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精选8篇）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篇1

2010年2月3日至7日，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阐述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作为我们基层工商部门，如何以自身的行政方式的转型升级来助动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是摆在议事日程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试从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方式转型这一切入点，如何来助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来探讨目前基层工商部门管理方式转型基本工作思路和工作着力点、工作重点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工作。

一、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方式转型的时代紧迫性

实现工商职能的转型是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出的根本性要求。要实现工商转型就必须要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更新管理执法理念，才能在转型中有利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要促进工商发展，必须以服务为前提；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处理好规范与发展的关系，潜心打造服务品牌，有效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

二、基层工商行政管理现实状况

（一）一线监管人数薄弱：拿富阳市来看，至2010年6月底，富阳市在册市场主体36409户。其中企业9575家，外资企业314家，个体户26520户；分局工商所（不包括机关）在编人数117 人，人均监管市场主体为311户。上述数据还不含对无照经营户的监管。其中富春工商所（富春街道）人均监管的市场主体数量更大，达520户。

（二）一线监管任务繁重：工商部门已经进行了三次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虽然全国已经统一停征了“两费 ”，减轻了基层干部的收费负担，但对基层监管职能转型提出了要求。目前以工商为主执行的法律有 7 部，需工商参与和配合执行的法律多达 300余部。工商所目前承担的基本职能有33 项，其中法定职能23项，上级要求的10项。同时基层工商所平时还要承担大量的社会公共事务，主要是配合政府有关部门的专项执法整治任务。例如经贸局的“放心肉”整治、烟草局的卷烟市场整治等等。

（三）一线监管压力大：行政问责制已经运用在日常监管的各个方面，工商干部面临巨大压力。食品安全以及无照经营是工商问责风险的两大重点领域。据分局富春工商所初步调查，2009 年辖区内无证无照经营户在 2000户左右，人均 17户。工商部门查获的假冒伪劣制售案件80％出自无证无照经营。目前富阳市流通环节的经营主体有28365家，监管一旦不到位很容易受到问责。因此，在问责风险最大的基层，亟需建立一套既促进工作，又保护干部的科学的问责机制。

三、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方式转型存在的问题

“转型升级”是基于对当前基层工商监管执法效能及运行模式的深刻反思提出的。基层工商部门是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前沿阵地,是整个工商事业的基石。随着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监管执法重心下移,承担起了绝大部分的监管任务,其监管执法效能直接体现工商机关的整体形象，然而,当前基层工商监管执法整体效能不适应综合监管的要求。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方式转型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观念方面：停征“两费”后，存在“迷茫心态”和“人不老心老”现象。有些干部还有10多年才退休就开始感觉自己老了，没用了，于是对工作缺乏主动，应付了事；对单位事不关己，不闻不问；对学习不感兴趣，不思进取；对生活失去热情，随波逐流。分析原因，第一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对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要求越来越高；第二是体制机制改革发展创新步伐越来越快；第三是停征“两费”、转型升级让部分干部感到无所适从；第四是跳不出凭经验工作的圈圈。

（二）体制方面：基层工商部门已经形成了省以下垂直管理，在人事上及业务工作方面独立，但是影响基层工商的财力保障却又不独立，只是完成了形式上的垂直，最后形成的只是“两张皮”的格局，其职能不能够非常充分的体现，干部的交流渠道不畅通影响干部积极性和出路。

（三）队伍建设方面：一是队伍的经济管理知识和能力不强。多年来的工作环境造成干部业务技能单

一、知识结构狭窄。二是监管方法缺乏创新，随着工商系统三级联网的建立和使用。基层人员应具备“会登记、会电脑、会检查、会办案、会调解”，但目前基层“五会”人才相当缺乏，成为制约基层监管效能提升的最大瓶颈。

（四）影响职能到位的外部因素依然存在。这几年，富阳工商部门一直致力于改善外部工作环境，但社会上对工商职能认识的偏差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甚至一些职能部门的领导都认为工商部门的职能就是“批批执照管管市场”，在政府目标考核中的成绩都不是很理想，这对工商职能到位造成了相当不利的影响。

四、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方式转型的原则

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方式转型要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基层工商管理方式的转型，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一）坚持和把握好发展第一的原则：工商部门加强市场监管就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要以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己任，在深入研究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把握好工商监管的发展方向和阶段性工作要求，不断刷新工商监管职能，合力打造新型队伍，加快统筹发展步伐，推进工商监管工作的又好又快发展。

（二）坚持和把握好以人为本的原则：要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动员和组织监管干部积极参与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坚持以执法为民为主线，推进精细管理，努力建设一支政治、业务、作风三过硬的工商干部队伍，形成人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要根据辖区经济发展和经营者的实际情况，把工商的监管手段与目的有机结合起来，让监管服务对象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规范经营水平，自觉接受工商行政管理。

（三）坚持和把握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原则：工商部门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与整个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步。在促进市场主体的健康发展，核心竞争力的快速提升，经济秩序的规范有序上下功夫，同时提升工商监管职能的履行能力、执行能力、公信能力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能力。

（四）坚持和把握好统筹兼顾的原则：要围绕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正确处理工商履行监管职能与服务与发展与执法与维权的关系，把加强监管作为工作中心，并与促进发展、服务大局、消费维权、依法行政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中心”、“四个轮子”的工作格局。同时注重创新体制、机制，提高队伍素质，以工商部门的科学监管，服务市场主体的又好又快发展。

五、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方式转型的基本思路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思路是强调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针对以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思路，根据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我们试可以确定以下基本工作思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工商具体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从职能入手，从具体事情干起，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以监管转型来促进经济转型，以服务转型来促进政府转型，强化监管，创新监管，高效监管，建立“三位一体服务市场主体”（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加强流通领域监管三项核心工作）工作机制。

六、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方式转型的着力点

温家宝总理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在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要把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作为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着力点，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那么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方式转型的着力点也是为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就是要做好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加强流通领域监管三项核心工作，全心全意服务于市场主体，建立“三位一体服务市场主体”体系。一是做好引航员，要紧紧围绕服务民营经济，让市场主体更活跃。积极催生新的市场主体，继续提升工商系统的经济气象预报和发布能力，深化推进商标品牌战略。二是做好护航员，要高度重视市场体系的建设，让市场主体更强大。进一步拓宽市场主体的发展空间，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完善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三是做好巡航员。要强化流通秩序监管，让市场秩序更健康。全面加强商品质量的监管，深入推进十小行业的整规和规范，加强消费者的维权力度。

