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辩论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辩论（共9篇）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辩论 篇1

在我们心中什么是正义？正义是社会中的行为都应该处于一个合理的位置，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强调以直报怨，其中的直就是我们的正义标准。而什么是迟到，如果放在一个时间概念上，迟到就是超过了约定的时间范围，那同样的，如果我们把迟到放在一个正义的衡量尺度上，那么迟到的正义就是超过了我们约定的正义范围。既然已经是在范围之外了，当然就是非正义了。我们不能因为说觉得我们原谅你的迟到或者是你最后赴约比不赴约要好，就否认了你迟到的这个现实，迟到就是迟到。

具体来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呢？第一是迟到的正义已经造成了一定的不该造成的负面结果，而这些负面结果就是非正义。迟到的正义必然与非正义相伴而行，而且这个影响无法消除就像时间无法倒流。

第二，从法律的层面来说，我们说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非正义等同于不是正义，但起码我们说非正义一定不是正义，（法律的解释我就不太懂了）

第三，从社会影响来说，我们说自由心证，迟到的正义必然使人们对正义慢慢失去原本的信念。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在社会接受的范围内实现正义，而不是不断扩大我们社会大众对迟到正义的容忍度，那就是社会对正义信念的丧失。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辩论 篇2

正义, 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的话题, 它是一种理想, 是法律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 为此思想家和法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正义观以期阐明正义的本质。起初, 思想家们在探讨正义的过程中并没有区分实体的正义和程序的正义, 但是“历史上最早的正义要求看来就是一种程序上的正义, 像《圣经》中告诫法官‘既听取隆著者也听取卑微者’ (《旧约全书》16:19) 等等”。

“程序正义观念是以发生、发达于英国法并为美国法所继承的‘正当程序’思想为背景而形成和展开的。原来这一语词仅是指刑事诉讼必须采取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人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 后来扩大了适用范围, 意味着在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权益时, 必须保证他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得到倾听的权利。”1066年诺曼底征服后, 诺曼底人将封建制度带入了英国, 那时英国法院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作出裁决:其一是依据他人证词宣誓, 其二就是神明裁判法。法官在依据他人证词宣誓和神明裁判法的审判中的作用就是宣布法律, 其角色受到了相对的限制, 这就要求确定在具体情况下是否遵循了正当的程序。而在12世纪末, 由陪审员根据案情的了解来解决纠纷的陪审团制度由于较原始的神明裁判法更为公平而被英国法院采用。被告人有权利聘请律师并让其为自己辩护, 法庭不能对被告人使用残酷的刑罚以获得被告人的口供等普通法习俗自13世纪起在英国使用, 并逐渐成为英国社会公认的基本权利。

英国《大宪章》第三十九条规定作出如下规定:“……‘除非经由贵族法官的合法裁判或者根据当地法律’, 不得对任何人实施监禁、剥夺财产、流放、杀害等措施”。这一规定成为英国公民基本权利的起源并奠定了未来公民权的法律保护。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于1354年颁布了一项法令:“任何人, 无论其身份、地位状况如何, 未经正当法律程序, 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者处死”, 这条法令被称为“自由令”。《大宪章》第三十九条和“自由令”被认为是最早的程序正义的渊源。所谓“正当法律程序”的条款是由美国联邦宪法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所确立的, 其承认和保障了程序正义观念。第五条规定:“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 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第十四条修正案将正当程序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扩大, 适用范围包含了州的诉讼, 到此时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得以确立。英国法律中所表述的“自然正义”也就是我们通常表述的正当程序法律原则, 它是英国司法制度中的一条最基本的法则, 根据这一原则, 以下两项要求应当被遵循:第一, 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即自己不能当自己的法官;第二, 法官应当在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的基础上进行判决。以上两项要求是法官在解决纠纷时所应遵循的最低限度程序公正的标准。由于这两个要求是关于程序本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因此这实际上构成人们所公认的程序正义观念的基本内容。

关于正当程序与程序正义观念的关系, 谷口安平认为将“正当程序”的内容理解为“恰当的告知和听取”时, 在内容上看, 正当程序和程序正义是相同的。

二、法的程序与实体

程序正义是一个范畴很广的概念, 而在谷口安平看来, 程序正义的范围得到限缩, 其仅是指司法正义。谷口安平在书中写道:“审判结果是否正确并不以某种外在的客观标准加以衡量, 而充实和重视程序本身以保证结果能够的到接受是则是其共有的精神实质”“只要严格遵守法律程序, 结果就被视为是合乎正义的”, 从他在书中的表述可知, 程序虽然仅是一种形式, 但其意义并非是形式的而是实质性的, 是具有独立性的。这又涉及到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的问题。

以前一般所理解的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即:实体法是目的, 而程序法只是实现实体法内容的手段和方法, 因此程序法也被称为“助法”或“附带性规范”。但是谷口安平认为, “诉讼是实体之母, 或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

过去普遍观点认为, 程序法与实体法无先后之分, 是同时产生的。谷口安平指出从英国法和罗马法早期的历史来看, 英国法所采取的诉讼程序和罗马法中最先发展起来的诉权都证明了在不存在实体法或实体法规范不甚清楚的时期, 程序法就已经出现了。一方面, 程序法所规定的具体程序要求尊重和实现人民通过民意代表所制定的法律及其法律中体现的民意。由此看来, 确实可以说实体法是目的, 而程序法是只是实现实体法的手段, 但另一方面, 因为实体法的条文总是表现为一般的命题规范, 因此其内容的显现必须通过具体案件的处理, 只有在处理了一定量的具体案例之后, 才能得出实体法中某项条文具有的内容。从这一角度来看, 程序法不仅仅只是所谓的“助法”, 其可以说是在不断地产生和发展实体法, 这一点从英美法系中判例的存在也可以看出。尤其在实体法存在漏洞或实体法的规范与现实生活有不平衡之处时, 程序过程本身产生和发展实体法表现得更为明显。“并非具有任何样式的诉讼都需要以实体法的一般规范性命题为前题, 并不‘依法’进行的审判不仅存在于历史上, 在今天也完全可能”, 上述观点由此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 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才能完整地理解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关系。

三、程序正义的内容

关于程序正义的内容, 很多学者都探讨过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例如萨默斯提出的“程序价值”理论中总结出了符合程序价值的十个要求。谷口安平在书中总结了程序正义的内容, 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 确保利害关系者参加的程序

“获得审判的机会”原则是对确保利害关系者参加程序的另一表述。促进判决的可接受性是程序正义的基本功能之一, 而任何人都难以对一场与其利益攸关却没有陈诉自己理由的机会的审判的公正性产生认可并进而接受它, 因此, 在与自己利益攸关的诉讼中获得听审的机会是被广泛认可的程序正义原则之一。

谷口安平将利害关系者的参加进行了分类, 第一类为直接的参加, 第二类为间接的参加。直接的参与是指利害关系人以当事人的身份来参与诉讼活动, 后者是指当事人并不直接参与诉讼, 而是由代表其利益的人进行诉讼以实现程序参与的方式, 这种参与方式主要针对集团诉讼、团体诉讼, 这些诉讼由于人数众多的原因在诉讼过程中需要选代表人参加诉讼活动。对于这些间接参与诉讼的利害关系人, 谷口安平还主张通过缺席判决制度、公告送达参加诉讼的通知制度等制度的运用来保障其参加审判的机会。此外, 给予了参加的机会并不意味着已经达到了参加目的, 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所拥有的诉讼权利以及与此同时应当承担的诉讼义务的内容都应当为当事人所知晓, 在此基础上当事人能够作出相应的诉讼行为, 例如当事人能够在明确自己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以主张自己的诉讼请求。这些都要求法律来进行明确的规定以确保利害关系人的参加。文章中, 谷口安平对于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案件中法官应依法行使的“释明权”以帮助力量薄弱的一方维护其合法权益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二) 参与“场所”程序的保障

这里的“场所”“包含着具有公正、中立、独立等性质和法官、律师的人选、训练等各种制度方面的特殊要素”, 即是指审判制度。程序正义对审判制度的要求大致有:

首先, 裁判者的公正性。程序正义要求裁判者必须要公正,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现实生活中有两个因素影响着裁判者的公正性:一是存在利益冲突或偏见, 如果裁判者存在偏见或对诉讼结果有利益冲突, 无疑是很难做到公正;二是缺乏独立或者具有与公正独立相冲突的职能, 若裁判者受到自身以外的组织或人的控制或裁判职能与其他职能存在交叉, 其独立性就受到了破坏, 进而裁判的公正性就难以保障, 如法官兼行侦查职能与起诉职能就易对案件事实进行预先的裁断。由上述分析可看出, 要保证裁判者的公正性要达到两个要求:纠纷解决者不应有支持或反对某一方的偏见, 结果中不应含纠纷解决者的个人利益;法官具有独立性。

