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十年祭》观后感

《非典十年祭》观后感（精选6篇）

《非典十年祭》观后感 篇1

12月10日，广东出现了第一例上报的非典患者――36岁的黄杏初，非典拉开了序幕。屋漏偏逢连夜雨，恰巧赶上春运，迎来春运狂潮，SARS病毒伴随他们上路。导致非典大战展开，直至中期疫情才被逐渐消灭。

反观今朝的新型冠状病毒，首个感染者发病日期也是12月，同样面临春运时病毒散播的压力。所幸是管制速度和信息传递同非典比，新冠要更快。我相信现在的医疗手段一定可以遏制病情，但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我们需知，在一个公共卫生机制成熟的时代，这样的事原本不用发生的。

苏联亡国亡党二十年祭观后感 篇2

班级：社保2班 姓名：武娴 学号：1590201004

观看了纪录片后，我感到很沉重，一个国家就这么灭亡了，而且是在全国人民的漠视下，真的很可悲。毛主席在六十年代对苏联作出过判断，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不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我看来，八一九是历史的必然，是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政策、民族关系等方面奉行的一系列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个病根是斯大林在30年代种下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都有意通过改革挽救苏联，但是都失败了。

常常有人认为苏联解体是戈尔巴乔夫，是叶利钦的责任，这是大错特错特大错。戈尔巴乔夫有意通过改革挽救，他的改革失败了，不过是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就算他不改革不搞新思维，只要苏联继续奉行斯大林体制，苏联也早晚要解体。戈尔巴乔不过是想挽救苏联，结果政策适当适得其反，结果加速了苏联灭亡。戈尔巴乔夫有责任的，但根本责任不应该他负。

苏联解体是其历史上种种弊端积累的必然结果。苏联解体的最大罪人应该是斯大林，第二大罪人应该是勃列日涅夫。苏联在政治上，从30年代起奉行高度极权，到赫鲁晓夫时代已经形成帕金森氏的官僚体系病，到勃列日涅夫时代更加严重。

关于苏联解体的解释，西方有个主流观点，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计划经济是走不通的。早在80年代，苏联的计划经济就开始崩溃 了，所以，苏联别无选择，只有实行市场化和私有化。第二，这是苏联人民的选择。在社会主义国家，一旦给人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人民就会提出废除社会主义而 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制度性因素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斯大林体制为特征的苏联社会制度在它的演变过程中已经失去了活力和凝聚力，到80年代初期，它已陷入全面危机，从而使整个社会进入了停顿和停滞时期。这种制度使得不管什么样的修补都无济于事，必须改革了。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误只不过加速了苏联的断气。换句话说前苏联恰恰在专制体系下大量吞噬社会财富，而民主政治则揭露出这种现象。

社会主义的苏联解体了，这并不说明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也不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优越。相反，要把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化社会，最优越的制度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这已为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历史所证实。人民选择社会主义，不仅在于更有利于社会发展，而且在于这个制度有利于实现最大范围和最高程度的社会公正。苏联解体的教训在于，一个由少数精英管理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过世，很难保证继承者们不想通过实行资本主义而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我相信，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长过程的发展后，会逐步解决上述问题，真正实现大多数工农群众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劳动的权利，还有直接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这样的社会主义肯定比资本主义优越，而且必将作为一种持久的社会制度而存在。

苏联亡党二十年祭 篇3

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安排，我校组织党员党员教师观看了题为《苏联亡党20年祭》的记录片。该片通过历史资料和人物述说深刻剖析了苏联共产党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并执掌了全国政权到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之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迅速垮台的历史原因。值得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深刻反思。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共产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的蜕化变质。一是否定党的领袖，否定党的历史。苏联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历史”的运动，否定斯大林、攻击和诽谤列宁，歪曲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最后否定了苏共70年的执政历史。二是当时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强调：“新思维”就是促进“多元化”，放弃“意识形态限制”和“精神垄断”，打破“一切理论的局限”，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失去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三是党风败坏、严重脱离群众。戈尔巴乔夫时期，党内腐败严重。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充斥腐败，社会风气急转直下，腐败现象腐蚀党的肌体，切割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失去了人民的信任，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都是原来的党政干部。四是干部路线严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任人唯亲，上下级干部之间形成了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造成了干部对党的离心倾向。五是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改变了党的颜色。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搞的是民主社会主义，鼓吹“全民党”、“全民国家”，实行资产阶级“公开性”、“民主化”，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破坏，党风恶化，严重脱离群众。我们要从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中吸取教训。

