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侵权（共8篇）
一、民事环境侵权与行政性环境侵权竞合时责任追究之困境
近年来， 伴随着复合污染的扩大和其他环境违法现象的发生， 共同环境侵权现象有日益增多的趋势。而行政主体与民事主体共同环境侵权的行为也是共同环境侵权的一种， 虽然此种环境侵权在整个环境侵权纠纷中所占的比重不大， 但却是环境侵权纠纷中最为复杂最难处理的一类案件。第一， 行政性环境侵权难以界定。在共同环境侵权案件中， 污染源呈现五花八门的复合形式， 且由各种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 加害人人数众多且往往难以确定。因此， 在共同环境侵权案件中， 一个首要问题就是确定侵权主体。在实践中， 会发现在许多环境侵权案件中， 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以及法定义务不履行行为也是导致环境侵权的因素之一， 此时， 行政主体的违法失职行为以及法定义务不履行行为能否界定为行政性环境侵权行为， 到目前为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立法上都没有清楚地界定。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 针对行政机关的某些违法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申请国家赔偿也以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为要件。对于行政主体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是否能提起行政诉讼和申请国家赔偿这一问题无法可依。因此， 不作为的行政性环境侵权在界定上存在困难。第二， 行政主体与民事主体间责任分配无法可依。责任承担是环境侵权案件处理的最终目的，只有在相关主体合理承担责任的基础上， 受害人权利才能得到真正救济、受损害的环境才能得到真正修复。但是， 目前， 我国在行政主体与民事主体共同侵权时责任追究的理论研究不多， 立法也存在空白。因此，即使环保法庭受理了此类案件， 行政主体与民事主体之间侵权责任的分配也无法可依， 此类案件的相关主体的责任也得不到追究。
二、民事环境侵权与行政性环境侵权竞合时责任追究困境之原因分析
有侵权必须有救济， 在民事环境侵权与行政性环境侵权共同致害事件中， 只有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责任， 才能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救济、环境污染事件得以减少。为了使此类案件的受害者得到救济、相关责任主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环境得到保护， 通过上文对此类案件责任追究现状的分析， 以下从行政性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因果关系认定以及民事主体与行政主体责任分担形态三大方面分析民事环境侵权与行政性环境侵权竞合时司责任追究困境的原因。
( 一) 行政性环境侵权在归责原则上存在局限性归责原则是界定一个侵害行为是否是侵权行为的关键。根据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以及《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受害人取得国家赔偿的条件 ， 能够看出， 我国在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上采取违法责任原则。但是， 在民事环境侵权与行政性环境侵权共同致害事件中， 行政机关致害不但表现为行政行为的违法还表现为未履行法定义务即行政不作为。如果违法责任原则仅仅适用于行使职权的行政行为， 那些因行政机关没有尽到法定义务而导致环境污染事件进而危害到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政机关的责任得不到追究， 既不利于环境污染的预防， 也使得受害人的权益不能得到公平救济。
( 二) 行政性环境侵权在因果关系认定上存在争议不论民事环境侵权还是行政性环境侵权， 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侵权主体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之一。然而， 环境侵权的复杂性使得环境侵权案件中的因果关系认定成为一个难题。针对民事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问题， 虽然存在“ 因果关系推定” 、“ 疫学因果关系” 、“ 间接反证说” 等学说， 各个学说之间存在一些争议， 不过它们都认为行为与结果之间应该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对于民事主体和行政主体共同致害的环境侵权案件， 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或未履行法定义务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之间是不是存在因果关系? 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判断标准。有人认为我国《国家赔偿法》只规定了赔偿直接损失， 主张应该以“ 直接因果关系说” 作为行政性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认定的标准。有人认为行政主体与民事主体共同导致的损害是共同侵权行为的结果， 因此不能适用“ 直接因果关系” ， 应适用“ 因果关系充分性理论”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 只要国家机关违背其特定义务， 并因此导致其损害， 且受害人没有其他受偿手段， 则认为国家赔偿责任的因果关系存在。正是因为理论上在行政性环境侵权在因果关系认定上存在争议， 使其很难界定。
( 三) 民事主体与行政机关的责任分担上存在分歧在多数人的侵权责任中， 行政赔偿与民事赔偿是不一样的。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 在行政共同侵权中只有承担连带责任一种情形， 此时两个以上行政机关是有联络的， 在民法领域， 共同环境侵权分为两种联合形式， 包括有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前者的前提是侵权人有共同过错， 因此各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后者只是数个行为的偶然结合而致使他人损害， 这种情形承担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存在争议。在民事主体与行政主体共同致害的环境侵权案件中， 民事主体与行政主体之间存在有意思联络的情形和无意思联络的情形， 前者是行政机关与民事主体存在共同过错， 进而造成环境污染使受害者的人身、财产受到损害。后者是民事主体的行为造成环境侵权， 而行政主体对侵权结果的发生未尽到法定义务。在这两种情形下， 行政主体与民事主体之间的责任形态应该是连带责任? 按份责任? 还是补充责任? 在理论上也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 为了使受害人的权益真正得到保障，行政主体与民事主体之间应该承担连带责任。有的认为为了维护企业的利益， 减轻其赔偿责任， 应适用按份责任。还有的`认为不应加重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应适用补充责任。责任承担是受害人得到救济的最终保障， 而在责任形态上的分歧， 使得侵权责任得不到公平追究， 受害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三、完善民事环境侵权与行政性环境侵权竞合时的责任追究之建议
通过分析民事环境侵权与行政性环境侵权竞合时责任追究的现状， 分析其原因， 主要是行政性环境侵权的界定上存在困难以及民事主体与行政主体责任分担上存在争议。因此本文试着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完善， 以完善司法实践中民事环境侵权与行政性环境侵权竞合时的责任追究。
( 一) 拓宽行政性环境侵权的违法责任归责原则的适用范围
根据上述原因分析， 可知我国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采取违法责任原则， 依照此归责原则， 只有行政机关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确认违法的情况下才追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赔偿责任。但近年来发生的漳州“ P X 爆炸事件” 以及最近发生的天津危险品仓库爆炸事件，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我们对行政监管责任问题的思考， 虽然相关监管部门的失职行为并非这些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但如果相关部门在事故发生前能及时行使安全、质量检查等法定职责， 那么这一起起悲剧是否能够避免? 权力主体的上述失职行为， 究其本质就是行政不作为行为。此外， 行政相对人以行政主体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其合法权益遭受损害为由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也屡见不鲜。这些都表明了行政不作为也是一种侵权行为， 也会对公民的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害。
行政法理论认为， 行政机关的职权和义务都是法定的。在民事环境侵权与行政性环境侵权共同致害案件中， 如果说行政机关违法颁发排污许可会造成环境污染从而损害他人人身、财产。行政机关未履行监测、监管义务导致超标排污同样也会造成污染环境从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因此， 行政机关违法失职行为与未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都会造成损害结果的发生。因此， 在《国家赔偿法》中， 只规定违法行为造成损失可以得到赔偿而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造成的损失得不到赔偿是不合理的。正因为法律规定上的缺位， 使得实践中， 在涉及行政主体的共同环境侵权案件中，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只受行政上的处分， 而不负任何赔偿责任。这样的处理不仅利于督促行政机关履行保护环境、预防环境污染的义务， 也不利于因环境污染而受损害的受害人的救济。因此， 在《国家赔偿法》中， 不仅应确立行使职权违法责任归责原则， 还应将行政不作为纳入行政赔偿的违法归责原则中， 即行政赔偿中的违法责任归责原则不仅适用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也应该包括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行为。
鉴于以上分析， 本文认为“ 行政不作为” 的概念应明确纳入国家行政赔偿范围， 并明确把行政不作为行为纳入《国家赔偿法》之中， 使得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还要增加条文明确规定因行政机关怠于履行法定职责或不履行法定职责， 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可以获得国家赔偿的具体情形， 如行政机关未履行排污监测、监管义务。
( 二) 降低行政性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
在民事主体和行政主体共同造成的环境侵权案件中， 行政机关违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不是导致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 行政行为更多的是与其他原因结合， 共同造成损失的发生或扩大。如果依照《国家赔偿法》规定的以直接因果关系作为认定作为的行政性环境侵权的认定标准， 认为行政主体无需为其行为产生的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非但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也为行政主体推脱责任找到了借口。因此， 因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与民事主体的侵权行为共同造成的间接损失， 行政机关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行政行为不仅有行政行为， 还包括不作为的行政行为， 有学者认为只要行政主体应履行义务目的是为了保护特定主体利益， 而行政主体违背了义务， 对特定主体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这种行政不作为即构成行政侵权行为， 该不作为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通过这种方法判断， 行政不作为行为是损害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来确定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可以将行政不作为与其他原因结合造成损害的情况纳入国家赔偿的责任范围， 使其既有利于督促行政主体积极履行法定职责， 也能够更全面的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这种方法是合理的。实践中， 不论是作为的行政行为还是不作为的行政行为， 不能仅以行政行为是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作为判断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标准， 而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分析。当行政行为是损害发生的直接、必然原因时， 行政主体当然需要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当行政行为与其他原因结合导致特定主体权益受损时， 只要行政行为违法， 或者未履行义务， 并且如果义务正常履行损害就不会发生或扩大， 那么行政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就存在间接因果关系， 此时， 行政主体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在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上既不能过高， 也不能过低。在民事主体与行政主体共同导致环境共同侵权案件中， 在行政性环境侵权的认定上， 应该降低因果关系判断标准， 并采取间接因果关系。但这种认定必须有严格的限制条件， 不是所有导致环境损害后果的行政行为都应该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因此笔者认为， 间接因果关系的适用应符合两个条件： 一是因果关系的逻辑联系; 二是因果之间具有相关性。
数人环境侵权行为属于数人侵权在环境侵权领域的体现,但相较于普遍通常的数人侵权,其也存在该问题的独特特征,例如环境侵权问题技术性较强,侵权损害具有复杂性、潜伏性等特征。因此,结合上述数人侵权行为的特征,可以总结出数人环境侵权行为的特征:
(一)数人环境侵权行为的行为主体为复数
在数人环境侵权中,侵权行为人须多于或等于两人,且因其相互间的意思联络状况而存在类型上的差异。若行为人间具有意思联络,则可能构成共同环境侵权行为或共同环境危险行为;若行为人间不具有意思联络,则可能构成分别环境侵权。在司法实务中,分别环境侵权现象较为常见,侵权行为人在各自生产过程中的排污行为,导致污染物聚集从而导致了环境侵权,并由此产生对他人人身、财产损害。
(二)数人环境侵权行为的侵害对象及损害结果都是同一的
该特征其实是数人侵权行为中后两点特征的结合,在此不再赘述,只强调一点,损害结果是同一个在环境侵权的语境下,不能再局限于具体的数量,而应扩大解释为对同一区域或范围内的人身、财产造成损害。
(三)侵权行为人难以划分
实际上,该特征是从实务中总结得来,而非由理论逻辑产生。之所以说侵权行为人难以划分,主要是环境侵权的复杂性、潜伏性的特点,要对侵权行为人的责任具体划分,需要面临技术难和时间长的困难。并且从取证和损害统计上来说,也存在不小的难题。
二、从《环境侵权解释》角度对数人环境侵权责任的思考