七、实现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方式转型的方式方法和工作重点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他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括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等八个方面的重点工作。围绕八项工作重点，我们的工作方式方法也应该进行转型升级。郑宇民局长强调：“实现监管方式与监管理念的统一，监管理念要更高于监管方式。如果监管理念，不能随着监管方式的转变而转变，就不能实现我们监管服务的目的”。从引领科学监管的理念来看，实现四个转变的重点在基层。

（一）确立监管职能化的理念，推进监管领域由低端向高端延伸；监管职能化的理念，主要是指拓宽监管新领域，创新监管新方式，实现监管领域由低端向高端延伸。即监管范围要由监管传统集贸市场向依法监管各类消费品市场以及生产资料市场、生产要素市场、新兴网络市场等延伸，监管内容要从侧重查处简单、常规违法行为向依法查处不正当竞争、垄断、商业欺诈等违法行为延伸，监管重点要从单个案件查处向涉及群体利益的社会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延伸。

（二）确立监管精细化的理念，推进监管方式由粗放型向精细型转变；监管精细化的理念，主要是指坚持提升工作标准，实现监管方式由粗放向精细转变。即要着眼于提高监管效能，由简单的责令整改、罚款没收向警示指导与依法规范相结合转变，由事后监管为主向注重事前规范、事中指导、事后监管相结合转变．由对各类市场主体简单、粗放监管向实施市场主体分类和信用差别监管转变。要着眼于整合执法资源，由粗放监管方式向依托经济户口信息资源的网格化属地监管转变，由多头执法、分散执法向集中力量、协同监管的方式转变。

（三）确立监管规范化的理念，推进监管方法由突击性整治向日常规范监管转变；监管规范化的理念，主要是指通过源头治理，标本兼治，实现监管方法由突击性、专项性整治向日常规范监管转变。即必须改变过去运动式、突击式的监管方法．由被动接受任务、被动开展监管工作向积极主动监管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转变，由权责不明、运行不畅向责任清晰、程序规范的日常监管转变，由过分依靠突击性、专项性整治向重视发挥日常规范监管的作用转变，由临时组织专项整治向统筹规划专项整治、发挥监管合力转变。

（四）确立监管现代化的理念，推进监管手段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监管现代化的理念，主要是指探索分类监管方法，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监管手段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即适应现代市场监管需要，由传统的眼看、手摸、鼻闻的经验式监管逐步向以高科技手段为依托的现代化监管转变；由传统的手工监管模式逐步向以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为主的现代监管模式转变；由传统的监管资源信息不足向依托现代网络技术信息数据共享共用转变。

八、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方式转型的探索实践

(一)管理观念升级：在新形势下，基层工商如何实现从过去的偏重收费型向管理服务型的转变？笔者认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更新发展理念、监管理念、执法理念和维权理念，努力做到监管与发展、监管与服务、监管与维权、监管与执法的“四个统一”，在监管中，既要做到刚性管理，强化执法的威慑力，又要做到柔性管理，提升法制的渗透力，加快推进基层工商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建设，转型升级是提升监管效能的需要。富阳工商部门近年来在品牌建设、广告监管等方面推行的行政指导、行政处罚说理性文书是管理理念升级的一种体现。

(二)绩效考核升级：自两费停征后，富阳工商部门根据“四个统一”迅速转变观念,彻底转变“以数字论英雄、以两费较短长”的传统观念,以如何加快富阳工商系统转型升级，全面、科学地分析了全系统的工作现状和队伍建设情况，充分认识到新时期加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以科学发展为指引，完善绩效考核，积极推进工商转型升级”的整体思路。以强化执行力为着力点，进一步增强履责意识，建立健全五大考核体系。及时发现和查纠纪律作风松弛、基础业务不规范、职责履行不到位等问题,推动基层工作落实,督促基层强化履职尽责意识,保障决策畅通。通过督查，从制度上确保工商服务的常规化、制度化、人性化。对那些“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以及办事互相扯皮推诿、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进行问责整改，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些不作为、慢作为和乱作为的状况，为促进地方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支持，为塑造基层工商干部新形象奠定良好的基础。一是重点工作考核机制。重点工作是全系统业务工作的主线。要通过重点工作进度定期汇报会、重点工作项目化管理、重点工作专项督查等措施，保障重点工作按计划顺利完成。二是项目建设考核机制。以工商项目建设来贯穿分局全盘工作，项目建设从设置、实施到完成，每个阶段，各个组成部分都必须纳入考核范围。通过过程督查、绩效评估，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并取得实际成效。三是基层班子建设考核机制。所领导班子建设是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业绩考核、内部测评、社会评价等方法，合理评估所领导班子综合工作能力，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推进基层工商所班子的整体素质提高。四是纪律执行考核机制。在系统上下开展各类主题局容风纪整肃活动，深化各种形式的大讨论，提高全局同志爱工商、树形象的意识。抽调人员组成专门纪律督察小组，定期不定期地明查暗访，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予以必要的纪律惩戒。五是党风廉政考核机制。以党风廉政责任制、惩防体系建设实施纲要为基础，积极履行“一岗双责”，进一步深化“权力监督、风险防控”的阳光权力运行机制的实施。

(三)队伍管理升级：向管理服务型转型，需要全面建设高素质的基层工商干部队伍，运用高科技的手段，实现高效能的监管，达到高质量的服务。富阳工商部门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行风评议活动为契机，推进为民便民服务的深入开展，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群众诉求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满意作为第一标准，认真开展“我为建设五型工商”（即学习型、服务型、效能型、创新型、廉洁型）大讨论活动、“助动企业发展”大走访活动、“树新形象、创新业绩”大培训活动。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篇2

