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法律(推荐8篇)
在当今这个网络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信息化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是军队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队信息化建设能够快速、持续、有序、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尤其在倡导军民融合的社会大背景下,网络信息技术成为军民融合的重要领域,因此基于我军网络信息安全所处的现实情况,来分析其中所存在的法律问题。
1 我军网络信息安全面临的威胁
我军在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军网络信息安全所面临的一些危险。
1.1 我军网络信息安全法律意识不强
一方面,由于一些军内人员对我军网络信息安全方面的法律规范了解度不高或者不够重视,导致在其日常处理军事网络信息时不够谨慎,以致很多重要的军事信息泄露。另一方面,一些地方人员对网络军事信息安全对国防之重要性缺乏认识,甚至对相关法律了解少之又少,利用其网络技术窃取军事信息,对我军网络信息安全造成极大的破坏。
1.2 我军网络信息安全防护能力较差
一、我国信息安全的含义
信息安全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 主要是指网络信息系统中的所有的数据不受任何不良原因的破坏、泄露、更改, 服务信息系统可以得到正常的运行。
信息安全的探讨在我国有以下内容: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未授权拷贝和所寄生系统的安全性、保密性。它自身的范围比较广泛, 其中也含有预防个人信息和商业信息的泄露等等。
信息安全在不同的学科之下体现出了不同的含义, 在法律的角度来看, 网络时代, 各种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安全机制、安全系统等处, 只要有安全隐患, 就有可能发展成为漏洞, 逐渐的威胁整个关联系统信息的安全, 这边更加需要法律来保障信息安全, 建设无隐患的社会联系系统。
二、我国信息安全的法律建设
(一) 我国信息安全立法概况
纵观世界各个国家的信息安全的问题, 可以知道安全隐患是十分突出的问题, 尤其是信息的大量泄露导致的他人恶意为之, 信息的篡改导致的不正常的行为, 信息的不法适用导致的不法侵害等等。法律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原因在于它是一种社会的保障, 如果没有善法的保护, 各国的公民的合法权利就会受到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法侵害, 社会就会动荡不安, 所以, 在当今信息网络发达的时代, 安全隐患必然会阻碍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因此信息安全问题离不开良好而完善的法律制度, 法律是我国信息安全措施的根本依据和基本准则, 我国现行的网络信息安全法律主要包括宪法、刑法、国家安全法等。后来又通过《合同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国务院还发布并实施了一系列的安全条例及办法。国务院相关部门也颁布和实施多个于安全有关的行政规章。此外, 各个省、市地方政府也在各自的管辖范围以内, 颁布并实行了与有关信息安全的法律性文件和地方行政法规。
(二) 建立信息安全保障法律制度
1. 建立和完善网络信息选择和处理的相关法律规定
网络信息的选择和处理是防止信息安全漏洞的必要前提, 经过认真的审查和处理, 制定或完善相关的法律, 对违法或者不良的信息及时做好安全监管工作, 尤其是一些黄色信息。相关的法律制度主要是从安全防护的角度来制定, 规范信息选择的处罚措施和信息处理的安全性问题。
2. 建立完善的信息安全产品管理法律制度
信息安全产品管理应以确保我国信息安全产业的健康发展为原则, 确保国家安全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为宗旨。应当针对国外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供应商, 构建新的信息安全产品风险管理机制。同时从法律上的管理才是重要的保障。
3. 建立网络安全监控与通信协助执法法律制度
网络空间治理特别是安全监控离不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协助, 这里的协助者不仅包括服务商还应当延伸到设备制造商。在通信协助执法方面, 信息安全法应当明确电信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拦截等协助义务。所以, 建立有关的法律制度来监控网络安全和协助执法活动室十分有必要和迫切的。
三、总结
随着国家的发展, 法律制度也是在不断的完善的过程中的, 刑法、保密法、侵权法律的修改, 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信息安全法律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但是毕竟这是个长远的课题, 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最终实现。当今, 确实有很多专家和学者通过对信息安全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设性的措施。其实更应该从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各个层次对信息安全进行全面而准确的讨论, 在讨论中擦出火花, 在对比中寻求一个更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信息安全法律体系构建方法或途径。当然也有的研究者另辟蹊径, 以战略作为出发点探讨信息安全的法律体系, 从宏观上放眼整个命题, 其视野或许更为广阔。总而言之, 我们不能按照原有的思维来探讨信息安全法律问题, 可借鉴国外先进的信息安全立法模式, 从而探求新的研究模式, 以应对新时期信息安全问题。同时, 我们不能一味地过分追求法律体系的理论完整性, 司法保障能力的培育也是信息安全法律建设的重点, 这是人类社会在经受多次信息安全威胁之后所取得普遍认识。[1]
参考文献
网络信息安全对我国至关重要
首先,网络信息安全影响着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们日常生活。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带来了深刻变化,网络的开放性、传播的交互性和技术的渗透性影响着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网络信息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基础性的作用,社会对其依赖性越来越深。但同时,网络攻击、病毒传播、网络犯罪、不良信息泛滥等严重危胁着网络信息的安全。在进入网络社会的今天,网络信息的安全保障能力,也直接体现着执政能力和水平,关系着国家和百姓的共同利益。
其次,我国特殊的国情和发展阶段要求高度重视网络信息安全。我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目前上网人数已达3.38亿人,而且人数正在迅速上升,是拥有互联网人数最多的国家。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的关键时期,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处于相对较低发展水平阶段,在资金投入、技术条件、人员素质等方面还有不少差距,信息化发展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抓好网络安全,利用好这一机会,我们就能趁机而上,实现跨跃式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但同时,我国还面临着境内违法行为的干扰和境外反华势力的破坏。国内有人利用网络进行经济诈骗、贩卖毒品、传播病毒,干扰网络正常秩序;国外各类反华势力进行鼓动宣传、技术攻击、情报窃取等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再次,中国网络信息安全与各国密切关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渐上升,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通过网络提供大量政府、媒体、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资讯, 若中国网络信息发生安全问题,不仅对自身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还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极大的影响。
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立法情况和问题
网络技术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也加快了国家网络信息安全的立法保护步伐。我国目前虽然没有专门制定保障信息安全的一般法律,但有关法律规定的条款包含了对网络信息安全危害的行为,从一般法上保障网络信息的安全。如《宪法》、《刑法》、《国家安全法》、《反不正当法》、《国家保密法》、《著作权法》、《专利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专门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主要有: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商用密码管理条例》,以及相关部委颁布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保密管理暂行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检测和销售许可证管理办法》、《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办法》、《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等。
