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为何失败

清末新政为何失败（共4篇）

清末新政为何失败 篇1

清朝最后十年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历史时期之一，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历史时期。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西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满清皇室威严丧尽，颜面扫地。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彻底沦为洋人的走狗，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社会矛盾加剧。在统治内外交困之际，慈禧太后不得不重新祭起改革的大旗，宣布实行“新政”，企图力挽狂澜，延续统治。然而事与愿违，“新政”非但没有能够巩固清政府的统治，反而半路夭折，连累清王朝本身也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垮台。这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比洋务运动更能体现清政府学习西方的决心与实效更具有社会转型色彩的“新政”会失败，而成为清朝灭亡的助推器呢？就我理解，有以下四个方面原因：

一、改革者魄力不足，“新政”具有欺骗性

亨廷顿认为，“改革者必须比革命者具备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一个成功者必须是一个一流的政治家。”⑴ 细数世界史上改革成功的案例，德国有“铁血宰相”俾斯麦，俄罗斯有彼得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日本有明治天皇与伊藤博文等，而中国恰恰缺少这样的人。主持这次改革的最高统治者是慈禧太后和摄政王载沣。先看慈禧，虽不能说慈禧没有做过一点好事，但作为封建专制最高统治者的政治代表，她绝不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引导社会前进的人物。她大半生都是在政治权力中度过，她关注的是如何维护自身权力，如何让清政府免于灭亡，至于救亡图存不过是为了应付眼前的危机。她或许具有改革的意识，但是她并没有领导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的能力，而在国人心中，她只是个擅玩小聪明的权利狂，“但知权利，绝无政见”。再看载沣，他比慈禧太后没有能力也没有手段还没有威望。他主持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如驱逐袁世凯、重用亲贵、成立皇族内阁、拒绝立宪派的请愿及实行铁路国有政策等，均激化了社会矛盾，起到了反面作用。有这样的改革者，改革焉有不败之理？

再者说，“新政”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统治，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封建根基，因而被斥责为“假维新”“伪变法”，陈天华曾说﹕“见从前守旧惹的祸来，才敷衍行了一段新政，不过是掩人耳目”。⑵从1901年1月颁布了所谓变法诏，说要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但是回避了变法自强的关键——政治改革。只是到1906年被派出国的五个大臣，在西方考察了几个月回国后，向慈禧太后力陈实行宪政以达到皇位永固，内乱可弥的母的，清廷才于1906年9月1日宣布了“预备立宪”上谕，宣称要“仿行宪政”，这才勉强与政治改革沾点边。但其根本原则仍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对于何时实行立宪，上谕中根本没有提及，实际是一张空头支票，在政治改革方面更没有什么实际的作为。所谓“新政”做的不过是发展实业、充实武备以及办学堂、办警察、清查户口、钉门牌等等。更何况新政还有讨洋人欢心之意，博取其信任，以期早日签订和约的用意。买办官僚盛宣怀看到前引变法上谕后即说：“今两宫一心，已饬议行新政，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悉释前嫌。”他为清廷草拟致列强政府的信稿中这样写道：“敝国现议实行新法，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正式发出的国书中“实行新法”四个字改成了“力行实政”。这些都清楚地反映出新政的实质。

二、国内财政拮据，社会矛盾全面激化 自从甲午战败和义和团运动，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天下之财，悉应赔款”。清朝财政已是油干灯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但改革本身需要钱款。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向人民层层摊派，“部臣筹费无出，责之疆吏，疆吏责之州县，州县舍百姓将谁责耶？”“自近时新政试行，于是立学之费取之农，练兵之费取之农，其他杂款加税无一不取之于农”。清政府承认：“各直省自摊还赔款、举行新政以来，用如泥沙，取尽锱铢，搜括已不留余力，额外科派，民不堪命”。自庚子赔款摊派各省之后，民间搜刮殆尽，商业萧条，倒闭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各地无不哀鸿遍野。新政不但未给人民带来实惠，反而成了人民的灾难。加上官吏横暴，未能爱惜民力，引发人民对改革的普遍不满和反政府斗争。政治制度改革的十年间，以抗捐抗税为内容的民变遍及全国城乡。据不完全统计，十年间，全国大小民变不下3000多起，此起彼伏的民变给人们展现了一幅乱世景象，给改革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也给反清革命造成了强大的声势，使反清之星火大到足以燎原之势。“昔汉臣贾谊陈时局之危，譬谓抱火厝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数月以前，我国时势，盖有类于是，今则火既燃矣，且将燎原矣”。

