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责任案例

证明责任案例（精选7篇）

证明责任案例 篇1

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形影不离。证明标准总是依附于证明责任，而离开了证明标准，证明责任也就失去了现实的意义。

司法活动中的证明责任，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在理论上，虽然自古罗马时代开始法律学者就一直在研讨证明责任问题，而且无论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这一方面的著述都相当丰硕，但是时至今日，人们在证明责任的概念、性质、分配等基本问题上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实践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和确定至关重要，因为它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诉讼的结果。

两大法系的证明标准制度同中有异，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往往是刑民各异、多元化的，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在表述上均可归结为“内心确信”，但也因证明对象不同而略有区别。我国现行的证明标准表述模糊，且存在一元化的缺陷，今后的改革应从“客观真实说”走向“法律真实说”、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

第一节 证明责任

一、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之辩

在学术著作中，人们比较喜欢使用“证明责任”这个概念；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则更多的使用“举证责任”的概念。

那么究竟两者有什么区别，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呢，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这两个概念的关系。

1.《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2.《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二）英美法系国家

不仅中国学者在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等概念的使用上存在者分歧，外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众说纷纭”的现象。

在英美国家的证据法中，有三个与此相关的概念：

证明责任(Burden of Proof或 onus of Proof)、举证责任(Burden of Production)，举证责任又可以称为先行举证责任(Burden of initially Producing Evidence)或证据推进责任(Burden of Going forward with evidence)。

说服责任(Burden of Persuasion)。

其中，有些学者认为，证明责任是一个总概念，举证责任和说服责任是其下面的两个分概念。有些学者则认为，这三个概念是相互独立、相互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

（三）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之辩

举证责任只是举出证据的责任，证明责任则是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二者的侧重显然有所不同。证明必须以举出证据作为基础，而举证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证明案件事实。

二、证明责任的含义

如何界定证明责任的含义，我国学者主要有三种观点：

(1)行为责任说，即证明责任就是提供证据这种行为的责任；

(2)结果责任说，即证明责任是在案件事实不清的情况下，由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

(3)双重含义说，认为证明责任包括双重含义，即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

目前，“双重含义说”在我国证据学界得到了广泛的接受。

证明责任就是诉讼当事人方在审判过程中，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之案件事实的责任。包括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与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后者是证明责任的核心内容，是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院司法裁判的方法。

理解这一定义，应该明确以下几点：

（1）首先，证明责任是就他向证明而言的，自向证明不存在证明责任的问题。因此，在诉讼活动中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只能是诉讼当事人，不包括法官。

（2）其次，证明责任是以审判为中心的，主要表现在诉讼的审判阶段。在审判以前的诉讼活动中，不存在证明责任的问题。虽然审判以前的调查取证等活动都是为审判阶段的证明活动服务的，虽然在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也要进行他向证明，但是严格地说，那还不是证明责任的履行或实现。换言之，侦查人员不是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

（3）再次，证明责任与事实主张具有密切关联。没有事实主张，就没有证明责任。换言之，证明责任要以一定的事实主张为基础，而且承担证明责任的人往往先有一定的事实主张，否则证明责任就成了无本之木。但是，提出事实主张是承担证明责任的前提，不是证明责任的内容。这两者不应混为一谈。

（4）最后，证明责任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1)提供证据的行为责任，即诉讼当事方就其事实主张向法庭提供证据的责任；(2)说服事实裁判者的行为责任，即诉讼当事方使用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说服事实裁判者相信其事实主张的责任；(3)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即诉讼当事方在不能提供证据或者不能说服事实裁判者而且案件事实处于不清状态时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

第二节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

一、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

（一）无罪推定原则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首要原则是无罪推定或者有罪推定。含义：第一：控方承担证明责任 第二：控方举出的证据未能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宣布被告人无罪。

无罪推定原则最早源于古代罗马法的“有疑，当有利于被告人之利益”的原则 ；作为一个完整的法律思想和概念，最早是由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来的，他在1764年所著的《论犯罪和刑罚》中指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而且在没有肯定被告人确实违反了所应遵守即保证予以保护的条件以前，社会就不能不对他进行保护。”

1948年12月10日,无罪推定原则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一联合国文件中被首次得以确认。此后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及刑事诉讼法典中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

1996年，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二）公诉案件由公诉人承担证明责任

（1）在刑事公诉案件中，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是由公诉人承担证明责任，辩方不承担证明责任。

（2）公诉人要向法庭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指控的犯罪事实，而且要达到法定的标准。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的理由在于：一方面，因为公诉人是诉讼程序的启动者，公诉人应该向法庭提供证据支持其要求和主张，“谁主张，谁举证”是在诉讼活动中确定证明责任分配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公诉人既然做好了起诉的准备，也处于举证的便利位置。

辩方不承担证明责任的理由：其一，辩方在诉讼中处于被动防守的位置，不便于举证；其二，辩方的诉讼主张是否定公诉人指控的犯罪事实，而否定某一事实的存在往往难以举证。辩方所要做的事情，仅仅就是对公诉人提出的证据进行质疑，就完成了辩护的任务；同时，辩方享有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权利，即辩护权，权利可以放弃。

（三）自诉案件由自诉人承担证明责任 在刑事自诉案件中，自诉人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

1.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侮辱、诽谤案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 ；虐待案 ；侵占案

2.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3.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已经作出不予追究的书面决定的案件。

二、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

（一）证明责任的转移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由控方来承担，并不意味辩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承担证明责任。基于举证便利和诉讼效率的考虑，刑事诉讼证明责任也可以转移到辩方身上，证明责任转移并不是否定无罪推定原则，是符合司法证明规律的，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

辩方提出有关积极辩护的具体事实主张时，证明责任才转移到辩方，消极事实主张不转移。当证明责任转移给辩方后，法律对辩方举证的要求低于控方，达到优势证明标准即可。一旦辩方完成举证之后，证明责任又转移到控方。

（二）证明责任的倒置 证明责任倒置：法律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由辩方或者由主张具体事实的相对方承担，这是立法在特殊情况下对证明责任的非常规性配置。证明责任倒置一般都是法律以推定的形式明确规定的。