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立法虽然发展很快,但由于网络自身发展的快速性、交互性、技术性、国际性等特点,网络信息安全保护上仍存在着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是网络信息安全组织管理体系力量不足。国家信息化建设发展十分迅速,但在重发展的基础上,网络信息安全的管理相对滞后,至少与社会的需求还不相适应。人们在网络上没有安全感,缺乏信任感,单位信息、公民信息没有有效安全保护,政府在网络安全、秩序管理方面还缺乏统一有效的协调和监管。网络病毒、网络攻击、网络犯罪时有发生;自主研发的网络信息安全防控核心技术未能广泛运用。网络技术、网络管理和网络法制有机协调的作用还未充分显现出来。
二是网络信息安全法律规范分散。涉及网络信息安全的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在数量上已经有了一定规模,但显得比较分散,有各个部门立法的烙印,未形成条理清楚的系统化的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有的立法及时,反映了网络迅速发展的变化,而有的表现得滞后,没有对发生的变化进行及时调整。有的法律条款过于原则,缺乏具体性和操作性。
三是网络信息安全监管没有到位。现在网络实际上已经构成一个无边界的社会,网络活动的主体主要还是人(包括法人),因而,在网上的活动也应按人们通用的规则进行,对反动言论、反面宣传,甚至违法犯罪行为要加强监控,依法治理;对网上无序的市场秩序工商等部门也要加强管理,如对贩卖假商品、非法行医、盗窃他人信息者等等都要经网上执法机关依法处理。
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立法建议
第一,从法律上明确网络信息安全的管理体制。制定专门的网络信息安全法,对网络信息安全进行专门规定。规定网络信息安全的目标、原则、协调管理机构及其职责、与相关部门关系、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和分工。在该法中,对网络信息安全的重大制度等内容作出规定,如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网络信任体系制度、信息安全监控体系制度、信息安全应急处理制度、标准化建设制度以及信息安全技术研发、人才培养、信息安全宣传教育、资金保障等方面。
第二、加快网络信息安全配套法律体系建设。目前,我国涉及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地方性规定已有60多项,但随着发展,相关的法律规范要根据实际变化进行制定、补充、修改,以适应新的实际情况。既要对传统法律分类作出补充,又要对网络信息安全特有的新情况进行规定。要打破部门界限对各类规定进行梳理,要在信息保护、信用管理、电子交易、市场准入、隐私权保护等方面重点加强规范。
第三、加快技术标准体系立法。网络信息安全保护不能脱离信息技术本身。网络信息安全应以技术防范为基础和关键,以法律保护为手段。要加强技术标准层面立法,把技术标准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把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相结合。通过信息安全标准体系和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规范标准体系确保信息系统和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当前学界存在着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原则等三种观点。有学者认为过错责任原则符合补偿受害人和教育惩罚侵权人的双重目的,况且,倘若对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规制仅以造成损害的客观事实为依据,而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不利于网络产业的快速稳定发展。有学者认为应该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因为网络著作权是一种无形财产,只能以被动的方式对其加以保护。司法实践中很难发现和认定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侵权行为人的身份很难确定,这就使得必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另有学者觉得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他们认为这样不仅有利于保证被告的辩护权,适当减轻著作权人的举证责任,同时行为人在已尽正常注意义务适用他人作品的前提下而不追究其责任,符合民法的精神。
总之,我国著作权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网络著作权侵权的归责原则,因而具体适用何种归责原则还尚存争议,需要重新审视和认定。
(二)网络著作权侵权司法管辖问题分析
司法管辖仍是当前网络侵权案件面临的一个基本命题。众所周知,网络具有全球性、交互性、实时性和管理的非中心化等特性,因而在侵权行为方式和侵权行为地确定上都不定相同。在司法实践中,侵权人能够轻易的侵犯著作权人的网络著作权,从而使得侵权行为人在不同的管辖范围内作为。当然,源于侵权行为人的普遍流动性,仅以侵权行为地、当事人国籍等方式确定侵权案件的管辖权并非易事,网络环境有诸多与现实环境相异之处,存在着许多不能有效克服的障碍,进而致使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的司法管辖难以确定。
(三)网络著作权侵权法定赔偿标准问题分析
在著作权侵权案件中,权利人往往希望通过起诉行为使侵权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但执行法定赔偿标准难度大。因为我国实施的《著作权纠纷解释》第24、25条规定的侵权法定赔偿标准存在参考文件滞后、计酬方式单一和计酬标准偏低等瑕疵,而且法律文本规定极为粗糙、适用性不强,难以达到惩治网络侵权行为的应然目的。如果依据权利人因侵权行为所受到的损失和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作为依据和标准,则会因权利人损失和侵权人所得查明的难度而使法定赔偿额度的认定更加困难。总之,在司法实践中,网络著作权侵权损害法定赔偿标准是有瑕疵的,具体的侵权损害赔偿确定难度较大。
四、对我国网络著作权法律保护的完善
(一)网络著作权侵权归责原则的完善
在我国,过错责任原则是著作权侵权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而在美国,严格责任原则是版权法适用的一般侵权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是例外。在我国,如果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由于网络侵权行为中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发现和认定均具有很大的难度,不切实际。如果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会影响到网络产业的发展和互联网应然效用的发挥。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我国网络著作权侵权归责原则应适用严格责任,适用严格责任能够在保护创作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兼顾使用者的正当权益,有效地平衡和协调创作者和使用者权利冲突,有利于对实际受损的权利进行恢复。此外,采用严格责任原则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
发布时间:2012-08-14 11:37:21 政府信息公开,在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就被确定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2008年5月1日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更将这一政策性的制度上升为政府的法定义务、公民的法定权利,这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至今,条例实施三年多,我们欣喜的看到它对于保障公民知情权、促进政府依法行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北京、河南郑州、安徽阜阳、湖南汝城等地政府信息公开案实践的展开,法律规范与社会现实存在较大的反差。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遭到许多冷遇与尴尬,一些地方政府以“信息不存在”、“影响公共利益”、“不属于公开范围”等理由把申请人拒之门外。司法机关也以“无先例可循”、“不属于受案范围”等借口慎吃第一支螃蟹。事实证明,我国以《条例》为主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亟需完善。
一、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重要意义
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必须及时、准确地公开发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利于推进依法行政进程,促进民主法治建设和民主施政,充分实现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有学者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授权和委托的组织,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中,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主动或依申请将政府信息向社会公众或特定的个人或组织公开的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行政约束性。政府信息具有行政性,政府信息公开同样具有行政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公布和实施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和约束,充分体现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行政约束性;
二是权利性。政府信息公开尽管具有行政性,但是,信息公开是以公民获得政府信息的权利为基础的,而不是以行政权力为基础,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有效权利;
