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国家的路径研究

创新型国家的路径研究（共7篇）

创新型国家的路径研究 篇1

刘家义审计长指出，国家治理是指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管理和服务，而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是国家治理系统中的一个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对完善国家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审计长关于“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科学论断的提出，为学术界和实务界高度重视并广泛讨论。本文以国家审计通过何种机制和何种基本路径参与对国家的治理为切入点，探讨国家审计如何推动完善国家治理这一基本理论问题，期以抛砖引玉，引发大家更多的思考。

一、国家审计在服务国家治理中发挥的作用

(一)国家审计推动完善国家政治治理

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公共权力，国家治理主要通过对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用，实现提供公共产品、配置公共资源、管理公共事务等目标。从政治治理角度看，国家审计就是一种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制度安排，通过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对政府的相应公共责任作出公正评价，从而制约权力的过度使用。在各种监督机制中，国家审计有其特殊的优势，如国家审计部门无任何经济管理职能，不参与任何管理部门的经济管理活动，具有独立性;审计监督内容取决于委托人或授权人的需要，审计内容具有广泛性等。法律赋予国家审计独立的监督权，客观地对各级财政财务收支情况、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以及相关资金使用效益情况做出公正的评价，并通过公开审计结果公告，关注责任的落实，加强政府透明度建设。服务国家治理是国家审计的内在要求，国家审计通过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促进国家治理机制的完善。当国家审计监督能切实发挥作用时，能显著提高国家治理的有效性。

(二)国家审计推动完善国家经济治理

审计的基本功能之一是监督功能。阎金鄂认为，审计是一项具有独立性的经济监督活动，其内在的职能是经济监督。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的有效性取决于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而资源配置的基础是真实有效的信息。信息失真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将引起投资决策失误和社会经济资源的无效配置，使交易费用越来越高昂，最终导致交易的停顿。如果政府长期高支出和低效率，必然严重浪费公共资源，影响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经济层面的信息风险影响信息使用者的正确决策，进而在宏观层面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秩序和健康发展。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运用自己的独立地位，对于市场中资源配置的突出问题，摸清情况，查找问题，充分披露和反映其真实性、有效性和公允性，从而维护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审计通过降低市场信息风险，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有效地推动完善了经济治理。

(三)国家审计推动完善国家社会治理

面对“以人为本”的社会全面发展的新形势，民生问题越来越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问题。民生的改善实际正是一种公共受托责任，它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因此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必须帮助政府实现此责任。审计应围绕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向，关注与民生相关的重大问题，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对社会保障体系的监督。社会保障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主要途径，社会保障审计的基本职责就是对政府社会保障预算执行情况及其效果进行审计监督，将预算与决策的关系有机结合，重点关注政策的执行效果，促进国家各项社会保障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维护人民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从而推动完善国家的社会治理。

二、国家审计推动完善国家治理的机制：信息披露

在审计的不同发展阶段，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关于审计本质的不同观点，包括查账论、方法过程论、审计监督论、经济评价论、代理论、信息论、管理决策服务论和免疫系统论等，其中又以审计监督论、免疫系统论和国家治理论这三种基本观点为代表。国家审计参与、介入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和服务，推动国家治理的完善，必然要通过某种机制加以实现。笔者基于上述不同审计理论视角，将与国家审计完善国家治理机制相关的理论基础分析如下：

(一)审计监督论

审计监督论的基本前提是受托经济责任观，受托经济责任(Accountability)是指按照特定要求或原则经管受托经济资源并报告其履行状况的义务。审计基本理论认为，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存在是审计产生的重要条件或首要前提，审计的本质是“对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检查与评价”。审计监督论认为政府审计产生于受托经济责任关系，为委托人(人民)提供公共财政审计服务，监督受托人(政府)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审计监督论认为审计是国家财政的“经济卫士”，是经济监督和经济控制的工具，审计的主要目标是监督财政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随着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内容拓展，国家审计功能向政府绩效审计、社会责任审计、环境审计、宏观审计、审计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以及审计权的有效发挥等拓展。因此，当服务国家治理已然成为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重要内容时，国家审计的目标就应包含服务国家治理，并充分发挥审计功能。

由此可见，依照审计监督论，审计机关应当根据审计授权人的授权，独立检查监督对被审计人(如财政资金或公共资源的管理者、使用者)的受托责任，并将检查结果向审计授权人进行报告，披露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以此完善国家的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审计，要实现授权人赋予的功能，其基础机制就是将审计相关信息向授权人披露。

(二)免疫系统论

创新型国家的路径研究 篇2

自197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首次界定“粮食安全”以来,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尤其是自布朗提出“中国能使世界挨饿吗”(1994)、“谁来养活中国”(1995)之后,粮食安全成为一个对中国乃至世界未来发展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1)深入研究粮食安全的内涵,形成了“二维空间说”(江东坡,2001)、“三层次论”(翟虎渠,2004)、“五环节说”(陈锡文,2004)、“六因素说”(丁声俊,2001)等,指出粮食安全不是农民的目标,而是政府的目标(柯炳生,2006),因此,政府要担负起保障和提升粮食安全的责任(Luther.Tweeten,2000)。(2)深刻分析影响粮食安全的因素,实证测算耕地、水资源、科技、投入等对粮食安全的贡献(肖海峰等,2004;姜长云,2006),将饥荒归因于“权利失败”(阿马蒂亚·森,2001)和食物供给体制(P.Kane,1993)。(3)客观评价粮食安全态势及影响,提出“粮食需求法则”(岸根卓郎,1999),对粮食安全形势进行实证测算(布朗,1998;黄季焜,2004),并探讨粮食安全对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卢锋等,2002;敬艳辉等,2006)。(4)全面探讨保障和提升粮食安全的对策。我国粮食生产没有必要追求绝对的自给自足(钟甫宁,2004;茅于轼,2004),但维持长期粮食安全仍然是合理的政策目标(韩俊,2004)。一些学者还从粮食生产、消费、流通、贸易等环节对粮食安全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指出制度安排(林毅夫,2003)、技术进步(舒尔茨,1986;D.W.Larsonetal.,2004)、组织创新(高帆,2007)的重要性,尤其要强化公共支出保障粮食安全(匡远配等,2004;曾纪发,2007),并注意到了粮食安全背后的环境污染问题(温铁军,2006),认为过多的粮食生产不利于生态安全(余方镇,2007),要以低代价、高保障为目标(蓝海涛等,2007),对粮食直接补贴等政策进行改进(梁世夫,2005;肖国安,2005),一方面要重视耕地与粮食安全(张晓山,2007),一方面要关注食物与消费安全(丰志明,2007)。

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这些关于粮食安全的研究表现出某些欠缺,例如对生物能源的迅猛发展以及对粮食安全风险系统性的评估不足,对新形势下粮食安全的生态风险以及由此衍生的生态文明框架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路径创新,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系统研究,以解决公共支出政策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中的系统性、协调性、前瞻性不足的问题,构建紧密结合转轨经济、市场经济、农业发展新阶段的粮食安全公共支出新范式,实现公共支出政策组合的优化。

二、生态文明框架下粮食安全的内涵拓展

作为整个国家安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安全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廓清新时期粮食安全的内涵,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路径创新的逻辑起点。