理由：司法证明的需要，各方举证的便利，反映一定价值取向的社会政策性考虑。

（三）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有：

1.巨额资产来源不明最的证明责任

2.非法持有型犯罪的证明责任

3.严格责任犯罪的证明责任

4.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

（四）证明责任的倒置与转移的比较

当证明责任转移到辩方时，其证明标准是比较低的，达到优势仲证明标准即可；而当证明责任倒置在被告人身上的时候，其证明标准是比较高的，因为这个标准就应该是刑事诉讼的一般证明标准，即证据确实充分或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正是因为证明责任倒置的证明标准较高，所以适用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必须严格控制并由法律明确规定。

第三节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

一、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

（一）国外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学说

法律要件分类说:是指专就个别具体的法律构成要件的事实，按法律构成的要件的性质内容，以不同的价值目标为标准进行分类，凡归属于同一类法律构成要件的事实当事人就该项法律事实负担证明责任的学说和理论。

法律要件分类说被大陆法系奉为经典，具体是指将民事实体法律规范分为权利形成规范、权利防碍规范、权利消灭规范和权利排除规范。进而认为，主张权利的人应当对权利所依赖的权利形成规范的前提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否定权利的人，应当对防碍权利形成规范、权利虽形成但已消灭或应当排除的规范的前提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二）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贯彻“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1.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不同于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是尚待完善。

2.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据规定》第2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第5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1）凡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必须对产生该权利或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负证明责任，不必对不存在阻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负证明责任，存在阻碍该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的证明责任由对方当事人负担。

（2）主张原来存在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已经或者应当变更或消灭的当事人，只须就存在的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事实负证明责任，不必进一步对不存在阻碍变更或消灭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事实负证明责任，这类事实的存在也由对方当事人主张并负证明责任。

（3）将主张应当理解为积极主张，肯定性主张。

（4）法官在合理分配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时候，必须将程序法、证据法、民事实体法的规定结合起来考虑。

3.对主张的理解：是指民事诉讼中的具有实体或程序意义的事实主张，而不包括法律主张，更不能理解为一种主观态度或意见。

二、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

（一）证明责任的转移——主观证明责任、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

在民事诉讼中，提出证据的行为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来回发生转移，是一种普遍现象。证明责任的转移仅限于行为责任，而不涉及结果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11条规定：“案件的同一事实，除举证责任倒置外，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首先举证，然后由另一方当事人举证。另一方当事人不能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对这一事实可以认定；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再转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继续举证。”

（二）证明责任的倒置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倒置是指在一定的情形之下，不应当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分配原则决定某个案件中的证明责任分配，而是应当实行与该原则相反的分配规则。由主张具体事实的相对方承担，这是立法在特殊情况下对证明责任的非常规性配置。证明责任倒置一般都是法律以推定的形式明确规定的。

我国证明责任倒置的立法体现（1）实体法：在我国，实行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定以前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合同法》《侵权责任法》《专利法》等实体法当中。（2）程序法：为此，最高人民法院相继通过《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与《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两部司法解释作了汇总和补充。（3）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并没有穷尽证明责任倒置的各种规定，在民事实体法中还会涌现出证明责任倒置的条款。此外，随着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理论的完善和民事实体法的严密，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形也要不断作些调整

4、我国证明责任倒置的分类

 特殊侵权诉讼实行证明责任的倒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

（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

（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四）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五）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七）因共同危险

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 劳动争议案件实行证明责任的倒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三）证明责任的司法裁量

证明责任的司法裁量是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又一种特殊机制。启动这种分配方式的前提是某一案件证明责任的分配不能根据现有法律、司法解释找到具体可用的规定。证明责任司法裁量所遵循的原则是公平和诚信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第八章 证明标准

二、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

三、绝对真实和相对真实

四、实质真实和形式真实

第二节 外国的证明标准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辨析

二、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示例

（一）美国

1.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2.明晰可信标准

（二）英国

三、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示例

（一）德国的证明标准

（二）日本的证明标准

第三节中国的证明标准

一、我国现行法律所确定的证明标准及其缺陷

我国有关证明标准的立法规定：目前我国三大诉讼法并没有直接就证明标准问题作出正面

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立案侦查的证明标准、逮捕的证明标准、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提起公诉和做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的有关规定，比较抽象，缺乏可操作性，证明标准一元化，不易区别不同诉讼阶段的证明标准。

二、我国证明标准的观念转变

（一）从“客观真实说”走向“法律真实说”

（二）从一元化证明标准走向多元化证明标准

三、我国司法证明标准的构想与变革

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为“优势概率的证明”，就是在审查诉讼双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的基础上，评价双方证明结果的概率，其中概率占优势者即可胜诉或得到有利的裁决；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确信无疑的证明”，就是在审查诉讼双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的基础上，判断公诉方的证据是否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其指控的犯罪事实。

证明责任案例 篇2

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方承担, 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这是两大法系遵循的一个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但应当注意到, 两大法系国家对此均作了若干例外性的规定。比如英国证据法规定, 对于一些不构成犯罪的抗辩事由, 如正当防卫事由, 规定由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即便在声称刑事诉讼中不存在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的日本, 也规定在极其例外的情形下由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 如是否存在诽谤事实即由被告人承担。

我国刑事证据法理论遵循同样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根据刑诉法四十九条规定, 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 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即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事实上, 对于被告人是否应承担证明责任, 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搁置争议, 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 在我国刑事法上, 由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规定并不罕见, 兹举三例。

(一) 刑诉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当事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予以排除, 但“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刑诉解释》第九十六条、《高检规则 (试行) 》第六十八条均规定, 当事人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这表明, 即便立法规定由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加以证明, 也需以被告人提供“初步证明”为前提。

(二) 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 差额巨大的, 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 不能说明来源的, 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 处…

”由此可见, 被告人对于巨额财产的差额, 负有“说明来源”的义务。

(三) 在刑法关于非法持有型的犯罪中, 为了达到事实清楚, 并从有利于挖掘未知犯罪的角度出发, 被告人也需要对所持有的非法物品负担说明来源的义务。

由此可见, 无论学界态度如何, 实际上对于被告人应当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 在我国是有实在法上根源的。