三、用人不当，贪污腐化现象严重

政府腐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清末社会是一个贿赂公行和升官发财的社会，整个官场贿赂成风,腐败透顶，官员们整天忙于逢迎拍马，受贿行贿，搜敛民财，又怎么会把主要精力用于实行新政，筹备立宪呢？“新政”非但没有解决腐败问题，反而贪官乘机再捞，“既增添了„新政‟的难度，也败坏„新政‟的形象” 正因为任用的官员都是自私自利之徒,在封建专制时代都得到了好处,因而他们对待预备立宪也以是否对其有利为标准，他们害怕民权发达以后再不能为所欲为,一招不慎,还要丧失名位利禄，所以清末大小官员们大都视预备立宪如洪水猛兽,嫉之如仇,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将新政中的政治改革-——预备立宪葬送在艰难的实施途中，同时,在清末敷衍塞责成为政府机构中的普遍现象；当权者视御旨若一纸空文,从不认真贯彻执行；地方官吏限于考试,对筹备宪政做了一些工作,但都学会了粉饰成绩，虚应故事的本领。对于吏治腐败黑暗,朝廷是清楚的,也曾三令五申进行整顿，仅1909年和1910年两年,经载沣批准革职的大小不称职官员就达千人以上，然而,积重难返,病入膏肓,各级官员上下左右之间互相勾连。盘根错节，彼此庇护,根本无法改变，腐败不除,败局难挽。而自清廷推行“新政”以来，山东莱阳除缴纳正赋外，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如地亩捐、学捐、戏捐、警捐、户口税、油坊捐、染房捐、牲口捐、修庙捐等等，不胜枚举。在“新政”筹办前，全县正杂各款不过数万，“新政”实施后，人民负担“骤增至数十倍”(见1910年8月13.14日《大公报》)。这年又遇春荒，农民“缺食者十之八九”，该县县令与四大劣绅勾结一起，狼狈为奸，借兴办“新政”，派差役巡警四乡催缴捐税，额外多收，敲诈勒索，逼得群众夺了下乡官员的枪械，加上土枪土炮，集合数万人与省里派去的军队搏斗，暴动乡民被屠杀千余人。此事曾震动全国，许多地方群众起事，声称为莱阳被杀群众复仇。在抗捐抗税风起云涌的同时，又爆发席卷全国的饥民抢米骚动，也是群众反对清朝所谓“新政”的自发斗争。

曾参加戊戌变法的黄遵宪也批评清廷的“新政”：“其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刮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辗转迁延，卒归于绝望。然后乃知，变法之诏，第为辟祸全生，徒以媚外人而欺吾民也”。(《新民丛报》第24期)曾对“新政”抱有幻想的梁启超也感到失望。他说：“外国侵压之祸又如此其亟，国内种种社会又如此其腐败，静言思之，觉中国万无不亡之理。” 清朝统治者的素质与个性表现的如此的不堪入目，新政最后的失败了想一二了。

四、丧失改革的社会基础

首先，满汉官僚分裂。1906至1907年的官制改革，本是清廷筹备宪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可官制改革及由其引发的政坛纷争结果却是汉族官员大受排斥。在十一个部院中、汉

4、满

6、蒙1。满汉的比例是六比四，还不如原先规定的各部均设满汉尚书各一员的清朝旧制。特别重要的几个部，如度支(财政)部、陆军部都由满人掌管。皇族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从袁世凯手里收回了北洋陆军四个镇的指挥权，同时宣布各省新军统归陆军部管辖。这一切都明显地反映出清廷皇族集权的趋向。担任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的瞿鸿□和历任两广总督、邮传部尚书的岑春煊等汉族重硻，被清廷罢免官职。原任广西巡抚、后任军机大臣的另一汉族官员林绍年被逐出枢机，袁世凯则被迫辞去八项兼职，并交出北洋四镇兵权，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是明升暗降。经由此次所谓的官制改革，最终是满族亲贵“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连日本《大阪每日新闻》也评论说：“此次中国改革官制，其表面上不分满汉，与各部长官不兼任他职外，无改良之可观。”汉族官员对此结局必然耿耿于怀，效忠清廷之心也随之大打折扣。另外，立宪派背弃。作为国内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立宪派，曾对清廷的这一政治改革抱有很大的期望。他们盼望清廷能进一步加快预备立宪的步伐，多次举行国会请愿运动，但屡遭清廷拒绝，这本已使立宪派啧有烦言。到1911年5月，清廷又发布内阁官制和任命内阁成员上谕，在钦定的13名内阁成员中，满族共计9人，而且有7人属皇族，总理大臣也由庆亲王奕劻出任。因此，这个内阁在当时被立宪派称为“皇族内阁”，汉族官员由此进一步感受到自己宦海生涯的前途渺茫。立宪派对清迁组织“皇族内阁”极为愤慨，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上书都察院，申明“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些一之原则”。但清廷却呵斥立宪派干预朝政，“议论渐近嚣张”。立宪派对清廷更感失望，公开发表宣告全国书，阐明满清王公亲贵组成的所谓内阁完全是“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就这样，本应赢得人心的政治改革，却由于满清统治者的举措乖张，愈来愈引起国内政治力量对清王朝的痛恨。

