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的定义（精选8篇）
【中文摘要】社区矫正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刑罚的主要执行方式,但在我国却是个新兴事物,处于起步阶段。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刑罚执行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在我国开始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本文选择这一现实热点议题,旨在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两个视角对国外和我国的社区矫正作一介绍与论述,运用比较分析、理论联系实际等方法,渐进地对社区矫正制度予以描述和分析,并重点通过对济南市试点的实务研究,总结目前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探索提出改革和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构想与建议。本文除结语部分以外,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为社区矫正的属性和作用,从社区矫正的定义入手,首先论述了国内外关于社区矫正的定义内容,并对这些定义内容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并阐述了社区矫正的特征以及重点分析了社区矫正的作用。第二章是我国社区矫正的引入和嬗变,笔者对社区矫正制度的产生、发展进行了分析概括,并对社区矫正制度引入我国的过程和发展进行了全面汇总。第三章是我国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通过调查分析,将现阶段我国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归纳为六个方面：
矫正主体的权责不一致、社区矫正队伍素质不高、社区矫正制度适用范围较小、矫正工作常常流于形式化、矫正组织网络不健全、社区矫正的认同度较低。第四章是社区矫正的改进对策,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主要包括四点：加强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建设、扩大社区矫正适用范围、健全社区矫正管理制度、提高矫正管理措施的科学性。
【英文摘要】Community Correction sentence in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become a major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but in our country, it was a new thing, at the initial stage.Community Corrections Correction with imprisonment penalty corresponding to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is to meet the
conditions of community corrections offenders placed in the community, by special state organs and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in social groups, and community volunteer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decision, ruling or decision within the time limit set, correct the criminal mind and behavior habits, and promote their successful return to society the
implementation of activities of non-custodial sentence.July 2003,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Ministry of Justice jointly issued the “pilot project on community correction notice,” Community
Corrections in China began experimental work.This choice of
this real hot topic, aimed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practical 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th foreign and China as an introduction to community corrections and discussion of the use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other methods, progressively be described on,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and analysis, and focus on practical pilot study in Jinan City, summed up the ongoing work of community corrections experience and problems, explore to reform and improve the idea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and suggestions, In addition to some conclusion other than this article,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properties and role of community corrections, starting from the definition of community corrections, first discusses the defini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content on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s, and the content of these definitions a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and describ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corrections, and analyzed a community correction role.The second chapter is the introduction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and Change, the author of the emergence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broad,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ocess and development of a comprehensive summary.The third chapter is a problem of
Community Correction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will present the problems of Community Corrections summarized into six aspects:correct inconsistent with the main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 quality of community corrections is not high,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for a smaller range, corrected work is often a mere formality, correct
organizational network is not perfect, low degree of
recognition of Community Correction.The fourth chapter is the improvement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strategies on how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and improve our community corrections system, put forward their views and suggestions, including four points:the main building to strengthen law enforcement
community corrections, community corrections expansion of the scope and improve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management system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corrective management measures.【关键词】社区矫正 问题 对策
【英文关键词】Community CorrectionsProblemStrategy
【目录】我国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8-9ABSTRACT9-10绪论11-13论文摘要1 社区矫正的属
1.2 社区矫正性和作用13-221.1 社区矫正的定义1
3的特征13-17
414-1
515-161.2.1 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1.2.2 社区矫正的主体具有特定性与广泛性1.2.3 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特定类型的罪犯1.2.4 社区矫正的地点是在社区中16-171.2.5
1.3 社区矫正的过程是对犯罪人的控制、教育、改造与帮助17
社区矫正的作用17-20
17-191.3.1 具有明显的社会价值19-201.3.2 具有突出的效益价值1.4 社区矫正的意义20-222 我国社区矫正的引入与嬗变22-26
3.1 矫正主体的权责不一致我国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26-33
26-283.2 社区矫正队伍素质不高283.3 社区矫正制度适用范围较小28-29
29-313.4 社区矫正工作常常流于形式化3.6 社区3.5 社区矫正组织网络不健全31-32
32-334 社区矫正的改进对策矫正的认同度较低
33-414.1 加强社区矫正执法主体建设33-364.1.1 完善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33-34
络34-35
35-364.1.2 完善社区矫正工作网4.1.3 增加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的权利4.2 扩大社区矫正适用范围36-374.3 健全社区矫正管理制度37-39
39-41
44-45
(一) 社区矫正的概念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 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犯罪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的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决定、裁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里和行为的恶习, 并促进其顺利的回归社会的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活动。
