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美学的学科本性(推荐3篇)
试论美学的学科本性
世纪之交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是以对美学学科本性的审思为其先声的.对美学学科本性的.审思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其一,美学是区别于自然科学也有别于一般社会科学的第三种学科,即人文学科;其二,美学学科存在的根据主要不在于提供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具有普遍性的知识或规律,而在于寻思生活的意义,创设人生的价值,提供人文的智慧.美学的学科定位带动了美学研究从本体论承诺到方法论立场的转变,也使走向现代的中国美学人文关怀力度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作 者:邢建昌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河北,石家庄,050091 刊 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24(2) 分类号:B83 关键词:美学 人文学科 人文精神关键词:书法学学科本性理论特征
书法学植根于书法艺术, 而中国书法艺术博大精深, 它通过抽象的点画、笔墨构成来表现时代精神和人格力量, 使其达到融会万物、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书法艺术的综合性, 也要求创作主体——书法家具备深厚的学识修养和高尚的人格品质。在人文学科领域内, 书法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书法学学科的建立有其理论和现实意义, 这是由它的学科本性和基本理论特征所决定。
一、书法学的学科本性
关于书法学的学科本性, 目前, 我们认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书法学应该是系统化的体系, 它是对书法领域中的某些个别对象的一般性、共同性、规律性的描述。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用不同的方式, 以不同的观念来描述书法中的各种问题, 但定义一门学科, 书法学必须有它特定的角度、观念和方法, 遵循系统性的原则。
其二, 书法学作为一种艺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其创作实践活动, 带有某种偶然性。超越常规的, 出乎意料的挥洒和书写, 有时会得到某种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书法家们在对文字书写进行探索和尝试的时候, 很多重要的作品和重大的研究成果, 往往开始时并没有预定的计划和功利目的, 而是出乎一种审美的好奇心。书法家们始终用自己顽强的努力去体现和满足这种好奇心, 以期获得某种审美上的愉悦。书法家们在“预想字形”、“成竹在胸”追求某种效果之时, 往往更关注一些“神来之笔”和意象不到的效果。诚如苏东坡《题柳子厚诗》中所说,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只要艺术探索是严肃的、认真的, 探索得到的结果是具有审美价值或学术价值的, 它对书法家、书法研究者来说, 都极为重要。
其三, 书法学不仅是书法知识的本体, 而且也是一种思维方法。书法学的思想方法有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是追求真理, 但自身并不具有真理性。艺术从来没有最好、没有权威。书法总是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创造。第二是书法学思维所表达的创造性。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真正的书法家、书法学者, 是以创造性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艺术想象或学术主张的。第三是开放性。书法作为一种艺术活动, 具有开区间的无穷无尽系列, 书法学接受一切新的探索的思想, 但它们最终却必须遵循艺术本身的规则——审美体验和内在逻辑的双重证明。
二、书法学理论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书法理论的数量很多, 但大部分是语录式的, 采取诗话的体例, 我们把古代的书法理论材料加以整理, 根据这些理论材料, 我们认为书法学理论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几种:
(一) 喻物性。
最早的书法理论, 用自然之美来说明书法的美, 用比喻为主要的论述方式。这种书法理论包括对人、书体、笔画等的比喻。如对人, 描写王羲之的有:“王羲之书字势雄逸, 如龙跳天门, 虎卧凤阙。”对书体, “盖草书之为状也, 宛若银钩, 漂若惊鸾, 舒翼未发, 若举复安。”对笔画, 卫夫人在《笔阵图》中形容点画的词语有:“横, 如千里阵云;竖, 如万岁枯藤;点, 如高峰坠石”等等。都是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来描写书法学的。
(二) 缘情性。
我们认为书法学的理论是可以表现内心感情的。如唐代的孙过庭谈到王羲之的书法, 是完全从抒情的角度去描写:“写《乐毅》则多怫郁, 书《画赞》则意涉瑰奇, 《黄庭经》则怡怿虚无, 《太师箴》又纵横争折”还有书家要借书法把生活里的各种感情抒发出来, 如唐张怀瓘在《书断序》中说:“或寄以聘纵横之志, 或托以散郁之怀。”还有唐孙过庭《书谱》中说:“然后凛之以风神, 温之以妍润, 鼓之以闲雅, 故可达其情性, 形其哀乐。”这些书论所表达的感情可谓丰沛。
(三) 伦理性。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美学, 认为美必须蕴涵善。欣赏书法也是在欣赏人格。汉代的杨雄说“书, 心画也;心画形, 君子小人见矣。”可见书法所透露的是君子小人之分, 所以书法学的美也就是人的品格的美;还有作字应先作人, 柳公权的“心正则笔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书法的最高境界是“中和”之美, 项穆在《书法雅言》里关于《中和》就已经指出:“圆而且方, 方而复圆, 正能含奇, 奇不失正, 会于中和, 斯为美善。中也者, 无过不及是也;和也者, 无乖无戾是也。”即是说高尚的人写出的字应该是中和的, 而且是最美的, 也是最善的。
