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政策支持(精选8篇)
注:经调查,市场上成熟成功竞争品牌,新品开拓入市时招商政策简述如下:
“泰山”:97一98年开拓市场,是以代销的方式进行,销卖完货品,进行翻单结算,呆坏帐经具体确
认后由厂家承担;市场是先做广告后铺市,市场营销费用和人员由厂家承担;投入不低于
130%;目前投入40%左右(已成功品牌):
“皖酒王”:与“泰山”相似相近,且推出的年度时间一样;投入不低于110%;目前投入40%左右(已
成功品牌);
“古绵纯”:与“泰山”相似相近;投入不低于110%;目前投入50%左右(已成功品牌);
“金六福”:2000年真正着手做广东市场时,仅招商前的广招投入1000万元以上,市场开拓前两年
投入比达到120%左右;目前投入50%左右(已成功品牌);
“开口笑”:厂家直销,目前投入已800万元;(初步成功)
“稻花香珍品二号”:2001年稻花香新开发本品牌,推出年度时,市场投入高达130%;当年推出当年
成功的唯一品牌(已成功品牌);
“三九诸葛酿”:返利15%经销商,其余所有市场营销费用和人员厂家承担,现操作基本失败(品牌
操作失败)。
“水井坊”当年市场以品牌做成功为原则进行投入,现以是成功品牌
“国窖1573”厂家和经销商联合进行市场投入,以品牌做成功为原则进行市场投放。
。。。。。。
一、人力资源支持(首年度费用控制10%以内;含4%提成)
销售人员:8一16人(含派驻经理);
注:招商期按6-8人配备,后期则按经销商开发进度配备; 1、2、促销小姐:以具体终端需求而确定;
3、特殊情况另行申请。
注:其他品牌人员配置数量巨大,占到15%一25%的费用比;例如:泰山、金六福、稻花香、开口笑、三九诸葛亮酿。。。。
二、终端销售费用支持(首年度控制在20%以内)
1、2、首批进货礼品丰富,从第二批开始按5元/箱配置(年度占2%以内); 公关用酒:首批按3%配备,此后依需要按1.5%申请配置;(年度占2%以内,主
要是前期入市公关、重点节庆活动用酒)3、4、5、6、条码进场费:按首批到款的15%核销,力争年度控制在6%内;(KA场、重点场所等属特殊情况另行申请); 首次二批招商费用(含当地新闻发布)由公司支付(首批占5%,年度占0.5%); 经销返利:季度按销售到款2%;年度按完成任务目标:1%; 首批货,运输车辆配备供使用:首批款30万配备一辆送货车,50万(含)以
上配备两辆送货车;货车是喷有产品广告(占首批10%,年度平均1%);但达到
公司约定的销售总额,车辆则归经销商所有;
首批到款支持奖励另行申请(年度平均1.5%);
7、注:其他品牌终端投入比,占到50%一60%的费用比;例如:金六福、稻花香、开口
笑、三九诸葛亮酿。。。。
三、品牌宣传陈列(首年度控制在6%以内)
1、B和C+类饭市终端,依需求提供有咨询台的展示品;
2、公司提供X展架;
3、部分二批商和B类饭市,公司提供店招店头灯箱制作;
4、重点商超和二批商,公司负责提供不低于三个月的产品堆头展示;
5、重点形象样板终端建立;
6、其他张贴和需求的产品展示;
7、促销推广展示。
注:其他品牌宣传投入,占到10%一25%的费用比;例如:泰山、金六福、稻花香、开口笑、三九诸葛亮酿。。。。
四、广告宣传(首年度控制20%内)
1、电视广告
a、b、c、全省范围常年播放的电视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广东卫视体育台、南方电影台、珠江台;
当地电视台:以当地有线的本港翡萃为主。
播放频次方面,以市场切入期、销售旺季、重点传统节日、重大促销活动等每天为多次高频率投放;进行轰炸输入;
2、报纸广告
a、b、c、主要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羊城晚报》的硬软性广告宣传为主;
当地促销、新闻发布,也适当结合当地报纸; 酒类行业报刊。
3、其他广告
a、b、c、d、户外大型广告,2一8块(依据预算可以分拆做小型户外广告); 车体广告; 候车亭广告;
高档写字楼和高档小区广告;
4/特殊项目费用预算开支 备注:全年费用控制在60%以内
注:其他品牌广告巨大,占到35%一50%的费用比;例如:金六福、稻花香、开口笑、三九诸葛亮酿。。。。
五、交易方式
现款现货。
六、市场费用支付和控制方法1、2、按月度核销,经销商先代垫;
前两批次回款总额(每次不低于50万元)中不低于50%的现金,作为合作双方协商设立联合帐号支付市场费用(所有权归属厂家,只有厂商双方签字才能动用);以经销商先代垫,但以月度核销为准; 严格按公司财务制度审批运用。
3、注:稻花香珍品二号及以后推出新品均如此操作,现金占到70%一80%,甚者达到
100%;
七、招商重点承诺1、2、3、4、针对客户无条保证产品质量问题,实行退换货;
入市前期市场投入前三批次达到70%;第二个三批次50%;其后批次不低于50%;首年度平均不低于60%(现金、酒混合运用计可达到70%以上);
前三批次现金投入占回款额不低于55%;其他投入用酒,但公司内部按生产成本计价,但对客户计算则以经销价计算投入;
用冲抵代垫现金支付或投入的酒,计算经销商的销售量和任务,以及公司销售人员的业绩回款额;大力提倡鼓励经销商和销售人员按此条款实施;并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
注:其他品牌数量巨大,前期至少一年达到100%以上(含)的费用比投入;例如:泰
山、皖酒王、古绵纯、金六福、稻花香、开口笑、三九诸葛亮酿、高档酒;水井坊、国窖1573。。。。
本政策仅供公司高层管理参考;具体面市政策另行确定,开支比例在项目间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互相调整;但不能超出本政策年度预算范围。
广东龙头马乳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龙头马系列”酒招商政策
一、“龙头马系列”酒总经销价格(到岸价)
二、经销政策支持
① 公司配备足够的销售人员 ② 市场推广促销人员
③ 礼品丰富、公关赠酒、条码费、进场费支付; ④ 二批招商费用(含当地新闻发布)由公司支付;
⑤ 首批货,运输车辆配备供使用:30万配备一辆送货车,50万(含)以上配备两辆
送货车;货车是喷有产品广告;但达到公司约定的销售总额,车辆则归经销商所
有;
⑥ 经销返利:季度按销售到款2%;年度按完成任务目标:1%;
⑦ 作为合作双方协商设立联合帐号支付市场费用,设立的首批帐款额不低于批次货
款50%的现金(所有权归属公司,只有厂商双方签字才能动用);
⑧ 客户达到公司要求的首批到款金额,在签约期顺利届满时,公司可保证客户获取的利益每年度(按12个月计)不低于首批到款进货金额的20%;没有达到,差多少公司补多少。
⑨ 市场投入:前三批次不低于60%;第二个三批次不低于50%;
三、品牌宣传、市场推广支持(依具体需要)
① B和C+类饭市终端,依需求提供有咨询台的展示品;公司提供X展架; ② 部分二批商和B类饭市,公司提供店招店头灯箱制作;
