.1 美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基本框架

美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组织机构主要由科研机构、大学、企业、农场主、中介组织等组成, 其中科研机构、大学、企业是主要的农业科技研发主体;大学、科技推广机构是主要的农业科技衔接主体;农场主是主要的农业科技应用主体。美国农业部是集中管理农业科研、推广和教育的惟一政府部门。

农业科技研发系统由公立研究机构和私立研究机构两部分组成, 公立研究机构主要包括联邦农业研究局所属的国家级农业研究中心和州立大学农学院为主的州农业实验站。国家级农业研究中心重点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州农业实验站重点从事应用研究, 私立科研机构重点从事开发性研究, 它们研究各有侧重, 共同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研发系统网络。

农业科技衔接系统主要由联邦农业科技推广局、州立大学农学院 (州推广中心) 、县推广站三级网络组成。农业部下设的农业科技推广局是美国负责农业科技推广的管理和领导机构, 但该机构不直接从事农业科技推广工作, 主要负责对全美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工作的宏观管理和协调。州立大学和农学院的推广中心是中级管理机构, 州立大学农学院推行科研、教育、推广三结合的模式, 农学院的教师除承担研究、教学任务外还必须同时负责承担农业科技的推广示范工作。县推广站是美国农业科技衔接系统的基础, 一般由专业人员、秘书和乡村带头人组成, 主要负责当地农业科技项目的推广和协调工作, 是联邦农业局和州推广中心在地方上的代理机构。

美国农业科技应用系统主要由农场主、农业合作社及涉农企业组成。家庭农场是美国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 农场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行为主体, 对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应用选择具有主动权。农业合作社是美国农场主根本利益的代表。根据美国农业部2002年农业普查结果, 美国现有农民约213万人, 其中82%加入了各式农业合作社。2005年美国农业合作社达2896个。[1]美国涉农企业除了设立私立研究机构从事农业科技成果研发外, 更多的涉农企业为追逐商业利润, 往往会积极主动地消化、吸收公立研究机构包括大学的研究成果, 以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一般来说, 涉农企业产品中所采用的技术约有65%来自研究中心和大学。[2]

1.2 美国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主要做法

1.2.1 法律保障, 促进农业科技创新。

第一, 奠定美国科研、教育、推广三结合模式的基础。

《莫里尔法》、《哈奇法案》、《史密斯-利弗法》的颁布在美国农业立法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三部法案奠定了美国科研、教育、推广三结合模式的基础, 使美国逐步形成了一个以政府财政支持为基础、以州立大学农学院为主的科研、教育、推广相结合的综合体系, 从而加快了美国农业科技进步的步伐, 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此后, 美国陆续通过多部法案, 加大了联邦政府对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的支持力度。

第二, 促进科技研究成果流转, 建立公立和私立机构的研发合作关系。

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斯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新法》, 打通了公共研究机构与私人企业间科技成果转移的正常渠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 美国还多次出台相关法案 (如1980年的《贝赫-多尔法案》、1984年的《国家合作研究法案》、1986年的《联邦技术转移法》、1996年的《国家技术转移促进法》等) , 这些法案的颁布使公立科研机构 (包括大学) 通过市场寻利、获利取得了合法途径, 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公立科研机构 (包括大学) 将科技知识产业化, 使美国国内科研机构、大学、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

第三, 加强产权保护, 维护企业科技研发投资利益。

美国的专利法几经调整和修改, 对引导涉农企业的科研投资方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 如1790年的专利法, 1930年的《植物专利法》, 1970年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法》, 1994年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法修订案。

1.2.2 多渠道资金来源, 保证经费投入。

美国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的资金来源渠道广, 主要包括各级政府、企业、个人及民间机构等, 但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两者的资金来源渠道却存在着区别。

美国的农业科技研发经费主要来源于联邦政府、州政府和企业三大渠道。随着企业对农业科技研究重视程度的提高, 企业已经成为取代政府农业科技研发投入的主力军。自1960年代起至1970年代中期, 美国的公共农业科研投资与私人农业科研投资基本保持同步增长, 且数额各占50%的态势, 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 私人农业科研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到1994年, 私人农业科研投资达到近40亿美元, 超过公共农业科研投资约15亿美元, 私人农业科研投资占到农业科研投资总量的60%以上。[3]

