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融资登记服务（通用10篇）
刘建国
（2015年7月22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七月的济南，阳光明媚，荷香四溢！在这美好的时刻，我们欢聚一堂，共庆“山东金超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开业之喜。“山东金超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从前期的筹备工作到今天的正式开业，受到了各级政府、社会各届朋友以及众多合作单位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在此，我谨代表九信控股的全体员工向各位领导、来宾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支持和关心我们的各级政府、社会各届朋友、及合作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山东金超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是经省金融办核准，由济南市金融办批准成立的济南市首家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机构。公司以“实体+网络”的创新型金融服务模式为济南市民间借贷双方提供资金供需信息发布、推介、登记、撮合成交等金融服务。同时，公司还以“登记服务大厅”的模式，吸收优质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民资公司、信用评级公司、保险公司等中介机构和人行征信、公证处、仲裁委等职能部门入驻，为借贷双方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综合服务，确保融资双方高效、安全、便捷地交易。“山东金超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设在山东金融超市主楼的二楼西大厅。经过半年的筹备，公司的软硬件设施已经全部更新到位。此外公司还拥有一批专业知识扎实、经验丰富的金融人才，可为融资双方提供融资、投资、理财、企业财务咨询等综合性、差别化的金融咨询服务，帮助投资者实现财富增值，助力中小微企业快速发展，实现“金超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有益探索和大胆实践。
济南民间资本充裕，民间金融活跃，近年来，省市政府不断加快金融创新改革步伐，省政府先后出台了“金改二十二条”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来引导民年间资本投向中小微企业，这给民间投融资服务行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发展契机。山东金超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正是顺应济南经济金融发展趋势，响应省市政府号召的正确举措。此次以金超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开展民间融资登记管理的试点机构，将有利于加快民间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速度，引导民间资本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有利于优化民间金融资源配置，缓解当前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突出问题；有利于推进民间融资阳光化和规范化，遏制高利贷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山东金超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金融服务模式，是扩大民间资本投资渠道，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一个超前发展的新型平台。公司将遵循“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管理、有效监管、规范发展”的要求，以服务济南民间借贷双方、支持济南本地实体经济发展为使命，明确市场定位，强化管理、依法经营、规范运作，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我们相信，在济南市金融办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朋友和众位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下，“金超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发展会更加迅速，明天将更加辉煌。
一、基本情况
2013年5月8日, 淄博市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中心 (简称“融资中心”) 成立, 是依据国务院及省政府文件, 经市政府批准的市级民间融资登记服务平台, 按照“合法、规范、阳光、监管”的宗旨和“中介搭台, 市场运作, 契约合规, 法律保护”的原则运营, 致力于引导淄博市民间借贷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为促进地区经济健康快速发展而努力。融资中心内设信息部、市场部、风险控制部、综合部, 按照公司制运作, 设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现有员工21人, 具有研究生、本科学历人员占90%, 平均年龄29岁, 具有相应的金融实践经验和法律知识。融资中心自身不直接参与借贷的撮合, 其职责主要有三部分:一是融资登记。根据民间借贷的需求, 融资中心设立信息咨询、信息登记、信息查询、信息发布、融资对接等窗口, 公民、企业法人和其他民间借贷主体可以通过中心信息系统登记、发布、查询融资信息。二是融资撮合服务。通过服务平台商谈对接, 规范民间借贷利率和融资合同, 依法实现借贷交易。三是配套服务。引入银行、评估机构、担保机构、审计、保险、律师事务所等六大类配套服务机构, 减少法律纠纷和借贷风险。其运作流程如下。
为确保中心规范运转, 建立了相应配套措施。
(一) 完善法律法规
融资中心通过政府部门推动, 制定了《关于推动淄博市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中心加快发展的意见》、《淄博市民间融资管理暂行办法》, 对金融办、人民银行、银监局、法院、公安局、工商局等部门统一规定明确相关职责, 切实负起监管职责。
(二) 加强制度和内部操作规程建设
依照“依法、规范、公正、自律”公司理念, 一是建立了规范的内部管理制度;二是建立了业务运行办公自动化系统和网站;三是建立了与相关部门协调有序联动服务机制。
(三) 加强风险管理
一是坚持规范运作。提供建议性规范的借款合同, 严格按照服务流程办理贷款事宜, 借助专业机构形成风险把控的配套服务体系。二是坚持有效担保。保证贷款人的合法权益, 每一笔借款都落实有效的抵、质押物和担保, 确保抵、质押物无任何产权纠纷, 出现违约时, 确保抵押权有效实现。三是坚持严谨审慎。把好借款人选择关, 把好借贷资金来源合法关, 把好借贷当事人证件、文本资料真实关。
(四) 严守三条底线
一是出借资金须为自有合法资金, 不得非法集资, 不得套取银行信贷资金;二是民间融资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三是妥善解决融资业务纠纷, 不得采取暴力方式追债。
(五) 设立民间资本管理公司, 引导民间资本有序流动
按照“投资自愿、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依法合规、接受监管”的原则, 依托融资中心, 设立民间资本管理公司, 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 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有序流动, 发挥其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维护金融秩序稳定方面的额积极作用。
二、取得的初步成效
(一) 市场逐步认可民间融资登记备案方式, 民间融资向阳光化发展
该中心运行一年来, 共登记405笔, 金额12.51亿元。其中, 借款人登记129笔, 金额9.7亿元;贷款人登记276人, 金额2.81亿元;撮合成交99笔, 金额3.18亿元 (存在贷款人资金重复出借) 。累计接待咨询人员万余人次, 市场开始逐步认可民间融资登记方式。
(二) 有力支持了中小企业和三农发展, 引导更多民间融资投向实体经济发展