自1974年FAO首次界定“粮食安全”概念以来,由于世界各国发展阶段和自身资源禀赋的不同,粮食安全政策重心不尽一致,从而使得粮食安全的内涵不断拓展,仅FAO对此就曾先后作过三次表述,诸多专家学者的阐释更是具体涉及到了更多的领域和因素。但其中,一个最基本而又最核心的层次却在不经意间地被“边缘化”,而并未引起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即从可持续的角度理解粮食安全的内涵。尽管FAO的表述经历了从1974年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到1983年的“所有人在任何时候”再到1996年的“履行对当代和子孙实现粮食安全的责任”的变化,但其中的“可持续”理念是贯穿始终的。然而,遗憾的是,对这一层次关注的欠缺,正在导致资源和环境约束的日益增强。加之,在生物能源发展方兴未艾、国民经济通胀压力巨大的背景下,更有必要深入展开对粮食安全内涵的再认识,从公共性、系统性、动态性、可持续性四方面全面把握新时期粮食安全的特征和所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一)公共性

粮食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在粮食供求相对平衡、粮食价格运行平稳的时候,粮食可以视为市场调节下的一般商品,粮食安全也可在市场调节下达成。但是,由于粮食既有经济属性,还有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更有面临双重风险、需求价格弹性缺乏、市场交易调节滞后等产业缺陷,使得尤其在粮食供求失衡、粮食价格剧烈波动的时候,粮食安全就具有了公共产品的特性——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因此,粮食安全是准公共产品,政府必须切实担负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通过有效的政策安排,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完善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

(二)系统性

由于全球能源危机的加剧、粮食供求形势的逆转,尤其是生物能源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对工业用粮的巨大需求,推动了粮食价格从2007年年初以来持续上涨,不断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粮食不安全不仅关乎饥荒以及由此引发的传染疾病的蔓延,造成社会动荡无序,而且降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损害在国际上的信心和形象,更会因此引发通货膨胀,甚至导致经济瘫痪、政权更迭。因此,粮食安全是由多个层次、多种因素促成的,粮食安全的风险也是系统性的,所以,保障粮食安全也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工作,必须具有系统思维,统筹全局。

(三)动态性

由于受多重因素的制约以及粮食供求的多变性,决定了粮食安全并非静态的,而是处于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状态中。所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既要立足于当前,也要着眼于未来;既要立足于对国内粮食供求形势的把握,也要着眼于对国际粮食供求形势的把握;既要立足于对口粮供求形势的把握,也要着眼于对包括饲料用粮、工业用粮等在内的粮食供求形势的把握;既要立足于对狭义粮食的关注,也要着眼于对广义食物的关注。在综合及时把握相关态势变化的基础上,构建科学的粮食安全评价体系和预警系统。

(四)可持续性

粮食生产有赖于耕地、水等要素资源和一定的环境条件,因此必须注意到粮食安全的代际公平,即必须在不以牺牲子孙粮食安全为代价的基础上,有效保证当代的粮食安全,实现“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的粮食安全。因此,粮食安全保障必须着眼于可持续性,高度关注并切实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当前,随着农业面源污染、工业污染等对生态环境破坏力度的加大,粮食安全的资源环境约束正日益增强,可以说,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在生产,关键在政策,但核心在可持续,即通过有效的政策组合,可持续性地确保用于粮食生产的农业资源的存量和质量,切实保护和提高中长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三、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绩效评价

为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粮食供给,以及推进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2004年起开始实施对种粮农民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从粮食直接补贴的实践来看,其的确在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粮食产量打破自2000年以来连续4年的减产僵局,实现连续4年增长。然而,在欢欣鼓舞的背后,我们没有理由不进一步追问:这些增加的产出究竟从何而来?是土地投入的增加、科技含量的提高,抑或是其他因素?从各地的基本情况上看,尽管这些增加的产出有一部分来自额外土地的使用,但多数来自化肥和农药的更大使用。以化肥为例,目前,我国粮食总产量约占全球的1/4,但为此消耗的化肥却占全球化肥总使用量的1/3,平均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为400公斤,远远超出发达国家每公顷225公斤的安全上限。

大量化肥和农药的施用,固然推动了农业增产,但这些化肥和农药不仅可能会污染环境(如地下水),而且食品中的化学残余物还会对农民和消费者的健康构成威胁,这与WTO环保标准相去甚远,从而自损国际竞争力,如果长此以往,甚至连基本的生存能力也很难保障。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发生了病虫害之后,不应该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而是说,粮食直接补贴可能会以不太明显的方式引发环境问题。首先,按照粮食直接补贴的做法,农民只有在土地上常年耕种某种作物(如水稻或小麦)才能获得直接补贴,这不利于农作物的轮耕。而诸如给予化肥生产企业税收优惠等旨在平抑化肥价格的措施,其实也相当于对粮食生产的补贴,其在平抑化肥价格、促进化肥投入的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更大程度的威胁。其次,农户增加投入的土地往往是环境敏感的“边际”土地,如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陡坡、滩涂或沼泽地,这对整个生态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类似地,还将导致灌溉用水增加,在当前灌溉技术下,不仅造成对有限水资源的极大消耗,还可能加剧土壤的流失。此外,在宏观政策环境对粮食生产倾斜、购粮成本增加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地方政府和农户也有可能达成默契,将曾经“退耕还林”的土地再开发再利用,使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退林还耕、退草还耕”的问题再度发生,从而造成巨大的浪费和破坏。

因此,对于政府而言,如同其他问题一样,在粮食安全和环境保护之间,往往要面临着一个非常矛盾的两难选择,即使在粮食问题不是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虽然也能够根据粮食供求变动的实际情况对直接补贴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作为一项政策又不宜经常性地处于调整和变化之中,尤其对粮食生产而言,农民需要对政策环境有一个较为稳定的预期。因此,两难选择的最终结果往往是长期利益让位于短期利益,粮食安全问题优先于环境保护问题。所以,对粮食直接补贴的环境成本不容忽视,然而遗憾的是,在事实上,这一悖论目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即使那些反对粮食直接补贴的意见,也较少涉及对直接补贴环境成本的考量。

四、走契合生态文明要求的新型粮食安全保障之路

当然,即便加上对环境成本的考量,也并不足以否定粮食直接补贴的存在意义,因为,粮食直接补贴在当前的中国不仅必要,而且急需,这一点毋庸置疑,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补贴、补贴多少和补贴政策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性,以及如何尽可能地降低补贴的环境成本,提高补贴的效率。对此,应该借鉴国外一些国家积重难返的教训,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综合统筹粮食安全的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生态安全三个层次,改变“普惠式”的补贴方式,优化粮食生产扶持政策组合,充分利用绿箱政策,慎用微量补贴政策,保证支持总量,合理安排支持结构,以提高我国粮食产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以建设生态文明为抓手,切实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探索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粮食安全保障之路,提高粮食生产扶持的综合效率。这里综合效率不仅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含义,而且还包括社会意义和生态意义,即以较少的要素投入和较优的资源整合,获得较多的产出水平和较强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也就是说,要在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注重生态保护,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和永续发展能力。

(一)加大扶持力度,确保粮食生产扶持的总体水平

粮食生产高度依赖于土地、水、气候等自然资源,维系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发挥其比较优势,首要条件是粮食生产要有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其内部环境就是要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高素质的生产经营者,广泛应用的科技等;外部环境主要是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税制的完善等。创造粮食生产良好的内外部环境,重在政府的财政投入。对此,要充分利用WTO《农业协议》的规定,在其框架许可下充分利用绿箱政策,重建以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国家税收支农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补贴为主体的黄箱政策体系,建立农业收入支持体系,逐步增加并适当调整反哺农业的力度,提高农业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同时,在给粮农以直接补贴的过程中,还必须注意增强补贴资金的落实力度和投入方向的透明度,克服补贴中间各环节的资金“缩水”,确保对粮农的直接补贴实至名归。