美国农业科技推广经费主要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县政府以及个人共同负担, 技术推广经费由联邦安排29%, 州政府配套47%, 地方政府和私人企业占24%。另外, 还有各种私有基金会、工商企业和农场的捐款及农业部推广教育基金等作为补充。[4]

1.2.3 分工合理, 建立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

第一, 联邦政府间接干预。

美国联邦政府对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主要采用间接干预的方式, 从农业科技供给、需求和环境保障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 促进国内农业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 以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

第二, 官产学研合作创新。

美国农业科研、教育、推广在机构设置上紧密结合, 州立大学农学院是其紧密结合部, 承担着科研、教学、推广三位一体的工作任务。在农业科技研发上, 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关注的侧重点不同, 他们相互配合, 互为补充。联邦政府经费投入以基础性、前沿性研究为重点;企业下设的农业研究机构则将重点放在能直接应用于生产、且具有市场潜力、能获取高额回报的应用性、开发性研究上。

第三, 科研项目管理严谨。

美国科研项目一般由科学家通过大学和农业部研究中心 (ARS) 自主申请, 申请人要对项目研究目的和经费使用进行详细说明。大学和ARS则需要组织相关科学家在对申请项目进行评估后上报农业部经费管理办公室正式实施。当项目获得批准, 有关机构则将经费拨交回大学或ARS而不是项目申请个人。项目管理主要采用评估的方式, 实行优胜劣汰。农业部和各州的项目管理部门每年要对科研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 其依据主要是项目立项时所确定的年度目标任务, 并根据评估结果决定项目是否继续拨款予以支持或终止研究。

1.2.4 重视科技人才培养, 提升农民素质。

美国十分重视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拥有一套科学的、完善的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机制, 为农业生产培养了大量的、高素质的农业科技人才和农民。

第一, 重视农业职业教育。

政府立法干预农业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从《莫里尔法》支持建立农学院系统开始, 《史密斯—休斯法》、《职业教育法》、《1968 年职业教育法修正案》、《2000 年教育目标:美国教育法》等一系列法案的颁布极大地强化了政府对农业技术职业教育的干预, 对农业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 以能力为导向注重培训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 是美国农业技术与职业院校教育的一大特色。

第二, 以推代训提高农民科技素养。

在美国, 农业科技推广的内容十分丰富, 涉及面广。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在为农民提供服务的同时向农民宣讲农业科技知识, 提升他们的科技素养。如提供专门科技服务, 帮助农民利用专业农业技术及管理知识从事生产, 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三, 开展多层次的农业技术培训。

美国除了正规教育之外, 在农村还广泛举办培训班, 利用冬季和农闲对青年农民进行系统培训, 同时办有农民继续教育班, 向成年农民传授新的科技知识。

2 日本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日本土地规模狭小, 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 农业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较低, 但政府仍高度关注和扶持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不断提高本国农业科技贡献率。据日本专家估算, 战后日本农业增产的部分中, 科技贡献率达75%以上。[5]

2.1 日本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基本框架

日本农业科技研发系统主要由国立与公立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四部分组成。农林水产省是日本农业科研机构的直接领导机构。在日本, 农业科技研发的主体主要是隶属于农林水产省的具有独立行政法人建制的农业研究机构、大学以及各都道府县的农业研究中心 (农业技术试验场) , 企业占据农业科技研发的比重则不大。

日本农业科技衔接系统的特点是采用国家政府与民间农协相结合的双层组织结构, 两者既相对独立又密切协作。农林水产省主管全国的农业科技推广工作, 在全国设有地方农政局, 负责指导和监督各都、道、府、县一级的农业科技推广实施情况, 各都、道、府、县均设有农业推广行政机构, 从事本地农业科技推广的行政管理。日本农协 (全称为农业协同组合) 是民间团体组织, 在农业科技衔接系统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目前, 日本的农户90%以上参加了农协。[6]