通过观看教育片，苏共的兴衰史对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加强党性修养，努力做到政治信仰坚定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定要时刻牢记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认真执行党的路 1 线、方针、政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求规范自已的一言一行。一要加强理论学习，增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的自觉性。增强共产党员辨别理论是非、政治是非的能力及工作中的原则性和创造性，这也是党性修养要与时俱进体现时代要求必需的条件；二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思想改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党性原则对照自己，用党纪国法规范自己，用党的理论不断端正自已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经受住考验，抗得住侵蚀，守得住灵魂；三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多办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的实事。如果只是以权谋私、就会脱离群众，其结果必将被群众所唾弃。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兴衰更替，都证明了这一点。四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当前，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尤其需要解放思想，破除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现象；五要坚持求真务实的实践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克服忙于应酬、工作精力不集中的浮躁心态；从日常工作和生活养成，从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的点点滴滴做起，遵守共产党人行为规范，少说多做，说到做到，表里如一，上下一致，真正坚持求真务实的实践原则，以适应党性修养与时俱进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

二、弘扬我党的优良作风，树立良好执政形象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又是各种社会矛盾凸现期，党员干部中理想信念动摇，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公报私囊、绞尽脑汁的把国家的财产占为自有的现象屡见不鲜，严重损坏党在人民心中形象，影响社会发展。当前，党员干部中，一些影响共产党员先进性的现象和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例如纪律观念淡薄、先锋模范意识不明显，宗旨意识、责任意识不强，不思进取，作风漂浮、懒散，缺乏激情，工作推诿、拖拉等等，这些都是由于理想信念出现了偏移，因此，在学校全体教师中下大力气狠抓理想信念教育，既是贯彻上级组织决定精神的需要，又是推动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生活中不仅要弘扬新风正气，还要自觉抵制歪风邪气，全面加强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民主作风和行业作风的建设，自觉执行党的纪律规定，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在党纪国法面前做到严于律已、令行禁止，心怀坦荡。

一是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始终牢记宗旨。要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取信于民。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坚守道德底线、增强自律意识。

二是加强党员干部的监管。重点要放在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上。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是政府形象的具体代言人，干部出现腐败，影响就会很恶劣，容易败坏党群干群关系，导致人民群众离心离德。

三是加强民主作风建设，建立健全惩防体系，惩防并举，重在预防。加强制度建设，消除深层次体制性矛盾，把防治腐败的要求落实到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逐步铲除容易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公开透明运行，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黄苇町：苏共亡党二十年祭 篇4

黄苇町：苏共亡党二十年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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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列宁时期，政治局、书记处是在党代会和中央委员会授权下工作，斯大林则把这种权力授受关系倒过来，最后集全部权力于自身。列宁逝世前建议把 27人的中央委员会扩大到50至100人。因为具体操作者是斯大林领导的书记处和组织局，反而给了他把大批拥护自己的人塞进中央委员会、取得对反对派绝对 优势的机会。列宁本意是防止个人专断的措施，反而因为党内力量平衡被打破，加速了斯大林的个人专断。

其实，领导人之间，包括与列宁之间，就某个问题发生争论，甚至激烈争论，都不奇怪。这是每个对事业负责的共产党人的正常举动。而且，领袖的认识发展 也有一个过程。斯大林却把列宁神化为明察秋毫、一贯正确的导师，把自己塑造成始终与列宁站在一起的忠实战友和学生，而谁反对过列宁则成为重大罪名。

