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管理智慧（推荐8篇）
金立慧，20103106031
310级林学院旅游管理系3班
2011-11-20
浅谈中国古代管理智慧
摘要：中国管理思想历史悠久、内容博大而精深，尽管当时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学科，但是其主要内涵皆附着于各种文化流派，散见于诸家学说之中。《易经》是我国传统文化之源头，也可以说是中国管理学之源头，对中国古代管理学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在诸子百家中，最有影响的要算是儒、道、墨、法、兵五家学说，其中儒、道、法三家应用得最为广泛，为大多数领导者所采用，因而也发展得最为成熟。
关键词：东方管理学中国古代管理学儒家道家墨家中国古代管理学的特征
既要谈论中国古代管理智慧，我们必须先分清楚中国古代管理学基本内容和特征，只有先了解这两方面，我们才能更好的欣赏中国古代管理智慧的魅力之处。
首先先来简单了解一下东方管理学。东方管理学是以东方文化为背景，是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管理哲学思想为核心价值体系，以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与方法为比较对象，以人为本，以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为目标，以资源节约、低碳环保、效率最大化、互利多赢、科学发展观为理念或管理手段，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东方文化理想的组织文化软实力，以期塑造和提升企业组织核心竞
「1」争力的，被国际上称之为“中国发展模式的”系列管理方法与理论实践。东方
管理学包括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伊斯兰教的管理思想、印度的管理思想和现代管理思想等，其中以儒家、道家、法家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东方管理学中的核心和精髓。
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东方管理学中的精髓部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源自于中国博大精深的古代传统文化，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经历了又《易经》到先秦的百家争鸣，最终确立以“儒”为核心思想的演变过程。管理学在中国古代并未形成专门的学科，但是当时各类学说中所阐述的“治人治国之道”皆附着于各家各派的学说著作之中。
《易经》是我国管理学的最初源头，时至今日依然对世界管理学的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易经》由周文王所著，孔子整理传授，可以说是儒家思想产生的指引者。“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易传·系辞上传》），《易经》用最简单的哲学道理来解释复杂的社会与自然现象，揭示了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生相克的发展规律。
在诸子百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应属儒、道、墨、法、兵五家学说，其中儒、道、墨三家自称体系，并为当时的统治者所重视重用，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
「2」占据文化主导地位。
（一）儒家思想
瑞典诺贝尔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曾这样评价过儒家思想：“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收孔子的智慧。”由此可见，儒家思想的精髓长盛不衰，历经几百年几千年仍为人们所推崇。
儒家的思想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等级观念。儒家认为万物是“尊卑有序”，每个角色具有不同的权力和义务。我认为，这个观点在不同的社会时期，根据不同的社会状况是可以产生不同的含义的，例如在孔子所在的社会时期，他所强调的“尊卑有序”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和行为方式，即应“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但在现今社会，我个人认为，“尊卑有序”更倾向于指不同的人位于不同的权力位置上所应承担的责任和应做出合适的行为，而非指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地位的高低所应遵循的繁文缛节；
2、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时由自身推己及人的过程，也是儒家治世思想的理想实现路径；
3、仁、义、礼、智、信。仁是宽厚爱人，义是正值和敢于牺牲，礼是等级和权威，智是才能，信是诚信，这五项统称为“五常”，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内容；
4、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君轻的思想是由孟子提出来的，他认为统治者奉行“民本”的治国之术，则能长治久安，这与现在管理学中强调的“以人为本”在本质上是相似的，管理学上的“以人为本”要求上层管理者重视并尽力满足下层员工的合理需求，认真听取他们对具体生产流程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
加以改进，积极构建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的沟通桥梁。
（二）道家思想
道家是由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发起，与儒家思想是并驾齐驱的两大派别，中国人文都讲究儒道并用，“外儒家而内释老”。道家的思想可大致概括为：
1、道法自然。道家认为自然万物皆从“道”而来，人生当以自然的道为准则，然后才可安宁。同样的，在经世治国方面，道家也要求统治者应该遵循道法自然，不可逆其道而行；
2、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可道，非常道”，“万物自化”而“无为”，“上善若水”而“不争”，在管理学上，老子的“无为而治”并非是什么事也不做，任由一个组织去自由发展，老子所提出的“无为”是有前提的，即所有人，上至管理者，下至被管理者，都必须是遵循道法自然的原则，在不违逆道德、伦理、法理的情况下，共同的，自发的朝着一种积极的、有益的方向发展，而此时，管理者的过多干预就显得十分多余，甚至会成为正常发展的阻碍；
3、全性保真。道家发展到庄子时，认为一切认为的制度和文化措施都违逆人的天性，因而毫无价值，只有“全性保真”，舍弃任何世俗的知识名誉地位，才能达到完美的精神境界。这一观点，我个人认为更接近于当“无为而治”发展到成熟阶段时整个社会形成的一种氛围，所有人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但对于目前所处于的这个社会发展阶段，这样的境界仍然只是我们的一种未来目标。
（三）墨家思想
墨家由春秋战国时期墨子所创，曾经有一段作为“显学”由墨家子弟在实践中奉行，墨子死后逐渐势微。其主要思想是：
1、兼爱、非攻。墨家主张同等的爱天下人，而不是像儒家的那样分出等级高低，；非攻指的是墨家反对战争，认为战争造成天下人的灾难，而“爱天下人”就理应反对战争；
2、尚贤、尚同。墨家认为用人应该“尚贤”，“选贤任能”，才能治理得当。而“尚贤”应该“髙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否则“爵不高则民不敬，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尚同”指的是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凡遇到“善”与“不善”的，都要“告其上”，上级的是与非，下级都要绝对服从。
3、节用、非乐。墨子提倡平时生活应该节俭，不提倡享乐。墨家创始人墨子与其他学说创始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墨子出生于平民之家，且家境清贫，因为从小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所以墨子更能体谅和理解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和不易，这同时也能在他的学派思想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如“兼爱”、“节用”、“非乐”等。“选贤任能”的管理思想虽然在东西方管理史中都十分常见，但墨子提出的“髙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方能真正发挥贤能的最大才能却并不多见，尤其在当时非常崇尚位高权重者应“两袖清风”才能体现清正廉明的风气下，这样的观点十分新颖，而且，也可以说是后来西方管理学上提出的“权力下放”理论的始祖。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没有完整的、独立的理论体系，而是散布于各种典籍之中，凝结在各种道理之内。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所涉及的内容广泛而精深，通过阅读各家学派的著作可以大概总结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一些特征「3」：
