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诗人（共8篇）
男1：走进十月，我们用一样的眼神凝望金秋； 女1：投入国庆，我们有一样的感慨发自肺腑。男2：长江，黄河，惊涛裂岸 女2：为您迎激昂的颂歌； 男1：泰山,黄山,刺破青天 女1:为您捎上征服的欢乐。男2：此时此刻全中国都在欢呼，女2：全世界都在雀跃。
男1：我们只想为您送上一句话：
合：我们共祝祖国生日快乐，共祝中华繁荣富强！女1：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位古代爱国诗人
男2：屈原是中国最早的爱国诗人。他的故事大家一定都知道了，端午节也是这样来的。
我们之所以要怀念屈原，不仅仅因为他的《离骚》带给我们太多深刻的想法 对于一个爱国之士来说，没有用武之地和眼睁睁看着国家沦陷是怎样痛苦的事？
他选择了勇敢地死，才是真正的解脱。因为他太爱这个国家了，他不忍看到楚国在他的眼皮底下消失。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是屈原《离骚》中的句所 寓含了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几千年来一直感 动并激励着中国知识分子为国为民殚精竭智。女2：余光中曾经在《寻李白》中说过，把满地的难民和伤兵，把胡践 的节奏，留给杜二去细细地苦吟。李白是幸运的，他所在的唐代，还 是那么的繁荣。但是杜甫就不是了，杜甫饱受了战争的痛苦。有诗为 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个时候，他的小儿子因为衣不暖，食不果腹而死去，他却发现大户人家的酒肉都发臭了。但是，这却丝 毫不能影响他的爱国情。《春望》就是很好的凭证。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男1：岳飞不算是诗人，因为他一声只写了3首词，他更大的功绩在战 上。但是，岳飞的精忠报国也表现在诗词中，如《满江红》这阙千古 绝唱。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 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多么有激情的一首词？让人激情澎湃，我们似乎可以从字里行间感觉 到岳飞的“精忠报国”。那四个字的分量，抗在了一个人的肩上。
女1：辛弃疾和陆游很像，都是南宋的代表爱国词人。他们一生希望 能为国家出力，可是却落得“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 人 会登临意”的下场，而陆游，却是“心在天山，身老沧州”。他们 年轻时，多么渴望能够报国，可惜英雄无用武之地，辛弃疾只能“醉 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陆游只能叹“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 王师又一年”。也许是看破了世俗吧，辛弃疾的晚年过得幸福些，和 三个儿子在村庄里过着天伦之乐的日子。就如（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 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但是陆游却至死都不忘怀国家的灾情，也惦记着人民。就如（示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男2：不论是屈原、岳飞、杜甫，还是辛弃疾、陆游，女2：他们的心里，都有着一个信念，先天下之忧为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
华岳 (?-1221) , 字子西, 贵池人 (今安徽省贵池县人) 。因读书于贵池齐山翠微亭, 自号翠微。是南宋著名的诗人和爱国志士, 入《宋史》卷四五五, 忠义传。
宋宁宗开禧元年 (1205) , 武学生华岳上书, 谏朝廷不宜用兵, 恐启边衅。乞斩韩侂胄、苏师旦、周筠以谢天下。忤韩侂胄, 下大理狱。
宋宁宗开禧二 (1206) , 三月[1]监管建宁 (今福建建瓯) 。直至韩侂胄诛, 放还。
宋宁宗开禧三年 (1207) , 上《平戎十策》。提出取士、招军、攻守、赏罚等具体措施以求抗金复国, 议论纵横, 颇有识见。
宋宁宗嘉定元年 (1208) , 上《治安药石》。讨论战略战术等实际军事问题。
宋宁宗嘉定十年 (1217) , 登武科第一, 为殿前司官属。
宋宁宗嘉定十四年 (1221) , 密谋除去丞相史弥远, 下临安 (今杭州) 狱, 被杖死。
华岳有《翠微北征录》十二卷和《翠微北征录》十二卷存世。
《翠微北征录》又名《翠微先生北征录》, 该书有题名《翠微先生北征录》的元抄本 (现存北京图书馆善本室) 和题名《翠微北征录》的清刻本 (《贵池先哲遗书》之第十一种) 两种。乃华岳被放逐建宁期间所著富国强兵和御敌之策。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卷为开禧三年 (1207年) 上奏皇帝的《平戎十策》;是针对南宋存在的“十弊”而提出的包括取士、招军、御骑、陷骑、得地、守地、恩威、利害、财计、马政在内的十条富国强兵的计策;其余十一卷为嘉定元年 (1208年) 上奏皇帝的《治安药石》。紧密结合南宋抵御外侮的实际问题, 从和议政策、边防要务、破敌谋略、武器装备、敌情侦察、兵员招募、粮饷运输等方面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全面反映出了华岳的军事思想, 是一本难得的兵法书。清嘉庆五年庚申 (1800年) 校勘学家顾广圻在为此书写的跋文中说:此书“世鲜传者, 得观于读未见书斋楮墨间, 古香喷溢, 三数百年物也。令人于肃然起敬中仍爱玩不忍释手。”
“南征者, 岳以劾韩侂胄、苏师旦流窜建宁, 集皆是时作也。”可知《翠微南征录》是华岳流放建宁期间的作品。卷一为《上宁宗皇帝谏北伐书》, 后十卷皆为诗作。有词18首, 除爱国词外, 还有对身世感喟及描写男女爱情的作品。华岳丰富的军事实践和坎坷的人生道路, 对其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元人韦居安在《梅磵诗话》卷下中赞其“豪放不羁, 诗文皆有气骨。”曹廷栋在《宋百家诗存》中更赞其“卓然诗人之杰, 而以气节特闻。”但前代人对南宋爱国诗词的论述主要集中在陆游、辛弃疾等大诗人上, 对华岳诗歌中所反映出的爱国精神缺乏应有的重视。
二.华岳爱国诗歌的内容
华岳存诗十卷, 200余首, 其中爱国诗占很大一部分。内容有抒发奸佞当朝, 怀才不遇的愤懑, 空怀政治襟抱和复国壮志的抑郁, 还有抒写遭受迫害后的不平和愤慨。这些诗篇浓缩了诗人对君国的一片赤诚情怀, 毫无斧凿却感人至深。