2015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侵权解释》),其中第2条、第3条、第4条对数人环境侵权责任加以解释,可以说较为清晰地对该问题做了回应。
首先,来看《环境侵权解释》第2条的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共同实施污染行为造成损害,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8条规定请求污染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这一条可以看出,在《侵权责任法》中关于共同环境侵权主要由第8条规定,从而排除了第67条所指情况为共同侵权的可能,进而也否定了关于第67条规定为承担按份责任的共同危险行为的观点。因此环境共同侵权责任并非普通共同侵权责任的例外,一样也能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其次,再看《环境侵权解释》第3条的规定,其中第1款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分别实施污染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一个污染者的污染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1条规定请求污染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款所规定的显然属于无意思联络的数人环境侵权中的累积因果关系的分别侵权责任,其构成要件有三:(1)两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无共同故意,亦无共同过失,不构成共同侵权。(2)两个以上侵权行为结合在一起,造成一个在法律上不能分割的损害结果。(3)从因果关系上看,每一个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而其后半句可以看出,累积因果关系的分别环境侵权适用普通分别侵权的规则。其中第2款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分别实施污染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一个污染者的污染行为都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2条规定请求污染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款所规定的属于共同因果关系的分别环境侵权,其构成要件有三:(1)两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无共同故意,亦无共同过失,不成立共同侵权。(2)两个以上侵权行为结合在一起,造成一个在法律上不能分割的损害。(3)从因果关系上,每一个侵权行为单独均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即每个侵权行为均非全部损害的充分条件,要求每个侵权行为结合在一起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即每个行为均为全部损害的必要条件。同样从后半句可以看出,共同因果关系的分别环境侵权也适用普通分别侵权的规则。
从这两款可以总结出,在之前所出现的两类分别侵权行为在环境侵权领域的体现都是适用普通侵权领域的规定的,而不存在环境侵权的特殊形态,由此可以认为《侵权责任法》第67条所调节的内容起码并非传统的分别侵权行为类型,而从《侵权责任法》整体来看,又不能得出其中存在共同因果关系的分别侵权与累积因果关系的分别侵权之外的分别侵权类型。所以,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即民法所主张的无意思联络的分别侵权观点显然并不符合《环境侵权解释》的立法角度。
《环境侵权解释》第3条第3款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分别实施污染行为造成同一损害,部分污染者的污染行为足以造成全部损害,部分污染者的污染行为只造成部分损害,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1条规定请求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污染者与其他污染者就共同造成的损害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并对全部损害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款创造了一种之前在我国的立法例中并不存在的责任承担方式,即部分累积因果关系、部分共同因果关系的分别侵权责任。正因其属于全新创造,因此《侵权责任法》第67条无涉及可能,且从法条本身来看,也不可能隐藏该含义。
最后,《环境侵权解释》第4条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对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危害性以及有无排污许可证、是否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否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等因素确定。”由以上该解释第2条、第3条的规定,可以推断出,此条并非规定了某一类型的侵权行为责任承担,而显然是对责任划分方法的进一步详细陈述,即对于对外承担连带责任时,内部责任的划分标准,及承担按份责任时的责任划分标准。再对比《侵权责任法》第67条,可以发现这两条无疑是对应的,前者属于对后者的解释。
由上述,可以推论出,《侵权责任法》中环境侵权责任也适用第8条、第11条、第12条对于侵权类型的普遍规定,而第67条属于解释性规范,是对侵权行为人内部责任划分标准的解释。
三、仅从《侵权责任法》角度对第67条进行解释的探讨
《环境侵权解释》无疑已经给第67条一个合理完整的解释角度,但若仅从《侵权责任法》的角度来看,第67条还能怎样进行解释以达到适应社会,满足公平公正要求的目的呢?该讨论的意义在于,在日后的法条解释中,如何在相关解释出台前,能最快地将法条转换为达到以上要求的形态。
首先,无论是从后来《环境侵权解释》的解释结果来看,还是从诸多学者的观点来看,在数人环境侵权的责任承担方式上,都需要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这两种类型。虽然从德国日本的立法例来看,都偏向于共同侵权连带责任,但在如英国等国家,却舍弃了环境共同侵权连带责任,主张按份责任。而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对于社会公平不可一刀切,而应各方面综合考虑,依具体情况来确定责任承担方式,因此说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都是需要的,共同侵权和分别侵权也都是需要的。
基于以上前提,存在两种解释方式,使得第67条即满足以上要求,又符合法条的语言逻辑和立法技术。
其一,从具有相似语言结构的其他法条角度来解释法条。《侵权责任法》第14条规定:“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该条的语言结构与第67条极其相似,句式都体现为:责任主体—“责任大小”—“根据”—相关因素—“确定”。第14条的主体是连带责任人,规定的是连带责任人的内部责任划分规则,而第67条的主体是数人环境侵权,可以推知,其规定的是数人环境侵权在连带责任下的内部责任划分和按份责任划分规则,即环境侵权责任也适用第10条、第11条、第12条,而第67条属于对责任划分问题在环境侵权领域的进一步解释。
其二,从数学逻辑角度来解释法条。法条中所提到的“大小”从数学逻辑而言,可以挖掘更深层次的含义。在某一有限的范围内,“大”在数学上可以指100%,即全部责任,而“小”则可以指0%,即无责任。而且,从法条上看不出侵权行为主体的责任之和应为100%的含义,即看不出其责任在同一范围,还是在各自范围。那么,数个侵权主体的责任可以各自均大到100%,此时即负连带责任;数个侵权主体的责任还可以互补,相加为100%,此时即负按份责任;数个侵权主体的责任还可以总和超过100%,但不超过200%,例如100%与30百分号,或者80%与50%,此时不但可挖掘出《环境侵权解释》第3条第3款所创新的其中部分污染者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部分累积因果关系、部分共同因果关系的分别侵权责任,还可以发现全部污染者均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部分累积因果关系、部分共同因果关系的新型分别侵权责任。如此解释的话,第67条除必然包括共同侵权与分别侵权、连带责任与按份责任,还无疑将拥有比《环境侵权解释》更为宽泛且深层的含义。
数人环境侵权问题长久以来,都充斥着各种意见的争论,依笔者之见,主要是各观点的立场及利益天平的偏向有所不同。当下中国经济处在结构转型、模式转型期间,在环境侵权问题中,被侵权人的利益当然需要保护,而侵权行为人的利益也有需要慎重考虑的必要,由此关于该问题的观点便众说纷纭。
事实上,任何关乎利益的问题,只要具有讨论的空间和余地,都会存在争议,学界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甚至道德观念,各方也都有其利益的代表人,因此并不奇怪。回到本论文中所讨论的问题,数人环境侵权责任的责任形式究竟应该是怎样,笔者在最后给出了两种解释方案,想表达的立场主要是,侵权行为人与被侵权人的利益都有保护的必要,而且对于环境侵权问题,笔者认为并非绝对的法律理论问题,必然是牵涉其他科学甚至社会调查的,因此笔者倾向于给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对于具体的案件予以更为合适的判断。
摘要：当下中国社会,环境侵权问题日益突出,关于环境侵权责任中数人侵权行为责任的问题在法学理论界更是众说纷纭,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侵权责任法》第67条的解读上,尤其对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究竟属于何种责任形式这一问题,各持不同意见。随着2015年《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的出台,更引起的理论界的新一轮讨论,为此,本论文将从各方角度来分析环境侵权责任中数人侵权行为责任问题,结合国内外相关立法例,从《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的角度来理解《侵权责任法》的相关法条,最后又脱离出该司法解释,并以新的法条解释角度来看待该问题,给往后解读法条提供思考方向:1.从具有相似语言结构的其他法条角度来解读第67条。2.从数学逻辑角度来解读第67条。
关键词：环境侵权,多数人侵权行为,连带责任,环境侵权司法解释
参考文献
[1]余耀军,张宝,张敏纯.环境污染责任:争点与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条文背后的问题与难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3]王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4]张新宝,庄超.扩张与强化:环境侵权责任的综合适用[J].中国社会科学,2014(3).
[5]薄晓波.数人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J].环境经济,2010(8).
[6]孙佑海,唐忠辉.论数人环境侵权的责任形态:<侵权责任法>第67条评析[J].法学评论,2011(6).
各式各样的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致人、物损害现象的发生原因、形成机理与结果状态等均有不同。所谓环境侵权的特征，只能是从总体上而言，其相对于现实生活中各种具体的环境侵权形态尚有一定的伸缩性与相对性。基于这样一个认识，笔者拟从环境侵权的主体、对象、原因行为、侵害过程等方面对其一般特征作如下分析：
一、主体：不平等性、不可互换性与不特定性
首先，环境侵权行为两项主体大多具有不平等性和不可互换性。二十世纪中叶在西方发生了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在这些事故当中，加害人都是未经国家注册许可的公司、企业集团乃至跨国公司，而受害人则多为欠缺规避能力和抵抗能力的普通的农民、渔民与市民。与传统侵权行为相比，其主体间显然已丧失了平等性与互换性。
其次，环境侵权主体在特定情况下具有不特定性。现代环境侵权不光是特定的人或特定的企业的所谓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有不少是由不特定的多数人的无可非难的日常行为蓄积造成的，要寻找加害人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为困难的。而就受害者而言，就更加难以确定。
总之，由于环境侵权行为主体平等性、互换性、特定性基础的丧失，使其在总体上丧失了遵循近代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从而使所有权绝对、私法自治、过失责任与自己责任等原则在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中发生大幅度的调整，而所有权限制、无过错责任、社会责任、行政救济等原则制度则纷纷登场。
二、对象广泛性与客体多样性
在环境侵权中，加害人的行为通常并不直接作用于受害人，而往往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的作用才导致人与物损害的。这一复杂的过程可以概括为这样的一个系列程序：污染源产生污染物一排放污染物一污染物进入环境媒介(水、土壤等)→进入受害人领域→造成损害。显然，相对于直接而单纯的传统侵权行为而言，环境侵权行为要复杂得多，总体上属于特殊的、间接的侵权行为。其危害地域往往相当广阔，危害人数往往众多，且不局限于当代人，有时还会损及后代人。
由于环境侵权危害地域广、受害人数多、赔偿数额巨大，这就使得传统民法的自己责任原则、侵权事后救济制度等成为受害人寻求救济的不公正障碍。同时，为了避免因侵权行为人支付能力不足、已经破产、关闭或无法确认责任主体等缘故而使受害人实际上无法获得赔偿，以及保障企业不因赔偿负担过重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制度，一方面放宽了对共同侵权的认定，另一方面又引进了责任保险和行政救济制度，以加强对受害人的保护。
三、原因行为：价值双重对立性
在传统侵权现象中，其原因行为诸如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盗窃他人钱财等，其本身就是违反社会生活常规、危害社会秩序与安全的无任何价值的行为。而在环境侵权行为中，损害乃是伴随人类生产、生活、开发建设等活动的产物，伴随生产活动的扩大和自然的开发，总会产生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特别是在产业活动的质和量均巨大化、高密化的现代，开发行为大规模地展开，环境的破坏也就变得显著起来。因此，在价值判断上，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具有价值的双重对立性。一方面，其污染环境，损害了人们的人身、财产与环境权益，应当受到社会的谴责；另一方面，它又为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具有相当的价值正当性与社会有用性。只是当原因行为对环境的影响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与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而产生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时，才造成侵权现象。因此，对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既不能完全禁止，也不能完全放任自流，而应权衡经济、社会、环境等各种利益，确立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维护人类健康的平衡点，并据以对环境侵权的原因加以适度的调控与限制。这种“平衡点”，在公法上主要体现为诸如环境质量标准、排污标准等环境标准上，在私法上则体现为“利益衡量”、“忍受限度”等理论。
四、侵害过程：间接性、持续性与复合性
环境侵权是一种间接侵权行为，加害人的加害行为大多并不直接作用于受害人或其财产之上，而是通过“环境”这一中介物，对生存于其中的人或物等造成损害，其过程表现出极为明显的间接性。同时，污染物的不断排放，其损害后果也将持续出现。这就决定了侵害的过程在时间上是一个持续的、反复的过程。此外，各种污染物质来源广泛、性质各异，它们进入环境中以后，与环境要素之间又发生复杂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反应，使损害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具有显著的复合性。