日本农业科技应用系统主要由农户和农业企业组成。在日本, 小农经济虽在农业中占据着统治地位, 但日本的单位耕地面积的集约率却较高。农户尽管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业兼业化的趋势明显, 但作为市场行为主体, 强烈的逐利动机使其对农业科技的应用仍保持着主动积极性。日本农业企业通常通过直接式和间接式两种方式参与农业科技的应用。直接式, 即通过购买土地, 建立实体企业 (如开办养猪场、养鸡场等) , 利用农业科技成果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这种方式受到日本地价高涨的影响后续发展受到极大限制。间接式, 即企业通过合同形式设立农产品品种和农艺要求等, 委托农户进行生产经营, 农户需在规定时间向企业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农副产品。

2.2 日本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主要做法

2.2.1 法律保护, 重视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第一, 建立、完善农业科技衔接系统。

1948年, 日本国会为振兴农业, 通过了《农业改良助长法》, 开始依法建立农业推广体系。同时, 日本政府为支持和保护农协发展, 也制定了一系列法律, 如1899年的《农会法》、1900年的《产业组合法》、1943年的《农业团体法》、1947年的《农业协同组合法》。特别是1947年颁布的《农业协同组合法》 (20世纪60年代重新修订) 已经成为促进和保护日本现代农业合作社的基本法律。

第二, 重视农业科学技术发展。

1995年1月, 日本政府为力争转变为科技领先型国家, 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战略。1995年11月, 日本政府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 并把它作为一项面向21世纪的长期国策。1996年 6月, 日本科学技术会议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进一步明确了“推进研究开发的基本方向”, 农业科学技术发展位列其中。

2.2.2 资金投入保障。

“政府管政府, 企业管企业”, 是日本财政拨款的主要做法, 因此日本农业科技研发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而农业科技推广经费依法由中央政府与各都、道、府、县共同负担。近年来, 中央与地方支付比例由以前的7:3逐渐降为6:4, 现在已接近5:5, 地方承担比例有逐年增多的趋势。[7]

2.2.3 搭建合理、协作的运行机制。

第一, 科研管理机制灵活、高效。

一是设立首席研究官。日本1996年国立农业科研机构调整中, 开始设立首席研究官, 这使日本在科研管理运作上的灵活性得到加强。首席研究官作为学科带头人, 可以跨越研究室组织成员开展课题科研工作, 这不仅有效带动了重点项目研究, 而且有利于综合性交叉课题研究。二是实行科研项目申请制度。在日本, 科研项目的申请类似于注册制度, 取消了课题项目的行政审批制度, 简化了逐级申报、答辩、审批等项目审批程序。

第二, 加强官产学研密切合作。

一是政府协调沟通促进产学研合作。农业科技研发机构和农业科技推广机构能在农业水产省的指导下保持紧密的联系, 即农业科技研发机构能够将科技创新成果信息直接传递到农业水产省, 农业水产省也能够将农业科技需求信息迅速传送给农业科技研发机构。同时, 日本在都、道、府、县的农政部还设置了普及教育部, 负责协调各地区科研 (农业试验场) 、改良普及中心和农业大学之间的关系。二是政府采取多举措促进产学研合作。建立大学与企业合作的教育制度, 如委托研究制度、研究权属保障制度、人员互派制度等;以科学园为载体, 建立高校、科研机构、企业集聚园区, 如筑波大学的高技术科学城;出台政策消除大学与企业合作的障碍, 如1997年日本政府同意将产学共同研究的场所设在企业, 允许国立、公立大学的教师到企业兼职等。

2.2.4 多渠道培养农业科技人才。

第一, 建立多层次农业教育体系。

为培养高素质的农业科技人才, 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推广效率, 日本已经建立起了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学历教育与继续教育相结合的农业教育体系。

第二, 重视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科技应用技能。

1948年通过的《农业改良助长法》规定各都道府县地方政府必须设立农业科技普及与培训的专门机构, 并规定国家及各都道府县地方政府要对农业科技普及及培训共同予以经费支持。同时, 日本政府对普及指导员的能力培养十分看重, 通过发布《普及指导员资格考试》、《快速提高普及职员能力紧急对策事业 (新规) 》等公告, 对普及指导员的录用、在职培训等做出了严格的要求和规定。农林水产省普及课还为普及指导员制订了三个能力等级的教育进修规划, 并为培养这三种能力制定了相应的学习目标、学习时间、学习方式等。