在当前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背景下, 中心为部分中小企业和三农经济提供了资金支持。运行一年成交3.18亿元资金中, 投向中小微企业19 359万元, 占比60.88%;投向“三农”用户6 127万元, 占比19.27%;投向个体工商户6 314万元, 占比19.86%。如桓台县某养殖专业合作社与山东布莱凯特黑牛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为扩大养殖规模, 急需发展资金, 经融资中心积极撮合, 成功融资200余万元。高新区某机加工企业, 为加快企业创新发展, 解决技术转型过程中资金需求, 经融资中心认真考察调研, 并向贷款人积极推介后成功融资700余万元。
(三) 撮合成交资金“零违约”, 对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化发展起了良好示范作用
运行一年成交3.18亿元资金中, 采取抵押、担保、信用方式的分别占比60%, 30%、10%, 抵押主要以房产、土地、车辆为主, 由于中心提供的良好风险防范措施和规范的操作流程, 确保了资金使用到期无一违约, 而且资金到后, 双方须做的积极性非常高, 对民间融资能够规范化发展、减少纠纷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四) 有效引导民间融资利率趋向合理
运行一年成交3.18亿元资金中, 借款期间为3个月以内、3~6个月、6个月~1年内的分别占比11%、36%、49%, 个别存在以股权方式进行投资, 期限超过1年。月利率一般在1.5‰~2‰, 平均约为1.8‰。虽然需求资金远大于供求资金, 有可能成交利率很高, 但中心规定, 融资上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市场行情自行在书面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利率, 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 (保含利率本数) , 所以能够确保民间融资利率不向畸形发展。
(五) 发挥示范引导功能, 有利于逐步培育信息对称的民间融资市场
一是建立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中心信息查询系统, 定期分析公布有关民间融资情况, 建立定期利率公布机制, 有利于很好的引导社会预期, 对民间融资信息有更多的了解和掌握。二是有利于培育大的民间资本投资主体, 拓展民间融资渠道。民间资本通过在平台的登记和运作, 会发展成更多更成熟的市场投资主体, 然后, 通过组建民间资本管理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逐步扩大投资渠道, 成为促进民间资本规范发展的主导力量。
三、存在的问题
(一) 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目前我国民间融资立法进程严重滞后, 监管主体缺位、监管规则缺失。现行法律规范主要散于《民法通则》、《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律规定, 也没有统一主管部门实施监管。基于此, 地方政府探索民间融资规范化、阳光化, 试行民间融资备案管理, 对于探索完善民间借贷法律体系、创新民间借贷监管手段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然而由于没有立法保护, 目前地方政府无法对登记备案实行强制管理。
(二) 借贷双方均存在较大顾虑, 中心吸引力有待增强
没有法律规定强制备案, 民间融资备案登记只能以自愿、吸引为主。中心一方面宣布不承担民间借贷风险, 另一方面用绿色通道保障权益吸引, 消极的第三方角色难以吸引借贷双方信任。对于借款人而言, 比较重视风险的控制, 但控制金融风险靠的不是政府的命令, 而是信息的透明、准确的定价、借贷双方的自律、法律的惩处。中心提供了一个撮合平台, 却没有相关的配套服务或者说对于配套服务不承担责任, 对于平台上的违规做法没有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中心引入公证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担保机构、评估等配套服务机构, 减少借贷双方法律纠纷和借贷风险, 但没有对各中介机构的约束制度, 并没有针对金融特点建立起有力的约束机制。对贷款人来说, 在无强制要求的前提下, 处于个人隐私泄密、税收追缴、产生不良信用记录等担忧, 很难主动去登记备案。
(三) 备案登记内容真实性、完整性存在风险
中心目前没有接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推行民间借贷备案管理, 其最终目的在于重建民间融资信用体系, 并形成“民间融资征信系统”。从各国征信系统建设的历史经验来看, 征信体系建设离不开信用数据库的建设, 而信用信息的真实、准确则是信用数据库发挥作用的生命线, 是信用体系建设成败的关键。在当前的民间融资备案运行机制下, 中心虽然要求借贷双方备案时提供信贷资金银行转账凭证等材料反映资金用途真实情况, 但因缺乏帐户审查权或相应的资金划转跟踪机制, 只能停留在形式审查。借贷交易发生后, 利息支付、本金偿还未能及时采集, 影响信用档案的及时性和完整性。
(四) 后续监管管理机制不健全
从制度层面以及行为过程理解, 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应当是涵盖备案申请、受理、审查、备案信息使用以及相关监督管理在内的一系列活动的总和, 既要有备案登记、信息查询等内容, 更要有与之相对应的后续监管机制, 否则将会削弱备案的社会效果。从当实践的情况来看, 相关备案管理制度在设计上还存在缺陷, 尚未建立相应的后续监督管理机制, 中心的备案主要以借贷发生时的备案为主, 后续监督管理在机制与系统层面仍未能有效体现, 存在“重备案、轻监管”的现象。
四、政策建议
1.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简称红枫) 由妇女问题专家、离休干部王行娟于1988年创办，是以志愿者为主体的非营利性民间妇女组织。经过近20年的努力，红枫已经成为国内外负有盛名的民间妇女组织。红枫创始人王行娟18年来为机构的登记费尽心思，没有任何结果。
登记情况：北京市宣武区工商局登记。
2. 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简称“星星雨”），1993年成立，是为孤独症儿童提供特殊教育训练服务的教育机构。创办人田惠萍是孤独症儿童的家长，从1993年起一直尝试找残联等有关部门做业务主管单位没有成功。
登记情况：北京市朝阳区工商局登记。
3. “自然之友”是梁从诫先生创办的民间环保团体，主要通过研讨、培训、讲座、展览、网站、出版物、倡导、政策建议等活动形式开展环境保护的工作。历经10多年的创立与发展，自然之友已经成为中国具备良好公信力和影响力的民间环保组织的旗帜，对中国环保事业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自然之友于1993年开始活动，因为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挂靠在中国文化书院，属于社团的二级机构。
登记情况：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4. 北京恩玖（NGO）信息咨询中心。是国内第一家民间组织的信息服务机构。为了推动非营利组织公信力建设，中心从2003年开始进行公信力系列培训，举办了65次培训和评估，近700个组织中的2660多人接受了相关的能力建设培训和评估辅导。
登记情况：北京市海淀区工商局登记。
以上几个机构，只是我国千千万万个优秀民间组织的缩影。因为找不到愿意承担业务主管单位责任的政府部门，这些组织只好用企业法人和非法人机构的身份开展活动。带来一系列困难和问题。
为此建议：
1. 在民间组织双重管理体制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应对业务主管单位的的职责提出明确要求。业务主管单位对待民间组织的登记申请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不予答复或不说明任何理由不予同意的，属于行政不作为，应追究其责任。
2. 建议民政部门适当扩大业务主管单位的授权范围，如授权一些优秀大型公益机构承担民间组织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责。这类机构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管理能力不一定比政府部门差。
3. 建议民政部门对本提案所涉及的4个优秀机构的民间组织登记问题进行专案处理。对其是否具备民间组织登记的条件，建议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后认定。