③ 重点商超和二批商,公司负责提供不低于三个月的产品堆头展示; ④ 重点形象样板终端建立; ⑤ 其他张贴和需求的产品展示;
⑥ 终端大型表演促销推广和重要赞助等。
四、媒体广告支持(依具有需要)
① 电视广告:以当地有线的本港、翡萃、本地台为主;播放频次方面,销售旺季、重点传统节日、重大促销活动等每天为多次高频率投放;进行轰炸输入; ② 报刊广告:当地促销、《糖烟酒周刊》、《中国酒》、新闻发布,也适当结合区域报
纸做硬软性广告宣传为主;
③ 其他广告:户外广告、车体广告、候车亭广告、高档写字楼和高档小区广告。
上述具体细节和内容由本公司负责解释。
广东龙头马乳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新泽西州政府除了协助企业充分利用国家中小企业局的各种政策外, 还帮助企业开信用证, 在企业出口前期提供财政支持等。
(二) 马萨诸塞州国际贸易投资办公室, 通过州出口中心及在中国、欧洲、墨西哥等主要贸易地区代表处推动企业出口。具体是, 提供免费的出口咨询、国际商业发展情况、国际市场研究, 提供技术帮助等。组织出口培训等各种项目。每年补贴本州中小企业参与国际展览会, 通过展览会, 扩大企业影响, 开拓国际市场。
——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为了克服家庭经营规模过小、农业比较效益低的问题,四川以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为契机,制定了多项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一是通过生产基地建设推进农业集聚式发展。四川通过支持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强县、现代畜牧业重点县和现代林业产业基地县建设,打造了一批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现代农业园区。二是采取多种补贴手段推进土地规模化流转。有的对土地流转面积达到一定规模的业主进行一次性租金补贴,降低业主的用地成本;有的对经营规模较大的业主进行基础设施配套,改善业主的生产经营条件;有的集中流转农民土地建设现代农业园区,发展“大园区+小业主”的适度规模经营模式。截至去年底,四川农村土地流转面积达1415.5万亩,占承包地总面积的24.3%。三是积极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组织。通过建立健全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公司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政策体系,切实解决他们在生产经营中的难题,引导他们合理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四是不断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鼓励支持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各类规模经营主体提供良种示范、农机作业、抗旱排涝、沼气维护、统防统治、产品营销、农资配送等农业生产性服务。
——推进农业产业链整合。四川针对农业产业链过短、集聚程度低的问题,出台政策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整合。一是以龙头企业集群发展为重点推进农业产业链横向整合。以建设产业化园区为载体,推动龙头企业集群集聚发展。比如,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泡菜产业园区,聚集68家泡菜企业,带动基地36万亩。目前,四川各市(州)和多数县大都建立了产业化示范园区,围绕特色果蔬、茶叶、生猪、牛羊等优势主导产业,通过超前培育扶持、招商引进、兼并重组等措施支持龙头企业发展。二是以利益联结机制优化为核心推进农业产业链纵向整合。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户签订产销合同,确定最低保护价,通过定向投入、定向服务、定向收购等方式,为农户提供种养技术、市场信息、生产资料和产品销售等多种服务。引导龙头企业采取设立风险资金、利润返还等多种形式与农户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关系。支持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入股,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与龙头企业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
——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四川不断加大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力度,为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奠定基础。一是推进农业标准化。加快健全农业标准体系,建立覆盖生产、加工、流通全程的统一标准、操作规程和技术规范。二是健全农产品监管体系。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产地准出、市场准入、质量追溯、退市销毁等监管制度,推动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流通企业建立诚信制度。三是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做大做强区域品牌,鼓励和支持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申请认定驰名、著名商标。