其次, 程序的对等性。这就要求裁判者应对各方当事人给予平等的注意:各方当事人在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时都应当拥有机会来应对, 这种机会应该是平等公平的;禁止单方联络, 即一方当事人在另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与法官进行联络, 使法官单方面从利害关系人处获取信息。

再次, 程序的自治性。这要求裁判者应当根据其在审判过程中认定的案件事实以及对法律适用的理性认识来作出裁判, 并且裁判的作出不应出现在庭审开始之前或者庭审正在进行之时, 其作出应当在审判活动结束之后。

最后, 程序的及时性和终结性。裁判的结果应当及时产生, 这是对审判效率上的要求;程序的终结的标志应当是一个最终裁判的得出。

(三) 程序参加的结果展示

这一内容即是所谓的“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 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在大陆法系国家, 判决结论的给出必须附以理由以阐述决定得以作出的依据。判决理由的陈述应当具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对事实认定方面的陈述, 第二个方面是对法律结论方面的陈述。事实认定是法律论证的前提条件, 具体是指裁判者在案件中认定的最终的案件事实。法律结论不同于事实认定, 其是一种逻辑结论。要求判决者陈诉判决理由的原因有很多, 下面简述三种:

第一, 能够防止专断。对于判决理由的陈诉即要求对判决结果提供说明, 若不能根据案件个别情形为判决结果作出说明, 那么在这种基础上作出的判决必然是专断的。

第二, 防止错误。裁判者进行事实认定的陈述必然是建立在其相信其所认定的事实即为真实情况的基础上的, 而更为准确的事实认定更易产生正确的判决。且在陈述法律结论时, 更易发现逻辑推理上的漏洞并对此进行纠正。

第三, 可以增加判决的可接受性。当一项判决是附带理由的, 人们对于它的接受度会更高, 即使当事人并不同意判决的结果, 当其听到判决理由的陈述时, 至少会感觉自己的请求并未被无理地拒绝了, 若其仍不接受判决, 判决的理由也可以让其他人增加对判决的信任。

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 在普通法系国家, 判决结论的给出不需要阐述依据理由, 这种程序正义即结果公正的现象出现是因为其陪审制度。在谷口安平看来, 在决定给出的同时阐述理由并不是程序正义得以实现的绝对条件, 虽然这仍然是其实现的重要因素, 可见其对程序的推崇。

四、程序正义的功能

(一) 实现实体内容

谷口安平认为, 程序的保障是为追求程序的正义而设计出的, 是一些制度上的方法和方式;程序的正义是借由上述方法和方式将事实真相更快查清而得以实现, 与此同时诉讼外法律关系也得以确定。由此可以看到, 公正的程序比不公正的程序更容易产生公正的结果。

程序正义在实现实体内容的作用上又可以分为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程序的工具性, 这一功能包括了通过程序将实体法规定由抽象变为具体、保障裁判结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等。其二是程序的独立性功能, 这一功能表现在通过程序来弥补实体法不足, 主要方法是通过程序制定和发展实体法。

谷口安平同时也在书中指出了夸大程序正义的消极后果, 这一消极后果主要体现在实体内容部分上。他认为传统法学理论中的审判三段论由于过于强调法官在诉讼程序中的权威性, 从而使当事人并非处于诉讼主体的地位, 反而处于客体的地位, 有违程序正义。

(二) 实现审判的正当化

公正的程序对于当事人来说无论是在客观实践上还是主观心理上, 都是一种保障。如果当事人认可程序的正义性, 无论其是否胜诉, 都会承认审判的结果。事实上审判制度的公正有利于树立审判机关的权威, 同时有利于增加公民对审判的信任度, 使其在产生纠纷之后倾向于通过司法途径进行解决, 进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 而且由于这种信赖感的广泛存在, 这些由审判机关作出的裁决的影响往往不局限于具体案件的当事人, 还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起到了制约作用。反之, 如果当事人认为程序是不公正的, 就不会接受审判结果, 上诉案件以及再审案件因此会增多, 从而造成法院负担的加重, 甚至会引发人们对于司法的不信任感而使其试图从法律之外寻求纠纷解决的途径, 且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这样无疑就违背了法律以及审批制度设立的初衷。因此, 审判制度的正当性是其存在的基石, 如果缺乏正当性, 会使审判程序难以维持。在谷口安平认为, 程序正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其能够赋予审判正当性。他指出, 程序的正当性具有一种结构化和一般化的特质, 其不局限于某个具体案件的处理和个人意志, 它体现的是对人的尊严维护。

由于“人们判断审判结果的正确性一般只能从制度上的正当程序是否得到了保障来看”, 而同样的, “程序公正的标准是相对的, 一般需要借助于程序最后导出的结果反过来验证程序设计是否公正”, 因此, 程序正义实现实体内容的功能和实现审判正当化的功能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这里应当看到, 程序正义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一定出现实体正义的结果。从判断标准来看, 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也并不是一定相同的, 符合程序正义的结论不意味着其一定也符合实体正义, 有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出现公正的程序阻碍真正公正结果的形成的情况。

五、结语

“重实体, 轻程序”是我国法律在过去和现在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现状, 不管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上, 程序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人们对实体正义的追求远远超过对于程序的关注。而强调程序在保障实体法实施方面的作用和意义、否定程序本身具有的独立价值和品质的程序工具主义反是“我们的一种传统, 程序的设计者尽管在理性上试图离开传统的怀抱, 但由于种种原因, 终究可能还是在传统的氛围中呼吸自如” (1) 。在我国现今的法律环境下, 谷口安平对程序价值的强调有利于加强人们对程序问题的重视, 对于发展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 深化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

注释

正义或许迟到，但不会缺席 篇3

万万千千的中国人用热血乃至生命换来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的战犯审判也成了中国人翘首以盼的重要事情。这是迟到的正义审判，几名战犯最终被处以死刑，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万同胞却再也看不到初生的黎明。

谷寿夫：无耻狡辩换不来苟且偷生

今天南京中山东路307号的钟山宾馆，有一组民国时期的老建筑，其中的黄埔厅是当年的大礼堂。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里设立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制造南京大屠杀的首恶战犯谷寿夫、在大屠杀中杀害300多名中国人的田中军吉与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野田毅等人先后被引渡，在此受审。

1946年8月，被驻日盟军总部逮捕、关押在巢鸭拘留所的谷寿夫，被要求引渡到中国。12月31日，南京军事法庭检察官陈光虞以谷寿夫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正式起诉，并请科处极刑。为了正义与公理，并祭奠遇难同胞，庭长石美瑜，法官宋书同、李元庆、葛召棠、叶在增，检察官陈光虞等人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搜集证据。他们到中华门外花神庙的万人坑、中山码头、草鞋峡、燕子矶等地实地考察，传讯了数以千计的中外证人，并获取侵华日军为炫耀武功所拍摄的电影、日军日记、中外报刊书籍等铁证。1947年2月6日，南京軍事法庭对谷寿夫进行公审。

大半个世纪后，在回忆这一不能被忘却的旧事时，许多目睹过审判的南京老人纷纷说道：大礼堂的楼上楼下门内门外，挤满了愤怒的人群。证人席前排起了长队，每一个人都控诉着自己亲历的一幕幕人间地狱的景象。

原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辎重营中校营长郭岐根据亲眼目睹的事实写成了《陷都血泪录》，当检察官读完书中的重要章节时，悲愤的人群沸腾了，大家怒吼着，嚎啕着，要求将这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立即处决。如果不是法警极力维持秩序，谷寿夫早已被撕成碎片，踩成肉泥。

在铁证面前，为保全性命，谷寿夫开始了无耻的狡辩，声称部队“不乱杀一人”。庭长石美瑜怒不可遏，厉声下令：“把中华门外万人坑内被害者的颅骨搬上来！”随即，法庭内的人群再次愤怒了：几乎每一颗颅骨底部都有明显的切痕，这完全可以证明，死难者的头颅全都是被刀砍下来的！

接着，当年的红十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出庭作证，叙述他亲眼所见的日军烧杀劫掠、奸淫妇女的罪行，并证明红十字会曾掩埋遇难者尸体4万余具。具有正义感的国际友人金陵大学教授史密斯、贝德士，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特派记者相继出庭，指控日军暴行。法庭先后放映了日军拍摄的新街口屠杀的纪录片、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拍摄的谷寿夫部队在中华门附近的暴行影片。镜头里在屠杀现场指挥的，正是谷寿夫！