(二)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粮食生产的科技含量

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科技对于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作用更加突出。农业科学技术是提高农民素质和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源泉。农业科技投入属于绿箱政策,不受WTO规则约束。加强我国的粮食生产扶持,就必须制定合理的粮食生产科技支持政策,增加政府对粮食生产科技投入的总量,调整优化粮食生产科技投入结构,建立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投入体制。以推进我国粮食生产科技创新能力为出发点,以缓解粮食生产的资源约束为重点,大力推行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技术、装备的研发和推广。改革科技立项与课题委托制度,以及科研经费分配使用方式,实行招标制,建立开放、竞争、协作的粮食科技发展运行新机制,特别要重视提高粮食及粮食作物加工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鼓励、支持企业采取多种形式参与科技工作,承担各级政府的科研任务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三)严格保护耕地,提高耕地质量和产出率

耕地资源利用与保护政策要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在建设用地与农业用地上,要按照实行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要求,严格土地利用规划,完善非农占地的占补平衡、利益补偿和审批制度,遏制多占耕地的利益驱动,要把基本农田保护区落实到地块,建立档案,绘制成图,使每一块土地的信息公开透明,便于农民和社会监督,确保不跌破18亿亩耕地“红线”。其二,在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上,一些地区粮经争地的矛盾比较突出,要运用包括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在内的经济手段,使两类作物的种植基本做到收益均衡,并形成相对稳定的利益平衡机制。其三,在用地和养地上,要在政府扶持下,鼓励集体和农民投工投劳进行农田治理改造,引导农民运用综合农艺、生物和工程措施提高耕地质量,充分利用粮食产品优势区域布局规划的成果,改进耕地制度,优化种植结构,增加复种指数,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其四,在稳定农地权益上,要在《物权法》的框架下不断完善农地转包机制,以激发和释放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潜能为目标,以确立新型权利和收益分配结构为导向,首先在粮食主产区大胆推行形式多样的体现以人为本的农地制度改革试点,提高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提高管理水平,优化粮食生产扶持政策组合

在确保粮食生产保护总体水平的同时,必须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合适的粮食生产直接补贴方式,优化补贴的投入结构,提高补贴对粮食生产的综合效率。根据粮食供给的形势,充分利用绿箱政策的扶持政策,适度采用黄箱政策的保护措施,灵活选择不挂钩的固定补贴、不挂钩的差价补贴、挂钩的固定补贴和挂钩的差价补贴,或者灵活设计不同补贴方式的组合,以更好地达到政策的预期目标。同时,有意识地运用比较优势原则,要将补贴向种粮大户、种粮能手倾斜,向中高产农地倾斜,而不仅仅是粮食主产区,并注意设计好适当的补贴水平。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还要继续抓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效益农业、特色农业,提高优势农产品的竞争力。如果不惜一切代价,以补贴去鼓励所有人都去种粮食,就会导致粮价下滑,农业效益下降,所以,在将补贴重点倾向于种粮大户的同时,必须立足实际,发展具有当地特色和竞争比较优势的农业。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步入粮食生产保护的“积累莫返之害”。

(五)完善调控机制,在拓展国际空间中实现动态平衡

尽管我国粮食安全战略要立足国内,但这并不意味着与国际市场的封闭,相反,由于我国已由过去的农产品净出口国转变为农产品需求存在缺口的国家,所以必须着力完善农产品进出口宏观调控机制,以科学合理的农产品进出口结构安排,在农产品国家贸易中有效缓解我国耕地、淡水等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为此,要协调好粮食进出口政策与国内粮食政策,提高粮食进出口的运作效率,防止粮食的进出口方向与国内的供需实际严重脱节,防止出现“逆向调节”,并进一步改革粮食进口体制,掌握好进口时机,弱化我国进口粮食的“大国效应”。打破多部门分割管理体制,建立从生产、市场到对外贸易统一协调的管理体制,形成为农产品出口提供从生产、加工、检疫、出口一体化服务的运行机制,建立宏观调控部门与农产品进口管理部门之间的高效互动机制,实现对粮食进口的宏观调控目标。同时,在借鉴我国大豆产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大对农产品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力度,建立健全贯穿于粮食产业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粮食安全预警机制,以防范和遏制农业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少数跨国公司控制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可能风险。

五、结语

粮食安全一直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防止经济转向过热和明显通胀的背景下,粮食安全不仅关乎口粮、生物能源材料来源,而且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直接关系着宏观调控目标尤其是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目标能否全面实现。所以,粮食安全的警钟必须始终长鸣。然而,在倡建生态文明的新时期,在全力保障粮食安全的过程中,诸如面源污染等潜藏着的生态威胁绝不容忽视,对此,必须积极推进粮食安全保障路径创新,实现数量安全与生态安全有机兼顾、协调推进,以有力的政策优化组合促成粮食安全走上持续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①丰志明：“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障”[J]，《人口研究》2007年第2期。

②黄季焜：“中国的食物安全问题”[J]，《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第10期。

③柯炳生：“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战略思考及其政策建议”[J]，《改革》2006年第2期。

④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⑤余方镇：“我国粮食安全的经济与生态合理性研究”[J]，《生态经济》2007年第1期。

⑥曾纪发：“粮食安全与财政对策思考”[J]，《经济研究参考》2007年第3期。

⑦张晓山：“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J]，《农村工作通讯》2007年第12期。

⑧朱晶：“农业公共投资、竞争力与粮食安全”[J]，《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

北京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路径 篇3

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北京更新了总共6个版本的城市总体规划，从最初“摊大饼”式的建设格局，逐渐向“两轴-两带-多中心”发展。规划建设特有的“北京速度”为其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也在困扰着北京的发展。解决这些问题有赖于城市功能结构的调整，打造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目标。目前，北京在拥有国内超一流的教育、科研资源的条件下，科技创新对于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仍然明显不足，社会各界不得不重新审视原有规划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其主要特征。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工作时指出，北京要坚持和强化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1]。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北京新的战略定位[2]，也是北京作为首都的一项核心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工作之前，北京没有明确提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在北京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如何看待科技创新的地位和作用？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北京如何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如何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宜居城市等目标相协调，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为此，需要从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历史说起。

一、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五个历史阶段及对城市创新功能的定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北京历次城市发展战略方针的调整，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可以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一）初步建立现代工业化城市阶段，提出北京为文化、科学、艺术中心（1949-1979）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49年5月组建了“都市计划委员会”，邀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参加北京的城市规划工作。当时，中苏专家一致认为，北京的城市性质除了是全国的行政中心外，还应是文化、科学、艺术中心，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城市。随后，1953年，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第一稿，即《改建和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出台，以此确定了北京以旧城为城市中心，城市空间结构采取“分散组团”的布局模式。此后，北京进行了数次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中央对北京城市的性质定位、空间布局，涵盖了政治、文化、经济等多个中心。

这一阶段，北京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发展时期，布局了一批大型的工业企业。比如，1966年在原石景山钢铁厂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建立了首都钢铁公司；1967年建立了中国特大型石油化工联合企业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等。同时，人口规模也迅速增长到特大城市的规模，从1949年的209.2万人到1982年增长至935万人。

从建国初期的北京城市规划思路中可以看出，北京原本就被定义为科学中心，只是一方面没有将科学与创新联系起来，提出科技创新中心；另一方面，当时强调工业化和生产型城市建设，科技在北京城市功能定位中没有占据突出和重要位置。