——加强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四川把农业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上来,不断加大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持力度。一是有效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大力推广科学施肥,提高用肥的精准性和利用率,鼓励农民多使用绿肥和农家肥。加强对农药使用的管理,强化源头治理,规范农民使用农药的行为。推行标准化规模养殖,改进设施养殖工艺,鼓励和支持散养密集区实行畜禽粪污分户收集、集中处理。二是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建设。积极推进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工作,通过以奖代补、财政贴息等方式支持“畜禽+沼气+果蔬”“农作物秸秆+沼气”“畜禽+沼气+发电”等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三是鼓励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将生态保护和农业发展统一起来考虑,以农业带动生态保护,以生态开发推动农业发展,其主要思路是依托本地特色生态资源,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旅游业,促进一三产业互动。
——优化农业扶持政策。四川针对农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对农业支持政策进行了科学调整。一是普惠式直接补贴向精准式间接补贴转变。四川逐渐改变向龙头企业严重倾斜和向小农普惠式实施的农业补贴政策导向,加大了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补贴。对经营主体的现金补贴或税收补贴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等间接补贴方式转变。二是更加注重财政支持资金的整合利用。坚持以县为主开展支农资金整合工作,通过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充分发挥县级政府在统筹安排项目实施方面的作用。
2013年05月13日 15:07 来源:《理论探索》2013年第01期 作者:姚壬元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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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经营管理费用补贴不足。除少数地区外,各试点地区不存在对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费用补贴,即便补贴,其比例也较低,经营管理费用补贴不足以弥补实际发生的费用,保险经营机构面临亏损,基层保险公司开展农险业务实际发生的经营费用只能用商业性险种的赢利来弥补,这将打击其业务拓展的积极性,不利于农业保险试点的顺利开展。而且,随着农业保险试点规模的扩大,保险经营机构的亏损也越严重。这也导致在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过程中,保险经营机构的道德风险开始显现。如有的基层保险公司为了控制农业保险业务规模,降低农业保险的经营成本,拒绝符合条件的农户参保;有的基层公司在农业灾害发生后,则不符合原则的 “滥赔”,不惜成本超越保险范围向农户提供赔款,希望借此手段拉拢农户,树立公司形象,以开拓农村商业保险市场。
其三,“以险养险”方式受质疑。在政府财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采取“以险养险”措施对保险公司的农险亏损进行补偿,以激励保险公司积极开展农险业务,有其合理性。但如何计算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亏损程度及需要多少盈利险种来弥补亏损存在技术困难,且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推进,即使是狭义农业的边界和范围也将逐渐模糊,采取“大农险”这种暗补措施,极有可能产生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负面激励,使其将政策性农业保险变成一个可以利用的“壳资源”,在吸取和享受优厚政策资源的同时,控制农险业务规模,以求得农险亏损与“以险养险”盈余相当的情况,可能会出现阻碍农业保险试点的深入和参保率提高的负面效果。
(四)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在联办模式下,由政府与保险公司共同承担风险,其关键在于明晰政府与保险公司的责任划分,以避免出现灾后的相互推诿和延迟赔付;在自营模式下,风险由保险公司自行承担。这种模式的问题是,在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农业风险分散机制以及巨灾准备金制度的情况下,单凭保险公司自己是无法应对巨灾风险全部后果的,一旦较高幅度的超赔出现,保险公司经营的持续性难以维持。
(五)中央财政支持下的风险分散机制尚未建立。目前,我国仅在部分试点地区以省级政府为单位构建了巨灾风险分散体系,初步建立了巨灾风险基金,但巨灾的客观存在使一定区域投保农户风险呈现高度相关性,从而不满足“大数法则”。因此,小区域范围内无法实现对巨灾风险在时空上的有效分散,巨灾风险一旦发生,仍存在较大的击穿省级基金的威胁。
三、高效运转财政支持政策体系的构建
从目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中财政支持的情况看,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责任划分不合理,财政支持力度有限、程度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构建高效运转的财政支持政策体系迫在眉睫。
(一)明确中央及地方政府在财政支持中的职责划分,逐步完善中央财政支持体系。中央政府要主动承担起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责任。从我国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情况看,地方政府应成为推动农业保险的中坚力量。尽管如此,中央财政支持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仍将在改善试点工作制度环境,激励地方政府推动试点工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操作层面看,中央财政的义务包括:在试点时期,承担全国粮、棉、油及主要养殖业品种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的保费补贴及经营管理费用补贴。根据地区经济及财政实力、农业发展重要性以及农业保险需求容量,实施区域性、差异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即在保费补贴比例上,中央财政可按经济发达程度、政府财政实力、农业产值比重等几个维度划分为重、中、轻度支持区,分别承担80%、50%与20%的责任 [4 ]。此外,中央政府应出资组建全国农业保险巨灾基金,以抵御巨灾风险对农业保险经营稳定性造成的冲击。