潘贵玉等17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草案，建议国家发展污水回用，推进污水资源化，增加水资源总量，以缓解我国严重的淡水资源缺失问题，保证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污水回用是对水资源循环的人工模拟和强化，供水的80%转化为污水，经处理后，其中70%可以再次循环利用。这意味着通过污水回用，可在现有供水总量不变的前提下，使得可用水量增加50%以上。因此，发展污水回用，推进污水资源化，是实现有限的水资源合理利用，增强我国水资源自给能力和安全保障的必然选择。
现在污水成体系使用过程中的困难：
1. 产业决策中对成本和技术的误解。
2. 国家的政策导向。
3. 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相对滞后。
4. 完整、系统的管理体系尚未建立。
5. 设施建设融资环境欠佳。
6. 价格体系和收费机制仍未形成。
7. 政府、企业和用户的利益分担机制没有建立。
8. 对再生水回用的安全性、重要性认识不足。
9. 法律法规体系有待完善。
为了尽快使污水资源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根据再生水利用的发展现状，结合实际，提案草案提出以下建议：
1. 制定城市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统筹安排城市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和再生水设施的建设和发展。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时，应对城市用水需求和可用水资源做出尽可能准确的估计和判断，并以此确定城市规模和经济结构，使城市建设和发展真正做到量水而行。要根据不同水源的数量、质量特征和不同用水的要求，合理确定开发次序，优化配置各类水资源。
2. 制定适合的污水资源化法律法规和给水规范。在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制定颁布城镇污水处理和再生利用的法规和技术规范，完善法律保障体系。以污水资源化为目标，从严确立城镇污水处理的总体要求和基本标准，并对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规划、设计、投资、收费、监督、管理等加以规范。建立各类用途再生水的水质标准体系，并制定发布相关的安全卫生技术准则，确保再生水利用健康有序地推进。
3. 加大执法力度，对水资源进行阶梯式水价。目前，为了阻止过多的使用水资源，水资源管理部门对于用水大户棗自采水企事业单位，均有总量上的要求和控制，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执行的到位程度欠缺，即使使用的水量超标了，也仅仅处以少量罚款。因此，对于企事业单位应在加大行政执法力度的同时，实施阶梯式水价，对于超出的水量部分加收水资源管理费，提高企事业单位的运行成本，以经济杠杆促进污水资源化，对污水进行处理再生使用。
问：民间借贷，如个人与个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借贷行为，如果涉及不动产抵押，能否到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具体应该如何办理？湖北省枝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淡红丽
答：从总体上看，我国《物权法》的有关规定为不动产抵押时应当进行登记提供法律基础。《物权法》第10条明确规定，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并于第16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难发现，不动产登记是指国家专职部门将不动产及其物权的相关事项记载于国家专门簿册的事实。此外，《物权法》第187条规定：“以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
具体而言，《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2条中“本条例所称不动产，是指土地、海域以及房屋、林木等定着物”，对不动产登记簿所应记载的不动产范围作出明确性规定。这也应作为不动产抵押登记的范围限定。对于民间借贷能否申请不动产抵押登记的疑问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不动产登记事项对不动产登记进行分类，可以将不动产登记分为标示登记和权利登记。前者是对不动产自然状态的登记，如对土地面积及其四邻界址、土地类型的登记；后者是对与不动产有关的权利的登记，包括不动产物权登记，如房屋所有权登记、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等，还包括对特殊债权的登记，如以债权为对象的预告登记。这也就意味着民间借贷在符合一定条件时是可以进行不动产登记的。
不动产登记中的抵押权登记是不动产权利登记的重要类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第66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保障其债权的实现，依法以不动产设定抵押的，可以由当事人持不动产权属证书、抵押合同与主债权合同等必要材料，共同申请办理抵押登记。抵押合同可以是单独订立的书面合同，也可以是主债权合同中的抵押条款。”另外，参照不动产登记簿中“抵押权登记信息”部分，在符合《细则》第65条规定的不动产抵押登记范围的情形下，申请人应当将拟进行抵押登记的抵押权人、抵押人、抵押方式、登记原因、被担保主债权数额以及债务履行期限等事项准确地向不动产登记机构进行申请。由此可知，民间借贷行为中涉及不动产抵押的情形，其借贷资金属于被担保主债权或者属于其一部分时，该项民间借贷可以申请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
民间融资如何引导与规范?作为民间融资课题的参与者,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硕士生徐雅婷梳理了现有的民间融资立法,发现现有立法呈现出分布散乱、层级效力低的状态,但释放出了逐步放松金融管制的信号,现正处于从金融“压抑”到“自由”的转轨时期。
“规范与引导民间融资阳光化、合法化,以促进和推动其健康发展的政策意图十分明确。”浙江省金融办袁军培向记者指出,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无不表明国家为鼓励民间投资提供更多的政策与立法支持。
去年,浙江省政府出台的国内首个引导和规范民间融资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和改进民间融资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就是为了引导与规范民间融资行为,发挥其积极作用的一面,逐步构筑一个使之从地下走上地面的阳光化体系。
政府对货币财产在平等主体间运行如何干预?既要实现有效监管,又让融资者免受无端追究,就需要一项免除后期纠纷的程序安排。备案登记制度应成为民间融资立法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 为了便利融资租赁交易当事人公示权利，维护交易安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以下简称征信中心）建立融资租赁登记公示系统（以下简称登记系统），办理融资租赁登记，并为社会公众提供登记信息的查询服务。
第二条 本规则所称融资租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十四章第二百三十七条所规范的交易活动。
凡符合《合同法》第十三章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且租赁期限在1年以上（含1年），或者经出租人同意承租人实际占有租赁物的期限在1年以上（含1年）的租赁交易，当事人可以申请在登记系统进行登记，并适用本规则的规定。
第三条 融资租赁登记的租赁物包括机器设备等非消耗性动产，但不包括为个人、家庭消费目的使用的租赁物。
第四条 融资租赁登记由出租人与承租人约定的一方办理。出租人或承租人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他人办理登记的，适用本规则的相关规定。
办理登记的出租人或承租人在以下条款中也称为“发起登记的当事人”。
第五条 发起登记的当事人应当如实填写登记信息，并承担与登记信息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有关的后果。
第六条 融资租赁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在登记完成后的合理期间 内，由发起登记的当事人将登记的事实通知对方。
第七条 进行融资租赁登记的当事人，应当注册为登记系统的用户。
用户应当如实填写注册信息。注册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及时更新。第八条 登记系统的用户分为普通用户和常用户。