赫鲁晓夫（资料图/图）

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的斗争办法惊人相似：先是就事论事；接着上纲上线，扣上阶级倾向的帽子；继而揭历史疮疤，特别是把对方曾与列宁争论的情况都抖搂出来，说明他们一贯反对列宁；然后剥夺职权直至肉体消灭。其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党内思想分歧和矛盾异常复杂，需要具体分析。哪些同阶级斗争有联系？哪些没有联系？即便有阶级立场问题，也要把思想和行为区分开。把党内正常争论夸大为路线斗争，进而归结为阶级斗争，滥用对敌斗争手段搞“以言获罪”，必然使理论探索无法进行，并导致个人崇拜的出现。既然不允许广大党员和干部用自己的头脑独立地思考问题，既然全社会必须服从一个人的思想，那么把这个人和这个人的思想神化就是绝对必要的。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并未发生实质变化。赫鲁晓夫也是大权在握，随心所欲，包括对中央书记们也是居高临下、动辄训斥，甚至侮辱。在免除赫鲁晓夫职务的主席团会议上，勃列日涅夫这样诉说大家的怨气：“书记处做了大量工作，可您却说，我们都是黑狗、笨蛋……我们中有谁没有被您骂过呢？”而赫鲁晓夫在最后申辩中也眼泪汪汪地说：“同志们，你们说了我这么多问题，可开会讨论时，你们谁也没有反对、谁也没有给我指出过来呀！”但在缺乏党内民主的情况下，谁又会斗胆和第一书记争长短是非呢。赫鲁晓夫最终还是扮演了斯大林的“掘墓人”与斯大林模式“守墓人”的双重角色。

勃烈日涅夫则是在不急不忙中，把老相识、老部下一个个调到中央，安插在重要岗位，形成苏共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帮派“第聂伯罗帮”。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平庸，能节节上升就在于对勃列日涅夫个人忠诚。包括他的私人飞机驾驶员，也被火箭式地提升为民航部长，后又成为中央委员和苏联空军主帅。他还提高了地方“一把手”对干部的决定权，后者也支持勃列日涅夫，双方形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俄罗斯历史学家阿尔巴托夫说：“党内官僚特权阶层之所以能够产生和长期存在，最根本的原因是对权力的垄断，尤其是对干部分配、任命权力的垄断。历届领导人都看到了干部制度的弊端，但又都把任命制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使用。”

戈尔巴乔夫同样容不得不同意见。苏共中央全会讨论他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讲话稿时，叶利钦为展示直言作风，挑了一通毛病，提了二十多条修改意见，尤其强调要警惕正在兴起的吹捧总书记的坏风气。戈尔巴乔夫当时反应失态，从没人敢这样当面公开批评他。中央委员们对这个破坏“规矩”的莽撞家伙也群情激愤。最激烈的是有名的民主“改革家”雅科夫列夫，称“叶利钦是从背后给了党一刀”，全会当场解除叶利钦各项职务。后来叶利钦写信要求保留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遭到戈尔巴乔夫拒绝。经受不了刺激的叶利钦用剪刀自杀未遂，次年1月被降职为苏联建委副主席。戈尔巴乔夫最喜欢讲“民主”，但当“民主”指向他时，却受不了。这样做的一个直接恶果，是大家亲眼看到他度量太小，以后再没有人敢说话了。当他一意孤行的“改革”走入绝境，也无法通过党的集体智慧得到拯救。

斯大林以后所有领导人都搞个人专断，并非偶然，而是苏共领导体制的固有弊病。最讽刺的是：戈尔巴乔夫取消宪法第六条规定的“党的领导地位”、自毁苏共的万里长城时，依托的仍是苏共授予他的一言九鼎的总书记权力！他利用自己的提名权和最终拍板权，轻而易举地排除掉利加乔夫、雷日科夫等持反对意见者，而启用雅列夫科夫一类从没有相信过马克思主义的人来支持自己。