(二) 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
英国社区矫正的性质是独立刑种的性质。美国社区矫正具有执行刑罚的性质。而日本则是具有保安处分的性质。而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在理论上存有争议的, 具体包括:保安处分说、非监禁刑罚执行说、多重说等[1]。社区矫正的定性主要应建立在刑罚与保安处分关系的明晰的基础上, 在欧陆法系国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经历的漫长的时间, 从菲力提出的一元论到李斯特的二元论, 各国对其定性的选择也多根据各国国情加以选择, 笔者在这里不主张一元论的看法, 其与刑罚存有本质的区别, 其仅仅是对于犯罪人的矫正, 或预防教育缺少惩治的目的。
(三) 我国社区矫正的基本结构
1.主体:由三部分构成: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社团、社工四部分组成。2.工作机制:政府主导推动, 社区自主运作。即公安和司法机关及公务员, 作为政府力量组织、领导和推动社区矫正工作, 社团、社工等自主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运作。3.工作对象:5种人, 即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和被裁定假释的犯人。4.工作程序和内容:法院将有关法律文书同时送达街、镇司法所, 受刑人根据刑事裁判要求到司法所登记报到后, 由公安、司法、社团、社工和社区服刑人员共同签订协议, 宣告社区矫正开始。社区矫正期满前, 提前一个月或半个月进行鉴定, 期满时, 同样按期宣告社区矫正期满。期间主要工作是由社团、社会组织和社工及志愿者与社区服刑人员个别谈话、提供咨询进行教育、组织集中学习和从事非营利性公益劳动等。
二、国外社区矫正的理论概况及发展
(一) 国外社区矫正制度的历史延展
发达国家 (地区) 社区矫正的已经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了。早在18世纪, 英国监狱改革家约翰.霍华德就提出过反对监狱非人道化刑罚的改革理论, 其后的形事近代学派的代表龙勃罗梭, 用人道主义和实证主义双重方法, 论证了教育、劳动与社区矫治犯罪心理与行为的重要作用, 同时也引发了李斯特等人对于该制度的发展, 提出的假释、缓刑、不定期性、保安处分等现代刑法制度。二战后社会防卫学派又提出了对犯罪人的社会化及人道主义理念。1995年联大举办会议通过《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96年第二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这些文件都在强调社区矫正的重要性。[2]20世纪下半夜以来已形成了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当今的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等佣有较为完善的社区矫正制度。
(二) 国外社区矫正制度优势的立法评析
国外社区矫正要比国内社区矫正发展的早很多, 该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由轮廓式的提出到发展再到日臻完善的过程, 与中国的社区矫正相比也更为突出刑罚现代化、人道化以及对罪犯人权主义的精神。自十八世纪至今, 通过其发展进程可将其概括为如下特点。首先应该是社区矫正的递进性性与宽泛性;[4]其宽泛性主要指社区矫正的种类繁多, 根据不同的主体及定罪量刑的不同程度可以适用不同的社区矫正的种类。
1.社区矫正立法上的宽泛化
以英国为例, 英国社区矫正的种类包括:缓刑令、假释、社区服务令、宵禁令、毒品的治疗与检验令、出席中心令监督令行为规划令。[3]其具体为如下:1.缓刑令:适用于16周岁以上的犯罪人, 刑期为6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缓刑令是一种主刑, 其目的在于保障犯罪人的改造, 可以要求其在规定的期间内居住在私人住所, 也可以要求其在指定的监督机构, 特别是对于一些对社会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及一些吸毒犯。2.假释:其主要是指犯罪人执行了一定阶段的刑期, 附条件的将其从社区矫正机构提前释放到社区, 使犯罪人在监督之下完成剩余的刑期。3.社区服务令:其要求犯罪人在社区内无偿劳动的社区矫正刑。其主要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确定其具体的劳动时间, 一般在40小时以上240小时以下。4.宵禁令:其主要要求服刑人员限制其在家里, 防止他们在夜间外出, 从而限制减少某些犯罪的目的。如盗窃及寻衅滋事等。5.毒品的治疗与检验令:是英国政府率先在1998年开始试点并于2000年的立法案中得到了确立的位置。该种社区矫正不具有强制措施, 只有在犯罪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对他们进行检测并强制到戒毒中心进行戒毒。6.出席中心令:其主要适用于10周岁以上不满20周岁的青少年实施的对成年人的犯罪。在执行的过程中往往通过教师、警察、监狱管理者等志愿者组成并在每周的周六、周日在学校、少年宫举办, 教会这些青少年罪犯怎样学会人际交流, 怎样面对生活、社会等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内容。7.监督令:将青少年交给地方当局或缓刑官员监督。一般对青少年犯采取一些当面会面及准确记录、有效监管的措施, 最长不会超过九十天。8行为规划令:主要也是适用不满18周岁的青少年, 其要求犯罪人按照规划令的行为刑事, 接受监督。澳大利亚其社区矫正多达十五种, 其包括:定期监禁、工作释放、家庭监禁、缓刑、罚金、补偿金、没收财产、社区服务令、报告中心、保证金、咨询辅导、法庭警告、限制自由、保释、假释。[4]
2.社区矫正在立法上的规范化
加拿大为例, 在加拿大《刑法典》对刑事犯罪、刑罚和相关的刑事程序有较为详尽的规定, 其中就包括社区矫正的规定。在1992年又进一步颁布《矫正和有条件释放法》成为现今成年犯的主要社区矫正法规。[5]在英国2000年也颁布了《刑事法院量刑权限法案》对社区矫正有了较为完善的规定。而中国的社区矫正也被规定在我国刑法当中。
3.社区矫正标准设立的科学性
科技与法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法律能够规范, 保障科技的发展, 而科技同时又要促进法律的发展。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越来越需要法律对于科技界定明确的界限, 科技能够造福人类, 同样也能毁灭人类。同样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也需要科技的手段来协助法律的实行。在社区矫正的实行过程中同样需要一些科学的标准。例如:对于社区矫正的改造评估标准需要一个科学的标准, 对未成年犯罪的心理辅导也需要一套科学的辅导方式使其回归家庭, 回归校园与社会。同样关于毒品的治疗与检验更不能脱离科学检测而武断治疗。
4.社区矫正应体现了人文刑罚的精神
笔者认为这与人道主义精神进入刑法领域是分不开的, 同时也是民权刑法与刑法谦抑性的体现。诚如,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所言:“随着人类心灵在社会状态中的柔化和感觉能力的增长, 如果要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 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6]从某种程度上讲社区矫正也是人类向非监禁刑罚迈出的重要一步, 同时也是人类走向文明刑罚时代的重要标志。
5.社区矫正有较强的程序性
以澳大利亚为例, 进人社区矫正程序来自三个渠道。一是被地方法院直接判非监禁刑的;二是法院判决执行完监禁刑后再执行非监禁的;三是假释委员会决定假释的。经地方法院判决非监禁刑进人社区矫正的一般程序是:警方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设置专门法庭的地方也可直接向法庭起诉。地方法院作出决定后, 移交给相对应的社区矫正工作部门。社区矫正工作部门接受后, 首先对其进行危险性评估, 然后根据评估的结果, 制定矫正计划, 专人负责执行矫正, 完不成计划的送回法庭。
(三) 对国外社区矫正制度劣势的警惕
国外矫正制度有其优点, 但他们的不足之处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以防止我国的社区矫正重蹈覆辙。其不足之处概括如下:1.泛人道化倾向削弱了刑法的威慑性。社区矫正在司法实践中的实行, 要求执行者具备专业的知识背景和一定的实践能力与经验。怎样不失刑法的威慑力又能完好体现刑法的谦抑性, 其量的把握不仅仅给执法者带来挑战, 更给立法者带来挑战。2.过于技术化的倾向是否过于机械, 难以达到矫正的目的。在上文中笔者也提到这一点其科学化的手段应该作为一种辅助的手段, 在实践中要是将其绝对作为客观标准或风险评估标准, 可能会导致机械化, 不利于行为人的有效回归。
三、国外社区矫正制度对完善我国社区矫正的启示
(一)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法律体系
随着刑法修正案 (八) 的出台社区矫正已在我国的立法上有了明确的地位, 下一步要进一步完善后续的保障制度, 特别是对于刑事诉讼法有关社区矫正程序论的规制, 同时关于执行主体的标准也应采用立法形式详明。笔者认为现今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种类过于单一, 在立法条件成熟是有待于扩充。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的历史还很短, 相关立法不能直接域外移植, 在立法上可以统筹兼顾但不是全顾, 还应建立符合国情的社区矫正制度。
(二) 加强社区建设
社区在中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为了能和社区矫正很好的接轨, 还要不断完善社区矫正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有关配套设施建设。例如, 定期的谈话记录室、社区服务场所、评价罪犯委员会的建立、社区心理辅导站、社区报告中心等。
(三) 完善执行主体的范围与地位
对于社区矫正的主体范围、相关人员的服务事项、主体资格的认证标准, 志愿者的服务期限与任职标准等都应该进行相关的规定。
(四) 建立社区矫正执行人员的监督体制
怎样能过使我们的社区矫正制度不流于形式, 需要我们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现今, 我国在法律建设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就是监督机制, 不能说我国没有监督机制, 而是我国的监督机制正遭受着严重的挑战。如环境监管制度, 某医药总厂排污严重超标, 我们的监管者在哪里, 福建紫金铜污染事件发生后, 再问监管者在哪里。食品监管也有问题, 三鹿奶粉事件虽然已过去, 但这难道不能说明些问题吗只有出现了大事故, 他会引起监管。国外的诸多法律制度在国外实施的很好, 怎么一被引进国内就出现了巨大水土不服, 究其原因, 我们的问题出在那里——监督体制。这是作为每一个法律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好的植物需要好的土壤;同样好的法律制度更需要好的监管体制, 只有这样我们所移植来的域外制度才能更好的在我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真正的被本土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社区矫正制度也同样如此。
参考文献
[1]高铭暄, 陈冉.结合刑法修正案 (八) 谈我国社区矫正本土化发展[J].中国司法, 2008, (5) .
[2]刘晓梅, 英国社区矫正制度及其对我国刑罚制度的改革的启示[J].犯罪研究, 2006, (3) .
[3]刘强.各国 (各地区) 社区矫正法规选编及评价[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137-139.
[4]李冰.澳大利亚市区矫正制度[J].犯罪研究, 2006, (6) .
[5]社区矫正考察组, 加拿大社区矫正及评价[J].法治论丛, 2004, (3) .