首先, 抒发奸佞当朝, 怀才不遇的正气诗。华岳在《平戎十策》指出“英雄豪杰之去留, 为社稷帮家之休戚。”认为南宋兵败国弱的原因就是皇帝未得到真正的贤才。这类作品矛头直指韩侂胄、苏师旦等人, 语言直率浅显, 正气凛然。如《重午》:“蒲解枭风岂枭贼, 符能驱祟不驱奸。”其中尤以《上韩平原》语气最为激愤。
君家勋业在盘盂, 莫把头颅问属镂。汉地不埋王莽骨, 唐天难庇禄山躯。
不随召奭始求老, 便学孔明终托孤。十庙英灵俨如在, 谩于宗社作穿窬。
直斥韩侂胄为王莽、安禄山等奸佞之臣。华岳在宁宗开禧元年上书请诛韩侂胄后, 被流放建宁。诗人一路仕途坎坷、命运浮沉, 但始终不忘报国之志。在《冬日述怀》中感叹道“男儿未际风云会, 辜负胸中十万兵。”《呈富大卿》中更是盼望君王赐还展现抱负, “安得君王赐归骑, 一廛投老大江头。”作者一心为国除奸惩恶而遭受冤狱, 在对茫茫前途的忧虑中感叹“多少英灵费河岳, 钟子不遇独何欤。” (《不遇》) 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江西诗派为诗而诗的无病呻吟。
其次, 表现政治襟抱和复国壮志的忧国诗。华岳的这类诗继承了陆游、辛弃疾忧国望归的爱国主题, 如《书太乙编年卷尾》:“更向江湖问同志, 中原何日是归期。”以大量的篇幅表达自己建功立业、收复中原的英雄壮志。又如《寄杨渭夫》:“二陵风雨谁思汉, 万里腥羶谁报韩。眼到北盟常揾血, 话残南渡欲冲冠。”《闷中赓赵丞韵》:“英雄多少不平气, 一夜朔风争怒号。”《呈李朝举》:“一片忠肝照日明, 济时无策苦伤情。”这些内容还常常出现在与友人的赠答之作中, 如《寄小王徐子晋》:“十载长沙路二千, 归心日夜在长安。”《秋望有怀》:“欲识翠微诗外意, 岂徒忧国愿年丰。”诗人在对收复失地、洗雪国耻的强烈愿望中写下了大量激愤的诗篇。
第三, 抒写遭受迫害后的不平和愤慨的狱中诗。华岳在仕途开始不久, 就因触怒韩侂胄被放建宁。有过将近一年的牢狱生活。这对身为壮年、胸怀抱负的华岳来说, 无疑是重大的打击。牢狱诗在其诗歌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如《狱中作》、《囚中记贫》、《牢城述怀》、《诉董寺丞》等。其中《狱中作》抒发了“何当尽沥奸邪血, 染作衣裳看孟安”的浩然正气。《狱中责廷尉》:“乌台有月身何及, 犴狱无天泪谩弹。”表达了自己身陷冤狱的痛苦。这些作品中饱含着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压抑, 壮怀理想无人得知的孤独。生命在等闲中渐渐虚度, 诗人难免流露出对命运的恐惧和厌世的情绪。《有感》:“多病不逢医国手, 感怀徒有济世心。”《寿昌道中》:“明朝南去路, 怀抱与谁论?”然而与同时代的江西诗派、江湖诗派等人厌世而求归隐不同, 华岳从未流露过散发归隐不问时事的念头, 他始终心怀社稷, 无愧于曹廷栋在《宋百家诗存》称其“诗人之杰”的评价。
华岳的爱国诗多为纪行、赠友而作。往往随感而发、随时可成, 不仅内容涵盖了各个方面, 在艺术上也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
三.华岳爱国诗歌的艺术
华岳的爱国诗歌继承了传统诗歌忧国忧民的传统, 不仅数量大, 而且有着鲜明独特的艺术特色。七言律诗是华岳爱国诗歌的主要表现体裁, 其中大量运用“以文为诗”的句法, 选用恢弘的意象和激越的情感来表现自己壮阔的情怀。
首先, 多用七言律诗表现爱国题材。七言律诗在华岳的所有诗作中占有将近半数, 而他的爱国诗几乎皆为七言律诗。概因七律格律严谨, 是诗家正宗, 适宜表现传统士大夫的爱国济世的正统题材。同时, 他的七律作品创作态度最严谨, 艺术水平最高。有与友人的赠答, 如《呈李朝举》对友人倾诉“一片忠肝照日明, 济时无策苦伤情。”的抑郁。又如《牢城述怀》在绝望中的悲叹“此心如火已成灰。”远祖老杜所开创的善用七律言忧国之志的传统, 近承陆游爱国七律诗时时事事皆可言忧国的创作态度,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其次, 擅长“以文为诗”的句法。华岳善以古文章法为诗, 把古文的谋篇、布局、结构, 加之起承转合的气脉, 贯彻到诗歌创作中去。有着“脱口豪纵”[2]的风格。“以文为诗”始于宋人对韩愈诗歌艺术的评价。韩愈是中唐大力倡导古文的文坛领袖, 他的诗歌创作尤其是七言古体往往运用散文式的篇章结构、句法句式, 又引入大量的议论, 形成独特的风貌。北宋时, 古文运动重兴, 韩诗的特质引起了宋人的评议模仿。出现了大量以文为诗的作品, 到了南宋时期更是广泛使用并发展成熟。华岳的《翠微南征录》中大量出现了“以文为诗”的作品。例如古体诗《山水吟》中“惟有詹仲通, 一人而已耳。仲通何如人, 景星与凤凰。不险亦不深, 山高兮水长。”乃是有意把古文句法引入诗中, 摒除骈句, 力求造成错落之美。另外, 华岳的创作还经常突破诗的一般音节, 并用虚字入诗。如“闽士生其间, 其美不容口。”国学大师缪钺说:“宋人欲求树立, 不得不自出机杼, 变唐人之所已能, 而发唐人之所未尽。”[3]华岳继承韩愈又不拘泥于韩愈, 他把“以文为诗”的句法扩展开来, 用于七律之中。如《二月二日即事》:“只把公忠达天地, 从教儿女闹冠簪。”又如《别子陈子》:“丙寅三月三十日, 天子檄我南国行。”等等, 不胜枚举。
第三, 直抒胸臆的抒情风格。华岳的诗作时时流露出充沛的感情, 喜则极喜, 怒则极怒。而他的爱国诗多为怒火中烧, 少有轻松之语。常常题目中就直接点出来。如《怒题》:“夜深踢起床头婢, 和泪挑灯把剑看。”《闷题》:“燕雀不知鸿鹄志, 牛羊徒饰虎狼皮。”以极其严厉的词语指斥当朝奸佞。吴非在《翠微南征录》序说他“肮脏不平, 略无忌讳”。王士禛称其诗“粗豪使气”[4]。《怒成》:“欲报不平朝玉帝, 梦魂飞上祝融峰。”坎坷的命运没有消磨掉英雄的报国热忱, 而是在他的作品中喷薄而出, 真挚感人。
第四, 意象雄浑, 气势恢宏。多选用庞大恢弘的意象, 来表现自己壮阔的情怀。华岳是武学生出身, 作品不同于文人的儒雅绵密, 他的诗“脱口豪纵, 多破胆险句, 锤炼处又极冶衍遒丽。”[5]如《山水吟》中运用“穹苍”、“五岳”、“江东”展开纵横的想象。又如《怒成》:
舌端豪气吐长虹, 四海一身无处容。不向北山求刺虎, 便从南海学屠龙。
鼎须刘辟方成器, 剑到魏齐那是锋。欲抱不平朝玉帝, 梦魂飞上祝融峰。
诗人运用“刺虎”、“屠龙”等壮阔的想象展现自己报国的豪情, 一气呵成, 气势十足。又如诗人在发建宁狱路上所作的《武与解舟》“烟树接天迷送旆, 浪花翻雪喷行舟。”以天气的恶劣渲染出诗人痛苦迷茫的心情。
总之, 南宋诗人华岳既是一位力主抗金复国的英雄, 又是一位仕途坎坷、英年早逝的文人。他的爱国诗, 继承了杜甫诗歌忧国忧民的传统主题, 又在内容和艺术上有着多方面的开拓, 与陆游、辛弃疾、张孝祥、吴文英等人的爱国诗词一起, 谱写出南宋文学史上的不朽华章。
参考文献
[1]华岳《别子陈子》“丙寅三月三十日, 天子檄我南国行。”又, 《倪尚书生祠》序“翠微以丙寅春被命南下。”
[2]《翠微南征录》序.
[3]缪钺.诗词散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4]王士禛《翠微南征录》题词.