（二）着力打造政治、文化中心阶段，中关村等创新聚集区初步显现（1980-199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加强了对北京工作的领导。1980年4月，中央书记处分析了首都的特点，总结了历史经验，作出了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重要指示。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明确指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是我国进行国际交往的中心。中央书记处认为，在考虑究竟要把首都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时，应该有四条指导思想，其中第三条即是要把北京建成全国科学、文化、技术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第一流的城市，并且在世界上也是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3年批复的总体规划中，确定北京的城市性质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不再提“经济中心”和“现代化工业基地”；由于科技和文化往往很难分割，因此可以看作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对于建设科技中心也有了进一步的重视。

在这一发展阶段中，北京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飞速发展：交通方面，1987年京石高速公路一、二期通车，成为北京第一条全封闭、全立交的高等级公路；1990年竣工的京津塘高速公路通车，成为我国第一条跨省市高速公路，环线地铁也于1981年基本建成。同时，长城饭店、昆仑饭店、王府饭店等一批五星级饭店分别于80年代中后期建成；高208米的京广中心大厦开工于1986年，1990年建成，成为北京最高的建筑和首都的“地标”。为迎接第十一届亚运会，80年代后期，北京又陆续建成了亚运村及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月坛体育馆、先农坛体育馆等十多个体育场馆，在打造“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硬件建设方面，北京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开始结合，中关村等创新聚集区初步显现。1980年10月23日，此前曾两次到美国硅谷考察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春先与6名科技人员一起，在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的支持下，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一举动拉开了科技人员面向市场、自主创业的序幕。1984年前后，中关村地区有了一批“下海”经商的科技人员，他们通过创办民营科技企业的方式，探索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途径。发展到1987年，以“两通两海”（四通公司、信通公司、科海公司、京海公司）为代表的近百家科技企业聚集在自白石桥起沿白颐路（今中关村大街）向北至成府路和中关村路至海淀路一带、东至学院路，形成大写的英文字母“F”型地区，被人们称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3]。

（三）控制城市规模过快增长、提升城市发展质量阶段，提出建立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的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1991-2000）

经过改革开放十多年的发展，北京人口增速过快、城市中心区过度聚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压力巨大等问题开始逐步凸显。1993年，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市第五次（1991年-2010年）总体规划。在这一版的规划中，提出了两个战略转移的方针，即：城市建设重点从市区向远郊区转移；市区建设从外延扩展向全面调整改造转移。规划强调市区不再扩大规模，而是在市区外围建设卫星城，以疏散中心城市过密的人口和产业。同时，对北京的城市性质在上一版城市规划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基础上，增加了“世界著名的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反映了随着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对外交流的增多，北京日益向国外发达城市靠拢，注重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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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和发展城市经济存在明显矛盾的背景下，1992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成并开始招商，开始建立现代制造业基地。1998年初，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立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第三产业发达，经济结构合理的高效益、高素质的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

这一时期，一方面北京产业发展逐步实现升级，1993到2002年的十年间，在制造业总就业人口减少到48万的同时，社会服务业增加了48万，城市发展的质量有所提升。另一方面，北京日益认识到科技创新的作用。1988年5月10日，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规定以中关村地区为中心，在北京市海淀区划出100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建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此举标志着我国第一个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正式诞生。之后，在这一区域崛起了搜狐、新浪等国内首批互联网企业，初步形成了若干有代表性的产业集群。

（四）奥运会前，城市建设加速发展阶段，提出“科技奥运”的建设目标（2001-2008）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提出举办包括“科技奥运”在内的“三个奥运”目标。与此同时，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开始酝酿。由于1993年版的总体规划确定的2010年完成的大部分发展目标都已经提前实现，规划空间容量趋于饱和，难以再容纳更多新的城市功能，但是新的问题却不断出现。为此，2003年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将北京定位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首次提出“宜居城市”。而对于科技创新，仍然定位在相对次要的城市发展目标之中。

这一阶段，北京城市建设开始向人文化、科技化、高端化和精致化转型。北京新修建了数条地铁线路，新建了大量地标性建筑。同时，现代服务业体系基本形成：奥运经济、高科技经济、总部经济、创意经济、知识经济、服务经济的发展，除吸引了高层次人才来京工作外，也吸引了新毕业的大学生留京或来京工作。北京人口规模再次快速增长，截止到2008年底，常住人口达到1695万。

在新增的人口中，有不少是从事新兴信息产业方面的人才。在这一时期，1999年成立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创新驱动效果显著，很快崛起了电子信息、软件、生物制药等多个有代表性的产业集群及相应的一批龙头企业。

（五）后奥运时代，是“大城市病”大规模集中爆发的阶段，先后提出建设“科技北京”和“全国科技创新中心”（2009-）

北京奥运给北京的城市发展带来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理念深入人心。奥运会后，北京市委市政府延续了这一思路，提出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目标，力争使这一国际化的治理理念成为北京的长远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奥运会前，北京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庞大的就业人口，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已经初显端倪，以至于不得不采取单双号限行等非常规措施，维持奥运期间良好的城市环境。奥运会后，北京人口规模开始向2000万逼近，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大城市病”大规模集中爆发。中央对北京的城市发展作出了“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重要指示。特别是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时指出，北京要坚持和强化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

综上，在北京既有的发展理念之中，已经有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北京）的目标。从疏解非首都功能、强化核心功能的角度考量，中央又对北京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作出了明确指示。

目前，科技创新对首都经济的驱动作用日渐增强，尤其是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已经形成了“一区十六园”的格局；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卫星导航、蛋白质研制等技术达到国家乃至世界先进水平。中关村的技术企业数量、经济总量、创新实力等位列全国高新区之首。根据“科技北京”行动计划，北京将集中力量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8大产业，集中支持一批产学研用项目，力争在重大关键技术上形成突破。同时，推广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能带动形成新的市场需求、改善民生的成熟技术和产品，提升科技惠民能力。可以预期，在首都经济处于结构升级、质量提升的关键阶段，科技创新将会进一步带动北京城市发展质量显著提升。

二、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历史的启示及当前科技创新面临的核心问题

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历史表明，科技中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规划设计一直就有的发展目标，需要补齐短板的是重视程度。有一段时间，重视程度不够，主要表现是：一方面，仅将其作为次要目标，和“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总体定位远不在同一层面；另一方面，以往更多地强调了科学，很少把“科技”与“创新”结合起来。

在国民经济面临转型升级，亟需创新驱动的背景下，在北京城市不断碰撞，“大城市病”大规模集中爆发的历史阶段，北京确立的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前，北京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已有一定基础，但是也面临一些问题。

（一）研发投入结构不尽合理

研发投入可以概括为基础研究投入和应用研究投入两大类。基础研究是指认识自然和社会现象、揭示自然和社会规律，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的研究活动。一项突破性的基础研究往往能够推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发达国家基础研发投入水平一般占研发投入总额的15%-20%。而北京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支出的比例仅为11.8%，明显偏低。加强基础研究是提高北京原始性创新能力、积累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是北京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根本动力和源泉。

（二）企业研发投入严重不足

据统计，2012年，在北京研发经费支出中，企业研发投入仅占35%左右。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北京的企业研发经费总量排名全国第六。根据熊彼特的理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然而，由于复杂的体制机制问题，北京的企业在研发方面的动力明显不足。据统计，北京的企业与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开展合作的项目占比仅为8.6%，比上海低1.3个百分点。2012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占园区总收入的比重仅为3.67%，与美国硅谷的12%相比差距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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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发投入产出效率不高

