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聘金融公司的个人简历(精选8篇)
Mickey Rowlings
1001 East Sunrise Dr.,
Tucson, AZ 85718
Telephone No: 520-209-1023
Email id: mike_rowlings@gmail.com
OBJECTIVE :
Position as financial or investment advisor with a leading investment firm, specializ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large corporate assets.
CREDENTIALS :
CFP, 199
NASD 6 And 7
NASD 63
EXPERIENCE :
Financial Advisor, 1995 - Present
L.T.D. Consultants, Tuscon, AZ
Managed a six-figure diversified portfolio that has experienced at least 20% annual growth over the course of seven years. Conducted company research and analyzed profiles, identifying a number of startups that have yielded significant returns. Monitored account activity online.
Investment Analyst, 1989 - 1994
Hoover Associates, Portland, OR
Prepared investment analyses for clients, including several with more than $500M in total assets under management. Communicated with sell-side analysts and company management. Assessed economic trends. Selected and monitored investments in bonds, banks, automotives, and biotech.
EDUCATION :
University of Oregon, Eugene, OR
M.B.A., Finance, June 1994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TX
个人养老金融的定义从属于“养老金融”这一概念。目前, 尚未有严格的定义对“养老金融”和“个人养老金融”的内涵进行规范。中国养老金论坛提出了养老金融涵盖的一系列概念, 其中包括商业养老保险、养老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储蓄、养老信托等, 都是个人养老金融包含的内容。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中心孙博 (2015) 认为, “养老金融”是指围绕社会成员各种养老需求所进行的金融活动的总和, 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养老金金融, 指为储备养老资产进行的一系列金融活动, 包括养老金制度安排和养老金资产管理;二是养老服务金融, 指为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进行的金融服务活动;三是养老产业金融, 指为养老相关产业提供投融资支持的金融活动。[1]个人养老金融属于此概念的第二类含义, 提供个人养老金融产品的三大金融机构分别是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基金公司。
本文从两个角度界定保险公司发展的“个人养老金融产品”的范畴。第一, 从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三大支柱与金融业的关系 (表1) 来看, 保险类个人养老金融产品是保险公司参与其第三支柱“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交集, 为公众提供自愿参加、收益独享的养老保险产品, 目前以寿险为主要类型。第二, 国家老龄委提出的六大养老产业之一“老年金融理财业”, 在当今大金融资产管理的思路下, 养老保险产品更多地被纳入个人终身资产管理的范围, 养老金融是一种以养老为目的的个人金融服务。三大提供个人养老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中, 以风险管理、提供保障为目标的保险公司所提供的, 即是保险类个人养老金融产品。概括起来, 由保险公司开发的以获得退休金、提供养老保障为主要目的、客户自愿参加的商业保险, 即为保险类个人养老金融产品, 如表1所示。
保险公司发展和创新个人养老金融产品, 对养老制度的第三支柱而言, 有利于个人养老方式的多样化。纵向来看, 丰富了社会保障体系层次, 提高了养老保障的整体水平。保险公司发展养老金融产品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优化我国金融市场结构, 提升市场运行效率。在我国养老产业逐步发展的背景下, 养老保险产品创新可以联系与整合养老产业体系, 成为符合现阶段人口环境、经济状况的经济增长点。因此, 研究个人养老金融发展, 关注保险公司创新个人养老金融产品具有重要意义。
保险市场及学术界关注养老金融的热潮已有近十年之久, 但针对个人养老金融服务的研究尚不全面。对养老金融的研究过程中, 大多学者关注养老保险制度和保险资金进入养老产业的问题, 王新星 (2006) 对比总结了养老保险制度调整前后的变化[2], 郭凯 (2010) 分析了养老保险公司的商业运营模式[3], 陈谊娜 (2012) 提出全面加强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4], 刘永合 (2015) 探讨老龄化背景下的保险资金如何用于养老产业等[5]。而个人养老金融产品的发展现状和创新方向往往一笔带过。
在针对个人养老金融方面, 曹雪琴 (2008) 从现代养老金融基本模式出发, 考察投保型养老金融发展的制度建设[6]。高林 (2012) 认为我国保险公司开发的养老型金融产品具有“同质性高”、“偏离保险优势理念”以及“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缓慢”的缺点[7]。莫娇 (2014) 从老龄化背景下的家庭持有资产的角度研究,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家庭对保险产品的认识不足, 为金融机构发展商业养老保险提供未发掘的市场潜力的导向[8]。近些年, 针对商业银行拓展养老金融产品业务的文献研究较为丰富。高鹏 (2014) 针对交通银行、工商银行等推出的典型理财产品对比分析, 针对丰富性、创新性、保障功能不足等缺陷, 提出商业银行个人养老金融业务的未来发展对策建议[9]。冯丽英 (2015) 认为商业银行发展养老型理财产品具有技术、客户量、专业性等多元优势[10]。
可见, 现有对养老金融中养老金制度、产业资金运用与经营模式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 而个人养老金融产品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探讨商业银行应如何发展、创新个人养老金融产品, 相较而言, 缺少专门研究保险公司应如何发展创新个人养老金融产品的问题, 这也是本文专注研究的方向。本文从公众养老观念、政府法规政策、市场现有产品比较分析的角度, 结合养老产业兴起、保险资金进入养老产业的新环境, 研究保险类养老金融产品发展的现状、困境和机遇, 并提出创新方向和建议。
1 保险类个人养老金融产品的发展现状
1999年我国进入老龄化人口模式, 至今老龄人口正伴随高龄化、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问题向经济发展施加压力。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4年末我国60周岁以上的人口达到21242万人, 占比15.5%, 65周岁以上人口占比10.1%, 都远远超过联合国统计老龄化社会人口结构的标准 (分别为10%和7%) , 老年抚养比13.7%, 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近年来, 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发展养老金融, 缓解日益沉重的养老负担。养老金融作为养老服务业之一, 国务院及各级政府机构提出“引导和规范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开发适合老年人的理财、信贷、保险等产品”, “逐步放宽限制, 鼓励和支持保险资金投资养老服务领域。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为发挥消费的引领作用, 国家支持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鼓励保险机构开发更多适合医疗、养老、文化、旅游等行业和小微企业特点的保险险种”。在此背景下, 个人养老金融产品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1.1 养老保险公司快速成长
面对沉重的养老负担, 全国几家大型保险公司筹建各自的养老金管理公司, 服务于养老市场, 经营公司金融和个人金融业务。从平安养老、太平养老、国寿养老、长江养老保险公司营业收入趋势来看, 五年来产生数倍甚至十倍以上的增长。平安养老和太平养老分别对各自保险业务收入和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进行了统计。数据显示, 占据最大市场份额是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养老在近五年发展最为迅速, 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从不足1亿增长到近30亿人民币, 目前占据养老保险公司原保险业务规模第二位。平安养老保险公司保险业务收入从2010年42亿元, 2014年数额翻一倍以上达到近89亿人民币, 如图1所示。