1、管理要“以人为本”。“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行幸，魏征》），古人认为在天时、地利、人和中，人和是最重要的，缺了人，即使是天时地利都占全了也成不了大事。由此可见，“人”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以人为本的关键是得民心和识人才。得民心是指顺应民意，赢得民心，得民心必须关爱民众，为民谋利。墨子曾主张统治者应解决老百姓的“三患”，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只有为老百姓解决了这些困扰他们的问题，统治者才能够赢得民心。《孙子兵法》中亦提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2、管理者要修身、明德
古代的管理思想十分重视统治者的自身修养，认为这是其胜任领导工作的先决条件，正如我们现在所要求的领导必须“以身作则”。
《礼记·大学》中指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管理者的自身修养是包括多方面的，如道德、学识，领导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道德的修养都是最重要的。古人之所以重视德才兼备、廉洁正直，是因为“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
至于颠覆者多矣”（《资治通鉴》）。
3、重视使用人才
人才是实行有效领导的关键，孔子曾说过：“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这说明了用人对治国的重要性。用人的关键首先是识人，古人认为，人才不仅仅要有才识超群，而且要品德兼备，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
同时，古人也认同人在拥有优点的同时，也不能避免的拥有一些缺点，而聪明的领导者在用人时会做到用其所长，避其所短。除此以外，用人还要注意一点，即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只有相互之间充分信任，才能够合作，也才能够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4、重视管理中的谋略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十分重视谋略，人们普遍认为“谋”对成败的关系重大。“日之能烛远，势高也；使日在井中，则不能烛十步矣”（《尸子卷上·明堂》），这是说管理者必须深谋远虑、远瞩高瞻，才能够成就大事。
谋略需要对事物有敏锐的洞察力，且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得到更多的信息，进行缜密的筹划，最后将其付诸于行动，除此之外还要有快速的应变能力来解决各类突发状况。
中国古代管理智慧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尽管这些百家学派所身处的时代对他们的思想有一定的限制性，但仍不影响我们从中发掘出一些可以传承百年、千年甚至万年的思想精髓。他们的管理思想不仅支撑着东方管理学数千年来的发展，也对西方的管理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甚至现代西方管理学者都对中国古代管理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中国古代管理学为世界管理学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正如美国管理思想史专家小乔治（C.S.George,Jr)在其《管理思想史》中所说的：“中国人早就以其智慧著名，但对他们的管理思想却很少有人进行研究。可是，《孟子》和《周礼》等古籍却表明中国古人已经历了解组织、计划、指挥和控制的某些原则。”
未来，随着更多的学者进行专业的研究工作，中国古代管理学一定会完整的呈现在世人眼前，进一步推动世界管理学更好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 东方管理学 百度百科 百度名片
「2」 《管理学原理》 张正河 陆娟主编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第55页
「3」 《管理学原理》 张正河 陆娟主编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第57页 部分借
中国建筑, 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光辉的成就。从陕西半坡遗址发掘的方形或圆形浅穴式房屋发展到如今, 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修建在崇山峻岭之上、蜿蜒万里的长城, 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建于隋代的河北赵县的安继桥, 在科学技术同艺术的完美结合上, 早已走在世界桥梁科学的前列;现存的高达67.1米的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 是世界现存最高的木结构建筑;北京明、清两代的故宫, 则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建筑精美、保存完整的大规模建筑群。至于中国的古典园林, 它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使它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中的一颗明珠。这一系列现存的技术高超、艺术精湛、风格独特的建筑, 在世界建筑史上自成系统, 独树一帜, 是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像一部部石刻的史书, 让我们重温着祖国的历史文化, 激发起我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 同时它也是一种可供人观赏的艺术, 给人以美的享受, 所以, 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也是美术鉴赏的重要对象。
二、中国古代园林的发展与基本特征
中国的园林被誉为“世界园林之母”, 园林的建造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 让中国的园林建筑别具一格, 充满诗情画意。园林的内涵恰是一座宝库, 挖掘它, 你将领略到另一番风采。
园林在中国产生甚早, 早在商周时期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开始造园活动了。园林最初的形式为囿, 只供帝王和贵族们狩猎和享乐之用。随着历史的发展, 园林也不断改善和进步。春秋战国时期的园林中已经有了成组的风景, 既有土山, 又有池沼或台。园林的组成要素到这个时期已经基本具备, 已经和最初的园囿有所区别。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园林发展的转折点。佛教的传入及老庄哲学的流行, 使园林转向了崇尚自然。中国的古典园林源于自然, 高于自然, 以表现大自然的天然山水景色为主旨, 布局自由;所造假山池沼, 浑然一体, 宛如天成, 充分反映了“天人合一”的民族文化特色, 表现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宇宙观。园林在唐宋时期达到了成熟阶段, 官僚及文人墨客自建园林或参与造园工作, 将诗与画融入到了园林的布局和造景中, 使园林建筑不再仅仅是工匠的杰作, 更是文人的杰作, 让园林的人文风景突现了出来。
任何一样事物的构成都有一定的构成要素, 中国的园林也不例外。总的说来中国古典园林共由六大要素构成:筑山, 理池, 植物, 动物, 建筑, 匾额, 楹联与刻石。为表现自然, 筑山是造园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不论哪一种类型的园林, 水是最富有生气的因素, 无水不活。因此, 园林一定要凿池引水。古代园林的理水方法, 一般有掩, 隔, 破三种。掩就是以建筑和绿化, 将曲折的池岸加以掩映。隔是或筑堤横断于水面, 或有隔水浮廊可渡, 或架曲折的石板小桥, 或涉水点以步石。
植物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花木有如山峦之发, 水景如果离开了花木也没有美感。自然式园林着意表现自然美, 对花木的选择标准也很严格。一讲姿美, 树冠的形态, 树枝的疏密曲直, 树皮的质感, 都追求自然美。二讲色美, 红色的枫叶, 青翠的竹叶, 斑驳的狼榆, 白色的广玉兰, 紫色的紫薇等, 力求一年四季, 园中自然之色, 不衰不减;三讲味香, 要求植物淡雅清幽, 不可过浓, 有娇柔之嫌;也不可过淡, 有意犹难尽之妨。四讲境界, 花木对园林山石景观的衬托作用, 往往和园主的精神境界有关。如竹子象征人品清逸, 松柏象征坚强和长寿, 莲花象征洁净无暇, 兰花象征幽居隐士, 石榴象征多子多孙, 紫薇象征高官厚禄等。