二、被告人承担一定证明责任的合理性

(一) 历史渊源

从证明责任的历史沿革看, 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自有诉讼以来就一直存在, 只是地位有所不同。在弹劾式诉讼中, 法律不对证明责任予以规范, 被告人与控方承担着同样的证明责任, “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在民刑领域同样适用。在纠问式诉讼中, 被告人的证明责任被用到极限, 往往成为法官发现真相的主要途径, 甚至发展到被告人的供述成为“证据之王”的程度, 没有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就不能结案。在现代诉讼中, 被告人人权逐渐受到重视, 其诉讼地位逐步得以提升, 为了使被告人不至于在诉讼中过于弱势, 法律专门规定了无罪推定等原则。

(二) 现实困境

刑事司法上采取的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的规则, 给司法带来许多难以逾越的藩篱, 典型的例证就是“幽灵抗辩”。

幽灵抗辩起源于一起走私案件, 被告人辩称办案机关所查获的走私物品是在海上遭遇不明劫匪抢劫渔货之后, 劫匪丢下来用以交换的物品。因为难以证明遭遇不明劫匪的抗辩是否存在, 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 从而引发社会舆论。此后类似情形为许多被告人仿效, 这种司法困境被称为“幽灵抗辩”。[1]因而在被告人提出一些难以查证的抗辩理由时, 如果不能对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有所突破的话, 极易造成侦查机关疲于奔命, 还往往难以达到追诉犯罪的效果因而放纵犯罪。

(三) 证明的难易程度

在司法实践中, 一些特殊犯罪中的事实只有被告人掌握, 而侦查人员是难以证明的, 因而将这些问题的证明责任置于被告方是合理的。为了达到事实清楚, 并从有利于挖掘上下游未知犯罪的角度出发, 对嫌疑人所持有的毒品说明来源是极为必要的, 而这一工作让嫌疑人证明就比控方证明要容易很多, 因此法律将证明责任置于被告方是合理的。反之, 在被告人易于取得证据的前提下, 仍要控方承担证明责任不免强人所难, 更有损诉讼公平。[2]

三、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限制

被告人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有其合理性, 但无罪推定原则和控方承担证明责任原则不容突破。因而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

(一) 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情形应当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

不管是被告人主张排除指控行为违法性的事实, 还是被告人主张侦查人员通过非法方式收集证据的事实, 抑或申请司法人员回避的原因事实。

(二) 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标准须与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的标准有所区别。

侦查终结和提起公诉要以“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为条件, 而有罪判决更是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如果像刑讯逼供, 刑诉法规定只需要提供“相关的线索或材料”, 但司法解释却要求被告人提供涉嫌刑讯逼供的人员、时间、地点、方法和内容等, 这无疑加重了被告人的证明负担, 因而其公平性和合理性值得怀疑。

摘要：证明责任是诉讼法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证明责任的分配更是重点中的重点。刑事诉讼中控方是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 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但由此造成不少的问题, 不利于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双重目的的实现。因此, 笔者赞成由被告人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

关键词：证明责任,幽灵抗辩,立法限制

参考文献

[1]程捷.论刑事证明责任分配之迷思——兼谈二元分配方法论的提出[J].法学评论, 2012 (4) .

论非法证据证明责任 篇3

关键词：非法证据；法律；证明

“非法证据”，顾名思义，是指以法律明确禁止的手段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所取得的证据。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但国内的法律又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法律，因此在我国的法律规定中“非法证据”一词又不仅仅局限于一种含义。

一、非法证据证明责任概况

1.非法证据的理论概况

我国的现行法律认为，证据合法性包括了“取证主体合法”、“取证程序合法”以及“证据形式合法”等三项要素，只有同时具备这三项要素的证据才是合法证据，才具可采性，反之，则为非法证据。取得的证据具有以下三种情况的任意一种，即可定义为非法而予以排除。一是主体违法；二是形式违法；三是取得违法。

2.我国非法证据证明责任概况

根据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这样的规定，即第六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第七条：经审查，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公诉人当庭不能举证的，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建议法庭延期审理。经依法通知，讯问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出庭作证。公诉人提交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未经有关讯问人员签名或者盖章的，不能作为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证据。控辩双方可以就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问题进行质证、辩论。这几条是将非法口供与非法证言、非法被害人陈述的证明责任及标准问题混合在一起加以规定的。

二、我国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制度存在的问题

最近几年，一些轰动全国的冤假错案频繁发生，如赵作海案等等，出现冤假错案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用非法证据来定案判刑，造成对当事人人权的侵害，并不同程度上造成社会的恐慌，甚至对法律的质疑，因此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便越来越受到世人的重视。这对我国的人权发展有着致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关系到司法实体正义和程序正当的价值，关系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冲突的权衡，以及法律目的的实现。[1]

法律不能达到完美无瑕的地步，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仍然遇到很多障碍急需解决，例如，被告人在开庭时会承担怎样的责任，公诉方又在何时会承担证明责任？该规定将此项决定权赋予了法庭，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被告人和辩护人的意见置之不理，称证据的合法性不存在问题，这样我们的规定就成了一纸空文；还有就是如果侦查人员没有任何合法搜查证件，就对犯罪嫌疑人的住宅、办公室等场所实施了搜查，并扣押其物品，文件等，那么这种以非法搜查手段获取的物品、文件究竟属何种性质的证据呢？这些对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含糊规定，都造成我国司法实践的举步维艰。

三、我国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完善

我们分析了我国的司法现状，也看到了国外的一些制度设计，因此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为背景的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制度的建构，必须立足于本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而鉴于目前我国刑事诉讼还不完善的状态，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制度化建构，应当围绕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这一主线进行[2]。那么，针对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同时保障人权，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1.构建明确完备的非法证据证明责任法律制度

立法是法律的起点，没有良好的立法，后面的守法、执法、司法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效果，因此立法对于一个国家的司法环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首先在立法上，要完善刑事诉讼法律，应该着重考虑现行司法解释中有关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完全由法官自由裁量的规定，毕竟我国司法人员的素质还有待提高，不能无限度的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从而避免司法权力滥用，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公正合理地分配非法证据证明责任

有了立法做保障，正确合理的执法活动则可以保证法律的贯彻执行。那么法院在执法过程中要着重强化控诉方对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明确规定如果控诉方不能证明其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为合法所得或其证明未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时，就应该推定这项证据是非法所得，并予以排除适应，这样的制度设计既可以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还能是控辩双方的利益达到平衡，使辩护方得到更多的法律權利。

四、结语

法律建设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是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趋向完善的工作，因此，我们在学习国外先进体制的同时，不能忽视我国的国情，在与时俱进的同时也要汲取现有法律的精华，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看到更加完善、合理、公正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参考文献：

[1]陈楠，李军.《论非法证据排除中的证明责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1期.