2.2.5 政策扶持, 营造环境。

第一, 保护、扶持农协发展。

日本农协遍布全国上下, 政府为鼓励农协发展, 给予了农协很多优惠于私人企业的扶持政策, 并以《农业协同合作法》的法律形式加以体现和保护;对农协实施的政府所倡导的事业以补助金的形式给予补助;给予税收优惠扶持等。

第二, 保护、提高普及指导员的工作热情。

普及指导员深入农村最基层, 任务重、责任大。为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日本实施了普及指导员的岗位津贴制度。普及员的月津贴为工资的12%, 专门技术员的津贴为工资的8%。同时为保护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严禁普及员从事与普及活动无关的行政性事务工作。[8]

3 荷兰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荷兰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 它以高度密集的高新技术大力发展“农业工业”, 走出了一条优化结构、发展高效农业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科技进步对荷兰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了80%, 这是荷兰农业具有持续竞争力的根本原因所在。[9]

3.1 荷兰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基本框架

荷兰政府以农民为核心, 将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和教育协同发展, 形成一个互推农业科技创新的三角架构, 从而建立起全国性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网络。在荷兰, 由政府主管农业的行政管理机构——农业、自然及食品质量部 (简称农业部) 负责对全国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和教育进行宏观调控。

荷兰农业科技研发系统由农业实验站、区域研究中心、研究所和大学等组成, 他们拥有各自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 分工明确且相互合作。1876年, 荷兰建立起了第一个农业试验站, 目前全国已拥有100多个农业研究机构。从这些农业研究机构的地理分布看, 他们大部分位于瓦赫宁根及其附近, 这为他们之间的交流沟通和协同合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瓦赫尼根 (Wageningen) 农业大学是荷兰农业科技研发系统的主要力量, 在农业基础研究和前瞻性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目前, 瓦赫尼根大学已基本完成私有化改革, 由九个研究所和两所大学合并而成。

荷兰农业科研衔接系统主要采用政府、农协、合作社共同合办的协作方式, 主要由国家推广系统、农协组织、农民合作社组织、商贸和私有咨询服务组织组成。在农业部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农业科技推广的农技推广局, 并在各省设立了推广站和地区农技咨询中心, 拥有一批农学专家和专业推广人员从事相关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为强化突出发展荷兰农业竞争力, 荷兰政府还依照农业发展特色进行区域布局, 以此配备专业农业科技推广人员, 提高农业科技推广的针对性。同时, 荷兰政府还十分重视发展各种农民组织和合作组织, 积极引导农民由分散经营走向联合经营。此外, 私人推广机构在荷兰的农业科技推广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一些私人企业 (如农业商业公司、农业银行等) 直接聘请农业科技推广人员为农民提供服务。

荷兰农业科技应用系统主要由农民和农业企业组成。拥有一大批懂经营、有文化的高素质农民是荷兰农业成功发展的因素之一。荷兰农民大多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部分农民还拥有双学位或硕士、博士学位, 不仅熟悉和掌握现代农业专业技术知识, 而且还能熟练使用和修理各种农机设备。此外, 荷兰农民的信息意识较强。近年来, 互联网在荷兰农户中已基本普及, 农户可随时浏览农业部或各类农业协会等网站了解和收集相关农业信息和市场需求。荷兰农业企业间竞争激烈, 主要采用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方式维持企业生存和保持竞争优势。他们一般分工很细, 对农业科技需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3.2 荷兰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主要做法

3.2.1 经费筹措保障。

荷兰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投资渠道多样化, 政府主要向农业基础研究和战略研究进行重点投入, 而私人部门的农业科技投资已渗透到农业发展的各领域。有资料显示, 荷兰政府每年对农业科研、推广和教育的投入经费约为30多亿荷兰盾, 用于农业研究的经费占国家农业预算的25%左右。[10]同时, 荷兰政府所属的农业科技推广机构的全部经费也均由国家负责拨付。

3.2.2 促进产学研密切合作。

第一, 政府统筹合作。

荷兰农业部下设国家农业研究委员会, 负责协调全国范围内的农业科研工作, 其下还设有专业咨询委员会, 主要承担研究机构和生产需求之间信息传递及成果推荐的沟通工作。在政府部门的协调沟通下, 农业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得以传播, 最新研究成果通过试验站得以示范、推广, 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得以加速应用。