花饰, 丰富多彩的图案, 有浓厚的民族风味和美学价值;透过漏窗, 青竹迷离摇曳, 亭台楼阁时隐时现, 远空白云飞游, 造成幽深宽广的空间境界和意趣。园林建筑往往有堂有廊, 有亭有榭, 有楼有台。人工的石洞, 石阶, 都显示自然的美色。所有建筑, 其形与神都与天空大地等自然环境吻合, 同时又使园内各部分相接, 以使园林体现自然, 淡泊, 恬静, 含蓄的艺术特色, 并收到移步换景, 渐入佳境, 小中见大等观赏效果。师法自然, 融于自然, 顺应自然, 表现自然——这是中国古代园林体现“天人合一”民族文化之所在, 是独立于世界之林的最大特色, 也是永具艺术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三、中国古代园林的艺术特色
1、造园艺术, 师法自然
师法自然, 在造园艺术上包含两层内容: (1) 是总体布局、组合要合乎自然。山与水的关系以及假山中峰、涧、坡、洞各景象因素的组合, 要符合自然界山水生成的客观规律。 (2) 是每个山水景象要素的形象组合要合乎自然规律。如假山峰峦是由许多小的石料拼叠合成, 叠砌时要仿天然岩石的纹脉, 尽量减少人工拼叠的痕迹。水池常作自然曲折、高下起伏状。花木布置应是疏密相间, 形态天然。乔灌木也错杂相间, 追求天然野趣。
2、分隔空间, 融于自然
中国古代园林用种种办法来分隔空间, 其中主要是用建筑来围蔽和分隔空间。分隔空间力求从视角上突破园林实体的有限空间的局限性, 使之融于自然, 表现自然。为此, 必须处理好形与神、景与情、意与境、虚与实、动与静、因与借、真与假、有限与无限、有法与无法等种种关系。如此, 则把园内空间与自然空间融合和扩展开来。比如漏窗的运用, 使空间流通、视觉流畅, 因而隔而不绝, 在空间上起互相渗透的作用。在漏窗内看, 玲珑剔透的花饰、丰富多彩的图案, 有浓厚的民族风味和美学价值;透过漏窗, 竹树迷离摇曳, 亭台楼阁时隐时现, 远空蓝天白云飞游, 造成幽深宽广的空间境界和意趣。
3、园林建筑, 顺应自然
中国古代园林中, 有山有水, 有堂、廊、亭、榭、楼、台、阁、馆、斋、舫、墙等建筑。人工的山, 石纹、石洞、石阶、石峰等都显示自然的美色。人工的水, 岸边曲折自如, 水中波纹层层递进, 也都显示自然的风光。所有建筑, 其形与神都与天空、地下自然环境吻合, 同时又使园内各部分自然相接, 以使园林体现自然、淡泊、恬静、含蓄的艺术特色, 并收到移步换景、渐入佳境、小中见大等观赏效果。
4、树木花卉, 表现自然
中国古代园林对树木花卉的处理与安设, 讲究表现自然。松柏高耸入云, 柳枝婀娜垂岸, 桃花数里盛开, 乃至于树枝弯曲自如, 花朵迎面扑香, 其形与神, 其意与境都十分重表现自然。师法自然, 融于自然, 顺应自然, 表现自然——这是中国古代园林体现“天人合一”民族文化所在, 是独立于世界之林的最大特色, 也是永具艺术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四、总结
纵观中国古代园林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 表现在古典园林中的这种具有古代中国人审美特征的园林观, 绝不仅仅限于造型和色彩上的视觉感受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对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心理描述, 而更重要的还是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即通过园林艺术对人的生活环境的调节, 来把握人本身的存在特征和意义。
中国古代园林是现代园林设计的灵感之源, 古代园林的造园思想精髓更是我们现代造园设计的理论基础;一个好的园林作品是从“乡土”中“生长”出来的, 正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 一方水土出一方园林景观, 遵循“反璞归真”、“朴素自然”为审美标准, 以自然而然的大自然才是真、善、美的。
古今结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必然的趋势。遵从古代的造景方法、合理借鉴西方的表现形式, 取西方之长, 补中国园林之短, 融中国文化思想之内涵与西方现代之观念, 创造中国特色的现代园林。
摘要：中国的造园艺术, 以追求自然精神境界为最终和最高目的, 从而达到“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的审美旨趣。它深浸着中国文化的内蕴, 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造就的艺术珍品, 是一个民族内在精神品格的生动写照, 是我们今天需要继承与发展的瑰丽事业。
关键词：中国古代园林,独树一帜,朴素自然
参考文献
[1]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无论是在永恒经典的“四书’，之中，还是在荀子的《劝学》，老子的《道德经》中，更不用说我国最早的教育专著《学记》和唐时韩愈的《师说》之中，都有我们今天在教育领域中进行理论创造的源头活水。中国古代的教育智慧集中体现在对于教育及其学习的意义的阐发上，也体现在对高品质的教育过程所具有的特质的把握上。
中国古代思想家都重视教育的作用。孔子认为，“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孔子家语》)。这实质上强调了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宋代理学家张载别开生面地提出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层人性论。“天地之性”是本然之善性，“气质之性”则是后天形成的有美恶智愚之别的性。他又认为，“为学大益，在自能变化气质。”(《理窟?义理》)“有气质恶者，学即能移。”(《理窟?气质》)。明代学者王廷相又重申“习与性成”的命题，强调“习”在人的个性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孔子说：“学则不固。”(《阳货》)学习是使人去固解蔽的重要手段，它可使人消除偏见，不固执。王充说：“如无闻见，则无所状。”又说“实者圣贤不能性(生)知，须任耳目以定以定情实。”(《实知》)荀子说：“多闻日博(广博)，少闻日浅(浅陋)；多见日闲(渊深)，少见日陋(浅薄)。”(《修身》)
“不记，则思不起。”“能记得便说得，说得便行得，故始学亦不可无诵记。”(张载《理窟?义理》)
“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如《学记》所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师。”
“书多阅而好忘者，只是理未精耳，理精则须记了无去处也。”(张载《理窟?学大原上》)
泛道德主义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特征。学习的主要目的在于德性的养成，孔子强调，“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这固然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对于人的理智好奇心的满足，理性精神的涵养，缺乏应有的重视，是其严重的局限和不足。
在对教育过程的揭示上，《中庸》认为“为学之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温故而知新，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为政》)温故何以能知新?缘由就在于学习者能够超越所给定的信息而生发出新的信息。
荀子把外界和与教育对人发生的客观影响作用称之为“渐”。他人为，“君子之所渐”，“犹玉之于琢磨也”(《大略》)，必须慎加重视。他举例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并且，人在社会环境中生活；应该“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劝学》)《礼记?杂记》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用它来比喻学习只有张有弛，劳逸结合，有节律地进行，才能保证精力旺盛，身体健康，学有成效。“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旦暮积累谓之岁……涂之人百性，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儒效》)，荀子强调积累的价值，这也是对于孔子的温故知新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庄子说“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逍遥游》)“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故能成其高；……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管子?形势解》)，可见，重视积累，是古代思想家们共同的主张。
朱熹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强调“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新得。”又说“须是温故方能知新，若不温故便要求知新，则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亦。”(《朱子语类》卷二十四)诵读是我国传统的学习方法。它一般分为朗诵法和默诵法两种。“诵”就是背诵、念。如“熟读成诵”。朱熹就曾说“诵得熟，方能通晓若诵不熟，亦无可得思索。”(《朱子语类》卷六)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多诵遍数，自然上口，永远不忘。”(《朱子读书法》卷一)