近年来,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如“蝴蝶效应”一样迅速波及全球, 并导致世界经济出现动荡和衰退, 各国政府采取“危机应对型”的“再杠杆化”宏观政策也已经释放出较好的效果。但在后危机时代, 世界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期、资源环境约束深化期和深度转型调整期, 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已发生了新变化, 制造业转型升级已成为我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建国以来, 我国制造业积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 充分利用地区优势资源, 以牺牲物质、环境及人力资源为代价, 形成了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品附加值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式发展模式, 依靠掠夺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支撑制造业发展, 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当前, 以新能源与互联网技术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初见端倪, 将使生产方式从大批量生产转向个性化定制生产。我国制造业企业无论是发展理念、技术改良、产品标准都需要在协同发展中实现提升, 在全球化时代实现加速发展、加快转型。当前我国经济已融入一个全新的产业链竞争时代, 价值链由下游向上游移动是中国制造业转型的必由之路。据美国经济咨询公司环球通视数据显示, 2010年我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但与制造业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面对“十二五”发展的黄金时期, 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应遵循科学管理、动态协调、持续推进原则, 推动我国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二、我国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的方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随着市场调节的逐步深化, 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上升。但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后危机时代, 制造业发展模式需要采取“置换转型”、“升级转型”、“结构转型”等转型方式, 实现渐进式转型。

(一) “置换转型”

即把未来没有前途的产业从工业聚集区逐渐转移出去, 换成经济效益更高、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染更小的产业。如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东莞以优越的区位优势聚集了大量加工制造企业, 素有“世界工厂”之称, 但基本上都是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低端制造。在科技创新、接替产业 (包括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 培育的过程中, 东莞曾经提出“腾笼换鸟”的转型方式, 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延伸产业链, 瞄准存量的优化和产业高级化, 循序渐进地推进发展模式转型, 促进地区经济不断从静态比较优势, 向动态比较优势转换。

(二) “升级转型”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进一步对当前推进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指明了方向。从宏观来看, 产业升级, 意即产业形态和构成比例的优化和升级, 而从微观来看, 推动产业升级的企业, 要不断地突破效率瓶颈, 在两者之间相互成就。鼓励和支持制造业企业进行产业升级, 实行技术创新与引进相结合, 攻克一批制约产业技术升级的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 促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与新兴主导产业壮大, 打造产业集群发展平台, 推动资源节约和要素集聚的产业集群升级。升级转型的主要方向是产业链的升级, 要坚持市场化改革, 适时启动自主品牌产品制造, 重点引进、开发和推广现代化技术工艺与设备, 通过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发展创新驱动的“智慧型经济”, 提高制造业及其产品在产业链不同环节的附加值, 打造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升级版。

(三) “结构转型”

制造业结构转型主要表现为旧产品加新功能、旧产品引入新技术、配套新服务等, 推动产品设计、生产工艺、服务功能的全面优化, 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使制造业企业从单纯的生产到向客户全面提供有价值的服务转型, 由初级产品供应者向国际化的高端制造者转型, 大力发展静脉产业, 1实现制造业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危机是全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低碳转型的艰难抉择之中。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不是一个存量的概念而是体现流量的内涵。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 而是涉及到产业结构调整、生产方式转变和社会保障健全等诸多方面。无论采取何种转型方式, 最终应实现我国制造业逐步从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 转向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的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转变, 提升我国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资源环境保护能力。当前, 结合我国制造业发展实际, 更多的是引入置换转型和升级转型方式, 在能源消费约束及温室气体减排双重压力下, 应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约束, 提高制造业产业高效化、节约化、清洁化、精致化程度, 在转型条件具备时, 也可以考虑采用结构转型的方式, 打出综合拳, 推动我国制造业实现健康发展。

三、我国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的目标取向及预期收益

(一) 我国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的目标取向

《中国工业发展报告 (2012) 》指出, 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 未来中国工业化战略必须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我国的工业文明正处在十字路口, 依靠化石能源支撑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接近尾声, 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研究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的目标取向在于合理配置经济资源, 以提高制造业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促进我国工业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1. 向绿色低碳转型

长期以来, 受思想观念、技术水平、体制机制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制造业逐步形成了以牺牲物质、环境及人力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模式, 对资源和环境透支非常严重。伴随着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制造业发展与能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必须依靠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 加大节能和减排力度, 推动制造业向绿色低碳转型, 形成低能耗、低排放、高产品附加值的发展模式。

2. 向智能制造转型

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分工中, 我国制造业长期被锁定在产业价值链低端, 而且这一格局还将继续存在。“十二五”期间, 伴随着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发展和推广先进制造业发展模式, 实现制造业环节互联互通、信息共享、智能处理、协同工作。我国制造业通过向智能制造转型, 大力开展数字化工厂建设, 将信息技术、现代管理技术和制造技术有机结合起来, 逐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是模式转型的关键, 加快实现我国制造业由传统工业化道路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

3. 向服务型制造转型

服务型制造是一个创造巨大价值并具有持续服务功能的制造过程, 制造企业依赖技术创新和客户化创新, 沿着社会组织和业务流程再造、服务创新和价值创造的路径向服务型制造业转型 (见图1)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较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引领作用有待加强, 由封闭型、以产品为中心 (强化设计能力、生产能力的产品导向) 的传统制造业向开放型、以客户为中心 (强化协同能力、服务能力的服务导向) 的服务型制造业转型, 也是我国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的目标之一。

近年来, 我国正处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的发展阶段, 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提升我国制造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我国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的主要目标是构建制造业可持续发展模式, 使我国制造业发展模式实现从提供单一产品向提供一体化的产品服务品牌组合转变, 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制造业要想从危机中成功转型, 制造业必须根据微笑曲线思路向高附加值的环节过渡, 从传统的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的生产方式转变。在新技术应用的持续推动下, 逐步推进我国制造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向智能制造转型、向服务型制造转型。

(二) 我国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的预期收益

预期收益是指实现发展模式转型对未来制造业发展所带来的潜在效益, 包括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直接收益是指制造业采取某一种转型方式, 直接产生的可计量的经济效益, 如由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所带来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利润的大幅增长等。制造业发展同时需要关注非生产环节, 制造业企业从产品设计研发、采购、营销、仓储到品牌服务等环节, 都需要通过创新取得世界领先优势, 并充分利用各种技术和制度手段降低产业内外和企业内外的交易成本, 推动我国制造业从“承接制造+产品创新”向“产品创新+流程创新”的发展模式转型, 增加制造业企业的直接收益。间接收益指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如经济社会不断进步、生态环境逐渐改善等。如太钢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转型发展为主线, 通过实施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绿色制造战略, 把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纳入企业发展、业务流程、运营管理全过程, 倡导节约、环保、文明、低碳的生产方式, 逐步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加快由企业内部的小循环向社会的大循环转变, 实现了企业与城市、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相处, 为城市生态环境改善和空气质量提升贡献力量。