11月24日，田磊刑满获释。“走在路上，已经有点找不着北的感觉”，田磊说。父亲已经再婚并组成新的家庭，原来的家也被拆迁了，他成了标准的“三无人员”：没有户口，没有住处，没有工作。
4天后，“阳光中途之家”接纳了他，开始为他提供免费食宿和技能培训。作为专业社区矫正机构，朝阳区“阳光中途之家”已运行了五年，它不仅为社区矫正人员提供教育培训，同时也为刑满释放后的“三无人员”提供一些过渡安置。
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副局长刘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这是北京社区矫正机构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地方，从2008年正式运行以来，朝阳区中途之家已帮助2000多人重新适应了社会。”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废止劳教后，要“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惩治的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有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或将成为主要的违法行为矫治场所。
社区“服刑”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罚，在中国已经开展了十年。2003年，北京等6省市被确定为社区矫正的首批试点地区。
“从2003年至今，朝阳区社区矫正人数已经超过了5000人。”刘勇表示，十年里，社区矫正人员的数量不断增长，现在仅朝阳区每年都会超过1200人。
“社区矫正人员”中，最近比较有名的是歌手臧天朔，臧在2010年1月因“聚众斗殴案”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后因在狱中服刑表现出色， 2013年2月获得假释出狱。他的假释考验期为一年六个月零二十天。
在这段时间里，臧天朔的身份变为“社区矫正人员”。他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提交思想汇报，离京须请假，并按规定参加公益劳动。
这种走出监狱，在社区“服刑”的方式最初源起于国外，被认为是刑罚制度中革命性的创新，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至李斯特等人提出的刑罚的目的并非“报应和威吓”，而是“通过对犯罪人的矫正以保卫社会”。
在国外，与传统的监禁刑罚相比，社区矫正被认为有许多不可比拟的优势，例如节约大量司法资源和成本，有利于罪犯的改造，更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等等。
2003年，社区矫正制度被移植到中国。当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与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院两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北京、江苏等地为社区矫正首批试点省市。2005年，试点扩大到十八个省（区市），并在2009年开始在全国铺开。
作为一种探索，各地试点的具体办法都不尽相同，甚至差异显著。比较典型的模式主要有两种，即“上海模式”和“北京模式”。“上海模式”主要是以政府花钱买服务的方式，在市一级设立社区矫正办公室，向民办社会团体购买服务，由民办社会团体承担对矫正对象的日常管理、教育转化、心理咨询、职业培训等工作。
而“北京模式”则强调作为刑罚执行活动的社区矫正应该由国家机关执行，因此以司法所来承担社区矫正工作，并通过抽调监狱和劳教警察到司法所的方式来加强司法所的力量。
“北京市每个区都有一个由区领导牵头的‘特殊人群专项组，以前叫‘社区矫正领导小组，主要是指导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等成员单位来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刘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具体的组织机构上，朝阳区司法局设有“矫正帮教科”，指导全区社区矫正工作，具体的日常管理工作由分布在43个街乡的43个“司法所”承担，“人事方面实行‘3+N，3是指司法所助理员、监狱和劳教局抽调的干警、社会招聘的矫正社工，N是指来自各行业的志愿者。”
随着试点扩大，有关法律法规也逐步开始完善。2012年1月20日，两院两部联合下发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同年2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也第一次将社区矫正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
矫正对象也有明显变化。试点之初，以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作为矫治对象，试点区域集中在城市街道社区和农村乡镇一级。此后矫治对象扩展到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被剥夺政治权利等五类人员。2012年新的《刑诉法》修正案则明确为前四类人，被剥夺政治权利人员不再是社区矫正对象。
陪同式“教育”
2008年7月，借鉴国外“中途之家”的经验，朝阳区在京津高速路旁黑庄户乡成立了朝阳区“阳光中途之家”。
刘勇说， 当时，朝阳区社区矫正人员加上刑满释放人员达到5000人左右，很多三无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没地方住，没工作，管理难度非常大。
为了帮助“矫正人员”更快适应社会，“阳光中途之家”不仅提供心理辅导、技术培训，还为“三无人员”提供食宿。
阳光中途之家每月会定期举办集中学习，所有街乡的社区矫正人员都要在民警的陪同下，在中途之家进行为期一周左右的集中学习。
为了在人格上给予“社区矫正人员”充分的尊重，中途之家采用了更人性化的陪同方式。从劳教局抽调到中途之家工作的干警苗敬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体现出和监狱教育的区别，“来这里的矫正人员，我们都称他们是学员，集中学习时，陪同的民警也和矫正人员同吃同住。”
“最初吃饭是两个标准，后来干脆改为吃一样的饭菜，住同样的房间。”苗敬增说，这种没有训斥、平等交流和沟通的方式让“学员”感受到了离开高墙后的温暖，“一些看上去很‘痞的人，在培训结束后都发自肺腑地写了体会，很感人。”
“这儿环境确实挺好”， 住进中途之家之后，田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最幸福的事儿就是每天可以睡个安稳觉。”对于他来说，每天起床吃完早饭后，跟工作人员打个招呼，就可以出门办事或者熟悉社会，如果晚饭赶不及，民警还会帮忙打好饭留着。
“比寄人篱下强多了。”田磊说，就算再好的哥们，住在别人家里时间长了，人家心里也会有想法。
因为在解决矫正人员回归难、接纳难、安置难、就业难等方面的探索和成效，自 2011年开始，“中途之家”的模式在全北京开始推广，并实现了所有区县的全覆盖。
矫正的“白脸”与“红脸”
人性化的陪同教育让矫正人员备感温暖，但社区矫正毕竟是刑罚执行的一种，如何平衡惩罚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成为“中途之家”的难题。
“中途之家的集中教育针对性强，在心理咨询等方面也能集中更多优质资源，这些都为司法所的日常管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刘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北京，基层司法所和阳光中途之家分别承担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和教育服务职责。
目前在机构和体制上的一个问题是，司法所“既唱白脸，又唱红脸”，既要有执法的严肃性一面，又要有帮扶的人性化一面，“社区矫正执法的职业化和帮扶的专业化应该分别得到发展，一个人承担两个角色不太合适。”刘勇说。
“现在基层比较关注的是，是否可以具有警察身份”，刘勇说，目前社区矫正的管理和执法权都在司法部门，如果不赋予警察身份，很难体现刑罚执行的严肃性，“你穿着普通的便装去，人家可能连门儿都不给你开，对个别脱离监管需要抓捕的时候连必要的警用设施都没有”。
社区矫正人员数量的增长也给社区矫正工作带来新挑战。司法部近期发布数据，到2013年10月底，各地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166.5万人，累计解除矫正100.7万人，现有社区服刑人员65.8万人。
北京自2012年以后实行户籍地和居住地双重管理，也就意味着，许多户籍在外地、但居住地在北京的社区矫正人员也被纳入北京各区的矫正管理，“朝阳区是人口流入大区，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比例是一比一，对我们的经费、人力、物力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刘勇表示。
而在劳教制度被废除后，如何处理那些“大事不犯，小事不断”的人，有舆论认为应该将这些人纳入“社区矫正”的范畴。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社区矫正和劳教之间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替代关系。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也表示，社区矫正和劳动教养区别点很清楚，“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法律依据，它的适用范围、运用的程序、执行的方式，都和劳动教养有着不同。”
因此，学者们认为，在《社区矫正法》尚未出台之前，如果原有的“劳教人员”要被纳入社区矫正，由谁来作出矫正决定，矫正方法、矫正内容、矫正操作和最长矫正时间，以及是否可对矫正对象施以二次乃至三次同一性质的矫正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待顶层设计的进一步厘清。
从监狱矫正为中心到社区矫正为中心的转变将是我国刑罚体制的重大改革。这一转变使得刑罚执行权向社区运动，这一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系之于社区矫正与社区安全的关系处理的如何。