机构和个人可以注册为普通用户。普通用户是仅具有查询资格的用户。
机构可以注册为常用户。申请机构通过其住所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分中心（以下简称征信分中心）身份资料审查后取得常用户资格。常用户是具有登记和查询资格的用户。
第九条 申请常用户资格的机构须向征信中心提交《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登记系统常用户开通申请表》（以下简称《常用户开通申请表》）。
申请常用户资格的机构提交签署的《常用户开通申请表》视为同意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登记系统用户服务协议》（以下简称《用户协议》）条款的约束。
申请普通用户的机构或者个人在登记系统互联网页面点击“同意”按钮视为接受《用户协议》条款的约束。
第十条 申请常用户资格的机构，应向住所地的征信分中心提交以下资料：
（一）机构注册文件：
1、金融机构提供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副本的复 印件，并出示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2、企业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并出示原件；
3、事业单位提供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复印件并出示原件；
4、其它机构提供注册管理部门颁发的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并出示原件；
（二）填写完整并签字盖章的《常用户开通申请表》；
（三）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并出示原件；
（四）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五）经办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并出示原件；
（六）单位介绍信。
金融机构申请常用户资格的，无需提交第（三）项所指材料。上述机构注册文件复印件、《常用户开通申请表》、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和单位介绍信均应加盖公章。
第十一条 征信分中心对常用户申请机构提交的申请资料进行审查，并在受理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审查结果录入登记系统，并告知申请机构。
第十二条 初始登记内容包括出租人和承租人的基本信息、租赁物的描述、登记期限等。
出租人或承租人为机构的，应填写机构的法定注册名称、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组织机构代码或金融机构编码、工商注册号等。
承租人为个人的，应填写有效身份证件号码、有效身份证件载明 的住址等信息。
出租人或承租人可以登记反映融资租赁交易关系的其他事项。第十三条 租赁物的描述，可以通过租赁物的名称、规格、数量、质量、状况、所在地等信息进行具体描述；也可以使用概括性的方式进行描述，但应当达到合理识别租赁物的程度。
对租赁物的描述，也可以登记“租赁财产唯一标识码”。“租赁财产唯一标识码”是指机动车车辆识别代号、机器设备的机身号码或序列号及其他依据法律法规、行业惯例形成的租赁财产标识编码。
第十四条 登记内容存在遗漏、错误等情形或者融资租赁合同变更导致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发起登记的当事人应当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五条 登记所填写的承租人法定注册名称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变更的，发起登记的当事人应当在有关事项变更之日起4个月内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六条 发起登记的当事人根据权利公示需要确定登记期限。登记期限的选择范围是1至25年。
在登记期限届满前90日内，可以申请展期登记。展期可以多次，但每次展期期限不得超过25年。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融资租赁关系终止的，发起登记的当事人应自该情形发生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注销登记：
（一）融资租赁合同履行完毕；
（二）出租人取回租赁物或者租赁物灭失；
（三）其他导致融资租赁关系终止的情形。第十八条 融资租赁合同当事人或者对租赁物主张权利的利害关系人对登记有异议的，可以和发起有关登记的当事人协商，要求变更或注销有关登记。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异议登记。
办理异议登记的当事人应当在异议登记办理完毕之日起3日内通知发起有关登记的当事人。
第十九条 办理异议登记的当事人在异议登记完成之日起15日内未向征信中心提供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起诉讼或仲裁的证明材料的，征信中心撤销该异议登记。
第二十条 登记系统为每笔成功提交的登记分配唯一的登记编号，生成含有登记时间及登记编号的登记文件。
第二十一条 进行变更登记、展期登记和注销登记时，当事人应当输入该登记对应的初始登记编号与修改码。
对存在多个出租人或承租人的登记进行变更登记、展期登记和注销登记时，可以填写授权该次登记的出租人或承租人。授权该次登记的当事人在登记系统称为授权人。
第二十二条 经对租赁物主张权利的利害关系人申请，征信中心根据生效的法院裁判或仲裁裁决，撤销有关登记。
第二十三条 登记填写的承租人法定注册名称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错误导致登记不能查得的，不能实现公示权利的目的。
第二十四条 登记期限届满未进行展期的，登记系统不再提供该登记的对外查询。
登记期限届满前注销登记的，剩余登记期限超过180日的，该登 记继续对外提供查询180日；剩余登记期限不足180日的，该登记在剩余登记期限内继续对外提供查询。
第二十五条 任何机构和个人均可在注册为登记系统的用户后，查询融资租赁登记信息。
第二十六条 登记系统根据查询人的申请，出具与查询条件相符的查询结果。查询结果包括查询报告和查询证明。
第二十七条 查询人可以按机构承租人的法定注册名称进行查询；也可以按个人承租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号码进行查询；租赁物有标识码的，也可以按照“租赁物唯一标识码”进行查询。
征信中心仅对以承租人法定注册名称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为查询条件的查询结果负责，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提供相应的查询证明。
第二十八条 任何机构和个人可以通过输入编号在登记系统对登记文件和查询证明进行验证。
第二十九条 在登记系统输入字母、数字和括号等信息，均应在输入法的半角状态下进行。
第三十条 登记文件记载的填表人是指发起登记的常用户机构。第三十一条 申请用户名称变更、用户密码重臵、用户停用或注销以及依据 本规则第二十二条申请撤销登记的，当事人应当下载并填写相应的附表加盖公章后寄送至征信中心。
申请用户注册名称变更的，还应当提供名称变更前后的机构身份证明材料副本复印件和相关部门出具的名称变更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申请撤销登记的，还应当提供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和生效法院判决、裁定或仲裁裁决书的复印件。申请人是机构的，上述材料应加盖公章。
对于审查通过的上述申请，征信中心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
第三十二条 使用登记系统进行融资租赁登记与查询，应当按照征信中心发布的收费项目与标准缴纳费用。
上述收费项目与标准由征信中心另行发布。
第三十三条 本规则所称有效身份证件对于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民，是指居民身份证；对于香港、澳门居民是指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对于台湾居民是指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对于外国公民是指护照。
本规则所称身份证明材料，对于个人是指上述有效身份证件；对于机构是指《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营业执照》副本、《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其他法定注册登记证件之一。