3月10日，是南京法庭继2月25日再次开庭后，对谷寿夫进行的最后一次公审。庭长石美瑜徐徐站起，威严地逼视着谷寿夫，以铿锵有力的声调，宣读《战犯谷寿夫判决正本》：“谷寿夫在作战期间，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这是迟到了的正义宣判，法庭内沸腾了，法庭外收听广播的中国人民欢呼雷动！

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被押往雨花台刑场。沿途观看的十余万民众几乎阻断了道路，人们愤怒的声讨声响彻南京城。终于，一颗子弹，结束了刽子手的性命。和30万被残忍杀害的遇难同胞相比，他的死已经是太人道了。

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嗜血刽子手的人生末路

谷寿夫被处决后，在南京进行杀人比赛的日军少尉军官向井敏明、野田毅也被引渡。1947年12月4日，南京军事法庭正式对二人起诉：“民国二十六年12月5日，于我江苏句容县入城时，向井杀我国人89名，野田杀78名。同年12月11日，南京攻城战，该被告等复作杀150人之比赛于紫金山麓，向井杀106名，野田杀105名。”12月18日的公审中，向井敏明、野田毅极力否认曾进行过杀人比赛。中国法官龙钟煜愤怒地出示《东京日日新闻》《日本公告报》《大美晚报》等报道和照片进行指证，并谴责道：“杀人比赛竟然受到日本军部的大力宣传，日本各地吹捧杀人精神的信件雪片般飞到部队，受到蛊惑的日本军人挥舞起武士刀，继续在中国进行丧心病狂的大屠杀。”当年的《东京日日新闻》，曾连续详细报道了二人在无锡、常州、丹阳、句容、南京紫金山等地刀劈百余人的经过。这些报道不仅有明确的时间、地点、杀人过程和数字，而且同时还配发了两人合影的照片。

面对愤怒的听众，狡猾之极的向井竟然狡辩说：“《东京日日新闻》刊登的是我吹牛的假消息，我只是想颂扬武力，以博日本女界的钦慕，希望能早日获得佳偶。”如同抓到了救命稻草，野田也马上附和说：“对，对，那都是我们为了讨老婆编造的。”公诉人驳斥道：“侵华时期，日本当局对军事新闻的统制检查极为注重，《东京日日新闻》系日本重要媒体，绝无故意虚构并以巨大篇幅专为该二被告宣传之理。”12月18日，庭长石美瑜庄重地宣读了对向井敏明、野田毅两个杀人狂的判决书：将二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与向井、野田同时接受审判的，还有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军第六师团中队长田中军吉。公审时，田中军吉极力否认罪行，面对日本《皇兵》一书中用以屠杀300余名中国人的军刀“助广”图片与署名田中军吉的文章，田中只声称：“我只在战场上杀过人”。

当检察官李璿拿出田中挥舞军刀砍中国人脑袋的照片时，田中的眼神里闪现出一阵慌乱。这个狡黠的杀人魔，瞥见照片上的自己只穿着衬衫，便无耻地辩解说：“法官先生，我穿衬衫，显然时间是在夏天，而攻占南京却是冬天，该照片仅能证明本人在另一地方斩杀一人，不能证明我在南京杀了300人。”法官龙钟煜怒不可遏，当即驳斥道：“被告所言纯属狡辩！他在挥刀奋力猛斩之际，为方便动作，在冬天脱去外衣，本属常事，况且连续斩杀300余人，怎能不热？事实俱在，罪证确凿，哪里有丝毫狡辩的余地！”面对铁证与义正辞严的驳斥，田中军吉哑口无言。

1948年1月28日，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被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经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查证：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大规模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19万多人；零星屠杀有858案，屠杀约15万多人，“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松井石根：被送上绞架的甲级战犯

南京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之时，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进行着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松井石根曾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在占领南京之前，就下令部属“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日军入城后，他有意纵容日军官兵实施各种极端的暴行，根本没有采取任何制止措施。这个罪魁祸首在审判席上非但不认罪，还恬不知耻地美化侵华战争道：“我总是坚信中日两国之间的冲突是所谓‘亚洲家庭’兄弟间的争吵。……这就像是兄长在长时间忍耐后痛打其年轻而又桀骜不驯的弟弟一样。这一行动是使中国恢复理智，不是出于仇恨而是出于爱。”对于他指挥的南京大屠杀，他则声称：“攻占南京时，我正卧病在140英里外的苏州，根本不知道士兵违背我的命令所犯下的这些暴行，也没听到任何有关的报告。”

纵然松井石根百般抵赖，但由于证据确凿，连日方辩护律师们也放弃对日军暴行是否存在的辩护，而把重点放在作为方面军最高指挥官的松井石根应不应该为部下的行为负责、以及负责到何种程度上。

在东京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过程中，10名证人出庭作证，其中有5名中国人。中国证人既是受害者，更是目击者，他们证词具体确凿，连辩方律师也提不出疑点。而外籍证人也亲眼目睹了日军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并有文字或照片作為证据。他们是交战双方之外的第三者，受过良好的教育，证词更为客观与可靠。除此之外，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函件、德国外交电函对日军暴行的描述都是无可辩驳的证据。

与南京审判相比，历时两年零七个月的东京审判遇到了更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蒋介石政府忙于应付内战，无心派人搜集日军罪证。中国法官梅汝璈“像书虫一样，整日在堆积如山的数万页法庭记录中钻来钻去”，在他的努力下，结合盟军提供的材料，日本战犯矢口否认的南京大屠杀终于被写进了判决书。

但在最后的量刑问题上，各国法官的意见有重大分歧。已经废除死刑且未遭到日军过多侵略国家的法官们不赞成用死刑。最后投票表决前的争辩显示：力主死刑的人占少数。梅汝璈心急如焚，昼夜不眠，在与各国法官多次磋商、无数次争论之后，终于有一部分法官与他达成共识。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勃宣读了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判决：“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南京市内发生了两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全市约三分之一被毁。……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死的人们计算在内。”

松井石根最终被处以死刑。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等侵华日军甲级战犯。1948年12月22日，在东京巢鸭监狱，松井石根被送上绞架，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南京审判与东京审判，是正义对邪恶的审判，是对公理、人道的捍卫，也是对南京大屠杀的遇难同胞及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伤亡的3500万同胞的告慰。每一个证人，每一件证词，每一条证据，都足以证明这些刽子手的嗜血与残忍。然而，即便在无数遇难同胞的骸骨面前，这些毫无人性的杀人魔王依旧否认一桩桩惨无人道的罪行，甚至美化侵略战争。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东京审判时，梅汝璈“若不严惩战犯唯有蹈海而死”的誓言，令每一个中国人热血沸腾。梅汝璈当年留下的话犹如沉重的警钟声，至今响彻在每一个人的耳边：“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探寻正义之源-读《正义的两面》 篇4

探寻正义之源-读《正义的两面》

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无数前贤智者奉献了自己的.心力以为深入思考.《正义的两面》基于作者慈继伟对正义的特有认识展开了独特论述,该著不惟在观点上,于别具一格的分析、证成之技术、方法一面都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 者：李飞 LI Fei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4 刊 名：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年，卷(期)：2007 30(6) 分类号：B15 关键词：正义   《正义的两面》   论证   意义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辩论 篇5

2017年10月河北省廊坊市一个小巷中一对情侣为小事产生了口角之争，随后男子将女子击倒在地，用女方手机拨打医院电话后，逃离了现场。两日后，该女子终于在当地医院里醒来。

在此期间，医院联系了女方的家人，伤痛欲绝的父母决心一定要找出男方。报警之后的第二日，公安机关找到该男子。此人名叫王强，被带回派出所后，王强称自己并未动用利器伤害其女友，而只是跟她起了争执，不小心将其推倒在地而已。但女子的身上的伤痕，让女方父母对王强的话并不相信。此后，女方父母经朋友推荐选择了陕西正义司法鉴定中心对李某进行伤残鉴定。

陕西正义司法鉴定中心一接手此案件，立即就赶到河北省廊坊市着手鉴定。几日后，李某鉴定报告显示她头部、腿部均有受伤，并且反映出具有棱、角、边形态的致伤工具形成的，证实了是被利器所伤，因此，悲剧产生时，王强的确动用利器，对其女友造成伤害。原来王强是该女子前男友，事发前不久分手，苦苦哀求几天后不果，当日，王强仍在乞求，但女友并未松口，一时气不过，王强才作出伤害她的事。最终，陕西正义司法鉴定中心为当地政法机关提供了公平、公正的鉴定报告。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陕西正义司法鉴定中心不但给政法机构提供了科学、公正的鉴定意见，同时给当事人减轻了经济负担。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辩论 篇6