1.2 产品类型繁多
保费总额的迅速增长伴随着寿险公司数量的增加, 同时保险类养老金融产品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由向日葵保险网提供的商业养老保险专题页面, 共列计40余家人寿保险公司提供养老保险产品, 诸如太平洋人寿、长城人寿、泰康人寿、平安人寿、中国人寿等。每一寿险公司都向公众提供数种保险计划, 按保障的特色分成消费型、津贴型、报销型、红利返还、期满返钱、保单贷款、体检可优惠等十余种类型, 保额十万到五十万不等, 甚至筛选标准细致到性别, 并针对不同年龄段筛选出相应适合的保险产品。
据平安养老、太平养老、国寿养老等大型养老保险提供的养老金产品信息表显示, 经人社厅函确认的养老金产品, 国寿养老有21种, 平安养老提供18种, 太平养老提供11种, 长江养老提供5种养老保障管理产品, 其中产品类型包括货币型、债券型、债权计划型、股票型、信托型以及混合型等。
如此看来, 中国的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产品市场正处于高度饱和、竞争激烈的状态, 细分市场的条款针对性的满足客户的特色需求, 是一个完全竞争的有效率的市场。
数据来源:各养老保险公司网站公开的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1.3 新型养老金融产品有所突破
长期护理险是对被保险人接受长期护理服务发生的费用进行补偿的保险。20世纪70年代最早在美国提出。相对于已有几百年历史的现代保险业, 护理保险是一种新兴产品, 引入我国才有10年时间, 一些养老保险公司对护理险有所开发和尝试。2005年1月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推出康宁长期看护健康保险是我国商业保险市场上第一款亿长期护理为主的商业性保险产品。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退出了“太平盛世附加老年护理保险”, 信诚人寿推出了“挚爱一生”附加女性保障长期护理保险[11]。现在在售的护理险还有中国人寿的“国寿信誉保险组合计划”, 依条款向被保险人提供重大疾病保险金、癌症关怀金等保障;中国人保健康的“人保健康美满一生保障计划”, 拥有长期护理金、健康维护金、老年护理金等多重保险责任。
“反向抵押贷款”保险是2003年时任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总裁孟晓苏曾提议设立的, 让拥有私人房产并愿意投保的老年居民享受“抵押房产、领取年金”的寿险。我国2005年在南京山刘元老年公寓首次推出“以房养老”产品。2013年9月13日中国政府网全文公布由国务院引发的《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提出“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2014年7月起, 我国“以房养老”保险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四城市试点;2015年3月, 幸福人寿保险公司推出“以房养老”保险, 截至2015年底, 全国共有45户家庭62人签约投保这一产品。
2 保险类养老金融产品存在的问题
从保险类个人养老金融产品的市场供给来看, 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险公司提供大量“各具特色”的保险产品, 而事实上, 看似多样的产品的功能同质化, 运作颇具争议, 产品的更新不能很好契合养老产业发展的环境, 存在的问题大致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传统养老险同质性强。目前保险类个人养老金融产品多数是传统的养老险, 包括分红型养老险、万能型寿险和投资性质的保险。和讯网提供的“养老险”产品信息显示, 共有50种养老险, 其中护理险2款, 老年意外险1种, 老年重疾险2种, 其余全部为一般的补充养老金保险, 也即传统的养老险。传统的养老保险对保障功能、风险和收益有不同的侧重, 一定程度上满足养老人群以收益、投资或保障为目的需求。
其次, 新兴产品开发不足。而市场上新兴的产品类型相对偏少, 护理险、重疾险以及“以房养老保险”或因开发难度、相关产业发展水平、市场接受程度等问题很少提供。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国寿鑫裕保险组合计划”为例, 以护理保险为主险, 附加分红老年进、重疾险、意外伤害险等多项条款, 被保险人须在男六十岁之前、女五十五岁之前参保, 而护理险的生效必须以特定疾病为条件。护理险通常以支付一定的护理费补偿为保障责任, 事实上, 护理险所涉及到医疗条件、房产社区、专业照护人员等现实因素, 往往难以满足急需照护的老人的需求, 因未获得照护、无法获得照护而不需要护理险, 即使参保也无从获得护理费补偿, 这一矛盾成为开发护理险的障碍。总的来说, 养老相关产业的发展尚未与养老险创新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另外新兴产品中争议颇多的“以房养老”产品, 自推出以来市场参与性并不高, 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以房养老”主要争议点在于, 如何从法律上界定老人是房屋的产权人, 房产价格如何确定等问题。杨金培 (2014) 认为, 由于此项业务盈利性不高, 对保险公司吸引力不够, 加上业务办理流程复杂, 有时可能涉及到抵押债务关系, 大量保险机构采取观望的态度。目前房地产市场并不是十分景气, 未来房地产发展前景不明朗,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保险公司推出以房养老产品的积极性[12]。
第三, 政策缺乏针对性。国家出台政策法规大多针对养老产业, 缺少针对性的支持养老服务金融产品创新的政策规制。某些法规政策的实行对商业养老金融创新模式设定了一定的障碍。例如, 为了约束保险公司以养老地产的名义销售商品房, 中国保监会要求保险公司不得参与以及土地开发, 受到政策法规的限制, 养老地产“只租不售”的模式使得养老地产的回收期拉长10年甚至20年, 为了规避政策限制, 泰康人寿和合众人寿通过提前销售与仍然在建的养老社区挂钩的保单, 提前收回现金流。中国台湾则采取“保险公司专注长期护理保险等产品设计, 投资REITs买断养老社区居住权, 收取会员费并开发保险客户的方式”。
3 机遇与建议
管理风险的不确定性是保险产品的主要目的, 对养老产品来说, 首要目标是保障功能的实现。养老的保障, 主要是养老资金的保障, 分红收益提升, 而且包含日常生活的保障。虽然市场已有种类繁多的具备养老性质的养老金融产品, 但目前我国社会年龄结构及家庭模式、养老体系不完善都对商业性个人养老金融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合众人寿董事长戴皓在2016年全国两会提案中表示, 截至2014年, 我国有21亿60岁以上老年人口, 占人口总数的15.5%, 其中将近4000万人是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据预测, 到2035年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 失能、半失能老人将会进一步增多, 加上由于疾病、意外带来的护理需求, 失能、半失能人群对长期护理需求很高。同时, 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社会保障制度等问题都体现了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因此, 对照护的现实需求不足, 受制于长期照护市场的供给低效率, 而巨大潜在需求的存在说明养老金融发展的重要机遇正待发掘。市场应当从保险资金的保障、养老照护的产业化发展。保险产品的收益性、流动性提高, 照护的专业化水平加强, 又涉及了投资、精算人才, 需要医疗、药物、器械、护理方面知识短板的弥补。而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 尚未考虑增加长期护理险种, “十三五”期间将研究失能老人养老问题。在国家尚未对长期护理制度完全开展的情况下, 发展长期护理险既是保险公司主营的保险产品创新的有益尝试, 也可作为保险公司介入养老地产、养老医疗照护产业的附属产品。通过市场的方式开发满足现代养老需求的产品, 发挥养老保险的保障功能, 形成相关养老产业和保险产品开发的相互促进, 是目前养老金融市场现有的保险机构提供的养老产品存在类型与功能单一的弊端, 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导向, 在养老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 保险公司的产品开发未能跟上养老产业的拓展。结合我国老年人口高龄化, 照护和医疗的需求增加的现状, 同时保险资金进入相关领域, 或是与地产、照护、医疗行业达成合作协议, 有发展医疗、照护与保险结合的条件。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保险机构个人养老金融业务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
3.1 产品完善
传统的商业养老保险仍然是保险类养老金融产品的主流, 在保险机构与地产、社区、消费等开发商的战略合作, 或自建完整体系的基础上推出长期护理保险产品是主要的发展方向。对于此类养老金融产品的创新, 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完善。
3.1.1 产业搭载产品, 产品引领产业
德国、日本将长期护理保险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美国则是由商业保险公司开发长期护理保险产品, 当被保险人进入需要护理的阶段, 入住保险公司认可的养老社区, 其护理费用将得到保险公司的报销, 或者保险公司直接提供护理服务。受制于保险商不得销售地产的政策局限, “只租不售”和“可租可售”的选择、“自建社区”和“合作开发”的选择需要相应的政策引导、市场导向。无可争辩的是保险公司与地产、医疗、餐饮等行业的结合, 形成新的养老产业生态圈, 向市场提供保障性养老生活模式是养老服务金融的重要创新方向。