第三十四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一、民间借贷概念新解读
在我国,借贷市场主要由金融机构借贷和民间借贷组成。金融机构借贷,指受国家金融机构监管的银行、信用社、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信托公司、小贷公司的放贷行为。《新法释》解决的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因资金融通而发生的争议,该法释第一条第一款开宗明义:“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这个界定体现出了民间借贷行为特有的本质和主体范围。从称谓的形式上明晰了与国家金融监管机构间的区别,也从借贷主体的适用范围上与金融机构进行了区分。民间借贷主体不仅仅包括自然人,还包括法人、其他组织。具体分为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和法人与其他组织之间六类借贷关系。
二、民间借贷抵押登记的历史及现状
1. 民间借贷抵押登记的历史情况
民间借贷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一种融资信用形式,“民间借贷”这一称谓约定俗成,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为社会广泛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民间借贷即已非常普遍,一般借贷双方都邀请没有相关利益关系的人见证,共同签署相应的借款合同,同时使用不动产(包括房屋、土地)出典担保借款,构成了中华法系特有的典权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初期开展了不动产总登记,民间借贷抵押由登记部门向典权人颁发他项权利证书,证书上载明他项权利类型及债权数额等基本信息,成为不动产抵押登记的基础雏形。
2. 民间借贷抵押登记的现状
目前民间借贷游离于体制之外,没有正式的监管形式,比金融机构借贷风险更高。有数据显示,民间借贷纠纷已经成为继婚姻家庭之后第二位民事诉讼类型。长期以来,为避免、减少纠纷,登记机构对于民间借贷抵押登记审查非常谨慎严格。1991年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1996年由中央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对于企业之间的借贷,一般以违反国家金融监管秩序为由而被认定为无效、被查处。有些部门规章对于民间借贷也有限制条款,2012年由国土资源部颁布的《关于规范土地登记的意见》规定:“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取得金融许可证的金融机构,经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等可以作为放贷人申请土地抵押登记”。这些制度性规定在司法界和登记实务界被长期实施、执行和遵守。部分登记机构大多也仅受理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法人(自然人为贷方)、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自然人为贷方)的抵押权登记;因购销合同等民商事债权债务关系而产生的合同义务,对义务履行的担保导致的抵押权登记予以受理。对于自然人和法人(自然人为借方)、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自然人为借方)、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借贷的抵押担保,因制度禁止都不受理。1997年《合同法》和2007年《物权法》颁布实施后,加之市场经济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绝对认定民间借贷行为无效面临着法律冲突和实践的诘难,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人”不断拷问着“良法之治”还是“恶法之治”?《新法释》的颁布实施,规范了民间借贷行为,明确了民间借贷的主体,拓展了不动产抵押登记的范围,为登记机构办理民间借贷抵押登记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不动产抵押登记中民间借贷合同的审查
《房屋登记办法》规定,申请抵押权登记应当提交主债权合同。《土地登记办法》亦规定,依法抵押土地使用权的应当持主债权债务合同。《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也明确,申请人应当提交相关的不动产权属来源证明材料,登记原因证明材料。针对于不动产抵押登记,这里所指的登记原因证明材料即包含借款合同。前述法规均明确登记机构在办理抵押权登记时需要收取借款合同进行审查,以明确借贷的基础法律关系。笔者认为登记机构在受理民间借贷抵押登记时对于借贷合同的审查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1. 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判断
借贷合同有效才表示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成立,一方当事人才能向另一方当事人主张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也只有基于有效的民间借贷合同、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才能保证合同的履行,使双方利益得以实现。《新法释》在借贷合同效力这一部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1)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合同的生效要件为借款已实际履行完毕,这是由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实践性特征所决定了的;(2)企业之间为了生产、经营需要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只要不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本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内容的,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这是新法释的重要内容之一;(3)企业因生产、经营的需要在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有效;(4)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而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本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的内容确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新法释》具体列举了民间借贷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包括:(1)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2)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3)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4)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5)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由此可见,《新法释》对于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做了很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作为登记机构,对于借贷抵押的实体法律关系效力既无必要又无能力一一究问查明,但要根据前述法条规定注意两个要素:(1)借贷双方主体适格。这里的适格主要是看借贷主体如果是自然人,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如果是法人或其他组织,需在经营期限内,且不能有营业执照被吊销或注销的情形。(2)对于企业和其他组织,无论通过何种方式筹款,借款用途系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