一 什么是社区矫正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以下是社区矫正的规范性界定：“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社区矫正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 社区矫正是让犯罪分子在其生活的社区服刑和改造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不同，监禁矫正是在监狱对犯罪分子进行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则是让犯罪分子在其生活的社区服刑和改造。通俗而言，就是让罪犯回家服刑和改造。有的记者同志谓之“放虎归山”这样说是不准确的。
第二、 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的执行方式
社区矫正并不是让矫正对象放任自流。社区矫正虽然在严厉性上与监禁矫正有所不同，但仍是一种刑罚的执行方式。在社区矫正的实施过程中，在专门国家机关的主导下犯罪人的行为仍然受到监管和控制。监禁矫正方式，使犯罪人处于和社会隔绝的封闭环境中，对其自由予以完全剥夺。作为非监禁方式的社区矫正，则是让罪犯生活在其社区中，服刑环境是开放的，对其自由的剥夺程度低于监禁方式，属于相对剥夺。
第三、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主要是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矫正中出现的确实不适合在社区服刑或改造的罪犯，当然还是要依法采取监禁矫正等方式。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目前主要包括下列5种罪犯：1．被判处管制的。
2．被宣告缓刑的。3．被裁定假释的。4．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5．被暂予监外执行的。
管制是由人民法院判决，对犯罪人不予关押，但限制一定自由，由专门机关执行，依靠群众监督改造的一种刑罚。
缓刑是对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犯罪分子暂缓执行，经考验期符合法定条件而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制度。
假释是对在押罪犯附条件地提前释放，经考验期符合法定条件对所余刑期不再执行的一种制度。
剥夺政治权利是人民法院判处强制剥夺犯罪分子参加国家管理和政治活动权利的刑罚。
暂予监外执行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的罪犯，由于出现了法定的某种特殊情形，不适宜在监狱或其他刑罚执行机关执行刑罚时，暂时采取的一种变通执行场所和执行方法的制度。具体包括：
（1）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
（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3）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
目前，青少年犯罪在我国社区不断增加，而且呈现一种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不仅对社区的安全和正常的生活秩序造成了严重威胁，也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反映出了当前我们社会中对于青少年的发展存在很大的问题。随着当前物欲横流的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各种物质和精神的欲望也随之而膨胀，因而很容易使人迷失自我，对于社区的青少年更是如此。他们自幼就容易深受各种观念包括不健康或歪曲的思想影响，对于事物总是缺乏一种正确的价值判断，如果没有家庭和社会的正确教导和引导，他们就会误入歧途，甚至走上犯罪的不归之道路。现在社会上发生的一幕幕青少年犯罪悲剧，大部分都发生在与我们生活密切的社区，它们往往是由于家庭原因和社会原因共同造成的。每当悲剧发生之后人们才真正引起注意，才开始反省和后悔，可是已经迟了；而且，事后人们也没有真正引起重视，去真正的关心他们的子女的身心健康，结果导致悲剧不断的重演，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由于青少年犯罪现在呈现普遍化，在此我选择较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个案案例来进行分析，从社区矫正的模式来探讨社区青少年的犯罪行为，从而就如何矫正问题少年的不良行为提出自我的看法和建议，希望能够解除他们的心理阴影，使他们真正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
一、问题描述
李某，女，17岁，上海市宝山区人，初中毕业，家住本市某花园某号某室。长期生活在问题家庭当中，性格叛逆偏激，易冲动，有异性癖。案主生父在案主4岁时与其母亲离婚，而后母亲改嫁现在的继父，其继父又在其7岁时犯罪入狱7年，2004年其继父出狱后与其母亲又因诈骗罪一起入狱被判刑，分别被叛7年与4年。案主在母亲没有入狱前，非常宠爱她，且一直由母亲和外公外婆照顾，还有一个母亲的“男朋友”也经常会来看望案主，给案主一些经济上的帮助。但是，一直承受着被父亲抛弃与被人瞧不起的巨大的精神压力。现在，其与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但是二老年事已高，平时生活全靠二老的退休工资，生活拮据。但是，案主喜欢上网，为不让其出去闯祸，家庭要承受高昂的宽带费，结果是其还要每天出去与社会上的朋友混，出门前总是问外公外婆索要20到30元不等的交通费。自称从初中一年级就开始出去“混”了。
案主由于长期生活在问题家庭当中，性格叛逆偏激，易冲动。由于从前母亲和自己被生父抛弃，又遇到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继父，所以在思想上认为，女人是弱者，女人一旦被抛弃或者遇到不负责任的男人就会很惨，不要做女人。行为上，从小喜欢和男生一起玩，初中开始就完全穿男生的衣服，并且给自己取了男性的名字，在外人面前以男人自居，为了证明自己像个男人，还经常参与打架，夜不归宿，和其他的女生谈恋爱等。在家庭方面，一方面由于母亲的入狱，激化了情绪上，思想上与行为上的反常行为，另外其反常的行为愈加突出，和外公外婆的矛盾日趋激化，家庭问题严重，根本不能与外祖父母沟通，甚至有时还会大打出手。
导致案主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家庭变故。案主思想上和行为上的偏差和其家庭功能的失调密切相关。并且，案主又处于青春期，长期的家庭问题及不是很健全的家庭支持系统，使得其在心理上产生障碍，非常不利于其心理与生理的成长。在其幼年期就被父亲抛弃，在童年又得不到真正的父爱，心理发展本身不够完整的情况下，母亲则是溺爱居多，没有及时的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其已经渐渐扭曲的性心理和人生观。
进入青春期以后，家庭生活的不快乐使她心理变得更叛逆，再加上经济条件有限与学习成绩跟不上，自尊心受到多重打击，使其在初中毕业后，彻底将长发剪掉，因其身材比较高，行为也像一个男孩，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就以一个男孩自居，其如此颠覆自己的行为，是案主对现在生活不满的真实写照，也是自我保护，渴望做强者的外在表现。
基于上述问题，我们可以尝试用社区矫正模式的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策略，使她尽快走出心理的阴影，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
二、工作者介入目标
(一)任务目标
通过服务案主，使得案主感受到社区关爱的温暖，增强其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使其摆脱心理阴影，走出人生的误区，从而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真正的融入这个社会。
（二）过程目标
1、通过联系居委干部，案主的外围朋友和亲人，了解案主的情况。再与案主面谈，建立初步工作关系。
2、社工在与案主初步面谈、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案主的问题与案主的环境进行沟通，建立专业的工作关系。
3、协助案主指定恰当的工作计划，通过推动专门的服务计划来帮助案主参与互动消除其阴影和隔阂，增强其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4、推动案主执行计划，持续地鼓励案主，并协助案主根据情况修改计划。
5、评估及跟进服务。对所作的各种努力进行总体的绩效评估，认识到工作中的不足，以随时跟踪服务进度，并尽可能的改善和提高服务质量。
三、社区工作者角色
1、中介者的角色。社区工作者作为一个中介，通过与居委会、案主的亲朋好友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有效的同案主进行沟通，协助他们共同来矫正案主。
2、教育者的角色。社区工作者经常同案主保持联系，对其进行心理开导，对她进行关于犯罪的相关知识教育，提高她对社会生活真伪的认识和辨别能力，使她走出心理误区。
3、倡议者角色。社区工作者以倡议者的身份在社区内倡导开展一系列活动如文化义演、心理健康讲座、邻里互助友爱等来树立良好的社区氛围，给案主以外在的心理温暖；同时，积极倡导和鼓励社区一切力量来尽可能的帮助案主恢复到正常的社会生活。
4、服务计划提供者。在社区内，为案主尽可能的提供参与社区互动的机会，使得其产生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进社区居民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5、使能者角色。协助社区居民团结一致，通过有组织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作为社区工作者，就在于善于组合和调动社区内的各种资源，增进社区整合，和谐社区环境，从而为进行社区矫正提高一个良好的氛围。
四、介入和行动策略及服务提供
1、行动策略：第一节：通过第一次面谈，初步了解案主的生活状况与基本情况。切也使案主对社工工作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第二节：通过进一步的认识，使案主接纳社工，通过交换QQ号，游戏帐号等方式，为与其进一步交流做好准备。
第三节：了解案主退学原因及所在学校期间的表现，为其办理“阳光展翅”的所需材料而与校方联系。
第四节：从案主外公那里得知，案主已放弃“阳光展翅”班的学习，而去了解情况，与案主面谈，并劝其复学，未果。
第五节：深入了解案主的活动情况及内心世界。通过在网上与多次数的带着问题的面谈。比如，流行音乐，明星，游戏，爱好，小时侯相同的回忆，交流恋爱的共同感受，挑战案主的个人观点等。
第六节：协助案主处理个人感情危机。以案主出现的危机，作为个案工作进展的契机，使其对我产生充分的信任。
第七节：由于和案主很好的建立起了信任关系，开始听社工话了，协助其在现实情况下建立合理的情感关系，稳定情绪，将正确的观念输入给案主。
第八节：巩固其正确的思想，鼓励与表扬其正确的行为和思想。
第九节：带其参加社工点组织的健康活动，以健康的活动与思想感染她。
