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解读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选8篇）

解读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篇1

——权威人士解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12月22日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2011年及“十二五”时期“三农”工作进行了部署。这次会议采取哪些措施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记者在第一时间连线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及专家，对这次会议的精神进行了解读。

首要任务是“稳粮”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确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是明年“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会议提出了确保稳住粮食播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加快实施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加快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等一系列工作重点。

“粮食产量‘七连增’，很大程度得益于这几年播种面积恢复性增加，今后播种面积增加的空间很小。气候条件和自然灾害也有不确定性，农业抗灾夺丰收任务繁重。”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

韩长赋表示，明年继续推动强化生产大县奖励政策，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等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继续推动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机化发展的政策措施。

“农业部将增加粳稻生产，积极引导农民扩大玉米、杂粮等短缺品种种植面积。大力推广防灾减灾、稳产增产、节本增效等关键技术，着力提高单产和品质。”韩长赋说。

重要信号：加快水利发展

系统部署今后一个时期水利发展与改革，是这次会议传递的一个重要信号。这意味着中央开始着手解决水利等影响全局的薄弱环节和重大问题。

水利部部长陈雷表示，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对水利工作进行科学定位、统筹规划、全面部署，凝聚全社会力量，形成治水兴水合力，为推动水利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2010年，我国干旱、洪涝、山洪灾害覆盖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灾害损失之重，为1998年以来之最。“洪涝灾害频繁仍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农田水利建设滞后仍是影响农业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大硬伤。”陈雷说。

据陈雷介绍，“十二五”期间，水利部将突出抓好四件大事：加强水利重点薄弱环节建设；加快解决民生水利问题；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全面推进水利改革。

加大投入夯实农业基础

此次会议提出，明年“三农”投入要做到 “三个重点、三个确保”——财政支出重点向农业、农村倾斜，确保用于农业农村的总量、增量均有提高；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重点用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总量和比重进一步提高；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向农业土地开发、农田水利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确保足额提取，定向使用。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说，“三个重点”进一步明确了中央支农资金的投入方向，而“三个确保”则表明了支农资金如何落实到位的具体手段。这些表述体现了国家支农政策的连续性、协调性和针对性。

宋洪远解释说，这些表述进一步明确了支农投入的重点和方向，在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的同时，更加注重强化强农政策，大幅度增加生产性投入，并突出政策的针对性。

征地力保农民权益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扩大征地制度改革试点。

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解释说，此次会议有关耕地问题的表述，根本立足点是严格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这位负责人说，目前在四川、广东等地设立耕地保护专项资金的试点，对农民每年给予每亩200元到500元补贴的探索，为我国探索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创造了鲜活经验。

据介绍，国土资源部门将抓紧落实“按照节约用地、保障农民权益的要求推进征地制度改革”的措施，缩小征地范围，提高补偿标准，落实同地同价原则，保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

到2010年9月，我国已有28个省（市、区）公布实施了新的征地补偿标准，补偿水平普遍提高了20％至30％。今后，各地将建立征地补偿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当地人均收入增长幅度等情况，每2至3年对征地补偿标准调整一次。

这位负责人分析，在深化征地制度改革方面，陆续选择天津、重庆、沈阳等11个城市作为新一轮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城市，重点在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拓展安置途径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探索，逐步建立征地补偿安置长效机制。

“菜园子”“菜篮子”“菜摊子”都要抓

此次会议提出，下大气力抓好“菜篮子”产品生产，加大销区就地生产和就地供应力度。同时，大力改善农产品流通和市场调控，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加快形成流通成本低、运行效率高的农产品营销网络。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解释说，农业部明年将推动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切实落实城市菜地最低保有量制度，建设好“菜园子”，提高大中城市蔬菜自给能力。

农业部还提出，“十二五”时期将重点建设标准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基地，扶持批发市场、冷链系统、质量安全检测站点建设，促进“菜篮子”产品有效供应和质量提升。

商务部市场建设司司长常晓村表示，今后将鼓励更多的流通企业参与“农超对接”，到农产品基地直接采购，扩大农超对接政策效果，提高订单农业比重。继续支持建设产地预冷等冷链设施，完善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

加大气象服务提高防灾能力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建设，强化农业发展基础支撑。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矫梅燕表示，2010年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农村防灾减灾和农业生产面临风险不可低估。气象部门将加强农业气象服务和农村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矫梅燕说，今后努力提高气象预报的准确率和精细化水平，重点加强农村地区手机短信、电子显示屏、预警广播平台建设，力争实现至少有一种手段能将气象预警信息送达到农村每一个地区，延伸到每一个村镇、传递到每一位农民，实现气象信息的“进村入户”。

同时，建立完善面向部门的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和气象灾害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加大气象科普和防灾减灾知识宣传力度，充分发挥气象部门在农村气象防灾减灾中的 “消息树”作用。

矫梅燕表示，气象部门将把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加强人工影响天气能力，科学合理开发空中云水资源，推动科学防灾减灾。

“三化同步”：着眼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解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22日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部署，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三化同步”是中央科学把握现代化发展规律、着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三化同步”是“十二五”时期的重大任务

韩长赋回顾了“十一五”时期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成就。他用了四个“显著”来概括：农业基础地位显著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农业发展活力显著增强。

“‘十一五’是农业发展最快、农村变化最大、农民增收最多的5年，创造了农业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期。”韩长赋说。

但同时他也表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还面临许多突出问题，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城乡失衡仍然突出，最需要统筹。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

“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使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协调发展，是‘十二五’时期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战略目标。”韩长赋表示。

“三化同步”明确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方向

韩长赋认为，“三化同步”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一脉相承，是统筹城乡发展方略的丰富和发展，也是中央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 “三农”实际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进一步明确了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方向和目标。

韩长赋分析说，“十二五”时期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将深入发展，农产品消费需求将持续增长、结构加快升级，为现代农业发展既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又提出了严峻挑战——耕地、水资源紧缺，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特别是在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村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加速外流。