王夫之在论述学习过程时也认为“学之弗明仍须问，行之弗笃则当更以学问思辨养其力，而方学问思考辨之时遇着当行，便一力急于行去，不可日吾学问思辨之不至而俟之异日。若论五者第一不容缓慢则莫如行。”(《读四书大全说?卷三》)“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则意定理明，而后无疏易凌躐之患。”(《朱子读书法》)王廷相提出了“学博而后可约”(《雅述上》)的见解，并指出“君子之学，博于外而尤贵精于内”(《慎言?潜水》)。
为了使学习的内容巩固，并实现由“知”到“信”的转化和提升，许多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都极其重视“疑”的价值，强调“学贵有疑”。朱熹就曾说：“读书无疑须有疑，有疑定要求无疑。无疑本自有疑始，有疑方能达无疑。”著名学者陆九渊的观点更是精辟：“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另一学者张载也讲过：“于无疑处有疑，方是进矣!”“疑而后问，问而后知，知之则信矣。”(陈献章《明儒学案?白沙学案》)。这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很好的继承和光大。
什么都会过时，但是似乎考试永远不过时。选拔人才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关系定国安邦的大计，对一个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科举制度就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
魏晋以来，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科举制度正式诞生，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多年。
科举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说是顺应事物的变化发展规律，也顺应着封建社会的发展。他的历史可粗略分为几个阶段：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元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暂停时期；明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清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
科举制的产生发展再至灭亡，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其中利弊及其影响。比如说，科举制度的实行从根本上打破了两晋南北朝以来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最大限度地网罗全国优秀人才，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正因为如此，选拔官吏有了文化作为依据，从而能够选拔素质较高的人才。而能中进士者更非等闲之辈，多为国之栋梁。再者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
科举制度曾有极大的历史进步性，它为中国长期的繁荣稳定和统一做出的重大贡献，但同时它给中国社会和国民性格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尤其在明清时期。比如，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压抑了人的思想，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同时，科举制度也产生了家庭悲剧，像陈世美那抛妻弃子之流在那个时代绝对不少。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对内而言，科举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历史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不留下了科举的烙印。而对外而言，现代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借鉴和发展；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都对科举所体现出的平等和公平原则惊叹和折服。美国汉学家卜德在《中国思想西入考》一书中认为科举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越南、朝鲜更如中国一样是科举社会；日本也曾经学习采用过科举制度。
摘要： 本文作者主要讲述了自己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些体会和探索：一是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二是以解读培养学生感受作品的能力;三是改进教学方法;四是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学遗产，是珍贵的民族文化精品。学科内容综合性强，知识覆盖面广，教学难度极大。然而，在教授这门课时，不少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乃至教学模式基本还是因袭传统。课堂上，教师凭借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张嘴，唱着“独角戏”，从文学史到作品选，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滔滔不绝，学生只是被动接受，久而生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底蕴、深厚的文化内涵。当下，涵盖了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的国学复兴热再次兴起，对文学遗产中思想底蕴的发掘和继承使学生有了学习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如何利用好学生的“古代文学情结”，调动其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并使之产生持久的动力，是我们应该积极探索的。我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工作的几年间，将传统的教学方法和现代技术结合起来，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一、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培养其对作品的感悟能力
每学期开始，我都规定一些阅读和背诵的篇目，认真地抽查学生的完成情况，并将其作为考核学生平时成绩的内容之一。诵读，可以加深对文学意象的感悟，有利于学生想象力的培养，进而较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情感内涵。在古典诗歌的教学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它可以将学生“带回”千百年前，让他们的现代生活、情感与理念与古人的生活、情感与理念相融合，与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体验产生共鸣，进而获得美的享受。如讲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让学生通过诵读，体味“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这些意象所渲染出的深秋傍晚的荒凉气氛，体味天涯沦落人的孤寂愁苦之情，让学生对当时沉闷的时代气氛有深刻的感悟。诵读，可以充分体悟诗歌的语言美。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蕴含美的情感，通过朗读活动，可以使之渗透于学生的心灵。吟咏朗读除了可以感悟文章的真谛，还可以使人在不经意之间对朗读时那抑扬顿挫的语音、错落有致的节奏与奇特严谨的结构拥有深切的体验。对学生来说，言语内容美与形式美对他们的思维活动的影响是不容易被察觉的，但却是帮助他们理解文章的强大力量。因而，在让学生感知言语内容美与体悟言语形式美的过程中，要尽力诱发其审美情感，提高其朗读的感染力，使其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同时，诵读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他们适应生活的能力，陶冶他们高尚的情操，丰富他们多彩的生活。
二、以创造性的解读，培养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