很多俄罗斯学者后来都曾提出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俄国在19世纪能出普希金、屠格涅夫等世界一流人才，十月革命时能出以列宁为代表的一批杰出革命家，后来几十年就很少出人才，只能出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等平庸之辈？他们认为：问题就出在高度集中的领导制度上。谁当领导，就认为自己最高明，要用的就是能听他话的干部；谁提出不同意见或新的思想观点，就会遭清洗或“冷冻”。久而久之，在苏联就形成了一种只能培养唯唯诺诺、平平庸庸干部的制度，有胆有识者很难涌现出来。尤其当有的干部靠善于走上层路线、善于制造虚假“政绩”，而不断得到信任和提拔，不仅会使正派的干部产生受挫感，也使苏共在群众中的形象，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乃至一个重要领导职位的尊严，都严重受损，甚至导致离心离德。

随着苏共选用的领导干部越来越缺乏人格魅力，推动工作的手段越来越只剩下权力时，“最大危险”已在孕育中了。当叶利钦蛮横地禁止共产党活动，党的各级领导层和广大党员竟万马齐喑，无人挺身而出救党于危难之中，这不能不说是苏共干部制度的一个重大失败。

（向春/图）

“系千钧于一发”的恶果

党内外民主缺失、个人专断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苏共领导人的一系列决策失误。在一个变化迅速、日新月异却又波诡云谲、危机四伏的世界上，一个大国大党的命运，竟取决于一个人的智慧和判断力，这是真正的“系千钧于一发”。

苏联解体后，人们常谈到：苏联建国的经济基础比中国要好得多，为什么苏共始终没能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中共却能通过改革开放，创造历史的新辉煌呢？

其实90年前中共建党时，列宁已开始改革尝试。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怎么搞社会主义？谁都不清楚。只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时，曾提出社会主义要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用直接劳动取代商品交换等设想，俄共便想从余粮征集制直接向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过渡。由于付给农民的工业品还不到粮价的1/4，1921年春发生了穿着军装的农民——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叛乱被镇压下去，但曾是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支柱的水兵起来暴动，使列宁受到极大震动。正是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交够国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恢复农贸市场，允许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允许雇工经营，允许私人和外国资本租赁中小国有企业等，几乎就是60年后我国城乡改革的预演，连细节都相似。

由于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改革取得很大成功。斯大林便认为，不用再“向资本主义退却”了。尽管列宁曾强调新经济政策至少坚持25年，但列宁死后不到5年，斯大林就予以废除，回到国有化和全盘集体化道路上来，结果农民杀掉了三分之二以上的马和牛，直接导致1930年代的大饥荒。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尽管也遭遇种种曲折和非议，但邓小平等几代领导人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特别是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于做到使改革进程不可逆转。

赫鲁晓夫执政11年，表面看年年出台新举措，岁岁有新招术，但主观随意性很大，包括贸然把党组织分为工业和农业两个党委，造成严重混乱。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正值勃列日涅夫晚期，他不愿再冒任何变动风险。特别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石油天然气价格暴涨。对储量丰富又是主要出口国的苏联来说，如同“天上掉下林妹妹”，更助长了不思进取心态。反正“不差钱”，缺什么就去国际市场买。最多时国内消费的三分之一粮食要靠进口，农业就不会真正发展了。当时正值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苏共也囿于传统意识形态，不愿“跟着西方跑”。在巨额石油收入下，经济体制、机制问题都被掩盖了，和西方的差距进一步拉开了。

苏共在领导人个人选拔干部情况下，必然出现很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人”，使看人“走眼”成为苏共领导共同的致命伤。斯大林从没有认为赫鲁晓夫多能干，最欣赏他农民式的憨厚及对自己无保留的热爱，后者曾创造在20分钟发言中歌颂斯大林32次的纪录。但斯大林做梦都不会想到，死后把他拉出列宁墓的就是赫鲁晓夫。