“如果处理不好，农业就面临削弱和萎缩的风险，农村就面临凋敝和忽视的风险，城乡失调、工农失衡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现代农业就会更加滞后。”韩长赋说，“这方面，国外和我国改革开放前都有过深刻的教训。”

他进一步解释道：“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程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工业化、城镇化不发展，农业现代化就缺乏动力；农业现代化若跟不上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步伐或者被忽视，就会导致工业化、城镇化陷入停滞，造成‘三化’都难以为继。”

谋划“三农”发展新举措要遵循“三化同步”重大原则

韩长赋说，科学把握“三化同步”推进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规律，就要充分发挥工业化、城镇化对发展现代农业、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带动作用，对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辐射作用，实现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

“‘十二五’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机遇期。”韩长赋说，“要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主线，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把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作为中心目标，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推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

解读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篇2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回应了人们热切关心的形势判断、政策基调、主要任务、重点难点等重大问题, 可以用五大任务、四个“牢牢把握”、四个“保持”、四个“着力”来概括。

对于今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 中央认为, 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 国内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 困难和潜在风险不可低估。为了应对复杂多变形势, 适应新情况新变化, 必须继续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 做到四个“牢牢把握”, 即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 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 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创新这一强大动力, 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根本目的。我们认为, 四个“牢牢把握”是实现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等六大工作目标的思想保障和思想遵循;只有做到四个“牢牢把握”, 才能确保各项工作行走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

四个“着力”, 具体说, 就是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着力加强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 着力深化改革开放,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四个“着力”与四个“牢牢把握”紧密关联, 内容上是一致的, 但侧重点不同。四个“着力”是从如何开展工作、如何抓住重点来说的, 重在落实。四个“牢牢把握”是从如何坚持正确方向、确保不偏离轨道来说的。

四个“保持”, 主要是针对今年经济社会工作总基调而言的。中央明确要求, “要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之所以强调“突出把握好”, 正是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新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为了适时而稳健地推进改革, 为了在波动的世界环境中扬长避短, 趋利避害。中央用四个“保持”来强调“稳”的内涵, 即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第一个“保持”是概括了总的宏观经济政策基调, 后三个“保持”是阐述“稳增长”、“控物价”、“促和谐”三大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做到四个“保持”, 是为了更好地“进”。“进”则是针对“调结构”、“抓改革”、“惠民生”三大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而言的, 具体说, 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 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 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五大任务”是:1、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 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3、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4、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5、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可以说, 五大任务是“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的具体抓手;而完成好五大任务的衡量标准, 就是能否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

为此, 中央特别强调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 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会议指出, 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都要注重加强与产业政策的协调和配合, 充分体现分类指导、有扶有控, 继续加大对“三农”、保障性住房、社会事业等领域的投入, 继续支持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节能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在建和续建项目、企业技术改造等。

我们认为, 此次会议对于经济工作的分析和部署, 不仅体现了扎实务实的精神, 并且有着极其重大的承前启后的作用。进一步巩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做好今后的工作, 时刻都要坚持稳中求进, 时刻都要坚持稳定性、连续性、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 时刻都要坚持分类指导、有扶有控。

对于资本市场发展, 会议上有三处表述值得关注:一是在“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段落中, 强调“发挥好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二是在“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段落中, 强调“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三是提出“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这三点对于资本市场发展都有指导意义, 至少说明, 资本市场的作用日益重要, 资本市场需要进一步优化结构, 资本市场改革要与宏观改革特别是利率汇率改革相协调。

“稳中求进”提法的真正内涵在于“机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焦点不仅局限于经济工作, 而是将今年的经济工作和社会发展重点结合在了一起。会议提出, 为了“推动今年经济社会发展, 要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 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 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 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 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从会议公报中, 很多人解读出“中央政府可以容忍经济增速放缓”的基调, 因此不能过分强调“保增长”。市场预期货币政策不能转向适度宽松, 流动性枯竭局面难改, 股市当然以下跌应对。我们以为, 会议透露出了“不能容忍经济增速过快放缓”的战略意图, 稳中求进, 稳中求变, 2012年货币政策的特点将是更加“灵活”, 房地产政策也将随机应变。正所谓名义上不变, 实际是“善变”。

为什么如此解读?“稳”的第一要义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且“稳”与“进”是密切相关的, 不进难有稳, 不进将错失“重大战略机遇期”。我们注意到, 无论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都强调了“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这才是重中之重。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哀鸿一片”, 欧债危机深不见底。正因为欧债危机的存在, 美债危机也可能浮出水面, 才使得欧美列强都需要中国, 对中国的追赶步伐会“适度容忍”, 加上伊朗、俄罗斯的平衡作用, 中国的发展并不显得那么咄咄逼人, 这就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实际意义。这个时期用好了,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中国可以再上台阶。

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是“求稳”, 保证社会稳定是必要一环。要促经济转型、扩大内需、促改善民生, 都需要钱, 而钱从哪来?中国似乎有的是钱, 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好像是全世界“首富”;但A股市场很差钱, 这大概也是全世界投资者统一的认识, 否则怎么会最熊呢?其实中国很差钱, 在四季度经济增速下滑加快的背景下, 上市公司市盈率出现大幅度下降, 小微企业生存困难, 国企也很缺钱, 财政收入怎么可能保持高增长?