第二, 畅通合作联结。

在荷兰, 农业发展的经营方式以家庭农场为主, 虽然各农户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 但形成利益共同体仍作为农户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观念, 因此荷兰农民及其合作组织与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存有各种经济组织和行业组织或协会, 负责彼此间的联结、谈判、沟通。农业科技需求通过经济组织和行业组织或协会这些联结点形成产学研多向互动的反馈机制, 将信息及时、快速地传递到农业科技研发机构和推广机构, 从而加快了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

第三, 合作导向明确。

荷兰农业科研项目立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实行委托式科研项目管理机制。一方面科研机构通过竞争, 获得政府委托研究项目及经费资助;一方面, 研究机构可面向生产、面向市场, 接受私人企业的项目委托, 从事课题研究。

3.2.3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企业化。

第一, 机构私有化。

随着国内私人公司、各种经济组织和行业组织的发展, 荷兰政府根据本国国情, 引入市场机制, 对农业科技体制进行了改革, 通过逐年缩减经费投入不断将农业科研机构和推广机构推向市场。目前, 很多科研机构和推广机构已成功地从政府的全额支持中脱离了出来, 成为了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营利企业, 增强了研究、推广的专业性和市场竞争力。

第二, 人员分流。

在机构私有化改革中, 政府对农业科技研发人员和推广人员实行了分流。如对推广人员分流上, 除保留一半推广人员继续享有政府津贴外, 其余人员则进入市场, 通过有偿服务方式从服务对象手中获取劳务报酬。

第三, 推行有偿服务。

改革后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机构通常采取有偿服务方式提供服务、专业技术指导或将服务咨询费包含在其销售的产品成本中, 因此, 荷兰的农民采用直接或间接付费的方式获取所需, 成为接受有偿服务的、拥有更多话语权的“中心”主体。

3.2.4 造就高素质农民。

荷兰拥有一批高素质农民, 这主要得益于荷兰农业人才培养与农民教育培训体系。荷兰农业教育体系由初等、中等、高等农业教育三个正规教育层次组成。此外, 农业成人教育和技术培训作为正规教育的补充也很发达, 培训系统几乎遍布农村的每个角落。农民之间还自发组织“学习俱乐部”, 相互学习、相互切磋、相互交流彼此的心得体会。在1901年, 荷兰政府就实行了义务教育, 这为培养高素质的农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以色列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以色列农业资源异常匮乏, 但以色列却利用农业科技创新实现了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 取得了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功。到20世纪80年代, 以色列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6%。[11]

4.1 以色列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基本框架

以色列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组织机构主要由大学、研究机构、农业企业和农技推广服务中心 (SHAHAM) 组成。在科研管理机制上, 采取由全国农业科技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的科研体制, 该管理委员会主要由国家农业部、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机构和农民组织的代表组成。

以色列农业科技研发系统主要由公益性研究机构、农业教育机构和公司类社会研究机构组成。公益性研究机构主要包括政府农业研究组织、从事综合性研究的韦斯曼科学研究院以及各类农业专业研究所等, 其中, 政府农业研究组织设有大田与园艺作物、园艺、畜牧科学、植物保护、土壤水利与环境科学、农产品加工与储存、农业工程等七个研究所, 四个区域性研究站, 以及一个与全国研究开发委员会联合成立的以色列农作物基因库。政府农业研究组织主要从事全国农业科技发展的关键问题解决和前瞻性基础研究。农业高等教育机构主要包括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农学院和以色列技术学院等。公司类社会研究机构数量则较多, 研究领域也较广, 主要涉及材料、化工、电子、基因、细胞、生物工程等。

以色列农业科技衔接系统主要由国家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区域推广服务中心两个层次组成。国家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指导区域推广服务中心的工作, 区域推广服务中心指导农民的具体生产。区域推广服务中心主要是农技推广服务中心 (SHAHAM) , 它是以色列农业科技衔接系统的主要力量。1949年, SHAHAM开始创建, 目前根据国内不同农业生态区域条件主要分布在九个地区, 负责本地区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和与农业科研的衔接工作, 在行政和业务上接受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局的管理和指导。