事实表明清政府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就像一个烂掉的苹果，就算是给它洗洗，还是改变不了它被抛弃的命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清末新政虽然失败了，但它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为今天的政治改革吸取教训。

首先，要重视民意，从“民本”角度出发，倾听民意，让百姓参与其中，而不是百姓当做改革失败的承担者，取信于民，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毕竟人民才是改革的主体，改革的成果理应由全体国民共享；第二，要重视行政人员作风问题，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加大贪污腐化惩治力度，有效的预防腐败，增强政府威信，确保政府的政策号召力和影响力；第三，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建立新的社会机制来吸附和制衡大量疏离社会外的因子；第四，抓住机遇推进政治改革。要求领导人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危机意识，改革要在情况尚好的时候展开。同时在每项政策出台前要充分斟酌，广泛征求意见，调动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加大宣传力度，考虑社会各阶层的接受能力，球的最大限度的支持，在渐进中化解矛盾；最后，要扎实推进政治制度改革，刻不容缓，但是不要冒进，而是一个一个脚印的来。

清末新政为何失败 篇2

一、留日生的资格审查

1901年“新政”开始, 在清政府鼓励下, 留日生数额激增。1902年增至五六百人, 1908年增至近万人。其中有的是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的毕业生, 有的是刚刚脱离私塾大门的旧书生, 有的是各类专业学堂的高材生, 还有的是官绅子弟、新军士兵。有的可以讲流利的日语, 并可以用日文写漂亮的文章, 有的则连一个日文假名都不会读。在欣欣向荣的留日热潮背后是过滥质差。

面对多方指责, 直至1906年清政府颁布《限制游学生办法章程》, 开始统一留日资格, “凡欲入高等以上学校及各专门学校者, 必有中学堂以上毕业之程度, 且通习彼国语文, 方为及格。……其习速成科者或政法或师范, 必须中学与中文俱优, 年在二十五岁以上, 于学界政界有实际经验者, 方为及格。”[2]虽然于留学年龄、学业程度有了规定, 但仍然只达到中学毕业程度。

二、留日生的日常管理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 清政府就开始派遣留日生。1898年驻日公使李盛铎到任后, 奏派工部主事夏偕复赴日任留学生总监督。从此, 驻日公使与监督处协同监管留日生的入学、上课情况、学习成绩、学习年限及请假等诸多事宜。1906年清政府又制定了《管理日本游学生章程》, 将监督处正式命名为“游学生监督处”, 将留学生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

清政府尤其注重对留学生的思想控制。如1902年驻日公使蔡钧拒绝为9名自费生作入学担保, 阻碍他们入学成城军事学校, 只因之前谣传留日生图谋革命。1903年留日新年团拜会“ (刘成禺力陈排满以救中国之义, 激昂慷慨, 满座鼓掌;清宗室长福起而驳之, 为众呵斥而止。清吏无不惊惶失色。事后, 成禺被开除成城学籍, 不许入士官学校习陆军, 并抄籍其在武昌家产”。清政府三令五申限制留学生“妄发议论, 刊布干预政治之报章”, 更不能容忍“不安本分”的留学生以行动去“紊纲纪”“害治安”, 涉嫌的学生一律以退学论。思想控制太严, 使得留学生的思想过于保守, 缺乏创新意识。

三、留日生的学养

“新政”期间, 一方面, 由于清政府规定——官员补缺必须有留洋经历;另一方面, 日本政府鼓吹中国只需要普通人才, 高等人才可以从长计议, 并开办了大量速成科和普通科学校吸引中国留学生。