2、服务提供：协助案主处理个人感情危机，在案主与“女朋友”的关系受到对方家长的强烈反对的情况下，两人以异乎寻常的信念要在一起，要见面。对方父母在无奈的情况下找到了我们社工。从心理上讲，在这个年龄段的叛逆心理是非常强烈的，越是不让他们在一起，他们越是抱得紧，出于友谊，出于感情，出于江湖义气的天真想法，都不会让他们有分开的想法。如果顺其发展，也不见得有什么结果，毕竟案主是这样的情况，对方在性心理方面也没什么问题，一夜之间就会改变。
所以，在社工的协调下，安排了一次给孩子与父母同等地位的机会，为“见面”而进行了一次双方谈判，提出了各自的要求和条件，最后将双方都能接受的条目记录下来，并制作了“见面”合同，对方家长和两个孩子都签字，一式两份。案主对我的其中协调表示肯定和满意。
五、绩效评估
1、社区矫正的作用：社区矫治的作用在于隔绝罪犯群体的相互交往,减少其可能受到的负面刺激；减少罪犯与社会的隔阂,破除罪犯悔改的心里障碍,重新塑造罪犯的社会人格,增强重新做人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可以缓解罪犯与社会的对立情绪,在罪犯与社会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最终有利于社会稳定。
经过长时间的工作，案主现在不出去打架，不逃夜了，知道并清楚的认识到打架不是男人的象征，而是责任，知道自己对现在家庭的责任和义务，现在在母亲新认识的“男朋友”公司里打工，每个月都会主动给社工打一到两个电话，问个好，报个平安。和外祖父母的关系也融洽了。
——对我县社区矫正工作的调查报告
（2011年7月）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臵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机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的一种活动。云南省在第一、二批试点的基础上，今年在全省开展此项工作，我 2009年3月1日正式启动该项工作，现就我县开展此项工作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调查结果是：
一、现状
（一）需矫正的对象
本县纳入社区矫正的罪犯主要是（2008年12月1日起至2011年7月30日止的统计数）具有龙陵县粮正式户口，长期居住在本县的被判处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刑满释放后继续剥夺政策权利的非监禁刑的罪犯。我县在上述时段内共接收239人，其中暂予监外执行的15人、假释16人，刑满释放后继续剥夺政策权利3人，缓刑24人。上述人员均为原在监狱监禁罪犯。
（二）机构、人员
1．全县10个乡镇与县上同步均成立了社区矫正领导小组和
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司法局和司法所，同时制定了相关的配套文件等。
2．人员由相关部门抽调，以司法局、所人员为主，造成司法局、所唱独角戏。
（三）工作经费
县级和乡级社区矫正办公室均无独立的经费，目前县级占用县局正常办公费，造成县局正常业务经费紧张，同时因无工作经费许多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处以被动局面。
二、制约工作开展的主要因素
（一）社区建设的不成熟，决定社区矫正的基础不牢，没有社区就没有社区矫正，没有成熟的社区就不可能形成成熟的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中国社会长期形成强政府弱社会，在个人与政府之间缺乏有效的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地带就是社区。社区是一种由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所组成的关系密切、守望相助，存在一种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社会团体，人们加入这个团体，并不是根据自己的意愿的选择，而且因为他生长在这个团体，成熟的社区不仅是政府的职能转变的关键，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公平、正义、人道、宽容等等观念产生的土壤，社区中的人的社会关系的特点应该是“关系密切、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而过去我们（特别是城市居民）更倾向于把自己纳入到单位中，作为单位人的角色出现。社区建设滞后，导致人们在社区中难以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一些人因此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社区矫正工作队伍数量不足，素质不高，制约社区矫正的创造性发展，就我县的情况而言，二人以上的司法所仅有四个，一人一所有六个，而且二人以上的所仅有一人在所上应付一般性事务，如龙山司法所现有三人，所长为镇党委委员，长期应付党委安排的工作，而两名司法助理员长期驻村蹲点在村上种植烤烟。
文化方面，法律专业毕业的仅三人占，司法员总数的20%，高中以下有8人，占总数的53%。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新的司法行政业务，专业性强，而且对象均为罪犯，更需加强业务学习。
（三）工作经费短缺是导致社区矫正工作是否能正常开展的关键。我县2009年3月1日正式启动该项工作以来，县财政未下拨一分业务费用。现县局开展此项工作的经费，占用县局的正常业务经费，造成县局业务经费紧张，而社区矫正工作无法开展的被动局面。
（四）法律规定与实践的冲突，严重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发展。随着社区矫正的开展，人们已经意识到，现行的法律与当前的社区矫正发展形势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以及涉及社区矫正的有关条款存在等滞后的问题，一是主体的不适应。例如从现实属社区矫正按两院两部的通知精神是由司法部门来实施的，而不是由公安部门来执行，这无疑是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但却与现行法律相矛盾；二
是程序方面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监狱办理假释、监外执行的手续高、效率低；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的信息不能及时，对人户分离的对象、户籍地与居住地之间缺乏衔接等。如我县2010年2月监狱假释3人，户籍所在地为龙陵，但3人均出生在缅甸，其家人均在缅甸，造成脱管、漏管。
其次执法主体不适应，造成司法所有职无权，对社区矫正对象只能依据两院两部的规定办理，对“五种人”回来后不到司法所报到人员无计可施，严重造成脱管漏管。
三、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加快宏观指导下的地方立法程序
为顺利正常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确保社区矫正的有效性，国家应制定一部专门法律，但是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社区）的情况不同，目前还不宜制定统一的《社区矫正法》，最直接、最便捷是依据《立法》的权限，进行地方性立法，国家可制定一部原则性较强的具有指导性的《社区矫正指导法》，既便于从宏观上进行指导，又便于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地方立法要有地方特色，要力戒社区矫正工作表面整齐划一，实际操作实效甚微的状态。
（二）加强矫正队伍建设
明确社区矫正属刑事司法体系，是非监禁刑和暂缓监禁的刑罚执行方式。行刑权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统一，由司法行政部门统一行使是较为合适的，这有利于解决目前
行刑权主体过于分散及行刑权的非均衡性等问题。从而实现刑事司法权力资源的合理配臵。矫正工作是一项执法活动，社区矫正工作者首先是执法人员，其次才是社会工作者，其地位与法官、检察官同等重要，但从现实状况而言，矫正队伍与矫正对象比例不均衡，就我县而言，“五种人”有2 39人，而司法所仅有1 3人，比例为1: 1 8。而司法员在基层不仅是做社区矫正工作，肩负着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业务指导，处理较难纠纷、法律服务、法制宣传等等工作，同时还要服从、服务于当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人员扩充是业务所需，同时社区矫正工作按上级和其他省市的做法向社会招聘志愿者，但志愿者仅仅是志愿而已，不可能长期志愿到底。
要做好矫正工作，首先必须加强矫正队伍的建设，尤其是正式队伍人员的扩充，建设一支以正式队伍为主，社会志愿者为辅的社区矫正队伍。同时强化业务培训，提高队伍的执法水平。
（三）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经费
我县2009年3月1日正式开展此项工作以来，矫正经费无着落，矫正经费短缺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公安机关是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但现在具体矫正工作移至司法局和下属的司法所进行，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和矫正设施。目前组织罪犯进行学习时的一些书面材料、开水、茶叶钱都没有着落，加重了县局和司法所的负担。矫正工作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但它仍然是一种国家机关的行刑方式，缺乏国家专门的财政支持是
萧县自2007年12月推行社区矫正工作, 笔者采取问卷调查、实地调研等方式, 对2007年12月以来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一) 问卷调查情况
此次对社区居民的调查主要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共随机抽取160名社区人员, 发放160份调查问卷, 实际收回150份, 有效问卷126份。
调查中发现, 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矫正”这一名词相当陌生, 他们不了解何谓社区矫正。在回答是否知道社区矫正这个题目时, 有58.5%的人选择了“听说过, 但不了解”, 10.3%的人选择了“没听说过”, 31.2%的人选择了“比较了解”。 (见图1) 由此可以看出, 目前城区居民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知度社低区。居民对社区矫正的了解程度