以色列农业科技应用系统主要包括农民、农业合作组织、农业企业等。20世纪90年代后, 以色列的高等教育开始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 农民懂科学、用科学的能力不断得到增强。而在以色列, 农业合作组织则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基础。同时, 农业企业以私营为主, 对利润的追逐使其对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趋之若骛。

4.2 以色列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主要做法

4.2.1 立法为先, 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第一, 以法节水、以法促新。

以色列农业资源特别是水资源缺乏, 政府将节约用水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1955年议会制定并通过了《水法》, 开始对全国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和有效管理。农业是用水大户, 为了促进节水农业发展, 以色列在水费管理上实行了严格的奖惩措施, 有效地促使农民不断利用科技创新将节水农业与发展高效农业相结合, 在沙漠国家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道路。

第二, 以法促教、以法育人。

以色列政府把教育视为以色列逆境崛起的一种财富和关键。在以色列立国的第二天, 仅由两人组成的教育部便在炮火中起草了该部的第一个法令, 即《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法》规定5-16岁的孩子必须接受免费义务教育, 直到18岁均为免费教育, 18岁还未完成国家规定课程的成年人要学完高中课程。此后陆续出台的《国家教育法》、《学校审查法》、《特殊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也对以色列的教育发展做出了规定。目前在以色列, 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已占全部劳动人口的15%, 全国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达7.6万人, 每1万名工作人口中有4.6人具有自然科学高等学位 (硕士、博士) , 而美国只有2.6人, 日本只有0.5人。[12]

第三, 科技立法, 拉动创新。

为鼓励农业高新科技发展, 以色列政府在1984年通过了《鼓励投资法案》, 向农业领域内具有一定条件的投资项目提供一定比例的投资补贴;减免税额;设立农业开发风险基金等, 以吸引投资, 大力支持农业科技研发。

4.2.2 政府投入为主, 多渠道筹资为辅。

贫瘠的农业资源决定了以色列必须通过高科技投入替代稀缺资源, 走高效农业发展的道路, 因此, 以色列政府在财政上对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给予充足的支持。

第一, 农业科研经费投入。

以色列政府每年的农业科研专项经费有上亿美元, 占农业产值的3%。国家农业部的农业科研经费中, 50%定向拨给国家农业研究组织, 其余50%则和政府其他农业科研基金实行分类管理, 统称为“竞争性基金”。[13]

第二, 教育经费投入。

以色列对教育的投资比较高, 一直保持在9%-12%, 政府对小学生的花费为3938美元/ (人·年) , 大学生的花费为11036美元/ (人·年) , 均高于其他发达国家。[14]

第三, 寻找其他资金来源。

一是吸引风险投资。20 世纪60年代, 以色列出现风险投资行为, 进入90年代, 以色列风险投资开始迅猛发展。1992年, 以色列政府为了进一步促进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 斥资1亿美元设立了风险投资基金, 其后, 风险投资资金便成为以色列资金市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二是推广融资。在以色列, 除了获得政府对农业科技推广的拨付经费外, 农业科技推广机构还可通过咨询服务和技术指导从生产和市场委员会获得推广经费。

4.2.3 以市场为导向, 加强农业科技与生产的结合。

以色列农业产品经营以订单生产为主, 因此, 研究项目主要来自于农业生产一线的问题和国内、国际的市场需求或潜在需求。为使农业科技成果尽快运用于农业生产, 以色列注重缩短农业科技成果从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周期。一项农业科技成果研发成功后, 往往直接通过农业科技衔接系统迅速地传递到农民手中, 一旦农田试验出现问题, 农业科技推广人员便将这些问题直接反馈给科研人员以求解决。

同时, 以色列还非常重视对农业科技成果的评价。对农业科技创新成果, 不管技术是否先进, 除了需要进行投入与产出的经济效益比较分析外, 还要对其从研发到应用进行全程式的追踪评价。

5 典型国家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经验借鉴

美国、日本、荷兰、以色列四个农业成功发展的典型国家以本国拥有的农业资源禀赋为基点, 根据国情, 围绕农业科技研发系统、农业科技衔接系统和农业科技应用搭建本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基本框架, 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美国的特点是注重建设农业科技研发系统和农业科技衔接系统, 通过法律护航, 实现产学研合作和人才素质提升;日本的特点是强调农业科技研发系统和农业科技衔接系统并举, 在促进产学研合作的同时加强人才培养;荷兰的特点是突出农业科技应用系统, 以农户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 保障经费投入, 实施企业化改革;以色列的特点是围绕农业科技应用系统加强农业科技研发系统和农业科技衔接系统建设, 充分发挥政府作用, 重视农民素质提升。