在地方政府层面,地方财政主要承担中央财政补贴品种的配套补贴责任,同时负责向地方经济作物和特色种养产品提供保费与经营补贴,负责建立地方巨灾风险基金,实现辖区内统筹使用。由于现行分税制改革的情况下,省级以下层层向上集中财权,加剧了县级财政入不敷出的困境,因此,省级政府应承担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主要财政支持责任,市县级财政承担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支持责任会使其财政支出压力过重,不利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
(二)优化保费补贴政策,适当提高补贴程度,提高参保率。从中央财政保费补贴上看,要统筹考虑中央财政的补贴比例和地方财政的支持能力,改变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联动补贴”方式;要改变各地统一无差异的补贴比例,在充分考虑各地经济及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的前提下确定中央财政的补贴力度。在地方财政较为拮据的情况下,中央财政补贴数额或比例要高一些,对于富裕地区,补贴数额或比例要低一些。
从地方财政保费补贴上看,应明确省、市、县地方政府的职责分工,根据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建立弹性和灵活的补贴方式,财政补贴要充分考虑到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
适当提高对农户的保费补贴,提高参保率。在“保成本”阶段,提高保费补贴比例有利于增强农业保险对农户的吸引力,增强低收入农户的支付能力。但在现阶段,农民由于受收入水平的制约以及对风险的认识程度不高、保险意识不强的影响,如果完全实行自愿保险,即使在提高保险费补贴的情况下,农业保险的参与率也将会呈现一个较低的水平。因此,可考虑在广泛宣传教育的前提下,在提供适当补贴的同时,将各种支农优惠政策和贷款优惠政策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结合起来,辅之以强制性、区域性投保措施,以增加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保证必要的参与率。
(三)改进对保险经营机构的财政补贴方式。第一,应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在现行农业保险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政策的基础上,对于各种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不论农户共保组织或是商业保险公司,均免征种养两业的保险所得税;为促进各地区进一步推动和开展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探索出更符合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以及维持农业保险可持续性的财政支持体系,应适度将部分税收减免权限下放给地方,并酌情补偿因减免所致的地方财政收入的损失;为增强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应允许其在经营盈余中提取适度比例的资金,并在税前扣除,用做保险准备金;同时,对农村营销员减免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
第二,提供业务费用补贴。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普遍采用了“政府推动、保险经营主体运作”的模式,参与农业保险经营的主体又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商业保险公司以利润最大化为其经营目标,逐利性是其内在冲动和本质属性。因此,政府应合理调整财政补贴运作机制,建立起明确的激励机制,确保商业保险公司在经营农业保险的过程中实现剩余索取权,使得其以实现政策目标为导向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政府对保险公司的财政补贴比例及数额不能“一视同仁”,应根据当地农业生产风险大小、行业农业保险经营平均综合费用率及利润率、保险公司经营非农险业务的成果和业绩等因素来综合评定,建立保险公司经营农险业务的动态评价机制,以实现对保险公司的有效约束。此外,为进一步发挥财政补贴的激励作用,可采用“以奖代补”等多样化的补贴发放方式。
(四)完善风险共担机制。从长期看,应将经营政策性农保业务的盈亏临界点作为保险经营机构承担责任的最高限额。因此,超过农业保险盈亏点的超额赔款责任应由政府承担 [5 ]。但是,如果全部超额责任由政府兜底则极有可能引致保险经营机构的道德风险行为,如“滥赔”、甚至和农户共谋欺诈的情况均有可能发生。为了控制保险公司的道德风险,应该在超额赔款部分采用“共保”机制,政府与保险公司之间建立农险基金有结余,则按规定比例共享收益,农险基金出现超赔,也按规定比例承担赔款的机制。
(五)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要建立有效的农业保险巨灾风险保障基金,必须有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共同支持。为了实现全国农业保险的统筹,中央财政应出资建立中央级农业保险基金,其初始资金应由国家政策专款拨付,还可包括对农业保险业务减免的税收、民政和水利部门的救灾、防洪资金中划拨一部分等,主要用于对发生巨大灾害、造成巨灾损失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补偿,还可用于构建巨灾风险防范设施及支持灾情研究等。省级政府建立省级农业保险风险基金,每年从省财政拨付一定比例资金补充保险风险基金,地方农业保险基金可以由地方农业保险组织进行积累和管理。由于中央农业保险基金必须为所有全国性及地方性农业保险业务提供再保险支持,而且负有统筹管理全国农业保险市场的任务,当地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在偿付能力上出现问题时,还需承担“救火员”职责,因此,较之地方农业保险基金,中央农业保险基金建立的意义更为重大。
参考文献:
房产调控政策支持首套房需求-丽仁观点