2012年，北京市每亿元研发经费所带来的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量仅为87件，不仅低于天津的114件、上海的122件，更是远远低于浙江的345件和江苏的367件，单位投入的知识产权产出能力明显不强。总体来看，北京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但科技创新质量有待提高。这是北京在进入发达经济初级阶段后，在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方面的重要特征。

三、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对策

从城市整体发展的角度分析，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重点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营建科研环境和创新氛围

北京科技基础设施和研究环境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明显差距；科研创新环境有待改善，科学争鸣和学术批评的氛围亟待加强，亟需大力营建科研环境和创新氛围，给予科研人员足够的尊严，使其衣食无忧，专心于学术研究，推动原创能力的提高。

（二）加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有效提升科技创新与经济实践结合

北京需要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成果转化路径，目前至少应在以下三方面作出努力：首先，政府部门自身需要理顺管理机制，加强部门之间的统筹协同，在资源配置、任务部署等方面，形成共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合力；其次，需要积极推动市场化手段的应用。大力建设技术交易服务和保障体系，打造具有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科技成果交易中心。加快科技服务人才的储备，培育一批科技中介机构和技术经纪人；最后，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组织高校和科研院所发布科技成果，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业技术人员在职和离岗创业，推动科技成果与产业、企业需求有效对接。

（三）推动国有企业理顺体制机制，调动企业研发投入的主观意愿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其中，国有独资和控股的大型企业（集团），特别是中央在京企业是北京经济发展的支柱，在创新发展方面扮演着“生力军”的角色。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北京的国有企业以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为手段，推动了工业体系的初步形成。改革开放后的30年，虽然有一些国有企业关停并转，但是仍有很多国有企业在推进产业结构高端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时期，调动国有企业投入研发创新，关键是要理顺相关的责任机制，使国有企业具有更大的动力，全力参与研发创新。当然，国有企业也应抓住历史机遇，通过推动混合所有制、提供技术服务等方式，引导技术创新资源的合理流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带动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协同创新，共同发展。

（四）进一步向民营经济放开准入门槛，调动民营企业参与科技创新的积极性

相较于沿海发达省份，北京研发投入产出效率不高，究其原因，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垄断是原因之一。江苏、浙江等沿海发达省份的经验表明，进一步向民营经济放开准入门槛可以有效激活市场活力，推动企业积极参与科技创新。因此，政府应当更为积极主动地解决民营企业遇到的问题，比如融资难、融资慢等问题，给予民营企业平等的竞争机会，为其提供一个阳光的创业环境。

参考文献：

[1] 王安顺.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北京日报》.2015-02-03

[2] 申建军，王金波.全面创新与“高精尖”升级——北京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必由之路.北京观察.2015（1）：14-17

[3] 刘字濠，曾国屏.创新集群理论视角及中关村、张江和深圳高新区发展路径比较. 特区经济. 2012，（10）：243-245

（责任编辑：李静敏）

创新型国家的路径研究 篇4

1.2技术创新通过新产品的研发和推广会改变需求结构，进而提升产业结构升级需求是技术创新的.根源动力，有市场需求才会有潜在的商业价值，才会激发技术创新的热情。技术创新的新产品或新工艺等，因为对原有的产品或者工艺进行了改良或者提升，性能更好，功能更强，满足了市场的新需求，所以会导致需求结构发生改变。当技术创新结果是降低了成本，给人们带来更大便利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人需求创新结果。

1.3技术创新会使产业结构中主导产业发生变化当今已经迈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必须依靠高精尖技术产业渗透性强、产业附加值高、技术创新性强的特点，大力支持科技创新，使其代替传统工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引领其他产业发展。

2北京市工业整体情况及面临的困难

北京市工业，从总体上看处于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推进的阶段，工业的总体规模处于稳步增长之中。年末，北京市工业企业数量达3.4万家，从业人员154.7万人，占全市从业人员的比重为13.6%;上缴税收1206.85亿元，占全市税收总额的11.5%。其中重点龙头企业建设成效显著。20，北京市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龙头型工业企业25家;从业人员仅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19.3%，实现工业总产值8871.4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51.1%，产值在10亿元和100亿元之间的企业有179家，实现工业总产值4154亿元，所占比重为23.9%。在取得较好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北京工业目前也面临诸多制约。首先，北京工业面临的环境资源约束越来越强，北京工业的万元产值、增加值取水量和能耗在逐年递减。其次，近年来北京市更加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投入了较多的资金和关注，而对工业的投入和重视程度则相对下降，对北京工业的发展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最后，由于北京与天津、河北在产业协同和区域配套上的不足，造成京津冀产业发展重点交叉，在部分产业及相关资源上竞争比较激烈，工业整体竞争力相对较弱。正是由于北京市工业产业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北京市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势在必行，这也是北京市经济发展中的一项战略任务。

3技术创新路径下北京市工业产业区域结构

为了更好地分析评价技术创新对北京市工业产业在空间结构上的影响作用，本文运用DEA模型，分析评价技术创新对北京市工业产业结构的作用机理。从北京市工业产业内部来看，技术创新有一些统计指标，其中R&D相关指标具有直观性和可评价性。模型一:衡量北京市各区县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我们选择新产品产值、专利申请数两项作为产出指标，R&D人员和R&D经费作为投入指标，以此建立CRS模型，具体数据情况如表1所示。

4北京市工业分行业技术创新情况分析

就北京市工业分行业来看，R&D经费内部支出超过5亿元的行业有9个。分别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9个行业R&D经费内部支出占北京市规模以上工业的84%。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的R&D经费投入强度处于北京市大类行业前三位，R&D经费投入强度分别为27.6%、8.2%、4.3%，高出全市的平均水平。汽车制造业R&D经费投入强度为0.7%，低于全市平均水平0.4个百分点;医药制造业R&D经费投入强度为2.2%，高出全市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部分传统行业R&D经费投入强度处于较低水平。食品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家具制造业、烟草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R&D经费投入强度均不高于0.5%。

参考文献:

[1]张许颖.“十一五”时期中国主导产业发展分析[J].理论与当代，(9).

[2]文魁，刘小畅.基于三螺旋理论的科技创新系统效率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5).

[3]张妙燕.科技园区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及其应用[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

[4]邬义钧.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和效益评价方法[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6).

研究生教育管理创新路径探析论文 篇5

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最重要路径之一。随着我国的高等教育步入后大众化时代，研究生教育实现了规模与质量的稳步增长，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逐渐凸显：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就业率不高甚至由于心理问题辍学、自杀等教育管理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科研功能的异化、招生培养制度的偏差以及科研评价考核的缺陷，要求我们必须从学术管理的视角出发，加强学术规范建设与学术道德教育，重视学术研究的价值重塑、招生与培养的策略调整。

一、质与量难以平衡：当前研究生教育管理的现状分析

研究生数量扩大，教育质量下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我国教育科技和文化体育事业发展较快，普通本专科在校生达2547.7万人。全年研究生招生62.1万人，在学研究生184.8万人，毕业生53.6万人。研究生规模的扩大，必然会给教育管理工作增加困难。同时，在教育资源不增加的状况下，研究生规模的膨胀，必然会使人均占有教育资源减少，从而直接影响研究生的教育质量。研究生生源构成复杂，群体结构多样。目前，研究生群体除统招的全日制研究生外，还有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职研究生，这使得研究生群体年龄呈多层次结构，有应届毕业生，也有三四十岁的中青年。同时，由于个人的社会背景、工作经历、婚姻状况等因素各不相同，各人的求学目的也不相同，反映在学习态度上，个体差异很大。这些无疑给教育管理工作带来很多不便之处。研究生就业形势严峻，内外部压力增大。近年来，研究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据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中心“中国研究生教育与学科专业评价”研究课题调查显示，目前我国近50所高校的研究生招生规模每年都在增长，部分高校的研究生规模已经超过本科生。但从2009年至今，研究生的就业率却连续多年低于本科生。可见，就业率与学历高低的正相关关系正日益消减。研究生扩招所伴生的严峻就业形势，使得高校和研究生个人所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毕业后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等现实问题让他们深感不安。这种对就业前景的焦虑情绪，必然会导致自信心不足，甚至产生自卑心理。研究生的就业形势严峻、心理压力大，必然又会给管理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二、培养与需求相对错位：当前研究生教育管理的问题解读