三是例外性。并不是所有的政府信息都是可以公开的,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政府信息是不可予以公开的。政府所掌握的很多信息是具有“秘密”等级的,这是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
四是载体多样性。政府信息是无形的,它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一定的方式实质就是一定的载体的表现形式。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查询、阅览、复制。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系制度的完善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趋势,而且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确立,对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建设阳关政府和服务型政府都具有重要意义。确立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如下。
(一)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政府信息公开是社会主义民主应有之义。政府统治是经由人民民意及授权而来,政府的权力源于人民,是人民的让渡与授予。在我国,现在人民有权要求政府公开其运作过程,及时公布相关信息,以便公众了解行政权力的行使状况,为评价政府行为提供基本信息支持,让公众能充分发表言论,提出意见和建议,以直接影响政府决策,保证政府忠实执行民意。政府迈向“信息公开时代”,向民主、法治迈出扎实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可以说,政府信息公开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治政府、民主政府、透明政府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提高政府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建立行为规范、运作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二)有利于促进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政府信息公开能有效消除“民怨”,政府是最主要的信息生产者、控制者、使用者和发布者,政府掌握着主要信息传播渠道并基本垄断信息来源,公民很大程度上只能获得经过过滤和处理的信息。由于信息公开必然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所以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或抵制,包括公开地反对和消极怠工式的反对。正是由于信息公开不够,公民不知情就会埋怨政府损坏他们的利益,在对政府不信任,只有让民众知情才能消除他们的“怨气”。
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还处于政策层面,信息公开程度不高,信息公开的随意性大,缺乏连续性,走形式主义问题比较严重。信息公开多以行政权力为主导,而不是以信息权利需求为主导,想公开什么就公开什么,想啥时候公开就啥时公开,行政部门掌握信息公开主动权,广大人民群众只是政务信息公开的被动接受者。对于一些深度信息,或群众关心的信息公开,这也有利于促进公民的切身利益得到维护,加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三)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约权力的滥用,尤其反腐倡廉。如果把政府权力的行使由个别人、少数人知情变为多数人知情,就能规范行政行为,把腐败案件的发生率降低到最低限度,唯此才能真正做到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改善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良好、稳定的内部环境。在信息时代,信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公信力的保障,关系到人们群众对政府的信赖程度,也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政府信息公开可以更好的应对突发事件。比如,“5.12”汶川大地震中,政府信息的及时发布,缓解了人们的恐惧,消除了各种谣言,引导着正确的舆论导向,使得大灾没有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凝聚社会力量团结一致,共度难关。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政府信息公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助推器”。
二、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有了一定的发展,正在向开放的政府转变,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总体上来看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如下:
(一)效力等级较低,无法成为信息公开的基准法律规范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体系,是以条例为专门立法,以《保守国家秘密法》(以下简称《保密法》)、《档案法》、《统计法》、《安全生产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的有关规定为补充的体系。从立法效力角度分析,作为专门规制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的条例,仅是一部行政法规,与配套的法律所规定内容相矛盾时,不能发挥政府信息公开基准法律规范的作用。再者,作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条例可以保证国务院有效地约束下级部门和政府,规制主体范围仅涉及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以及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未能包括在内,无法对审判公开、检务公开等加以限制。因此,条例不能规制所有国家机关的信息公开行为,信息公开方面的规制作用大打折扣,只能作为过渡性的法规。
(二)《保密法》等配套法律规定,限制了政府信息的公开
条例建立了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规定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按照《保密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但是1988年制定的《保密法》为核心的我国保密制度体系,为国家秘密的确定过于广泛,若按照其审查政府信息可能导致无事不秘密。当然,除了条例提到的《保密法》外,还有《档案法》、《国家安全法》、《军事设施保护法》等均是涉及到保密工作的法律法规。由于,制定时间较早,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保密有余,公开不够的问题。政府信息公开原则和保密原则之间关系不够协调,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与世界各国政务公开理念是一致的,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照的是,我国现行保密法和档案法规定的原则是“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特例”。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民众对政府信息的获得。
(三)豁免公开信息规范缺失,无法精准确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政府豁免公开的信息除了国家秘密之外,还有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国家秘密有《保密法》专门加以界定,而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目前却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加以界定,对商业秘密的规定仅散见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合同法》、《劳动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我国也没有指定一部统一的隐私权保护法或个人信息保护法,没有明确界定个人隐私的具体内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实践中往往难以判断个人隐私的范围,申请人的知情权或者第三人的隐私权由此而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同时,行政机关亦有可能以涉及他人个人隐私而作为借口而拒绝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使得个人隐私这个未能明确的法律概念成为行政机关堂而皇之规避义务的借口,对此政府的可操作性过大,从而造成有些政府部门常常以此项规定为由拒绝公开某项本应被公众所知的政府信息,同时这也阻碍了精准确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四)信息公开程序不具体,阻碍公众对政府信息的切实获得
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所应当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在现代法治国家,民主需要法治的规范和保障。因此,法律对公众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加以规范是必要的,特别是相应而具体的法律程序制度是非常有必要建立的。否则,公众参与就难以有序、有效地进行。至少应在下述方面加强对公众参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规范和保障:1.凡是相应法律、法规、规章所调整的事务具有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都应明确规定公众参与的范围、参与的途径和参与方式。2.通过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公众参与的程序、方法,以保障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与公正性。