关键词：作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环境正义

作物资源 (作物种质资源) 是从自然生态系统中选取出来的可资利用的高级植物资源, 是生物多样性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作物遗传资源为人们选育所需求的新品种和开展生物技术研究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基因来源, 还为人类提供衣、食、住、行等生存的基础物质条件。

眼下, 关于“转基因作物”应不应该在本土商品化, 国内的专家们各持不同的意见, 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争辩。转基因作物的争辩源于科研的功利性倾向和转基因作物释放与社会公众心里承受间的反差。换言之, 中国未来转基因作物的发展, 必须摒弃科研的功利性并解决好转基因作物环境释放与公众知情权间的有效对接。

作物资源的资源属性和稀缺性还没有被广泛认知, 作物资源的环境属性更不容易忽视。东北农业大学王晓为副教授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作物资源的伦理观构建与种质运筹管理研究》, 综合运用伦理学、资源生态学的理论知识元素初步构建了作物资源的伦理观念。研究观点认为:作物的生产是以利用自然能量为前提的物质生产, 任何作物种质资源都要回归自然生态系统才能更好地进行能量截获和物质合成, 现代生物技术使进化生物学中的物种隔离机制开始变得“虚无”, 因此, 作物种质的运筹需要接受种质生态伦理的约束。其强调, 作物资源和其它的生物群体一样, 有其固有的生态性, 这种生态性随时体现着物种与物种之间、物种与基因之间、物种与环境之间的各种错综复杂的依存、需求与约束关系。

该研究成果对于维护作物资源的生态性、安全性以及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选择并形成有利于节约作物资源和保护作物资源生态性的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1 作物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的提出

作物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是由作物资源的性质及其特点, 以及人类对它的开发利用方式决定的。当前, 作物资源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当前作物资源遗传多样性下降, 资源遗传总量减少, 作物种质资源衰退, 农作物栽培品种日趋单一化趋势明显;人类对生命规律的熟知加速了人类对作物资源的改造, 现代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在给人类解决饥饿和贫困问题的同时, 也带来了潜在的食品安全、生物安全、环境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作物种质资源商品化推广及国际贸易涉及到作物资源代内公平使用的问题;现有的作物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已给生态环境带来伤害, 当代人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牺牲了后代人对作物资源应该拥有的同等利用权。

作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不仅仅是作物资源的公平使用问题, 更重要的是作物资源开发的生态可持续问题, 作物资源生态伦理首先应承认作物的完整性及其内在 (天赋) 价值, 坚持作物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可持续的伦理原则[1], 通过科学的人文主义化, 化解危机, 崇尚生态, 绑缚刻意与私念, 释放和谐。

2 技术的异化和行为意识与自然的渐行渐远

人们对现代生物技术的熟知, 加速和强化了作物资源的非生态性的改造与刻意。尽管自然生态系统是宽容的, 但人本位意识的自我装载, 福利最大化的功利盘剥, 必将对生态系统产生危害[2]。如何构建现代生物技术条件下的作物资源的伦理观念, 已成为21世纪初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一项迫切课题。

探讨技术异化的主体性根源, 有助于人们认识人与技术之间所存在的负向性关系。从技术异化的主体性根源看, 技术发明共同体的认识局限性与价值偏向性、技术应用共同体对生态限度、伦理限度和方法域限的突破、技术消费共同体不合理的认知性解读和价值性选择是导致技术异化的重要主体性根源[3]。

关于转基因作物的开发与生产, 人们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上, 没有把有益基因看作是一种资本, 而只看作是一种带来作物产质量增加的有效手段。“种质运筹”是建立在作物种质资源现代伦理观念基础上的管理学层面的概念。狭义的种质运筹是指通过人为手段 (如:传统育种技术、转基因生物技术等) 改变目标作物的遗传信息、遗传方式以及内、外在表现, 使其在生态允许范围内向满足人类需求最大化的方向发展的种质资源改造行为;广义的种质运筹除包括种质资源改造行为外, 还包含与种质资源性状相适应的生理条件调优设计[4]。“中国梦”视域下的种质运筹提倡以技术认知统领, 以理论认知统筹, 以环境 (或生态) 尺度论证。种质运筹经济分析阶段的分析与论证主要是把目的基因看作是一种资本, 根据种质效应函数确定合理的经济运筹量, 即转化的经济学分析, 进而确定理想的目标基因。现代生物技术条件下的种质运筹将提高目的基因转化的有效性和经济性, 克服盲目性和主观倾向性, 使植物基因工程手段更趋向于科学化、合理化和人性化。

3 作物资源伦理需要正义的环境建设环境的正义

现代生物技术条件下的作物资源伦理, 提倡伦理学科、生物学科、生态学科、资源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等多学科融合, 探索和发掘作物资源的生态、经济发展的最适途径。所谓生态、经济发展的最适途经是基于作物资源发生与利用的适宜性、可行性和无害化分析, 包括地域、生态、经济和伦理等因素的分析, 依照生态伦理要求, 构建作物资源不萎缩、环境生态不恶化、经济社会同发展的作物资源管理体系。规划与管理的目标是寻求促进作物资源保护、发生与利用的人类活动和生态评价活动的一致性。Mc Harg曾把这种状态描述为负熵-适应-健康[5]。其对立面则是正熵-不适应-病态。要达到这种状态, 需要找到最适的环境评价指标、经济发展指标, 使环境容许活动, 也使经济活动服从于环境。

科学技术哲学要为作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建立起合适的生物学哲学规范。通过建设正义的环境来树立环境的正义。即对作物资源的开发利用行为进行科学的人文主义化, 化解危机, 崇尚生态, 绑缚刻意与私念, 释放和谐。当前, 作物资源伦理学科仍是一个待进一步开发的处女地。

参考文献

[1]Edith T.Lammerts Van Bueren, Paul C.Struik.Integrity and Rights of Plants:Ethical Notions in Organic Plant Breeding and Propagation[J].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2005, 18:479-493.

[2]王晓为, 丁广洲, 梁学庆.作物资源的非生态性偏差与人类行为下的种质生态伦理[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7, 28 (3) :87-91.

[3]邹成效.技术异化与技术共同体[J].科学哲学与科学方法, 2006, (12) :156-158.

[4]王晓为.作物资源的伦理观构建与种质运筹管理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2:43.

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篇7

关键词：程序正义；实体正义；司法实践

一、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

1.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出现的先后

关于实体与程序的关系，有这样的说法，“程序是实体之母，或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必定要面临许多问题，那么解决纠纷，就要用一些方法，这些方法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也越来越被人们肯定，长期演化，人们反而接受了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拘束，经历这样的过程，实体法才得以形成。说程序是实体之母，也只能说明程序与实体何为先的问题，却不能以此推导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先后顺序。在一个诉讼的过程中，必定包含了实体与程序。而在寻求实体正义的过程中，必定会涉及程序。诉讼中，一些程序也许会侵犯权利人的自由、权利等，但是这种冲突不能单纯的理解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冲突，这种侵犯是在必要的限度内，并且可以保证实体的公平公正。

2.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有观点认为，程序的存在只是为了保证实体正义能更好地实现，它体现出的只仅仅是一种工具的价值，本身的程序并不具有独立性，也就是说它只是依附实体的存在而存在。甚至说衡量程序是否正义，最终看实体的正义是否得以实现。还有的观点认为，程序的公平公正不仅可以保证实体正义的实现，更能对实体正义起决定性作用，只要坚持公平正义的程序，就能得到一个真实的结果。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过于偏重实体正义或者程序正义。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应当是互为手段与目的，并且相互依存的。在一次次的诉讼中，为了能更好解决纠纷，最大程度接近实体正义，我们运用合法的程序，将每一环节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法律的规定限度内寻求结果的正确。如此看来，程序正义是手段，实体正义是目的。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实体正义在程序正义的保证下，一次次的实现，让人们越来越将法律放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来看待，从而建立起对法律的尊重与信任，再遇上纠纷时，人们就会选择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由此看来，实体正义促使了程序正义的实现，实体正义作为手段，程序正义是目的。在司法活动中，两者总是能有机结合。司法机关重视实体正义，最大限度发挥程序正义，人们相信并选择程序正义，寻找到实体正义。