10月份财政收入增长只有16.9%, 比一季度回落了近一半;11月份增长只有10.6%, 出现快速回落;而进入12月, 有些 (收入) 项目甚至已经出现下滑征兆。如果考虑到年末中央财政还将大量拨款弥补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亏空, 2011年全年的财政收入并不乐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 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 要扩大内需、提高劳动者收入, 钱从哪来?必须实现优质增长, 高效增长, 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这些都需要投入。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 也需要钱, 钱从哪里来?靠发债券, 搞赤字?都不靠谱, 还是要保增长。

目前很多人一听“保增长”就与保房地产商连在了一起, 其实保增长只是保实体经济, 通过更灵活的宏观调控政策激活企业活力, 通过实体经济开工率的提高促进就业率的提高, 使被流动性困扰的企业扭亏为盈。尤其要保证小微企业、民营经济, 还有国家级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平稳。

对房地产调控不能松劲, 但也不能只靠限购限贷, 未来改变的一定是这种只靠非市场手段压制房价的局面, 要研究长效机制。房地产调控重在改变思路, 强调稳中有变, 稳中渐变, 在市场交易活跃的背景下实现价格稳步回落。现在各级财政都没有钱, 保障房无法按计划完工, 同时, 我国各大城市已经积压大量商品房, 现在还有更多的房子建好了, 却卖不出去。怎么平衡两者的缺口呢?政府通过赊欠或发行特种债券的方式收购开发商的商品房, 当然是低价收购。这就是平准, 可以搞活滞压在房地产市场的大量资金, 也可以少建很多“建成负担”的“保障房”。将建设保障房的大量资金拿出一部分, 用于开发全国住房联网系统。这个网一建, 全国房价肯定大跌, 政府正好低价收购将建设保障房的资金用到刀刃上。

还是那句老话:防范危机的前提条件是预见危机。现在再加上一句:防范危机的最好办法是求变。对2012年经济工作的预期就是:稳中求进, 稳中求变, 稳中渐变。

“五大任务”对执政理念及操作提出要求

从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大工作任务来看, 短期内中央希望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中长期来看, 中央希望通过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寻找一种能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 确保“十二五”期间经济有效增长, 民生福祉持续提高, 经济战略转型基本完成。无疑, 五大任务关键在于各级政府转变经济增长观念, 全面升级发展思维, 采取切实措施打造以内生性增长为主动力的发展模式。

去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异常复杂, 但放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横向对比层面上看, 中国经济发展态势仍不乏亮色。去年前三个季度GDP保持着9.7%、9.5%以及9.1%的增速, 这在主要经济大国中非常难得。但不能不提到的是, 去年以来的经济增长轨迹, 更大层面上依然沿着既往的路径, 如何在增长中加快相关配套制度改革, 依然是困扰各级各地政府的迫切命题。我们认为, 尽管“十二五”期间经济或许还是能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谁都知道, 如果不彻底改革增长模式, 不全面升级发展思维, 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 粗放式的增长其本身的有效性与福利效应不仅不会与经济规模呈正相关, 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倘若中国经济真的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早在几年前就跨过了“刘易斯拐点”, 则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之后, 有可能会迎来痛苦的爬坡期。

另一方面, 正如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高度关切的, 中国经济面临的可能危险还在于:内外经济的失衡尤其是外部发展环境的可能恶化, 使得中国在愈来愈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 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此, 中央特别提到要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潜在金融风险, 万不可有任何疏忽。否则, 中国真有可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尤其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搭建完毕的情况下, 在经济遭受重创之后错过重振的时间窗口;而基于收入差距扩大而产生的社会不稳定又会进一步加大政府的管理成本。事实上, 今天的中国, 经济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内部失衡, 外部失衡亦很严重, 在这种约束条件下, 必须格外小心资产泡沫膨胀之后引致的系统性经济风险。如若不引起足够的重视, 局部风险的扩散和累积将有可能演变成系统的经济与金融风险, 而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 如若不能找到有效的对策, 很有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定时炸弹。

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 如果不能找到促进经济内生性增长的相关动力, 不能有效调动各个层面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则今后五年乃至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因此, 在支撑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周期的红利与要素趋减的情况下,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既要着眼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结构调整与民生福祉, 更要正视宏观经济风险不断累积以及经济内外失衡持续加剧的事实, 致力于破解制约经济中长期发展的相关约束条件, 切实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 尤其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全面落实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思路。

我们曾说过, 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选择, 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因此, 唯有有效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 且基于这种增长路径的财富积累能有序转化为民生福利时,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才有经济学意义和国家意义。

这些年来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 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仍不彻底, 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 未及时实现增长动力的切换, 相关改革进展缓慢, 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趋于停滞, 已成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因此, 决策层在具体的政策施行中不应过于看重短期经济增长势头可能下滑, 而是着重思考如何通过确立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 来推进结构性改革。政府理应切实扩大竞争性投资领域, 让民间资本参与投资, 在提高投资效率的同时也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而为了使宏观领域的政策改革能更好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性, 政府亟需消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等价格方面的扭曲, 改变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影响的定价机制, 真正做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 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

我们冀望, 在今年以及今后一段时期, 政府既要通过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更要切实把握自身转型的时间窗口, 着力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全面改革, 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形成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地, 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以及相关的转移支付, 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企业和部分个人向广大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适当转移, 真正实现藏富于民。

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特征及政策着力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导致我国外部需求减弱的背景下, 需要高度重视挖掘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潜力, 以此扩大内需, 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中等收入人群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一是教育程度较高。教育程度越高, 就业的稳定性相对越强, 获得的收入也相对越高。二是城镇化。城镇化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推动力, 而且也是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从人口分布看, 中等收入人群主要分布在城镇。三是金融资产较多。中等收入人群的财产多以住房、股票、基金、理财产品以及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 财产的金融化特征非常明显。

低收入人群消费倾向高, 但主要集中于基本消费, 如食物和衣服, 消费对产业带动作用不强。而中等收入人群消费主要集中在基本消费之外, 如耐用商品、汽车、文化娱乐等, 其消费对相关产业的带动能力较强, 是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

当前制约中等收入人群消费的主要因素有:一是就业稳定性下降。二是财产性收入下降。三是住房贷款利息负担也对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因此, 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消费。比如, 引导企业采取减薪的方式替代裁员以降低成本开支;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团体消费, 允许企、事业单位通过代购卡形式发放部分福利费, 并进行个人所得税的减免;政府以减免税费的形式鼓励中等收入人群的电动汽车或耐用品消费等。应通过多种方式引导社会舆论, 强调经济增长基本面的稳健因素, 稳定企业和居民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

政策基调决定2012年楼市将继续深度调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全社会都关注的楼市宏观调控, 中央也确定了“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 促进房价合理回归, 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 扩大有效供给, 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方向。