目前，研究生教育管理所呈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管理过程行政色彩浓，缺乏学术管理的要素。目前，高校的研究生管理普遍采用“导师负责学术培养，行政管理人员负责教育管理”的模式。在培养过程中，行政管理人员往往好以行政化的理念对研究生进行教育管理，忽视了研究生的实际需求。加上有的管理人员知识结构不健全，或多或少缺乏本学科的相关专业知识以及纯正的管理知识，从而影响了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导师队伍相对松散，教学管理存在漏洞。不可否认，大多数教师都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但也有一部分教师，因为各种原因，教学过程中往往处于应付状态，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同时，在课程考核中，由于学校往往要求教师不要为难学生，能放则放，这就使得教师在平时授课时没有竞争性，从而也就没有积极性。过程考核不严谨，学术评价缺失。当前我国高校普遍未建立有效的研究生培养过程监控(考核)体系，特别是对院、系研究生教育的学术评价缺失。从研究生的培养过程来看，负责培养的院系往往对研究生教育的自评与自我监控积极性不高，研究生的教育质量也因此难以保证。培养过程监控的缺乏直接导致不少高校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令人担忧，研究生论文的学术性、创新性降低，仅靠后期的专家外审等形式去保障论文质量往往显得苍白无力，过程与结果的学术评价亟须改进。教学模式单一，培养过程问题突出。目前，不少高校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问题频发：研究生教学模式单一，缺乏研究生的探索性学习;教育理念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知识传授为主;教学方法与本科雷同，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当演员，学生当观众;课程体系不完备，导师个人的研究偏好多，学科领域内的前沿成果少，难以培养出研究生的学术探究精神……所有这些都制约了研究生创造力的发展，使研究生知识面狭窄，适应能力不强。

三、群体管理优化：学校研究生教育管理的宏观变革

从研究生培养目标中的学术性和创新性来看，学校首先要重视其学术性培养的群体性，从学校层面构建立体式的培养模式，同时，还要重视激发其个体的创新性，从培养理念、培养方式、评价体系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变革教育管理过程。优化资源配置，为研究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良好的软硬件科研环境有利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高。同时，学校还应出台相关的机制来激发研究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开设学术沙龙，促进学术交流。经常开展学术活动有利于研究生掌握创新理论和方法，引导研究生大胆质疑、深刻思考，并且及时掌握学术前沿知识。对学习优秀、科研成果突出的研究生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并且将研究生创新能力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列入研究生综合考核中，形成一种激励创新、崇尚创新的环境和氛围。改进课程管理，完善研究生考核评估机制。首先，建立任课教师资格认定。教师是文化知识的传播者，对研究生教育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在选定研究生教师时必须要有严格的资格认定。研究生任课教师应该对教学工作有责任心、使命感，教学态度认真，能坚持开展与学科相关的活动等等。唯有如此，才具有研究生任课教师资格。其次，严格考核课程。目前，研究生考核流程简单化，主要以完成本学科的一篇论文为主要考核项目，且考核结果往往是皆大欢喜。这种考核机制流于形式，有碍于研究生质量的提高。当然，不管采取何种考核方式，都应该有严格标准，并有相应的规范的成绩管理制度与之配套。健全管理体制，加强管理人员队伍建设。人是管理的核心，要使一个系统稳定且有活力，必须输入动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动力。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必须是在思想觉悟、文化水平、工作作风和业务能力等方面都优秀的人员，这样才能适应研究生管理工作。为此，有关部门应该做到：

(1)引进合格的、不同专业的复合型人才。

(2)对现有管理人员加以培养，提高他们的现代管理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

(3)要举贤用能，知人善任，使每个人都明确权、责、利相一致的原则，赏罚分明。总之，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应该有强烈的责任感，同心协力，做好研究生管理工作。

四、个体引导创新：学校研究生教育管理的微观调整

创新型国家的路径研究 篇6

积极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研究环境--记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揭晓,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陈均远教授、云南大学侯先光教授和西北大学舒德干教授共同完成的“澄江化石群和寒武纪大爆发”获得本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三位获奖者因贡献杰出并列第一分享这一荣誉,在我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评奖史上尚属首次,引人瞩目.

作 者：刘羽 姚玉鹏 柴育成 作者单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北京,100085刊 名：中国科学基金 ISTIC PKU英文刊名：BULLETIN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年，卷(期)：18(4)分类号：关键词：

创新型国家的路径研究 篇7

理论与实践证明,创新扩散的作用比创新本身更加重要,创新对经济的影响是通过创新扩散来实现的[1]。技术创新扩散促进了区域产业集群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的提升[2]。高新区的技术创新扩散不仅促进本身的创新与发展,而且通过扩散与辐射带动周边乃至整个地区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长沙高新区是湖南高新区发展的标杆,是推动长沙乃至湖南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本文以长沙高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技术流向的视角,探讨其多元技术创新扩散的路径。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关于创新扩散路径的研究,学者们主要在知识扩散和技术扩散两方面展开研究。

1.1 知识扩散路径

游静[3]以多个主体参与的信息系统集成项目为研究对象,对各主体之间知识扩散的路径了进行研究。杨菊萍,贾生华[4]研究发现龙头企业知识扩散的路径与吸收其知识的企业的吸收能力应当匹配。苏长青[5]以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为例,研究知识溢出的扩散路径、动态冲突与激励政策的选择。于海东[6]运用遗传算法建立了一个社会网络下的知识扩散路径优化模型。缪根红等[7]实证研究知识扩散路径与员工创新绩效的关系,认为知识扩散的路径要与员工的知识吸收能力相匹配。

1.2 技术扩散路径

Greve Henrich R和Seidel Marc-David L[8]认为创新成功来自创新质量的差异———早期的机会事件和随后依赖的扩散路径。栾贵勤等[9]分析了各种技术扩散的路径并结合我国低碳技术发展的现实情况,建立了一个低碳技术扩散的四轮驱动模型。张红芳,郭立宏[10]建立了一个经济增长与创新相互决定的反馈激励模型,从市场化的角度解释陕西省技术创新扩散的路径。周丹,郭万山[11]以辽宁装备制造业为对象,研究非均衡条件下多元技术扩散的路径。张海洋[12]基于技术扩散行为主体的视角研究外资技术扩散的制约因素、促进外资技术扩散和加快湖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路径。李平[13]探讨了国际技术扩散的路径以及各种可能的方式。伍江[14]构建了一个以Spengler纵向一体化模型为基础的技术圈定模型,研究产品内分工背景下不同国家之间技术扩散的条件。王永强,朱玉春[15]以农业技术为研究生对象,对其技术扩散路径中的障碍因素进行分析。夏维力,孙晓菲[16]从微观角度研究了高新技术企业的产业创新路径。荣鹏飞,葛玉辉[17]研究了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路径的选择策略,提出通过技术转让、技术扩散和技术创造实现新产品开发。Gulati Girish J和Yates David J[18]在研究宽带技术扩散时提出根据一个国家的技术发展水平,需要不同的策略,以广泛的可用性和使用宽带的路径。