3.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二者的实质

实体正义的实质是追求结果的正确，包括是否正确适用实体法，是否保护了权利人应有的权利，惩罚了违法犯罪，解决了问题等。而程序正义，是按照法律的明文规定，以合法的方式，以规定的步骤，来进行司法活动，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以法律规定的程序，得出的结果，就被认为是正确的，无论结果与事实差距有多大，只要按法定程序得出的结论，依旧被认定为是公平公正的。实际上，实体的正义与程序的正义二者在本质上都追求公平公正，但实体的正义是在事实结果上，是实质的，程序的正义是在步骤方法上，是形式上的。所以，可以看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是形式与实质的关系。

二、中西方制度研究对比

中西方的法律制度中，追求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也有很大差异。中国有句老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不难看出，中国人从古至今都偏重实体，轻程序，追求的是结果的公平公正，不管程序如何。因此中国古代有严刑拷问，现代有刑讯逼供。这都表明，中国人寻求道德伦理的正确，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实体正义才是归宿点。而西方人恰好不同，他們重实体正义，但更偏重于程序正义。西方国家出现的陪审团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最大程度上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等，都体现出西方国家对程序正义的重视。

著名的“辛普森案”，我们能明显感受到，西方人对于程序正义的重视。在证据的矛头都指向辛普森时，辩方找出了取证的违法程序以及证据中的漏洞，使得本该被判有罪的辛普森无罪释放。司法制度对程序公正和确凿证据的重视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寻求案情真相。

三、中国在程序正义方面未来的发展

现在中国的法制水平虽然已有所提升，但整体上水平还是不高，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还没得到完全改变。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整体还不高，法律程序也不够健全。不过，中国已经在短短几十年里做出了一些成效，毕竟，西方国家的法制已经历了几百年，这中间的差距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不能急于求成，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就直接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不管是我国的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具有特殊性。近两年来，我国对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都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从这些修改的条文中，也能看到对程序正义的重视，比如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完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增加了更多的保障，对公检法等司法机关的分工更加明确等。总体上，还是进步的。当然，还有待进一步的改善。希望在今后的改进中，能有更好的发展。

正义的名言 篇8

2)进不失廉，退不失行。——《晏子春秋·内篇向上》

3)我们的奋斗目标，不是长寿，而是活得正直。——塞内加

4)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孔丘《论语》

5)走正直诚实的生活道路，必定会有一个问心无愧的归宿。——高尔基

6)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严正的朋友……——爱因斯坦

7)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8)直言，国之良药;直言之人，国之良医。——唐甄

9)直气苟有存，死亦何所妨?——孟郊

正义的理想与误区 篇9

审判委员会制度可以说是我国的一大司法特色。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均未有先例。司法理论一般认为，审判组织形式只有合议制和独任制两种。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部分案件持有最终决定权的并非承办法官本人或合议庭，而在于其审判组织内部设置的审判委员会。而且，无论其地位还是作用都远超过合议庭与独任审判员。法院设

立审判委员会的初衷在于将它作为审判工作的一个集体领导机构，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要问题。从设立至今，审判委员会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在避免错案的发生、提高办案质量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诉讼正义。然而，随着我国司法改革尤其是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日益背离公开、高效的审判机制改革的价值方向，在回避制度、受案范围和工作运行等方面的矛盾与不足也日益凸显。这不仅影响案件审理的质量和办案效率的提高，更从根本上妨碍了诉讼程序的公正与司法正义的实现。可以说，审判委员会制度设立的初衷固然美好，也曾在一定层面上发挥作用，但是其在新的实践中却日益偏离正义的理想，进入了万劫不复的误区。

一、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审判委员会制度脱胎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委员会制度。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后，逐步建立起系统的司法机构，审判机关在地方采取“合一制”，由各级裁判部兼理司法行政工作，各省、县、区裁判部设部长、副部长、书记、裁判员若干人，并设立裁判委员会。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1941年边区各县成立了裁判委员会，1942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条例》正式颁布实施，裁判委员会、裁判研究委员会逐渐演变成为人民法庭和人民法庭的审判委员会，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雏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革命根据地学习前苏联司法制度，强调党对审判工作的具体领导，以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司法制度中因法官独立可能形成的独断，则进一步加速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形成。1948年1月1日颁布的《东北解放区人民法庭条例》规定，村、区人民法庭组织审判委员会，由农民代表大会选举的若干人、上级政府委派一人组成，有权判决：当众坦白、赔偿、罚款、劳役、褫夺公民权、有期或无期监禁、死刑，或者宣布无罪。该条例首次正式在立法上使用“审判委员会”的名称。需要指出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委员会虽然并不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而是集行政、司法于一体，掌管司法决定权的政府机构，但当时的审判委员会与现行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名称、议事规则、目的和任务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类似。

新中国建立伊始，依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废除国民党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废除旧制度，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性质审判制度的历程。创立之初的人民审判机关大多沿用解放区的群众式审判模式。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司法主管机关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法院组织草案，提出了建立审判委员会。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级人民法院设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长及审判员组成。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刑事、民事的重要或者疑难案件，并为政策上和审判业务上的指导。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以下简称《人民法院组织法》）正式颁布，规定在我国各级法院内部建立审判委员会，作为对审判工作的集体领导组织，并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审判委员会的职权。1955年3月10日，召开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并形成了一些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随后全国各级法院都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从此，审判委员会作为一种法定制度被正式确立起来。

依据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在这一制度建立之初，主要强调它总结审判经验的职能，附带研究重大疑难案件。这一时期对不同审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要求是有区别的，中级以上的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主要是总结审判经验，而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则侧重于解决重大疑难的个案问题。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左倾思想主导了司法工作，各级法院成了为扭曲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工具。有些地方审判委员会的部分职能则由诸如“院务会”等机构来完成，审判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大大降低。1962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段时间里，审判委员会同中国的司法制度一起被彻底砸烂。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司法制度开始重新恢复和发展。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重新修订，法院内部的审判组织机构设置相对

规范，作为人民法院内部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其地位被重新确认。恢复后的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审判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审判人员特别是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素质较低，法律又不够健全的情况下，集中集体指挥基本保证了案件审判质量和司法公正。

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创建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审判委员会的建立是由历史、政治

和观念文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中的行政长官统领行政权力，兼行司法职权的体制。在各级司法兼行政机关——衙门内部，采取的是由最高位阶的长官统领的集权性行政权力层级模式，这种被现代司法组织原则所不取的层级组织模式在我国具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并仍能在司法机关中找到影子。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机关普遍实行集体领导，有在政府系统设立裁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的传统，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与我国司法传统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即在制度建构中，中国传统的司法官僚化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暗合了某种文化心理。我国法院内部似乎在审判制度建构中形成了由低到高的行政色彩相当浓的权力等级结构。相比之下，独任庭和合议庭处于权力底端，审判委员会处于顶端，从而更具权威性，它的决定合议庭和独任庭必须执行。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废止了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革除了国民党政府原有的法学教育，取消了法官、律师作为专业司法人员的资格；打碎了旧的司法体制，创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体系，由于审判法制建设面临百业待兴的局面，司法干部极其缺乏，当时法院法官绝大部分由工农干部组成，法官的素质整体上低下，有必要对审判工作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以保证审判质量。

最后，是大陆法系和前苏联审判体制的影响。20世纪初，在现代法律制度的选择中，我国更多地参照了大陆法系传统。新中国的法律也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与普通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在法院的内部组织结构中带有较强的等级色彩，强调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利的制约与指导，法院结构体系带有浓厚的官僚层级味道。法国最高法院中的“混合庭”、德国联邦法院中的“大联合会”、日本除简易法院外各级法院内部设置的“法官会议”都与我国的审判委员会有或多或少的共通之处。而20世纪40年代引进的前苏联司法审判制度强调党对审判工作的具体领导和干预，强调集体智慧，都给构建中的中国司法制度烙下了深刻印记，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成为必要与可能。由院长主持、由庭长及资深法官组成的这一组织即可实现政党及领导层对审判工作的直接控制。

二、正义理想的初衷：现行审判委员会的职能

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根据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我国各级人民法院都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它的设立初衷是为了有利于发挥集体智慧，提高审判质量。《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工作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通知第22条规定:“规范审判委员会的工作职责。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在强化合议庭职责，不断提高案件质量的基础上，逐步做到只讨论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的少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总结审判经验，以充分发挥其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问题、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和作出权威性指导的作用。”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说明(以下简称《纲要》说明)，也对审判委员会的职责和作用作了进一步解释。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纲要》及《纲要》说明的有关规定，现行的审判委员会的设立初衷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总结审判经验