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可以选择作为中介, 为医疗照护服务的供需双方提供中介服务, 养老地点仍在家中, 评估看护完成情况给予经济补贴。张佩等 (2014) 认为, 护理服务作为长期护理保险开发的产品可以分散和转移国家面临的基本养老保险压力, 对促进养老产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3]。养老保险公司自身进行保险资金投资相关养老产业, 可以从中筛选护理、医疗等服务的合作方, 借助长期护理、专业照护的产业发展平台, 向客户出售与本公司相关的护理险、重疾险;养老保险公司或可以投资养老社区的建设, 在疗养、度假等服务的基础上设计养老金保障产品, 满足老年人更高层次的养老需求。同时这也对养老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紧跟养老险创新的步伐提出了要求。这一相互促进关系重要意义在于发挥养老金融产品更新、创新作用、推动其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
3.1.2 其他服务与保险产品的结合
保险机构应在现有的保险产品基础上, 深入了解客户体验、售后和评价, 了解需求方对产品的满意度和潜在需求。不仅从产品属性上满足老年人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保险资产要求, 而且需要不断提升客户体验, 为养老人群提供专门服务, 例如老年客户减费让利、灵活营业时间、上门服务、24小时热线、健康顾问、法律顾问等增值服务。这要求保险机构切实落实社会责任感, 回归保险本身管理风险、降低损失的不确定性的内涵。为达到这一目的, 提供需求方真正需要的、满意的增值服务, 保险机构应完善CRM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产品开发保持专业化与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3.2 政策出台
现阶段公众普遍缺乏养老规划的意识, 养老储备方式也较为保守, 因此, 引导人们树立养老金融的意识, 需要依靠顶层设计推动养老服务金融的创新。
完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三大支柱中, 个人储蓄型养老方式作为第三支柱应发挥怎样的作用取决于前两大支柱的运作情况。只有国民基本养老保险提供给公众的养老支持明确了, 企业年金支柱建立、完善、发挥应有效用的前提下, 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补充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对养老金融的创新才能更具备针对性、有效性。
完善养老产业的顶层设计。养老金融业本身是养老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现有政策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养老产业, 这将涉及到保险、地产、护理等多个行业, 保险机构探索养老金融的创新需要结合相应行业的发展情况, 匹配保险类养老金融产品需求和产业所能提供的相应服务。
我性格开朗、思维活跃;待人真诚、可靠,做事有责任心,条理性强;易与人相处,对工作充满热情,任劳任怨,勤奋好学,敢挑重担,具有较强的团队精神和协调能力。
在校期间我努力学习,不断完善自己,同时还积极参与校内外各项活动,锻炼自己的社交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能够适应压力下的工作环境,同时拥有创新的活力精神,遇到问题我会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去解决。
我坚信,我会一直把这种在大学里养成的良好习惯持续维持在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的!再接再砺!!
(二)
本人性格开朗自信,严谨细心,责任心强,有创新能力。
有较强的专业技术能力,熟悉会计基本业务及税务流程,熟悉并熟练操作各类财务软件(如用友,金蝶等)及办公软件(Word,E某cel,PowerPoint)。
除了自身的专业知识外,还熟悉人事行政,经济法律,网络行销学,金融等方面的经济知识,灵活运用互联网,了解电子商务,能够有效利用互联网资源进行业务策划推广。还对PS,corelDRAW,都有一定的了解。
(三)
本人已有五年大公司会计工作经验,熟识及热爱此类工作。认真细心负责,学习能力强,能较快适应新环境。喜欢不断自我提升,通过自学现已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另目前也在学习英语专业大专自考课程。
应聘互联网公司的简历要注意以下几点:
1、最好有求职信,可以简要描述为什么对自己的职业做出这样的规划和选择。态度要诚恳,不夸张。因为作为你申请职位的面试官,他会希望看到你对这个职位的考虑和所期望的成长,以及对此的准备。
2、目前和互联网有哪些交集,并对这些交集做了哪些深入的研究与思考,以及这些研究和思考到底有多深入。作为一名想加入互联网行业的人,如果能够敏锐地从自己使用的`产品、待过的社区,和从自己的朋友亲人的使用体验中能够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和趋势,自己也能做一些研究和尝试,得出一些结论,并对这些结论进行有效的验证,这会让面试官觉得你足够留意你的互联网生活,并且是真的对互联网有兴趣。
3、拥有一段令你感到非常自豪的经历,并且这个经历让你有一些经验上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比如运营的微博,运营的微信公众帐号,甚至自己的旅行经历……要让面试官看到你对自己的生活敢于尝试。
上述宏观层面的研究争论很多, 然而在微观层面, 金融危机对财务理论的研究带来何种影响抑或研究机会, 我国公司又如何在未来的财务管理实务中汲取这场危机的教训, 本文将就这些问题展开探讨。
一、金融危机对财务理论研究的影响
1、有效市场理论和财务估价模型
流动性过剩导致资产价格飙升, 被部分学者认为是美国资产价格泡沫产生的原因。2008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报告数据显示:政府债务达到65.5万亿美元, 超过其GDP的4倍, 超过2008年全世界的生产总值。从中国的情况来看, 2006年年末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合计数为34.80万亿元, 2008年末达到47.84万亿元。而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 央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 到2009年10月本外币存款合计数已经达到60.08万亿元1。反映出货币投放速度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而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激增, 国内资本市场也迅速复苏。
我们知道, 很多因素决定着资产的价格。货币供应量仅是其中之一。货币供应量增加, 那么代表货币价格的利息率降低, 而资产价值等于收益除以利率, 因此会相应上涨。如果说美国金融危机前资本市场存在泡沫, 价格远高于价值, 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又是通过什么样的传导机制导致价格偏离价值?有效市场理论 (Fama, 1970) 分析资本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时, 仅考虑市场参与者行为对价格形成的影响, 并未考虑货币过度供应对价格的影响。Shleifer (2001) 提出有效市场 (即股票价格充分反应了全部信息) 得以成立的条件: (1) 所有的投资者都是理性的, (2) 即使有非理性的投资者, 他们的误买误卖的效应相抵。 (3) 如果还存在价格偏离, 那么市场中套利者的套利行为会将价格偏离消除。
如果将货币供应量剧增视作泡沫产生的导火索, 那么我们应该思考什么因素导致这样的信息没有能够充分的反映在股价上, 进而导致反应过度。行为金融学认为传统金融学的“完美套利”假设难以实现。因为现实市场中的套利行为受到很多条件限制并涉及到很多风险。如市场的流动性、交易成本以及套利者的禀赋等等。这些因素限制了在市场出现价格偏差时, 套利行为的实施及作用的发挥。那么在货币供应量增加的情况下, 到底哪些因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了市场的有效性, 值得我们思考。
货币供应量对财务理论的影响还体现在估价模型的应用。西方会计界对信息含量和信息反应程度的研究, 多从估值有用性角度展开2。自Ohlson (1995) 提出剩余收益定价模型 (Residual Income Valuation Model) , 认为股票价格可以表示为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函数, 随后的很多研究都基于该模型, 将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项目加以细分, 进而研究各项目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如Barth等 (1996) 、Eccher等 (1996) 和Nelson (1996) 分别检验了银行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的增量相关性, 三者均认为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相对于它们的账面价值具有增量的信息含量。而国内2006年颁布新会计准则, 首次将“公允价值”作为会计要素的一种计量属性”, 国内学者也大多采用Ohlson模型研究公允价值信息与股价的相关性 (路晓燕, 2008;朱凯, 2008) 。