据1904年驻日公使杨枢《奏陈兼管学务情形折》记载:“现查各学校共有中国学生一千三百余人, 其中学文科 (即法政科、师范科与普通科) 者一千一百余人。”[3]1906年清政府电令各省停止派遣留日速成生。1908年《学部奏定日本官立高等学校收容学生名额折》记载:“比年以来, 臣等详查在日本留学之人数, 虽已逾万, 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 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 中途退学, 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 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耳。”[4]

四、归国考试录用

1905年开始的归国留学生考试录用, 经史论说独占一场, 占总成绩的50%, 并一直保留。1906年第二次留学生考试, 参考人数大增。1907年学部奏请限制收考留学生, 但日本私立大学生却未在限制之列, 如宏文学院毕业生。综合来看, 晚清归国留学生考试, 利用科举考试的手段, 将留学生纳入了其封建官僚体系, 客观上强化了升官发财的价值取向, 限制了留学生才能的自由发挥和民主观念的传播, “新政”终致破产。

参考文献

[1]张之洞.劝学篇[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117.

息借商款：清末财经新政 篇3

120年前的中国，在债券领域经历了一次突破，那就是“息借商款”。这项清末财经领域的新政，开启了中国第一次发行国内公债的进程。

海防吃紧，另辟财路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

日本蓄谋已久，气势汹汹。这年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清廷将更多资金投入庆典筹备，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清廷只寄希望于列强调停，战争准备不足。等到炮声打响，才慌忙筹钱。户部和海军衙门费了很多周折，才筹了500多万两银子的军饷，但只维持了一个月就花光了。八月初九（9月8日），户部在《酌拟息借商款章程折》中指出，“海防吃紧， 需饷浩繁”。谁都知道，打仗打的是银子，没银子寸步难行。可是，去哪继续筹钱呢？

户部提出，“伏查近年以来，帑藏偶有不敷，往往息借洋款，多论镑价，折耗实多”。所谓“多论镑价”，就是借款以英镑为单位，折算成银两，还款时仍需折成英镑。当时英镑进入升值周期，会给清廷带来高额汇兑损失。既然借外债太亏，那就不如“以息借洋款之法，施诸中国商人，但使诚信允孚，自亦乐于从事”。户部认为，“中华之大，富商巨贾，岂无急公好义之人”。与其找洋人举债，不如找自己人借钱。民间资金充裕，只要国家讲诚信，这些商人自然会出钱。

以前，清廷国库缺钱时，一般采用捐输，或拿出官缺、监生等头衔，任由商民认捐，或强迫摊派，让富户捐款报效。然而，这次户部换了思路，提出六条建议：

——预定还期。规定此次不是报销，而是借钱，有借有还。以6个月为一期，第一期还利不还本，第二期起本利并还，到第五期还清本息。

——酌给利息。规定月息7%，一年按12个月计，遇闰月也计入。

——颁发印票。每100两银子颁发一张印票，写明商铺字号、本息数目、交兑日期，盖户部大印。每期期满，还本还利，都会在票上注明。本息还清，印票销毁。此外，再给5期小票，每还一期就撤一票，并在户部登记。

——定准平色。无论借款还款，都使用库平足色纹银。一出一入，平色划一。

——拨抵款项。为免去验看银两成色的周折，直接将京城所借商款100万两划归银号，转交内务府支领，抵作户部银库应拨内务府的银两。另从户部银库则将应发内务府的款项提出，用于战争需要。

——严防弊端。户部将选派专人办理，不假胥吏之手，以求杜绝舞弊；禁止收取其他费用，以及向商人摊派。遇有胥吏招摇、勒索商人的举报，即严惩不贷。

户部还建议，息借商款首先在京城举办，然后向全国推广。对借款较多的商人给予奖励，其中集资1万两可“虚衔封典”，集资100万两可“请赐匾额”。所有借款以地丁银和关税作为担保，以展示国家诚信，吸纳各方资金。