伴随着“中国制造”风靡全球, 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仍具备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 主要包括规模巨大的内需市场, 梯度发展的区域经济, 成熟高效的生产网络, 完善的基础设施、较高的储蓄比率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等, 为“中国制造”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今后中国制造业通过发展模式转型, 实现由单一劳动力要素决定的低成本优势转向“综合要素”形成的新成本优势。在我国, 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与之相伴而生的能源资源逐渐耗竭、经济结构日益失衡、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化石燃料驱动的工业时代即将结束, 如果制造业发展模式不及时转型,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局面将难以为继。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的主体是企业自身, 中国制造业企业应根据世情、国情及自身实际状况的变化, 建立起以顾客需求为导向、以提升企业资源整合能力为核心, 具有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的动态化制造业可持续发展体系, 力争使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给企业发展带来的阵痛降到最低。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 制造业企业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大规模重组和优化, 促使企业能够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实现企业和整个产业价值链的收益最大化。

“第三次工业革命”可能为中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提供宝贵的机会。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新型分散、合作式的通信和能源领域之中, 扁平式的经济组织模式日趋成熟,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广阔的、开放性的互联网和输电网络中潜在的企业家和合作者, 市场中财富的交换, 将会让位于合作性网络之中关系的获得, 商品的生产将会被即时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的提供所代替, 服务的获得超越了所有权成为主要的商业驱动力。因此, 实现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 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先进制造技术融合发展, 需要利用先进制造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大幅降低新产品设计开发成本和制造成本, 资源投入应向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倾斜, 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不断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推动我国制造业在增加经济社会效益、提升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实现突破。通过实现我国制造业发展模式向绿色低碳转型、向智能制造转型、向服务型制造转型, 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外部驱动因素转化为内在发展机制, 达到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制造业产品创新、技术先进、质量一流、服务及时、节能减排、造福人类的预期目标。

参考文献

[1]靳卫东, 周光锋.产业结构转化的增长与就业效应——基于我国四大经济区域的经验研究[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2011, 4.

[2]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知识干部培训丛书编写委员会.制造业转型升级知识干部读本[M].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

[3]李兆磊.传统型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企业转型路径分析[J].知识经济, 2010, 13.

[4]丁平.“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真的丧失了吗[J].经济学家, 2013, 5.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篇3

[关键词]增长方式 发展方式 转型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该说，从“增长方式”到“发展方式”的转型不但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而且对经济运行活动的健康开展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因为“经济增长就是给居民提供品种日益增多的经济物品的能力的长期增长，而这种生产能力的增长所依靠的是技术的进步，以及这种进步所要求的制度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1]

一、以“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符合经济基本规律

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强调的是“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分配状况、消费模式、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群众参与等等在内的变化”[2]，是一个既包括数量又包括质量的概念。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是一种手段，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使社会结构得到改善，经济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结果，才是目的，没有经济增长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发展，但有了经济的增长却不一定有经济的发展，甚至出现高增长下的“有增长无发展”和“增长不可持续”等问题，可见二者之间并不是作为必然条件而存在的。

既然经济发展会对诸多领域产生影响，那其就具有了不同于经济增长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发展的长久性和可持续性，而不是一味地单纯地增长，因为“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经济增长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经济增长可以在不产生任何不利条件的情况下实现，那么人人都会完全赞成”[2]，但事实却是这种主要依靠GDP增长、过度依赖资源的发展方式带来的却是生态的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所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成为了时代的要求。当然这样论述也并非对我们曾经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的指责，而是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要求我们必须采取科学发展的方式，而不能再一味地遵循以前的增长方式，因为“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它（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成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丹尼斯•米都斯（Dennis L.Meadows）教授等在《增长的极限》中也曾警告世人：受资源约束，增长是有极限的。

不容否认，改革开放后我们采取的以满足内需、保证人们生活水平、摆脱短缺经济作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促进生产资源和劳动力更大范围乃至全球范围的流动，并加以组合利用，突出中国的资源及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转为现实方面，发挥了巨大优势，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由此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国富民不富，消耗资源大、收益小，价格低，结构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等等，如果再不转变这种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那我们就会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态，也就是出现了所谓的“无发展的增长”（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3]。

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更加优化，所以凡是“增长速度很快而且没有重大失衡的国家（像日本和德国）因其居民享有不断上升的高生活水平而受人羡慕”[4]，增长速度快而又没有重大失衡的状态可以说当是一种健康的发展方式，不过，由于经济转型不能一蹴而就，培养优秀产业结构需要一定周期，所以建立起完全适合时代和社会要求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但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更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只有这样，才能逐渐转到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子孙后代未来发展资源有充分保障的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环境不断改良和人民收入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改善的发展轨道上来。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符合科学发展要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心在于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并不是就增长问题而解决增长问题，从经济增长方式到发展方式是一种根本性转变，是从根本上扭转“重外延、轻内涵，重速度、轻效益”的原有发展理念，可以说这种转变不单单是淡化了对GDP增长的认识，而是标志着中国经济策略重心的改变，标志着科学发展已成为国人的共识。

如果说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以经济总量的增长为指导，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总量的扩张，那经济发展方式则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注重经济质量的提高与经济结构的改善。科学发展重在发展的科学性，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必须符合规律，如当资源成为稀缺时，人类的创新能力就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支撑，所以提倡和鼓励“创新”也就成为实施科学发展的路径之一。“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5]，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加强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动力源泉，如果“企业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采取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的产品，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6]，从一定层面来说，这就是一种实施科学发展的表现。从生产力理论看，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基本路径，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化是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运行方式，通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发展的新跨越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最终目标。

从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理论来看，确立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人的需要，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是为了增进公众福利，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综合性发展，“因为现实个人所具有的人类性、社会群体性和个体性的统一，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是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种发展将使个人和人类社会达到内在统一”[7]，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科学的经济发展需要人来实施和推动，如果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不能实现，那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很可能就仅成为一种理论语言，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符合人本身要求的模式，而且也是人类实现自我诉求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从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经济增长’的研究思路和从重点关注‘经济增长’到高度重视‘经济发展’转变的一般趋势，注重从更广阔的视野强调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在结构优化与升级的内涵体系上下工夫，使之成为推动整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8]，经济发展受多种因素制约，如人口、资源、环境等，所以即使有了良好起步，有时也有可能猝然而止，“即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够持续下去，也不一定会沿着事先确定的道路前进”[9]，其关键还是要看发展方式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能够可持续的，因为可持续发展不仅重视数量的增长，更追求数量的改善、效益的提高和能源的节约，不仅能够实现当代人之间的公平，而且能够实现当代人与未来各代人之间的公平，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机会。如果一种经济发展方式能够富有可持续的内涵，那其科学性也就不容质疑。