调查中发现, 有4.6%的人不赞成对未成年犯适用社区矫正, 18.2%的人持中立的态度, 87.2%的人赞成对未成年犯适社社用用区区社社居居区区民民矫矫对对正正未未。。成成 ( (年年见见犯犯图图22社社) ) 区区在在矫矫这这正正些些的的赞赞认认成成同同的的程程人人度度中中, 有73.2%的人能够接受自己所在的社区有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在不赞成的人中, 不赞成的原因主要有:1.放在社区中可能影响大家生活;2.既然犯罪了, 就应当严惩;3.社区矫正可能会流于形式, 未成年犯不会真正改正, 可能会重新犯罪。这种情况对于深入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是非常有利的, 但同时也表明, 有一部分人对社区矫正存在认识上的偏差, 认为只有把罪犯关在监狱里才是最安全的, 把罪犯放在社会上容易造成失控或者重新犯罪。
另外, 在对社区居民是否愿意帮助未成年犯改造以及社区居民对改造对象为自己的亲友的态度调查中, 愿意帮助亲友进行改造的人数比愿意帮助一般未成年犯的比例要高15个百分点。同时, 有近31%的人不愿意积极主动地去帮助社区服刑人员, 而是采取漠不关心或消极对待的态度。 (见图3) 这说明, 社区居民对自己的亲友在社区中改造持宽容态度, 社但区对居于民陌对生一人般则未是成漠年不犯关的心帮的助态程度度, 甚至持拒绝、排斥态度。
(二) 实地访谈情况
笔者在萧县司法局社区矫正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对萧县近五年来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调研。2008-2010年, 萧县基本上没有未成年矫正对象纳入矫正管理。近一年来, 全县按程序纳入管理的社区矫正对象有495人, 未成年矫正对象有14人, 其中9人已解除矫正, 现在矫内人员有5人, 其中管制2人、缓刑3人, 无一人重新违法犯罪。萧县建立了县、乡镇、村 (社区) 三级社区矫正工作组织网络, 成立了由县政法委书记为组长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包括公安、检察、法院、司法、民政、财政、人事、劳动保障等部门的负责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办公地点设在司法局。各乡镇也成立了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村 (社区) 成立了工作站。目前, 全县共有专兼职工作人员200多人, 志愿者432人, 志愿者多为村 (社区) 干部。
二、萧县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 缺乏专门立法规定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比较完善的社区矫正法律法规, 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 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
1. 实体上缺乏具体法律规定
《刑法修正案 (八) 》规定“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社区矫正”这一概念被首次写入刑法, 这意味着社区矫正的刑法性质得到了立法上的全面肯定。《刑法修正案 (八) 》明确规定了对管制、缓刑、假释的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并明确了缓刑、假释的标准, 为社区矫正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但是《刑法修正案 (八) 》没有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做区别对待, 内容也比较原则。
2. 程序规定空白
2013年1月1日实施的刑诉法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的执行机关由公安机关变更为社区矫正机构, 明确了社区矫正的范围和执行主体。但是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相关法律机制仍不健全, 缺乏程序上保障。
(1) 缺乏个案针对性的矫正方案及适合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项目过少。目前, 我国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相对于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比例还很少, 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初级阶段, 在其管理上没有与成年犯区分开来, 矫正方案一般具有统一性, 针对性不强, 同时我国针对未成年犯的矫正项目过少。
(2) 在管理上缺乏强势的奖惩机制。萧县在未成年矫正对象的奖惩方面, 主要采用表扬、警告等行政奖惩手段, 对激励和约束矫正对象的手段有限。缺乏有效奖惩手段的管理方式, 会使未成年矫正对象认为矫正和刑满释放区别不大, 容易产生消极改造心理, 使司法所在管理时缺乏强劲的约束力, 增加了管理难度。
(3) 未能建立与社区矫正相配套的矫正成果维系制度。对未成年人实行社区矫正是为了使未成年人重新融入社会, 防止其再犯罪。但是实践中, 未成年人罪犯在矫正期间表现良好, 在矫正结束后, 相关司法部门一般没有后继帮教计划, 矫正成果未予维系。未成年犯解矫后在生活、就业、交际等方面受到不良影响时, 没有可依赖的组织继续给予帮助, 容易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二) 社区矫正执行困难
1. 缺乏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及专业的矫正人员
在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由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负责组织实施, 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萧县承担社区矫正具体工作的是乡镇司法所, 基层司法所常常人员配备不足, 并且司法所工作人员身兼数职。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需要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 具备社会学、法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社区矫正专业知识的人员担任。而在实践中,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主要由司法所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构成。司法所工作人员多数不具备社区矫正专业知识, 未进行过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系统培训。志愿者中大部分由村组干部担任, 志愿服务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 而且村组干部作为一线管理人员, 承担着多方面工作任务, 在社区矫正工作上难以全面兼顾, 教育矫正工作往往停留在“登记簿”“志愿册”上。
2. 职能部门之间的配合、衔接有待加强
社区矫正工作需要公、检、法、司等职能部门间的协作配合, 但在实际工作中, 职能部门之间的配合协作还存在一些问题。
通过调研发现, 法院、监狱、看守所特别是外地法院送达法律文书及其他相关材料时, 存在法律文书不齐全、送达不及时、错送、漏送等问题。在送达法律文书及相关材料时, 多通过邮寄方式送达, 对于执行机关是否收到法律文书则放任不管。
对于人户分离的未成年矫正对象, 户籍与居住地之间缺乏衔接。在实践中, 部分未成年犯往往自觉性不够, 不能按照规定在接到生效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释放证明书后7日内到户籍所在地的乡镇 (街道) 司法所办理登记手续。 (1) 基层司法所普遍存在“见档不见人”的现象, 导致社区矫正无法执行。
在调研过程中, 基层司法所普遍反映,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 “两所”协作配合情况不乐观。当司法所请派出所对屡次不服监管教育甚至对抗监管的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进行训诫、警告等惩罚措施时, 或有的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到司法所报到、经司法所查找不到请派出所对下落不明的矫正对象进行查找时, 有的派出所不够重视, 常以工作忙或人手不够为由消极应付, 致使司法所很被动, 影响了刑罚执行的强制性和权威性。
(三) 法律监督不完善
1. 监督内容不完整
虽然宪法和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权, 但是现行法律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缺乏具体的程序性的规定, 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也仅是做了原则性规定, 条文较为笼统, 缺乏相应的可操作性, 导致检察机关在行使法律监督权时存在监督内容不够完整的问题, 影响了监督效果。在司法实践中, 检察机关忽视了社区矫正中矫正措施的法律监督, 仍然停留于传统的监外执行检察工作。 (2)
2. 监督手段单一
高检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 (2012年版) 第六百五十九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社区矫正执法活动进行监督。但由于法律法规对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规定的较为有限, 检察机关对监督过程中发现的违法情况的监督方式仅限于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检察建议, 监督手段较单一, 而且被监督机关执行力度不够, 要么不提出异议、要么一纸回执但实际不执行, 影响了检察监督力度。
3. 人员配备不足
萧县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人员共有3名, 监所检察人员与社区矫正对象的比例为1:150, 监所检察人员严重不足。加上“重监内监督, 轻监外监督”的传统观念, 专职社区矫正检察人员配备得很少, 承担派驻看守所检察任务为主、兼职承担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的情况十分普遍, (3) 严重制约了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发展。