如果我们依赖市场价格反应程度来判断会计信息是否具有决策相关性, 那么就要特别关注影响价格波动的宏观因素。如果央行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 那么资本市场上最直接的反应是股价上涨。在良好的盈利预期下,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可能与股票价格呈现正相关关系。然而一旦经济出现波动甚至危机, 股市大跌。在买盘谨慎的市场氛围下, 公允价值信息与股价的相关性是否会降低甚至消失?进而, 如果在货币供应量充裕的背景下, 我们发现公允价值信息对股价具有解释力, 那么究竟是公允价值信息本身对股价构成影响, 还是公允价值信息作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替代变量影响了股价?这些问题可能直接影响会计准则的修订, 所以值得认真研究。
这也引申到另一个问题, 我们能否将宏观经济因素纳入股价模型, 来更好地控制利率、通胀、经济周期等因素对资产价格的影响。Boudoukh等 (1994) 发现, 在通货膨胀期间, 周期性行业公司的股票价格跌幅要大于非周期性行业的公司股价跌幅。证明了宏观因素对不同类别公司的股价影响不同。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控制这些宏观因素, 在应用估价模型时就可能产生系统性偏差, 从而影响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2、投资者类别分析及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国内学界普遍将股票投资者分为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两类, 而对前者的定义包括券商、基金、企业法人等具备代理性质的投资者 (姚颐、刘志远, 2007;程书强, 2006) 。而实际上, 不同机构投资者的持股目的也可能有较大差异, 并对被投资公司的财务行为产生影响。国外的文献对投资者的类别就有更细致的分类方式。如Gedajovic (2001) 根据持股特征和目标的不同, 将日本公司股权投资者分为三种类型:稳定投资者 (s t a b l e i n v e s t o r) , 市场投资者 (m a r k e t investor) , 内部投资者 (insider investor) 。其中, 稳定投资者为交叉持股的法人, 持股目的是与被投资公司保持合作伙伴的战略关系。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即使被投资公司业绩波动、股价下跌都不会影响投资公司继续持股。研究发现, 稳定投资者股权比重与资本支出呈正相关关系, 表明稳定持股者由于与被投资者存在业务往来, 因此促使公司扩大生产规模并从中获益。此外, Wright (1995) 发现, 稳定的交叉持股公司在财务危机时刻比没有交叉持股的公司更能有效的规避破产。Hoshi (1991) 发现日本交叉持股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更低, 表明存在战略合作的交叉持股公司能够更好地克服融资约束。
自2005年以来, 我国上市公司交叉持股数量呈上升趋势, 截止金融危机爆发 (2007年年末) , 有492家上市公司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 占到同期主板上市公司总数的近三分之一。从投资公司与被投资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观察, 很多公司可能在原材料供应或销售渠道等方面存在业务往来, 但是由于信息披露所限, 研究者很难厘清这些公司的投资动机是否与券商、基金等其他机构投资者存在差别。金融危机爆发后, 国内股市跌幅较大, 部分上市公司陆续抛售了所持其他公司的股票。这也为我们考察投资者的投资目的提供了机会。对于经历危机长期持有被投资公司股票的公司, 更可能与被投资者存在长期战略合作关系。进而, 这种战略合作是否影响了双方的财务管理行为和最终的经营绩效?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 这样的战略合作关系是否能够帮助双方更有效地规避危机造成的经营风险, 克服融资约束, 这些问题值得研究者特别关注。
二、金融危机对公司财务管理的启示
1、确定公司的最佳资本结构
公司财务管理的整体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因此在确定公司的最佳资本结构时, 考虑到债务资本成本固定, 当公司无负债情况下的资产收益率大于债务资本成本时, 继续扩大债务融资比重可以有效提高股东权益报酬率, 即发挥财务杠杆的正效应。然而, 收益固定的债权人会通过债务限制条款 (covenants) 来防止股东过度负债从而增大财务风险, 以此降低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W a r f i e l d, 1995) 。
金融危机发生前, “趋杠杆化”成为美国金融公司的普遍现象。由于对经济形式的良好预期和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涨, 使得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价值不断增加, 这可能帮助公司利用增值的权益数额扩大借款金额, 并有效地规避债务限制条款 (包括对资产流动性、盈利能力的限制) , 从而加剧了“趋杠杆化”。而一旦金融危机爆发、市场预期转变、资产价格下跌, 会导致公司对资产按市价减计, 造成亏损和违背债务契约条款。同时危机爆发后, 公司盈利能力下降, 当收益率低于借款成本时, 偿还负债导致公司权益资本的损失, 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去杠杆化”。
因此, 国内公司在确定最佳资本结构时, 应该汲取教训。对公允价值计量的顺周期效应给予足够重视。在利用债务融资时, 应充分考虑资产公允价值下跌时的财务风险, 避免过度的“趋杠杆化”给公司经营业绩造成的波动以及对股东权益的损害。债权人在与借款公司签订债务契约时, 也应该充分考虑到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债务限制性条款的影响, 可以通过限定会计计量规则来规避风险。
2、金融公司的风险管理问题
在这场金融危机中, 美国投资银行业损失惨重。前五大投行中有2家破产, 1家被收购。其重要的原因是业务结构过于集中高风险的衍生产品。与美国相比, 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典型特性是垄断程度较高、金融产品较单一、行业内竞争不足。金融公司 (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 通过设定较高的存贷利率差额获取高收益, 从而保证信贷的安全性。但是这样的金融体系在为银行创造垄断利润的同时, 相对较高的贷款利率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和经济发展。高利率下, 贷款流向潜在高收益投资部门可能受到限制。在经济复苏背景下, 如果想真正拉动民间投资, 这样的问题就不容回避。而且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 进入壁垒的降低使得国有银行维持垄断利润的难度增大。如果监管部门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努力提高金融市场效率, 那么美国的经验表明, 这并非易事。
因此, 在努力提高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的同时, 一方面公司应该合理设置金融从业人员的薪酬激励模式, 防止经理人员过分追求自身收益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另一方面, 监管部门应该对金融产品加强管制。Stiglitz (2009) 提出, 一个直接有效的监管手段是成立金融产品安全委员会, 其职责是独立评估由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是否可以上市交易和买卖。该机构同时可以规范设计出标准化的金融产品, 保证其能够容易地被市场参与者所理解, 从而增强金融市场总体的透明度。这样的监管方案值得借鉴。
如果我们将正常行驶的汽车视作经济运行的常态, 那么这场金融危机可以被视作对汽车的破坏性试验。只有透过“试验”发现各种问题和隐患并积极应对解决, 我们才能转危为机。
摘要:本文就美国金融危机后金融市场和公司财务方面面临的问题加以探讨, 对有效市场与财务估价模式、投资者类别与金融市场、公司最佳资本结构、公司风险管理等问题等财务问题加以研究, 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金融市场,财务理论,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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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金融控股公司的定义
金融控股在我国并没有明确界定。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国际保险监管协会三大国际监管组织支持设立的金融集团联合论坛, 在1999年发布的《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原则》中, 将金融控股公司理解为“在同一控制权下, 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业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