文本解读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一个审美的过程。好的解读，有助于学生对作品的欣赏，能使其体会到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并与作者进行对话，从而逐渐养成感受作品、感受自己、感受生命的能力，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如讲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欣赏这支曲子的情景下，我让学生讨论：苏轼的这首词千百年后为什么还会令我们感动不已?是表达了苏轼思想的苦闷，还是反映了他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抑或表现了苏轼对人间生活的热爱?通过讨论，学生明白，这些说法自有其道理，但仅仅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够的。它的动人之处在于，一是揭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生存困境：人生的缺陷(痛苦、不如意)是绝对的，我们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无缺，只能在绝对的缺陷中寻求相对的完满;二是苏轼以博大的胸怀对人们发出深情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互相关怀和抚慰。因此，苏轼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终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这样的解读，诠释了作品的内在价值，拉近了古代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共鸣，取得了育化心灵的效果，提高了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可以说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解读过程中，启发学生把心沉到古代文学的.文化背景中去，触摸作家思想感情的脉搏，使学生初步掌握从文化背景角度切入去鉴赏诗文，同时引发学生对文化现象的思索。这是非常重要的。讲陶渊明，我告诉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逸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进步，这种文化现象几乎已经消失，但作为一种人格，后人对陶渊明又非常推崇;作为一种观念，它还或多或少地影响我们现代人，你将怎样看待陶渊明的隐逸呢?有的学生认为，陶渊明抛弃做官而归隐田园，表明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价值取向，这种人格是高尚的。有的则认为，陶渊明的这种隐逸人格不值得歌颂，这种人格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面对黑暗和邪恶都不闻不问、装聋作哑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还有的说，陶渊明在归隐中心灵得到了安顿，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这对与我们现代人来说，应该有所启示。假日之际，人们总想离开城市的喧嚣，到野外感受山水之美，让浮躁的心灵得到净化，可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却越来越糟糕。尽管观点不一，但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把作品的阐释、作家的评析与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拉近了学生与古人的距离，提高了他们的鉴赏水平。
三、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和个性发展，忽视了学生的创新精神。鉴于此，我开始尝试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改变以课本为本位、以教师为中心、以强硬灌输为手段的传统教学模式，借鉴一些先进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辩论法。经常拿出一些在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让学生们自己讨论。在正式讨论之前，我也做了大量的预备工作：事先布置好讨论的题目，让他们围绕自己的观点去查资料，并选出各自的代表发言人，非常类似于现在的辩论赛;我也要尽可能多收集资料，猜测学生会运用哪些论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并模拟他们争论的情景，以便作必要的调解和补充。每学期我搞两三次这样的讨论。如在讲“先秦文学”中诸子思想时，涉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性”问题，孟子主张“人性善”，而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则认为“人性恶”。讨论之前，大家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从多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有理有据。事后学生自己说，这次讨论逼着他们看了很多理论书籍，提高了自己的思辩能力。
比较法。古代文学中很多问题可以说至今尚无定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将诸家之说介绍给学生，并组织他们对多种答案及多种思路进行比较选择，从而激活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例如，学习王维的山水诗，要求学生搜集、整理唐以前，以及初唐、盛唐时期有关知识分子对山水的关注的资料，从比较分析中鉴赏王维对中国山水诗的贡献。又如在讲到“楚汉之争”这段历史时，我要求大家对导致这场战争的两个主要人物——刘邦和项羽进行详细比较，刘邦作为一个无赖何以夺得天下，项羽既然是一个英雄为何却走向末路?学生通过激烈的讨论来总结两人的得与失，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了这段历史。还可以通过古典文学的现代改编问题，思考古代文学的经典性所在。如搜集一些根据古诗词改编的流行歌曲，像《别亦难》、《新鸳鸯蝴蝶梦》、《在水一方》、《寂寞沙洲冷》等在课堂上欣赏，让学生去寻找原文，从而思考古典文学历久弥新的原因，激发他们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
四、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传统的教学模式，但长此以往，教学难免单调，因此，有必要通过一些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进行调节。在种种探索性改革中，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无疑是实施起来最方便快捷，且行之有效的办法。
音响媒体方面，可以运用便于携带的MP3加小音箱。课堂上通过欣赏相关的音乐，加强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理解，如在讲授李煜的《浪淘沙》一词时，先让学生欣赏邓丽君的歌曲《虞美人》，把他们带进一个哀伤、凄凉的意境，然后对作品进行解读，从而使他们对这首词表现的李煜思乡之情、亡国之恨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在讲解《史记·项羽本纪》时，可以让学生欣赏琵琶曲《十面埋伏》，使学生对楚汉战争的形势、人物个性有更直观、丰富的了解。
声像媒体方面，包括对电视、DVD、电脑、投影仪等的运用。如在讲授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时，可以组织学生观看古典名着改编的影视作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学内容更加引人入胜。
将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多媒体课件运用于古典文学教学中，不但节省了课堂板书的时间，而且增加了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深度，给教和学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教师可以在课件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料，诸如作者家世、生平、思想、学术研究动态等，并突出教学重点。尤其是在诗词教学中，将讲读篇目演示在屏幕上，再配以音乐、画面、朗读、前人的评论等，教师再加上一些疏通与点拨，便会得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中国古代文学永远不会像今日的某些时尚潮流一样红极一时，但也不会像昨日的某些流行概念一样成为“明日黄花”。如果教师在教学中真正引导学生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殿堂，使他们体味到古典文学的永恒馨香，将是对学生精神完善的莫大帮助，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学生对局部知识的掌握。
参考文献：
1、阎续瑞.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J].煤炭高等教育,,(2).