五、损害结果：潜伏性、滞后性与放大性
孙佑海
一、对《侵权责任法》第67条的不同理解及其评析
《侵权责任法》第67条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以下简称民法室）的解释，该条是关于“两个以上污染者造成损害的责任”的规定。[1]这是我国立法首次专门针对两个以上污染者造成损害的责任承担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为相关司法适用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此前，关于这一问题的司法裁判，有的作共同侵权处理，有的作分别侵权处理。可是，这个条文规定加害人承担的是什么责任呢？条文本身并没有明确说明。可能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该条给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大致来看，有以下三种观点：
其一，无意思联络并承担按份责任的分别侵权。根据民法室的解释，第67条所规范的环境侵权行为有以下四个要件：一是多个侵权主体，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污染者；二是污染者存在无意思联络的侵权行为，即污染者都有污染环境的行为，但其行为之间没有意思联络；三是数个侵权行为与损害有总体上的因果关系，并不是单个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四是造成了同一损害。
民法室进一步认为，本条规定的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之间不存在污染环境的意思联络。如果污染者之间有意思联络，则不是本条调整的范围，应由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所调整，构成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污染者承担连带责任。[2]根据民法室的分析，数人环境侵权行为，即二人以上的环境侵权行为，根据污染者之间有无意思联络，可以分为有意思联络的数人环境侵权行为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环境侵权行为。如果是前者，属于共同侵权行为，污染者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该种情形适用《侵权责任法》第8条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定；如果是后者，不属于共同侵权行为，污染者对受害人承担按份责任。根据上述理解，第67条不折不扣地属于无意思联络的分别侵权，或者至少不属于共同侵权。对该主张的理由及其评析，将在后面进一步展开。
其二，承担按份责任的共同侵权。对于无意思联络分别侵权的说法，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曾经参与起草《侵权责任法》的一些学者认为，第67条规定的是共同侵权行为中的共同危险行为的责任认定方式，即市场份额规则。不过，尽管本条规定的是共同侵权行为，但其行为的后果按照市场份额规则，适用按份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3]这一解释一方面主张该条情形属于共同侵权，另一方面又认为其责任形态属于按份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似乎是很矛盾的。
为什么共同侵权不承担连带责任？研究者认为，这一条规定的共同危险行为有两点与共同危险行为不同：一是每一个污染者污染行为的情形不同，对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并不一样，因此，每一个污染者的责任份额并不相同；二是承担的责任没有规定为连带责任，而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即按照市场份额规则承担按份责任。[4]这个观点给出的解释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关于该条适用的前提，分析认为是每一个污染者污染行为不同，对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并不一样。可是，这个前提在本条中有明确体现吗？似乎文字表述并没有这个意思。另一方面即使条文体现了上述前提，按照这样的逻辑，污染行为不同因此适用按份责任，那么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复合污染情形中每一个污染者污染行为均不同，就都要适用该规则承担按份责任，实际上就意味着连带责任根本无法在环境共同侵权中适用。而且，从前面有关连带责任的正当性分析来看，共同侵权承担按份责任存在诸多不合理性。所以，“属于共同侵权而又承担按份责任”的说法很难让人信服。
其三，污染者责任份额确定规则。还有研究指出，第67条从字面来看，根本没有体现出任何关于“两个以上污染者”之间是否存在意思联络的判断，因此，妄断本条规定的是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中各污染者承担责任的确定标准缺乏明确依据。应当说，这一条规定的是对各污染者责任份额确定规则，而不是各污染者向受害人承担责任的方式。因此既可能是各污染者承担连带责任，之后再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各自承担的责任份额，再行追偿；也可能是各污染者直接根据上述因素确定各自承担的责任份额，然后按照此份额向受害人承担按份责任。[5]上述分析其实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第67条规定的行为并不一定是无意思联络的数人环境侵权；二是该条规定的责任形态并不一定是污染者对外承担的按份责任，而是污染者内部责任份额的确定规则。
显然，各方对第67条的含义存在明显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行为性质问题，该条属于共同侵权还是无意思联络的分别侵权？二是责任形态问题，属于外部按份责任还是内部责任份额确定规则？对上述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可能形成对第67条的四种不同理解：一是共同侵权并承担连带责任；二是共同侵权但承担按份责任；三是分别侵权并承担按份责任；四是分别侵权但承担连带责任。显然，四种理解存在于不同分析当中。
前述民法室的解释显然属于第三种理解，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环境侵权归责原则的误解，即把过错责任原则当作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进而认为环境共同侵权亦需要行为人之间存在意思联络，如果没有意思联络则不属于环境共同侵权从而也不适用连带责任。其反向逻辑是，既然本条规定不适用连带责任，那么它自然不属于环境共同侵权。实际上，由于环境侵权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环境共同侵权当然亦同样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换言之，主观上的过错或者意思联络并非环境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既如此，数人环境侵权区分有无意思联络，对于是否构成环境共同侵权以及承担连带责任并无实质影响，自然也不存在“有意思联络则适用第8条共同侵权的规定，无意思联络则适用第67条的规定”这样在法律适用上的区别。所以，言之凿凿地认为该条属于关于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并承担按份责任的规定是很有疑义的。
而起草专家的解释属于第二种理解。对于该理解，我们赞成其关于该条规定的是共同侵权的说法，但不认可污染者承担的是按份责任的说法。我们认为，既然属于共同侵权，当然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而按份责任完全可以作为是污染者承担连带责任之后的内部责任分担规则。这一方面符合共同侵权法律责任的基本逻辑，另一方面，连带责任在环境共同侵权领域具有正当性。鉴于此，我们更加倾向于将该条解释为第一种情形，属于共同侵权，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对内按照一定的因素进行责任份额分配。
对于第四种理解，分别侵权但承担连带责任，也并非没有道理，至少侵权责任法有类似的规定。客观而言，二人以上污染环境导致损害，是否属于分别侵权，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取决于污染行为是否关联，损害结果是否同一等各方面因素。
与《侵权责任法》第8条至第12条的规定相联系，第67条可能属于分别侵权，也可能属于共同侵权。如果行为关联并且损害结果同一，属于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行为不关联或者损害结果可分，属于分别侵权承担按份责任。不同的理解，形式上取决于条款的文字规定和我们对共同侵权本质的不同认识，实质上是在对受害人利益与加害人利益进行衡平。所以，第67条实际上可以从共同侵权和分别侵权两个不同层面加以理解。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如果行为关联造成同一个损害结果的，构成共同侵权，污染者对受害者承担连带责任；污染者之间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如果分别实施或者损害结果可分的，构成分别侵权，污染者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对《侵权责任法》第67条含义的进一步分析
已经有研究认为，数人侵权责任中，存在着“风险责任”和“最终责任”的区分。风险责任是责任人承担的超过自己责任份额部分的责任，其性质是受偿不能风险，该责任是就责任人的对外关系而言。最终责任是就责任人的对内关系而言，是指数个侵权责任人内部之间最后各自分担的责任比例大小。[6]
（一）作共同侵权和连带责任理解
参考上述思路，第67条完全可以被解释为环境共同侵权并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即：“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造成同一个损害结果的，污染者对受害者承担连带责任。污染者之间承担[7]（按份）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在该解释中，污染者对受害者统一承担“连带责任”，该种责任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外责任，而污染者之间承担“按份责任”，该种责任是一种内部分担责任，其分担标准或者依据是“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前后两层意思以句号隔开，使外部连带责任与内部按份责任的逻辑关系一目了然。
如果我们联想到《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的草案稿和有关的学者建议稿，也许会更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这种解释的认同。《侵权责任法》二审稿第70条规定：“两个以上排污者污染环境，除能够证明与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外，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排污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排放量等情形确定。”这一条共有前后两个完整句式，以句号隔开。从纯粹字面理解，该条并没有对“承担赔偿责任”和“排污者承担责任”这两个表述中的“责任”作出任何限定说明。对于前段中的“责任”，完全可以将其理解为排污者对外统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于后段中的“责任”，则可以理解为排污者内部之间分担的“按份责任”。而且由于有句号这一意义符号的连接，前后两段之间完全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逻辑递进关系，其意在表明：排污者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后，对内承担按份责任。这种理解并非不可以。《侵权责任法》三审稿第67条基本上沿袭了二审稿上述条文的形式和结构，其表述为：“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除能够证明与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外，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从字面上，仍然可以按前述对二审稿条文的含义进行解读。
（二）多数立法建议稿的理解
实际上，对于数人环境侵权的性质和责任形态，在之前所有学者关于“侵权（责任）法”或“民法典侵权行为编”的建议稿中，凡涉及数人环境侵权的，多数观点认为应当确立为共同侵权并且承担连带责任。譬如，梁慧星教授关于“民法典草案”的建议稿第1606条认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排污者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适用本法第1552条规定的连带责任。[8]杨立新教授关于“侵权责任法”的建议稿第118条也认为，两个以上排污者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9]其他关于“侵权法”的建议稿亦认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排污者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适用本法关于共同侵权的规定，即承担连带责任。[10]而只有王利明教授的建议稿第1931条认为，污染源来自于两个以上的原因的，应当由排放污染源的行为人根据排放量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11]
由上可见，主张数人环境侵权属于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观点似乎更占优势。这再一次从侧面表明，关于数人环境侵权，立法上单独提出“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并承担按份责任”的规定在学理上缺乏普遍支持。当然，第67条也并不排除这样的理解，即：如果造成的损害结果是可分的，则污染者之间按照污染物的种类和排放量等因素承担分别责任。总而言之，由于缺少损害结果说明，第67条没有对数人环境侵权的行为属于共同侵权还是分别侵权作出明确定性，所以该条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对数人侵权后划分内部责任的基本规则。
三、对《侵权责任法》第67条立法理由的评析
假定即使第67条规定的情形属于无意思联络的数人环境侵权（或称分别侵权、分别环境侵权），我们还可以追问，立法者作出这样规定的理由是否正当？这个问题仍有分析的意义。
（一）第67条的主要立法理由
规定无意思联络的数人环境侵权承担按份责任，立法者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12]
一是连带责任会加重大企业负担，不利于社会公平和促进小企业治理污染。根据立法者的分析，承担连带责任虽然能更好地保护受害人，但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说，值得商榷。污染损害发生后，受害人从赔付能力考虑，一般会起诉经济能力较强的大企业，而大企业由于处理污染物能力较强，不一定比小企业排放污染物多，规定连带责任会加重大企业的负担，不利于社会公平，也不利于排污多的小企业积极治理污染。
二是连带责任的规定会增加诉累。部分排污者承担连带责任后还需另行起诉，根据污染物排放量等因素在排污者之间追偿，增加诉累。因此，应当规定按份责任，直接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排污者责任的大小。如数家企业向同一河流排污，河水被污染致使饮用该河水的居民感染疾病，受害人起诉这数家企业，允许被告依据本法第六十六条提出反证，如果任何一个企业能够证明其行为与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则不承担责任。剩余企业承担按份责任，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责任大小。