如果严格按照此定义, 遵循“在同一控制权下, 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业提供服务”两个条件, 目前我国能称得上金融控股 (金融集团) 的, 只有光大集团、平安集团以及中信控股集团, 其他的仅仅参股金融机构, 或者虽然控制了两个及两个以上金融机构, 但是通过集团或者联合控股的方式, 并没有实现统一控制权下的控股, 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金融控股公司。但以这种定义方法研究处在发展初期, 或者说是萌芽阶段的金融控股集团, 会将很多因为法律不允许, 但事实上时按照金融控股集团模式运作, 或者现在虽然不是按照这种模式运作, 但是正往这个方向改变的大量金融集团排出在研究视野之外。事实上, 正是这些事实上存在的金融集团才是我国未来金融集团发展的主力。我们应该将金融控股集团的定义适当放宽, 将我国现阶段凡是拥有两家及以上金融机构, 并对金融机构有一定影响力的金融集团均定义为金融控股集团。[1]金融集团主要有两种形式:金融控股公司和德国式的全能银行。
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 (1) , 有学者称“金融控股公司”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是由本身不从事任何主营业务而专门行使控股权的公司控股银行等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而形成的集团。在控股公司型的金融集团中, 各金融企业之间是一种间接的联系———由控股公司共同控股而形成的关联关系。[2]也有人认为金融控股公司的母公司可以是非经营性公司也可以是经营性公司, 前者是最典型的金融控股公司, 是美国模式;后者通过银行作为母公司组建金融控股公司是英国模式。其实, 狭义的金融控股公司仅仅是金融集团中的母公司, 即我们常说的集团公司。而“广义的金融控股公司属于金融集团的一种组织形式, 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可以互换使用”。[3]可以为金融控股公司这样定义:金融控股公司是金融集团中的一种, 是若干经营不同金融产品的独立子公司和对其进行控制、集中统一管理的同一母公司共同组成的金融集团。
(二) 金融控股公司的类型和特征
根据控股公司与其下属企业的关系, 以及控股公司经营活动的特点, 可将金融控股公司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1. 纯粹型控股公司、经营型控股公司和管理型控股公司。
[4]按照金融控股母公司对业务的控制方式为标准, 金融控股公司可分为纯粹型控股公司、运营型控股公司和管理型控股公司。
纯粹型控股公司 (Pure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又称“投资型控股公司” (Investment—Holding Company) 。此种金融控股公司的母公司本身不经营具体的金融业务, 其具体的金融业务由各子公司分别负责经营。设立此种金融控股公司的目的是为了管理子公司的股份, 通过股权投资等活动贯彻整个集团公司的经营战略。纯粹型控股公司的主要职能是做出战略性的决策, 监督和管理下属金融企业, 收购、兼并其他企业, 转让或调整子公司的股权结构, 协调内部资源配置。美国花旗集团和中国平安集团都属此类。
经营型控股公司 (Operating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是指母公司不仅拥有自己特有的经营领域, 而且通过控制股份的方式影响金融子公司的经营活动。也就是说, 母公司既控股金融企业, 负责整个金融控股集团以及各子公司经营战略的协调和发展, 又经营具体的金融业务。如中国银行通过香港的中银国际, 工商银行通过香港的工商东亚分别控股了其他金融机构, 建设银行在境内控股了中金公司。
按照运营型金融控股公司运营业务的不同, 又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金融机构作为母公司出资设立金融类的子公司, 组成金融控股公司。另一种是非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控制金融机股, 从而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的目的。这种形式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的方式。随着企业发展壮大, 越来越多的工商企业以各种方式向金融业渗透, 凭其庞大的产业资本控股两家以上的金融机构, 形成涉足金融业的控股公司。
管理型控股公司 (Administering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是指控股公司与被控股公司之间不存在严格的资本纽带, 即母公司在投资设立金融控股公司这一子公司的同时, 又投资设立了若干个金融机构投资控股管理业务集中委托于金融性控股公司这一子公司进行管理, 而金融性控股公司和下属若干个金融机构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股权关系, 严格意义上它们都是母公司并列投资的两类公司。此种模式的典型如重组后的中信集团公司。
2. 银行控股公司、证券控股公司和保险控股公司。
按照金融控股公司核心业务的性质不同, 可将金融控股公司分为银行控股公司、证券控股公司和保险控股公司。其中保险控股公司指金融控股集团的母公司本身完全或主要经营保险业务, 或者整个集团的总资产中保险类金融资产占主要地位, 或者说保险类业务在整个金融控股集团中居于核心地位。
控股公司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2) :
一是以全资拥有或部分投资的方式, 保留对子公司足够的控制权, 以实现对子公司的有效控制;
二是控股公司控制下的各个子公司, 在法律上都是独立的经济实体, 它们同控股公司在经济责任上完全独立, 相互间无连带责任。因此, 控股公司中各企业的风险责任不会相互转嫁;
三是控股公司下各子公司为独立法人, 需分别进行会计核算, 并各自申报纳税。
二、从《保险集团公司管理办法 (试行) 》看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
(一) 《保险集团公司管理办法 (试行) 》的规定
作为中国金融业第一部规定集团公司的规范性文件, 《保险集团公司管理办法 (试行) 》 (以下称《办法》) 旨在防范保险集团公司综合经营风险、维护市场安全稳定运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护被保险人利益, 是一部在保险集团公司监管制度体系中起纲领性作用的基础管理规则。《办法》中定义了保险集团公司, “是指经中国保监会批准设立并依法登记注册, 名称中具有‘保险集团’或‘保险控股’字样, 对保险集团内其他成员公司实施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公司。保险集团是指保险集团公司及受其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公司组成的企业集合, 该企业集合中除保险集团公司外, 有两家或多家子公司为保险公司且保险业务为该企业集合的主要业务。保险集团成员公司是指保险集团公司及受其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公司”。
其中第四条规定了保险公司的设立条件:需持续经营时间不低于6年;最近3年盈利;净资产不低于10亿元人民币;总资产不低于100亿元人民币;偿付能力符合监管标准;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体系较为完善;最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等。
在经营范围方面, 办法中也有明确规定, 第十二条:保险集团公司可投资商业银行等非保险类金融企业, 但保险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对非保险类金融企业的投资总额, 不得超过集团合并净资产的30%;第十三条:保险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投资同一金融行业中主营业务相同的企业, 控股数量原则上不得超过一家;第十四条:在投资与保险业务相关的非金融类企业时, 投资总额不得超过集团合并净资产的10%, 不得超过被投资企业实收资本的25%, 不得参与该公司实收资本的25%, 不得参与该公司的经营;第十五条:保险集团公司可进行境外投资。保险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境外主体投资的总额, 不得超过集团合并净资产的10%, 其中对单一境外主体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集团合并净资产的5%。
(二) 《保险集团公司管理办法 (试行) 》的缺陷
但《办法》并未对一些业已出现的问题做出规定, 如未规定保险集团中子公司投保人利益保护的制度安排问题。集团化管理下, 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法人权力实施控制, 但同时母子公司各具独立的法律人格又决定了它们需独立承担各自的民事责任, 母公司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在公司破产的情况下, 子公司债权人利益可能会受到集团内部关系的严重影响。因而, 监管部门有必要深入研究如何通过专门的立法对有关责任做出直接规定, 以通过特殊的制度安排保护子公司广大投保人的利益。也没有明确保险集团公司并购制度的法律监管问题。从国际保险业的实践来看, 德国安联集团 (Allianz) 、法国安盛集团 (AXA) 等著名的国际保险集团则都是通过兼并和收购方式组建成立金融控股集团的, 未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及包括外资、民营等更为多元化的社会资本进入保险业, 通过并购方式组建保险集团可能成为我国保险集团组建的重要方式之一。因而我们有必要对保险集团公司并购制度的法律监管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特别是要研究如何严控保险公司退出市场时的股权收购风险, 防止不合格股东通过资本市场并购方式对保险集团进行违规投资。[5]