而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缺位,也为政府信息公开带来了一些缺憾,只有零星的行政程序散见于行政法律法规中。国外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序性规定较为严密,主要有公民申请公开的程序、行政会议公开的程序,同时明确规定公众在其获取公共信息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可以通过行政和司法的途径来获得救济。在我国,即便是在有关于政府信息公开零散规定的法律中也鲜有信息公开的程序性规定,并且《条例》中行政程序过于粗犷,容易流于形式,同时在公民无法正常获取信息时也没有任何救济手段和途径,程序上的保障极其匮乏,而阻碍公众政府信息的获取。
(五)救济规则不完善,限制了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有权利就有救济。如果没有相应的司法救济作最终保障,个别行政机关肆意限制或剥夺行政相对人依法获得政府信息权利的行为就得不到纠正和遏制,公民也不能真正享受知情权。要使政府信息公开从纸面走向地面,从自律走向他律,必须依靠外部监督,特别是依靠行政诉讼来实现。
首先,条例将信息公开的主体扩大到行政主体之外的与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然而公共企事业单位若不履行公开信息的义务时,公民选择何种方式救济自己的权利就面临两难处境:若提起行政诉讼,公共企事业单位不具有行政诉讼被告的资格;若提起民事诉讼,公众就要承担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对公众十分不利。其次,何种诉讼救济方式确定之后,仍然面临着审判能否公开的问题。最后,涉及行政机关应主动向社会公开而未向社会公开的信息公开案件,公众能否提起公益诉讼,我国相关诉讼法律尚未明确规定。
三、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原因
(一)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意识淡薄
姜明安教授曾指出,“政府信息公开至少要突破两个壁垒,一个是观念,一个是技术。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和运作,思想观念的障碍是最难突破,但有必须突破。”目前,官本位、特权思想依旧根深蒂固,民主法制观念淡薄,一些公务人员缺乏政府信息公开的责任意识,漠视公众的知情权,甚至把老百姓看成时政府的对立面。也有一些部门及其公务人员利用自身的特权地位对掌握的信息进行寻租,追求利益最大化,从而使我国政府信息公开难以真正步入正轨。理念是行为的先导,观念是制约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瓶颈,可以说,建立全面的信息公开制度首先应是一种观念上的改革。
(二)法律体系不健全
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措施往往被视为一种政府办事制度,被看做是政府的一种职能,而不是一项义务,我国宪法和法律都没有对公民的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的法理基础进行明确规定,至今没有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比较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法,也没有形成并实行全国统一的政务公开制度,这导致了政府信息公开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信息公开难以落到实处。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有力地推进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化的进程。但是,公开条例只是行政法规,我们缺少一部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法,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活动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所以,政府信息公开不能仅仅是地方性的政府规章,应该尽快制定出一部全国性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并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
(三)制度构造不够完善
政府信息公开缺乏缜密的制度设计,导致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政府信息公开与否、如何公开、公开的措施是否到位等完全依靠行政机关的内部自觉和自我约束来实施,缺少外部的监督和审查机制的制约。对政府信息公开的保障更是极为匮乏,特别是政府机关如果拒绝提供信息,信息申请人没有获得相应的救济手段和救济途径。就举报这条救济途径来说,受理救济的职能部门是“信息公开办”但它同时享有组织信息公开的“执行”之权,集执行权和监督权于一身,求助于既是当事人,又是法官的信息公开办,其救济价值可想而知。
(四)缺少具体的保障措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对于一般公众来说,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程序较为陌生,时间经济成本可能都难以接受,所以这一规定相对来说对行政机关具有约束作用,但对普通公众来说操作性略微欠缺。
对行政机关的应当受到处分或者追究责任的情形缺少对“政府公布的信息不属实”的约束和制裁,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责任追究过于粗疏。
四、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对策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条例》的实施无疑是此项工程的良好开端,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绩效尚不尽人意,依法促进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尚有很长的路要走,面对实践中的困境,在考虑制度方面的因素,同时充分发挥《条例》的“倒逼”作用,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使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成为一个有效协调的体系。
(一)提高立法位阶,逐步拓展信息公开主体
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两类主体,此外,教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公共交通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也制获取大量的社会公共信息,也负有信息公开的义务。
按照立法权限,行政法规不能给人大、法院、检察院设立公开信息的义务,实践中,地方各级人大、法院、检察院以及社区、村镇、企业等都在进行审判公开、检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甚至于校务公开和医务公开,这表明信息公开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然条例作为一个法规不能对这些方面的公开加以限制,而且在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相冲突时无法自动解决。着眼国家民主化进程的长远目标,经过逐步积累经验,在条件具备时,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实时制定国家机关信息公开法,不仅国家行政机关,基层行政机关应受到该法调整,党委、人大、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在内的其他国家机关,其信息公开行为也应受到该法的调整。
(二)细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信息公开的例外范围
目前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主要是针对政府主动公开的范围以及依照公民申请公开的信息范围做了列举性规定。并且《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此处以“国家有关规定”作为限制政府信息公开的一项审查标准,存在着致使政府信息免除公开的范围无限扩大的危险。而且,政府信息及其繁多并处于不断变化当中。仅以正面列举的方式确定政府应当公开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极其有限性。
因此,建议借鉴国外一些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中的例外规则,即确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理念,并将其作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原则性规范。根据该原则,细化《条例》第八条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例外情形,一一分项列出,规定所列例外情形之外的政府信息,均属于被公众所知的信息范围。对例外情形的详尽论述,有助于《条例》的实际操作,避免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改变以往只以公开的信息是否对自己有利为考量标准来任意扩大免除公开的范围。
(三)理顺政府信息公开原则与保密原则的关系
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保守国家秘密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在进行审查,是否可以公开,应当经相关部门确定。而我国现行保密法和档案法规定的原则是“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特例”。