2011年, 以不断加码的“史上最严厉宏观调控”为先导, 以渐行渐近的保障房和房产税为标志, 全国楼市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最严厉楼市调控持续将近一年后, 高企的房价终于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对于民众关于楼市调控会否放松的猜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 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 促进房价合理回归, 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 扩大有效供给。要抓好保障性住房投融资、建设工作, 逐步解决城镇低收入群众、新就业职工、农民工住房困难。此番表态和中央之前精神一致, 因此业界普遍认为是中央“铁了心”坚持调控, 限购、限贷的政策不会放松。

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篇3

2010年12月中旬，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幕。此前市场热议的宏观调控新信号已经确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按照总体稳健、调节有度、结构优化的要求，把好流动性这个总闸门，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等等。简而言之，“宽财政”和“稳货币”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思路，“调结构”和“防通胀”两大任务，而宏观政策的基本取向是“积极稳健，审慎灵活”。

“防通胀”成为迫切任务

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幕之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0年11月的CPI数据，涨幅达到5％，创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纪录。在数据公布的前一天，中国人民银行今年第六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使得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高达18.5％。

东方证券研究所在报告中指出，目前通胀压力有增无减，主要农产品价格并没有出现趋势性回落，且引发物价上涨的因素正在扩散，从以往的经验看，随着涨价因素从农产品向食品制成品和非食品的扩散，以及PPI向CPI传导作用的加大，CPI可能会再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因此，早在会议召开之前，新华社就指出，2011年中国宏观调控的主旋律是：在保增长、调结构和防通帐之间寻求持续平衡。果不其然，“稳定价格水平”被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而“全面加强价格调控监管”、“把好流动性闸门”等一系列有关措施成为了政策的重点。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表示，实际上政府对于通胀的治理已经展开：货币政策的中期转向；对市场秩序的整顿，打击投机行为；对供给和流通体系进行了一些具体的调整，对农产品的成本进行补贴；对受通胀冲击较大的人群进行补贴，提高全体民众对价格上涨的承受能力；资源等价格改革方案延后，等等。

刘元春认为，今年在一季度，CPI会持续高位；第二季度之后，CPI可能会出现回落。预计全年CPI走势会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总体约在3.3％的水平，但是第一季度的月度数据会偏高，估计在4.5％。

“稳货币”意味着什么?

“稳健的货币政策”听起来很抽象，具体起来，中国银河证券研究所总监、宏观经济分析师张新法说，今年的信贷政策将做到“有保有控”，扶持一些产业，对另一些产业会减少投放规模；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的使用并没有上限，主要还是针对经济情况，例如看热钱、汇率、顺差等指标；而加息对经济的杀伤力比较大，应谨慎使用。

刘元春则表示，现在货币政策已经转向，要考虑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是相对偏松，还是相对偏紧?而这个取决于整体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和物价态势。“考虑到CPI涨幅已经破5，可能货币政策会相对偏紧。”他说。

至于货币政策的施行，数量型工具与价格型工具会轮番使用，已经达成共识，但是以那一种工具为主体仍有争议。刘元春说，从回收流动性来说，短期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是强有力的工具；如果从中期来看，则加息和公开市场业务也是必要的手段。他预计，加息应该会很快提上日程，而今年的公开市场业务的力度会进一步放大。

货币政策转向对经济增长和投资有何影响?刘元春的意见是，虽然这会使经济增长面临下行的压力，也会使投资受到一些影响(最为明显的就是地方性项目受到约束)，但是由于货币存量较大，这种影响还是有限的。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有效地抵消货币政策转向所带来的影响；再加上2011年时“十二五”开局之年，投资规模应该不小。

资本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首先它的结构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国债规模会略有下降，央行票据的发行会增加，但是对股票市场来说，由于国家希望通过股票市场的发展来吸收流动性，IPO的规模会持续放大。

但是，渤海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杜征征表示，加息使得资源配置能达到一个更优的状态，如果信贷投放的效率提高的话，流动性紧缩不见得是一个对资本市场的重大利空。

“保增长”不乏亮点

要保持复苏平稳地延续，关键在于财政，而今年财政政策的任务就是“稳增长”和“调结构”。张新法认为，今年的财政赤字绝对量会增加约1000～1500亿这样，财政支出会对社会薄弱环节有所加强，如新兴产业、农业、产业转移、教科文卫、水利和其它一些改善民生的方面。税收也会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部分，如资源税、房产税等。

刘元春表示，虽然我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充足，经济复苏的基础进一步稳固，但是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外部环境究竟会恶化到什么程度；房地产市场是否会出现重大变异；价格变化，特别是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也会使明年的状况比较复杂。对于这些，财政政策会起到较好的相机决策和对冲的作用，使GDP保持在9％～10％的较为合宜的区间。

“经济增长不乏动力和亮点。”刘元春说。他说，消费会高位运行，成为拉动增长的动力；虽然房地产投资下滑，但是“十二五”开局，包括新兴战略产业的出台，都会起到强劲的拉动投资的作用，投资反弹的空间较大。

解读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篇4

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央经济会议分为总结当年、研判当前、制定来年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是前菜，我们快速过一下即可，主要讲讲涉及来年的部分。

对于2019年，会议认为2019年是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三大攻坚战是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大家记住这三个攻坚战，在涉及来年时重点要讲），认为精准脱贫成效显著，金融风险有效防控，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而对于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研判是：“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全党全国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一定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总结起来就是：过去一年挑战很大，不过我们也是取得了关键进展的；新的一年压力会加大，需要同心同德苦一点，要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

那么在看到阳光之前，可能有风雨的2020年，中央是怎样定调的呢？中央说：“要坚持稳字当头，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稳是必须的，中国发展这么多年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不折腾”，只要稳下来没有大的动荡，时间就在我们这边。和要稳相对应的是要活和要兜底，这个要活意味着在2020年我们将活用各种已有的(降息降准等)、创新的(lpr解绑利率等)、常规的、非常规的政策手段来稳定经济，每一次活用都是一次机会。要兜底不多说了，在经济会议上说社会政策要兜底，大家自己体会。