(四) 禅意性。
最代表佛家书法理论的当推禅意派。这类的书论例子有很多, 典型的书法家有黄庭坚、米芾等。这些宋代的书法家几乎都和禅宗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黄庭坚最喜欢引用禅家的话语来点评书法, 如:“字中有笔, 如禅家句中有眼, 直须具此眼者, 乃能知之。凡学书, 欲先学用笔。”米芾评价唐代诸家的楷书为“一笔书”, 并戏称自己的笔法为“八面风”也是禅家语。还有一段关于当时书法名家的著名议论:“蔡京不得笔, 蔡卞得笔而乏逸韵, 蔡襄勒字, 沈辽排字, 黄庭坚描字, 苏轼画字。”而他自己是“刷字”这明显受到文字禅的影响。这些泼辣的语言也是深受“自性成佛, 身外无佛”乃至呵佛骂祖的狂禅理论的影响。
三、结束语
书法学的学科本性较为独特, 并具备完善的理论体系。这是由其自身的学科本性决定的。即书法学是根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中国的文化是讲综合的, 所以书法艺术也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书法艺术自逐渐脱离实用性其艺术性得以强化以来, 书法学的学科建立成为书法艺术史发展的必然。书法学以其独特的学科本性和自身发展的历史成就成为文化领域独有的艺术现象, 其理论体系与历代遗留下丰富的经典作品又为书法艺术在当代社会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认真研究其学科本性和理论特征对于书法学的学科建设有着现实意义, 同时, 对传承书法艺术弘扬祖国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书法学》, 陈振濂,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1年版。
[2]《书法学论文 (三) 》,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
[3]《历代书法论文选》, 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
[4]《历代书法论文选续》, 崔尔平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
[5]《中国书法理论体系》, 熊秉明, 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
关于蔡先生在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研究中富有开拓性的突出成果和贡献,根据笔者多年的研究、理解、感受,作以下简要评述性的回顾、整理、归纳。
一、两部开拓性、代表性的重要著作
1995年蔡先生的《中国音乐美学史》(以下简称《史》著)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一部该领域的开山之作,该著作洋洋六十余万言,记载、编纂、建构、评论了中国三千年的历代乐论文献史、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内容丰富、理论性、学术性很强的专著。1990年人民音乐出版社还出版了蔡先生的《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上下册),这样蔡先生就以《史》著为主体,“资料注译”为羽翼,建构了他的中国音乐美学史的全面完整的体系。蔡先生在他的《史》著的后记中说:“这部书稿倾注着我的生命,我在其中思考着音乐、文化、宇宙、人生……人创作文化,文化也创造人,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就要发展教育,改造文化,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包括人的现代化,美学艺术的现代化。”以上语言,充分表达了蔡先生是一位深情关怀人生的人本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献身于文化、教育、美学、艺术现代化研究的学者。
2003年蔡先生的《音乐之道的探求——论中国音乐美学史及其他》(以下简称《论》著)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这是蔡先生中国音乐美学史专题、个案研究论文集,共收集公开发表论文36篇,五十二万余言。
《论》著不仅对中国音乐美学史中重大个案问题作出“我注六经”式的深入研究和探求,而且还对近代、当代某些重大音乐美学理论问题、音乐美学思潮、音乐美学人物作了训诂论今的、具有“史学、史识、史胆”的分析研究,可谓是一部越名教而任真、善、美的音乐美学论文集。
蔡先生在《论》著的后记中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二十余年来,在中国音乐美学史这块处女地,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这个集子,便可视为我治中国音乐美学史的一个总结。”以上语言,真实地道出了蔡先生不愧为中国音乐美学史这块处女地的开拓者和辛勤的耕耘者,两部重要著作,为中国音乐美学史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奠基石的贡献。
二、为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正名