因此针对《保密法》、《公务员法》等法律对国家秘密的规定存在分类标准模糊,范围过于宽泛等问题,建议明确界定国家秘密的范围,对保密事项进行科学分类,以具体而明确的列举式立法加以规范。同时,对工作秘密的范围也以明确的列举式立法加以规定。对不列入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秘密,可以明确规定其范围:例如,与公众无关的机关内部人事规则或事务;行政机关决策过程中,机关之间或者机关内部在研、建议、讨论或者审议,一旦公开会影响决策过程或造成公众混乱的信息:与刑事执法有关,公开后会影响犯罪侦查、公诉、审判与执行刑罚,或者影响被告人公平受审判权利的信息;在特定情况下为执法目的而收集的信息等。
(四)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与协调
根据前述的分析,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法》的颁布实施,《保密法》、《档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需尽快修改完善。对《保密法》的修改,除对国家秘密、工作秘密的范围作出明确、科学的界定以外,还应重点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完善《保密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从政府信息公开原则出发,明确树立“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立法指导思想。其次,重新界定定密主体,规范定密程序。把国家秘密的定密主体界定为各级保密部门和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定密责任制,做到依法行使定密权。另外,可以考虑在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设立保密委员会,由保密委员会依法裁决哪些事项属于国家秘密的范畴。再次,建立强制解密制度,产生国家秘密信息的单位在确定密级的同时,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规定保密期限和解密日期,强制性规定在一定时间内进行强制解密。审查后认为不需要在保密的即予解密。对有长于一般保密期限的特殊保密期限,限定最高年限,届时解密。另外,针对只定密不解密的情况,法律应明确规定解密的权限和程序。允许对定密解密有异议的个人和组织向有关机关提起诉讼。同时,对不按时解密的单位和个人,追究其必要的法律责任。
(五)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机制,建立切实可行的救济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的救济,是指当申请人认为其知情权或第三人认为其隐私权或商业秘密受到侵犯时,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出申诉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所体现的是没有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思想,使申请人与第三人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和其他权利。
特别是在政府信息公开中,要确立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即“基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正当利益的考虑,当社会成员对行政过程中某些因素的不便形成合理信赖,并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时,行政主体不得变动上述因素或在变动上述因素后必须合理补偿社会成员的信赖损失。”目前,在政府信息公开的过程中,迫切需要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支持。由于信息发布的主体是政府,一般情况下公众会自然地对其产生信任感,但是一旦出现政府公布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对公众的信赖利益必定造成极大的伤害,也会破坏社会的稳定性。只有采用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当公民因政府公开的信息产生了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则允许政府随意变更或收回撤销该文件,而应当对受到伤害且无过错的行政相对人给与相应的补偿。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运用与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更有利于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遏制信息发布中的随意性,实现公众对政府信息形成的稳定期,形成建立公信政府的良好氛围。
我们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扩大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切实把政府信息公开作为政府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来落实,要拓宽群众参与渠道。扩展保障人民群众监督的各种法律法规的制定,健全在言论、新闻、出版、监督等方面的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反腐倡廉作用的法律法规,针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形成有力的社会性监督机制。在制度设计上,要尽快启动全面的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信息能够为尽可能多的民众所利用,要建立和健全行政监督、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权利监督与权利救济机制。我们应结合我国行政实践,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促进政府信息公开的全面展开,最终实现阳光政府的宏伟目标。
(六)以电子政务为重点强化网络信息服务制度
通过电子政务的建设,可以将政府所有拥的信息资源实现高度共享,实现公共信息资源的价值利用;减少公众的信息查询申请和相应的成本负担:为政府和公众的沟通开辟了新的和更方便的渠道。政府网站被定位为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一平台”,一方面信息上网后,防止人为的干预,从而保证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另一方面,由于行政审批的程序都是可观的,有利于行政监督,降低了不确定性。此外,通过在互联网上发布政府信息,可以减少公众信息申请的费用,极大地降低了获取政府信息的成本。因此,除了使用传统渠道公开信息外,政府还要充分利用信息网络的优势,全方位、多途径的实现政府信息的公开。除此之外,我们应继续建臵网络工程设施,为政府上网提供基础环境;建立统一的电子公文交换系统,便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便于提高行政公文的处理效率;建立便民网点服务站,为公众提供更便捷的服务,特别是为了尽量减少信息服务的不平衡,保障公众随时随地可以获取到政府信息。
结语
实现政府信息公开既可以促进我国电子政务的有效发展,也可以促进政府于公民之间的互动沟通,使政府得到公众广泛的信任和支持。同时公民可以随时随地地参与政府的管理,对国家权力起到最有效的监督作用。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完善,事关整个政府的运作模式的根本转变,牵一发而动全身,各方博弈,过程殊为艰巨。目前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不断地探索与发展,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现有的法律制度,完善整个法律制度体系;需要政府工作人员尽快转变思想;还需要公众广泛,积极的参与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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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安全法律体系是指有关饲料生产和流通的安全质量标准、安全质量检测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构成的有机体系。1999年5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并施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随后有关部门先后发布和修订了《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等,初步形成了饲料安全法律体系。
虽然我国已经有了初步的饲料安全法律体系,但我们必须承认:我国饲料安全的法制化管理与国际水平还有差距;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的框架结构仍有待进一步的科学化、合理化。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存在的不足主要有[1]:
1.1我国饲料安全法规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虽然有保障饲料安全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等,但这些法规仅对饲料质量与安全的有关方面做了一些概要性规定,相关条文过于笼统。由于这些法规出台时间早,标准低,覆盖面窄,所以不能充分反映新形势下消费者对饲料安全的要求。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针对饲料安全的专门法律。
1.2我国现有的饲料安全法规可操作性差
只要分析发达国家饲料安全法规体系就不难发现:其对所涉及的各项内容规定科学、严格、细致,有可操作性,对管理机构的职责、权利规定得十分清楚。尽管我国已制定了一些相关法规、条例和办法,却显得庞大而无序。由于制定者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难免使得相关条款有重复和矛盾之处,当饲料安全事件出现时,解决起来十分复杂。
1.3我国现有的饲料安全法规体系更新速度慢,不能与国际接轨