1964年4月27日，苏共中央隆重庆祝赫鲁晓夫70岁寿辰时，勃列日涅夫宣读了由所有苏共领导人集体签名的贺信，称赫鲁晓夫才度过自己一生的一半岁月，说他起码还能再活70年，也会“活得这么光辉，这么富有成果”。可到10月14日，他就被这些致贺信的人宣布因健康原因退休，相隔还不到半年。

密谋政治反过来又使领导者更把“忠诚”看得高于一切，加剧了干部退化的恶性循环。戈尔巴乔夫能够成为苏共最后一任领导人，就与他任边疆区委书记时，经常盛情款待来此疗养的苏共领导人，特别是获得安德罗波夫赏识有关。因此，苏共出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样的领袖，本身就是缺少选贤任能机制的“斯大林模式”的产物。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已是重症病人，但并非病入膏肓，只要对症下药，积极慎重地推进改革，还是有望治愈的。但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对很多干部群众反映社会发展要求的意见和呼声置之不理，坚持按照自己的“新思维”，对苏共和苏联实施了一系列错误的大手术。而那些早已捞得盆满钵满、希望借机改换门庭、公开搞资本主义的腐败分子，关键时刻纷纷出手拔掉苏联这个重病者的输液、输血和输氧管，使后者死在手术台上。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邢广程总结说，戈尔巴乔夫改革有十大失误：“

一、把脉失真。

二、战略失本。

三、理论失魂。

四、改革失稳。

五、高层失和。

六、用人失准。

七、对内失信。

八、对外失慎。

九、大局失控。

十、应对失狠。”当一个大党大国的改革，已经沦为他国喝彩声中的“戈氏单人秀”时，出现这些情况都是不奇怪的。

心中没有人民者必被人民抛弃

党内外民主缺失、个人专断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脱离群众和腐败。

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水平的民主。但在苏共那里，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地位，很大程度上都被虚化了。党员的选举权被上级的任命权所取代；党员的选择权被少数人划定的名单所取代；党员的评议权、批评权被千篇一律的颂扬、吹捧所取代；党员保留自己不同意见的权利被思想一致的要求所取代。而权力的高度集中，又导致各级领导干部只对上级负责，却不对党员负责；只在意领导意见，却可以无视党员群众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属于全党的“我们的事业”，必然在一般党员眼里变成与己无关的“你们的事业”。因此，在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出现的相互推诿、不负责任、敷衍了事、工作效率低等现象，有作风和管理机制问题；但从更深层次看，也是民主缺失的一种畸形表现形式。

同样，一些苏共领导人口中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却把人当作实现目标的工具，心中并没有装着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没有他们的一般的需求、痛苦和欢乐，更没有他们的民主权利和人格尊严。因此，苏式社会主义更主要是一种动员型的意识形态，人民是否幸福安宁并不重要。于是，本应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演变成“以人为代价”的社会主义。

二战后，外敌威胁基本解除，为和美国争霸继续要求人民长期做出牺牲，群众难以接受。当然，如果大家同甘共苦、一起过紧日子，抵触情绪会小一些。可过度集权的必然发展，就是要为其领导基础——听话的下级提供更多利益和特权，以保证其“忠诚”。

于是，一方面，面向大众的消费品质量低劣，供应紧张。苏联老百姓每年用于排队购买食品和牙膏、手纸等日用品的时间，相当于1500万劳动者的全年工时。人民对苏共的感情和信任，就在这种令人难捱的漫长等待中流失了，耗尽了。另一方面，很多领导干部不需排队，就可以很容易地从特供商店获得美味佳肴和进口商品，对群众的困窘缺乏亲身感受，也不会有改善人民生活的紧迫感。有的还在酒足饭饱之余，批判老百姓向往丰富物质文化生活的“资产阶级思想”。

原苏联高级外交官舍普琴科曾这样描述这类领导干部：“它想把某些东西攫取到手，但却企图把自己描绘成正在向这些东西斗争；它批判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自己却一心一意地追求这种生活方式；它谴责消费主义是庸俗思想的反映，是西方影响毒害的结果，但享有特权者对于西方的消费品和物质享受却视为珍宝”。显然，这种言和行的高度脱节，对于苏共对党员群众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是带有颠覆性的。