要想成为著名诗人，有的是著名诗人可以仿效，可惜这方面的经验还没有充分发掘整理，形成理论，未免是一个缺失。但要想成为优秀诗人却有些麻烦，因为什么对什么是优秀的以及优秀的标准与尺度我们还缺乏研究。我既不著名更远非优秀，当然也说不出更好的意见，不过翻看艾略特《但丁于我的意义》这篇演讲，倒是感觉里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提到但丁，人们往往把他与英国的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两个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大体相当。然而两个人的风格却有很大的差异，其他方面也不尽相同。但丁是虔诚的基督徒，对神学很有造诣，又是一位失去祖国、被迫流亡的政治人物，因此他诗中的悲天悯人全是发自内心；而莎士比亚自始至终是剧场的演员，受到欢迎，春风得意，难免将这些流露在作品中。我不是说要以此来判定人物的高下，但在才华旗鼓相当、各有擅场的前提下，各人感情的真挚与认识的深入就要起到作用了。我个人总是觉得莎士比亚太爱逞才，有卖弄之嫌。艾略特是英国人，但他对但丁的评价似乎要高于莎士比亚，这点与布鲁姆相反，布氏把莎士比亚抬得很高，因为他是用英语写作，是出于乡曲之见。如果真的是基于这一点，那么作为批评的客观性也就失去了。顺便说说，我一点也不喜欢布鲁姆，他不过是一个学院式的批评家，带点浪漫派的情结，胸襟、气度远无法与艾略特相比，甚至比不上与之齐名的蒂利希·米勒等人。
还是回到艾略特的演讲，里面提到的但丁的三个贡献在我看来正好可以作为优秀诗人的准则。首先是对诗艺的研究，艾略特说没有人比但丁更用心，英语诗人中更是无人与之比肩。他认为莎氏过于随便，但丁有同样的天才，但这些自由他不要，从这上面可以看出艾略特的古典主义的写作倾向，但不错。但丁“传给后人自己的语言，使之比自己使用前更发达、更文雅、更精细，那是诗人作为诗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其次是感情范围的宽度。“这是我所知语言中的任何诗人都不及的。使用这一比喻，我可以说，伟大的诗人不仅应该在正常视力和听觉范围上能比其他人更明晰地感觉和分辨色彩或声音；他而且还应该觉察到普通人觉察不到的振动，有能力使人们相互之间看见和听到更多，没有他的帮助，情况就不是这样。《神曲》表现了人能够经验的、在堕落的绝望和布福的灵视之间感情领域的一切，因此它总是不断提示诗人，有责任探索未被说出的东西，并寻找词语来捕捉人们甚至难以感觉到的感情，感觉不到乃因没有词语来形容。”第三点是在“发展语言的时候丰富词语的意义，发掘词语的潜力，这样做的时候，他也使得其他人有可能大大扩展感情和知觉的范围，因为他给了他们更有表现力的言语。”这一点不难理解却难以做到。
综合上面的几点，我们可以感觉到诗歌创作的艰辛。诗人必须研究技艺，使之娴熟精准。“匠人”这个词一直被误解为贬义词，艾略特因庞德为他精心删削《荒原》心存感激，在献辞中称之为匠人，以示感激与赞美。这是个意大利词，正好来自但丁。但诗人不应仅仅满足于技艺，更要发掘人类更为内在和隐秘的情感，以揭示时代本质的特征。现在写作的一个误区是，诗人认为写作的个人化就是单纯地表现个人的情感，而很少能够将个人情感上升到一个普遍的高度。同样，诗人们以语言作为工具，但语言并不仅仅是工具，也代表着诗歌本身。因为诗歌中的技艺、情感或经验最终是以语言来呈现的。诗人不仅要善于使用语言，更要为语言的净化和丰富尽到力量。可惜国内诗歌理论对语言关注甚少，在诗人间似乎也仅限于口语与非口语之争，过于皮相，大都以著名诗人自许，对这些问题也许是不屑一顾的。
2、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王维《观猎》
3、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白居易《池上》
4、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王维《终南山》
5、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王维《终南别业》
6、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
7、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李白《独坐敬亭山》
8、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曹植《明月上高楼》
9、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白居易《问刘十九》
10、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曹植《野田黄雀行》
11、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
12、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屈原《国殇》
13、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饮酒其五》
14、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王维《杂诗三首其二》
15、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陆游《病起书怀》
16、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二》
17、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陶渊明《己酉岁九月九日》
18、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夜雨寄北》
19、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王维《少年行四首》
20、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桨向临圻。王维《送沈子归江东》
21、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22、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23、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王维《积雨辋川庄作》
24、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