《办法》对一些问题规定得较含糊, 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集团公司应遵守的制度, 如第二十五条:保险集团公司应当建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规范集团内部关联交易行为。保险集团成员公司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 按照中国保监会的规定履行报告程序。而何谓重大本管理制度, 包括资本规划机制、资本充足评估机制、资本约束机制以及资本补充机制, 确保资本与资产规模相适应, 并能够充分覆盖集团面临的各类风险。但对集团公司之一特殊法人的资本充足的要求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
(三) 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展望
这一《办法》的出台表明了我国仍将维持“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大框架不变, 即使出现更多的金融控股公司, 但仍将其分类为银行集团即银行控股公司、保险集团即保险控股公司、证券集团即证券控股公司, 仍由“一行三会”进行监管, 监管机关的联合监管将会日益增多。可能会陆续出台类似关于金融集团的规定, 但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直接立法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制定。但政府确实应当尽快制定有关银保业务开展的实施细则, 对于履行金融监管职能的主体来说, 尤其需要有一套较为详细的、并与金融法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
从一系列的法规和规范的制定上看, 国家是鼓励金融控股公司这种有混业经营特征的金融机构的发展的。在这种金融体制下的金融控股公司, 由于受多头监管发展仍被掣肘, 但随着国际金融的不断发展和外资金融机构的不断渗透, “中国花旗”的出现也不是不可能。
摘要:金融控股公司虽在中国没有明确界定, 但是已经广泛存在, 因为有必要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义, 以便监管和维护金融稳定发展。根据巴塞尔协议相关的规定, 我们可以对其进行较为符合国际要求的界定。通过对《保险集团公司管理办法 (试行) 》的分析, 可以对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的发展得到较为明确的定位。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保险集团公司,混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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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1]是指为了获得现有的金融体制和金融工具无法取得的利润, 变更现有的金融体制和增加新的金融工具。金融创新是双刃剑, 我们在看中它带来的利益的同时也要注意风险时刻存在。在2008年, 由金融创新工具引发的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 包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等上千家金融机构的破产以及各个行业中一些企业的倒闭, 使得我们在金融创新对公司经营治理的影响方面有了更深一步的思考。人们越来越关注如何治理公司可以更好地利用金融创新的积极影响以及预防金融创新带来的消极影响, 因此本文从公司治理角度来分析当代企业应该如何应对金融创新。
一、有关金融创新的公司治理问题实证分析
金融创新的创造之初是为了规避政府管制, 分散经营风险。但随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金融创新下的虚拟经济逐渐往投机型的实体经济演变, 投机活动愈演愈烈。在次贷危机发生后, 庞大的金融衍生品便成了金融市场的重磅炸弹, 迅速向全球经济扩散。在当代的金融环境下, 各类公司在处理金融创新时都出现不少问题, 下面以巴林银行为例。
1995年2月, 巴林银行宣布破产, 之后被荷兰国际集团以1英镑价格收购, 这位拥有233年历史的国际投资行竟毁于一个年仅28岁的尼克里森手中。虽然整个事件都将矛头指向里森, 但是仔细分析下, 其实质反映出的是一个在金融创新下由于公司治理出现问题而导致的灾难。巴林银行破产的直接原因是新加坡巴林公司期货经理尼克·李森错误地判断了日本股市的走向, 在期货交易中连连失误。并且在巴林总部不自知的情况下, 里森先后作假, 直到账面损失过大而被揭露, 但此时巴林银行再无回旋余地。所有人都在质疑, 这不仅仅是一个交易员欺瞒管理层, 制造假账就能扳倒一大型投资银行, 其中透射出了公司治理上的缺陷。
从巴林银行破产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 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有以下几个: (1) 公司内部严重失控, 审计权和操盘权同时由一人掌控; (2) 外部监管出现漏洞。其中公司内部严重失控又可分为:母公司未考核员工的素质就委以重任;岗位安排违反内控原则, 子公司个人权力缺乏制约;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监督作用失效;母公司发现问题不及时纠正, 反而纵容。而外部监管问题有三个:交易场所的监控有缺陷;政府当局的监控失效;跨国监管难题。
二、金融创新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企业经营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其自身的存亡, 特别是在当今金融创新风靡全球, 覆盖几乎所有企业时, 金融创新所带来的利润和风险是每一个管理者需要权衡的主题。金融创新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 金融创新对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无论在金融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展开全方位创新, 从组织结构创新、金融工具创新, 到金融服务的创新, 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从组织结构和公司发展模式来看, 中国对国有商业银行[2]的股份制改革, 使得在重点领域和环节的创新都有了重大突破, 同时中小金融机构组织体系的创新、金融服务功能的丰富、以金融控股公司为重要形式的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的建立, 很大程度提升了金融企业的运营效率。
从金融工具创新来看, 自中国金融市场不断完善后, 国内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好, 黄金期货、货币利率互换交易、信贷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 加快了债券市场的产品创新, 同时为企业提供分散风险的手段。一些融资工具的创新, 使得企业融资成本降低, 也使一些规模小、利润率低的企业能够进入金融市场进行融资, 为企业进行短、长期融资创造便利。
从金融服务创新来看, 各大金融机构基本都确立了以市场为导向、以顾客[3]需求为基础的营销理念, 针对客户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的服务, 个人金融服务已经成为金融企业的竞争点。存贷款业务、进出口信贷、福费廷等金融服务不仅为各类金融机构增加了收益率, 同时也为其他非金融企业提供资金流通便利。
(二) 金融创新对公司治理的消极作用
不言而喻金融创新带来了大量的金融工具和服务, 给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带来了利益和便利, 但同时也使企业面临更大的风险。尽管金融创新可以帮助企业分散和转移风险, 通过金融工具或服务将风险转移或分散给愿意承担的一方, 使得企业面临风险减少。但是从全球化角度看, 金融风险仅仅只是分散, 并没有减少或消除。随着利益机制的不断驱动, 金融机构会更大范围和更大数量的承担风险, 一旦这种风险转变为现实, 那么金融工具创新带来的破坏力将远远超过传统的金融风险。这些使得管理层在公司治理上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对金融机构来说, 金融创新工具所带来的风险直接关系到金融企业的存亡。创新一方面加大了原有的系统风险, 比如授信范围的扩大无疑会增加信用风险;另一方面创新带来了新的风险, 如金融电子化创新引起的电子风险、金融业务管理创新中出现的伙伴风险、与金融国际化相随的国际风险等。这些都使得金融市场环境变得不稳定, 使得金融企业公司治理难上加难。
而对非金融机构, 尽管金融创新对其影响并不如金融企业大, 但是在当今信息化时代, 在非金融企业中, 由于大量金融工具的引用, 如融资工具、期货的套期保值、进出口信贷等, 使得当金融风险来临时, 公司治理面临巨大挑战, 稍有不慎就将严重影响公司经营绩效。挑战主要表现在: (1) 金融创新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引来风险, 管理难度加大; (2) 金融创新工具使得公司经营领域变得广泛, 对人才要求更高; (3) 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公司影响加大, 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加剧。
三、金融创新下未来公司治理的方向
金融危机过后, 各国政府、学者以及业内人士在反思金融创新过度、各国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失灵的同时, 也重新将目光放在公司治理上。从美国公司治理模式失败的案例到中国公司治理中所遇挫折, 这些都说明一个事实———公司治理不仅仅是公司内部的经营, 它还与政府规制和宏观外部环境息息相关。