三、小结

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取决于现实的物质基础和人类对于经济活动的认识，人类只要能够从科学的角度出发，约束过分的经济活动，“慎重选择、制定发展模式，在生产部门提高生产效率，在消费部门改变消费模式，达到最高限度地利用资源和最低限度地产生废物”[2]，在发展中求增长，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的消耗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就可以使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效果，就可以实现不仅有数量增加，更有结构改善和质量提高，以及效益、环保、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改善等一系列的目标。

可以说，增长方式到发展方式的转变见证了中国的进步，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以经济增长方式为主题，“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视野由关注从单一要素结构投入、结构变化拓展到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变化三条主线，从而有利于直奔成因，从本源上推动经济增长转变。”[10]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是攻坚战，又是持久战，党中央一直强调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这实际上就为我们探索科学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指明了方向，所以我们不但要把目光放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而且还要放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外部环境上，通过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机制创新等途径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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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马尔科姆.发展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57.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篇4

推动县域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

不断推进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是贯彻落实

鹤峰县发改局局长

姚宏

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鹤峰县是一个面积大县（2872平方公里），又是一个人口小县（22.14万人），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县域经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18.2亿元，与 1978年的 5227万元比，翻了 5.04番（每 6年翻一番），平均增长 12.6%，三次产业结构比由 68.0:11.9:20.1调整到 31： 35.7： 33.3，进入工业化初级阶段，国民生产水平、经济结构水平居全州前列。但是，与全省平均比，差距很大：从生产水平看，不到全省的一半（全省 19838元 /人，本县 8229元 /人）；从产业结构上看，第一产业比全省高 15.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全省低 8.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全省低 7.2个百分点（2008年全省三次产业结构为 15.7:43.8:40.5）；从增长速度上看，“十一五”前 3年，GDP平均增长 11.5%，比全省平均低 8.9个百分点；从农民人平纯收入上看，2008年全省为 4656元，本县只有 2555元，还是一个经济上的弱县。为了逐步缩小地区差别，尽快实现“小康鹤峰”，有必要深入探讨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问题。

一、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的影响，二是城乡结构的影响，三是体制结构影响。一般情况下，产业结构的影响以第三产业为核心；城乡结构的影响，以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为核心；体制结构的影响，以私营民营经济的比重为核心。过去，本县经济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呈现以下特征：、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总量增长影响很大。产业结构一般要经过第二产业大于第一产业大于第三产业和第三产业大于第二产业大于第一产业两次大的飞跃。本县从 20 02年开始，第二产业增加值超过第一产业，往后的 6年，第二产业的比重从 43.9退到 2008年的 33.6；第一产业从 3 8.4退到 30.8，第三产业由 23.4上升到 33.6。相关分析认为：第三产业的比重每上升 1个百分点，县域生产总值就增长 0.9亿元。值得注意的是：本县经济结构第一次飞跃，是在经济总量很小的情况下发生的飞跃，现阶段全县的经济总量水平（GDP）在全州八县市中最低，2008年比宣恩少 3.3亿，比来凤少 1.4亿，比咸丰少 2.1亿；而本县的国土面积比宣恩、来凤、咸丰分别多 152、1533、342平方公里，一产业的增长空间比较大。第二产业对第一产业低位超越，动量少、贯性小，结构的稳定度低；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主要靠投资增量的拉动，三产业内部缺乏增量支撑。

2、城乡结构变化对经济总量增长影响弱小。城乡收入差距满足由小变大、由大变小、最后趋于平衡的规律。在差距拉大的过程中，对经济总量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大量农民工进城参与城市建设，从事城市二、三产业，农村留守劳力的土地资源使用量增加，劳动生产率提高，外出务工收入参与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一定区域内越显著，对经济总量增长影响就越大，被称为“城乡二元经济” 或“农村哺育城市”； 在城乡差距缩小的过程中，国家转移支付力度增大，工业谋划农业点面扩宽，土地经营权向能手集中，城市资本投向转向农村，被称为城市返哺农村。2005 年，本县的城乡收入差距系数为 0.23（1-农民人平纯收入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008年为 0.27，“十一五”前 3年，城乡收入差距系数上升了 0、04，基尼系数由 0.39下降到 0.35，进入城乡差别缩小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过程中，城市化进程缓慢，2002年为 20.4%，2008年为 25.7%，6年增长 5个百分点，比全省平均低 15个百分点，城镇产业承载力弱，绝大部分农村劳务工流出了境外，进入转型期后，地方财力配套支持力不够，城市经济力量单薄，对县域经济增量影响有限。3、体制结构变化对经济总量增长影响显著。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建立与初级阶段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所有制制度、分配制度、民主政治制度等，检验的标准不是框框条条，而是 “三个代表”，是否是科学的发展。改革开放 30年来，本县经济体制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农村，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双层经营制度过渡到全面实行土地租赁制度，1988年县政府出台了《土地租赁经营试行办法》，明确土地由村委会集体所有，由村委会出租，并将承租对象延伸到村外、乡外、县外的社会法人； 1997年县委、县政府又出台了《关于认真做好延长土地承包工作的通知》，2000年在全县范围完成了农村土地二轮承包，2004年取消了“三提五统”，广大农村的管理费用和公益事业发展由国有集体经济承担，为农村私营民营经济的充分发展奠定了长效性基础。在城镇，分两步创造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第一步，1986-1996年 10年期间，实行以租赁承包为主要形式的改革，1988年县政府制定了《深化企业改革、完善企业经营》试行办法、《企业租赁经营试行办法》和《放活科研人员、放活科研机构暂行办法》，逐步取消产品统购、定购、排购制度，逐步取消钢材、化肥等主要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大力推行国有民营、公有私营和租赁经营制度，市场经济得到初步发育。第二步，1997年以后，改革重点转向产权制度和人事制度，将县管国有集体企业资产全部推向市场，与职工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至 2001年，除中央下伸的国有企业外，在竞争性领域没有一家县属国有企业，县域经济基本实现了民营化。2008年，全县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注册总数发展到 3843户，民营经济从业人员占全县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 90%以上，实现增加值占县域生产总值的 52%，提供税收占财政总收入的 80%。改革开放以来，鹤峰人民始终保持“开放包容、勤劳朴实、执着追求、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鹤峰精神”，造就了一批企业家和文化名人，有力的推动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体制创新的潜力减弱以后，企业发展的主要形式是技术进步和创新，主要标志是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