(上海丽仁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上海丽仁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研究院认为:经发改委称要加大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推进力度,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开工建设,支持居民家庭首套自住购房需求。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国家发改委8月5日表示,当前,发展中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同时,经济运行中又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长动力偏弱,化解产能过剩形势严峻,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剧,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财政金融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丽仁地产研究院调查称要扩大内需,多种措施促进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而在投资方面,要继续发挥好投资对稳增长的关键作用,保持合理的投资增长。要保证有限的政府投资投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丽仁地产研究院调查称强调,扩大内需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加强总体规划、统筹谋划,抓紧修改完善城镇化发展规划及相关政策,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大力推动户籍、土地、财税、金融、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下一阶段政府将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同时,支持企业做优做强、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进一步税费减负。
研究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政策措施
发布时间: 2011年11月11日
作者: 记者 牛娟娟
编者按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新形势下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当前,我国正面临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金融业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大有可为。为此,本报从今天开始,陆续推出“发挥财税金融优势,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系列述评,旨在深入宣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促进金融对文化产业建设的支持和扶助。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决定》充分肯定了发展文化产业的重大意义,指出必须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重要支
撑。会议明确提出,要不断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服务。
“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转型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抓手。未来,文化消费市场将是拉动内需的重要增长点,文化产业的大发展也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指出。
那么,如何切实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服务,研究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政策措施?接受采访的专家指出,应采取多种措施实现金融资源和文化产业的有效对接,立足于发挥信贷、保险、证券等多层次金融市场资源,立足于发挥金融、财政等多部门工作合力,从创新信贷产品、完善服务、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培育文化产业保险市场、建立和完善配套机制等方面研究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政策措施,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服务。
首先,文化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资金支持,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首先需要加大对文化产业企业的有效信贷投入。“可针对文化产业企业缺少可以用作抵押担保的资产,核心产品较难评估的问题,推动多元化、多层次的信贷产品开发和创新。对于具有稳定物流和现金流的企业,可发放应收账款质押、仓单质押贷款。”来自工行的分析人士指出,“要
积极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断推进适应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信贷管理制度创新,推动适应文化产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创新,实现信贷资金向文化产业企业的有效倾斜。”除了信贷投入外,还需扩大文化企业的直接融资规模。一般来说,文化产业集中度不高,企业规模较小,很难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进行融资,企业融资渠道相对比较单一。“为了拓宽文化企业融资渠道,下一阶段还需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和公司债等方式融资。”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表示,“具体来看,一是推动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上市融资。二是支持文化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融资。此外还要建立多部门信息沟通机制,搭建文化产业投融资服务平台。”另有专家指出,要扩大文化企业的直接融资规模,还应鼓励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等风险偏好型投资者积极进入处于初创阶段、市场前景广阔的文化企业。