在充分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发展企业文化的基础上, 管理层在企业内部治理上应做到以下几点: (1) 监事会应与公司管理层脱离, 保持一定独立性。监事会在公司内部行使的是监督检查的职责, 其能否保持独立性、恪守职业原则是衡量其工作是否合格的标准。如果监事会不能保持独立性, 涉及到公司经营领域, 那么很有可能会成为巴林银行第二。 (2) 加强对金融创新工具的风险的内外部管理, 强化全员风险意识。对于金融机构, 金融工具的风险控制无疑是其业务中的关键步骤, 同样对于非金融机构也是不可或缺的。在风险的内外部管理上, 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通过风险评估, 准确识别企业的内外部风险;通过将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相结合, 对企业的风险大小进行预测, 随时掌握风险的影响程度。在面对风险采用何种态度 (风险规避、风险承受、风险降低、风险承受) 时, 可以依据成本效益原则来决定。 (3) 提高公司内部沟通效益。在金融市场中, 信息的传导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巴林银行的倒闭事件中, 正是由于里森和巴林总行缺少沟通和有效地信息传导使得问题愈演愈烈, 一发不可收拾。建立一个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时刻保障信息与沟通的顺畅和及时对提高公司内部沟通效益具有实际意义。即可建立一个电子信息系统, 也可以加强信息的收集、识别、分析的工作, 确保风险信息能准确及时的从公司各个层次达到管理层, 以便于做出准确决策。
公司除了要对其内部进行治理外, 还需要考虑外部宏观环境[4]。在外部治理上, 公司所要面对的是政府、行业、中介机构、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本文认为外部治理应该从三个层次来展开, 首先是政府的宏观供给, 其次是市场竞争机制的构建, 最后是产品市场和公司控制权的治理。在第一层次上, 政府的宏观供给是公司进行外部治理的基础, 在政府建立的公平市场环境下, 强调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价格发现功能是外部管理的第一步。而在第二层次上, 为公司建立市场竞争机制, 等价于为公司建立外部治理的市场基础。在宏观环境和市场竞争机制都有的情况下, 对产品市场和公司控制权加强治理, 是企业在第三层次上来进行外部治理。
公司的治理绝对不仅仅是针对局部, 它需要从内部和外部[5]两个方面来统一进行, 即把公司治理结构合理化与政府宏观环境和公司内部经营相结合。只有有了良好的有益公司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 内部公司治理水平才会不断地得到提升, 在金融创新带来的新的市场环境下抵御风险的能力才能不断加强。
结束语
在金融创新占主要优势的经济时代, 金融创新尽管给整个市场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风险, 但是如果将其运用得合理恰当, 同样可以给企业带来超额收益。在公司经营中, 管理者应当有效地利用金融创新和完善公司治理, 正确看待风险和收益, 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金融创新已经成为当代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之一。金融创新给企业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创造了风险, 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人们的目光聚集到金融创新的管理上。重新从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两个角度出发, 分析金融创新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并就在金融创新下公司治理方面出现的问题, 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这对中国资本市场在金融创新上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金融创新,风险,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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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9 年中国政府为化解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风险、促进国有企业改革脱困,财政部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以接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 经过10 年的市场化与专业化的处置清收,资产管理公司基本完成了最初赋予的历史使命,一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不良贷款的最大回收;二是通过债转股等方式帮助国有企业轻装上阵, 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三是稳定了金融系统,提升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竞争力。
同时,通过对已经实际破产的大型金融机构进行托管清算,资产管理公司获取了从银行、信托、券商等全业务链金融牌照。 随着改制上市的逐步完成,资产管理公司已经初步实现了商业化转型,并形成了金融控股企业集团的雏形。
受2008 年次贷危机影响,全球经济至今仍是凄风冷雨,尚未恢复增长。 而我国宏观经济也进入三期叠加的经济下行周期,去库存、去产能已成为我国经济的新议题,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持续上升。 银监会数据显示,截止2015 年3 季度末,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1863 亿元,较年初增长40.8%;不良贷款率为1.59%,较年初上升0.34%。 且不良贷款规模尚处于增长期,这对专司处置不良资产的资产管理公司而言又是一个新的“ 春天”到了。 对于资产管理公司来说,处置不良资产属于被动地参与去产能化的供给侧改革,本文将探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能否扩大不良资产收购处置范围, 创新业务模式,主动地提前参与到供给侧改革中去。
二、业务创新的必要性
1、传统不良贷款处置的缺点
资产管理公司针对传统意义的不良贷款处置主要是靠“ 三打”,即打包、打折、打官司。 首先是将债权转让人银行将不良资产打包转让,其次是资产管理公司根据抵押物情况,债务人偿债能力就资产包进行估值,最后通过诉讼,变卖抵质押物,寻找债务人其他资产线索等方式来实现不良贷款的处置。
资产管理公司在传统的不良贷款处置过程中并未完全根据债务人的具体情况进行研判, 量身定做处置方案,对于部分尚有挽救可能的企业往往也是一卖了之,造成资源的浪费,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例如,有部分债务人其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强, 甚至是行业龙头,只是由于其产业多元化后( 比如光伏等) ,受其他行业下行拖累,导致集团整体出现财务危机。 有部分债务人仅仅是由于资本结构安排失当, 遭遇宏观经济下行后银行抽贷、限贷,导致资金链断裂。 若按不良资产包处置的传统思路来看,资产管理公司将抵押物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或货物通过拍卖行或产权交易所拍卖处置。 由于是抵债资产处置,再加上该资产的变现能力较差,造成资产定价较低,债权回收价值缩水,资源浪费。 同时,由于实体企业上下游供应链关系较多,在经济下行期间,一家大型企业的倒闭往往会带来上下游若干企业的经营波动,进而影响到数以千记的员工就业,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产生较大的负面作用。
2、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
在不良资产规模持续增加的背景下,各类不良资产处置机构参与热情明显提高,且不良资产市场竞争不断加剧。
( 1) 不良资产市场参与主体大幅增加。 国务院于2000年11 月10 日颁布 《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 国务院令【 2000】 第297 号) ,规定仅由财政部设立的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信达、东方、长城和华融) 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并管理和处置因收购所形成的资产。 但随着2012 年1月18 日中国财政部和银监会印发了 《 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 财金【 2012】6 号) 。 目前,越来越多的省级政府设立了各自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到该市场中来,“ 4+1”的持牌经营格局更加明显。 截止2015 年7 月末, 银监会公布了第三批省级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名单,地方版资产管理公司扩容至18 家。 不良资产市场的参与主体大幅增加后,不良资产包的竞标更显激烈,价格总体呈上升趋势,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市场份额受到稀释,利润空间受到挤压。