理论来源于实践，诉讼理论也是来源于审判实践。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应当进行及时地总结，既要研究历史经验，又要研究改革开放中的新问题，抓住问题的本质，使具有普遍意义的具体经验，转化为诉讼理论，这就完成了实践到理论的过程。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从审判实践中获得的诉讼理论，又反过来服务于审判实践，以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审判案件，保证案件的质量，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此其初衷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应当把工作放在对审判经验的总结，保证司法公正，使司法审判能真正做到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促进、保障和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样的现实似乎使审判委员会者一设置初衷显得尤为必要。

（二）讨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首先涉及到对重大的、疑难的、复杂的案件认定。当前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一般都采用以案件的性质、简繁程度、影响范围等三者结合的划分标准，来确定是否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并不是对所有的案件都进行讨论，而是只对少数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进行讨论，解决这些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此为审判委员会设立初衷之二。

（三）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权威性指导作用

这里涉及人民法院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联系与区别。合议庭是人民法院实现其审判职能的组织形式，它的全部活动所能达到的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实体法和诉讼法的贯彻实施。而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集体领导审判工作的组织，其重要的任务和职能之一是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权威性指导作用。审判委员会和合议庭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审判委员会对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作出权威的解释或决议，为合议庭的审判提供支持与指导。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分工合作互补的。此其设立初衷之三。

三、正义理想的现实建构：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和运作

审判委员会制度保障正义的初衷并不限于理想的描绘，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与运作方式便是其所努力建构的现实基础。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现行的审判组织包括独任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三种形式。但是，在审判委员会的人员任职资格和组成上，法律没有像对独任庭、合议庭那样按照法院的不同级别作出详细规定，实践中通常依照行政机构模式决定审判委员会的织织构成。审判委员会由本院院长主持，实行委员会制，按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活动，委员由院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一般由院长、副院长、主要业务庭庭长和研究室主任或者资深法官组成，因此，它天然地具有“行政会议”的特征。

法律虽然没有规定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但明确了审判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大问题。司法实践中审判委员会主要行使“讨论”案件的职能。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分提请讨论和讨论决定两个步骤。合议庭成员对案件认识存在分歧，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难以作出决定时，由审判长向庭长汇报，庭长与合议庭意见不一致的，再由庭长向分管副院长报告，副院长提出意见，要求合议庭重新审查后，若意见仍不统一，则由副院长向院长报告，最后由院长决定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院长作为法院的行政首长，有时在合议庭作出决定前，直接决定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这即是案件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程序。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由承办案件的法官向审判委员会陈述案情，汇报合议庭意见，或者由审判委员会成员传阅案卷，审判委员会成员可以向承办人提出问题，最后由审判委员会全体成员表决。对于审判委员会的表决结果，“合议庭应当执行”。

四、正义理想的实践：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正面效应

审判委员会制度实行至今，我国特有的这一司法组织已在事实上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审判委员会制度在解决纠纷，惩治打击犯罪，保护无辜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因此，似乎“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有学者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在我国的存在“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这虽然不能成为保留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理由，但审判委员会制度所经过的历程，证明其在司法实践中必定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一般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对司法实践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为排除当事人干扰，遏制个别法官的枉法裁判，防止司法腐败、司法不公提供了一种进路。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讨论案件时给予每个成员发表意见的权利和机会以及不受他人干预的独立表决权，案件裁判结果由多数人意见决定。“显然你可以悄悄买通一(独任审判)、两个人(合议庭审判)，其至更多一些，但是你很难买通9个人(指审判委员会的人数，尽管原则上并不要求一致通过)”。

换言之，案件当事人试图利用非法手段左右审判委员会，使其作出违背事实和法律的对其有利的判决，比左右独任庭、合议庭要困难得多。而且，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方式避免了其与当事人之间的接触，可以阻止当事人对案件审判结果施加不良影响。独任庭、合议庭成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或多或少都要接触当事人，至少与当事人在庭审中有一面之交，当事人一般都会向审判人员表明自己对案件裁判结果的期望，有的甚至会以某种暗示方式威胁审判人员，给审判人员造成心理压力，以迫使其作出某种于已有利的判决。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当事人无权参与讨论或旁听会议，审判委员会成员勿需考虑是否会遭遇当事人报复，思想上没有负担，可以客观公正地对案件作出判决。所以，审判委员会比独任庭、合议庭更容易排除当事人干扰，遏制徇私枉法任意裁判，减少司法腐败，避免司法不公。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为从整体上保证对案件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实现实质正义提供了保障。法官不是“自动售货机”，一边输入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另一边就可以得到公正客观的判决。案件审判是一个复杂的逻辑思维过程，而非机械地套用法律条文，他要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作出基本的判断。在认定案件事实时，法官需要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考量，对其真伪性作出判断，证据是否与案件事实有关（关联性），能否证明案件事实（是否充分），然后综合全案证据，根据法律规定的证据规则和证明标准来认定案件事实。这实际上是一个心证形成与不断加强的过程。审判人员在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再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适用相关法律对案件作出判决。

要做到对案件准确地适用法律，首先必须正确地理解法律条文。同样的规定常常因个人理解不同而导致差异，甚至截然相反。审判委员会成员多比独任庭、合议庭人数要多，能够集思广益，因而审判委员会比独任庭、合议庭在对案件事实认定上更易达到客观真实，适用法律更准确。审判委员会制度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统一该法院辖区的执法标准，达到该地区法制统一。

司法实践中，尤其在建国初期以及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审判委员会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在减少错案的发生、提高办案质量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正义的误区：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负面效应

正义是法律制度所要实现的最高目标和理想，也是人们用来评价和判断一项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根据的价值目标。正义通常被划分为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英国有句谚语：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还应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发现。其中的“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发现”意指程序正义。

审判委员会制度设置的初衷无疑是为了保障法律制度的正义。但是，由于审判委员会制度对于程序正义的违背，终究使这一制度走向了它设立初衷的反面。

理论界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严重妨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实现，是当前庭审制度改革中的一大障碍。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设计理想基本落空，现实实践不幸进入了误区。

我们认为，审判委员会的建立与现实运行中有几个问题是没有解决好的。正义的理想在现实运行中出现了许多弊端，这又与其设立时的“先天不足”又不无关系。总结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负面效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现行审判委员会设立缺乏合理性，“先天不足”，学理上缺乏支持

我们认为，现行审判委员会的设立缺乏合理性，违背了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从而影响了审判机关的独立性，不利于法官队伍素质的提高，不能保证裁定、判决的公开性和公正性与诉讼程序的正义。

1．委员会制度违背司法独立原则。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司法独立能够确保司法权的公正行使，避免审判过程和裁判结果因受到外来干扰和影响而导致不公；保证法官公正无私地进行审判，无论判决是否对其有利，判决结果均为诉讼双方所普遍接受，从而增强法院、法官在人们心日中的威望，使法律成为人们心中的信仰。司法独立能否切实得到实现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

国际通行的司法独立原则包括审判独立和法官个人独立。一方面法院审判案件，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包括上级法院，都不得对其施加压力，干预案件审判过程和判决结果;另一方面，法官审判案件时，其作为个体也是独立的，不受其他机关、各级法院院长及同事的影响和干预，法律是法官的唯一上司，只服从法律和良心的要求，独立对案件作出裁判。法院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法院的整体独立，就不可能有法官个人的真正独立;“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和目标”，是司法独立的最终表现。由于受司法机关行政化思想的长期影响，我国司法独立“强调人民法院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从事司法审判活动，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换言之，我国司法独立只是指法院独立，而不涉及法官个人独立的问题。“民主集中制”在审判工作中集中体现于审判委员会制度之中，实际上构成了独任庭、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之间的一种“行政领导”关系，审判委员会、法院行政领导可以随时干预独任庭、合议庭审判案件，“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然而审判权的独立性实际体现在审判者依据其对事实的认识和对法律的理解独立地对案件作出裁判，如果他的活动受到没有审理案件的人的影响和干扰，就不可能做到司法独立。因此，不可否认，审判委员员制度是影响司法独立的因素之一。

如果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审判独立的侵犯，那么试图通过这一制度设计来排除外界对司法审判的干扰就不存在现实的可能性。

2．现行审判委员会的组成及运行缺乏严格、公开、协调一致的立法

现代国家组织，尤其是审判组织必须是严格依法运行。在当今世界上法制完备的国家的法院组织法中，对审判系统内的任何—个机构或组织的设置及其运行，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并且彼此协调。各个机构都是与其整个司法系统协调一致的，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很难保证程序的正义。