此外,应切实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服务。对此,专家表示,金融机构可针对不同文化产业项目周期特点、风险特征,以及资金需求和现金流分布状况,建立符合监管要求的灵活的差别化定价机制,科学合理确定贷款期限。要充分考虑文化企业的特点,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信用评级和信用评分制度,建立专门针对文化产业金融服务的考评体系。金融机构要增强服务意识,主动向文化企业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积极开发文化消费信贷产品,为文化消费提供便利的支付结算服务。
“加大保险业支持文化产业的力度,推动文化产业与保险业对接,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需要,也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需要。”郭田勇表示,我国保险业需要进一步创新服务理念和服务模式,通过提供风险保障、咨询服务、投资融资等多种方式,全力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来自保险业的分析人士指出,各保险机构应根据文化企业的特点,积极开发适合文化企业需要的保险产品。除“量身定做”外,保险公司还要提供专业化和金融化的风险管理解决方案,提高文化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为企业做大提供基础性保障。保险业需进一步创新服务模式,为文化企业制订一揽子保险计划、提供“一站式”服务。
一、促进我国风电发展的财政补贴制度
(一) 建立系统的财政补贴激励制度。
为加强财政资金管理,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财政部制定了一些风电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如2008年的《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对资金支持的对象和方式、支持条件、补助标准和资金使用范围、资金的申报和下达、资金监督管理做出了详细规定。回顾我国对风电发展的财政激励制度可知, 我国有关风电的财政激励制度十分有限, 而且多体现为原则性的规定, 倡导意义多于实际意义, 缺乏系统的财政激励制度。政策性文件规定的财政激励虽然较为具体, 但由于效力层级低、不稳定、政出多门等原因, 弱化了资金供给的整体效果, 且有些政策是临时性的, 如国债投资风电政策。而且, 相关财政补贴计划未规范地纳入各级财政预算, 成为阻碍财政补贴向发展风电倾斜的重要因素。
针对这些问题, 建议可通过以下措施建立系统的财政补贴激励制度:第一, 通过勘察核实各省风力能源状况, 制定各省风电发展目标;第二, 根据《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各省风电发展目标, 研究、制定具体的财政补贴实施方案和可操作性的细则, 细化地方政府预算支持大型风电设备研发及对资金进行监管的具体操作规程, 将相关财政补贴计划规范地纳入各级财政预算;第三, 细则中应视发展阶段给予不同力度的投资比例, 按发展进度安排由多到少的合理的财政补贴额度;第四, 明确享受国家财政补贴的对象应具备的条件以及接受补贴者的义务, 如资金用途、不得随意放弃研发或生产以及享受优惠条件后应达到的经济和技术目标, 研发或生产失败如何处理等;第五, 建立系统的财政激励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将上述措施在法律条文中做出详细的规定, 改变支持风电的财政补贴规定效力层级低、不稳定、政出多门的现状。
(二) 扩大资金来源, 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
同国外比较, 我国对风电的财政补贴投入力度太小。在我国现有技术水平和政策环境下, 风电的开发利用成本高, 在现行市场条件下缺乏竞争力, 需要政策扶持。由于财政投入不足, 缺乏足够的科技研发, 许多关键设备不得不依靠进口, 造成风电产业发展缓慢。单一的来源于国家财政的资金影响了对风电的支持力度。补贴制度中也没有建立起资金来源相对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为了推动风电的发展, 中央财政应当根据风电发展的需要和国家财力状况确定资金规模, 加大对风电的资金投入, 各级地方财政也应当结合本地区实际, 安排必要的财政资金支持风电的发展。实行对非可再生能源的税费转移支付, 在政府资源费收入中安排一定比例用于支持风电的发展。长远的措施是根据风电的建设规模、技术特点和发展状况, 采取国家投资和社会多元化投资相结合的方式, 着力吸引社会资金投入风电发展专项资金, 鼓励全社会为风电的发展贡献力量。
(三) 建立财政补贴的适时调整和评估机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 我国将逐步完善国家财政对风电的补贴制度, 解决补贴资金的来源问题, 确定补贴的对象和具体实施办法。但直接财政补贴的经济成本很高, 在风电发展的初级阶段对财政影响可能不大, 随着技术发展和市场扩大到一定规模, 其资金需求可能非常大, 需要国家庞大财力的支持, 过多的财政补贴甚至可能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 长期通过能源价格补贴来保持能源价格低于生产成本去满足消费, 会给经济效率、环境质量和政府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不合理补贴的负面影响, 可以严重到抹杀通过改善最贫困人口的能源状况带来的社会福利。现行补贴制度中也缺乏相应的评价或监督机制。因此, 建议立法应根据风电的发展情况对财政补贴的项目、补贴额度做出适时的调整, 并建立配套的补贴评估机制, 对某项补贴是否起到效果, 起到怎样的效果, 以及何种情况下应取消、加大或减少补贴等做出明确界定, 并在实现商业化之后确保财政补贴的及时退出, 以保证财政资金落到实处, 并得到高效的利用。