许多我国现有的饲料安全法规都是20世纪80~90年代制定的,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都没有进行大的修订和完善,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国际饲料安全的需要。比如《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还是1999年5月29日发布并施行,2001年11月29日修订的。这几年来,饲料添加剂行业的发展速度十分迅速,原有条例自然显得不相适应。
1.4我国现有的饲料安全标准系统性较差
由于我国在饲料安全管理中,没有把饲料安全建立在全部饲料产业链基础上,饲料安全法律体系的广度显得不够;具体标准和法规的制定上也不够协调和系统。有些法律法规在制定时,甚至没有充分考虑到饲料安全问题。当饲料安全成为突出的问题时,原有法规条例就显得很不适应。
1.5饲料安全体系中“角色不清、权限不清”
有些职能部门既制定和解释法规、标准,又行使执法功能,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问题,滋生腐败,使饲料安全难以真正落实。我国对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管理实行分级管理的体制,而不是垂直管理体制,即饲料管理部门是本级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接受当地政府领导,上下级饲料管理部门之间存在业务上的指导关系,但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规定全国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管理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但考虑到各地机构组成的差异,对基层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管理部门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只是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饲料、饲料添加剂管理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管理”。由于这样的规定并没有把职责落实到具体部门,所以有关自然属于失控的状态。
2建立和完善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的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问题,特提出如下建议:
2.1尽快制定《饲料法》或《饲料安全法》,进一步完善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
以发达国家为例,美国涉及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职能的联邦机构有10余个,它们与州、县等地方政府密切合作,通过贯彻执行30多部联邦法律法规以及各地方的法律法规,共同构筑了较为完善的美国饲料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确保了美国饲料具有很高的质量安全水平和很好的公众信任度。据资料介绍,美国涉及饲料安全的联邦法律有35部。其中涉及饲料质量安全监管的主要联邦法律有《联邦肉类检查法》、《禽类产品检查法》、《食品质量保护法》等[1]。
此外,日本等国家也都有比较完善的饲料安全法律体系,日本内阁成立了饲料和食品安全委员会、农林水产省成立消费安全局,科学饲料协会成立饲料安全评价委员会,全面协调饲料安全管理。同时,日本也是世界上饲料法制化管理模式较为先进的国家,饲料管理法律体系齐全配套,法律制度设置比较科学、合理和严谨。日本于1953年颁布《饲料安全法》,经过50多年的11次修改,现已形成从饲料原料生产(进口)、饲料加工、经营和使用,以及新产品审定、企业登记与变更、饲料标准、监督检查和处罚的完整饲料法律体系。为适应
《饲料安全法》的不断修改和变化,日本农林水产省及时公布了饲料安全法相关的5个配套法规,增强了该法的时效性和可操作性[2]。
由于这些国家具有完善的饲料安全法律体系,他们的饲料安全均得到了很好的保证,所以,我国也应学习这些国家的先进经验,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我国的饲料安全法律体系。
2.2建立健全饲料安全标准体系
发达国家的饲料安全标准体系也是十分完善的,如加拿大就有配套统一的饲料产品质量和检测方法标准系统。其饲料质量标准涵盖了饲料原料、饲料产品、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等各类饲料产品,规定了产品质量规格和有毒有害物质残留限量标准。饲料检测标准涵盖了所有明确的营养成分、限量物质和化学合成物质的分析方法,并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和国际兽医局(OIE)的标准接轨。加拿大不仅公布了允许使用的药物饲料添加剂质量标准,而且也公布了其在饲料中的检测方法标准和畜产品中的残留限量标准。
近年来,我国虽然也制定了一大批饲料原料、饲料产品和添加剂质量标准,颁布施行了饲料卫生标准、饲料标签标准和部分检测方法标准,为饲料工业标准化生产和饲料安全监管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与加拿大等国完善配套的标准体系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所以,必须加快我国饲料安全标准的制定步伐,进一步完善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应尽快制定颁布动物源性饲料检测方法标准,抓紧修订完善饲料安全卫生强制性标准,修改完善《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
2.3加大政府对饲料安全的支持和监管力度
饲料安全监管是一种政府行为,政府必须高度重视饲料安全。各级政府应当积极实施饲料安全工程,进一步加强饲料检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饲料和养殖产品重点区域饲料检测机构建设的支持力度,确保饲料检测机构能够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时,应将饲料安全监管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稳定并逐年增加饲料安全监管财政专项经费,保证饲料检测机构的正常运行和检测的顺利开展。
在保证经费的同时,对违规企业的严惩也是十分必要的。日本对饲料安全违法处罚也很严厉,他们对生产经营不合格饲料产品的企业,农林水产省或地方政府首先责成违规企业严格执行召回制度,收回处理不合格产品,然后视不合格产品的数量处以10~30万日元罚款;对卫生指标严重超标的企业,处以50万日元罚款,并对法人处以1年以下有期徒刑;对违禁生产经营药品和造成严重后果的企业,处以100万日元罚款,并对法人处以3年监禁。我国在有关条例里也制定了一些处罚细则,如违反其中规定会给予勒令停止生产、吊销营业执照、处以一至五倍罚款、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但与上述国家相比,力度还有欠缺,系统性也有待加强[3]。
2.4加快推行HACCp管理步伐
HACCp英文全称是HazardAnalysisandCriticalControlpoint,即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管理是保证饲料和食品安全面对生产全过程实行的事前、预防性控制体系。该管理体系已被世界许多国家采纳,其中,一些国家还将其作为强制性管理模式加以推行。与传统的最终产品质量检验相比,HACCp管理是一个确认、分析、控制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生物、化学、物理危害的系统方法,是一种全新的质量保证系统。推行HACCp管理是做好我国饲料安全管理的需要,因为我国饲料管理实行的是事后监督制度,迫切需要饲料生产、经营企业加强事前管理,消除各种安全隐患。HACCp管理的事前性和预防性,将大大降低事后监督成本,提高事后监督的成效。通过推行HACCp管理体系,认真分析和确定每个企业的关键控制点,研究预防措施,确定关键限值,制定监控和纠偏措施,建立企业安全管理档案等,将有利于饲料安全事件的责任追究和树立企业的信用[4]。
2.5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饲料安全监督
饲料安全与畜禽水产品安全乃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密切相关。有关部门应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式,广泛宣传饲料安全法规,安全饲料及相关产品的选购和使用常识;要通过公布举报电话等形式,为社会监督提供便捷的渠道和必要的手段,向社会各界征询饲料安全问题的线索,以期尽可能地解决业已暴露出的饲料安全问题;要增强服务意识,及时回复社会各界的咨询和建议,及时通报有关问题的处理结果;要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对提供重要线索和建议的人员给予表彰或奖励。
参考文献
我国并不是计算机信息网络的缔造国, 却是世界范围内计算机信息网络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1994年, 由国家相关部门和重点大学构建的校园网络首次接连了国际互联网专线, 实现了迈向网络信息化的第一步;我国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建设是从构建自身域名服务开始的, CN域名的出现是我国加入国际互联网并具备信息化网络构建能力的标志。
2013年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数据显示, 我国常规网民数量接近6亿, 同时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网民数量接近5亿, 均位居世界第一位。目前, 网络通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并在这一结构中组建了独立的节点和服务体系, 其中包括:即时通信、电子商务、远程教育、企业管理、网上银行、通信服务等等。
我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建设主要体现在主干网络以下, 随着光纤入户、带宽增加、成本降低等举措的施行, 进一步刺激了个人计算机消费市场。事实上, 信息网络的构建主要有两方面, 即联网计算机个体与公共互联网平台 (网站) 。后者在网络技术日渐成熟的今天, 已经不存在发展障碍, “海量”信息规模才得以出现。