这六项建议里，有意回避了集资总额的规定。毕竟，战端开启后，军费就是个上不封顶的天文数字，户部当然希望筹款多多益善。

面对财政枯竭、军费亏空的严峻局面，清廷非常着急。户部此议一出，朝廷二话没说，当即批准。六条建议变成了户部六条章程，从而将近代中国首款国内公债推上了前台。

开辟清末财经改革新思路

在农业社会，欠债始终不被看作好事，不值得夸耀和推广。战国末期周赧王债台高筑的典故，就是在讽刺借债度日的生活方式。清王朝治下的中国，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臣民只有纳粮当差的义务，绝无向官府放债且要求官府限期偿还的理由和先例。因此，政府向民间募集公债，在中国历史上是新事物。不管怎么说，息借商款都是个创举。

鸦片战争之后，虽然受西学东渐影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巨变，但对于西方国家早已司空见惯的公债概念，清廷仍然毫无了解。只是到了甲午战败，迫于偿付赔款的巨大压力，清廷才开始向西方列强举借外债，但对于募集国内公债，依然讳莫如深。

息借商款颁行之前，安徽巡抚陈六舟曾上书建议，“令民称贷公家，春借秋还”，即由官府向民间借贷，明确偿还期。清廷不仅拒绝了这一建议，还把陈六舟降职为浙江学政。

不过，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加深，一些有见识的士大夫对西方国家的公债有所了解，为缓解清廷财政困难开出了药方——效法西方，向民间借债。

中国曾出现过早期的国内公债雏形。无论是清朝地方官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发行的“印票”，还是左宗棠西征新疆期间以乾泰公司名义发行的“债票”，都带有国内公债的特点。

不过，发行印票和债票时，都只规定还本付息和偿还担保的内容，没有更多说明，没有严格章程，没有面向社会公开发售，只是依靠熟人推荐和散客投资定向发售。因此，“印票”和“债票”都不属于近代意义的公债。跟它们相比，息借商款有三个明显特征：

一是权威性。息借商款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制定章程，具有相当的法律约束；而这种以法律条文形式颁布的章程，公布了债券发行的各项条件。

二是完整性。息借商款的章程涉及预定偿还期、偿付利率、颁发印票、定准平色、拨抵款项、严防弊端、偿还担保等方面内容，要素基本完整，具有相当价值。

三是正规性。凡是参与借款的商人，都拿到了中央政府颁发的正式债权凭证，即“印票”和小票，其集资的相关权益是得到官方承认和保护。

这3个明显特征使息借商款跳脱了捐输、报效等传统筹款方式，成为清廷财政创新，丰富收入类型，克服民间集资随意性、强迫性的探索，是清王朝动员社会闲散资金，缓解财政困难的尝试。

变了味的创新

无论是户部的章程，还是清廷的谕旨，都提到“严防弊端”，禁止侵商扰民。然而在晚清社会，这样的禁令难以真正实现。息借商款在很多地方变成了对商人、士绅的强迫捐输，对老百姓的变相勒索。

江西的地方章程就在户部六条章程的基础上多有增删，给许多州县巧立名目，向商民开征各种杂费提供了便利。有些州县甚至威逼恐吓、大刑伺候。浙江、江苏、湖北等省趁机搭车，加征烟酒酱缸捐、铺户房捐、漕米捐等名目的捐税，可谓“捐借不分”、“借捐并举”。实际上就是滥施摊派。

本来，清廷规定息借商款采取自愿原则。然而，地方官府在执行政策时，为追求政绩、从中敛财，多是强制发债，逼迫绅商认借。每户按照财产多寡强制摊派。由于财产估价是由胥吏操办，不少富户就向胥吏行贿，使其把自家财产的估价做低，以减少甚至逃避摊派。造成“贫富颠倒”，中产者反而认借更多，负担更重，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而且不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客观来讲，这些弊端并非息借商款本身的制度设计造成。正如户部所说，“非由立法之未周，实因奉行之不善”。晚清官府的吏治腐败，使息借商款的推行在地方走了样，对普通百姓造成了扰害。对此，户部除了请旨严禁，无可奈何。息借商款虽是近代化的国内商业公债，但由于公债市场没有建成，只好由政府强制发行，以便短期内筹集更多资金，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也是导致实施走样的重要原因。

在息借商款的过程中，士绅阶层是怨气最重的群体。他们是借款的主要对象，具备在朝廷上的发言权。他们原本对息借商款抱有期待，踊跃认借，却不堪法外加征的税负。印票面额过大（每张100两），一般小康之家没这么多闲钱，加上不少官府强制认借，让这些人损失惨重。由于缺乏成熟的债券市场，获得的印票无法实现二次交易和快速变现，使这些债权人在资金上陷于被动，只能听任官府摆布。