二、促进风电发展的税收制度建议
实现支持风电税收政策的法律化, 并保持发展所需的一定时期的稳定性和连贯性, 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是目前亟待在能源税收立法中解决的问题。此外, 把发展风电的数量或比例用法律形式加以确定, 使财税制度对于市场的干预程度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并将税收立法与现实中风电的发展阶段衔接、配套, 避免滞后于风电发展的需求也是我国能源税制中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发展风电的税收激励制度的构建, 其主要目标在于为处于产业发展初期的风电企业提供有利于促进其产业化的优惠税制, 以降低其进入市场的风险, 并高度重视对风电设备技术的研发、推广, 鼓励风电设备技术的商业化运用。结合国外有关风电的税收激励经验, 我国发展风电的税收激励制度的建构需注意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针对风电制定优惠的税收激励制度的同时, 对火电也要施加一定的税收压力, 以鼓励对风电的消费;二是不同税收措施的选择要相互配合;三是税收手段要和其他手段配合使用。需要设定或需要加以完善的税收法律法规具体包括:
(一) 促进风电投资的税收制度。
所得税方面, 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没有明文规定对风电的激励措施, 而所得税是引导社会投资方向的重要工具, 在促进风电投资方面应当对有关企业给予一定的所得税优惠, 具体包括:加大对风电设备和设备研发费用的税前抵扣比例, 如对生产风电的机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风电开发商可以将风电的投资计入其经营的其他产业成本, 并用以抵扣所得税;适当降低风电的增值税税负;风电销售收入免税5年。此外, 风电项目还可适当的减免货物税、销售税及附加税等。
(二) 有关风电的进出口税收制度。
一是设备进口的关税优惠。立法应当明确对于进口符合条件的合格风电设备减免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如对风机整机进口关税税率可设为25%, 散件进口可享受零税率;二是出口关税、退税优惠。我国风电产业正处于发展的初期, 基本没有出口, 但制度安排不仅应当着眼于现实情形, 也应当对未来的发展做出适当的安排以激励产业的未来发展, 对此, 出口关税方面可以对风电相关的出口设备适当提高出口退税率, 在出口关税上给予优惠, 以鼓励风电设备技术的研发及发展。
摘要:风电事业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国政府在风电开发利用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财税鼓励措施和政策, 主要有财政补贴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 目前已取得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风电,财政补贴,税收优惠
参考文献
[1]国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 (发改能源[2007]2174号) [Z].2007.
[2]国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 (发改能源[2008]610号) [Z].2008.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1-6月份,中国民间投资增长速度为2.8%,比1-5月份回落了1.1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回落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引发了方方面面的探讨。为此,《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专访了安邦咨询创始人、首席研究员陈功。
国内外经济形势
中国经济报告: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6年6月份和上半年经济数据,民间投资增速回落,结合上半年宏观经济的总体情况,你如何评价上半年经济形势?
陈功:从中国和全球两个视角来看,过去6个月的经济发展状况不甚乐观。
一方面,从国内经济形势来看,目前中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从1万多亿信贷投放回缩到5千多亿的投放规模,这表明了政策的摇摆不定。虽然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增长目标数值只有6.5%,但在这个相对比较低的经济增长目标条件下,过去6个月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缺乏明确的方向,这会让地方对中央政策产生许多困惑,从而影响效率。
据安邦研究发现,从中央政策的形成到地方的理解认识需要用5年时间。但一届领导在短短5年时间内却很难将政策完全实施。如果领导不连任,政策就更加难以执行。可见,政策的“不连续性”会对地方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失。这对中国全局经济增长也是不利的。
另一方面,从世界经济形势来看,国际经济同样没有好转。欧洲仍然是陷在泥潭之中,存在英国退出欧元区、欧洲债务危机等突出问题,欧洲经济还在边缘线上挣扎;美国经济仍是一枝独秀,但同时存在很大隐患,因为在全世界城市化—资本过剩—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循环中,美国的金融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还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彻底走出来。之前投行家们言之凿凿地说6月份美联储一定会加息,但实际情况却依然不理想。总之,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2016年的经济形势都不容乐观。
对供给侧改革的评价
中国经济报告:面对空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你如何评价2015年底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三去一降一补”的重点任务?