2、张嘉林.注重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1).
中国古代宗教管理体制源流初探
我国对宗教实施管理，是从佛教开始的。随着道教的勃兴，封建王朝对佛教、道教都陆续建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时间大致在东晋南北朝。基督教自唐传入后，亦纳入政府管理，元朝还为之建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
作 者：龙显昭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学院 637002刊 名：中华文化论坛 PKU英文刊名：FORUM ON CHINESE CULTURE年，卷(期)：“”(4)分类号：B9关键词：
一、是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分为海洋、丘陵、山脉、河流、高地、高原六大系, 和海洋、大陆两大类型。不同的生态环境会产生不同的文明。
希腊:它以爱琴海为中心, 东接小亚细亚西部的沿海地带, 与赫梯文明相衔接;西连巴尔干半岛, 海洋占据了主体部份, 而且, 半岛北部经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又与黑海相通, 南面穿越地中海还与古埃及文明相呼应。因此, 古希腊人与海洋有着不解之缘。这种自然环境使希腊文明选择了与东方文明迥然不同的道路, 被称之为“海上文明”。
希腊半岛是古希腊历史发生的主要舞台。古希腊地区发展农业的条件, 远不及拥有像黄河流域, 大片冲击平原的中国和亚州其它国家那样优越。这样希腊人生存在爱情岛上, 地方小并且分成几千个域邦, 必然形成向海外征服自然, 改造自然地生活方式。不定居, 懂技术, 向海外发展是希腊人唯一的出路, 因此就培养了希腊开放的性格。希腊人向海外发展的过程中自然会发生很多故事, 等他们从海外归来就会把这些故事讲给其他人听, 因此希腊最早产生的是史诗, 故事性很强。
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内陆国家, 东面是太平洋, 其他三面的陆地边缘, 要么是难以翻越的帕米尔高原和世界屋脊——青藏高原, 要么就是西南耸立的纵观边陲的绵绵群山, 或是西北黄沙慢慢不宜穿越的沙漠戈壁, 以及北方寒冷的西柏利亚。这种相对封闭、四面天然的“屏障”使中国土地上的先民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离, 特别是与其他文明中心隔离或距离较远。这块土地东亚大陆内部幅员辽阔, 地形多样、气候适宜、回旋余地大, 从而为文学的多样发展创造的条件。中国人自然就养成了具有包容性、稳定性、忍耐性, 顺应自然的性格。中国人安土重迁、重农、顺服自然。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 对家园产生浓厚的情感, 因此中国最早产生的是短小精悍抒情诗。
生态环境对文明有很大影响, 但并非决定性的影响, 而是中介性的影响, 通过影响民族的居住方式, 民族性格, 审美习惯等进而影响中国文论。
二、是农耕实践, 这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实践方式
我国古代是一种集约化农业, 强调与自然的和谐。从下面的例子可以充分看出来。
汉文帝特别重视农业生产。文帝二年春正月, 文帝下诏说:“夫农, 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 朕亲率耕, 以给宗庙粢盛。”[1]汉文帝在此诏中明确了以农立国的思想, 并举行亲耕仪式, 表示为务农带头。同年, 九月, 文帝又下诏说:“农, 天下之大本也, 民所恃以生也, 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 故生不遂。朕忧其然, 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2]重申以农为本, 反对弃本事末, 还决定减免当年半数的田租。十三年的春天二月, 文帝又下诏书说:“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 皇后亲桑以奉祭服, 其具礼仪。”[3]此后, 汉文帝又多次下诏书申劝务农之旨,
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 则知小人之依。”[4]周公评价中国农民:坚持性, 忍耐性。周公代政和辅政期间, “以王命诰”, 作《诰》八篇, 对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 把以神为本的思想, 改造为敬德保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周朝历史延续790年, 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久的朝代。周公把民视为天, 认为“民之所欲之, 天必从之”, “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5]。
中国人从孔子开始就不追求终极意义。而是关注生活中的小东西, 没有精神理论。因此中国文学成不了系统, 这也是中国古代有技术而无科学的原因。
由此也产生了中国农民极大的忍耐性, 中国农民为了农耕, 往往将人的生命与自然地节奏合二为一, 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不似希腊人, 想到的是征服自然。
三、是宗法社会
氏族社会是世界各民族都要经历的, 氏族社会是以血缘为根基的村落和组织。希腊从氏族走向城邦社会:个体被抬到主体。汤因比曾在《歷史研究》书中论述过走向城邦的过程:古希腊人在漂泊过海去征服世界时, 必须将原来住所的东西打包放到船上, 到目的地时, 包已经不是原来的包了, 打开包, 里面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希腊人出海作战, 一艘船只能载一群人, 到陌生环境后, 关系就不一样了, 主体被抬到主位, 亲情、血缘关系退到了次位, 技术被格外重视, 同舟共济的伙伴关系被提到主体, 这种当下的关系最为重要, 氏族、血缘、亲情彻底得被破坏。