25、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杜甫《江畔独步寻花其六》
26、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
27、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
28、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定**三月七日》
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记载屈原生平最早最完整的文献。这篇传记通过对屈原一生事迹的描述，歌颂了屈原热爱祖国，不同流合污，至死不屈的高尚品质，同时也赞扬了屈原在文学上的伟大成就。
他“博文志强，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曾经得到楚怀王的信任，24岁任次于宰相的官职：“左徒”，在朝廷内，参与国事，起草法令。宣布法令。接待外交宾客，他主张改革内政，任用贤才，东联齐国，西抗强秦，但是，由于小人离间，楚怀王听信了上官大夫的诽谤，不但疏远了屈原，而且转而亲秦，使屈原的联齐政策终告失败，光明正大，正直无私的屈原，诚信而被怀疑，忠诚而被诽谤，怀着满腔义愤，写出了《离骚》这部伟大着作，他的志向高洁，所以文中多用芳草比喻，他的行为正直，所以能出淤泥而不染。
最后，他作了一篇《怀沙赋》，怀中抱石，投汨罗江自杀，屈原的自杀，表现他对楚国热爱，表现他洁身自好的志趣，同时也表现他对楚国朝廷抗议到底。
屈原是我国两千多年前的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一位杰出政治家，思想家，他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自始自终与亲秦派作不懈的斗争。
1953年，屈原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世界和平会号召全世界人民都纪念他。
如此看来，杨万里对韩侘胄的厌恶，完全是出于“公义”。只能从当时朝廷党争的背景去解释：韩侘胄罗织“伪学逆党”罪名，排斥赵汝愚、朱熹等一大批理学名臣，杨万里虽然未被列入逆党名录，但作为一名理学家，自然会站到韩的对立面，表示抗争。
事过境迁，后人以超脱的视野回首这一段历史公案，其中的是非曲直，驳杂难辨，还真是不可一概而论。
这里涉到了《宋史》中的一句话：“杨万里为人刚而褊”。又据说宋孝宗尝曰：“杨万里直不中律。”宋光宗亦称：“杨万里有性气。”杨则引以自豪：“禹(光宗)曰也有性气，舜(孝宗)云直不中律。自有二圣玉音，不用千秋史笔。”也说明他并不讳言自己的个性缺点。
“刚而褊”，刚为刚正，褊为褊狭。杨万里的刚褊，典型的例子就是争张浚配享高庙。
淳熙十六年，朝议“高庙配享”，翰林学士洪迈秉承孝宗之意，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四人为请;杨万里却认为非张浚莫属，并斥洪迈以欺、专、私三罪，惹得孝宗很不高兴。张浚是杨万里学术道德的引路人，也是理学宗门的政治领袖，其对朝廷的赤胆忠心无可置疑，但其政治能力、识见却难以让人首肯，整饬刘光世余部引发哗变，主持“隆兴北伐”招致失败，与其平生功业大体抵过。再说，配享高庙又是多大的事儿，以宋高宗之卑微人格，为张浚争这个虚名，值得吗?杨万里此举未免带有感情色彩。
综观两宋朋党之争，刚而褊，或为相当一部分正直官员的通病。北宋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毁于党争，较之，南宋偏安小朝廷一班大臣格局更为猥琐，小家子气。
韩侘胄当然不是个人物，外戚专权，排斥异己，好大喜功，轻举妄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他为岳飞平反，将秦桧打回原形，毕竟大快人心。他 的“开禧北伐”战略上也不能说全错，问题主要在用非其人、无人可用，当然与其自身的处置失当也分不开，表明当时的南宋小朝廷已经烂透。敌国金朝也烂，两者实属比烂，你烂，我比你更烂。
另一方面，韩侘胄对理学人物倒也不是一棍子打死，所谓“伪学逆党”案在一二○二年就解禁了，特别是对叶适这样的人才还委以重任。元代由理学家主导的《宋史》编写，将其归入奸臣之列，有失公允。
朱熹这位理学首脑人物，一生主要从事创宗立派的著述、讲学事业，前后只当过十年官。 他当官，同样不能免俗，“褊狭”得比别人更厉害。朱熹由赵汝愚推荐，担任宋宁宗的侍讲，等于是皇帝的老师，初见宁宗，就进讲正心诚意、人欲天理之论。旧 制：单日早晚进讲，双日休息。朱熹要求不分单双日和假日，每天早晚进讲。借着给皇帝讲课的机会，多次递条子，评议朝政，指责韩侂胄在皇帝身边窃取权柄。把宁宗惹恼了，不要他当老师了，将他轰了出去，说：“朱熹所言，多不可用!”赵汝愚等请求留朱熹在朝，被宁宗一口拒绝。这事左看右看，朱熹做得不地道，就算你占着道理，如此党同伐异，也太不够策略了吧!朱熹这人，后来的名头越来越大，集理学之大成，生前行为却有点乖戾，或有心理问题，当初他连上六表弹劾台州 知府唐仲友，这也罢了，权斗政争按游戏规则行去就是，但他却非要拿一个军妓(严蕊)严刑逼供不可，藉以坐实唐的`罪名，未免太过残忍。
在这场论争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艾青与朦胧诗人的分歧。作为中国现代诗歌艺术的积极探索者, 20世纪象征主义诗歌的前驱, 艾青的政治敏感性并不是很强, 甚至他内心一向鄙视政治敏感的作家。那么这位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的大家, 面对具有探索精神的朦胧诗, 为什么会发出质疑之声?两代诗人在诗歌趣味方面的不同选择有何深层动因。本文从艾青与朦胧诗人的论争观点出发, 试图梳理双方的分歧, 发掘可能存在于论争背后的其它原因。
一、艾青参与论争过程的简要梳理
1980年, 艾青在《答 < 诗刊 > 问十九题》中首次提出对青年诗人的期望和要求:“希望写好诗——让人看得懂”, 但并未结合具体作品进行论述, 因而没有真正引起朦胧诗人的注意。同年8月他在《诗刊》上发表了谈论诗观的文章《与青年诗人谈诗》, 并以北岛的《生活》为例, 对朦胧诗进行质疑。后来在《答 < 诗探索 > 编者问》中, 艾青又进一步质问了青年诗人所写的看不懂的诗歌。在《从“朦胧诗”谈起》中又反对将朦胧诗说成是诗歌发展的方向, 批评朦胧诗人将“我”作为创作的核心, 坚持认为诗歌应该让人看的懂。
面对艾青的质疑, 先是“贵州诗人群”公开向艾青提出了挑战。他们提出要拆掉艾青诗歌的“纪念堂”, 以艾青诗歌的竞争者和必胜者的姿态, 要求艾青将“占据的地盘空出来”。针对《从“朦胧诗”谈起》, 李黎针锋相对, 他在《“朦胧诗”与“一代人”——兼与艾青同志商榷》一文中对艾青的质疑进行反驳, 提出研究朦胧诗应该“分析它的时代特征, 思想渊源和美学基础入手”。指出任何诗歌创作都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 诗人的主观性因素又是起到主要和决定性的作用, 而之所以读不懂, 是因为传统的美学传统占统治, 读者形成了牢固的“定位期待”。