说完了定调子，我们来看下具体举措，有一个举措非常非常值得注意。

在谈到打好三大攻坚战时，联播是这样说的：“要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集中兵力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严把贫困人口退出关，巩固脱贫成果。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压实各方责任”。

而去年的中央经济会议是这样说的：“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要坚持……。打好脱贫攻坚战，要重点解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

和去年相比有两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次序变了——去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第一位，脱贫攻坚是第二位，污染防治是第三位；而今年顺序调整为脱贫攻坚第一位，污染防治第二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第三位，原来的第一直接跌到了最后一位。第二个变化是去年三大攻坚战的用词是一致的，都是“打好”，而今年脱贫攻坚用的是集中兵力打好，污染防治依旧是打好，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已经没了！没有说打这个战！

这两个变化说明了同一个事情——2020年的金融政策要转向了！因为防范风险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金融风险，之前防范金融风险的时候对金融各种举动限制的死死的，我想各位从事金融的朋友们今晚看到这样的报道都会兴奋地睡不着觉吧。三弄不能说股市的牛市要来了，但至少是牛市可期，毕竟xx无熊市。

最后说下房子，谈房子的话放到了“确保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这一条中，说到了“要加大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工作”，那是怎样保障的呢？联播是这样说的：“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大力发展租赁住房”，意思是对于老旧小区改造的重点不是棚户区改造这样拆旧建新的方式，而是对老旧小区进行修修补补的小动作，而且对解决城市住房也不卖了，改租了。

解读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篇5

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稳中求进开新局，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明年的经济工作定下了总基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着力加强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说：“中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表明，我国宏观调控的基调保持不变，对巩固和延续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意义重大。”

把握一个“稳”字，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我国经济形势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物价温和下降。张晓晶表示，当前经济内生力增强，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新特点，宏观调控基调需要把握一个“稳”字。

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张晓晶说，体现在宏观调控政策上的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首先，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我国的宏观调控基本取向暂不需要大的调整。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32069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4%，经济增速环比持续放缓。11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创14个月来新低。目前，国民经济呈现增长较快、价格趋稳、效益较好、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虽然经济增速放缓，物价温和下降，但我国经济不仅不会二次探底，也不会“硬着陆”。张晓晶说，宏观调控的基调保持不变，有利于统一认识、坚定信心、凝聚力量。

其次，稳定物价总水平依然是摆在宏观调控面前的重要任务。

目前物价拐点已经显现，国内成本性通胀预期不断降低，但是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随时会推高物价水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表示，食品价格将来会不会再次成为通胀的推高因素值得关注。目前三类产品的价格容易上涨，一是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农产品(12.29,0.00,0.00%)，二是房地产等不可通过贸易调节的产品，三是资源类产品。

充裕的国际流动性将抬高大宗商品价格水平。尽管目前受欧债危机影响，欧美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总需求收缩，短期内促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但是，计划中的挽救欧债危机的2万亿欧元的流动性，以及美国可能的QE3(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会大大刺激总需求，带来大宗商品价格的推升，从而对中国构成输入性通胀预期。

当前，欧债危机以及世界经济复苏遇到巨大的不确定性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宏观调控的取向不需要改变。就欧债危机而言，张晓晶分析，由于我国政府和金融部门对欧债的直接涉入不深，欧债危机对我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外需下滑，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张晓晶说：“保持宏观调控基调不变，显得格外重要。”

稳，不是一成不变。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副会长陈厚义说，稳，还要根据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特别是要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放在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

把握一个“进”字，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张晓晶说，宏观调控上的进，就要深入分析经济发展和运行趋势变化，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重点，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节能减排形势严峻，经济金融等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同时，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各类风险明显增多。展望明年，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将十分严峻复杂，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陈厚义说，要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宏观调控面临着复杂的任务。

在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之际，反映经济增长的先行指标PMI(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11月份从上月50.4%下降至49%，自2009年3月以来首次回落到50%的景气临界点以下。中金公司研究报告认为，四季度经济增速受疲弱的外部需求影响，将会进一步降低。

在控制物价的同时，宏观调控要稳定经济增长。从2012年1月1日起，我国将在部分地区和行业开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逐步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地方债试点已经启动，近日，财政部发布的《2011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称，2011年上海、浙江、广东、深圳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央行近期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

要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长期以来，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速度上看，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大低于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081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7.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3%)。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1227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4.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9%)。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着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解读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篇6

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规律。早期，人类居无定所，随遇而栖，三五成群，渔猎而食。农耕时代，人类开始定居，形成了早期的村落。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倡导了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

城市发展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农业用地按相应规模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建国之初，我国城市化率还不到10%。到2012年，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随之而来的，也包括一系列城市问题。比如，基础设施不足、流动人口过多、公共服务不够、城市管理不善等等。究其原因，就是城市规模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相适应。

2000年以来，我国每年城镇化率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总体上还处于城镇化中期阶段。进一步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必须从四化同步、五位一体的高度，统筹把握城市工作的全局意义。

一是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截止到2013年，全国城市数量达到了658个，建制镇数量超过2万个。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5大国家级城市群以及9大区域性城市群和6大地区性城市群，已经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下一步要依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合理评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一步明确各大城市群以及各主要城市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定位，形成一个“城市群——核心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县城驻地——中心镇”六级城镇体系。

二是合理控制城市规模。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快速城镇化进程带来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一些城市“摊大饼”式地无序扩张，过度设立开发区、工业园，过分追求宽马路、大广场，浪费了大量宝贵的耕地资源。下一步要在合理测算人口规模和承载能力的基础上，通过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尽快确定各级各类城市的总体规模，坚决遏制一些城市“摊大饼”式的无序扩张，引导城市组团式、串联式、卫星城式布局，努力实现紧凑集约、高效绿色发展。