加快推进低碳经济下我国产业转型 篇5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任剑婷

哥本哈根气候会议让“低碳经济”一下子成为妇孺皆知的字眼。尽管会议之中分歧争论不断，但毋庸置疑，节能减排、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各国都无法回避的议题。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成为人类从高碳排放的工业文明向低碳消耗的绿色生态文明转型的一个起点，在这种转型中，发达国家也好，发展中国家也罢，都将面对社会责任的确定与担当。

从本质而言，低碳经济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的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实现低碳经济模式与低碳生活方式，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发展低碳经济意味着人类的产业发展正从信息经济时代转向能源经济时代，企业的生产与服务从关注劳动、技术要素投入下的劳动生产率，回归到关注自然资源投入下的资源生产率。面对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要求，中国政府极为负责地提出了明确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一比例，对于中国而言并不容易。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实现低碳经济下的绿色增长，面临着诸多困难，最直接的就是要依据低碳经济的要求，推动和实现产业转型。

中国的产业发展应该如何转型？如何在积极转型过程中实现发展与减排的统一呢？从当前情况看，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和推进：

一、积极推进高碳产业从高能源消耗向低能源消耗转型

应该看到，当前，我国还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以钢铁、船舶、机械、建材、石化为代表的具有重化工业特征的行业还处于快速增长阶段，而这些产业在能源使用过程中都有着相对较高的碳排放量。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可能快速跳过工业化阶段，大幅度减缩重化工业比重。因此，面对低碳经济的要求，提高重化工业能源转化环节中的能源利用效率，降低重化工业单位产值能耗，是产业转型中的必然方向，也是中国减排最重要的抓手之一。

就提高产业能源转化环节中的能源使用效率而言，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能源强度的下降仍有很大空间。目前，我国万元GDP能耗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然较高，主要工业过程和产品能耗比国际领先水平平均高30%。研究表明，我国电力、钢铁、石化、建材、化工、纺织等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钢、水泥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分别高21%和45%；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我国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2—3倍。这些数据，既反映了中国目前的能源使用量大，也从另一方面充分表明中国提高能源效率的潜力巨大。

我国能源强度的下降需要依托各产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来实现，从部门结构看，工业用能的比例虽在下降，但仍是最大的能源消费部门，而交通和建筑物用能则是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部门，因此，这三大部门无疑是节能工作的重点。要实现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就必须提倡清洁生产、资源节约、淘汰落后，推动高消耗高污染型产业向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型产业转变，即淘汰落后技术和落后产能，以科技创新推进节能减排，通过生产的规模效应和产业的集聚效应来降低成本，发展生态型工业园。具体应做到：贯彻实施《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法律法规，淘汰落后且缺乏规模效应的炼铁、炼钢产能和水泥产能等；淘汰低效电机，通过应用调频技术和调峰技术等来实行工业节电；发展资源回收利用的“静脉”产业，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大力开发涉及石油、化工、电力、交通等多个领域的低能耗技术等等，都是降低高碳产业碳排放的具体有效措施，中国企业已经在这方面有所起步，也必将快步向前。

二、加强企业“微笑曲线”两端的国际竞争力

在全球化减排的大背景下，为了实现《京都议定书》下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发达国家的高耗能、高排放部门如电力、钢铁、建材和化工等行业将面临强制性的减排要求，为此，它们一方面会积极进行技术的更新和改造；另一方面则可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并购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在实现自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同时，减少自身的环境污染。面对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世界的工业基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和技术，取得了经济增长，但代价也不可忽视。我国目前每年出口大量高碳经济模式下生产出的产品，在生产这些产品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产生了大量的污染。据统计，我国大约23%的污染是在出口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这种高碳经济下的出口模式，使我国在世界产业链分工中基本处在价值低的制造环节，这种通过制造环节获取微薄利润的产业分工地位，直接造成我国在全球产业链格局下的产业竞争力的缺失。

从全球产业格局来看，一国的产业竞争力归根结底来自于该国的企业竞争力，而发达国家企业的竞争力和利润实现更多地是来自于企业的设计研发、销售、售后服务和品牌。以美国通用为例，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近几年的利润增长中，有1/3左右是来自其资本额仅占3%的金融子公司，而传统汽车生产的利润则十分微薄，甚至是亏损的。由此可见，在推进低碳经济过程中，我国必须推进产业和产品向利润曲线两端延伸：即向前端延伸，从生态设计入手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向后端延伸，形成品牌与销售网络，提高核心竞争力，这既是我国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获取产业竞争力的要求，也是使我国实现低碳经济下的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

总之，我国要改变自身产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提升产业在研发设计、销售及品牌环节的实力，加强企业“微笑曲线”两端的国际竞争力，力求实现产业发展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

三、大力发展新型低碳产业

低碳产业包括火电减排、新能源汽车、建筑节能、工业节能与减排、循环经济、资源回收、环保设备、节能材料等，都是具有朝气和发展前景的新型行业。通过发展新型低碳产业，积极发展清洁及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的高碳的化石能源，逐步建立起低碳的能源系统、低碳的技术体系和低碳的产业结构，使经济发展由传统模式逐步向低碳经济转型，这是中国产业转型的长期方向，也是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的必然选择。我们要大力发展新型低碳产业，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争取主动。

以电力产业为例，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以电力产业最大，热力电站大约消耗我国年原煤产量的50%以上。在电力行业中，火电改造一直是非常棘手的问题。2006年，我国民用电和工业用电的火电的比例是77.82%，也就是说高碳的火电依然占据统治地位。虽然清洁能源的比例不断上涨，但是还不够理想。为此，我国正积极通过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等手段来支持科研院所和企业在核能、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中进行研发、创新和商业化应用，希望通过对这些新能源的技术突破和产业化发展来实现对火力发电下的高碳化石能源的替代。目前，我国核电发展史上为国家的核电事业作过重大贡献的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正在与美国的西屋公司合作，从西屋引进其先进的核电技术，同时通过吸收、消化、创新的阶段性发展，力争在核电技术的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上求得突破。