（二）对立法理由的简要评析
对于有关无意思联络的数人环境侵权行为承担按份责任的两点立法理由，其中关于连带责任增加诉累的说法，前面已经有过论证。这里，我们主要对连带责任是否会加重大企业负担这一点予以分析。
立法者规定按份责任的首要理由是，污染损害发生后，受害人从赔付能力考虑，一般会起诉经济能力较强的大企业，而大企业由于处理污染物能力较强，不一定比小企业排放污染物多，规定连带责任会加重大企业的负担，不利于社会公平，也不利于排污多的小企业积极治理污染。这一说法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难以让人信服。
1.大企业与小企业排放污染物的比较
立法者一个重要前见是，大企业处理污染物能力较强，不一定比小企业排放污染物多。[13]该前提暗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大企业比小企业更加遵守环境保护规定，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因此排放的污染物可能更少。在客观上，大企业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去采用先进的污染防治设施来控制和减少污染。但是，排放污染物受客观能力、主观愿望以及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我们无法想当然地推断，大企业防治污染的主观意愿比小企业更加强烈。从逻辑上讲，企业排放污染物的多少以及处理污染物的能力与企业规模（经济总量）大小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在结果上，大企业排放的污染物也并不一定比小企业排放少。
实际情况也并非立法者想象中的那样。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共监测了3486家废水国控企业，[14]平均排放达标率为78％，其中，全年监测全部达标的企业占监测企业总数的64％；监测的3557家废气国控企业，平均排放达标率为73％。其中，全年监测全部达标的企业占监测企业总数的59％；监测的1587家国控城镇污水处理厂，平均排放达标率为70％，全年监测全部达标的污水处理厂占监测污水处理厂总数的53％。[15]虽然国控企业并不是以企业规模为主要分类依据或依据之一，但是，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知名大企业。[16]上述统计表明，大企业违法排污的形势并不乐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的苏杨先生在一项有关中国中小企业污染治理融资机制的研究中，更进一步对比了大企业与小企业排放污染物的表现。该研究分析认为：小企业与大企业的工艺日趋一致，单位产值的排污量差别已很小；从生产工艺环节上来看，小企业的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量与大企业是相近的；就全国范围来看，在某些指标上，企业的经济规模对主要污染排放物浓度的影响已经很小。他进一步分析认为，在东部地区，对高污染企业无论规模大小监管都比较严格，中小企业如果不进入工业园区集中生产集中治理，即便允许生产也会因治污使产品成本大幅增加，难以与大企业竞争。积小成大的处理方式和严格的监管使小企业的污染物处理率不低于大企业，小企业的单位产值排污量与大企业无显着差别。例如，温州的制革业中年产值6亿元的大制革厂万元产值工业废水COD排放率为0.15吨，由31家小企业组成的鹿城区下岸制革基地的这个数值也为0.15吨。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环境监管不力及地方保护等原因，同行业内重点污染源的达标率普遍低于所有污染源的平均达标率，即大企业的单位产值排污量高于本地区的行业平均值。从笔者整理的环境共同侵权案例来看，加害人为大企业或者国有企业的也不在少数。这一现象在台湾地区也得到了印证。有资料显示，台湾地区法院重要的环境损害案例，其中被告当事人（加害人）多为大型国营企业。[17]
由上可见，企业规模与其污染防治力度并无内在关联，大企业处理污染物的意愿、能力和效果并不强于小企业，在有些时候，大企业单位产值所排放的污染物更多。所谓以大企业排放污染物少为由而认为规定连带责任会加重大企业的负担的观点，其立论依据和前提可能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2.大企业与小企业的诉讼负担比较
即使假定大企业排放的污染物比小企业更少，也不能得出“规定连带责任会加重大企业的负担、不利于社会公平”这样的结论。众所周知，承担连带责任之后还享有追偿权，可以实现赔偿责任在加害者之间的公平分担。很多国家的民法典均规定了承担超过其份额的连带责任后的加害人可以对其他加害人行使追偿权。瑞典的《环境损害赔偿法》对此也作了明确规定。其实，即使受害人起诉大企业，也并不意味着受害人就一定能够得到更强有力的受偿保证。大企业仍然是存在经济风险和环境风险的，其清偿能力并不一定能够得到有效保证。[18]受害人起诉大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验下意识的考虑，并非专门针对大企业提出的不平等过分要求。
连带责任的规定，是为了给受害者提供更有力的受偿保障，它一视同仁的对待所有的侵权责任人，并不考虑侵权人的企业规模大小。立法者以连带责任加重了大企业的负担为由而不予采行该规定，在逻辑上很难得到充分证明。这种立法理由，反映了长期以来在立法和政策中存在的“大企业中心主义”思维。
有意思的是，有的学者主张在数人环境侵权中承担按份责任，不是以连带责任会加重大企业的负担为理由，而是以连带责任会加重中小企业的负担为理由。邱聪智先生就认为：“鉴于公害之赔偿，数额甚为巨大，……如果严守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则中小企业势必常有因赔偿而遭受破产而消灭之威胁。故吾人以为，在复合公害之场合，除非其恶害源主体间有强度之结合关系，如日本四日市空气污染形成呼吸系统栓塞症，涉嫌加害之六家公司，因其间有互相依存关系，而形成所谓‘四日市第一工业群’，应负担连带赔偿责任者外，一般性之复合公害，似应采取分担责任之方式赔偿，较为合理。”[19]
加重中小企业负担的担心，表面上与因为诉讼过程中的“深口袋“规则[20]而加重大企业的负担这一担忧南辕北辙，实质上都反映了平等保障企业经济自由的所谓“平等”思维。在按份责任主张者看来，与受害人的利益相比，作为加害人的企业的经济负担是一个需要侧重关注或者特别考虑的一个因素。换言之，为了企业的经济发展，让企业承担过重的赔偿责任是不合适的，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笔者以为，姑且不论企业最后是否真正承担了过重的经济赔偿责任，单就这一利益偏向而言，这反映了长期以来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中的观念痼疾，即：企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经济利益高于受害人的生存和人身利益以及公共环境利益。侵权责任法关于数人环境侵权责任的规定，认为按份责任优于连带责任，其理由之一竟然是出于企业经济负担的考虑，这反映了民事立法的企业逻辑而不是人文逻辑，经济逻辑而不是环境逻辑。
总之，我们认为，连带责任制度的适用，并不区分企业规模和实力的大小，并不因为企业大小而偏向于大企业或者小企业。同时，侵权责任的清偿能力并不以企业规模大小为主要的或者惟一的判断依据。所以，无论在逻辑上还是事实上，连带责任的规定都不会导致大企业最终负担的加重，不会损害其适用的公平性。由于大企业通常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受害人起诉经济能力较强的大企业，让其承担连带责任，更加符合罗尔斯所主张的体现“能力差异”的公平正义的要求。立法者追求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所谓的利益公平，不过是一种并没有事实依据的虚幻公平，这一假想背后，牺牲的是受害人的利益和环境利益。
四、《侵权责任法》第67条作按份责任理解的司法影响
在司法应用层面，《侵权责任法》是法院审理民事侵权案件的基本法律依据。如果第67条的规定作为规范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承担按份责任的.直接依据，对相关案件的司法审判会带来什么影响？
（一）难以确定的按份责任
按第67条，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这里涉及一个问题，按份责任中的责任大小能否合理确定？显然，要确定责任大小，法官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综合分析不同污染者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各种复杂的科学技术因素而加以确定。如何区分不同加害人的责任大小，成为司法实践的难题。
区别责任大小，首先涉及举证责任。就证明责任而言，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或者事实，由谁来举证证明？侵权责任法第66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可见，从现行证据规则来看，污染者负有证明上述相关情况的责任。国外亦是如此。譬如，在日本，排放污染物的行为人需向法院提交自己事业场所的排放量、排放浓度的记录。但是，这同时面临一个证据真实性的辨别问题。在中国，排放者违法排污篡改排放记录或监测记录的情况并不鲜见。这种现象反映到诉讼中，很容易产生加害人提供虚假证据的现象。如何防范和辨别虚假证据？这有赖于抗辩双方的质证以及法院对证据的审查义务。
受害人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对证据真伪进行鉴别进而提出有效的质证？显然，这是值得怀疑的。受害人无论是在相关信息的掌握程度，还是在提供信息的技术能力方面，均远逊于加害人。正因为如此，相关环境单行法规定了监测机构的强制监测义务。但这样的条款，其弊端重重。[21]最后的后果是，受害人很难有能力辨别证据的真伪。这样，证据真实性辨别的任务就主要落到法官身上。而在没有针对第67条作出更加细化的司法解释或其他配套规范之前，该规定在帮助法官分辨证据认定事实方面几乎难有作为。其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本身具有专业性强、案情复杂的特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往往要涉及到化学、生物、物理等自然科学领域，而这些学科知识又正是那些法律专业背景出身的法官在专业知识方面的欠缺。法官要运用当事人提供的高度专业性证据材料来准确认定案件的科学事实相当困难，尤其对于各污染行为人排污的具体情况的认定有相当的难度。二是法官难以根据侵权人的排污具体情况精准地推导出各侵权人对环境损害后果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司法实践中，为逃避、推脱责任或者其他原因，污染行为人在关于排污问题上往往采取隐略式的举证，不会向法庭提交于己不利的证据。法官无法通过这些存在“偏差”的证据来认定各排污行为对损害后果的致害程度，也就无法适用《侵权责任法》第67条的规定来解决各侵权人争执的责任归属、责任大小问题。[22]更重要的是，由于主体环境意识的薄弱和环境监管的粗放，很多污染者并没有形成完整有效的污染物排放记录和监测记录。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对污染者的按份责任作出明确的划分。
总之，在二人以上导致的环境侵权案件中，由于各个侵权人排放污染情况、损害范围大小以及因果关系认定等方面的证据涉及复杂的技术因素，特别是要对它们进行区分，存在明显的技术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很难确定按份责任的具体比例。如若穷尽手段勉力为之，势必增加法官的裁判负担，降低法官的裁判效率，最终影响到对受害人的及时救济。
当然，在连带责任制下，法官最终也要区分加害人内部责任的大小，也会面临如何区分责任大小、如何辨别证据真伪的难题。因此，对于责任大小的区分，可能是处理所有数人环境侵权案件时面临的共同难题。但不可否认，在按份责任制下，区分责任大小的难题从诉讼一开始就贯穿受害人司法救济的全过程，而不象连带责任中那样权且可以在求偿诉讼程序结束后通过加害人之间的追偿程序加以解决。从对受害人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司法救济这个角度来说，按份责任的适用，存在程序冗长、效率低下的弊病。
（二）或被扰乱的司法预期
如前所述，在环境侵权案件中，不同企业分别向环境排放污染物，几乎没有或者很少会就有关排放污染物以及污染侵权方面的事项形成“意思联络”或者具有“共同过错”，甚至污染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也不那么容易判断。即使是立法者们也承认，现实中的环境污染共同侵权，从各行为人的角度考察，在污染者彼此实施侵权行为之前，一般没有主观上的意思联络。[23]
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数人环境侵权的情形，基于污染行为（物）复合的事实基础，法官通常作为共同侵权案件对待并判定加害人承担连带责任，不少案件在连带责任的基础上还对加害人的内部责任进行了划分。这几乎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法官、律师和当事人对此类案件形成的稳定司法预期。在这种实践背景下，第67条的出台，使得原来被认定为环境共同侵权的案件，将被重新定性为“无意思联络的分别侵权”，进而适用按份责任的规定。这必将扰乱司法实践中长期形成的稳定预期。()而且，由于“意思联络”环境共同侵权的情形在现实中很少发生，或者即使有也很难判断，这样绝大多数关于数人环境侵权的案件就将被67条所控制，几乎不能或者很少能够适用于关于共同侵权连带责任的规定，实际上等于共同侵权及其连带责任的规定将在大多数环境案件审判中被束之高阁弃而不用。这对受害人和环境保护而言不是一个好现象。
摘 要：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民事损害赔偿是其中主要的民事救济手段，文章研究了环境侵权民事损害赔偿的前提、范围、方式等问题及国外的立法实践，探讨完善并构筑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赔偿制度。
关键词：环境损害 环境损害赔偿
环境侵权是一种新型的侵权行为，在环境保护的法律制裁体系中包含有行政制裁手段、民事制裁手段和刑事制裁手段，三种制裁手段一起统一发挥着保护该法律制度的职能，其中赔偿损失是环境侵权里主要的民事救济方式。根据日本民法第722条第1款的规定，对于因侵权行为而引起的损害赔偿，在当事人之间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通常是采取金钱赔偿的方法来进行。这种方式固然有其消极性，但当污染危害环境的行为造成了物质损失而不能恢复原状或者不能返还原物时，致害者可用自己的财产赔偿受害人的物质损失和某些精神伤害;另一方面，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往往具有公共性和有用性，若采取排除侵害的民事救济可能影响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
一、环境损害的问题
环境侵权行为的成立并不以实际的损害结果为要件，只要经过科学上的判断，确定其事实上具有造成损害的危险盖然性即可。[1]但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则以实际的损害结果为其必要条件，因为有损害就有赔偿，损害的发生是赔偿的前提。
环境损害的概念在学术界的观点不尽相同，有的称为“环境污染”，有的称为“社会损耗”;各国亦无统一的概念，英美法系国家沿袭了“妨害行为”的概念，大陆法系的德国采用“干扰侵害”，法国则采用“近邻妨害”的概念。[2]但不可否认的是，损害赔偿的前提是环境损害事实的发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只有在环境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才能请求法律救济，没有造成任何损害的行为或事件不会引起侵权民事责任的发生。所以笔者认为环境损害这个概念比较合适，一般是指受害人因环境污染而受到的人身、财产等损害后果。根据不同标准，环境损害可以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等。
环境污染的直接损失是指受环境污染危害而导致法律所保护的现有财产的减少或者丧失的实际价值，即实际损失;环境污染的间接损失是由直接损失引起和牵连的其他损失，也即在正常条件下可以得到，但因环境污染危害而未能得到的那部分合法收入，也称可得利益损失。如渔民养殖的鱼虾因污染导致的死亡，这属于直接损失，而由污染导致的鱼苗死亡不能获得成鱼的收入就属于间接损失。环境污染的物质损失是指受害人因受环境污染危害所导致的财产上的损失;精神损害在民法中指侵害行为所造成的人格伤害，在环境法中则指因污染导致受害人精神利益的损害。[3]