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是否具有现代音乐美学的形态和意义?这是一个理论界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因为在中国古代并没有“音乐美学”这个名词,直至十九世纪下半叶“音乐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才出现在欧洲。因此,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音乐思想不能称为音乐美学,只能称为“音乐观”。并举《乐记》为例说《乐记》“是封建统治者利用音乐作为巩固自己政权的统治术,而不是为了研究音乐艺术本身的艺术美与艺术价值问题”。与此观点相反,蔡先生在其《史》著中认为《乐记》是中国古代最重要、最系统的音乐美学专著。其“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成熟形态的音乐美学思想。并认为《声无哀乐论》是自成体系的音乐美学专著。《声无哀乐论》注意音乐的形式、音乐的美感作用、娱乐作用、养生作用,把音乐作为独立的艺术即纯音乐加以研究……深入音乐内部,更具有美学价值。其“躁静者,声之功也”更具深刻的音乐美学内涵。
为了进一步证明中国古代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具有现代音乐美学的形态规范,蔡先生将中国古代最古老的“春秋”时期的史书《国语》、《左传》中的虢文公、史伯、季扎、伶州鸠等人论乐语录归类为:
1“音乐美的构成”:从史伯到晏婴、伶州鸠,人们已经认识到音乐美在于“和”,在于寓杂多于统一,在于以众多相异事物相辅相成,对立因素相反相济,“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而达到“和乐如一”的理想音乐美的构成状态。
2“音乐与自然的关系”:从虢文公到伶州鸠,人们无不以自然之“六气”、“五行”解释音乐,而尤其重视音乐与“风”、“气”的关系,认为音乐来自“六气”、“五行”,是对自然之风的摹仿。音乐可以“省风”、“宣气”,使风调雨顺。“嘉生繁祉”,音乐体现了与自然的和谐,使“人神以和”。
3“音乐与社会的关系”:从虢文公到伶州鸠,人们认识到音乐必须受政治、经济的限制,音乐必须“为礼奉之”、“修礼以节之”。同时,音乐也可以反作用于政治、经济、军事。能平心、成政,节制百事,上下和同,政治和顺。
4“音乐的审美准则”:季扎赞美“五声和,八风平”。医和强调“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伶州鸠强调“乐从和,和从平”……都以“和平”、“平和”为音乐审美标准。都推崇平和的古乐、“德音”,而贬斥不平和的“新声”、“淫声”。
以上仅仅是三千年前“春秋”一个时期的部分“正名”之证词,这就足以证明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最早就基本上具备了音乐美学的形态和内涵。其实,这种情况“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它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
蔡先生为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正名非常重要,它不仅确立了中国音乐美学史科学的、独立的地位,更揭示了华夏民族音乐文化历史的悠久和伟大!
三、首次建立中国音乐美学史的建构体系
建构体系是任何学术著作的基本框架、基本对象、基本内容以及对内容的基本编排和划分,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学术性,给后来的继续研究者铺了路,搭好了一个学术研究的平台。
蔡先生的《史》著在这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音乐美学史的对象:中国古代的音乐美学专著,“子书”及后世文集中的有关论述,儒家经典及其他典籍中的有关论述,二十五史中的乐志、律志,西汉以后的音乐诸赋。宋元以后的琴论、唱论、曲论等。
2中国音乐美学史的历史分期:(1)萌芽期。即西周末至春秋末,一部中国音乐美学史只能从此开始。(2)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期。(3)两汉时期。(4)魏晋至隋唐时期。(5)宋元明清时期等五个历史时期。其中萌芽期的划分,学术性较强,蔡先生认为《尚书》、《易经》中有关原始、社会至西周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资料。实际上是出自后世儒家之手,故而不足以说明西周前的音乐思想。
3史料的收集、整理、编篡:这是一项非常复杂而浩繁、艰难、辛劳、同时也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程。主要有五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成果:(1)科学的历史分期必然体现历史资料的内在联系以及形成历史分期的外部社会背景等因素,这是《史》著历史分期的基本原则。(2)把历史资料(乐论)按现代音乐美学的形态归范加以归类。(3)每章节均按概述、史料及其评论、作者介绍、结论等而形成其基本框架结构。(4)章节的标题尽量体现其内容,例如标题为:“虢文公的‘省风
说”,“史伯的‘和同说”等,便于读者查找。(5)按《史》著的建构体系,收集、整理并出版了全面系统的《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上下册),保证了《史》著非常丰富的史料。
总之,《史》著以系统、翔实的建构体系,勾勒出华夏民族具有东方民族特色的音乐美学体系。
四、全面评论中国音乐美学史及其学术、理论方面的重要成果
蔡先生从历史的方位,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方法论和坚实的文、史、哲学术功底,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三千年浩繁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古文献进行了全面的翻译、注解、评论,的确是“倾注了我(按:指蔡先生)的生命”。特别是评论方面,敢于直言不讳、承担责任,显示了无私无畏的学术风采和人格魅力。
以下仅选择笔者认为最具学术和理论意义的学术见解和观点,简要地作部分举例:
1《史》著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实质是讨论“情与德(礼)”、“声与度”、“欲与道”、“悲与美”、“乐与政”、“古与今”、“雅与俗”等的关系。