随着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并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可避免的改变了一些社会意识形态, 尤其在商业方面, 出现了危机与机遇并存的新局面。以通信服务行业为例, 网络构建可以实现个人化的远程通信, 除语音之外, 还包括图像、文字、文件等多项内容, 不可避免的对传统通信服务行业产生巨大的冲击;截止到2011年, OTT (Over The Top) 概念的正式提出, 纷纷强调网络通信行为与物理网络传输无关, 大多数即时通信软件已经实现了自主向用户提供服务和计费, 通信运营商已经沦为单纯的信息“传送渠道”。
除了对传统商业行业的冲击之外, 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建设更促进了行业的创新发展。以电子商务为例, 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子商务模式已经成为中国新型商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其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都让传统商业模式岌岌可危;电子商务模式在2012年呈现井喷之势, 团购、OTO、ABC等等, 层出不穷。新的商业形式正试图改变传统的产销渠道、销售方式、支付方式, 客观上要求形成完整的网络技术、平台运维、后期服务的新型体系, 对拥有网络知识的人才需求也更加旺盛。
除此之外, 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发展对我国最大的影响来自于社会观念方面。它为中国网民提供了一个获取信息的巨大平台, 打破了“中国式”的信息被动接收形式。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主选择, 而不再是单纯的从报纸、电视、电台等传统媒体获取信息。由单项接受向主动获取转变, 让中国网民更清晰明了的对各种事件做出判断。
2 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现状
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让人们应接不暇,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看到它提供的高效、快捷的利好方面同时, 更应该看到网络环境的复杂多变, 如果不能做到防微杜渐, 很可能会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的负面效应。因此, 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
2.1 技术缺失导致的危险
技术要素在网络信息架构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ISO的标准定义指出:网络信息安全是通过网络管理控制技术对信息数据的安全保护。脱离了技术支持, 网络信息安全就是纸上谈兵, 而网络信息安全包括的范围也很广泛, 包括:遗失、篡改、窃取、歪曲事实等导致信息非完整性、有效性的所有内容。
首先, 硬件技术是最基础的网络信息安全保障。网络信息离不开存储介质和程序处理设备。物理设备的安全与否也直接影响到网络信息, 因此必须做好防火、防盗、防静电、防雷击等多重外界保护措施。换而言之, 硬件工艺是最基本的网络信息安全保障。目前, 我国在电子计算机设备硬件的研发方面还存在诸多劣势, 多项技术工艺仍然依赖于国外, 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 操作系统的安全问题也十分突出。操作系统是打破计算机技术壁垒的关键, 它使复杂的操作变得简单可视, 是促进网络信息时代发展的关键支撑。计算机操作系统的设计以印欧语系为基础, 国内尚无完整的中文操作系统, 目前我国计算机所使用的操作系统大多来源于国外, 缺少正版授权和后续技术服务, 因此很难保证信息的可靠性和保密性;同时, 外来操作系统也无法保障设计的严密性, 加上不能很好的适应中国网民的习惯, 也容易造成网络信息安全隐患。
2.2 人为恶意破坏造成的危险
人为恶意破坏是网络信息安全的最大威胁, 主要分为两类, 一种是病毒木马, 一种是恶意攻击。这两种威胁在表现形式上分别为被动和主动, 但结果都是相同的, 即破坏网络信息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在网络信息蓬勃发展的早期, 病毒木马的较为流行。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我国就出现了第一例计算机病毒攻击行为, 数据统计, 从2000至今, 全国计算机用户病毒感染率逐年上升, 从73%上升至92%, 病毒木马的攻击性和隐蔽性也逐渐加强, 破坏范围也逐渐加大, 如著名熊猫烧香病毒。病毒木马主要通过收集用户信息, 占用设备资源, 达到牟利的目的;恶意攻击主要体现为黑客行为和计算机犯罪, 对网络信息的安全性威胁更大, 如通过技术手段进入网络进行窃取、截获、破译等行为, 会对个人和国家机构造成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和恶劣影响。如通过网络漏洞盗取他人网银账号密码, 窃取财物, 施行网络诈骗、威胁等行为。随着网络信息安全程度的提高, 病毒木马等非法产业链遭到打压, 形式有所缓和, 而以网络漏洞为突破口的恶意攻击行为却变本加厉, 成为影响网络信息安全的罪魁祸首。
2.3 无序商业竞争造成的危险
我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起步较晚, 商业模式还在进一步探索之中, 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 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信息资源就是财富。由于我国网络经济的监管制度相对匮乏, 企业之间无序竞争的事情时有发生, 以贩卖注册用户信息、个人身份信息等达到盈利目的的事情时有发生, 这也是目前造成短信、邮件等垃圾信息泛滥的主要原因。
商业行为的无序竞争不仅造成网络信息的垃圾泛滥和有效性丧失, 也会影响使用者的生活消费行为, 甚至破坏国家形象。据国际反垃圾邮件网络信息调查组织称, 境外垃圾网络信息中超过80%来自中国,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2.4 匿名文化及其他造成的危险
从阿帕网建立至今, 网络世界一直向“开放、平等、分享、协作”的方向发展, 这是基于网络的特性确立的;同时, 这也构成了网络世界的特殊性, 即特有的“匿名文化”。匿名文化一方面促进了网络构建过程中丰富多彩, 同时也导致了不同人性扭曲。由于难以追踪网络信息的发源, 导致部分网民言行肆无忌惮;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来临, 越来越多缺乏实际依据的言论开始传播, 尤其以网络谣言为首, 造成了客观网络信息的扭曲、失真, 甚至更加严重的后果。如地震谣言、蛆橘等事件, 通过部分少量的网络信息进行加工扭曲, 给公民荣誉和国家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2013年两高出台司法解释定性网络谣言, 通过法律手段遏制, 这一行为有望得到改善。
3 探究适合我国的网络信息安全对策
网络信息安全与全社会息息相关, 在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网络信息安全对策之前, 必须要先弄清楚网络信息安全受到威胁的结症点。其中, 缺乏有效的网络监管手段和惩处法律法规, 网络犯罪成本较低是关键点所在。同时, 从技术层面考虑, 要从根源入手, 施行一切可以限制恶意破坏网络信息完整性、有效性的手段。
3.1 加大技术研发力度、掌握核心科技
计算机产品是组成信息网络生产和传播的主要媒介, 同时也是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的重砝码。然而至今为止, 除周边产品之外, 我国在计算机核心产品 (CPU) 方面的研究和生产仍处于空白境地。如果不能够拥有自主产权、掌握核心技术, 我国的网络信息建设将仍处于被动局面。
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技术, 是对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必要投入, 不能以单纯的经济角度去衡量得失;前期通过引进、改造、借鉴等方式, 逐渐形成适合中国经济、科技、文化的技术产品。在软件技术方面, 更应该遵循中文语系的规律, 摆脱国外的技术限制, 长期看来, 这对我国的商业机密、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等网络信息具有巨大保护作用。
3.2 建立长期有效的预警机制
从国家层面上讲, 网络信息安全关系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个人角度出发, 网络信息安全涉及个人隐私、财产安全, 对整个社会都有巨大的影响。因此, 网络信息安全不能单纯依靠防护、杀毒产品, 国家层面应该提出一个完整、长远的战略计划。
长期以来, 我国的网络信息安全工作处于严重滞后阶段, 当网络信息威胁集中爆发之后, 政府相关部门才介入处理;要做到未雨绸缪, 必须建立起长期有效的预警机制, 并投入足够的资金来建设和维护, 通过专业系统的人员培训、直接有效的通报系统、果断快速的执行队伍来保障网络信息的安全。
目前,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重大网络信息安全问题和计算机病毒疫情预警机构, 但还远远不够。从2013年爆发的集中整治网络谣言行动来看, 目前我国还缺乏专门、权威的监管部门。通过建立起中央级管理机构, 从国家安全高度出发, 做到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协调工作等多方面, 集中力量保护我国的网络信息安全、净化网络信息环境。
3.3 加强网络信息安全教育和人才培养
网民个体作为网络信息的参与基础分子, 是维持和推动网络信息发展的动力, 同时也是保证网络信息安全的终极屏障。CNNIC的相关数据表明, 导致网络信息泄露、篡改的实践中, 90%以上存在人为因素, 因此全方位多层次的展开网络信息安全教育十分重要。
事实上, 随着网络化深入人们的实际生活, 一些基本信息安全理论已经得到普及, 如在公共场合注意保护账户密码安全、必要的保密软件、防火墙软件等;网络信息的安全机制意识要上升到思想教育高度, 尤其针对一些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特殊人群;特殊人群通常在行政责权的安排下, 拥有较高的网络信息控制权限, 如果思想意识散漫、警惕性不高, 极容易造成泄露事故。在当前我国网络信息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 每个公民都应该自己的遵守网络信息公共道德, 并从法律层面时时警醒。