二、损害赔偿制度的地位
在民事制裁体系中，损害赔偿居于最重要的地位，起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第一，《民法通则》134条规定了10种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而损害赔偿是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裁方式。侵权行为大都会造成损害，因而在环境侵权诉讼中，损害赔偿的实用性最强用以弥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
第二，损害赔偿兼具恢复权利性和惩罚性的功能。侵权行为法的目的在于给受害人所受损害赔偿以保护个人的民事权利，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惩罚性，这是针对加害人而言的，这种惩罚性与行政和刑事制裁方式的惩罚性有不同但是相辅相成。损害赔偿可以使受害人从加害人那里获得赔偿填补自己的利益损失，而行政方式如征收排污费或是刑事上的严厉制裁不能对受害者的损失完全补偿。因此，只有把几种手段结合起来，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受害人的损失必须由加害人赔偿。
三、损害赔偿的方式
(一)传统的环境侵权民事赔偿
我国目前对环境侵权的救济手段基本上适用传统的民事侵权救济制度。如我国的《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以及《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的：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据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种传统的民事侵权赔偿主要是针对污染危害的直接致害人而言，并且往往是责任主体相对确定的情况下的方式。由于传统的民事赔偿制度存在着种种局限，如救济的滞后性，诉讼时效的有限性等，其对受害者的利益补偿作用也是有限的，有必要引入其他方式进行利益的填补。
(二)民事赔偿的利益填补方式
环境侵权的原因往往具有社会正当性、合法性、价值性、公益性，而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失往往受害人众多，损失严重，这就不仅仅是个别侵权行为人与受害者之间的私益赔偿，而是具有了浓郁的社会化色彩。因此论及环境侵权救济的法理学基础，须从社会法理着眼，而不能专注于传统的个人主义法理。此外，在实践中，由于环境侵害范围广，赔偿金额高，加害人因支付高昂的赔偿费导致经营受损或受害人实际所得的赔偿金额少于实际损失的事例并不鲜见，有鉴于此，各国从兼顾公平效率原则出发建立了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如资金保证制度，主要包括责任保险以及基金制度等。
1. 责任保险制度
责任保险是对传统民事损害赔偿的补充性救济，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向第三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由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承诺在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负赔偿责任时，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保险。[4]这一制度反映了损失分摊的思想，最基本的特征是当被保险人依法要向第三人负民事赔偿责任并受到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时，由保险人向第三人负赔偿责任。通过该制度的运作，原本要由被保险人个人独自承担的赔偿责任经由保险公司的中介变为由全体投保人共同负担。
在环境侵权理论中广泛实行无过错责任制，不问加害人的主观过错如何，只要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后果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受害人有权请求加害人给付一定的财产以填补其所受的不利益，加害人也有义务履行这种给付。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革命和新技术革命的相继出现和发展，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科技进步，由此带来的公害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环境污染已经危急到千家万户的生活。这种环境损害多是由于必要的合法活动引起，灾害的发生频率高，危害大，受害人往往人数众多。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受害者急需救济，另一方面，如果损失巨大，但凭加害人的一己之力无法负担全部的赔偿，甚至会因此造成企业停工破产的严重后果，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此时若引入责任保险制度，则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一矛盾，将风险分散到每一个投保人。
责任保险扩大了侵权责任的范围和领域，在责任保险中涉及三方面的法律关系，即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的契约关系，投保人与受害人的侵权赔偿责任，保险人与受害人的赔偿关系，从而将侵权责任引入合同关系，扩大了自身的范围。侵权责任正是在这种债责并存、债责交叉的情况下充分实现其功能从单纯的转移损失到多方的分散损失，这也是
侵权行为法的进步。[5]
国外的保险市场发展较早，瑞典在1995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65条规定：根据《环境损害赔偿法》，为赔偿某些情况下受害人的损失，政府或政府指定的机构应当按照批准的条件制定保险政策(环境损害保险)。依本法或依本法发布的命令从事需要许可证和需审批的活动的人，应当按照政府或政府指定机构制定的价目表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险金。该保险金应当按照有关历法年度缴纳。明确了强制保险的政策以及应当办理保险的单位，又在第66条规定了：根据保险项目的具体规定，环境损害保险对《环境损害赔偿法》规定的下列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提供赔偿：1.依《损害赔偿法》有权获得赔偿但又不能得到赔偿或者受害人已丧失损害赔偿权的;2.难以确定伤害和损失责任人的。此外还规定了不缴纳环境损害保险金的后果以及免予缴纳的情况。法国的保险公司在70年代还有将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臭气、振动、辐射等环境损害所造成的损失排除在承保范围之外的条款，直到1977年以后才由外国的保险公司和法国的保险公司组成的保险联营以特别责任保险单承保的污染事故等，但其限制条件极为严格，而且保险公司对承保此类非突发性事故并不热心。因此作为环境侵权损害责任保险的对象较为有限，在环境保护水平不高的场合更是如此。法国和英国都是以任意责任保险为原则，仅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场合下才实行强制责任保险。[6]
责任保险目前包括产品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公众责任保险、个人责任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由于环境损害后果在生产过程中往往具有必然发生的特点，一般被排斥在保险范围外，所以很多国家采取了强制的责任保险制度。我国的责任保险市场起步较晚，应借鉴相似国情的亚洲国家的责任保险市场的开发模式并结合我国的国情从投保方式与范围、保险费率、污染损害赔偿的确定、承保机构的特别融资功能、保险公司的选定等方面，完善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以走出一条新路来。这需要国家建立相对完善的民事责任法律制度，引导和培植国民维护自己合法环境权益的索赔意识;在市场开发初期，政府应当对社会加以引导和规范管理，给予商业保险公司以一定的优惠政策，如对所开展的新型险种以适当的保护期及一定的启动支持和行政引导，必要的经费等，来提高保险人开发新型险种的积极性。
2. 基金制度
基金是对污染赔偿义务人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损失或对受害人损失可不予赔偿的部分进行补偿。基金来源一般由从事污染危险行为中获取收益者缴纳，赔偿金额大小按受害人实际损失计算，但不包括难以量化的损失，也要有一定的赔偿限额和免责条件。[7]一般来说，政府以征收环境费(包括排污费、自然资源补偿费等)、环境税等特别的费、税作为筹资方式而设立损害补偿基金，并设定相应的救助条件，以该基金补偿环境受害人，以保护损害赔偿能迅速、确实、妥善的落实，而且在侵权责任人可以确定的情形下，有的基金组织仍得以加害人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为基础，保留其向加害人追索所付补偿金之权利的制度。这一制度以日本最具代表性。1973年日本之《公众健康受害补偿法》就是以“污染者付费原则”为基础，以民事责任为依据设立的对远距离、长期、多重污染所致生命、身体、健康的损害填补机制。[8]除此之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设立基金。
建立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方面国际基金的国际立法主要是1971年《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这是国际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中第一个完整的赔偿基金公约。美国的《超级基金法》也规定所有经营危险物质的船舶或设施的所有人或营运人必须建立并保持包括保险、担保、担保债券、信用证或合格的自我保证在内的“财政担保措施”，其中即包括对自然资源所受损害(包括自然资源损失的评估费用)的赔偿。[9]
至于基金的发放问题，应该设立固定的公益性基金的机构，同时为提高利用率，可以在总的基金机构下，根据地理、历史、经济等因素设立分区机构。
此外，笔者认为生态建设不能完全依赖国家投资，也不能简单地依赖个别地方、个别组织的环保行动，而要积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应该采取市场的方式来筹集资金，如发行环境债券或是环保彩票把社会上的.闲散资金积聚在一起投入到有益的环保事业中去。尤其是彩票市场，社会上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和足球彩票的发行推动了福利和体育事业的发展，人们乐于投资于此，而有关部门也因此筹集了大量的社会资金。若发行环保彩票，可以将筹集到的资金一部分以奖金形式返还给彩民，扣除发行费用，余下的作为环境保护资金，由专门的基金会管理使用，作为紧急状态下的财政援助以及防治污染研究的费用等，并可以作为基金的重要来源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充分全面的补救。这样一来，发行环保彩票无需国家投资，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还有利于可持续治理国家的生态环境，最重要的是还增强了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凝聚了环保力量，甚至对国家就业安置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国家赔偿
对于国家赔偿究竟是民事赔偿还是行政赔偿问题，专家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国家赔偿应该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因为既然是“赔偿”，就是发生在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若非平等的民事主体就谈不上赔偿的问题，所以其基本性质还是民事赔偿，应当在民法典中做出原则性的规定，并在环境法中有所体现。一方面，环境污染也是对公共利益的侵犯，环境的长久性污染，弱小的团体和个人难以承担诉讼;另一方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也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包括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致人损害以及司法行为致人损害。至于行政机关不作为造成损害的侵权行为，现在的《国家赔偿法》和《民法通则》都没有规定这种不作为的侵权。有的专家主张现在不要规定。例如政府机关怠于行使权利，损失的是什么，怎样认定，都不好界定。主张规定这项侵权责任的专家认为，怠于行使职务而造成严重的伤害后果也是侵权行为。对于环境侵权的国家赔偿，如行政机关改变或拆除公共工程、公共设施，从而对相邻地造成侵害的，《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那就要适用民法上的有关规定。法国行政法院判决行政机关每年提供给付赔偿金以代替相当的损害赔偿，从而间接要求行政机关终止环境损害。此外，日本在《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款中规定，对于因国有建筑物所造成的危害，国家应当承担无过失赔偿责任，都对国家的环境侵权行为应该承担责任的问题有所规定。
四、环境侵权的赔偿范围
(一)在一般侵权行为的理论中，关于赔偿范围有三条原则：[10]
1.对财产损失全部赔偿的原则，即赔偿责任范围的大小应以行为人对其行为所造成的财产损失的大小为依据，全部予以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也就是既要对现有财产的直接减少进行赔偿，也要对正常情况下实际可以得到的利益进行赔偿。例如海洋由于污染而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疗养区失去了疗养价值，风景区失去观赏价值，文物古迹遭到污染等等。但是海洋环境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权利人可以主张权利以及谁有权主张此项权利没有标准和规定，因此这项权益还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但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环境意识的加强，此项权利会越来越被人们注视。日本的审
判实践中，由于大气污染等环境公害事件的发生，被害人提起的追究加害人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讼中，一般是以原告与被告达成和解，原告胜诉而结束，并在和解的基础上，被告对原告患者不仅要支付因公害而实际受到的损害赔偿金外还支付一定数量的恢复被破坏环境或被恶化环境得以再生的环境再生金额。[11]这种方法对于恢复被破坏的环境起到了物质保证的作用。
此外，尽管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不以行为违法为必要要件，但应该区分不法行为和法律所不禁止的行为，因为二者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又不同的，因此若是不法行为当然要全部赔偿，而对于法律不禁止的行为应该限制赔偿。
2.对人身伤害赔偿由此造成的财产损失的原则，包括必要的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后的生活补助费、死者丧葬费和死者生前所扶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以及其他必要的费用。但是在环境侵权案件中，人身伤害往往不仅仅带来财产的损失，还有精神上的伤害。
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环境侵权案件中的受害人因为加害人的侵权行为遭受到难以弥补的精神损害，但获得赔偿的却很少，这实在是有悖于“有损害就有赔偿”的基本法律原则。日本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便在判例中承认了有关精神利益损失的赔偿，如在“大阪国际机场噪声案”的判决指出，“个人的生命、身体、精神及有关生活上的利益，是个人人格利益的本质，统称为人格权。此人格权不允许任何人侵犯，对此侵害应认为有排除之权能。在本案中，使用机场所产生的飞机噪声对原告等全体显著发生精神上的痛苦，并妨害其生活，且一部分人已经发生身体损害，其他人也暴露在同样的危险中，故应认为原告等的人格权益已经遭受侵害。”于是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每月6000圆的抚慰金，直到实施禁止飞机于晚9时至翌日早7时起降的命令为止。法国规定的也较早，其民事法院历来承认精神损害，赔偿范围除了人格权、财产权外，还包括诸如生活乐趣的剥夺等精神上的损害。