三、完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一) 完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立法
1. 尽快制定专门法律, 设立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专章
虽然《刑法修正案 (八) 》及《刑事诉讼法》都对社区矫正做了规定, 但是这些规定都较为笼统。因此, 应加快制定《社区矫正法》, 并设立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专章, 为全面开展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同时, 建议增设“社区服务”这一刑罚。所谓社区服务, 是指要求罪犯在社区从事一定时数的无偿劳动或者服务的惩罚性措施, 是替代短期自由刑的非监禁行刑方式。 (4)
2. 完善程序, 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机制
(1) 建立矫正前调查制度, 制订有针对性的矫正计划。为保证对未成年犯进行社区矫正的质量, 我们必须对未成年矫正对象进行社会调查, 从而制订有针对性的矫正计划。可由基层司法行政部门对未成年犯的性格特点、成长经历、犯罪原因、悔罪表现、家庭环境、社会交往等方面进行调查。接着, 矫正工作人员根据每位矫正对象的具体信息, 为其量身制订社区矫正计划。同时, 矫正工作人员在计划实施的过程中, 根据未成年矫正对象的心理和行为变化, 及时调整矫正计划和矫正项目。
(2) 改进矫正方式, 设计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社区矫正项目。“我们不能强求用一种药治愈所有的病, 用一种方法矫治所有的罪犯” (5) , 因此, 对于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 应当严格实行分开管理、区别对待的原则, 注重对未成年犯名誉及隐私的保护。我们应当改进矫正方式, 建议采取分类管理和个别矫正的方式, 即对各矫正对象按照其犯罪性质、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的不同予以区分, 并根据未成年人的不同的性格和家庭环境等设计不同的矫正项目。 (6) 同时, 要特别注重未成年人的心理需求, 重视心理矫正, 并且加强对未成年犯的职业技能培训。
(3) 建立可操作性的考核奖惩机制。当前, 我国还没有关于对未成年犯违反社区矫正后的处置的规定, 司法实践中采取的行政奖惩手段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约束力不强, 不能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的作用。因此, 应建立具有实质意义和可操作性的考核奖惩机制, 特别是建立对严重违反社区矫正管理规定的社区矫正对象采取撤销缓刑、撤销假释收监执行的司法惩治制度, 才能使社区矫正组织对矫正对象实施有效监管。
(4) 要建立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相配套的矫正成果维系制度。虽然社区矫正的犯罪复发率低, 但是由于未成年人心理较成年人脆弱, 抵制不良诱惑的能力较低。因此, 需要矫正人员在未成年人结束矫正后继续适当与未成年人保持联系, 及时了解其困难及回归社会情况, 并尽量提供一些帮助。同时, 充分利用社会力量, 整合社会资源, 为社区矫正后的未成年人提供学习和就业机会、创造就业条件, 为未成年人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生活、工作环境。 (7)
(二) 依法推进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
1. 建立专门社区矫正机构及充实社区矫正人员队伍
目前,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专门从事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专门机构, 如英国成立了未成年人司法委员会, 澳大利亚专门成立了青少年司法局等。随着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不断推进, 我国也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 在结合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基础上, 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机构, 负责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
未成年人自身的特点和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 决定了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 具有责任心和爱心, 善于引导未成年人。一是建立一支稳定的专职工作者队伍, 鉴于目前我国由司法行政部门承担主要的社区矫正工作, 司法行政部门应采取增加编制、聘用专职社会工作者等方式充实、加强基层司法所队伍, 保障基层执法力量;二是要加大培训力度, 定期确定培训方向、规范培训内容、丰富培训形式, 并对培训活动的效果进行跟踪问效, 提升队伍专业化水平;三是广泛动员、吸纳社会上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社会工作经验的人士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建立社会志愿者队伍。
2. 建立社区矫正的协调、衔接机制, 完善矫正程序
社区矫正工作需要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 密切配合。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 可以通知有关社区矫正组织旁听案件的庭审, 可以先征求社区矫正机构的意见。由社区矫正机构对未成年被告人所在村 (居) 委会、家庭、学校开展社会调查, 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给法院出具该未成年罪犯是否适用非监禁刑的书面材料。法院在量刑时充分考虑调查报告, 并在判决、裁定生效后, 及时将判决书或裁定书等法律文书抄送有关社区组织, 或直接将罪犯移交有关社区矫正机构, 防止漏送、错送而造成脱管、漏管。
针对社区矫正工作中矫正对象交付执行不规范、法律文书送达不及时等现象, 山东省定陶县检察院协同法院、司法局建立了社区矫正人员限期报到回执制度值得借鉴。 (8) 同时, 建议建立社区矫正联系机制, 公、检、法、司四部门就未成年矫正对象交接、文书送达、建档备查、日常管理、监管监督等问题共同制订实施方案, 确保未成年矫正对象在不同部门之间交付执行的“无缝衔接”。
公安机关要协助司法行政等部门, 加大对社区矫正的宣传力度, 使广大群众、社区组织和相关单位积极参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 增强矫正效果。基层派出所要配合司法所, 依法加强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监督考察。对实施矫正期间违反考察规定、不服从管理的矫正对象, 要根据具体情况, 或批评教育、口头警告, 或依法予以治安处罚, 或建议取消假释、缓刑等, 对重新犯罪的未成年矫正人员及时依法处理。
(三) 加强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法律监督
1. 完善监督内容
现有的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还不健全, 只有制定了《社区矫正法》, 明确了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具体规定后, 检察机关在监督时才不会无所适从。同时, 建议制定一部关于检察机关加强对社区矫正监督的规范性文件, 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对象、监督范围、监督内容、监督方式等做出明确规定, 特别是对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要做出特别规定, 确保检察机关监督内容完整。同时, 要加大职务犯罪预防和查办力度, 增强检察监督效果。积极拓宽检察机关的履职方式, 把预防、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和实施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有机结合, 防止社区矫正被滥用, 成为权力寻租的工具, 避免社区矫正中腐败现象的发生。 (9)
2. 创新监督机制, 丰富监督手段
一是尝试建立“驻所检察日制度”, 即由检察人员在社区服刑人员较多的司法所、派出所集中办公1日, 依托司法所、派出所、社区等, 对社区服刑人员是否交付执行情况、是否遵守刑罚执行有关规定情况、矫正措施和方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情况等进行监督。 (10) 二是建立分时分类分级检察监督机制。将全面监督与重点监督有机结合起来, 对不同类别、不同再犯危险性人员的矫正工作实行分类分级监督。如针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对象的个性特点、日常表现、矫正需求等, 制订不同的矫正方案, 促进社区服刑人员顺利回归社会。三是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实现同步监督机制。目前, 社区矫正工作存在信息不畅问题, 建议建立公、检、法及未成年社区矫正网络信息共享平台, 实现社区矫正同步监督。
摘要：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型的行刑执行模式, 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改造, 促使未成年人更好地回归社会, 更是符合国际未成年犯行刑制度的必然选择。笔者以安徽省萧县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情况为基点, 通过对萧县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情况的调研, 归纳总结了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完善建议。
关键词：未成年犯,犯罪,社区矫正
参考文献
[1] (英) 布莱克伯恩.犯罪行为心理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1.