除此之外, 网络信息安全策略应该从长远入手, 注重网络信息安全人才的培养。目前, 社会用人单位已经将网络操作能力作为员工基本考核标准, 急需大量专业性人才, 国家相关部门也提出应该重视信息安全技术人才的培养。而事实上我国信息安全人才的缺口仍然较大, 各类技能培训机构实现专业系统的人才培养功能。面对这一现状, 应该充分利用各类教育资源, 在大中专院校开设相关专业, 成立专门人才培养研究机构;并对现有政府、企事业单位员工进行二次培训, 以满足我国未来网络信息安全发展的需求。
3.4 颁布相关安全法规和惩处条例
近年来, 我国频频出现网络信息安全事故, 并呈现愈演愈烈的势头;事实表明, 依靠技术力量和道德约束并不能从根本上保障网络信息安全, 还需要国家法律的支持。法律形式下的制裁体系、审查体系、反馈体系、补偿体系是对破坏网络信息安全行为实现打击的有力武器, 同时也是保护遵纪守法公民的保护伞。
1994年我国颁布了首个计算机信息安全保护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截至目前, 各项法律、规章、司法解释和地方性法规相继出台, 为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但是应该看到, 截至目前我国并没有专门、系统的网络信息犯罪法律体系, 在犯罪性质、惩处量刑等方面还较为模糊。
网络信息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定可以参考以下两点:首先, 保持前瞻性, 却不可因噎废食。保证网络信息安全的前提是不能影响其正常运转, 更不能通过政策手段干预网络行为。在此基础上, 做好提前防范, 向社会大众阐明立法的目的和内容, 同时发动网民力量完善立法中的纰漏;其次, 加大对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惩处力度。网络信息安全威胁之所以会层出不穷, 惩处力度轻、违法成本低是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 我国网络信息安全问题关系到全社会的利益, 不仅要从技术、教育、法律等多个层面入手解决, 同时也应该多多借鉴国外先进互联网国家的经验, 发动全社会的力量, 为构建和谐、稳定的中国网络信息安全环境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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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网络侵权;构成要件;法律责任
网络侵权是指在网络环境下所发生的侵权行为。所谓网络是指将地理位置不同,并具有独立功能的多个计算机系统通过通信设备和线路连接起来以功能完善的网络软件及网络操作系统等,实现网络中资源共享的系统。
网络侵权是知识侵权的一种形式,网络侵权行为与传统侵权行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的财产和人身权利,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以及依法律特别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致人损害行为。
一、网络侵权行为概述
(一)网络侵权的概念的界定
网络侵权,作为现代互联网发展下的产物,其在传统学者的定义里,都是在对“网络”一词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网络侵权进行定义。例如,有学者将其界定为“在网络空间中,行为人利用网络特性,基于主观过错或法律的特别规定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当相应民事责任的行为”;也有学者将其界定为:“在信息网络环境中,利用网络因过错或法律的特别规定而侵犯国家、集体或他人的民事权利的行为。”在此,作者在遵从相关法律法规条文表述的基础上,从定义的构成要素出发,对网络侵权行为做如下定义:其是指在网络中,行为人利用网络实施的,侵害他人合法人身权益或财产权益的,因过错而需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的行为。
(二)网络侵权行为的特征
通过上文对网络侵权行为概念的基本界定,我们可以看到其在概念构成上具有如下要素:一是行为手段的网络性;二是行为主体的复杂性与过错性;三是行为后果的权益侵害性与责任性。同时,网络作为虚拟的行为空间,其在侵权行为的构成上必然有着其自身独特的特征。在此,作者结合网络侵权行为的相关构成要素,对其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做如下分析:
1.地域的不确定性与广泛性
网络作为虚拟的交往空间,侵权行为往往发生在与网络服务商或网络用户所不同的地方,与传统侵权行为的发生地相区别。例如,“仙剑传奇”私服案中,“仙剑传奇”网站的服务供应商私自架设服务器,侵犯广州通光公司《传奇3G》的游戏版权。在该案中,侵权行为的发生地便为能登入“‘仙剑传奇’网站”的地方,这在全国各地来说具有广泛性与不确定性。由此,就网络侵权行为而言,由于网络自身的虚拟性,具有发生地域的不确定性与广泛性。
2.行为手段的依托性
网络侵权行为作为特殊侵权行为中一种,其发生必然是以网络空间为平台。这就使网络侵权行为与传统侵权行为相区别,成为其显著特征。网络作为网络侵权发生的必要要素,是其发生和实现的必要工具。所以,网络侵权从其本身来说具有对网络的依托性。
3.行为对象的广泛性
网络侵权作为以网络为行为手段的侵权行为,其在行为对象上往往是针对当事人的人格权、知识产权及其他财产性权益,具有广泛性的特征。其不仅保护当事人的人格利益,还保护当事人的物质利益,只是其在形式上同“网络”具有同样的特征——虚拟性。
4.责任承担的过错性与连带性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除法律有特别规定之外,侵权行为一般采取过错的归责原则。网络侵权行为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行为,主要表现为行为主体、行为方式、责任承担等方面,而在责任归责上还是采取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即以当事人是否存在过错为责任承担方式。同时,在责任承担的方式上,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6条,网络服务提供商作为责任承担的另一主体,是以其自身的过错来与网络侵权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具有责任连带性的特征。
二、我国网络侵权法律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通过上文对《侵权责任法》第36条网络侵权构成要件与责任的分析,我们可看到网络侵权作为一种特殊侵权,其不仅在构成要素上难以判断,而且在责任承担上与传统侵权行为相区别。而就我国当前对网络侵权的立法现状来看,除了《侵权责任法》以法律的形式将其作为侵权行为之外,其他相关规则都是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地方性法规等形式来规定,如《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对此,作者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对我国网络侵权法律制度的存在的问题进行如下分析,从而提出其完善之处。
(一)网络侵权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
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对网络侵权的立法状况而言,我国网络侵权法律制度在2010《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其都是通过相关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形式来对其进行规制,如《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在该些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规则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大部分规章都是对网络个别侵权行为进行规制,如著作权;且大多数都是行政法规,在处理民事侵权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笔者认为我国网络侵权法律制度并没形成一个完整的规制体系,相关法律法规的统一性有待加强。
(二)网络侵权法律制度的完善
1.加强网络侵权法律制度建设,构建统一的法律体系
网络侵权法律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律侵权,其内在包括了对知识产权、人身权、及财产权的侵害。而就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来说,除了在《侵权责任法》中对其做了统一性的规定之外,在其他行政法规中多是针对具体的民事权益事项进行规定,特别是知识产权的规定,如《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而在当今互联网制度的影响下,网络侵权作为一种愈发频繁的社会现象,其应该得到相应重视,从而加强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所以,笔者提出建立以《侵权责任法》为中心的网络侵权法律体系,特别是对行政法规中相关规则的完善,从而提升对被侵权人的法律完善。
2.对相关条款做出进一步解释,加强其适用性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一款对网络侵权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并不能满足实践中法适用的需要。由此,笔者提出我们应当对其相关素语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从而增强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正当性。具体而谈,对“民事权益”进行进一步的限制分类,使网络侵权的保护对象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同时,对承担的民事责任进行进一步的限定,从而保证被侵权人在遭受损害之后能够要求侵权人承担明确责任,保障当事人权益。
参考文献:
[1]侯捷.网络侵权案件管辖权探折[J].《当代法学》,2002年8期.
[2]屈茂辉,凌立志.网络侵权行为法[M].长沙:湖南出版社,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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