还有，社会主义事业是群众的事业。当领导者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发生变化，他的理想信念也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列宁是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一代共产党人的代表。斯大林受专制思想影响较多，但仍是有坚定理想信念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投机性更多一些，但与之接触过的西方政治家，对其信仰也没有怀疑。他会见西方领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们将埋葬你们”。到了勃列日涅夫，便发生质的变化。他曾私下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而戈尔巴乔夫则抓住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时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大谈特谈人类共同价值观了。

最后，当领导者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私产时，绝对的权力必然走向绝对腐败。导致赫鲁晓夫垮台的最重要因素，是他提出的领导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得罪了党内既得利益阶层。因此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予以废除。到1980年代初，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弊端已表现到极致。两年四个月中，就有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三位年迈的最高领导人病死在岗位上，党员群众不止被刺疼了心，也对苏联的未来丧失信心。人们编政治笑话说，苏共召开党代表大会时，主持人宣布议程：

一、与会代表全体起立；

二、现在把总书记抬进来；

三、由播音员宣读总书记报告。

但也就是这同一时间，邓小平和中共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带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所说：“我们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确保了国家政权机关和领导人员有序更替。”

而苏共干部队伍的超级稳定，导致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勃列日涅夫对别人谈到当时的总理柯西金进行的经济改革时说：“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而且，谁懂得改革？现在需要的是更好地工作，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背景就是柯西金试图触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遭到掌握资源支配大权的权贵阶层的强烈反弹。1968年，主张市场化改革的捷克“布拉格之春”被苏军镇压后，柯西金的改革就被淹没在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声浪中。如果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苏共是想改革而方向上有问题的话，到了1970年代，则已是改不动和不想改的问题了。

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苏共也为人民群众做了大量好事。苏联解体5年后，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曾就“你怎么看苏联各个时期”做过一个民调，有61％的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最好。谈得最多的，是这个时期建了16亿平方米住房，80%的家庭分到新房，小汽车生产急剧增加。大家都有工作，比较富裕。还有低廉的物价、免费教育和公费医疗。

但问到是否可让国家回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去时，赞成者只有36％，反对者却占42％。人们对这个时期最反感的，就是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暴富，使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社会公正受到严重破坏。权贵阶层不仅盘根错节，利益共享，而且不以享有规定特权为满足，还要合法非法地大肆侵吞、占有和挥霍国有资产，引起党员群众的不满和讥讽。

有位苏联人家中总是被偷，很郁闷地问邻居：“什么时候我们家的东西才能不被偷？”邻居说：“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会被偷了。”“为什么？”“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就被偷光了。”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其寓意是很深的。尽管人们收入增加了，生活更富裕了，但相对剥夺感更强烈了。而叶利钦以反腐败、反特权旗手的面目出现，便成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前兆。

叶利钦在坦克上演讲（资料图/图）

苏共可以给中共镜鉴

因此，在这两个纪念日之际，反思中共兴党、苏共亡党的经验教训，可以在对比中，对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提出的一些重要论断，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非典十年祭》观后感 篇5

近日，我们学院安排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党员观看了党内历史教育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感触颇深。纪录片用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全景式地展现了建党93年、执政74年、有着近2000万党员的苏维埃政权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以史为鉴，以人为鉴，这部纪录片对于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共产党员纯洁性、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增强党员干部居安思危的意识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罪魁祸首戈尔巴乔夫本着所谓的“公开性”，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否定了马列主义、否定了社会主义，让代表着人民权利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苏联解体，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从而使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倒退了几十年。他的改革脱离了人民，叛离了党，成为了俄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究其根源，即苏联共产党人的蜕化变质，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的蜕变。

一、否定党的领袖，否定党的历史。“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历史”的运动，从否定斯大林开始，继而攻击和诽谤列宁，歪曲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最后否定苏共70年的执政历史。这种所谓的评价使苏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终于导致了苏共党亡政息。