综上所述,研究创新扩散路径的文献并不多,而对高新区技术创新扩散路径的研究文献尚未发现。

2 长沙高新区多元技术创新扩散现状

长沙高新区创建于1988年10月,是国务院首批27个国家级高新区之一。经过多年发展,长沙高新区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145个国家级高新区中排名第14位,综合创新能力名列第9位,在中部13个国家级高新区中综合经济实力名列第2位,7次被评为全国先进高新区。2009年以来,长沙高新区先后获批9个国家级创新型科技园区之一,3个国家级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高新区之一,15个国家级科技服务体系试点园区之一和湖南省首个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2014年底,以长沙高新区为龙头的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正式获批,标志着长沙高新区进入国家级高新区的“第一方阵”。长沙高新区目前已成为长株潭两型社会和长沙创新型城市建设核心区。

2013年,长沙高新区入园企业共6000多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846家。全年总产值32071632万元,其中技术性收入1624637万元(表1)。从表1可以看出,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数、年总产值连续8年增长;出口额除2009年外7年连续增长。但技术性收入波动频繁且幅度比较大,2009年最少。技术性收入占总产值的比例依次为3.91%、2.44%、0.98%、0.51%、2.59%、1.51%、3.25%和5.07%。该比例说明,长沙高新区技术创新扩散主要是通过产品扩散,纯技术扩散所占比例相当低。在复杂的市场激烈竞争环境下,为了高新区及其企业的发展,应解放思想、拓展技术创新扩散渠道,进一步加强创新技术的扩散。

数据来源:2007-2014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3 长沙高新区多元技术创新扩散主要路径

长沙高新区目前多元技术创新扩散的主要途径包括园区内企业自主创新扩散、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创新扩散以及人员流动导致的技术创新扩散等。

3.1 园区内企业的自主扩散

技术扩散可以是无形的技术,也可以是有形的产品。对于前者,因担心助长了竞争对手,企业总有所保留;对于后者,因为创新产品的销售能够带来利润,企业乐于扩散。所以企业会通过网站、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和公益活动等各种渠道和形式向外推广其创新产品。随着产品的销售,附加在产品的技术随之扩散,这是企业技术扩散的最主要路径。

企业自主扩散是高新区技术创新扩散最主要途径,其结构如图1所示。首先,企业在研发过程中,在搜集市场需求信息开展研发的同时,有部分其他企业的相关技术会被引进,有部分隐性知识被吸收,同时包含某些技术的原材料、半成品或产品零部件被企业或其分、子公司采购。其次,企业研发部门研发成功的技术流入本企业的生产部门及其分、子公司。再次,园区内企业生产部门与园区外分、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或零部件相互流通,技术自然相互扩散。最后,园区内企业与其分、子公司生产或组装的产品进入市场,创新技术随之扩散到目标市场。

3.2 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创新扩散

任何一个高新区,周边都有多所高校或科研院所。长沙高新区内汇集了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等高校和长沙矿冶研究院、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湖南化工研究院等科研院所。在高新区,科研机构的技术扩散有其独特的路径(如图2)。首先,产学研合作。众所周知,高校和科研院所有着强大的科研队伍以及科研能力。这些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与园区内企业有着各种形式的联系与服务。其中最常见的是他们和园区内的企业进行产学研合作。随着合作的开展,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创新技术随之扩散到园区的合作企业,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成功推向市场后,相应的创新技术随之扩散到市场。其次,企业经营。高校和科研院所所在的单位或个人,在园区内成立自己的企业,将自己的研发技术及其产品商业化后扩散到市场。在长沙高新区最为成功的有博云新材、隆平高科、山河智能等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以及光琇高新等非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当然,园区内的自己企业与园区外的他人企业之间可能属于同一产业链的上下端或者需要对方的产品作为自己研发产品的零部件而存在产品流动,或者二者之间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技术创新扩散在相互之间进行。

3.3 人员流动导致的技术创新扩散

无论是技术的研发,还是产品的设计与生产,都离不开人的操作。虽然各个企业对于技术管理严格实行保密制度;对于关键的人员实行股权激励等优厚待遇以保留在企业继续努力工作。但是由于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冲突或者个人职业规划的需要等原因,部分研发或生产岗位核心人员的离职,自然将无形的技术或者隐性的知识带走,从而使创新技术扩散到园区内外其他企业。首先,因企业技术骨干离职导致技术创新扩散。这里有两种比较典型情形:其一,到园区外另起炉灶;其二,任职新的企业。企业技术骨干离职使园区内企业的创新技术很快流入市场。其次,普通员工的流动导致技术创新扩散。虽然普通员工对技术扩散影响没有核心人员影响那么大,但也会引起创新技术的扩散。第三,口头传播扩散。因为园区内企业高度集中,不同企业工作人员间各种形式的接触与交往不可避免。这种正常的人员交流以口头传播的方式进一步促进创新技术的扩散。这些技术创新扩散的途径,从企业的角度将是不利的,也是难以避免的;但从整个园区乃至整个地区的技术与经济发展来看,是有利的,有利于地区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增长。

4 长沙高新区多元技术创新扩散新路径

长沙高新区为了进一步创造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在技术创新扩散过程中应转变思想。企业对于创新技术总是爱不释手。然而当今技术更新换代非常快,技术寿命非常短。笔者认为在产品扩散的同时伴随适当的技术转让,不仅可以快速回收技术创新成本,还可以促进企业进一步技术创新。具体做法就是,类似于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企业应在销售产品的同时,将相对落后的技术转移出去,并进一步开发新技术以升级换代,从而带动企业乃至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如今,人际关系和网络在知识转移与技术扩散中具有重要作用,供给方的因素显著影响扩散路径[19]。高新区在继续优化现有的创新扩散路径外,还可以探索一下通过建立或整合各种创新平台实现多元技术创新扩散的新路径。

4.1 通过高新区创新扩散网络综合平台扩散

高新区作为一个小的区域系统,技术创新是其生命所在。正因为如此,高新区管委会及其区内企业,都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同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各级机构对于技术创新扩散重视程度不够。正如前文所论述,技术创新扩散有利于技术创新。作为高科技技术创新的高新区应该在一手抓技术创新的同时,另一手抓技术创新扩散。众所周知,技术创新扩散通过大众传媒与口头传播。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形形色色的广告随处可见。长沙高新区自然也开展包括网络宣传在内的各种广告与宣传,比如有自己的门户网站。然而,现有的网站包含的栏目及内容看,主要介绍相关政策、新闻等,对技术创新扩散似乎意义不大。例如,高新区现有6000多家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也846家,但长沙高新区科技服务与产业发展网仅有23家高新区企业网站链接。为了促进整个高新区技术创新及扩散,作为高新区管理者的管委会,应充分协调政府、园区内所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并调动其积极性,建立一个高新区技术创新扩散网络综合平台。这个平台依托在高新区门户网站,包含六大板块:创新需求信息平台、创新资源共享平台、创新主体交流平台、创新成果展示平台、政府政策支持平台以及中介机构服务平台。

4.1.1 创新成果展示平台。

创新成果展示平台展示整个高新区企业的创新成果,是一个成果数据库在网上的对外展示。它是一个活广告,不仅用事实与数据说明高新区的整体实力,而且有利于高新区多元技术对内与对外的扩散。同时,它是一张光荣榜,对园区内的所有企业是一种鼓励与鞭策,促使这些企业不断创新。