在这场论争中, 艾青的观点总结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朦胧诗的发生问题:艾青指出我们不反对向外国学习, 我们反对的是抄袭外国, 不要引进那些外国已经抛弃的“破烂”。其二、关于“自我”:艾青认为朦胧诗理论的核心, 就是以“我”作为创作的中心, 每个人手拿一面镜子只照自己, 每个人陶醉于自我欣赏, 这种理论, 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 把“我”扩大到遮掩整个世界。其三、朦胧诗的“懂”与“不懂”:艾青认为诗歌首先得让人看懂, 要把难懂的诗与朦胧诗区分开。难懂的诗可以是好诗, 但现在的朦胧诗却连高级知识分子都看不懂。
二、关于朦胧诗发生的分歧
关于朦胧诗的发生, 艾青批评其学习了西方“被丢弃的破烂”, 这当然指的是学习了西方的现代主义流派中的一些思想和艺术形式。对于西方而言, 现代派的产生, 和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直接关系, 一系列威胁着残害着人和心灵的历史事件使人丧失了传统的信任和精神支柱, 许多人找不到生存和社会的出路, 然后就产生了“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 荒诞、怀疑、非理性等成为其精神内核, 在文学形式上也表现出朦胧、错杂、晦涩等多种形态。
朦胧诗的发生, 的确是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 文革时期的“黄皮书”、“灰皮书”对诗人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但是在根本上朦胧诗却是孕育于我国的社会现实之中的。自上世界二三十年代以来, 战争文艺传统长期盘踞文坛, 造成文坛的僵化, 到十七年时期达到顶峰。十年动乱又给人心造成的伤痕, 使得他们更多的感到个体的孤独和命运的无常, 对于人生和命运展开思考, 造成了精神上的惶惑和对未来的徘徊, 这些都是朦胧诗产生的土壤, 它是“孕育于我国的社会生活之中, 出自我国诗人之手, 用的是汉语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 它们不属于我们的民族, 又属于谁呢?”。总而言之, 朦胧诗的诞生有着坚实的土壤, 它从根本上是植根于我们的社会现实的。
三、“自我”的失落与回归
在对自我的看法上, 艾青与朦胧诗人也存在分歧。艾青否定朦胧诗排除了“自我”以外的东西, 批评他们把“我”扩大到了遮掩整个世界。并且通过裴多菲和徐志摩二人的诗做了说明。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诗句表达了个人为争取国家独立和自由的愿望和看法,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主义者, 裴多菲所书写的“我”是大我, 是社会中的我, 是革命中的我。徐志摩的诗歌“别拧我, 疼!”很明显抒发的是个人的情感, 表现的是私我, 是个性化的我。艾青通过二人对比, 意在肯定裴多菲的大我, 而否定徐志摩的私我。对于艾青而言, 他所说的个人更强调政治个人的政治概念, 他反对朦胧诗人过分陷入个人感情的抒发。
陈思和曾说过, 中国的现当代文学里有两大传统, 即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传统和三四十年代形成的战争文艺传统。尤其是后者, 由30年代的左翼文学到40年代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 战争文艺传统在确立过程中, 就是一个规范逐渐产生、作家逐渐向规范认同、看齐并在此过程中抛弃了自身的过程。作家纷纷丧失自我, 他们排斥个人情感, 拒绝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 并且十分真挚且热情的为个人之外的目标歌唱。这种状况始于上世纪20年代, 且愈演愈烈, 造就了一个要求整体性, 追求同声部大合唱的时代。这样的同声部合唱里, 一旦出现“即使我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以及“崩塌停止了, 江边高垒着巨人的头颅。戴孝的帆船, 缓缓走过, 展开了暗黄的尸体……”这样的不和谐之音时, 就难以被人接受。
对于朦胧诗人而言, 他们从小接受革命理想和革命传统的教育, 因此他们相信前途的美好, 并且在文革初期他们响应号召, 怀着一腔热情参加运动, 并做了不少幼稚、愚蠢的事情。然而他们终于认识到, 自己是被利用了之后, 当然是痛苦的, 他们开始苦闷犹豫, 在沉沦与进取的道路中间徘徊, 幻想的破灭、对青春的焦虑以及对未来的迷茫, 使得他们开始思考个人、生命、生活、命运等主题, 他们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 重新成为了活生生的人。长时期个人的失落, 在朦胧诗人这里个人得到了重新的发现。
四、 “懂”与“不懂”:两代人的创作姿态
关于诗歌懂与不懂的问题, 艾青作为一代新诗的探索者, 一直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对于朦胧诗, 他也并非完全排斥。他说“百花齐放”是一条英明的政策, “凡是花都有放的权利。花的生命就是放”, 人的爱好是多样的复杂的固执的但是也是善变的在不妨碍别人的时候, 个人选择自己所喜爱的。他在《从“朦胧诗”谈起》中甚至称赞了舒婷的诗, 认为除了个别句子之外, 全诗都是明白易懂的。这样的朦胧诗, 人们还是可以接受的。他甚至指出“现在写朦胧诗的人和提倡写朦胧诗的人, 提出的理由是为了突破, 为了探索; 要求把诗写得深刻一点, 写得含蓄一些, 写的有意境, 写的有形象;反对把诗写得一望无遗, 反对把诗写得一目了然, 反对把诗写得满篇大白话。这些主张都是正确的”。客观来讲, 艾青的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一个诗人对艺术理想的坚持。