2. 关于民间借贷利率、利息
利率、利息的规制是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是《新法释》的亮点之一。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特别是浮动利率的实施,以基准贷款利率的四倍作为利率保护上限的司法政策变革势在必行。《新法释》有关民间借贷利率和利息的内容主要包括:(1)借贷双方应明确约定利息;(2)确定了民间借贷适用的固定年利率。明确借贷双方约定的年利率未超过24%,法律应予保护;24%-36%这一部分作为自然债务,取决于借款人自动履行的意愿;超过36%以上的,因为其已构成不当得利,法院会认定借贷合同无效。笔者认为,虽然利率、利息不是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内容,但是如果登记申请人提交了未明确约定利息或约定年利率超过36%的借贷合同,登记机构未及时指出,予以登记,很难说这项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瑕疵;一但当事人之间产生纠纷,往往会将登记机构卷入行政诉讼中。因此,登记机构需要对贷款利率进行审查,对于违反规定的合同,登记机构应不予受理,要求申请人依法更正,并不得确认为抵押担保的主债权范围。
3. 民间借贷主体资格的审查
《合同法》规定,合同订立双方应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新法释》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也是《新法释》的一大亮点,与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颁布的《贷款通则》和1991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放贷主体应为具有金融许可的金融机构有了变化。不仅金融机构、典当公司、担保公司等企业可以为出借方,一般企业法人及其他组织也可以为。因此,对于登记机构,应对民间借贷双方的主体资格进行审查。即作为放贷主体,自然人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法人或组织应在其身份的合法有效期内,且未被吊销或注销。
作为登记机构,在办理民间借贷抵押登记时,需要做到“四查一放”:一查借贷双方主体是否符合登记要求。二查担保的债权数额是否明确。债权数额应该为一个具体的数字,例如不能出现“20万元及其利息”,其实借贷双方作这样的约定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在司法实务中,实现抵押权时不单会支持本金,还会支持利息,逾期还款的罚息等。三查借贷合同是否明确约定利息,约定的借款利率是否符合规定。四查借款用途,《新法释》对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给予有条件的认可,规定了法人或其他组织相互拆借资金或在本单位内部筹集资金是为本单位生产、经营需要,司法应予以保护。一放是指还款期限登记机构可以适当放宽相应审查。该项内容由借贷双方约定,对借贷双方具有约束力。《物权法》规定抵押权的行使期间与主债权诉讼时效一致,在主债权诉讼时效超过以后抵押权人主张行使抵押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登记机构需要确认的抵押权期限其实就是借贷双方约定的还款期限,至于抵押权人怠于行使抵押权致使权利归于消弭,这是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使期间效果,与登记机构无涉。
银行承兑汇票，是商业汇票的一种，由出票人签发，银行承诺按照约定期限向收款人无条件兑付的票据。它是企业之间贸易往来的结算工具。按照规定，承兑汇票的开具须有真实贸易背景，因而出票人需出具交易双方购销合同书和增值税发票。自2010年信贷收缩以来，票据支付功能逐渐被异化，融资功能越来越明显。这看起来确实为企业带来了便利。但我们绝对不能忽略这一切所执行的前提：在所有环节的操作都合规的情况下。一旦其中的一环出现了问题就会出现多米诺效应。银行、“票商”、 专门从事给银行提供季末存款的公司、农信社，一环扣一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链。大众所看到的的是摆在最表层的交易商的人生悲剧，但动辄上亿的资金循环后的推手更是让人不禁胆寒。在这个黑幕被揭开的时候，最先“见光死”的自然就是所谓“票商”。当欲望有了发泄的出口是那就不可能阻挡这一洪水猛兽了。完善制度无非就是为人类本性的欲望建一座堤坝，阻止其的肆意膨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国内资金供需矛盾日益显现，民间融资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中小企业及“三农”经济取得流动资金和建设资金的重要渠道。民间融资灵活简便，借贷手续灵活、简便，备受急需资金者青睐。民间融资增长快、规模大，融资主体多元化。对于浙江省这样民间资本大量屯聚之地，2008年浙江民间投资占社会固定投资的58%，根据浙江省台州市测算：2006年台州市民间借贷规模达650-700亿左右，民间融资总额与银行贷款总额之比0.65：1。台州市民间借贷规模总额达千亿以上。而民间资本规模更发达的温州，2011官方统计约4500亿-6000亿左右。但据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估算约8000亿左右，浙全省的民间金融规模达1-2万亿元。可见，民间融资对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着实功莫大焉。由于民间融资的种种便利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普遍发挥的现实作用，这一行为已在社会公众的思想观念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使得其逐渐由“地下”“浮出水面”。特别是一些商业银行个人委托贷款业务的推出和宏观调控措施实施后中小企业资金严重紧张，客观上促进了民间融资流动更加活跃，使得由过去遮遮掩掩的“地下金融活动”，逐渐转向半公开或公开。
我注意到，活跃在交易前线的往往是非专业人员。他们反而在最基层如鱼得水，他们只需靠自己的敏锐的对利益的直觉，哪儿有利益就干哪一行。他们长期积累的人脉更让他们拥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专业人员能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获得更多的信息量，为前线人员的操作进行指导。但越是基层人员一旦物欲被放大，越是一发不可控制。他们没有潜意识里的对自己的违法行为的认识，或许这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赚钱的一个途径，只涉及人情不涉及法律。所以，我国群众的思想基础建设必不可少，知识的普及是提高国民素质水平的关键。
我本人作为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自愿遵纪守法、廉洁从业，自觉抵制非法民间集资，自觉主动维护客户的利益和我行的声誉。现本人做如下承诺：
一、不以变相提高存款利率或向存款经办人和关系人支付费用或佣金等方式违规吸储。
二、不以各种形式参加非法集资活动。
三、不介绍机构和个人参与高利贷或向机构和个人发放高利贷。
四、不借银行名义或利用银行员工身份私自代客投资理财。
五、不利用银行员工或银行客户的个人账户为他人过渡资金，不借用银行客户的个人账户为银行员工过渡资金。
六、不自办或参与经营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机构；
七、不向他人提供与自己经济实力不符的个人担保，不向民间借贷资金提供担保；
八、不允许非本行员工以各种方式进入银行业金融机构办公或营业场所开展民间借贷、违规担保和非法集资活动。
对以上承诺，本人自愿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如有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愿意接受单位或司法机关的相应处罚。
承诺人：