三是大力推动产城融合。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的支撑，产业的发展必须有城市作为载体，必须要加快推动产城融合，实现人口、产业、城市可持续发展。各个城市都要结合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明确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尽量拉长产业链条，强化产业协作协同，逐步形成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特别是对于一些城市新区和开发园区，必须要以产业为依托，防止“有园没有厂、有楼没有人、有路没有车”式的空城出现。

解读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篇7

会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从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基调就一直维持“稳中求进”。在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看来,尽管今年“稳中求进”提法没变,“但基于现存的经济问题,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这是个创新之处。”

祝宝良认为,中国经济面临需求问题和周期性下行问题,但更多反映为供给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在钢铁、有色、化工等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同时,国内还存在高质量和个性化商品供给不足问题,导致了大量消费外流。有的产业需求不足但供给过剩,有的产业需求旺盛但供给不足。“政策都是奔着问题去,正是因为当前的这些问题,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摆到了更重要的位置。”祝宝良说。

对于供给侧改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近年来由于我国一般技术水平和先进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这种情况下要改善供给,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建立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制度体系,通过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制度体系来推动供给侧的改善、供给体系和供给结构的改善。并且,政府、企业和社会要共同推动改革,来实现这样的改变。企业家要做好适应新经营环境的准备,靠提高核心竞争力、提高适应消费者需求的能力来获得成功。

去产能、降成本

会议指出: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表示,积极稳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淘汰落后产能已成为我国经济提质增效的一个关键点。大量落后产能的存在,挤占了许多生产要素和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源。在一些过剩行业中,效率低、负债高的企业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而银行担心信贷风险还不得不给予续贷和更多支持。另一边,行业内效率高、负债率低的企业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同时,落后产能的存在还使得市场供需失衡、产品价格持续回落,好企业的效益和创新能力也受到很大制约,最终影响到整个行业竞争力的提升。

要真正将落后产能淘汰出局,应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国家还可以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对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和地区,给予一定的支持。同时,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

在企业销售业绩短期内难以明显改善的背景下,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是提升企业效益的重要途径之一。政府需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做到放管结合,并通过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等,逐步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在财政可承担和社保基金运行可持续的前提下,适当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和社保费率。政府还应通过货币政策调控等方式,逐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随着煤炭、石油等能源产品价格的大幅回落,以及电力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我国电力价格也还存在一定的下调空间。此外,通过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大力发展电商、减少中间流通环节等,还可以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

坚持创新驱动

会议指出:坚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依靠改革创新加快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永伟表示,当前,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传统增长力量减弱形成的经济减速带急需创新力量加速成长以弥补。

中央在部署2016年经济工作时,一项重要任务是推进企业优胜劣汰。创新与淘汰是并行的,没有淘汰,没有退出机制,创新就没有足够的空间。大量的落后产能背后是资产和债务的固化,这些都会严重侵害经济肌体。创新就是要用良币驱逐劣币,国家的责任则是要为劣币的退出建立通道和保障体系,让创新企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虽挑战巨大,也有风险,但势在必行。

对于政府来说,更要积极转变角色。创新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需要市场主体自主决策、自担风险。政府不要代替市场主体决策,不要冲在一线主导创新活动,而是要努力为各类创新主体构建一个甘愿创新、自担风险的外部环境。构建创新环境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提高行政效率、公平配置土地等生产资源、保持司法公正、保护知识产权等等。这些工作对吸引创新企业非常重要。政府还可以直接搭建或支持社会机构搭建诸如人才、技术、投资、教育等服务平台,为创新者服务。

总之,必须破解限制创新要素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通过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彻底激发创新活力。

全面深化改革

会议指出: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承接“十二五”、开启“十三五”,2016年改革与发展的任务尤为关键。

像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着力补齐短板等,这些都需要坚定改革信念,建立改革激励机制,鼓励地方改革试验,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闯出一条以结构性改革化解结构性矛盾的新路子。

会议强调,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而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等,正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和重点。我们当前既面临稳增长、调结构的压力,也面临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需要改革来发挥牵引作用。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对于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对于激发企业活力,都有重大影响。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使得事权与财权相匹配,有利于地方发展,也有利于提高财政运行效率。此外,为适应金融混业经营新趋势,加快推进由分业监管向综合监管的监管体制转变,对经济转型升级也具有重大影响。

推进改革,还应加强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要放开服务业价格的管制,打破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

值得强调的是,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政府是关键。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推进监管转型,才能激活市场、解放企业。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

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面对众多结构性难题和极其复杂的内外部经济挑战,2016年需要更有针对性、更加适度和更为精准的政策应对。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新增部分应主要投向“促转型”“调结构”重点支持的领域。在方法上,可加大财政赤字、财政支出与减税降费同时并举,尤其要减轻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负担。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可以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同时,通过深化改革保障积极的财政政策更有力度,比如积极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股权结构改革,释放非金融类资本和金融类资本增加财政可用资金,还可以通过税制改革拓展中长期财政资金来源,以及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来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应兼顾将杠杆率控制在合理水平、控制资产泡沫和防通胀、资本流动和汇率水平基本稳定三方面平衡。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是去产能和调结构必经的阵痛阶段,很大程度上还受全球经济低迷等外部因素影响。货币政策总量松动已经达到一定力度,应进一步灵活发挥结构性工具“精准定位”的优势。

祝宝良认为,从2016年开始,中国一直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今年的措辞没变化,但内涵上有新意。“积极的财政政策更侧重于减税而不是更多地扩大支出,这样才能减轻企业负担,支持其去杠杆去产能。而稳健的货币政策,旨在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抓好“一带一路”建设落实

会议指出:要抓好“一带一路”建设落实,发挥好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抓好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政治生态迥异、利益诉求多元、国家间关系错综复杂。完善合作机制,包括建立多层次、多种形式的新合作机制,同时充分利用和发挥好现有双边、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

2015年“一带一路”取得了积极进展,《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为“一带一路”绘制了美好的蓝图框架。2015年前10月,我国与沿线国家投资合作势头良好,一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正稳步推进,一些早期收获项目已经成形。