但是对于朦胧诗而言, 它的“不懂”是对单一的口号式的诗歌的反叛, 是对十七年以来直白的口号式文学的对抗。文革时期从事创作的这批诗人, 大多数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 如《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椅子》等等。虽然《椅子》是国内最先介绍进来的先锋艺术, 其介绍的目的也是供批判, 但对这批诗人的影响却是不言而喻的。另外一个方面, 诗人们日益丰富的情感和僵化的形式之间矛盾的出现, 也促使他们开始探索新的形式。1949年以来, 政治抒情诗长期占据诗坛, 反映生活的手段, 基本上还是描写英雄主义感情和颂歌主题的借助生活场景描绘直抒激情的方法。朦胧诗的出现, 对于长久以来形成的审美传统,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艾青作为现代诗歌艺术的积极探索者, 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 在这场争论中, 双方的分歧是诗学趣味上的。是在变幻莫测的诗坛上, 不同的两代人做出的不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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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由之一：社会上的接近性
走进历史的时空隧道，一路抚摸历史的血痕，一直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战火纷飞，刀光剑影，这就是屈原所生活的年代，也是楚国由强转弱的时代。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屈原的理想不止于挽救楚国的危亡，他还想让楚国强大起来，从而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宁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屈原想使他的祖国强盛起来并由此完成当时的伟大历史使命，这是屈原爱国主义的一种最高表现，符合人民意愿和历史进步的要求。但当时的楚怀王是一个昏庸无能的人，任用一批奸臣，形成一个腐朽的统治集团，对屈原之类的贤能横加排斥打击。当屈原满腔爱国热情和远大理想不但不能施展，反而招致谗毁迫害之时，他便用诗歌将他那满腔悲愤、宁死不屈的精神淋漓极致倾泻出来，对当道的奸臣表示强烈的愤慨，对怀抱的理想孜孜以求、万死不辞。他在《离骚》中写道：“......亦余兮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众女嫉余之峨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不管奸臣如何的攻击陷害，不管自己遭受怎样的厄运愁苦，宁死也不放弃自己所追求的理想。
同屈原一样，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志向，探索救国救民于水火的真理。伟大的信念一经确定，他就为之奋斗不止。毛泽东非常敬佩那些对封建势力、旧制度具有反叛性格的革新者、改革家和革命家。凡“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具有革新思想的和革命精神的人物，都给以程度不同的肯定评价。他很推崇和赞赏战国时代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在屈原精神的感召下，在那个风雨如晦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可谓热血沸腾、踌躅满志。比如，纵使敌军重重包围，誓欲剿灭红军而后快，毛泽东却始终怀抱革命的理想，充满胜利的信心：“敌人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革命征途即使出现惊涛骇浪、艰难困苦，毛泽东愈加坚毅果敢，稳操胜券：“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经过长期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把最广大群众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了出来，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国际风云动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如同中流砥柱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毛泽东曾把斯大林和列宁比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刀子”，把屈原的《楚辞》比做“杀人刀”，我们可以联想到：在毛泽东看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掌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是当时反对他所痛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正如屈原由于“艾萧太盛椒兰少”，才有“一跃冲向万里涛”的悲壮之举一样，在60年代初期，面对苏联集团和国际反动势力大反华，国际上多数共产党放弃了马列主义原则，走上背离革命和人民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不也同样面对着“艾萧太盛椒兰少”的困难局面吗？“一跃冲向万里涛”所塑造的敢于斗争、敢于牺牲的屈子形象，集中地表现出毛泽东的道德评价，也是对在反修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捍卫马列主义真理而战斗到底的心灵召唤。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正是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候想到了屈原，他从屈原精神中吸取了力量。毛泽东与屈原虽然相隔千载，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缘由之二：心理上的接近性