银行员工参与民间融资热点问题典型案件解析 作者｜曹会杰（国浩（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金融商事诉讼，微信号：caohuijie003）*本文经授权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其供职机构及「高杉LEGAL」立场*近年来，随着民间资本日益庞大、民间融资需求持续高涨、正规借贷规模不断收紧，民间融资日渐活跃。基于银行信用方面的“可信赖性”，社会人员利诱银行员工基于自身工作职能、通过多种资金路径，套取银行信用，将民间融资的风险转嫁至银行，使得银行成为社会人员非法融资的“通道”，如浙江杭州联合银行42位储户9505万元存款丢失案（后杭州联合银行在高压态势下率先垫付全部存款）。同时，由于非法融资行为被立案侦查、所涉及民间融资链条的断裂，融资参与人通常会将矛头对准银行，以不同路径产生的各类凭证（存单、借条、担保函等）为依据，向涉事银行提起民事诉讼，典型的如内蒙古中行农行包商行等多家工作人员与非法集资人员图某内外勾结引发储户与银行多起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本文以笔者经办、了解到的热点案件为例，结合权威新闻报道，精选整理了最高法院和部分高级法院的相关典型裁判文书，以期能够揭示民间借贷、违规担保和非法集资引发的风险向银行体系转移的多种模式，并为解决实践中疑难问题提供新的注解。（注：篇幅所限，本文中提到的法规、法院名称、银行名称等均为简称）
一、银行员工参与民间融资的表现形式 据笔者观察，违规参与民间融资的银行员工，大多为以下两类，一类是分支机构（支行及分理处）负责人，另一类为营业场所柜面工作人员，基于工作职能不同具备不同违规形式。机构负责人多以直接参与融资、用个人账户违规与实际用资人发生频繁异常资金往来，采取吸收存款不入账等手段转给用资人放贷甚至直接作为放贷人，但表面上仍为储户出具真实存款凭证（典型案件如中行辽宁水游城支行系列案、安徽泗县农合行系列案等）；或擅自使用银行公章，出具借款凭证、担保书、承诺书等，使银行卷入巨额融资纠纷之中；柜面工作人员则多为非法融资人员“劫持”银行信用的帮手，采取伪造变造存款凭证、诱骗储户多输入密码等操作形式将储户存入的资金（甚至并未真实存入资金）非法转移至社会人员手中（此类情形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内蒙古图娅与中行、农行、包商行部分工作人员内外勾结系列案以及杭州联合银行42名储户存款丢失案）。通过以上多种形式，银行员工与外部人员内外勾结，为民间高息资金提供“通道”，将民间融资的高风险转移至银行，导致银行面临大量涉及民间融资的纠纷。此类纠纷均为典型的民刑交叉案件，涉及到的主体多元、法律关系复杂、个案金额巨大，亦是媒体追访的热点焦点，银行业整体声誉受损，亦成为银行最为头疼的被诉案件类型之一。
二、案解银行员工参与民间融资热点法律问题 问题一：从程序上看,是应当一律遵循先刑后民的原则,还是在一定条件下可刑民并行不悖? 涉及到的非法融资人员基于不同的融资形态、主观意识状态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犯罪（如内蒙古图某案，一审刑事判决认定图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杭州联合银行案，一审刑事判决邱某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另一方面，银行员工除一般情况下可能构成的受贿罪（或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或挪用资金罪）外（如内蒙古图某案，生效刑事文书认定中行柜员通某构成挪用资金罪），还可能构成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以及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如内蒙古图某案，生效刑事文书认定农行柜员贾某除构成挪用资金罪外，还构成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而在共同犯罪情况下还可能构成诈骗罪（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杭州联合银行案，一审刑事判决认定古荡支行文二分理处负责人祝某犯诈骗罪）。在以上不同情况下，如出资人以银行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人民法院把握的尺度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两个典型案例。【典型案例】黄木兴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前埔支行、李宝华、李艺东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441号】（下文简称“黄木兴案”）案情简介：李艺东为前埔工行负责人（行长）。2010年9月15日，李宝华、前埔工行等签署并向黄木兴出具一份《借据》，约定前述共同向黄木兴借款人民币1700万元。2010年11月4日，李宝华、前埔工行、李艺东等与黄木兴签署一份《借款协议》，约定李宝华、前埔工行、李艺东向黄木兴借款2000万元。上述3700万元均已付至李宝华账户内，到期后李宝华未还款。2011年3月底，李宝华、前埔工行、李艺东等作为共同借款人向黄木兴出具了一份《借款延期还款承诺书》，确认并承诺对前述两笔借款自借款之日起按照总额每月以2％支付利息，对借款本金保证分4期还款。《借据》、《借款协议》、《借款延期还款承诺书》上“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前埔支行业务公章(1)”印章不是前埔工行当时对外使用的公章，据李宝华称系其私刻。李艺东在《借款延期还款承诺书》中的两处签字均为其本人所签。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李宝华构成集资诈骗罪及抽逃出资罪，于2013年7月23日向福建厦门中院提起公诉，检察院查明“由于缺乏自有资金，从2006年初开始，李宝华即以支付高额利息的方式，以投资、合作、资金周转等名义，向张丽娃、黄木兴、廖凤珍、林晓玲、吴惠媛、杨秀玉等多人借款，开始进行非法集资活动。”起诉书附表载明，李宝华于2008年2月至2010年11月期间从被害人黄木兴处集资93550000元，已经归还90425000元，尚有3125000元未予归还。裁判观点：福建高院一审认为，李艺东签约时是前埔工行的负责人（行长），其签字盖章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前埔工行承担，判决前浦工行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最高法院二审及再审均未对相关借款凭证的效力进行实体评价，反而将着眼点集中于本案是否应“先刑后民”。最高法院认为，福建省厦门市检察院查明的事实充分表明，本案已经涉嫌经济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经济犯罪嫌疑规定》第十一条，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遂裁定驳回黄木兴的起诉。【典型案例】天津智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保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153号）案情简介：孟亮系天津银行天保支行员工。2013年12月30日，智川公司在天津银行天保支行开立活期存款账户。截止到2014年1月13日，智川公司账户存款余额为5300万元。2014年1月17日，经天津银行天保支行与智川公司对账，智川公司发现该账户的存款余额为零。智川公司在天津银行天保支行开立银行账户等手续以及向第三方瑞吉特公司转账手续上，均与孟亮有关联。且有多个储户在该支行开立资金账户，账户内的资金被转走，被转走资金的情形以及资金流向均与智川公司账户内的资金转走的情形以及资金的走向相同。现已有多个储户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裁判观点：天津市二中院一审认为，智川公司与天津银行天保支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虽未因涉及经济犯罪而由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但智川公司在天津银行天保支行预留印鉴以及账户内资金被转走的方式和情形与其他多名在天津银行天保支行处开立支付结算账户的储户相同。现已有多名储户向公安机关举报并已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驳回智川公司的起诉。天津高院维持了该裁定。最高法院再审认为，智川公司到天津银行天保支行开立活期存款账户，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天津银行天保支行为智川公司开立了帐户，并出具了《活期存款开户通知书》，应视为双方建立了存款关系。对待智川公司的起诉，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的规定决定是否立案。本案中，智川公司请求法院判令天津银行、天津银行天保支行支付智川公司存款5300万元及利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仵。原一、二审法院驳回智川公司的起诉，属适用法律有误。裁定撤销原一、二审裁定，指令天津二中院院继续审理本案。