甲午战争的结束和《马关条约》的签署，使息借商款的理由不复存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户部停止了息借商款，理由有二：一是集资已有一定规模，无需再借；二是官府从民间筹银过多，导致银价上涨，妨碍民生。前述弊端，倒是叫停借款的更重要因素。

随着规定期限的渐次到来，清廷陆续偿还本息，但有些省份到期应还的款项却没有回到商民账上，而是被地方官挪用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就将60多万两到期本息挪作苏纶纱厂、苏经丝厂的创始资本，以与西方列强开展商业竞争。康有为对此加以谴责，认为其违背了债权人意愿。然而，这些到期本息的债权人主要是苏州典商，官府把他们的高利贷资本强制转化为产业资本，客观上为民族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原始积累。这或许是不幸中的万幸。

浅析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篇4

1.政治方面

经历了“庚子之变”沉重打击的清政府亟待恢复和强化中央政权的力量与权威, 建立一个结构完整、运作有效的权利体系。 清末新政在政治方面的措施主要是整顿吏治, 裁撤合并中央和地方一些旧有机构, 设资政院、 咨议局等新机构。 咨议局因为是中国传统从未有过的新式机构, 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近代民主的精神。 当选的议员虽然是清政府上流阶层的统治阶级, 但是其中大部分人都受过新式的教育, 而且很多具有海外留学的经历, 所以他们已经有资本主义的倾向。 他们的政治态度倾向于立宪派, 同时也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利益。 辛亥革命爆发前, 立宪派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正是以咨议局为阵地, 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奔走, 并且积极参与地方政务。

在政治思想上, 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接触到西方先进的民主思想, 但是这样的思想毕竟不是主流, 有识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实现其理想的途径。 而清末新政的推行, 试图建立君主立宪, 中国人在思想上经历了一次巨大的震动, 至少传统的皇权不可侵犯的观念被打破,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西方民主思想。 这样的结果恰恰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

不仅如此, 通过清末新政在地方进行的自治改革, 地方督抚和士绅的自治能力和参政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武起义之后, 许多省份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 加入到辛亥革命的队伍中。 地方势力的积极响应, 也得益于革命党在各地的“策反”活动。

在这些清王朝的“反叛者”中, 原来拥护清末新政, 拥护清王朝统治, 但在清末新政只有名无实的情况下, 对清王朝失望而转而加入革命阵营的有不少人。 他们或原来就具有民主思想, 或经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策反”而改变立场, 结果都是革命的阵营扩大了, 清末新政的改革措施的重大影响客观上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和阶级的基础。

2.经济方面

清末, 中央建立了一个负责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专门机构———商部。 它的职能是联络官商、沟通民情、促进工商业。奖励民族工商业, 一方面鼓励商人在国内发展工商业, 另一方面清政府自己也办官办企业。 这些措施的最直接作用是大大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辛亥革命, 是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的情况下发生的, 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 由一些爱国并且受到西方共和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发动的。 ”辛亥革命缺乏相应的经济和阶级基础, 思想文化领域的准备也很不够。 一方面,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使中国的资产阶级这个群体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壮大。 为了经济上的自由, 他们需要更多政治上的自由权力, 于是他们在各个势力中寻求“同盟者”, 在同样对清政府失望之后, 最后他们找到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孙中山等革命者。 越来越多的资本家成为革命阵营中的成员, 构成了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 另一方面, 这些资本家的资产为革命提供了经济基础, 支持了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

3.教育方面

教育改革包括创办新学堂、 鼓励留学和改革科举制度等, 目标是建立近代教育制度。

在所有措施中, 最具影响力的便是废科举。 废除科举制的决定无疑是革命性的, 它对于新式教育来说, 是前进了一大步, 也是教育改革必走的一步。 但对于清朝政府来说, 这种一蹴而就的改革不一定必是对其有利的, 结果导致这些游离于政府之外的知识分子都选择了革命。 就如孙中山本人早年也想通过改良改变现状, 但是未能成功, 才倒向革命, 认为暴力革命是中国自救的唯一出路。