二、背叛马列主义，失去理论指导。在理论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全党失去正确的理论指导，必然造成党内外思想的混乱和社会政治动荡。戈尔巴乔夫彻底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他强调：“新思维”就是促进“多元化”，放弃“意识形态限制”和“精神垄断”，打破“一切理论的局限”，实质上就是打破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三、党风党纪败坏、严重脱离群众。党的纪律约束行为，关系党的权威，党的作风体现党的宗旨，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一旦败坏，后果可想而知。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党内腐败严重，特权阶层恶性发展，不断利用各种手段，转化国有资产的支配权，大部分党员干部成为特权阶层的首脑，操纵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脱离了群众，叛离了党。

四、干部路线错误，任人唯亲盛行。苏联的干部路线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出现了任人唯亲，上下级干部之间形成了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到戈尔巴乔夫时期，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更加肆无忌惮。错误的干部路线造成党政军干部队伍思想空前混乱，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造成了干部对党的离心倾向。

五、背离建党原则，改变党的颜色。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搞的是民主社会主义，鼓吹“全民党”、“全民国家”，实行资产阶级“公开性”、“民主化”，造成了全党的思想混乱，很多党员感到迷茫。党的基层组织受到严重削弱，形同虚设。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破坏，党风恶化，严重脱离群众。

由此观之，腐败，是苏共垮台的罪魁祸首，它一方面腐蚀着领导干部，使干部腐化变质；另一方面使党离心离德，丧失人心，恶化干群关系，“反腐倡廉”是我们从苏联学到的深刻教训。居安思危，想本国当前政治局势，反腐倡廉，党风廉政建设迫在眉睫，势在必行，这就需要从每一个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入手。

《非典十年祭》观后感 篇6

观看此片后,感触极深。二十世纪最大的政党事件，莫过于苏联共产党的兴起和消亡。其兴起，令世界上多少人感到振奋，其消亡，也令世界上多少人感到无奈。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致使苏联亡党亡国的几个原因。

一、高度集权的党建模式是苏共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纵观苏共几任最高领导人，莫不是权力过于集中，一人独大，又缺乏体制监督，孰不知这种现象如放在一些屑小小人手里就是灾难。戈尔巴乔夫时期更是大搞特权，排除异己，为所欲为，最后逐渐形成了脱离、背离和最终背叛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特权阶层和像戈尔巴乔夫等人这样的代表人物。

二、意识形态崩溃。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几个野心家丧失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主张放弃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全盘照搬西方的理论和制度模式，“背叛了党和人民”，全面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彻底背叛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导致苏共74年执政地位的丧失，使国内经济严重下滑，政治动荡不已，意识形态领域混乱不堪，精神消极颓废，社会矛盾叠出，人民群众遭殃。

三、实行政治多党制和指导思想多元化。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为了向国内外塑造所谓“公开”、“民主”的亲民形象，一是推行无休止的“公开性”，致使苏共高层内部矛盾公开化，加剧了苏共内部的分歧；二是推行所谓的“民主”，致使指导思想多元化，各种非法组织、党派林立，活动猖獗，且听之任之，导致最后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只能是内忧外疾，导致亡党亡国。

四、改革措施不力，发展方向不清，经济私有化，通货膨胀。虽然推行了所谓的“经济改革”，但缺乏正确的方向和有力的举措，没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致使广大人民群众对苏共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是苏共败亡的又一个重要原因。通过观看和认识苏联亡党亡国这一重大事件，对于我们来说，具有较强的警示教育作用，苏共亡国亡党的历史教训是极为严酷、沉痛的，我们必须引以为戒。每一个党员都必须严守党的纪律，听党指挥。《党章》明文规定，党的纪律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党正肩负着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重任，党面临着执政的考验，广大党员也面临着时代的严峻的考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随时可能侵蚀我们。在当前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程中，全体党员要提高遵守党的纪律重要性的认识，强化党的纪律约束，自觉抵御各种诱惑，坚决克服和纠正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进一步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