[2]张斌.《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及标准的实践把握》[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作者简介：

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 篇4

一、证明责任的概念和意义

证明责任是指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某个事实真伪不明时，依照预先规定的裁判规范由当事人所承担不利后果的一种负担。它涉及到真伪不明时，总有一方要承担不利后果的问题。但证明责任绝不是一种义务，既不是相对于对方的某种权利，也不是相对于法院职权的。而义务总是相对或针对某种权利而存在的，没有相对的权利，义务就不存在。当事人没有举证，并不因此而受到法律上的强制。而义务是必须履行的，不履行就要受到法律的强制。证明责任是一种承担不利后果的负担，这是关于证明责任的性质。

所以，证明责任的分配在民事诉讼中就有非常关键的意义，只有分配原则更合理科学，才能更好的实现法律的意义，如果分配原则不合理，必然也会导致公平和正义的丧失，所以证明原则的分配也一直是法学界大家研究的热题。历史上和当代世界上都有很多关于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的学说，现在联合我国的实际，谈谈证明责任的分配。

二、罗马法中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

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则和许多法律原则一样，起源于罗马法。

罗马的法学家们提出了分担举证责任的两条原则：（1）“原告应举证”；“原告不尽举证责任时，应作出被告胜诉的判决”；“原告尽其举证责任时，被告就应以反证推翻原告所提出的证据”。（2）“提出主张的人有证明责任。否定的人没有证明责任”。“根据事物的性质，否定无须证明”。这两个原则在实际运用中，并不是恒定为以前一原则为主，后一原则为辅。也有以后一原则为主，前一原则为辅的。差异在于人们对原则的认识不同。因为，这两个原则，前者是从当事人的性质来划分的；后者是从主张者与证明责任的关系上来划分的。

三、德国民法典制定前后的证明责任分配学说

19世纪德国民法典制定前，在德国证明责任分配的学说主要有消极事实说，外界事实说、推定说、因果关系说、基础事实说和特别要件说。消极事实说、外界事实说和推定说可以统称为“待证事实分类说”。

（一）待证事实分类说（要证事实分类说）是指根据要证事实证明的难易，决定证明责任的分配。具体做法是将事实按某种标准加以分类，以明确对哪些事实须承担证明责任，而对哪些事实无须承担证明责任。依划分的标准不同可分为消极事实说、外界事实说。消极事实说是将待证事实分为积极事实说和消极事实说，主张积极事实的人应承担证明责任，主张消极事实的人则不承担证明责任。积极事实即肯定事实，也就是主张存在某种事实。消极事实即否定事实，也就是主张不存在某种事实。主张消极事实说的人认为，积极的事实容易证明，也能够证明。消极事实则不容易证明，也难以证明。例如：主张“没有认可”、“没有注意”、“无过失”、“不作为”、“没有到期”。这一类消极事实就很难证明，强迫主张消极事实的人承担证明责任必然有失公正。这种学说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重要缺陷。

其一，消极事实说的运用常常建立在将要证事实进行划分的基础之上，但是对怎么划分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如果在划分事实本身上就已经不够科学公平，那么此种方法的价值也无法实现；其二，消极事实说的出发点是根据证明的难易程度决定证明责任的分配，但由于此说将某类事实证明的难易作出了过于绝对化的规定，并不易于实际操作

四、规范说

德国罗森贝克对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观点是，“如果没有一定的法规可以适用，则无法获得诉讼上请求效果的当事人，应就该法规要件在实际上已经存在的事实予以主张和举证。”“简而言之，各当事人应对其有利自己的规范要件加以主张和举证。”[20

罗森贝克将所有的实体规范首先分为彼此对立的两大类：一类能够产生某种权利的规范。这些规范被称为“基本规范”或“请求权规范”、“主要规范”、“通常规范”。另一类规范是与产生权利规范相对应的，妨碍权利产生或使已经产生的权利复于消灭的规范。这类规范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三类：权利妨碍规范、权利消灭规范和权利受制规范。

规范说以预设的权利产生规范、权利妨碍规范和权利消灭规范为三种标准，然后以演绎推理的方法在具体问题中的引出证明分配的法则。但这样作的前提必须是所有的实体规范能够这样进行逻辑划分，但实际上，权利产生规范与权利妨碍规范无法加以区分。

五、证明责任分配新说

1、危险领域说

危险领域说即被害人对损害发生的主观和客观要件均不承担证明责任。相反，加害人应对不存在损害事实发生的主观和客观要件事实加以证明。让加害人在自己控制的危险领域里所发生的事情加以举证，不能证明时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这样有利于预防损害的发生。总之，有加害人承担证明责任是因为损害原因出自加害人能控制的危险领域，而受害人是不能左右。[30] [30]（德）汉斯·普维庭：《德国现代证明责任论》，吴越 译，第十七章“危险领域与客观责任的分配”。

2、盖然性说

所谓盖然性说的基本含义，是指“如果法官对一个要件事实真伪不明不能确认时，那么，就应当由某个要件事实成立的可能性较小，因而对对其不利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37]即法官认为一方当事人所争议的事实的结果有利于他的可能性比有利于对方当事人的可能性要小时，该当事人就要承担证明责任。这里的要件事实成立的可能性小，就是指根据人们生活经验以及统计，该要件事实发生的概率低。换句话说，该事实发生率高的，主张该事实的人不需要举证加以证明。

六、我国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理论

1、基本原则

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论述以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6条第2款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