2月26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61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从而正式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一系列问题。该司法解释共计12条，分别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赔偿请求人的主体资格、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方式、赔偿数额依据的因素等，并列举了九种人格权利在遭受非法侵害时可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司法解释的出台，为保护受害人的人格权利和精神利益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结束了过去理论界的争执不休，它可以看作是我国法律对公民权利保护的一个里程碑。实践中也已经有一些案例据此判决环境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但该规定只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才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就产生了对“精神”以及“精神损害”的理解上的差异，如何衡量什么样的损害就是精神损害，损害的后果怎样才算是严重，这些都很难用一般的经济尺度来衡量。所谓的“精神损害”应理解为环境权益的损害。既然法律保护人们的环境权益，即人们享有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的权利，一旦这种权利受到损害，即使没有造成实际损失亦应做出相应的补偿，这就需要法官在审判实践中自由裁量。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还是要加一个“情节严重”。最好是分成两种，一种是当然赔偿的，侵害了这样的权利，就给予一定的赔偿，但是这种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很低，是象征性的赔偿;另一种造成严重后果的、情节严重的，要给予较多的赔偿。也就是分成两个级别，一般的精神损害，都赔，但是赔得很少;特殊的，要赔得很多。
3.考虑当事人经济状况的原则。在实践中由于赔偿责任的义务主体即排污单位往往是社会组织，有独立的财产和经费，所以一般不怎么考虑这个问题，但也有些企业造成的损害后果比较严重，全部赔偿的结果就会导致企业破产，所以在判决上应有所考虑。
另外，对于污染行为造成受害人健康的潜在危害，尚未造成财产损失的也应予适当赔偿，例如造成人体功能减退、早衰等。
(二)免责条件
环境损害赔偿的免责事由是指环境法所规定的在因环境污染造成他人财产和人身损害时，可以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事由，又称抗辩事由。这种抗辩是针对承担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而由致害人一方当事人提出，其目的是抵消受害人提出的赔偿请求，最终使加害人不承担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环境损害赔偿的免责事由有：
1 .不可抗力，我国《民法通则》第153条规定了判断不可抗力的原则标准，即“不可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一般来说，自然灾害等自然现象属于不可抗力的范围，此外如战争，社会**等社会现象也包括在内。由于不可抗力不受人的意志所支配，要人们对与其行为无关而无法控的事故的后果承担责任是不公平的。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完全由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在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的单行法里也做了同样的规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确定不可抗力免责时有两个标准：1)必须完全属于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害，致害人才可以免责，倘若夹杂了其他人为的因素便不能免除致害人的责任;2)必须及时采取合理的措施，否则仍要对损害以及扩大的损害进行赔偿。这两个标准必须同时具备，行为人才可以免责。
2. 第三人过错，这是指由于排污人和受害人之外的人，因其故意或过失致使排污人排出的有毒物质造成受害人的人身或财产的损失，由该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排污人的责任则被免除。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3条第二款以及《水污染防治法》第41条第三款对此都有所规定。
3 .受害人自我致害，指受害人由于自己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使排污人排出的有毒物质给受害人自己造成损害，排污人免予承担该损失的赔偿责任。例如，有下游的农民把工厂的排污口挖开引污水浇灌自己的农田造成污染损害，这是受害人自身责任引起的损害，排污的工厂不承担该损害的赔偿责任。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民法理论上还有一种免责事由，即自甘冒险，指行为人(受害人)原可预见损害结果的发生，又自愿甘冒损害发生的危险而损害结果又恰恰发生。这种情况最早出现在德国和英国的判例中，其基础法律关系是行为人和加害人有一种法律关系，同时该基础法律关系人必须遵守基础法律关系衍生的权利义务。笔者认为这一事由也应该引入环境侵权法的免责事由中。
(三)赔偿支付的顺序
传统的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具有优先性，即在传统的民事救济、国家赔偿救济、利益填补的赔偿救济三种救济手段并存的情况下，受害人应优先选择传统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因传统的民事救济方式具有独立性，其解决不因其他方式救济的启动而失效，并和其他救济方式相得益彰。国家赔偿救济由于限于职务责任，具有特定性，只有在符合条件时才能启动。而利益填补的赔偿救济，则应在受害人传统民事救济求偿不能或补偿不足且依国家赔偿又无合法依据的情况下，才能启动。因为它只是对受害人在其他法律救济手段不能圆满维权这一前提下，对其权益作必
要的补偿，其作用是对现有普通民事救济和国家赔偿制度的制度缺陷、空白地带等问题进行补充和完善。
四 请求的方式
根据《环境保护法》第41条的规定，赔偿责任的追究有行政处理和诉讼解决两种方式。行政处理是指依照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依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对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环境纠纷进行调查和处理。与诉讼相比，行政处理具有省时便捷的优势。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由于受害人往往人数众多，采用集团诉讼的方式有利于诉讼的进行。在日本就出现了因同一原因而造成生命伤害或致人身体伤残的多数原告请求的损害赔偿案件中，包括财产损害、精神损害在内的“抚慰金”为请求目标的请求形式，称为“包括请求”。同时，又以“包括请求”为基础，日本下级审判决承认了“一律请求”，即不考虑被害人的收入及死亡时间等因素，而承认一律请求同等数额的损害赔偿的请求方式。以避免原告在集团诉讼后产生混乱，这种方式却可能产生一种新的不公平，即有的受害人损失大但获得的补偿少，而有的受害人损失小却得到了大于损失的赔偿。
除了集团诉讼外还有一种新的诉讼模式，即公益诉讼制度，由检察官代表公益，行使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向法院提出诉讼，以国家的权力保障受害人的权利。3月正式生效的加拿大环境法便确立了私人损害借助环境民事诉讼、共有环境损害借助环境公益诉讼的双轨制，很好的解决了公益环境诉讼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尤其是公民公益诉讼环境诉讼可以有效的制约政府宥于局部经济利益持续不执行环境法的行为，以法院介入来推动环境外部性问题的解决。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关于环境侵权民事赔偿制度的理论研究是以现有的立法理论为基础，不免会有所局限。有鉴于此，国外立法例中的利益填补制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公益诉讼制度等都对我们的环境立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环境侵权法在维护公民环境权方面的功能越来越重要。完善和发展环境侵权中的民事损害赔偿制度，是切实保护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所必需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资料：
[1]邱聪智 《公害法原理》 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
[2]乔世明 著《环境损害与法律责任》 中国经济出版社 版。
[3]王明远 著《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版。
[4]杨立新主编《侵权法热点问题法律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版。
[5]杨立新 著 《侵权特别法通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王利明 杨立新 主编 《中国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版。
[7]赵国青 主编《外国环境法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版。
[8]韩德培 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法律出版社版。
[9]王保树 主编 《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版。
[10]尹田 主编 《中国保险市场的法律调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1]王曦 著《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 19版。
注释：
[1]邱聪智 《公害法原理》 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0―11页。
[2]乔世明 著《环境损害与法律责任》 中国经济出版社 第33页。
[3]同注2。
[4]王保树 主编 《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版 第580页。
[5] 杨立新主编《侵权法热点问题法律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225页。
[6] 王明远 著《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年版 第148页。
[7] 王曦 著《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 年版 第90页。
[8] 肖海军 著《环境侵权之公共赔偿救济制度的构建》 2001年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基地会议论文集。
[9] 王明远 著《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第161页。
[10] 王利明 杨立新 主编 《中国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版 第191页。
一、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产生的原因
（一）网络自身的开放性、分散性、无形性等特性所导致
网络的开放性让任何人都有在网络上发表言论的自由，从而给网络侵权者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网络的分散性决定了信息的传播有很多个渠道，因而无法实行集中的控制和管理，使得网络侵权行为的发生及其危害结果在地域上的认定不能及时准确地被把握;网络的无形性，导致在实践中对网络侵权行为的确认、侵权结果的认定等更为困难，网络著作权保护工作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也大大降低。
（二）公民的法律意识较淡薄
目前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自我保护意识较淡薄，著作权人缺乏维权意识和维权积极性，网络经营者和网络用户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和观念还比较淡薄，我国目前的法制还不完善，比如没有形成相应的法律体系，所规定的一些概念较为模糊，并且缺乏具体的赔偿标准等，从而造成某些网络侵权案件的审理无具体法律可依。
（三）网络环境的影响
目前网络环境下的整体道德失范是导致网络侵权行为不断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网络是个巨大的虚拟空间，不需要高深的计算机知识和操作技能就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毫无拘束地实施网络侵权活动，再加上我国还没有建立起规范的网络道德体系，网络行为失去了道德的必要约束，于是网络侵权现象频频发生。
二、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判定中存在的问题
（一）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认定的前提——著作权权属确定
1.网络环境下作品著作权人的认定。确认网络环境下作品的著作权人的关键是作品作者的确定，而作者身份的确定又与作者署名方式密切相关。网络是虚幻的模拟空间，网络信息传播从一定程度上讲呈现出一种无序、随意、混乱状态，此种情况给著作权权利主体的认定带来一定的困难。在出现网络著作权被侵害的情况下，原告可以提供注册信息和资料，通过查看发表作品的IP地址、核对登陆的用户名和密码等方式确认权利人;对于是通过许可合同等方式取得作品著作权的，原告不仅应提供许可合同，还应举证证明作品的许可人是原始著作权人。对于在境外形成的作品，如原告仅提供了经公证认证的许可合同，而未对作品的原始著作权情况进行公证认证的，也不能证明其为权利人。
2.互联网环境下的著作权权属证明。著作权权属证明实质上就是将作品和著作权人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证明材料，权属证明形式和内容的完整性、合法性、有效性是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的前提条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著作权人发现侵权信息并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警告时应出示著作权登记证书、合法出版物、创作原稿等著作权权属证明，如果不能出示上述权属证明的，视为未提出警告。但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著作权权属登记适用自愿登记原则，实践中就有很多著作权人因没有办理有关权属登记手续而无法对抗他人提出的相关权属证明，从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为此，著作权人在完成著作权作品的同时尽量保存有效的证明文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依法办理著作权权属登记，在办理有关权属变更手续时，保证权利证明文件的完整性、同一性，有助于查明事实，确定权利归属。
（二）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定性判断