2《史》著第二十六章和第三十七章具有最为独特和新颖的学术观点,其要点如下:
其一、提出了道家音乐美学思想的体系和发展过程:老子——庄子——嵇康——李贽等发展阶段。把嵇康、李贽包括汤显祖、李开先、张琦等人的音乐美学思想明确地纳入道家音乐思想,并认为是道家音乐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而给道家提出了一个历史发展的音乐美学体系。如果它是正确的话,对中国音乐美学史建构体系将起着主干性、基础性的作用,笔者认为这应该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和探究。
其二、道家音乐美学思想由老子提出,经过庄子的改造,从否定一切音乐变为只否定礼乐,从否定音乐的一切作用到只否定教化作用,而肯定娱乐作用。经过嵇康的改造。又从否定有声之乐变为肯定有声之乐。经过李贽等的改造,又从提倡无情与以恬淡为美,变为否定无情与以恬淡为美,从否定。郑卫之音”变为肯定“郑卫之音”。道家音乐美学思想随历史的发展变得更合理,更科学,更接近人民。
其三、在音乐美学思想方面,“扬道抑儒”、“褒道贬儒”的评论:认为道家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李贽的“主情”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封建主义末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市民阶层挣脱封建枷锁、争取自由的思想在音乐美学思想领域的反映,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人的觉醒,艺术自由的突出标志,具有深刻的反封建意义。而以《乐记》为代表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被收入《礼记》,纳入《白虎通》,变成经典性的官方音乐思想,坚持“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圣人作乐”,节欲抑情。因此,走上了它的反面——“既束缚人”,“又束缚乐”。
其四、对嵇康、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及其人格美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嵇康越名教、求自由的战斗精神,是封建社会最可贵的精神,他的人格美高于屈原。稽康的《声无哀乐论》实质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是世界上最早的具有自律论色彩的音乐美学著作,是对以《乐记》为代表的礼乐思想的批判,其“躁静者,声之功也”深刻揭示了音乐的特性,在中国以及世界音乐美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认为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主张解放人性,解放音乐,自由抒发情感,是中国古代最合理的音乐美学思想。
以上学术观点在《论》著中更有深入、细致、详尽的个案案例的研究,不仅新颖、独特,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性、争鸣性。也是《史》著和《论》著学术上的精髓部分。其论述篇幅很大,笔者只是根据主观的理解作简要的概括,是否准确,还需以原著为依据。然而,学术界对上述领域作进一步的研究、探讨、争鸣尚属罕见。呼吁学术界予以关注和重视。为建立中国音乐美学史科学体系而努力。
3对当代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蔡先生在这方面的新颖、独特的学术观点和见解主要有:
其一、《青主音乐美学思想述评》是一篇勇敢无畏的、还青主人格及其学术研究以清白的前所未有之作。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青主一直是作为难心主义、资产阶级音乐美学家的代表遭到反复批判,其“音乐是上界的语言”、“向西方乞灵”是批判的焦点。蔡先生在为此作辩护的争鸣中指出,“上界”是指人的精神世界,音乐是精神的产物;音乐艺术的特殊性决定音乐是各种艺术之“上”的“上界”,而不是神秘的、宗教的、迷信的、神的上界。“向西方乞灵”是在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向西方借鉴,用以改革中国音乐,而不是“以西代中”、“全盘西化”、“崇洋媚外”。
蔡先生不仅为青主这样一位在人格上、学术上蒙冤受屈的现代音乐美学史人物平反昭雪,甄别和确立青主的音乐美学思想的科学体系及其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而且以此为突破点,对当代一些重大的音乐美学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见《论》著的370页)
其二、对“音心对映——和律论”、“物性本体、艺术本体”、“纯意向性对象”等音乐美学理论,在肯定它们合理方面的基础上,也批评了它们的缺陷。(见《论》著的475、484、493、503、523等页)
在搁笔的瞬间,一个朦胧的幻影突然出现在笔者的脑海,原来是《史》著封页那留有美髯的蔡仲德的照片幻影,并且这幻影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地浮现。他,一个夫子般的,视学术研究如生命的,生命临终前的一段时间还在病榻上打着吊针给研究生讲课、修改文章的痴迷学者。如果他的英灵能冥感到,在他逝世五周年之际,世间有一个和他素未谋面的、并年长他一岁的退休老人,为他在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研究方面的开拓性的突出贡献,写一篇追思、缅怀性的评述祭文,他可能会感到欣慰和喜悦。如果他的英灵能冥感到。在这太平盛世,有更多的后来者在他生前开辟的中国音乐美学史的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进,蔡仲德的英灵一定会含笑于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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