展望未来,共建“一带一路”,还是要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全方位推进与沿线国家合作。

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应加快构建联通内外、安全通畅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加强和沿线国家的电力输送、光缆通信等方面的合作。

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方面,要推动实现相互扩大市场开放,加强海关、检验检疫、过境运输等方面的合作。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产业投资合作,共建一批经贸合作园区,带动沿线国家增加就业、改善民生。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一方面应进一步推动与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另一方面也要发挥好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16年工作五大任务

会议认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第一,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

●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

●要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并重组

●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

●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

第二,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

●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

●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

●要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

●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

第三,化解房地产库存

●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

●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

●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 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

●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

●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

第四,扩大有效供给

●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

●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把资金和政策重点用在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农产品质量、效益上

第五,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要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改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办法

解读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篇8

2013年经济主要任务变化解读

刚刚介绍了十八大后中央经济会议精神中关于2013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任务，这些任务理解好，贯彻好，2013年的经济工作就会搞好，做生意、搞企业的把这六项任务看成自己对号入座，做好哪项，生意就会好，就会为这个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看一看，2013年的六大任务跟2012年的工作任务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比较一下，2012年主要任务不是六项，而是五项：1、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13年继续改善宏观调控）；2、坚持不懈搞好三农工作，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3、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4、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5、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2013年都囊括了2012年的，所不同的是什么呢？今年的新变化可以用这么几个关键词来概括：1、城镇化；2、深化改革；3、工作作风；4、社会管理。

1、城镇化方面，首提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今年新增一项工作任务：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单独提出来，着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这是在总结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过程当中得出经验教训、结论，非常有针对性，为我国今后推进城镇化指明方向。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力度很大，一些地方错误理解，大量圈地，导致城镇化质量降低，推进过程当中也出现急躁冒进现象。未来在城镇化发展上面要有举措，提高城镇化质量，这是一个变化。

2、深化改革方面，要求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我在介绍这条时特别提出，特别要注意顶层设计，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的路线图、时间表，这不是说改革拖多长时间都可以，要有总体设计、路线图、时间表，在改革路线图、时间表上面，以前也中央讲过，但这一次提出来表明领导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我国经济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以后，达到目前这个阶段需越来越有前瞻性的规划，过去是走一步看一步，现在要总体设计，对推进改革开放更加理性化，可以从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去着眼，要明确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实现目标路径是什么， 2013年跟今后工作干什么、怎么干，什么时候干完，要有一个时间表。

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一系列的调整，未来实现平稳发展，必须依靠经济结构调整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3、在工作作风方面，再提“实干兴邦 空谈误国”。会议指出，要转变作风真抓实干，“实干兴邦 空谈误国”，要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敢作为，有担当，言必行，行必果，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坚决反对浪费，以实际行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约法三章，要政治局委员、常委率先做好。这些提法一直都是共识。

我从1991年底，正好小平同志南巡发表讲话的时候，几乎同时期到广东工作。那个时候我在银行工作，是第一次到深圳蛇口。蛇口的路口就有一个非常显眼的“实干兴邦 空谈误国”大标语，这是深圳改革开放老一辈人提出的口号。“实干兴邦 空谈误国”这句话实际上早已经形成共识，这一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一次提出工作作风问题，应该引起认真思考，一些领导干部讲空话，热衷于政绩工程，做表面文章，而不是做实事，在做项目上只考虑个人利益问题，而不是为全体人民考虑，导致出现很多劳民伤财现象。要彻底解决工作作风问题，说到底还是要深化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现在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依然存在，必须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推进。

4、在社会管理方面，提出严格人口流动的社会管理，会议指出要深入研究人口大规模流动产生的利益多样性、信息多元性等社会管理规律，拓宽思路，完善体制机制，注重源头治理，依靠社会力量坚持依法办事、依法维权相结合，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技化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大家都知道人口管理是不能落后的，过去大家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都有一个单位，我们叫做单位人，单位人一声令下各个层面，政府机关，一查到底都可以管到，户籍制度比较严格，谁在哪里居住、哪个单位工作都很清楚。但现在不是，我们都成为社会人，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你到原来的地方找还可以找到吗？在户口所在地找到那个人，户籍人口可以找到吗？找不到了。单位早已经变了，一些是国营企业，一些是事业单位，有一些是政府公务员，有一些是民营企业、外企，所以说企业已经不再管他了，我们社会管理工作就更加复杂，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人口大量流动，社会管理工作要随着这种变化而变化。

所以说，现在的提法很有科学性，现在的社会管理越来越复杂，人口大规模流动之后不同收入阶层，会有更多的接触机会，由于收入和机会不均衡会带来文化的冲突、教育资源分配矛盾、社会矛盾、社会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要特别重视弱势群体人身安全，基本权益保障方面。比如近期农民工事件，这引发很多人的批评，要系统解决这些问题，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当前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城镇化大规模地推进，必然带来人口大规模流动，从乡村到城市，从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而流动的迁徙必然带来社会变动，甚至动荡，特别是一些低收入阶层在一些地方的聚集，会形成一些城市的洼地，可能为社会管理带来新的挑战，目前迫切需要改革国家户籍管理制度，从而实现人员有序流动。

广东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思路及建议

那么广东情况如何？我讲讲我的意见，讲讲广东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思路及建议，希望可以抛砖引玉。