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是指将作品等上传至或以其他方式将其置于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中，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等的行为，它不要求实际进行过下载、浏览或以其他方式在线获得。作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对象具有一般网络技术虚拟性、复杂性的特征，判断时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我们在判断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时，通常以传播的作品等是否由网络服务提供者上传或以其他方式置于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上为标准，原告主张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形式使用户误认为系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传播作品等，但网络服务提供者能举证证明其提供的仅是自动接入、自动传输、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等服务的，不应认为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侵权。
（三）网吧经营者提供侵权视频的侵权责任承担问题
网吧经营者未经权利人许可，为上网用户提供影视作品的在线播放服务，一般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自行建立影视作品数据库;二是通过支付对价从影视作品提供者处取得影视作品，作品的上传、下载、更新等均由影视作品提供者控制。前者，网吧经营者直接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承担停止侵权和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后者，则应区分情况承担不同的责任，如果网吧经营者已尽合理注意义务则无须担责。网吧经营者能够证明影视作品是从有经营资质的影视作品提供者处合法取得，在双方合作时其已对影视作品提供者的经营资质进行审查，取得影视作品时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该作品侵犯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网吧经营者不需要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四）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侵权判定问题
未经许可，将他人作品上传或者放置在网络服务器中供公众浏览、下载，构成对他人著作权的侵犯。理论上、实践中争议比较大的是提供缓存、信息存储空间、搜索和链接等中介服务的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的侵权构成。在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仅列举了具体侵权行为，未规定侵权构成。我们认为在判定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的侵权构成时应从违法行为、损害结果、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和过错四个要件进行认定，具备这四个要件的，构成侵权并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关于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的免责问题，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传播作品的中间环节，从事技术服务，不直接使用作品，是应服务对象的要求传输或者链接信息。要求其对传输或者链接的作品是否侵权先行作出判断和筛选不现实，在实践中其难免会卷入著作权纠纷，如果法律不规定哪些网络服务可以免责，可能使其陷入无休止的侵权纠纷中，对网络产业发展不利。法律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免责，目的在于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可能的侵权责任标准，使责任风险具有较强的可预见性，从而使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正常的经营发展网络信息产业。
三、对于网络著作权侵权保护的思考
（一）完善网络立法
目前针对网络管理的法律规章立法层次较低，大多数是分散的属于管理性质的行政规章，不具有基本法的性质，因此制定一部完善的网络管理基本法尤为必要。我国应重视和加强对国际相关立法的借鉴和吸收，加快网络管理的立法速度，以适应目前的网络发展速度。我国网络立法的方向与原则，应该本着兼顾各方面权利的原则，找到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点来立法。在平衡两者的关系时，要正视我国的现实国情。
（二）健全技术保障手段
除了法律手段外，使用技术手段也是得力措施，它将促使知识产权保护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如身份认证技术，如通过访问控制、身份鉴别等技术加强对资料访问的控制管理;加密技术，如通过加密、防火墙等计算机安全技术来加强网络信息资源的保护，防止被非法复制和下载;网络监控技术，随时记录每一个登录者平时使用的记录、行为，根据表现划分信用等级，设置权限，以方便对网络侵权行为的监督和控制。
（三）加强网络道德建设
环境侵权是因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生活、生产和一些深层次原因, 导致我们生活的生态环境受到不同层次的破坏, 也因此对其他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以及其他重要权利造成损害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环境侵权救济是指受害人在其人格权、财产权或环境权益因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而遭受危害时, 通过司法、行政乃至私力救济途径实现危害的排除。基于环境侵权主体的不平等性、不可互换性、侵害时间的反复性等特点, 致使私力救济常常起不到很好的作用。相比较而言, 公力救济则起着重要作用。
二、环境侵权司法救济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 环境法治建设滞后阻碍了环境侵权司法救济的发展
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许多关于环境资源方面的法律法规, 但是环境侵权救济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环境保护缺失的并不是只有制度, 还有就是缺少环境法律制度发挥作用的环境, 我国的环境法治建设落后已是严重阻碍了环境侵权案件的司法救济的运作。其中, 公民环境权的缺失则是导致环境法治建设滞后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在环境立法方面, 忽视公民的重要权利。这样一来, 导致我国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成为了硬邦邦的条文。[2]在此基础上的环境司法救济也就缺乏了对社会的适应性, 难以对环境侵权起到有效的作用。我国的环境法治建设重点强调的是公众的环保义务, 公众没有要求建设美好环境的权利基础, 导致了环境法实施的效果只是用来表达政府的主观意愿, 公众不能根据环境法律法规赋予的合法环境权利提起诉讼维护自己的权利。[3]
(二) 环境侵权救济诉讼机制内在运作机理上的问题
1.环境侵权诉讼中对“受害人”认定的争议和起诉资格困境
在环境侵权纠纷案件中, 原被告双方对诉讼的主体资格问题的争论是关键问题。这一争论根本上来源于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以及《民事诉讼法》对于原告主体资格给定的条件。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民事诉讼法》强调的是, 起诉资格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 从这一条文可以看出, 对受到环境侵害的当事人非常不利。因为这些当事人受到的权利侵害大多都是无形的, 很多环境侵权纠纷是间接型环境侵权纠纷, 即行为人以实施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的行为来间接侵犯了他人的权利。
2.环境侵权案件审理中当事人对于遭受的环境损害举证困难
现行的环境救济机制中环境权利受害人经常遭遇的举证困难问题, 即使最高院出台司法解释, 明确规定环境污染引致的环境侵权诉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但当事人仍然不能在此机制中实现权利救济。在法庭审理中, 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该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在环境纠纷案件中, 绝大多数情况下当事人不能完全还原当时的场景, 因此对这类证据的保存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将可能导致关系人无法证明遭受环境侵权的事实。
3.环境侵权损害鉴定上的困难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已经发生了大量的环境侵权纠纷案件, 环境侵权致损的原因、层次都很难确定。尤其是在环境侵权救济实施的过程中, 案件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 常常阻碍环境侵权诉讼顺利进行。从这方面可以看出我国现行的环境救济机制中的司法鉴定存有问题。鉴定结论与诉讼进程、诉讼结果关系密切。目前, 我国环境损害评估工作才刚刚起步, 特别需要建立完善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体系。[4]
(三) 行政机关对环境侵权纠纷案件干预过多
在发生环境侵权案件后, 大部分是依靠各级政府采取的关、迁、转、并、停等手段来实现救济。由法院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判令排除侵害的案例极为少见, 绝大多数情况下, 法院仅仅是判决责任人赔偿损失。不仅解决不了环境侵权纠纷, 而且也不利于对受害人的环境权益进行有效的救济。
三、关于完善环境侵权司法救济的一些建议
(一) 建立环境法治秩序、健全环境法律制度
虽然制定了许多与环境有关的法律法规, 但有些效力较低, 而且部门法地方法律法规之间时有抵触现象。我国环境侵权司法救济迫切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法治空间, 环境质量的提高需要通过环境法治建设来实现。基于《21世纪议程》提出的“周密的社会、生态、经济和科学原则”, 进入系统化和纵深化时期, 不仅重视发展综合、有制裁力和有效的法律制度, 还加强环境立法和法律制度的综合化与一体化;不仅把中国的环境法制建设同气候控制、荒漠化防治等国际环境问题的防治结合起来, 还按照国际环境法的要求, 加强国际环境合作, 使国内与国际环境法之间的协调日益增强, 提高环境法的实施能力和环境法治的效率。[5]环境法治建设需要保障公民的环境权, 培养公众的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
(二) 完善环境侵权救济诉讼机制内在运作机理
1.扩大诉讼主体和法律适用范围
诉讼主体在环境侵权纠纷案件中应当与其他诉讼法上的主体有所区分, 这是由于环境问题不仅关系到受到环境侵权的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问题, 而且对遭到环境侵权间接损害的人的权益也影响甚大。因此, 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将诉讼主体适当扩大, 并结合实际情况采用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环境侵权纠纷的发生。这将有利于那些因环境侵权行为受到侵害的受害人可以成为环境侵权诉讼案件的正当当事人, 有利于维护环境侵权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这正是我国环境立法的应有之义。
2.改变“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形式, 按照实际情况分配举证责任
在环境侵权纠纷案件诉讼中, 为了更加保护受到环境侵权行为侵害的人的环境权益, 应当根据实际状况进行举证责任的分配。例如, 在环境侵权的行政诉讼中, 相关的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而在环境行政诉讼中, 环境行政机关的举证能力有时可能弱于企业的, 而且环境侵权是一个复杂性、持续性的过程。所以, 这就需要改变现有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分配形式, 实现在环境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公平分配。
3.完善环境侵权损害的鉴定方式
环境污染侵权发生时, 及时取得有关证据材料, 对受害人提起诉讼至为重要。然而, 环境污染侵权作为产业化的产物, 往往关涉高度科技, 而受害人又多为没有此类技术能力和专业知识的普通公民, 因此, 立法明确授予受害人对加害人或有关国家机关就有关机器设备、使用原料、排放废弃物的种类、数目、性质、迁移转化规律及可能的危害后果等的咨询权或向当地环境行政治理机关的责任鉴定请求权就十分必要。对财产损害认定应经过国家有关部门资质认定的“环境分析测试中心”、“环境健康重点试验室”、各级环境监测中心 (站) 提供相应污染物的分析检测数据, 并结合受损财产的现场调查与取证来进行。
(三) 减少行政权对环境侵权案件的干预, 实行环境侵权救济“双轨制”
环境侵权纠纷, 除了传统的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途径外, 因其大多属于严重的社会性权益侵害、并与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处理活动息息相关。因此在环境侵权纠纷案件中, 行政权对纠纷的处理和解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环境侵权涉及到多种复杂的权利纠纷, 需要建立多种机制来解决这类纠纷, 因而可以更好的发挥环境侵权司法救济的作用。因此, 受到环境侵害的关系人既可以向主管机关要求对纠纷进行处理, 而且当事人如果对主管机关的处理结果不服时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关系人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从而最大可能地保护环境侵权受害人的合法权益。[6]对于自然资源所有权、使用权权属确定之后发生的环境侵权行为, 应当与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并无差异, 不应当再由有关自然资源行政管理机关进行处理, 以免国家行政权对公众生活进行过多的干预, 从而引起公众的不满、不能对环境侵权进行有效的救济。
综上所述, 环境侵权行为日益引起重视和环境侵权的司法救济日趋独立和完善的过程, 是我们人类向回归于珍惜生物本性与本我复归的过程。希望通过对环境侵权司法救济的研究, 使受到环境侵权的受害人得到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 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最终通过创造良好的环境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崇高目标。
摘要：与环境有关的侵权行为的司法救济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作为环境侵权救济主要途径的司法救济对世界环境保护有着重要意义。而我国环境侵权司法救济的现状却不容乐观, 这主要受到了我国特殊国情的影响。本文将从环境侵权司法救济的概述、造成环境侵权司法救济困境的原因分析、对完善环境侵权司法救济的建议来进行论述。
关键词：环境侵权,司法救济,环境法制
参考文献
[1]刘润发.论环境侵权及其救济[J].中国学术期刊, 2003.