[2]张峰, 连春亮著.行刑与罪犯矫治社会化研究.群众出版社, 2007.
[3]章虹.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实证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在职攻读硕士学位论文, 2010.
[4]周伟.社区矫正法律监督问题研究.人民检察, 2011 (9) .
[5]朱锦秀.社区矫正与未成年人犯罪法律适用的系统性研究.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17 (3) .
[6]王顺安, 甄宏.试论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项目体系之构建.青少年犯罪问题, 2005 (1) .
[7]卢金增, 刘长清, 田夏梦.社区矫正“一个也不能少”.检察日报, 2011-6-10.
[8]狄小华.社区矫正检察监督需要新思路.正义网江苏频道, 2010-08-16.
摘 要：社区矫正在我国已经试行多年，但是基于法律规定的不明确，理论界关于其性质一直争论不休。社区矫正适用的对象是犯罪人，依据的是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并且由专门机关承担、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成员只起辅助作用，因而是一种行刑工作。对于社区矫正适用范围中的缓刑、假释制度一定要将其与非监禁刑区别开来，社区矫正的性质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其外延包括各种非监禁刑的执行和刑罚的替代措施。
关键词：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方式；非监禁刑执行方式；多重性
一、对社区矫正学说概述
关于社区矫正性质的学说，都是从社区矫正的目的和特点入手，但因为各自的着眼点不同，产生结论的分歧。
“社会工作说”观点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淡化社区矫正的刑罚性，其次是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而“矫正”之含义必然要求其所针对的对象是在心理和行为方式上与社会相偏离的个体。而社会工作的出发点所针对的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因而，在这一点上，两者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社区矫正一经产生便与犯罪人矫正联系在一起，具有刑罚上的意义。因而，社区矫正在提倡通过社会力量的参与对犯罪人进行矫正的同时，并没有摒弃刑罚对于犯罪人的惩罚意义，是在对特定犯罪人进行惩罚的同时运用更加合理的方式，使得犯罪人能够回归社会。
社区矫正与保安处分都具有特别预防的目的，不过在实现这一目的所运用的手段上有所不同。保安处分侧重于通过限制人身自由或对物采取一定措施，使得具有危險性的对象不再具有实施犯罪的条件，从而实现预防犯罪。而社区矫正突出强调通过矫正、教育、帮助等方法来实现犯罪人回归社会，从而不再犯罪。
二、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执行方法
（一）单一的刑罚执行性而非多重性
从我国目前现实情况来看社区矫正其适用对象都是犯罪人，依据的法律是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社区矫正在提倡通过社会力量的参与对犯罪人进行矫正的同时，并没有摒弃刑罚对于犯罪人的惩罚意义，是在对特定犯罪人进行惩罚的同时运用更加合理的方式，使得犯罪人能够回归社会。“双重性说”无疑正确地认识了社区矫正两个方面的功能，即刑罚执行和矫正。但是将矫正与非监禁刑罚执行割裂开来作为社区矫正性质的两个方面，是没有必要的。在矫正理念下的现代刑罚，不会在执行惩罚功能的同时忽视矫正的必要性。既然已经认定其是刑罚执行方式，则必然包含着惩罚犯罪人和矫正犯罪人的两个方面，而无谓将矫正再单独作为其性质的一个方面。因而，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重复，不具有实质意义。
（二）刑罚执行方式而非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
刑罚的执行方法说具体分为两种，一种是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的观点，这也是我国官方目前的定义。另之种认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其外延包括各种非监禁刑的执行和刑罚的替代措施。这两种观点的分歧点在于对非监禁刑的范围划分不同，换言之，对于缓刑、假释的性质理解不同而对社区矫正的性质产生分歧。
在审判中判决犯罪人短期监禁并宣告缓刑。短期监禁是原判刑罚，有条件的不予执行；宣告缓刑有条件的不予执行所包含的真正含义是不执行罪犯刑事责任的某一个方面，而不是不执行刑罚后果的全部，执行缓刑本身就是这种刑罚后果的外在表现。因而，宣告缓刑是有条件的不予执行原判刑罚即短期监禁，而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方法是执行了犯罪的刑罚后果即宣告缓刑期间对罪犯权利的限制以及教育改造，两者所针对的对象有所差别，不执行与执行之间并不矛盾。
假释本身就是刑罚执行过程中一种鼓励罪犯积极改进的方法，假释应当是原判刑罚执行活动的延续，其本身就是刑罚的执行，因而将其纳入社区矫正也不会产生执行与不执行的矛盾。
而刑罚执行说认为，目前，我国实行社区矫正包含的五类对象中，只有管制和单处剥夺政治权利属于非监禁刑，缓刑则是附条件不执行监禁刑的一种刑罚制度，而假释和监外执行则是刑罚执行的变更制度。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虽然都是刑罚制度的产物，都是由于违反了刑法而招致的一种刑罚处分，也不必在监禁的状态下执行，但其本身并不是非监禁刑。所以，笼统地将社区矫正称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是不够严谨的。缓刑和假释都属于刑罚替代制度而非刑罚本身。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社区矫正是将缓刑、假释对象与管制和监外执行等非监禁刑罚措施的适用对象一起执行的，即刑罚替代措施与非监禁刑的承受对象所履行的义务、所享受的权利都是大致相同的。再者，不论是附条件不执行也好，还是附条件提前结束监禁刑也好，都是我国刑罚执行变更制度的一种，总的来说，都属于刑罚执行范畴。并且，这两类矫正对象因为随时面临着被收监执行的可能，其实比一般非监禁刑罚措施的执行对象精神压力还要大。
以上两种学说的共同点在于承认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不同在于，前者认为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的一种执行方式，将缓刑、假释也纳入进非监禁刑，而后者则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其外延包括各种非监禁刑的执行和刑罚的替代措施。质言之，非监禁刑和刑罚的替代措施两者之间有区别不能混淆。
笔者认为，将社区矫正定性为非监禁刑的一种执行方式太过笼统，忽视了缓刑和假释这种刑罚替代措施的属性和特点。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本身都是刑罚执行制度的产物，都是刑罚执行的变更措施；而非监禁刑主要针对的是管制，这是一种独立的刑种，属于刑罚种类的范围，故社区矫正的这两类对象本质上并不相同，换言之，笔者认为，简单的将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笼统的归入非监禁刑的范围，是忽视了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本质，将刑法上的刑种与刑罚执行中的替代措施进行了混淆。因此笔者赞同，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其外延包括各种非监禁刑的执行和刑罚的替代措施。
三、结论
制度的运行要建立在概念明晰性质明确的基础之上。分析表明，保安处分的前置性与社区矫正的后置性间的冲突使得保安处分说的论证并不能让人信服；多重性说的重复评价性也远不如单一刑罚性这一观点更贴金社区矫正的本质。相较之下，刑罚执行方法说尤其是刑罚执行方式，通过对社区矫正的对象的归类和分析所做的定性更贴近社区矫正制度的本质，涵盖社区矫正的范围，即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外延包括各种非监禁刑的执行和刑罚的替代措施。
参考文献：
[1]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商务印书馆，2001.8
[2]冯卫国：《行刑社会化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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