司马迁称屈原“推其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郭沫若称屈原激昂悲愤掷地有声的诗句为“原子弹式的诗”。屈原忧国忧民，为楚国的强盛而置个人安危荣辱于不顾。屈原被放逐以后，实际上生活在人民中间，郢都破灭后，他事实上已成为难民中的一员。屈原在《哀郢》中描写了秦兵伐楚而给楚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因战乱使人民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在篇末屈原叹息道：“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屈原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虽出身高贵却宁折不弯，其位高爵显却情系百姓，其身陷逆境却不屈抗争，其偏居一隅却心忧天下。尤其是在苦难中，他时刻没有忘记楚国，没有忘怀人民，始终热爱楚国、热爱故乡、热爱人民，仍念念不忘为此而效力、而呼叫、而献身。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社会动荡和毫无指望，使毛泽东也产生了有如屈原一样忧国忧民的理想。比如，屈原在《离骚》中说：“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屈原在此抒发了自己对腐朽的楚国朝廷的愤懑和绝望。毛泽东1925年所作的《沁园春·长沙》诗中，也有“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湘江之问。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处在紧要关头，反动军阀、官僚买办、地主阶级及国民党反动派都在爭夺国家的领导权，毛泽东心急如焚，忧国忧民之情油然而生。毛泽东与屈原在此均用反问句式，强烈地抒发了忧国忧民之情，以及对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的忧心忡忡。
此外，屈原在政治生涯中，曾任楚国左徒。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职。屈原与毛泽东的政治经历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亦曾有“失宠”“被疏”的经历，由此，相同的经历，产生了类似的政治思想。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孔子也因为在国家受了挫折，才转过来搞学问。”毛泽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借用屈原被“疏”“放”的经历，通过开除“官籍”“下放劳动”，促使部分人深入基层，体察社会生活，得到政治思想上的改造。1968年，毛泽东倡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或许就与这种启示有关。总之，屈原振兴楚国的远大志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直到晚年，毛泽东对屈原的仰慕之情依然不减，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仍持续不断。
缘由之三：地缘上的接近性
毛泽东与屈原在生长地理上的相近，更增加了他对屈原的感情。毛泽东诞生在与湘江相邻的湖南湘潭韶山冲，清代乾隆二年《韶山记》记载：“韶山，南楚一名山也。”屈原诞生在长江之畔的秭归乐平里，诞生地均与江、山相连，可谓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而且诞生地均属楚国疆域。屈原作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他留给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最主要的贡献，是那二十五篇瑰丽的爱国诗章。这些篇章，绝大多数是在流放汨罗江畔的九年岁月写成的。九年的时光，是这位老人最凄凉的暮年。面对战乱之苦的百姓，面对破碎的山河，面对残酷的现实，他无不怀念自己的故乡，故乡的一草一木，常常出现在他的梦里，那么迷茫而遥不可及。他知道今生今世再也回不到故乡，于是就把汨罗江、把玉笥山当成了第二故乡，并作为终老之地。因为这里当时居住的是罗子国贵族的后代三大姓罗、屈、楚。晚年居住在玉笥山的屈原并不孤独，他经常披发行吟江岸，与农夫促膝谈心，共话人生沧桑，揭露奸臣丑恶。有时兴尽所至，与渔夫驾舟捕鱼，期待君王重振朝纲。无奈朝政腐朽，病人膏肓，屈原的美好愿望终于在秦军攻破楚国首都那一瞬间破灭。绝望的他，决定选择以死表白对故国的忠诚。正如毛泽东所说：“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就像“怒而触不周之山”的共工，屈原没有死，他是胜利的英雄，《七绝·屈原》就是毛泽东对屈原人格精神前无古人的评价。
毛泽东的故乡从韶山到湘乡、湘潭，再到长沙，都是楚风极盛之地，这也是毛泽东深爱《离骚》、终身离不开《楚辞》等屈原作品，并将自己的诗词创作成新一代“离骚”主要原因。为此，使毛泽东在感情上与屈原产生了共鸣。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在去苏联访问的火车上，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起中国文学时提到屈原：“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还是我的家乡。所以我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毛泽东自豪地自称是屈原“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的相似性，同为楚地巨才的禀赋与气质，使毛泽东同屈原有了特殊感情上的沟通。可以说，屈原对毛泽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活、思想发展、诗词创作等过程中，其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也能这样归纳，毛泽东受屈原的影响，源于青年，贯穿于终生，成就了中国。
缘由之四：诗风上的接近性
毛泽东浪漫主义创作手法，挥洒雄放的抒情风格，与屈原作品一脉相承。从艺术风格上看，《离骚》那种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和创作方法，恰恰吻合毛泽东的审美趣旨和鉴赏特质。屈原作品主观个性的强烈抒发和对现实的超越，与毛泽东的“人定胜天”的精神风貌完全可以相互印证、直接沟通。比如，屈原“登九天兮抚彗星”，毛泽东“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又如，屈原“奠桂酒兮椒浆”，向天神东皇太一敬献桂花酒，毛泽东则请月宫的“吴刚捧出桂花酒”，为杨开慧、柳直苟的英灵接风洗尘；再如，屈原“吾令凤鸟飞腾兮”“令沅湘兮无波”，他能指令凤凰飞翔、江水止浪，毛澤东“敢教日月换新天”，能“截断巫山云雨，能倚靠青天，抽出身上佩戴的宝剑把昆仑山斩成三截，手持彩虹，将其当空飞舞，这样的气魄是出于屈原，而胜于屈原。同时，毛泽东还借助大胆想象，融神话传说、历史人物、自然现象于一体，采用想象奇特、富有激情的语言抒发自己的情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蝶恋花·答李淑一》，全词几乎都是虚幻的神话境界，而且在词中对吴刚、嫦娥两个神话形象进行了再创造。