但中国人聚族而居, 世世代代居住在同一片土地, 亲情永远不会消失。中国的国源于家, 血缘亲情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极其重要, 家国同构, 人与人之间有严格的等级差别, 又有情感的联络。中国, 聚族而居, 因家而族, 因族而帮, 因邦而国, 天下国家本同一理。家是中国人的综发际遇, 宗法社会是农耕实践的推进。所以, 中国人常常以一人之心写一国之心, 以个人写国家。国是扩大了的家而在西方则是不可思议的。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论。
四、是宗教意识
最古老的宗教可能包涵着最古老地艺术起源;宗教的发展过程中可能包含着艺术发展过程的共同感, 揭示了古希腊和古中国在走向新型社会中的共同点;不同点是古希腊把主奴关系放在首位。
宗教规律可能与艺术规律有相同的地方。
中西宗教共同点, 都是有家庭走向城邦, 都包含复杂的社会关系。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说:“城邦起源于家庭, 家庭本于主权, 夫妇、父子之论。”中国:家庭构成城邦及复杂的社会关系。
不同点:古希腊奴隶人数占城邦人数的五分之二。希腊人进入奴隶社会是正常的。而“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有天地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6]则从最贴近生命本然出发, 描述社会关系的产生。从血缘出发然后扩大到地缘, 中国进入奴隶社会是一种早熟;西方宗教意识人神分离, 神居住在高加索山上, 并也有七情六欲。人居住在现实世界而中国是社会伦理本位的社会, 神不可有人的七情六欲。西方人的神在彼岸, 中国人的神同位、同格, 在此岸。中国人只有一个世界, 现实世界, 往往是祖先神, 尤有血缘关系的神。中国人的神尤其从周代开始, 很多是祖先神。
从血缘到地缘来看, 中西宗教异大于同。共产主义:人的需要成为人的本质;完成了人本主义的自然主义, 实现了自然主义的人本主义。中国从血缘基础上看妇女, 西方从主奴关系上看妇女。《周易》对于妇女的描写最为美好, “乾坤”神有人的特点, 但神的表演仍然在另一个世界。西方“人神分离”, 通过神庙方式实现人神之间的沟通, 中国伦理本位社会, 人神同世、同位、同格。中国人的神主要是祖先神, 君权神授, 神是君的副本, 敬德保民。周公的“敬德保民”富有亲切感, 敬德保民是周代的进步。马克思说“如果世上没有一个君, 地上也不需要一个神。”中国人宗教意识发生在周代以前:商代以前“君权神授”观念“神是君的剧本”;周代“敬德保民”德者, 得也。周公帮父帮弟帮侄子, 德显得亲切, 减少神的高高在上感。人伦法则成为人生活的秩序和制度, 成为对人生价值的考量, “伦常”从周朝开始、中国人的宗教开始变成“礼”。中国人的包容性、忍耐性、亲和性、导致中国宗教往往能同化其他神, 佛教变为禅宗、基督教也某种程度上也被同化, 而中国则可以同时信奉很多神。
中国的神亲切, 非常深得影响中国文化。
五、是礼乐文化
中国文论的首要任务是社会性与个人性相协调, 最初文学活动与礼节、外交活动, 社会活动等相关, 例如《诗经》对外交活动的作用, 甚至变为家庭活动。因此有“耕读传家”
中国宗教没走向神秘、而是走向人伦制度, 变成一种秩序、尺度、考量。这便是礼, 礼是社会性的, 侧重社会性的建构。周公是中国制礼作乐的第一人, 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这套制度之所以为后世所称道, 因为它是以道德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 由此确立了道德在治国理念中的主导地位, 这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至于“乐”, 其基本特征是“和”。“和”本来是指音素上的和谐关系。《老子·第二章》:“音声相和”。《荀子·乐论》《礼记·乐记》:“乐也者, 和之不可变老也。”“乐者, 审一以定和也。”“乐者敦和”“乐者, 天地之和。”这表明, 和就是乐的基本特征。这说明, 音乐上的“和”逐渐演变出与“礼”相配合, 起辅助作用的、用以和谐各种礼义关系的一个概念。如《尚书·虞典》有“八音克谐, 无相夺伦, 神人以和”, 指人与神灵的沟通、和谐。《国语·周语下》有“乐从和, 和从平。声以和乐, 律以平声。”“于是乎气无滞阴, 亦无散阳, 阴阳序次, 风雨时至, 嘉生繁祉, 人民和利, 物备而和成, 上下不罢。”——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礼记·乐记》上有“是故先王本之情性, 稽之度数, 制之礼义, 合生气之和, 道五常之行, 使之阳而不散, 阴而不密, 刚气不怒, 柔气不慑, 四畅交于中, 而发作于外, 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 广其节奏, 省其文采, 以绳德厚, 律小大之称, 比终始之序, 以象事行, 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 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这是人际关系的和谐。乐更是个体身心的和谐, 侧重个体性的建构。
伦理规格的制度将个人情感与社会情感和谐统一, 并用诗来表达。中国精神往往是精神和艺术的统一。
中国古代文论的上述五个方面是一个整体, 考虑时要有同一视野, 要进行现象学的思考。
摘要：各国有各国的文学, 因为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不同便产生了不同的文学。中国古代文论自然会有其独特的生存空间, 会有自己的存在根基。
关键词：根基,生活环境,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宋]王钦若:《册府元龟》一千卷, 第23页
[2][3]《中国通史》第四卷, 128页
[4]《尚书·无逸》第29页
[5]《尚书·秦誓》第18页