在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设立的审判委员会机构中人员组成、工作程序等方面显然存在立法不完善、不协调。审判委员会委员由院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任免，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这样的法律规定表明，客观上使审判委员会的司法权隶属于院长行政权之下。在操作上，审判委员会也缺乏科学的、具体的法律程序立法规定，其行为都是秘密进行的，不具有公开性。《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了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但纵观《人民法院组织法》里没有任何关于“决定”案件的职权和功能与审判委员会的调查、质证、回避、异议案程序的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并且不负错案追究的责任。这样就给了这个组织很大的任意性，并造成了审判工作的不协调。因此，有学者指出，审判委员会对案件所作的决定被视为“判决之上的决定”，“其效力明显优于判决、裁定和一般的决定”。即使合议庭多数成员意见与审委会决定不一致，合议庭也必须依据审委会决定作出判决;而且判决仍由合议庭成员署名，只不过要注明“本案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审判委员会职权、功能在法律规定上的不一致、不明确，表明了存在立法和认识上的矛盾。

3．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违背了审判公开原则

审判公开是当今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它包括审判活动的公开和审判人员的公开。而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一般由“主办人”汇报案情，如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双方各自的证据、理由，合议庭对证据和事实的认定后提出适用法律以及最后处理意见。这些都是在当事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对于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和意见，当事人无法提供相反的证据，也无法进行辩解，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变相”地剥夺了当事人的举证权、质证权、辩论权和辩护权。而审判委员会委员根据汇报的情况各自发表意见，最后少数服从多数形成决议。这实际上是在审判委员会委员未直接听证的情况下，对案件又进行了一次审理，而这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不符合公开原则。再者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不公开的，它具体由哪些人组成，研究某一具体案件时有哪些审判委员会成员参加等，都没有公开的程序，缺乏透明度。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典型的“黑箱操作”。这样不但不能体现审判公开原则，使合议庭审理案件成了走过场，程序公正更是无法实现。

审判人员庭审时受到当事人的“威逼利诱”从而采用审判委员会制度，乃至审判的不公开，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由，其结果只会因小失大，付出更大的司法代价。

4．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违背了直接审理原则，导致审、判分离，违背了诉讼的基本规律

所谓直接审理原则，是指凡是参加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之间的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资料。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直接审理原则，使“审”与“判”统一于同一主体，防止了中间环节传导过程造成的“失真”。而审判委员会委员在讨论案件时，一般都没有直接参加庭审，而是仅仅根据案件主审人的口头汇报和书面材料就作出决定。这样，当事人在庭审中所作的种种努力就难以对判决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庭审活动自然会趋于形式化，审、判脱节的现象也由此而生。这显然有悖于直接审理原则，违背了审判活动的基本规律。

审判人员审判案件是认识案件的过程，应遵守认识规律。法官在审判案件前并不了解案情，其对案件的认识是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通过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审查判断，依照一般经验形成心证。这种心证只有法官在亲自参加法庭审理，直接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耳闻目睹证据的基础上才可形成，才具有可靠性。但是，司法实践中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审判委员会成员之间传阅案卷或由承办案件的法官向审判委员会汇报案情概要，承办人的“汇报”和庭审笔录都是“传闻”。由于“传闻”缺乏可靠性，为了排除“传闻证据”在案件裁判中的运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分别确立了直接、言词原则和“传闻证据规则”。大陆法系的直接、言词原则要求裁判案件的法官必须在具有出庭能力的被告人、检察官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亲自出席法庭的条件下，直接接触和审查证据;证据必须经法官直接采证获得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各方在法庭上提出证据和主张，对实物证据发表意见及反驳对方的主张，均得以言词方式进行，任何未在法庭上以言词方式提出和调查的证据均不得作为裁判案件的根据。与之相类似，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是指某一证人在法庭外就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内容被他人以书面方式提交法庭，或者由其他出庭证人向法庭转述或复述，这种书面证言和转述证言均为“传闻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大陆法系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和英美法系规定“传闻证据规则”的原因，不是因为书面证言和“转述”、“复述”与案件事实无关，而是“由于传播过程中的错误以及人为的欺骗，传闻证据很容易被歪曲：它不来源于在场的证人，该证人既不能对其证言起誓，也不会受到质证，因而其可信程度得不到检验”。审判委员会成员没有参与案件开庭审理，其裁判依据都是“传闻证据”，依据的不可靠性决定了其结论的不可靠，决定了我国设立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最初目的——追求实体正义的不可实现性。

为了排除当事人的不正当影响而使审判分离无异于本末倒置，“倒污水时将孩子一起倒掉”。

5．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回避制度相矛盾

司法要保障程序正义，何谓程序正义，内涵因国而异，但“自然正义”作为一项十分古老的在罗马时代和中世纪便已被人们所接受的程序正义标准。“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是“自然正义”的一项基本要求。它要求法官保持中立，要求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法官不得审理该案件，目的在于防止法官因个人私利枉法裁判，使任何正直的人在外观上不对法官裁判的公正性有任何怀疑。所以，各国在诉讼立法中一般都规定了回避制度。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的权利和审判人员应当回避的具体情形，但是，由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程序和方式使当事人无法知道案件是否需要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哪些法官属于审判委员会成员，当事人享有的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的权利只能徒具虚名。

设置回避制度的本意，是为了排除与当事人有牵连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法官参与案件的审判，从而保证公正原则的实现。这是当今世界各国诉讼制度中确立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当事人最重要的诉讼权利之—。人民法院要真正保障当事人的这一诉讼权利，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审判该案的法官必须公开，或者说案件的当事人必须知道由谁来审判这一案件。如前所述，审判委员会的成员是不公开的，而公开的合议庭成员却又没有判决权，当事人面对审判委员会的成员的“黑幕审判”无法行使申请回避的权利，合议庭的成员的回避制度也形同虚设，毫无意义。

因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实际上不但没有能够排除干扰，防止司法腐败，保障司法正义，反而为司法审判提供了一种潜在的不公审判的可能危险。

（二）现行审判委员在实践运行中出现偏差，“后天难补”，问题颇多

从当前实践中看，审判委员会制度在其运作过程中也存在—些问题，是造成目前我国法院法官素质提高不快，浪费人力财力，司法活动效益不高的—个重要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审判委员会的存在使审级制度合议庭、独任审判流于形式

我国的法律中规定的审判委员会制度使我国法律中规定的审级制度、独任审判、合议庭流于形式。本来，三大诉讼法对案件的审理作了全面的规定，对于简易案件，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其他案件，一审由审判员或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审理；而二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审理。而由于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打乱了这一制度建构的合理性。司法实践中，案件明明是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却合议庭的名义发出；更有甚者是审判委员会先定下调子，再让合议庭审判，走个过场，严重打击了审判员的积极性。

3．现行审判委员会定案的责任不明，不利于落实错案追究制

当前，全国大部分法院都在建立健全错案追究制度，这对于提高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由于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是不公开的，从而使其不受社会监督，而法律对其监督没有规定。一旦出现错案，责任归属自然难以确定。法律上对审判委员会作出的裁决没有规定任何应负的责任，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对其约束的法律规定，这样审判委员会就有超越程序法规定的特权，成为法院内部院长控制下的不负任何责任的最高审判组织。同时，由于法院内部审判委员会的领导地位，造成各庭法官对审判委员会的严重依赖，责任性不强。表面上是层层负责，实际上是层层推诿，谁都不承担责任，“人人有责”其实就是“人人无责”。对于错案，责任不明，无法追究。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4．现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范围过大，影响及时判决和诉讼效率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的规定，审判委员会有以下三项职责：一是总结审判工作经验;二是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三是讨论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但是，由于立法没有对重大、疑难案件的范围作出明确界定，学理上也没有统一的严格标准，加上可能还有其他因素的考虑，如合议庭或主管院长常以所谓疑难或意见不一致为由将一般案件提交审委会，致使大量案件，包括一些普通案件，都被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明显超出了法律关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规定，使审委会成了大合议庭。由于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过多，客观上没有时间和精力及时讨论决定每一个提交上来的案件，加之法律又没有对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时间作出明确规定，致使许多案件在庭审结束后，要等很长时间才由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讨论后，有的案件即可作出判决，有的还要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造成少数案件长期悬而不决，甚至严重超过审判期限。

4．目前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并不一定能保证案件的质量

因为审判委员会委员是由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和各庭的庭长组成，这些人除了对本专业的案件和本庭的案件比较熟悉外，对并非本庭和本专业的案件则说不出所以然，这里除了对案件的情况不熟悉以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并非都是精通各门法律和熟悉各类案件的全才，许多法院院长、副院长原先大多是从其他行政领域调任的领导干部，业务素质并不过硬。因此，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在某些情况下并非是一些内行在决定案件。同时，由于前述的原因造成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范围过大，数量过多，在有限的时间内，审判委员会和委员无法充分了解案件，加之汇报案件的办案人员在有限的时间内无法详细汇报案情，所以，在这种仓促的程序下确定的案子质量是难以保证的。