在低碳经济和低碳产业的发展态势下，我国虽然暂时还不能做领跑者，但也绝不意味着只能做跟随者。2008年8月国际气候组织发布的 《中国的清洁革命Ⅱ低碳商机》报告指出：中国在短时间内已经在一系列低碳技术的开发和商业化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中国已跻身于世界主要电动车、风能、太阳能光伏和节能产品生产国大国之列。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低碳产业发展从理念到组织、从政策到制度、从规划到行动的层层落实，我国实现从高碳产业向低碳产业的转型，又何尝不是一次国家的产业崛起呢？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计量论文 篇6

一、粗放型与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时期，Y'/K'=-0.31<1，则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时期，Y'/K'=0.7<1，则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时期，Y'/K'=0.8<1，则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时期，Y'/K'=0.88<1，则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则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时期，Y'/K'=0.81<1，则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时期，Y'/K'=0.98<1，则δ=0.80，高度粗放型;

整个时期，Y'/K'=0.87<1，则δ=0.92，高度粗放型。

为了进一步地考察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我们分别计算了41年的资本产出系数，并根据不同粗放度类型作了统计整理。

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

长率的平均值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状况并没有因此而相应地得到快速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平均增长速度改革前的26年内只增长了2.2%，主要食品中的粮食，食用油人均消费量不仅没有上升，而且有所下降，家禽的人均消费量基本上没有变化;改革后的15年内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了7.0%，除了人均粮食消费量受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低的影响而增长较慢外，其他主要食品都增长得非常快，少则翻一番，多则超过了两番。这说明了经济增长越粗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越缓慢。关于这一点，从我们模型本身也可以得到，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资本积累速度也越快，过度积累必然会影响居民的消费，相应地减少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篇7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发展思路在我国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早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至今已经有几十年了,但收效甚微。“十一五”期间,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长期以来发展模式的弊端:在“诸候条块经济”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权力结构的状态下,各地方政府和各垄断部门追求高投入、高产出,在用手中的资源去营造高速度的GDP增长的同时,产生了高能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水平重复建设,“有增长、无发展”的后果。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可以从国家层面和部门或企业层面来理解,本文主要是从国家层面探讨现阶段体制、人才与文化这些因素对我国创新的制约作用,进而探讨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主要因素。

1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创新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最近出版《无锡经验: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个案研究》一书,该书给人的第一个深刻体会是,无锡经济转型能够取得一定成效的关键因素是,近年来市政府在建立有利于创业创新的体制机制方面敢于探索、敢于创新、敢于实践[1]。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转型的核心问题是创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主要任务,就是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产业与产品、技术与工艺,实现规模与效率同步增长,实现产业结构的根本转型。对于这一点,可能人们早有共识,也不是什么新观点。问题是,为什么几十年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效果并不明显?我们在理论上是否真正认识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根本原因?

(1)创新与价值创造。

“创新”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他主张创新必须放在企业、产业和社会发展中去考察。它应该整合或包括技术进步、制度进步和观念进步和文化进步。在各种创新中,熊彼特认为生产方法变革和生产技术革新是最基础的创新,因为它能直接实现企业创造价值的提升[2]。如果把创造新的价值作为创新的基本要求,则这种创新对我国目前的经济现实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目前在国际生产价值链中处于中间的装配制造等低增值环节,如果能够把生产方法变革和生产技术革新为作创新的主要方向,就有希望把“微笑曲线”变成“生气曲线”,在生产制造过程中通过降低成本获得丰厚的利润的可能性就像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那样。这种对创新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的,探讨的主要是企业创新的内容,如果把这种创新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国家,其实就是一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

(2)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创新。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就是要创造出一种新的发展方式,从体制、机制、生产技术与工艺流程、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等方面,更高效地发展生产力,所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核心问题是创新的问题。经济发展是经济在质量上的提升,可以说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

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都力图通过引入创新概念,从机制上解释经济发展。就我国当前的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来说,就是探讨一种新的机制,引导企业创新,通过新的生产技术和方法,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使产业从低附加值的产业链节中向高附加值的产业链节攀爬升级,有效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2 制约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三个重要因素

从整个国家的层面来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目前阻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多种因素,但其中我们可以找到三种主要因素:

(1)体制因素。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与许小年对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体制因素是阻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最引人注目的因素。几年前,吴敬琏教授出版了《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此后又出过修订版。在那本书中,他深刻剖析了我国长期以来难以由传统增长模式向现代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各种体制性因素,指出了这一状况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并明确提出了各种可行的转型路径。吴敬琏始终主张市场机制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最基本机制[3]。因此吴敬琏认为,转型难点,在于机制创新。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对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体制因素的分析更是一针见血。他认为,传统增长模式有着深厚的制度基础,现在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不变,增长模式就不会变,投资拉动、政府主导就不会变。近些年,改革停顿,甚至出现倒退,打着改革的旗号扩大和巩固政府部门的利益,使我们陷入了改革的两难困境——改革需要政府来推动,而改革又要触动政府的利益。这就是难点所在[4]。这种观点,与吴敬琏教授基本是一样。

(2)人才(教育与科研)因素。人才是形成一国竞争力的最主要因素,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必须研究的重要因素。人才是在一定的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对经济的影响,又是通过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体制创新、管理与组织创新等途径实现的。所以我们也可以从教育与科研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关于教育的人才培养基本功能,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当代西方的教育理论以及目前我国的教育理论在理解上有很大的区别。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师说》中高度概括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一表述是清楚的:传道为首,授业为次,解惑第三。传道是教育的最主要功能,是传播为人之道,提升人的道德素质,培养优秀人格。西方教育理论认为教育最主要的功能有三个,一是培养人格,二是培养能力,三是培养创新精神。如果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和当代西方教育理论对教育功能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但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这种教育观越来越被忽视,教育变得急功近利,把培养人的一技之长看成教育的首要功能,忽视了教育对人格的培养和创新精神的培养这两项最重要的功能,也使所培养的人才缺乏创新的精神与优秀的人格。