按郭沫若的分期法，我国奴隶社会从夏开始，经殷商到西周。奴隶社会统治者实行家天下的宗法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天子世代相传，均由嫡长子继承父位，为保证嫡长子的纯洁性，夏、商、周三代均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而在《周礼》中记载道：“王者立后、三夫人、九缤、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备内职焉”。因此，在奴隶主贵族之间，名义上是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一夫多妻制。在夏商期间还存在野蛮的掠夺婚与买卖婚。随着奴隶主之间的不断战争，奴隶主把战败的奴隶主的妇女，抢夺过来作为妻妾，在当时是常有的事，甚至把战败国的男女全部沦为种族奴隶，任其蹂躏。到西周时期，除了坚持一夫一妻制以外，还要符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同姓不婚”原则。另外，西周婚姻的成立，程序上必须符合“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在完成六礼，婚姻关系也算成立。同婚姻的缔结一样，婚姻解除的决定权也完全由男方家长掌握，最后发展过来就是“七出三不去”制度。这一法律制度影响极为深远，在后来各朝法律中关于解除婚姻的条件和限制的有关规定，都以此为依据。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在后来的一些列改革中也极其注意法制的建设，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男女之别。”可知，商鞅在变法时已注意到在婚姻家庭方面要改变原有的落后习俗。秦律规定男子身高六尺五寸，作为成年的标准，女子身高六尺二寸成人，“许嫁”，双方才具有结婚条件。其次是要经官府登记。《法律答问》载：“有女子甲为人妻，去亡，得及自出，小未盈六尺，当论不当？已官，当论；未官，不当论。”可见，凡是经官府登记的婚姻，才受到法律保护。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存在着男尊女卑，妻处于夫权统治下的现象。秦律维护男尊女卑，女子结婚后有到丈夫家生活的义务，秦律还规定了一些维护夫权支配地位的罪名，如“去夫亡”和“娶人亡妻”罪的规定。但同时秦律也保护妻子的人身不受丈夫侵犯，丈夫殴打妻子属违法行为，另外夫妻间需相互忠诚。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汉代统治者重视儒家思想的教化和礼的调整作用，注重礼法合一。其中，“三纲五常”是伦理道德准则，也是立法的最高原则，其中夫为妻纲为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的地位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妻子必须遵循丈夫的想法和决定，以丈夫为尊。在结婚要件中，汉代遵循“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和“六礼”；汉朝从人性出发，认为男女年龄太小做父母是不理性的，鼓励晚婚。《礼记·效特性》里记载：“信，妇德也，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儒家伦理倡导女子从一而终，但董仲舒在推广儒家思想时却有所改良。认为如果丈夫一方去世了并且夫妻双方并没有孕育子嗣，那么妇女也是可以再嫁的。这就体现出在汉代不仅遵循一夫一妻制度，强调和倡导女子从一而终，也会视情况而允许女子再嫁。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由于盛行士族门阀制度统治，所以在婚姻方面，特别重视门第家世，严禁士庶贵贱通婚。
隋唐时期婚姻制度依然遵循宗法指导、礼法合一、男女不平等性的原则，具有鲜明的伦理道德性、公开的等级特权性和严格的国家强制力等特点。在婚姻成立上，《唐律疏议·户婚》记载“为婚之法，必有行媒”，说明明媒约的介绍是唐代婚姻成立必不可少的条件。另外唐代遵守“许婚”和家长主婚制度，“许婚”表现为“报婚书”、“受聘财”等。唐律首次提出了同姓不婚、亲属不婚、良贱禁婚以及宗教民族等一系列结婚的禁止性条件。唐代社会女性地位有所提高，贞节观念淡漠，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唐律·户婚》对于婚姻解除的规定了“和离”、“出妻”、“义绝”，这些规定，在本质上强化了封建宗法制度，巩固了家长制下的夫权。在强调子女从一而终的封建时代，能够以法律形式规定夫妻“不相安谐”即可离异这是前代和后代所罕见的，《唐律》对妻无“七出”和“义绝”之状，或虽钝“七出”而属“三不去”者，不准其夫擅自提出离婚，否则处一年有期徒刑。这无疑对夫权是一个限制，对妇女利益是一种保护。另外，对妇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法律也没有约束和限制，这就从法律上为婚姻的相对自由制造了一定的条件。
两宋婚姻的立法大体沿袭唐制，比较突出的特点有禁止族际婚，禁止汉族同其他民族通婚；其次提倡中表婚，南宋期间有因亲及亲的说法，虽然禁止五服以内亲属结婚，对姑舅两姨兄弟姐妹结婚不加禁止；第三，封建家族等级森严，严格反对异辈婚；最后为了防止家族财产不分散，劳动力不外流，宋代禁止“收继婚”。另外，对于婚姻离异，《宋刑统.户婚律》对“无子”作出了规定，已婚妇女在四十九岁之前是不能被夫家以“无子”条件赶出家门的，其余皆沿袭唐律规定。
南宋灭亡以后，蒙古族南下将蒙古的一些习俗带进了中原，元朝的法律也有所反应。元代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规定，建立婚姻关系必须订立婚书（或称嫁娶礼书），作为婚姻成立的契约，并且大量收受聘礼，婚书上写明议定的聘财数额，然后依礼成亲。元代婚姻的解除与唐宋基本相同，在此基础上又适当放宽了离婚范围，并且对离婚制定了法定程序；在改嫁方面，元朝相比唐宋也较为宽松，对正常改嫁不但不禁止而且给予一定的支持和保护，因此元朝的婚姻制度遵循前朝但又体现了“各依本俗”的原则。
明代婚姻制度基本沿用唐宋旧律，如凭媒而立，家长主婚，写立婚书或者收受聘礼；在结婚年龄上，《大明令·户令》明确规定： “凡男女婚姻，各有其时，或有指腹割衫襟为亲者，并行禁止。”明太祖洪武三年定制： “凡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并听婚娶。”即男女结婚必须达到法定年龄，并且禁止“娃娃亲”。明初朱元璋年间酷刑重罚，这对于违反婚姻在适用刑罚上也有影响。《大明律·户律》规定： “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悔者，笞五十。”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婚姻立法的进步。
清朝入关之前，实行早婚制；入关以后，清承明制，规定男十六，女十四为法定结婚年龄。清依然以婚约、婚书与聘财为婚姻缔结条件，沿袭前朝的家长主婚制度。清朝婚姻的解除“沿袭七出”、“三不去”及“义绝”的离婚条件，但有所区别，“义绝”分为“于法应离不许复合者”和“其有可离犹许复合者”，义绝不仅是已婚夫妻離异的条件，而且定婚后尚未嫁娶的未婚夫妻也可因“义绝”解除婚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