第64条第1款的规定为根据展开的。该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也就是所说，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主体是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原告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以及有关事实应负举证责任；„„。同样，被告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提出反诉也要举证加以证明；第三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请求，也应承担举证责任。”

2、倒置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在下列侵权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下列侵权诉讼包括，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诉讼；

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

4、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

损害的侵权诉讼；

5、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司法解释和国内的学理解释均把这一规定视为举证责任的倒置。

3、相关学说

李浩教授在研究方法上深受法律要件说的影响，并运用法律规范分析的方法对我国民事法律的事实进行了具有“本土化”意义的分析。在对我国民事实体法律事实进行分析和分类之后，他提出了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即

1、凡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只须对产生该权利或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负举证责任，不必对不存在阻碍该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存在阻碍该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的举证责任由对方当事人负担。

2、凡是主张原来存在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已经或者应当变更或消灭的当事人，只须就存在变更或消灭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事实负举证责任，不必进一步对不存在阻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的事实负举证责任，这类事实的存在亦由对方当事人主张并负举证责任。可以看出，这种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是根据规范说理论，与规范说关于证明责任的分配一样。但由于人们普遍所接受的是教科书的观点，因此，这种规范的理论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并没有上升为通说，司法实践中也并没有采用这种观点。当然，这不排除法官在分配证明时无意识地运用这种分配方法。

如何证明倒置的划分民事责任 篇5

【内容提要】正确理解证明责任“正置”与倒置的划分，关键在于先要理解“正置”与倒置的对象，其次要明白“正置”与倒置是相对而言，在此前提下，笔者提出了自己划分“正置”与倒置的标准，进而详细论述了倒置的理由，最后，依据前述探讨，对我国目前关于适用证明责任倒置的司法解释进行评析。

【关键词】正置/倒置/划分标准

无论是对我国理论界还是实务界来说，举证责任（实应为证明责任）倒置都不是陌生的术语，尽管对其实质含义有着不同的模糊理解。从逻辑上讲，有倒置，必定有其对称的“正置”，不过现实中只在潜意识里存在或因共同认可而没有明确提出这个字眼罢了。我们认为，确立一个较为合理的“正置”基点，那么倒置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目前广泛存在不同的倒置说法及不同的适用范围，与没有确立较为合理的“正置”学说有着极大的关系。人们往往是从个人理解的“正置”出发，进而阐发个人的倒置理论的。

要划分“正置”与倒置，首先必须明了“正置”与倒置的对象是什么。这是一个前提问题，这个问题如果现出混乱，“正置”与倒置的划分必然出现混乱。我国立法对倒置范围的界定就是明证。民事举证责任包括两个方面：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或称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注：李浩：《民事举证责任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9页．）结果责任又称证明责任，为统一术语，本文下称证明责任。行为责任是指在具体的诉讼中，当事人为避免承担败诉风险向法院提供证据。这种责任会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来回移动，它只有先后之分，并无独家承担之果。在实践中一般是原告先提供证据，随后被告提供证据，再接着原告举证，再接着被告举证，依次循环下去，直至双方无证可举为止。证明责任是指法庭辩论结束后，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任何一方都未能说服法官时应当判谁败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有一方败诉，故证明责任不会在当事人之间出现来回移动的现象，它总是存在于一方当事人身上。应当把这种败诉风险依据什么原则放在谁身上便是证明责任分配原则需要解决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既然行为责任会在当事人之间来回移动，自无倒置一说。证明责任只能存在于一方当事人身上，当其从经常归属的一方当事人身上挪走转移到另一方当事人身上时，便出现了倒置。因此，民事举证责任倒置是指证明责任的倒置。‘

其次要知道倒置是相对于正置而言，离开了正置这个参照物，也就无所谓倒置不倒置。由于证明责任的分配只在讼争的相对双方进行，即“提出主张者”和相对方之间，表现在诉讼中即为原告和被告之间。如果一般情况下，由“提出主张者”负担证明责任谓之“正置”，那么例外时由相对方负担证明责任则称为“倒置”，反之亦然。比如，在侵权行为法中，若将一般侵权中的过错归责作为“正置”，过错推定归责、无过错归责就是“倒置”。再比如，若将《合同法》第107条和第120条确立的严格责任原则作为“正置”那么，第189、191条赠与合同、第303条客运合同、第320条多式联运合同、第374条保管合同、第406条委托合同采用的过错责任原则就属于“倒置”。首次背叛“正置”的“倒置”，因其反差极大，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影响。随着倒置次数的增多，倒置成为一种制度后，再需要时一般就根据已形成的倒置制度下判，此时若不有意识与正置进行比较，则难以发现举证责任是否已经倒置。很明显，如果确定了“正置”是什么，那么“倒置”的问题也就容易说清楚了。

我们认为，将“提出主张者负担证明责任”视为举证责任分配的“正置”较为合适。这与“谁主张，谁举证”不同，“谁主张，谁举证”存在歧义，既可以指提供证据，也可以指承担证明责任，既不便于学术交流，也不合学术规范。“提出主张者负担证明责任”的含义较“谁主张，谁举证”明确。其中，主张指当事人陈述有利于自己的法律效果或主要事实，它包括法律上的主张和主要事实上的主张。对于法律上的主张，在法官知法的条件下，当事人无须对其真实性负担证明责任。对外国法当事人是否要承担证明责任，世界各国存在区别。（注：参见徐卉：《外国法证明问题研究》，《诉讼法论丛》第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对于主要事实的主张，在辩论主义下，当事人要负担证明责任，即当事人对已主张但没有证明的主要事实或已作了证明但未能说服法官的事实负担因此产生的不利诉讼后果。具体指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须对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要件事实负担举证责任；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存在阻碍的当事人，对存在阻碍权利或法律关系的要件事实负担举证责任；主张原来存在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已经或者应当变更或消灭的当事人，须对存在变更或消灭权利或法律关系的要件事实负担举证责任；主张不存在阻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的要件事实的当事人，对要件事实的存在负担举证责任。仔细一看就可发现，我们确定的“正置”便是以罗森贝克为代表的法律要件分类说。“质言之，举证责任倒置必须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基础方能展开，离开这一基础，举证责任倒置将无从谈起。”（注：左卫民 陈刚：《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法理与反思》，《清华法律评论》，.1（总第一辑）．第181页．）