陈功:“三去一降一补”是一个短期政策。在2015年12月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的时候,就明确指出这是2016年要做的事情。从大的形势来看,我认为《人民日报》再访权威人士的那篇文章中提到的“L型”经济增长和供给侧改革,是代表对未来长期形势判断的一个重点,相比“三去一降一补”这种短期的调整措施,更加具有参考意义。
我在《颠覆世界的城市化》一书中提出,通缩并非是偶然的。若产品价格都普遍较低,再加上产业转移,制造业就很容易垮掉。实际上,价格是很微妙的。从理论上看,假定产能不变而资本过剩,则表现为通货膨胀;假定产能为变量且资本过剩,则表现为通货紧缩。从现实来看,产能确实是变量,而资本过剩也确实存在,所以才会出现紧缩,价格就会很低。从本质上看,只要资本过剩存在,“去产能”便会遇到阻力。
改革的本质,一方面是利益的重组;另一方面就是效率的提升。从目前来看,中国的改革才刚刚启动。在这种情况下,探讨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只能是一种期待,而不会对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真正重要的作用。
中国经济报告:关于“去杠杆”,你有什么建议?
陈功:在如今资本过剩的情况下,去杠杆可以去风险,但是,由于资本的总规模是固定的,它不投放在一个领域,就一定会加在其他高杠杆的领域,当大量的钱淤积在一个领域,就会导致高风险。因此,从全社会来看,“去杠杆”根本不现实。
民营经济发展需要政府支持
中国经济报告:权威人士称中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走势,“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人民日报》5月9日)。你如何看待中国在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格局下的经济发展?
陈功:一般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充满危机的痛苦的增长阶段,中国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增长问题。过去10年的高速增长留下了太多的后遗症,我们只注重速度,而不注重深度。一般经济增长的数据只能反映经济速度,但更重要的经济深度和质量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反映。经济的深度是指除了经济增长,经济还给社会、老百姓带来什么,怎么样影响人们的生活。OECD每年做一个全球竞争力的报告,从受教育程度、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电信的普及率等各个方面来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对人们生活、消费的影响。但在中国,我们只基于单纯的数字来看经济,如果投资、消费、进出口等数字不理想,我们往往又会想到要通过什么方法来刺激,但在当前情况下,这样的“算数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
从社会发展资源的角度来看,社会居民财富是最重要的资源。如果能把这部分资源调动起来,转化成生产力用于发展,才能真正促进社会发展。目前,国务院采取的主要还是短期刺激措施,比如,搞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基金,但这些投资政策仍无法让人们增强信心,我们必须找到真正有效的新方法。
中国经济报告:请你谈谈对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展望和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
陈功:第一,关于刺激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民营经济与民间投资紧密相关,但是,如果政府不对民营经济提供政策性、系统性的支持,只依靠刺激民间投资,很难实现民营经济的长足发展。以前我们只看重民间投资,实际上,只有把“机构”和“人”的改革都真正做到位,把“国进民退”的态势扭转过来,民间投资才能增长。
第二,“财团经济”的概念。目前,如果有选择地出台一些发展财团经济的措施,可以回避一些改革的难点和压力点,同时也有助于拉动经济增长,培育民营经济主体。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些阶段中,财团往往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韩国的现代、三星和日本的三井、三菱商事等。但中国没有这样的财团,没有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独立市场地位、非常有竞争力和高知名度的民营企业。事实上,大的财团有助于拉动小的民营企业发展,“大车拉小车”,共同发展。因此,中国在发展财团经济这方面需要采取一些促进措施。
第三,中国的改革更多的是关注国企和央企。中国的资源,比如,银行贷款、政策等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如果政府不支持民营企业就意味着它们根本享受不到这种资源。而中国的大部分资源就集中这些国企和央企手中,这使民营企业没有一个公平的待遇和发展环境,很难做大做强。因此,对民营企业不仅要支持,而且要“大”支持。
第四,要注重中国经济从投资向消费的转型。中国经济面临不少困难,但也处于关键转折的前夜。当前中国经济最值得关注的是向消费的转型。2016年上半年,中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3.2个百分点,达到73.4%,这表明中国正在向消费型社会迈进。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量中的贡献大增对中国经济而言是一个巨大转折。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看,长期以来,中国只注重投资,但今后则要注重消费。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收入提升和花钱的时代。生产端的改革(供给侧改革),必然要顺应这种转折的发生,并随之进行调整。决策层提出有效供给的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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