( 2) 处置方式多样化。 过去,国有商业银行主要是通过卖出资产包来进行不良资产的出表和核销。 但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商业银行在分行层面往往都成立了资产保全部,加大对逾期资产和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因此,不良资产一级市场的资产包含金量较原来要低。 另外,商业银行也积极尝试互联网平台、交易所直接挂牌处置不良资产抵押物,提高了不良资产的回收率。 商业银行同其他金融机构合作成立特殊目的公司或者成立以不良资产为标的的信托计划、资管产品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合作清收不良资产包,发挥资产出让方对债务人情况熟悉的优势,在不良贷款出表后的清收过程中提供管理服务,收取部分不良资产处置的超额收益。 因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传统不良资产收购业务利润率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三、新形势下业务创新的途径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定了经济增长。 但这种通过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推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呈现边际效用递减,产生了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负作用。 钢铁、煤炭、水泥等几大行业,亏损面已经达到80%。 截至2015 年12 月末,生产价格指数( PPI) 已连续40 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 在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提出了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 年经济五大任务就是去产能、 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08 年金融危机中就“ 坏”资产处置等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成长为囊括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租赁、财险、基金等全金融业务牌照的金融控股集团。 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如何通过业务创新来积极参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城市地产救助基金
在房地产去库存方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地方政府共同成立地产救助基金,在地产公司发生贷款违约形成银行不良贷款之前介入。 具体来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就金融系统中被划为关注类或逾期类的地产企业进行甄别。 若企业产品未来销售预期看好, 仅由于房地产市场波动,未达到销售预期,存在较小的资金缺口,地产救助基金可为其补充流动性,保证其顺利开发完毕。 若企业土地资源禀赋较好,但存在民间集资、管理混乱等问题,首先由地方政府通过司法渠道将其债权梳理清楚,再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安排旗下的地产公司( 以信达地产为例) 提供专业管理团队,调整项目设计和业态,将其形成房地产市场的有效供给。例如信达广东嘉粤项目就是该类救助的典范。 若企业实际已经烂尾, 地产救助基金可在企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原债权已消减后进行收购,并由信达地产将其建设完毕后进行销售或者提供租赁。 地产救助基金的运行,一方面稳定了当地的金融环境, 提供更好的房地产供给产品;另一方面对这种“ 坏企业”的救助也能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获取高额的资本回报。
2、行业重整并购基金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行业龙头企业共同成立行业重组并购基金,就过剩产能行业中的“ 僵尸”企业,危困企业进行重整、重组。 具体来说,行业龙头企业负责对上述危困企业进行尽职调查, 判断其市场价值和企业产能重整方向,并负责被并购企业的后续管理运作。 在并购前期,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基金为其并购重整提供资金支持;并购过程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挥处理不良资产的专业优势,就被并购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清理,提供债权消减及整体并购重整方案;在并购后期,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协调集团旗下各金融版块( 例如租赁公司等) 为其定制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方案,促进其尽快恢复正常运营。
在过去处置3.1 万亿不良资产过程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转股等方式成为中国能源、有色、化工等现过剩行业龙头企业的股东,积累了丰富的行业投资和管理经验, 与龙头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沟通渠道。 另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过程中,能及时获取需要重组并购的问题企业信息。 同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上万亿的资产规模也为并购的资金来源提供了充分保障。 因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成立行业重整并购基金中具有沟通并购双方的桥梁、信息和资金优势。
重整并购基金的运行意义在于: 一是实现市场的有效出清, 优化资源配置。 二是降低金融体系不良资产水平,提高金融风险处置效率。 三是通过重组重整调整,救助和利用有效产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四、业务创新的风险控制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时间短, 风险管理体系正处于健全过程中。 面对上述新的业务创新时,资产管理公司更面临风险点多、客户群整体风险远高于银行客户群等主要特点,因此,业务创新的风险控制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如下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1、尽职调查工作中加强对外部专业力量的利用
由于房地产救助基金的救助对象为有各类瑕疵的问题项目,资产管理公司应在一般法律尽调和对抵押物评估的基础上, 聘请专业律师就瑕疵问题进行专门的法律尽调,保证法律和政策风险全面披露,不留死角。 同时,资产管理公司利用旗下地产子公司资源或第三方房地产市场调研机构,充分论证项目整合的难度和对策,研判未来市场前景。
对于行业重整并购基金而言,非房类企业的专业性更强。 为控制风险,资产管理公司除参考共同投资人———行业龙头企业的意见外,还需要利用外部专业研究机构、旗下券商行业分析团队或专家对项目所涉及的行业和市场,问题机构的资产、产品与技术、市场与客户、团队和股东、资源与发展前景等做出专业分析,增加项目判断的科学性和估值的准确性。
2、建立风险隔离机制
在房地产救助基金中, 资产管理公司所辖的地产公司会介入到项目的后期管控,甚至也参与项目投资。 而在行业重整并购基金中, 资产管理公司在提供全套金融订制方案过程中也会涉及到租赁、保险等子公司。 一旦投资失败,风险可能会传染。 因此,建立风险隔离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资产管理公司与其控股子公司应在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关联交易及披露方面建立独立的风险管控。 同时,租赁通过租赁物抵押额,保险通过再保险等方式将风险进行缓释。
3、融入主动管理概念,防范重整风险,加强后期管控
首先,由于业务创新均集中在高风险领域,项目管理先天存在不足,在投后有一定几率出现风险。 因此,资产管理公司可在方案设计阶段融入主动管理概念, 并充分论证项目后续管理方案可行性及落实风险预案。 其次,资产管理公司除对已有风险的识别、控制和排除外,还需注意重整过程中新风险的防范,如债权收购的信用风险和估值定价风险,股权投资的行业风险和投资风险等。 再次,在后期管控过程中,除业务部门需加强对被投资企业的日常投后管理外,风险控制部门应建立不定期独立巡视的机制。 在风险苗头出现的时候,资产管理公司能够根据风险预案提前进行风险缓释。 比如说,收回被投资企业的原管理层的运营权,将投资权益转售给行业相关企业等。
摘要: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正面临三期叠加的严峻考验,去库存、去产能已成为我国经济的新议题。同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面临市场竞争加剧,传统不良资产处置方法存在缺陷等问题。本文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进行业务创新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了构建城市地产救助基金、行业重整并购基金的想法,并就其风险控制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业务创新,地产救助基金,行业重整并购基金,风险控制
参考文献
[1]石怀贵: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时期业务创新与风险防范问题探析[J].甘肃金融,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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