尽管美国、日本、荷兰、以色列四个典型国家在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上各具特色, 但仍具有一些共同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

5.1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多层次、参与主体多元化

考察美国、日本、荷兰、以色列四个典型国家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基本框架, 从层次看, 各国均形成了国家、地方、基层 (企业或农民或农民合作组织) 相互协作的多层次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国家和地方层次清晰, 分工不同, 职责不同。体系内的信息传导层层推进, 或从上而下, 或从下而上, 或上下双向互递, 各层次间协调有道、协作有序。

从参与主体看,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参与主体涉及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推广机构、农业企业、农民 (农户) 、农业合作组织等。尽管各主体在各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中承担的角色不同、所占比重不同、相互间的组合方式不同, 但均是构成各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基本单元。各主体既相互独立, 又具开放性, 彼此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 合作与竞争是他们互为存在的前提。在各主体构成的体系网络里, 科技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流交互式流动频繁, 保持了农业科技创新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前瞻性。

5.2 政府作用发挥举足轻重

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 政府无论是采取直接干预方式 (如日本) 还是间接干预方式 (如美国) , 均实现了对农业科技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 (这里是对政府配置资源作用的强调, 并不否认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 因此政府作用发挥具有不可替代性。农业科技是准公共产品, 政府作为一种推力, 目的是提高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运作效率。政府通过宏观调控, 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财政等手段消除创新主体间协调沟通的障碍, 为体系建设营造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农业科技转化制度环境和有效的运行机制, 促进科研体制改革, 培育创新主体, 促使各创新主体相互整合与互动, 鼓励他们参与有序竞争和有效合作。

5.3 加强法律保护保障

农业在各国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农业科技创新与工业科技创新相比又具有特殊性, 因此各国政府不遗余力地通过国家立法形式对农业科技创新进行保护和保障, 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增强农业竞争力。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法, 保护农业科技创新主体的利益免受侵害, 激励各主体积极参与农业科技创新活动, 消除因信息交流不当产生的知识产权纠纷。用法律法规保障各国农业科技研发、推广资金投入的比例和数量, 重点支持具有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而无经济效益或经济效益较弱的基础性研究、前瞻性研究, 保障各国国家性农业科技推广机构推广经费来源的稳定。

5.4 资金投入保障有力

随着各国对农业科技生产力作用认识的不断提高, 对农业科技创新体系重视程度的不断加大, 对农业科技创新各方利益主体的保护, 各国已经形成由政府公共投资和企业、社会机构等私人投资共同分担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资金投入模式, 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来源多渠道。各国十分注意保持农业科技投入的强度, 在注意加强国家财政预算确保财政投入的同时, 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和政策导向作用, 吸引和鼓励各种社会资金投入到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中。一般说来, 各国政府的共同投资一般比较稳定, 而企业类资金投入所占总投入的比重却呈现出不断加大的趋势。

5.5 产学研合作密切

各国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十分注意产学研密切合作, 注意农业科技与农业生产的有效结合。各国实践表明, 产学研合作成功主要得益于政府参与的引导性, 创新主体间介入、组合方式的灵活性, 农业科技成果转移、推广衔接的无缝性, 创新主体间利益保护的有效性。

5.6 注重提高农业科技人才素质, 重视农民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农业科技人才作为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创造者、使用者和传播者, 越来越成为一国农业科技进步与农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各国政府异常重视农业教育, 将培养和造就农业科技人才视为自己实现本国农业科技发展战略的根基。人才强, 则创新强;人才兴, 则发展先。农民作为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直接应用者, 其文化程度高低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程度, 其参与体系建设主动性的强弱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一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成效。在四个典型国家, 农民所体现出的共同特点在于文化水平较高、科技素养较高, 主动参与农业科技创新研究项目和推广项目的热情较高。这与各国政府采用“自下而上”的工作理念, 寄予农民更多决策权、参与权、话语权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