确立了举证责任分配“正置”这个参照物，再确定“倒置”的含义与范围就容易多了。我们以“提出主张者负担证明责任”作为举证责任分配的“正置”，那么，“免除提出主张者的证明责任而由其相对方来负担”则为举证责任的倒置。但以什么样的标准将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者”倒置给相对方，同样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举证责任倒置的标准归根结底要体现“公平、正义”这一法律最高准则，同时还必须与立法的宗旨保持和谐一致。具体来说，应当考虑：（一）证据距离。如果负担证明责任的“提出主张者”远离证据材料而又缺乏必要的收集证据的条件与手段，而占有或接近证据材料有条件有能力收集证据的相对方却不负证明责任，那就势将造成显而易见的不公平。这种情况下应当考虑证明责任分配的倒置，如有关产品质量方面的诉讼。（二）举证能力。如果负担证明责任的“提出主张者”从人力、物力、财力及专业知识、技术能力、检测手段等方面来说都不如相对方，而相对方收集证据的能力明显地超过“提出主张者”，若拘泥“正置”将显失公正，则应当实行倒置，如有关环境污染方面的诉讼。（三）证据所持。若重要的诉讼证据为负担证明责任的“提出主张者”的相对方掌握或控制时，对方也可能不愿或不能给予应有的善意协助，如因害怕败诉而不提交重要书证、因将物证、书证丢失、损坏而无法提交，或是以威胁、贿买等方式阻碍证人出庭作证。此时，导致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的责任显然不在负担证明责任一方，若按举证责任“正置”原则处理而由此产生的不利诉讼结果判归由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负担，显然与法律“公平、正义”的本质背道而驰。此时应当考虑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如有妨碍对方举证行为方面的诉讼。（四）实体法立法宗旨。如果机械适用“正置”的举证责任分担方式将与实体法（尤其是侵权行为法）的立法意图、价值判断发生冲突，有悖实体法设置的保护经济上弱者的思想，同样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应当指出，这种

实体法（多为侵权行为法）最初是由程序法创制出来的。非常清楚，初次的以保护经济上的弱者为出发点而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例绝对不是依据实体法的立法宗旨而实行的，这也应合了谷口安平先生关于“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的理论。“在这里，完整的私法实体并不一定必然存在。”社会仍通过一定程序在不断地解决纠纷，并通过这样的解决过程逐渐地形成了实体法规范。”（注：（日）谷口安平著 王亚新 刘荣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68页．）（五）盖然性及经验规则。具体而言，当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根据统计资料或人们的生活经验，如果“提出主张者”证明该要件事实为“真”或“假”远没有相对方证明此事实为“假”或“真”来得容易且更接近客观事实，例如“提出主张者”证明为“

真”相当困难而相对方证明为“假”却相当容易，此时相对方仍然不能证明为“假”，则可免除“提出主张者”负担举证责任而实行倒置。（六）政策。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注：《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第1477页．）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是统治阶段意志的反映，而政策是统治阶级特定历史时期利益指向的反映，两者在维护和实现统治阶级利益方面的作用是相同的。特别是国家建设日新月异的社会，国家或政党为达到维护特定群体利益、构建市场秩序、引导既定方向等目的`，也可能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来实现。“对这些无论哪一方积极举证都有困难的事实，法律规定其中哪一方负担举证责任，就在适用法律时产生重大差异。”（注：（日）兼子一 竹下守夫著 白绿铉译：《民事诉讼法》（新版），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第110页．）此时，政策的倾斜作用便凸现出来。（七）公正。公正虽然是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但人类社会依然存在某些公认的价值取向，而公正性、合理性正是这种崇高价值的内核（注：沈宗灵 主编：《法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第47～50页．）。作为法律最高准则的公正，不但单独作为举证责任分配标准有其价值，而且它还渗透到其他分配标准当中去。不难发现，上述分配标准除政策外，每个因素中都闪现着“公平、正义”的影子。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我国举证责任倒置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在下列侵权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这些侵权诉讼包括：(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诉讼；(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3)因环境上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4)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5)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国内立法和学理均把这一规定视为举证责任倒置。（注：王怀安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第157页．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第167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这种理解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把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误认为倒置。第(2)和第(5)中情形根本就不是倒置。因为这两种情形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告除不用证明被告有过错外，其他侵权构成要件仍需证明。证明责任也没有从原告身上转移到被告身上，倒置从何产生呢？第(1)和第(4)种情形因适用过错推定归责，原告不用证明被告存在过错，有被告自行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相对于过错归责中由原告证明被告有过错的“正置”，现由被告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自然就成了“倒置”。在第(3)种情形下，目前立法规定原告仍需按过错归责原则就四个构成要件承担证明责任，自不存在倒置问题，实践中有法院改由被告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相对于立法而言实现了倒置。二是遗漏了其他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如对方当事人毁灭证据，妨害取证等情形。（注：探讨民事举证责任倒置的相关文章可以参见张卫平：《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法理》，载《证据法论坛》第一卷；左卫民 陈刚：《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法理与反思》，《清华法律评论》，1998.1．王学棉：《民事举证责任倒置浅析》，载《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

有关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探究 篇6

自1883年, 德国著名学者尤里乌斯·格尔查在《刑事诉讼导论》中提出了主观证明责任与客观证明责任两大概念, 赋予证明责任双重含义, 进一步从广义上明确了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一方面, 主观证明责任主要强调案件当事人为了降低败诉的可能性或风险, 提供有力证据, 具有一定必要性, 强调行为责任、举证责任以及提供证据的责任;另一方面, 客观证明责任主要强调案件的事实真伪尚处于模糊阶段, 法官不能以要件事实作为执行法律条文的基础条件, 因此主张案件当事人客观承担可能具有不利因素的诉讼后果, 该证明责任具有结果意义[1]。其中, 主观证明责任主要由客观证明责任来决定是否存在, 是客观证明责任在诉讼过程中的充分体现, 可能随着法官心证变化、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变化而有所区别;反过来, 客观证明责任则充分表达了对证明责任的基本属性, 具有证明责任的狭义特征。