4.1.2 创新需求信息平台。

企业技术创新无论是原始创新、集成创新还是引进吸收后再创新,或多或少都需要外部企业相关技术。企业一方面自己寻找相关技术与合作伙伴,另一方面通过创新需求信息平台向外发布本企业创新需求,有利于外部技术的及时吸引进入。因为任何企业创新成功后,自然也想利润最大化,推销自己的产品及技术。技术供给企业不必一家一家上网查询,在一个高新区综合信息平台就可以查询多家企业的需求,这对需求双方都是有益的。

4.1.3 创新资源共享平台。

企业在进行创新过程中,需要人力资源、相关科研资料等。建立创新资源共享这个平台,可以整合整个高新区的各类技术人才数据库,尤其是高校、科研院所相关研究人员数据库。购置科技论文数据库,方便相关研究人员及时了解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也让溢出的隐性知识流扩散到高新区内。

4.1.4 创新主体交流平台。

知识外溢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企业在科技园的位置影响创新扩散与研发合作的效果[20]。在高新区技术创新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为此建立一个类似“人大经济论坛”之类的交流平台,供创新主体之间的交流与讨论。为了方便科研人员就某一具体问题讨论,可以分成不同行业或领域板块,如长沙高新区分六大重点产业加其它等七大板块。内部科研人员的具体问题的交流,使得隐性知识与技术在高新区内相互扩散。当然,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吸引外部人员参与讨论与交流。

4.1.5 政府政策支持平台。

国家与地方政府对于高新区及其企业的技术创新与扩散有诸多优惠政策,各高新区管委会为了本区的发展也制定一些激励机制与措施。长沙高新区在现有的激励机制与措施基础上,还可以建立诸如多任务锦标激励机制[21],在知识产权战略的平台之上建立相适应的技术创新扩散机制[22],加大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扩散的力度,同时规范各种路径的扩散行为。因此,在这个平台上,及时公布国家、湖南省、长沙市相关的政策与法规以及长沙高新区管委会技术创新扩散的激励措施等,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与扩散。

4.1.6 中介机构服务平台。

管委会在整个技术创新扩散过程中起到推拉作用。其中推是指推动高新区创新成果在高新区内的扩散以及向园区外扩散。所谓拉是指帮助高新区吸收各种隐性知识、相关技术,促使园区内企业技术创新成功。技术创新扩散很多时候离不开中介机构,或者,通过中介服务,能够很快实现预期目标。因为它们专业从事技术创新扩散中介服务,熟悉业务流程、相关政策与法规以及供需双方需求。当然,这种中介服务机构既包括属于高新区管辖的,也包括园区外的。管委会审核资质加强管理,企业和中介机构双向自主选择,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服务作用。

4.2 通过园区内产业集聚扩散平台扩散

长沙高新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园区内集聚6000多家企业并形成多个产业群,其中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新材料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为六大重点产业。每个产业内有多个企业形成的企业群体。例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经形成了以中联重科、威胜集团、金杯电工、日立电器、中冶长天、安淳高新、湘电水泵、金岭机床、有色重机、长沙机床厂等企业为核心的企业群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工程机械产业为特色的产业集群,涵盖新能源与环保设备、高压输送电设备、精密机床、大型水泵设备等高端装备与设备行业;电子信息产业聚集了威胜集团、湘邮科技、长城信息、拓维信息、Cisco、Motorola、Nokia、富士康、三辰卡通等软件研发、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和动漫原创制作的龙头骨干企业和世界500强企业;新材料产业形成了硬质合金材料、先进电池材料和复合材料三大特色优势产业。区内汇集了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湖南化工研究院、湖南科技开发院和长沙矿冶研究院等新材料科研单位,并建立了诸如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粉末冶金国家工程中心、储能材料国家工程中心、教育部电池材料工程中心等研发结构;生物医药产业集聚九芝堂、三诺生物、双鹤医药、康尔佳、隆平高科、光琇高新、大邦生物、惠霖生命等众多实力雄厚的企业并形成了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新能源产业聚集了科力远、科霸动力电池、红太阳光电、潇湘神光和神州光电等重点企业;节能环保产业依托威胜节能、恒宇节能、远能电力、中联环卫、佳宇环保、凯天环保、安淳高新等规模企业,逐步建立起环保技术、节能装备生产研发基地。

从上述重点产业聚集的企业来看,都具有扎实的科研实力和创新能力。企业的技术创新扩散促进各自整个产业的延伸。技术创新扩散的生命力来源于创新技术的溢出与创新技术的吸收两方面。知识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主要获取方式由自主创新逐步转向外部获取,而产业技术创新势与部门技术溢出能力相关[23]。高新区管委会在激励企业自发自主技术创新扩散的同时,考虑到高新区产业集群具有显著的独立性[24],可以充分整合资源、协调关系,为园区这些产业建立各自的产业集聚扩散平台。高新区借助这些平台促进园区内产业的技术创新扩散。一方面,管委会组织的各种形式的合作与交流,如组织同一产业的内部研讨会、外部产品与技术博览会、推介会等。产业内企业根据各自需求,主动模仿、引进吸收相关专业技术同时将自己创新技术适时扩散。另一方面,企业借助这种平台相互交流与合作,使得创新技术在相应的园区产业内进一步扩散。此外,专业的产业聚集扩散平台作为一个整体,和园区外的企业和市场进行信息发布,进一步促进创新扩散的加速。产业内企业在自主创新的同时,可能通过合作创新或者引进技术进行集成创新,这样技术从市场扩散到园区内产业平台中的企业。这些企业技术创新后通过产品销售或技术转移,使创新扩散到市场。

4.3 借助园区联盟对接扩散平台扩散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企业孤军奋战很难屹立于不败之地。为此,企业各种战略联盟与互惠合作等层出不穷。处于成长期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采用战略联盟式技术扩散模式[25]。长沙高新区为了进一步发展,建立园区之间战略联盟与互惠合作,实现技术对接扩散行之有效。

首先,长沙高新区自身是一区多园的架构。由于产业布局的设计,不同园区的产业不尽相同。对于企业而言,所应用的技术包括专业技术和具有共性的通用技术,其来源要么自己创新要么外部吸收。基于自身科研实力和研发成本的考虑,有相当部分企业选择模仿与引进吸收。同一园区产业群内的专业技术扩散主要通过企业以及上述产业集聚平台进行。在本高新区内的通用技术是可以在各个园区之间互通的。因此内部的园区-园区的共性技术扩散便可以进行,从经济的角度,内部交易可以让交易成本大为降低。

其次,湖南高新区较多,合作空间巨大。目前湖南省有五个国家级高新区和二个省级高新区,其他地州市还有很多各种级别的高新区,长沙高新区是湖南高新区的领头羊。每个高新区都非常希望引进先进技术。当然,长沙高新区内的企业一方面可以直接在各级高新区内设立相应的分、子公司;另一方面,和当地企业合作,包括业务外包、合作经营、技术转移、技术咨询、技术培训等技术服务活动。高新区鼓励园区企业这种技术扩散外,如果长沙高新区与湖南其他高新区之间建立区-区技术创新扩散战略联盟或者互惠合作关系,类似于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强有力的整体实力基础上与外部开展合作,势必能够获得更多的优惠,从而惠及园区内所有企业。这样,园区企业技术扩散将园区产业链外延,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地区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

5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