另外，认为审判委员集体讨论案件比合议庭更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说法也值得商榷。由于行政级别的存在及中国“熟人社会”的现实，结果很可能不是排除干扰，而是“一只苍蝇坏了一锅粥”。而且人数多少并不决定结果的正确与否，少数人可能掌握着真理，而多数人也可能形成暴政。

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理性建构

面对正义的理想与误区，理论界对审判委员会制度设计进行了反思。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废问题引起了学者的争议。

有学者为审判委员会制度作了一番“温和的辩护”，认为应当支持而不是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审判委员会对于基层法院的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就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如果将其废除，在目前的法院体制下，只会更进一步强化法院的行政化色彩。由于法官素质较低，审判委员会违反审判规律的现状是难以避免的。

也有学者认为应改良审判委员会制度。应调整审判委员会的地位，扩大合议庭、独任法官的职权。审判委员会应将重心放在宏观的审判工作指导及经验总结上，对具体案件的指导，应严格限制于重大、疑难案件，审判委员会也应实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或取消统一的审判委员会，成立若干专业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对审判组织的处理意见行使否决权而不是变更权。

另外还有比较激进的学者认为应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审判委员会的根本缺陷是无法通过现行司法体制内的改良来弥补的，其正面作用不大，负面影响却不小，且会永久性地危害我们的司法制度，与其在稳固审判委员会这种难以增进司法公正的事业上下功夫，不如用更多的心力去探索如何以司法而非行政的形式和机制去解决目前中国司法所面临的问题；实行真正的审判公开，将案件的处理权真正赋予合议庭或独任庭，既符合世界各国司法的通则，又体现了司法的真正独立。

我们认为，第一种意见将法官素质低下作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的根据是片面的。现阶段司法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化的法院体制和不科学的法官遴选制度，法官素质不高是其必然结果而非根本原因。建国50多年来，审判委员会不仅没有改善法官素质低下的状况，相反，它与现代法治原则的冲突日益加剧，成为实现程序正义的障碍。修修补补的改良只能是暂时的。由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使法庭审判过程丧失自治性，损害了诉讼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不仅有碍诉讼程序的公正，也影响案件质量和办案效率的提高，可考虑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但是，激进地要求立即取消这一制度似乎也未可取。一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漫长的，取消一项制度也不能一蹴而就，制度的存在是有其惯性的，且一项制度长期存在后必然会形成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和相应工作方式。因此，对审判委员会的改革也只能循序渐进。结合中国当前司法现状与司法改革的目标，充分考虑司法保障正义的理想与实践现实，我们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追逐理想：树立审判委员会改革的远期目标

司法正义永远是我们追求不息的目标与价值。出于对中国审判模式的远景构想，我们终究应该将摈弃审判委员会制度确立为改革的远期目标。我们认为可以：

1．将重大或疑难案件的审判与一般案件的审判区别开来，把重大疑难案件交由另外的审判组织直接审理。我们的近邻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为我们可资借鉴。日本最高法院将15名大法官分为3个小法庭(5人一庭)，全体大法官组成大法庭。一般案件由小法庭审理，重大案件必须由大法庭审理。参照上述做法，我们可以在刑事、民事等各业务庭中组成两种合议庭，分流审理。院长、副院长、庭长等可以通过参加合议庭的方式参与案件审判，确保重大、疑难案件的审判质量。

2．成立各项审判的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不是行政职务，更不是一种待遇，不应当与职级挂钩，主要由各项业务的分管院长、庭长、副庭长及业务能力强的审判员组成，应具有较高的法学理论水平，其进入可设置一定门槛，如合理的考核考试等，其任务是总结审判工作经验；研究审判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对一些具体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也可以进行研究，提出倾向性意见。但这种咨询委员会与审判委员会性质和任务显著不同，它只是一种业务指导性机构，不是审判组织，不具备实体审判权。其对案件研究的记录不必入卷，审判组织对其咨询性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其对审判结果也不承担责任。裁判结果被证明是错误的仍由法官和合议庭负责。

3．最高法院建立司法解释委员会。主要由首席大法官、大法官组成，专门负责对种种法律的解释和对各地法院适用法律中遇到问题的答复，以排除司法的地域差异过大，使审判标准趋向统一。

(二)立足现实：审判委员会改革的近期方案

近期内对审判委员会的改革，应成分考虑社会现实与司法实际，改革措施应该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因此我们认为：

1．针对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过多过滥，可考虑扩大合议庭职权，减少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数量。首先要通过深化审判方式改革，强化合议庭职责，提高审判人员素质，还权于合议庭，提高案件当庭宣判率，减少审委会研究案件的数量;其次要严格界定重大疑难案件的范围，明确重大、疑难案件的具体标准，减少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数量，限制乃至剥离审判委员会的个案审理决定权，实现审判委员会工作重心向“总结审判经验”复归，使审委会从繁忙的案件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深入学习新颁布的法律、法规，研究解决审判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审判经验，加强宏观指导，提高整体司法水平。

2．针对审判委员会人员组成方面的问题，可考虑改革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任免组成制度，通过严格公正的考试、考核方式吸收优秀的法官作为成员，并且规定任期和考评方式，建立“可进可出”、充满生机活力的审判委员会。在审判委员会人员的组成上，要打破论资排辈，摒弃与行政级别挂钩的做法，做到唯才是举，唯贤是用。通过推荐测评考核，大胆起用一些审判经验丰富、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审判员充实到审判委员会，建立优胜劣汰、能者上、庸者下的竞争机制，确保审判委员会的活力和最高审判权威及业务权威。

3．针对审判委员会缺乏回避制度的弊端，可考虑引进并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具体作法是合议庭在休庭评议后，认为该案需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应在继续开庭后将这一评议情况告知当事人，并同时宣布本院审委会的组成人员，告知其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这样做既避免了当事人申请回避权利无法行使的缺陷，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防止“暗箱操作”，实现司法民主和司法公开、公正的真正实现。

4．针对审判委员会评议案件审判分离的尴尬，可考虑实行审委会旁听制度。各级人民法院对于可能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重大案件或者疑难案件，庭审时要求审判委员会委员必须到庭旁听，直接听取当事人的举证、质证、辩论和陈述，对于没有参加旁听的委员，一般不应参加审委会对该案的研究，目的是确保审判委员会全面准确地吃透案情，增强感性认识和整体认识，从而为上升到理性认识和做出正确判断奠定基础，从而真正保证案件的质量，发挥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作用。

5．针对审判委员会与合议庭和法官之间权责不明确，可考虑加大合议庭和法官职责，大力推行审判长负责制。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49条，就对审判委员会的实体案件决定权作了进一步的限制，规定“对于疑难、重大、复杂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即是说，审判委员会的个案审理决定权仅限于“疑难、重大、复杂”案件；而且，案件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合议庭有先决权，只有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案件，才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而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发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规定应建立符合审判工作规律的审判组织形式，推行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并规定“在审判长选任制度全面推行的基础上，做到除合议庭依法提请院长提交讨论决定的重大、疑难案件外，其他案件一律由合议庭审理并作出判决”。在此纲要中，较之诉讼法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委员会直接讨论决定的案件范围又有所缩小，不包括“复杂”类案件。作为改革的过渡期，虽然依旧保留了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的存在，但其受案范围已受到限制。主持审判工作的审判长有了更多自主权。审判长拥有合议庭选任权、案件审理权和判决书签署权，并对案件的审理负全权责任。同时，审判长权力的扩大与职责的增加同职业风险具一致性，在出现错案情况下，审判长负主要责任，具体承办人员负相应责任。这就避免了目前审判委员会不审而判，责任却由无决定权的承办人承受的不合理现象。

6．针对审判委员会运行机制不规范，可考虑健全内部运行机制，规范审判委员会议事规程。设立审判委员会专职工作机构，保证审判委员会工作的正常开展；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法定人数、议事规则等，使审委会各项活动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

一项制度的理性建构，是应该充分考虑制度设置的理想与实践基础双重元素的。我们不能放弃对于正义理想的追求，但任何脱离实际、一厢情愿的制度设计只会进入理想的误区，导致南辕北辙，心猿意马。合理的中国审判模式远景应该是对正义的理想与现实基础作充分把握的基础上所做的设计。因此，结合当前实际情况，修改现行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并最终逐步取消审判委员会这一种审判组织，完成审判模式的重要过渡，不仅是必要，而且可行。它的实施，将大大推进司法改革的进程，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