[2]周林彬, 冯曦.我国环境侵害司法救济制度的完善[D].中山大学学报, 2005.
[3][美]唐.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
[4]刘超.环境侵权救济机制的实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
[5]肖剑鸣.比较环境法[M].上海: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1.
案例1：原告栗某为结婚需要与被告A公司达成装修协议，由A公司对栗某住房进行装修，装修工程于2002年1月上旬完工。2002年1月中旬原告搬入新房居住，原告于4月份出现头晕、全身乏力等症状，其母也出现类似症状，经诊断为血液病。经检测，室内空气中甲醛、氨TVOC（综合指标）含量超标。原告认为由于被告公司在装修过程中使用劣质材料，造成有毒气体的产生，导致原告患上血液病，要求被告A公司承担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被告公司则认为该案不属于环境污染案件，且居室内的空气污染与原告所患疾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最终，法院判决认定该案为环境污染侵权案件而非产品责任案件，认为，原告提交的病历，医学资料等证据证明其自身受到损害的事实，以及污染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而被告未能就相关的免责事由进行举证，因此，被告公司应当承担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
案例2：原告张某住在被告郭某楼上，因郭某家装修，强烈的涂料气体散发到张某家中，张某感到头疼、乏力、头晕，经医院诊断是涂料溶剂的挥发物所致，因此诉至法院，要求郭某赔偿张某医疗费、精神损失费。郭某认为其装修房屋时与装修公司约定应使用环保涂料，自己与家人不久即入住，至今未发现任何不适。郭某指出，张某说其家的装修涂料不环保没有证据，其所说的身体伤害与其的房屋装修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故不同意张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认为郭某所有的房屋在室内装修过程中使用了装修涂料，其所述辩解事项不能证明该装修涂料不存在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现张某经医院诊断为“有机溶剂接触反应”，郭某不能证明張某所受损害系其他原因所致，其应当对张某承担赔偿责任。故法院对张某主张的相关医疗费损失予以支持。后郭某上诉，二审判决则认为受害人的损害应当与侵害人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张某身体不适就医，但造成其身体不适存在多种因素的可能，虽然其被医院诊断为“有机溶剂接触反应”，因诊断来源于张某的主述，不是对其不适因素的判断，故不能以此认定张某身体不适是因郭某家装修造成的。张某主张郭某家装修使用涂料的挥发性气体对其身体造成损害，证据不足。张某亦未能就郭某实施了违反环保规定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举证证明。因此，对于张某要求郭某对其所受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上述两个案例均是室内环境污染引起的案件，实际上室内环境污染案件的处理方式有三种：按装修承揽合同处理，按产品质量侵权处理，以及环境污染侵权处理。本文主要论述按侵权责任认定下的环境处理问题。在侵权责任的背景下，室内环境污染侵权的问题集中在侵权责任要件中的侵权行为和损害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在室内环境污染案件中该如何认定。上述案例均适用环境污染侵权对案件进行审理，但结果却不相同，究其原因，在于因果关系和举证责任的认定上，一是如无直接证据是否能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二是原、被告各担负着何种证明责任，各自需要对哪些事实进行举证。
室内环境污染责任认定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作为特殊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因此，相比一般侵权其构成要件仅有三个：损害行为、损害后果以及因果关系的存在。但是由于室内环境污染案件因果关系复杂，污染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一直是双方诉争焦点，也是法院审理结果不同的关键所在，如案例二中就同一事实，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关于因果关系认定的结论完全相反。环境侵权诉讼中基于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和科学不确定性等特征，以及保护受害人的价值追求，而引入了因果关系推定的方法。环境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推定，对举证责任的影响要根据证明对象是基础事实还是推定事实，以及因果关系推定是否由法律明确规定等因素，进行综合认定。因此，在对室内环境侵权案件因果关系进行认定时，因果关系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两条特殊规则的作用至关重要，即法官需通过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推定因果关系是否成立。
因果关系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的厘清。若要明确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首先需要对有关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条文性质进行厘清，才能对案件中的因果关系推定和举证责任的运用有所把握。《侵权责任法》第66条对环境污染举证责任做出了相关规定：由侵权人就不存在因果关系提出证据。此外，在这之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也规定，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当事人应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提供证据，但对本条规定的几项特殊侵权诉讼，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
对于这些法律条文的性质，学者们持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该条文属于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有学者则认为该条规定就是一种对因果关系推定的立法确认，是一种举证责任正置，而非举证责任倒置。因果关系推定和举证责任是完全两种不同性质的规范，前者是一种证明方法，后者是一种证明责任。若66条是一种因果关系推定，那么根据“推定”的一般规则（受害人低标准证明→因果关系认定→加害人反证），原告需要对因果关系的存在提供初步证明；若为举证责任倒置，则原告完全不需要承担任何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即适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推定和适用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面临着不同的举证责任。如图1示，可看出，在两种不同情况下，原告的举证责任是有或无的区别，因此，导致了学术上的争议，司法实践中也会出现不同的裁决结果。
我国现有法律如《侵权责任法》66条的规定，其性质应为举证责任倒置。从形式上看，这些条文均未对受害人应提供因果关系存在的初步证明做出规定，因此形式上不符合“受害人低标准证明→因果关系认定→加害人反证”的逻辑思维顺序。“推定的机理可以简单概括为：A→B。其中A是基础事实，B为推定事实，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这两个不同的事实是推定的必备要素，其法律效果就是通过逻辑推理A的真实被视为B的真实。然而，我国立法中的由加害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这一表述的推理逻辑的实质是notB→B，这不能满足推定的形式构成要件。首先，在这一逻辑过程中不存在与推定事实不同的基础事实。其次，这一规定中不存在由基础事实到推定事实的逻辑推理过程”。
nlc202309040130
因此，在现有的条文规定下，是将原告承担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规定自始由被告承担，是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因果关系推定仍只是一种事实上的推定。所以，在室内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适用环境污染责任的情况下，原告对损害行为和损害后果承担举证责任，而由被告对因果关系的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
因果关系认定模式设定。虽然根据现有的法律条文，对于环境污染责任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而非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认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推定在环境污染责任下就没有适用余地了。“研究侵权行为法上因果关系理论的目的，在于为司法实务中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更能准确地反映事物的实质提供理论帮助。固然，因果关系本身是客观的，但对于这种客观性的认定却不能不受到人类现实认知能力和知识水平的局限。特别是在认定侵权行为因果关系时，更无可避免地面临着法的价值判断这一主观因素对认定结论的影响。侵权行为法上因果关系认定理论的研究正是在充分认识因果关系本身的客观属性与因果关系认定所带有的主观成分的前提下，力图为侵权行为的主观认定建立客观标准”。此外，作为一种证明方法，受害方可以运用因果关系推定对加害方做出的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提出反证，只是这种事实上的推定成立与否，由法官自由心证确定。至于受害人的这种反证则可通过常见的事实推定说、优势证据说、间接反证说、事实自证规则说、疫学因果说等因果关系推定方法来进行。
根据举证责任倒置，由加害人就因果关系的不存在首先承担举证责任，但受害人仍能进行反证，提供有关因果关系存在的高度或低度证明标准的证据，帮助法官形成因果关系存在的心证。因此，对环境污染案件因果关系认定的一般模式可设定为：首先由法官对加害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看其证据是否能高度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若能達到高证明标准，则认定因果关系不存在；若加害人提供的证据未能达到高证明标准，则再综合审查双方提交的证据，形成内心心证，若能达到一定的盖然性程度，则认定因果关系存在，若不能形成盖然性程度的心证，则认定因果关系不存在。这种认定模式对当事人双方来说都较为公平。若被告提供了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但该证据并未确实高度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此时法官仍存在合理怀疑，而原告又提出了相关证据，这样原告仍有可能使得法官形成因果关系存在的心证，从而胜诉；又或者原告的证据证明力较被告更加弱，无法使法官形成盖然性心证，那么，即使被告的证据没有达到高度证明性，被告仍可能免除责任。
在上述认定模式下，当因果关系存在以外的其他构成要件均已证明时，对于因果关系证明的不同情形，则可能存在三种判决结果：加害人提供的证据能高度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则认定因果关系不存在，判决驳回受害人的诉讼请求；加害人提供的证据未能高度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而法官在综合审查了双方的各项证据后，形成了因果关系盖然性存在的心证，则认定因果关系存在，判决被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加害人提供的证据未能高度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而法官在综合审查了双方的各项证据后，也没有形成因果关系盖然性存在的心证，则不认定因果关系存在，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反思：实现双方利益的平衡
诚然，室内环境污染适用环境污染责任以及因果关系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对受害人给予了极大的保护，然而，笔者认为，从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来看，现有法律对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略失公平。虽然相比受害方而言，加害人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强势地位，但完全法定免除原告对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将案件中由于科学发展的局限性引致的尚不能化解的因果关系证明风险，完全加诸于加害方，会使对环境损害的救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案件审判结果背离公平正义的民法原则。同时，由于原告轻易获胜的希望很大，则有可能引发凭空滥诉，而使企业面临诉讼灾难。因此，笔者认为，应通过法律明确被告承担因果关系不存在举证责任之前提，即原告应就因果关系存在的低度盖然性进行举证，也就是说，原告需要首先证明因果关系存在的可能性。以此实现原被告双方利益的平衡，实现环境污染责任公平正义的精神。
（编辑：宋威）
作者单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