至于清末新政教育方面的另一举措———创办各类新式学堂, 对辛亥革命的帮助就更大了。 新式学堂所造就的大批新型知识分子, 他们成为辛亥革命的先锋和主力军。

新式教育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得到留学国外的机会, 他们有更多机会了解西方世界, 特别是在留日学生中, 出现了辛亥革命的重要领导和中坚力量。 孙中山本人也有留学日本的经历, 而后更是将其作为革命的一个重要“根据地”。所以, 国民党人以新式学堂作为营地宣传革命, 传播新思想, 这大大丰富了革命的力量来源, 使革命的胜利离得越来越近。

4.军事方面

清末新政制定新军军制, 编练新军, 创办军事学堂、派遣留洋学生、培养军事人才。

清政府下诏停止武科举, 并令各省裁撤绿营防勇, 改练常备、续备、巡警等军, 操习新式枪炮。 在各省编练新军的时候, 辛亥革命党人趁机发展革命势力, 他们一方面策动会党起义, 一方面在新军中进行策反活动。 新军中的一些年轻军官, 他们有的在日本留过学, 有的曾就读于各省的武备学堂, 他们都怀有强烈的革命思想, 后来革命党人掌握了其中的很多人员, 他们便成了辛亥革命中最坚实的力量。 如徐锡麟在安徽巡警学堂任教时, 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把学堂的教学训练弄得井然有序, 课下对学生进行革命教育, 学习国内外的形势。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因为看到了新军的革命方向, 开始注重在军队中争取革命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工作, 并通过他们的共同努力, 使更多的新军看到了清廷的腐败, 对专制制度已达到非常不满的程度, 致使武昌起义后全国新军大部分站在了清王朝的对立面。 国民党人从单纯地宣传革命思想到通过新军控制武装力量, 他们离革命成功又进了一步。

湖北新军的首义, 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也是导致帝国大厦坍塌的开始, 这股势力不可阻挡。

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进程中的组成部分。 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不是“一对一”的关系, 它们的发生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纯粹地把两者之间的关系定性为因果关系是不恰当的。 但是,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为了维护行将衰落的君主统治, 抑制当时的革命势力, 迫不得已进行的渐进式改革, 而辛亥革命的直接目的是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 可以说从其目的来看, 二者是互相敌对的、截然相反的。 但是不管是新政, 还是革命, 既然都发生在同一历史时空, 互相对立也意味着势必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

革命是清末政治转型的催化剂: 促使清政府实施清末新政的动因有许多方面。 总的来看, 无论是官僚阶层还是士大夫集团所做的努力都是出于民族危机的外部压力和王朝自救的内在动力;而在这些复杂交错的动因中, 革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成为推动清末新政的重要动力;清末新政客观上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为辛亥革命爆发奠定了必要的思想、人才和物质基础。 君主立宪削弱了清廷的政治控制力, 经济新政使得民怨沸扬, 文化新政使得革命思想深入人心。 可以说, 清末新政间接推动了辛亥革命的进程。

革命推动了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条件, 那么是否意味着新政必然导致辛亥革命呢? 其实不然。 与其说是新政导致了革命, 不如说辛亥革命发生和清王朝灭亡是晚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的必然结果。 两者的发生是清末各种社会矛盾作用的产物, 不是某个单方面因素就能催发的。 两者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平行的关系, 更像是在中国近代化的社会变革大潮中的两个大浪, 彼此交叠, 共同将中国推向变革的更高层次。 民族的、阶级的矛盾都日益尖锐, 清王朝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也已出现各种问题, 尤其是政治体制的腐败已到了难以挽救的地步。 此时, 另一端的西方却在迅速发展, 就连邻近的日本也因资本主义的改革而摆脱了危机, 发展速度惊人。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壮大了中国虚弱的资产阶级。 清末新政中发展了民族资本主义, 辛亥革命利用了它来发展。 同时, 他们为了在经济上得到更多的方便, 就需要在政治上取得更多的话语权。 清末新政失败后, 民族资本主义者就找到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辛亥革命者, 他们构成了革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同时, 资产阶级也为革命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可谓是双方的共赢。

因为此时世界民主化的大势已经无法阻挡, 中国在这样的潮流中再也不可能幸免, 唯有思变, 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清末新政做出了努力, 虽然还是被动的, 摇摆不定的, 或者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资产阶级改革, 但至少这样的努力的确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景象。 新政无法完成的任务, 辛亥革命通过暴力的方式接着它的脚步继续下去。 当然, 辛亥革命也没有最终完成任务, 还有更多力量在接着探索前进。 但作为其中的重要步骤, 应该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陈绛.近代中国, 第十八辑[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

[2]朱宗震.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