《世界经济论坛对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在125个国家中排名位次总是不理想、不稳定,与中国的现实国力的差距更大。中国在经济规模等指标上很靠前,但是在人力资本指标上往往把排名拖后许多。如2006年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排名第54位,基础条件指标排名第44位,效率排名第71位,而创新因素排名第57位。创新因素中,拖后腿的指标包括“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得性”排名第86位、“科学与研究机构的质量”排名第63位。体现我国在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创新能力不足,而经济效率更不理想。这还仅仅是从数量上考虑问题,如果从质量上考虑问题,中国的创新竞争力可能还会更靠后,因为缺乏科研能力和创新精神,可能也是中国科研、技术人员和科研、技术机构落后于现代国际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3)文化因素。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表现场合也是无所不在的,如官场文化、企业家文化、教育与科研文化、商业文化、社交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优秀的内涵,但其价值观或者文化的核心,却是对创新精神的抑制。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使中国人认为谦和、服从、稳当、自我修养等是人们行为的重要准则,因此,民主意识、个体创造力、冒险精神都在中国人观念中处于较不重要的地位。中国的传统文化深入人心经久不衰,目前还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所以文化因素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最基本因素。

3 文化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根本因素

我国当前已经普遍形成一种思维习惯,人们往往喜欢把我国目前在改革开放中碰到的种种问题归结为体制问题;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之所以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人们也同样习惯把它归因为现有的体制的强大阻力。

而体制因素是受政治因素影响的。在一个相对集权,民主的作用还很有限的国家中,体制的先进性目标是很难达到的。虽然我们目前正在努力建立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给基层群众更多的民主权利,但这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才能逐渐产生其效果。所以人们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核心是官员,中国的官员对企业组织、教育与科研机构甚至平头百姓过分膨胀的权力,使行政可以主导一切,可以脱离市场要求运作,可以不受到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在我们的官场中,下级服从上级是强制的,但下级对上级、或者同级之间,甚至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往往是形同虚设,或者效果并不明显。进一步地,不管是官员、企业家、教育科研人员,都受一定的个人素质影响。高素质的官员,能够依法依规行使权利,科学行使权利,会有自我约束,尽量避免出现在权利行使过程中的故意或过失的错误行为。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对于官员行为的监督正在逐步强化,但是作为监督者的公民,也必须具有相应的民主意识与科学方法,才能正确有效地行使对官员的监督权利。所以个人素质,可以决定体制的效率。但是这种个人素质,都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化传统与观念。

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一个公式:体制——政治——人(官员、企业家、教育与科研人员,甚至平头百姓)——素质——文化,文化就成了决定性的基础性的因素。从文化因素上找原因,是从深层次上来认识这个问题,是找到了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症结所在。

摘要：创新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核心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体制、人才、文化三个因素对创新精神的影响,其中文化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最基本因素。

关键词：发展方式转型,体制,人才,文化,制约因素

参考文献

[1]陈宪.体制机制创新的有益探索[N].上海:解放日报,2010-08-09

[2]舒眉,吴敬琏.经济转型三件事[N].广州:南方周末,2010-8-19,D20

[3]邢少文.中国正在走向权贵市场经济?——专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J/OL].南风窗,(2010-08-27)http://www.nfcmag.com/articles/2249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篇8

要确保职业教育主动、有效地服务新农村建设，必须彻底转变服务方式，创新服务模式、服务内容、服务渠道，这是破解职业教育服务新农村建设难题的必然选择。

一、精心策划，创新服务模式

职业教育必须树立“有为有位”的思想，探索、创新办学模式。要主动进取，积极发展与农村、涉农企业之间的交流，参与发展研讨，增进彼此的合作。一是要不断完善科教兴农示范模式、一村一名大学生培养模式和农业职教集团模式，积极探索创新诸如“校企合一”“半工半读”“教学班进村”等有利于教科农结合、产学研结合和校企融合的办学模式、服务模式及机制。二是要以政府支持为依托，创新面向“三农”的培训服务方式，将短期培训与长期指导结合起来，将有偿与无偿培训、有偿与无偿指导结合起来，将近距离、面对面的培训、指导与远程的网络培训、指导、咨询结合起来。三是探索“学校+公司+农户”“学校+基地+农户”的村校共建办学模式，通过校村资源共享，实现学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互利双赢。

二、注重体验，创新服务内容

我国农民受教育水平较低，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更低，针对这一现状，要在服务内容上下功夫，特别注重体验，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人才。一是招收有为农村建设做贡献意愿的学生，在方式上可采取“计划单列、基层推荐、单独录取、定向招生”的招生办法;或结合国家有关培养计划如“一村一名大学生”来实施。专业设置、课程设置要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实际和产业布局特点，突出区域特色。教学上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堂教育与下基层锻炼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要重点培养学生掌握适用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特别是新技术和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所需的技术;培养学生生产经营管理能力和创业能力、针对农村的社区管理能力和爱农、务农、兴农的思想，使培养的人才适应农村基层工作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二是广泛开展农民培训。留守在农村的农民是直接进行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力量，职业教育一是通过国家实施如“新型农民科技培训项目”“雨露计划”等项目培训农民;二是主动与政府联系、与农村合作，根据当地农民实际需要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如针对农村经营大户和农村企业主开展创业能力和管理能力培训;针对乡（镇）、村干部开办乡村干部培训班，培养农村基层干部的行政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等;还要针对农民现状和新农村发展需要，培训农民计算机应用技术、网络应用能力等。三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依托国家实施的“阳光工程”开办技能培训班;要培养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环境适应能力和维权意识，使农民工能够“进得城、干得来、留得下”;还可利用就业资源帮助农民工就业。

三、拓展方式，创新服务渠道

职业教育针对农村这一特殊环境要拓展特殊的服务方式。一是采用教师蹲点方式。学校选拔优秀的专业教师到乡村担任科技副乡长、村副主任或技术顾问，让教师走出校园，走近农民，深入农村。一名教师负责一片区域，将先进的生产经营理念和技术带到农村。二是开展技术免费咨询。通过送科技下乡、开通免费“农技110”电话、农业技术知识讲座等活动免费向农民提供技术咨询服务。三是有偿技术服务。职业院校向农民传授技术或推广新品种，根据技术推广成本和农民受益情况，可适当收取技术服务费用，以实现技术服务的互利双赢，保持可持续性。在有偿服务中，职业院校还可与农村共建农业生产基地、农产品加工基地、二、三产业开发基地等，通过基地建设和运作，向农民传授、推广技术。也可通过与农村、农民实施合作项目，职业学校以技术入股，实现学校与农民的双赢。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了新的契机。可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丰富农民培训的有效学习形式，为农民培训进修提供便利，实现农民的“泛在学习”，如打造农民在线学习平台，实现远程在线学习;建立自媒体学习平台，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创建学习论坛、微信群等，实现资源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