二、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原则

(一) 一般性原则

1.提出诉讼方和反对诉讼方的证明责任

从实质来看, 任何诉讼请求的提出, 都是实体权利的表达。结合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根本原则来看, 对于提出诉讼请求的一方, 应严格按照诉讼请求的凭借事实而承担举证责任, 并对自身提出的证明负有绝对责任;作为法律诉讼的另一方面当事人, 如果需要对事实提出抗辩, 那么反对诉讼的请求一方就需承担相应的抗辩事实责任;结合民事诉讼的根本原则来看, 如果对诉讼请求当事人提出反对意见, 可采取抗辩或否定两种形式[2]。抗辩主要指当事人提出申请的事实依据成立, 且当事人对事实、证据提出明确主张;否定主要指诉讼反对方, 对诉讼当事人提出的主张予以否定。实际上, 抗辩与否认之间存在一定排斥性和矛盾性。

作为案件当事人, 在对诉讼请求提出反对意见的过程中, 只能对抗辩或否定采取一种方法, 否则将产生自相矛盾。以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来看, 在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的情况下, 同时负有了证明责任, 而此时否认一方的当事人则不涉及证明责任。简而言之, 证明的事实不存在或者根本没有发生。如果不做出这样的规定, 在案件较为复杂或者难以判断的前提下, 如果提出诉讼请求一方能够证明诉讼请求过程中提出的证据确为事实, 则否认一方必将败诉;因此, 作为案件的被告人, 具有提供反证的根本责任[3]。

2.当事人承担的证明责任

在诉讼请求存在争议的情况下, 对案件的判决应严格遵循实体法要求。以实体法来看, 对各种事实的法律效果提出明确规定, 而判决仅需要在事实基础上, 确认实体法效果即可。因此, 无论是诉讼的请求方还是否认方, 都对实体法存有主张作用。在当事人诉讼过程中, 所有权利根据事实、抗辩事实等, 都应奠定在实体法规定的基础上[4]。因此, 作为当事人一方, 有责任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成立, 同时也要证明自己提出的事实在实体法中存有明确规定;如果当事人的证明事实已经超出了实体法的范围, 或者该事实与证明责任不存在任何关联, 则这种情况下证明责任分配也不成立。

因此可以说, 实体法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其明确规定了证明事实的责任是否成立。因此, 在实际办理案件过程中, 不能机械地将实体法或者证明责任分配到具体案件中, 每一个案件提出的证明应该为具体的事实, 而抽象事实则不予承认。同时也由实体法提出当事人的证明责任, 因此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具有科学性、规范性作用。

3.一般原则下的特殊状况

如果当事人提出的事实证明主要依据实体法而完成, 那么以实体法来实现证明责任的分配, 将成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根本所在。但以实际情况来看, 实体法提出的仅仅是分配原则, 而对于具体案件如何分配, 并没有具体规范。因此, 实体法中提出的规范, 并不能直接应用于案件证明责任的分配工作中, 在实体法中尚未提出划分抗辩事实、根据事实的界限, 仅存在案件事实可能带来的法律效果。因此, 如果单纯凭借实体法中提出的原则对案件进行处理, 并完成证据分配过程, 存在一定难度[5]。而由于在具体案件执行过程中, 没有证据分配的直接依据, 就需要转化理论来实现, 提高证据分配的公平性、可操作性。

(二) 特殊性原则

在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中, 除了一般性原则之外, 特殊原则的重要性也要加强关注。我们提出的特殊原则, 主要为“举证责任倒置”, 奠定在法律规定基础上, 原本应该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就某一具体事由不需要承担相应举证责任;而他方当事人可能对事实存在或者事实不存在承担应负有的责任;如果当事人不能进行举证证明, 那么判定原告一方的事实主张成立, 这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从一般性的证据规则来看, 强调“谁主张、谁举证”, 而采取“举证倒置”就是一种特殊性的原则, 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则与举证责任倒置之间存在对立关系, 实现举证责任的合理化配置, 同时确保案件的真实性、诉讼的公平性, 提高诉讼效率, 体现诉讼价值。而举证倒置作为一种特殊性原则, 也要遵循程序法、实体法的相关规定, 切实保护弱者的合法权益。

三、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具体分配策略

我国法律运行的相当一段时间中, 并没有加强对证明责任以及对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的重视, 与我国民事诉讼中“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相关;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不断改革发展, 以及对证据理论的规范作用, 在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方面日益加强重视, 而同时相关证据和理论也受到重视;自我国1991年在《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司法解释中, 逐渐加强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规范, 在民事诉讼法中提出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性分配原则, 而其他相关法律、司法等则做出了更多的例外规定, 以实现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全面性。经应用实践表明, 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而且在立法层面的规范性不足, 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难以对证明责任的分配进行客观解决。因此,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法律规定的相关内容, 在遵循以往审判理论、经验的基础上, 参考德国著名学者罗森贝克的证明责任分配理论, 提出《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进一步细化证明责任分配原则, 并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中的具体含义进行阐述[6]。但是作为一种具有客观性、理论性的司法解释问题, 在该规定中并没有提出各种纠纷案件类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 也不能全部覆盖。作为最高法院提出的司法解释, 只能针对以往审判中较为突出的问题进行明确规定, 以提高证明责任的公平性, 而更多与证明责任分配相关的问题, 还需要通过立法机关的立法方式加以补充和完善。

四、结论与建议

总之, 以我国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形式来看, 如果通过单一化的标准来实现民事诉讼证明责任, 显然并不合适;只有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奠定在一般性、公正性、合理性原则基础上, 参考各家之言, 才能提高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的合理性。因此, 在我国立法过程中, 必须充分考虑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之间的关系, 并加以区分;认真筛分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 以我国实际情况为出发点, 通过立法形式规范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司法机关在审判过程中, 应严格遵循法律原则及过往经验, 结合法律政策精神, 公平、诚信地提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针对当事人之间具有特征的事项, 综合考虑案件性质, 提高证明责任分配的科学性。具体做法建议如下:

(1) 奠定在实体法律基础上。以我国民事法规实际情况来看, 在我国参与的调整民商关系条约中, 已经对证明责任分配提出明确规定, 因此证明责任分配应考虑实体法的相关需求; (2) 在实体法律中, 个别部分没有对证明责任分配进行规定, 应参考司法解释相关内容。在没有任何明文规定的情况下, 可由法官以实际经验为出发点, 遵循公平、公正、诚信原则, 实现证明责任的分配过程, 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陈建贞.小议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司法裁量[J].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8 (4) .