屈原在其作品中也较多地灵活运用了神话传说，尤以《离骚》《天问》更为明显。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提到：《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与屈原浪漫主义诗人的时空观相比较，毛泽东则更深刻地关注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其时空感受更为敏锐强烈。比如，毛泽东战争年代的《采桑子·重阳》有“人生易老天难老”的佳句；建国后的《水调歌头·游泳》妙用孔夫子的名言“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面对苏共翻脸、西方一些国家反华的现实，其《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时间感受更为深刻，如箭在弦上，云：“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追。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稍后做注：“你要慢，我就要快，反其道而行之。你想活一万年？没有那么长。我要马上见高低，争个明白，不容许搪塞，但其实时间在我们这边，‘只争朝夕，我们也没那么急。”还有，毛泽东时间观立足“今朝”，穷极古今。其空间观则掌上乾坤，咫尺万里，甚至遥视神界仙境，而其中主宰万物之“我”，无所不在。比如，有他的《长征》诗云：“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还有《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另外一些作品则极尽夸张之能事。比如，“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昆仑》）；“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十六字令》）。前者夸兼拟人，昆仑顶天立地，横亘空中，而“我”则倚天而立，对它评头论足，任意使唤。后者以山衬人，巍巍群峰，是红军将士精神风貌的映衬——脚踏万岭，所向无敌。此外，毛泽东在诗词中，不仅生动形象地展示了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还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气概和业绩给予了讴歌。像“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尧舜”“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等诗句都是对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所建立的辉煌业绩的诠释和称赞。
屈原除浪漫主义的时空观以外，其奇特的想象力而产生的奇妙意象也可谓无奇不有。仅《离骚》中屈原第一次仙游，便见咸池饮马、龙凤图腾、若木拂日、云霓幽兰等，真是奇想联翩，意象纷呈。郭沫若曾分析屈原想象力产生的原因一一他“是产生在巫峡邻近的人，他的气魄的宏伟、端直而又娓婉，他的文辞的雄浑、奇特而又清丽，恐怕也是受了些山水的影响”。是的，万里长江，惊涛拍岸，飞流东去；巫峡峻岭，直耸云天，两岸呼啸猿啼，奇异多变的生活环境，还有楚地巫歌的影响，便产生出如此奇异瑰丽的想象，诞生出奇伟浪漫的大诗人。同样，毛泽东降落生于巍巍衡岳七十二峰的韶峰山麓。南岳钟灵毓秀，湖湘文化熏陶，特别是屈原浪漫精神的感染，使他自青少年时候起，便爱读奇书、观奇景，特立独行，当年被湖南一师师生称之为“奇才”“怪杰”。其诗词妙想叠出，令人耳目一新。不仅有人间美景，更有天上仙境——诸如吴刚献酒、嫦娥起舞、鲲鹏展翅、蚍蜉撼树等，神话传说，信手拈来。毛泽东承袭屈原浪漫主义诗风又不失大胆创新，形成了其诗词新奇瑰丽的特质。
缘由之五：学识上的接近性
史料表明，毛泽东学习《楚辞》最集中的时期，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和新中国成立直至去世之前。如果说他青年时代学习并崇敬屈原是为爱国的话，那么他在建国之后学习和崇敬屈原，则是为了安邦和“美政”，并完善伟人即他自己的人格风范。
共和国的历史记载：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这是世界人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也是对美国侵略朝鲜的抗议。为此，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大会赠送了一幅屈原画像。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将一部装帧精美的《楚辞集注》（《楚辞》共17篇，以屈原的作品为主）作为礼物，赠送给田中角荣首相。中国古往今来的所有历史人物中，享如此殊荣的，独屈原而已！
毛泽东渊博的知识，主要来自书本和实践。所以，他闲暇或旅行总要带上不少书籍，其中不乏楚辞一类。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既不收藏宋版《楚辞》原刻，也不收藏明版《楚辞》原刻，而只要宋版影印《楚辞》本，目的是为吸取其精髓。工作人员还回忆说，“1957年12月，毛泽东曾要我们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我专门请何其芳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把古今各种有价值的《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收集了50余种。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在《楚辞》中，毛泽东尤爱屈原的《离骚》。1958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8]1958年9月，张治中随毛泽东去安徽，毛泽东特地向他推荐《楚辞》说：“那是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所带书籍就有朱熹的《楚辞集注》和《屈宋古音意》”。毛泽东时年65歲，他作为比屈原稍大的“同龄人”，读了《离骚》还有新“领会”和新“喜悦”，这就是他与屈原心灵撞击所产生的新火花。这种新喜悦也许包含着他对屈原以及他的青年同志们以身殉国的否定，和对自己数十年漫漫求索，最后壮志终成大业的自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