近年来广东经济运行是稳中有升，初步统计2012年全省GDP达到5.7万亿元左右——当然最后得以统计局的数据为准，比上年增长8.5%，其中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加4%、8%、9.4%，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是5：49：46。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重提高了6.7百分点，人均5.4万元，同比增长7.7%；固定资产投资19370亿，同比增长1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670亿元，同比增长12%；外贸进出口总额9730亿美元，同比增长6.5%，其中出口5682亿美元，同比8.8%；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2.8%，低于年度调控目标1.2个百分点；地方财政预算收入6228亿元，同比增长13%；实际利用外资235亿美元，同比增长8%（这是广东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编者注，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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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广东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宏观政策环境和投资建设周期，有利于广东投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加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投入有利于消费稳定增长，同时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转型升级，政府积极引导市场倒逼机制形成合力，企业应对竞争挑战主动能力增强，逐步形成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低迷，竞争加剧，使得我省出口面临需求不足，市场份额下降的双重挑战，因为广东的进口贸易总额占全中国贸易总额的25%以上，所以说叫四分之一左右，前几年三分之一，现在四分之一，这四分之一比重很大，国外市场萎缩，需求不足对我们挑战很大，内需增长的动力也不足，转型发展的任务繁重，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总体来看，未来广东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仍然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但风险和挑战不容低估。我认为应该深入贯彻落实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参与制定措施，加快形成经济发展新优势。我总结了五条叫五个“必须”：

第一，必须着力增进内需增长。如何增？我列个提纲；1、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 2、积极扩大消费需求；3、优化投资结构；4、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第二，必须大力推动创新发展。完善创新机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科研成果转化，推进人才体系建设。

第三，必须进一步深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先进制造业集聚化发展，发展壮大现代化服务业，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切实减轻企业负担。要实实在在地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工作，规范税费管理，进一步清理对经济实体行政性收费，完善中小微企业政策支持，研究出台支持企业发展优惠政策的实施细则，建设中小微企业综合服务体系。

第四，积极推进外经贸转型升级。千方百计稳定出口，积极扩大进口，提高利用外资综合模式总体效应，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深化粤港澳合作。

第五，必须进一步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投资管理职能转变，深化财税金融、国有企业改革，优化市场环境，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问答：通胀可控，金改可期

嘉宾一：城镇化可能跟房地产有直接关系，对于房地产方面有没有可能进行比较深入、全面、系统的改革？

宋海：房地产业作为产业，它是我们国家、国民经济的重要的支柱之一，因此说房地产一定要健康有序地发展，如果人为把它搞落是不明智的。我一直以为房地产业应该健康发展，如果要让它健康发展就一定要对原有的政策进行反思，对原有的做法进行创新，包括刚刚提出来的在制度上、政策上、税收制度上都应该有一系列的改革，我想这应该是同步进行的，也应该是改革方向。房地产行业有其特殊性，本身既是行业也是金融业的延伸，大家想一想，如果房地产搞不好，盖房子的开发商用的是银行的钱，买房子的业主也是用银行的钱，这不是我们自己制造金融危机吗？

嘉宾二：刚刚您也强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稳中求进，但从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我们面临的形势还是非常复杂，外贸出口仍然不理想，实体企业仍然经营困难，去年12月份CPI已经出现上涨苗头。在此背景下，您认为我们今年的CPI能否得到有效控制？

宋海：去年前三个季度我国CPI还是比较乐观，由于天气转冷，特别是北方的蔬菜、农产品供给趋紧，所以蔬菜的价格在北方就涨了40%左右。现在来看的话，CPI上涨是因为菜价涨得非常明显所致，感觉到全年控制CPI（在合理上涨幅度）挑战性很大。其实我觉得没有菜价上涨，对CPI控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一方面要改善我们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增加农产品的供应，增加影响大家生活的日用品的供应，两边下功夫CPI应该会得到有效控制。我认为2013年的物价应该会有所上升，上升还是一个常态，但出现特别大的反弹，我觉得是不可以，也是不可能，政府会想办法把它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经济发展就像一个钟摆，如果我们假定35分钟的时候（为控制的高点），如果摆到25分钟就是失业，我宁愿现在高一点也不愿意失业。老百姓可以承受我们就可以渡过难关，如果为了控制通胀让更多的人失业了，就算能赚到钱大家也不高兴，为了大家好，一位数的通货膨胀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何况我们（的控制高点）在二位数。

嘉宾三：现在一些金融事件特别是温州事件之后，银行现在好象处于不作为状态，这对企业非常致命，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改革？

宋海：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有一个重要讲话，里面提到金融体制改革，而且要适当地放大信贷规模，并且要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发展。我是这样想这个问题的，一些金融机构和准金融机构由于运作不慎，出现问题是正常的，有一些银行出现一些坏帐也正常。企业家做生意的时候某一笔生意或某一个项目赔钱这不是正常的吗？没有永远只挣钱不赔钱的事，所以有这些是正常的。但是你要看看不良资产有多少，如果你已经超过了标准就不行。当然，我们一定要吸取经验教训、要防范风险，有风险就要解决，使我们经济不断正常发展。

关于金融改革方面，我大胆讲，当前我们金融跟实体经济是有一些脱离的，接得不紧，由于一些制度的制约，作为银行来讲也确实为难，在客观上造成跟实体经济衔接不紧的局面。再说说利率市场化，因为利率不是市场化而是政府规定，就造成企业没有挣多少钱银行挣钱了，这就是利率没有市场化造成，如果利率市场化了就要受供需矛盾的制约，（银行服务）水平不好再低也是要信贷，水平高你的价格高一点，利率高一点企业也愿意，企业还图一个高兴。利率市场化很好，可以竞争，如果垄断就不好，但现在就处于垄断阶段，金融改革方面利率市场化确实是一个方向，利率市场化就牵涉到将来，凡是市场化、有竞争的行业，服务水平就会高，就会贴近市场，受到市场需求的欢迎。

嘉宾四：您在做201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的时候提出一个政策“稳中求进”，请问我们是基于什么思考提出来稳中求进政策，为什么不是以发展促稳定政策？

宋海：之所以提出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就是因为国内的形势和国际形势不容我们再采取过去那种又快又好或者是又好又快的发展方式。应该是稳中求进，而不是又快又好或者又好又快——这个提法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发展，是国际国内形势让我们对这个基本判断必须要作出调整，给我们的机遇已经不是原来那种纳入到社会的大分工，不是投资就可以，而且现在要符合规律，符合现代发展的国内外需求，符合我们自身发展规律，特别在“十八大”讲的融为一体发展，还有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客观条件）都要求我们要稳中求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