[2]卢申玲.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实证分析[J].政治与法律, 2005 (1) .

[3]朱孝彦.民事诉讼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关系新探[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4) .

[4]曲妍.论推定的适用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J].法制与社会, 2010 (34) .

[5]张素英.再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演进与完善[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11 (33) .

论被告人的刑事证明责任 篇7

证明责任是整个刑事证明的中心环节。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对其向审判机关提出的诉讼主张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为什么说被告人需要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呢？

首先，被告人的刑事证明责任源于犯罪事实，即构成要件的证明。

其次，推定的广泛运用导致刑事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成为必须。在刑事诉讼中，推定的运用带来诉讼上的效益，而这种效益主要体现在对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上。

再者，证明责任转移与无罪推定原则之间的深刻矛盾。由于推定具有转移证明责任的功能，因此，随着犯罪构成推定功能的产生，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都普遍规定被告方包括阻却违法与责任事由需要承担证明责任。

二、我国的刑事证明责任的现状

明确被告人的刑事证明责任是必须的。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直接规定证明责任的承担者，但通过第162条的规定，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谁是证明责任的主体。从本条的规定不难看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而关于被告人的刑事证明责任却没有任何诉讼法上的法律法规予以规定。

在西方国家，刑法领域实行与民法无过错责任和推定过错责任原则相对应的绝对责任 (absoluteliability)原则和严格责任(strictliability)原则，这也是与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传统意义上罪过责任相对称的两个概念。把这些概念纳入到刑事证明的体系中，明确诉讼双方的刑事证明责任。

在严格责任和绝对责任出现之前，主观犯意一直是刑事责任构成的要件之一。一个人之所以被认定构成犯罪并需承担刑事责任，除了因为他实施了法律禁止的行为外，还因为他在实施这些行为时具有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从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来看，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控方必须对包括证明被告行为、犯意及其因果关系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否则，被告则按照无罪推定原则会被无罪释放。

西方国家实行绝对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后，对证明责任的分配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作为犯罪构成要素一般规则的例外，绝对责任是指对于某些特殊的案件，犯意并不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犯意的存在与否，不仅控方无需证明，而且被告也不能据此作为辩护的理由；即使被告不存在过错，只要检察官证明被告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被告就能被定罪。绝对责任犯罪免除了控方对关于被告主观犯意的证明责任。严格责任类似于民法中的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即某一结果的出现或某一行为的实施，我们即推定行为人对此是有罪过的，如果行为人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其行为在主观方面不存在任何的过错，发生了某种事情是由于认识错误、意外事故或其他不能控制的原因，并且他曾作过适当的努力来避免自己的行为触犯法律，那么就应当阻却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从证明责任的分配看，实行严格责任的案件中，举证的内容划分为两部分:关于行为及其违法性的证明和关于与行为相关的主观犯意的证明。对关于行为及其违法性的证明责任仍由控方承担；但是对犯罪者的主观心态如何，控方不承担证明责任，而倒置交由被告承担。而相对于西方国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就没有赋予被告需承担刑事证明责任这样一个理论基础。

三、我国的被告人的刑事证明责任范围

虽然我国没有被告人刑事证明责任这一概念，但在现行刑事诉讼中，为了诉讼的公平和效率，往往需要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我认为，现行刑法只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部分）持有型犯罪以及强奸（幼女）罪的案件需要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

《刑法》第395条规定在本罪中的其他主要要件事实仍然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但巨额财产来源的合法性则应由被告方承担。程序是当检察机关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之后，再由被告方承担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要件真实性的证明。如果被告不能合理地说明其巨额财产的来源是合法的，就说明被告没有完成其举证责任，进而断定其巨额财产为非法所得而予以治罪。

按照我国《刑法》第282条第2款的规定在这类非法持有型犯罪案件中，被控方应对持有的文件、资料等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如果被告人证明不了其持有行为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时，法院就可据此推定其为非法持有。在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下，被控方需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对案件的部分事实予证明，否则将会承担有罪的责任。这类案件时属于由被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的案件。

在强奸（幼女）案件中，其司法实践中的处理办法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就可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了犯罪，而没有要求控方证明犯罪人的主观方面。但如果行为人有证据证明存在合理的认识错误，即“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不应当认定其行为构成犯罪。可见，强奸（幼女）罪的主观方面，即“不知道”的证明责任应倒置由被告方承担。

上述的三类案件，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刑法的明确规定下，犯罪构成主观方面，均由被告方进行举证，如果被告方不进行举证或者举证达不到刑事证明标准，那么被告人就会被定罪，承担败诉的责任。

有学者指出，除了上述三类案件，还有一些实体问题需要被告方举证。例如：一，关于被告人以缺乏刑事责任能力的事实主张的抗辩。二，被告方以阻卻犯罪的违法事由为由进行抗辩时，提出其行为具有合法性或正当性的事实主张。三，关于被告人无罪辩护的积极事实主张。如被告于案发时不在现场等。四，关于被告人提出的影响量刑的情节的事实主张。五，由于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而产生的，被告人以此来辫护的证明责任。但很明显，这些实体问题证明活动与上述三类案件有着天壤之别。首先，这些案件不属于刑事证明的分配。其次，在举证的顺序也有所不同。对于刑事证明责任，被告人的举证是原始举证，第一次举证，而对于后者，则对抗性举证，第二次举证，性质是不一样的。

综上所述，法律规则的发展总是与一定的社会阶段相匹配的它不能超越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所处的法律传统与民族文化背景，因此基于实质意义上的司法公正，考虑到程序对等的现代法治精神以及实体法中的刑事政策需要，在刑事诉讼中，应该明确规定被告人的刑事证明责任及责任范围，让证明责任在控诉方与被告人之间恰当的分配。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昌.罪通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2}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

{3}[日]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