【评析】银行员工违规参与民间融资引发的案件，通常涉及到内外两方面主体的刑事犯罪问题，而该两方面主体的刑事案件进展、卷宗材料中相关人员的询问/讯问笔录、鉴定材料记载及结论直至刑事案件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罪名等，都可能会对与此相关的民事纠纷产生重大影响，有时候一句关键性的表述甚至会决定案件当事人随后极有可能进行的民事诉讼的成败。因此刑事报案是否进行、推进过程中如何表述及提交相应的材料，需要引起各方参与人的高度重视。事实上，银行员工参与民间融资导致的民事法律纠纷，一类基础关系为存款关系，一类基础关系为民间借贷（包括从属担保）。以上两例案件中，黄木兴案实质是银行员工违规出具借款凭证，参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如符合最高法院民间借贷司解第五条规定的情形的，法院应当驳回起诉。而以存款关系为基础关系的案件，据笔者观察，实践操作中逐步对此类案件受理条件予以放宽，本文中提到的典型案例均在不同程度上与刑事案件相关联，大多数刑事案件尚未侦查终结，或未取得生效刑事裁判文书，法院亦作出了生效民事判决。问题二：相对人持存单等存款凭证向法院起诉要求银行支付存款本息，判断储蓄存款合同是否成立的标准是什么？银行是否应当无条件承担兑付责任？相对人收取高息的行为，司法实践如何评价？ 与民间融资有关的存款关系类案件近年来爆发较为集中，规模化特征明显，也是目前媒体与公众关注的焦点类型。一般来说，此类案件大多是资金中介人（或实际用资人）以高额贴息为诱饵，诱使出资人至银行办理存款或者其他资金交付业务，银行工作人员利用操作之便，或私刻盗用公章出具虚假存单进账单，或使用“提前开户预留密码”、“破损换折”、“变造存折”、“诱骗储户输入三次密码”等多种形式，违规转款。【典型案例】潘首相与安徽泗县农村合作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238号，以下简称“潘首相案”）案情简介：高炜为泗县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主任。2011年3月28日，潘首相在泗县农合行从其持有的安徽省农村信用社卡里取款49999999元。同日，潘首相在泗县农合行存入5000万元，泗县农合行开具一张个人定期存单。该存单上载明：户名潘首相，金额5000万元，储种整存整取，起息日2011年3月28日，存期一年，到期日2012年3月28日，利率年3%，到期利息150万元。上述存单到期后，泗县农合行未予兑付。相关刑事案件《起诉书》载明：被告人邱芳以高息揽储为名，将辽宁省大连市人潘首相介绍到泗县农合行存款。被告人高炜将潘首相的5000万元个人定期存单密码挂失，并将重置的密码和潘首相身份证复印件提供给邱芳。2011年3月31日，邱芳将伪造的存单、身份证复印件、密码交给夏伟祥，指使其到营业部通过高炜将5000万元存款提起支取。夏伟祥将5000万元取出后，将其中的3000万元存入以潘首相身份证复印件开立的另一帐户，之后被邱芳和夏伟祥分多次取出使用，另2000万元存入到案外人帐户。至案发，潘首相5000万元本金未归还，个人得到利息800万元。裁判观点：关于案涉储蓄存款合同的效力问题，最高法院二审认为从已经查明的本案有关事实看，潘首相存入泗县农合行的款项为银行内部工作人员违反操作规程，违规从银行转出，为银行内部管理不善所致。潘首相对款项被他人划转情况、流失情况均不知情，潘首相对此不存在过错，不应对存款本金的损失承担责任。泗县农合行上诉主张潘首相应对存款本金损失承担相应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典型案例】李德勇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云阳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812号，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7期，总第225期）案情简介：谭文力原系农行云阳支行工作人员。2009年1月15日，刘红等人带领李德勇到谭文力原农行云阳支行办公室，并向李德勇介绍谭文力是谭行长，谭文力将事先准备好的载明云阳支行收到李德勇存款1000万元且三个月内不抵押不查询不支取的《承诺书》交给李德勇。谭文力在该《承诺书》上签名。经鉴定，《承诺书》上加盖的“中国农业银行云阳支行”的印文与农行云阳支行的公章样本印文不同。后谭文力等人先行到农行云阳支行杏家湾分理处，将事先仿制的中国农业银行存单装入信封内，由谭文力将信封递给银行柜员程建。随后，李德勇到农行云阳支行杏家湾分理处谭文力所站的柜员程建的营业窗口，将自己的银行卡递给程建，谭文力也将其事先用任齐鸣身份证办理的银行卡递给程建，并对程建说从李德勇银行卡上转1000万元到谭文力递交的银行卡上。程建将银行卡取款凭条交李德勇签字，将户名为任齐鸣的银行卡存款凭条交谭文力签字后，将1000万元的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及李德勇的银行卡递交给了李德勇，将户名为任齐鸣的银行卡1000万元的存款回单、银行卡及信封一并递给了谭文力。李德勇与谭文力一同回到农行云阳支行云江大道分理处，谭文力将之前签名盖章的《承诺书》交给了李德勇。随后，谭文力等人按照约定的利率转息差将利息转到李德勇的银行卡。谭文力等人经生效判决认定，利用假存单骗取李德勇1000万元构成金融诈骗罪，判处刑罚，并责令退赔犯罪所得财物。裁判观点：最高法院再审认为，本案不符合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的法律特征，不应定性为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6条第1款的规定，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具备以下法律特征：至少存在三方当事人，其法律关系主要是出资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存款法律关系，出资人与用资人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有资金从出资人向用资人的流动，金融机构在其过程中提供帮助的事实；有出资人与金融机构建立存款关系的证明；用资人直接或通过金融机构向出资人支付高额利息等。本案的事实表明，李德勇并未对银行作出存款的意思表示，银行也未作出接受其存款的承诺，双方未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同时最高法院还认为，李德勇本身具有过错，不符合善意无过失的标准。表现为：一是李德勇仅凭陌生人的介绍就相信银行工作人员谭某是银行行长，未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二是李德勇明知银行的存款业务须在柜台办理，却相信谭某签名的承诺书具有存款效力，而未在柜台交易时作出存款的意思表示；三是李德勇主观上有将该款违规运作获取高利的故意。【评析】已经披露的案件中，部分案件出资人明知实际用资人的存在，且熟识、认可操作流程，尚有部分案件难以证明出资人明知银行员工存在违规操作。目前持有人持存款凭证起诉的，裁判依据主要为存单纠纷司解第五条及第六条，根据不同案件事实区分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与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案件，如持有人持有的凭证为伪造、变造的，按照实际存款数额进行判决。如持有人持有的存款凭证为真实存款凭证，则目前实践来看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对银行一方不甚有利。现实中大量案件持有人持真实存单、进帐单、对帐单、存款合同等凭证为证据提起诉讼，按照存单纠纷司解第五条，金融机构应当对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是否存在存款关系负举证责任。如金融机构不能证明持有人未向金融机构交付上述凭证所记载的款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在存款关系，金融机构应当承担兑付款项的义务。在存单确系伪造、变造的情况下，需要首先依照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判断双方当事人是否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存款人主观过错将会影响银行员工表见代理的认定。存单所涉款项未向银行交存的，持有人持伪造变造存单主张兑付载明存款，缺乏法律依据，难以获得法院支持。在存款凭证真实的前提下，持有人是否追求高额贴息并已经获取高息，对案件定性影响不大。如中行与吴玉忠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中的吴玉忠亦收取过图某支付的高息，中行盘锦水游城支行系列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中的存款人亦收取过高息。鉴于保本心理，持有人在案件进行过程中大多认可将已收取高息在存单款项中扣除，不予认可的，法院通常亦会在最终的裁判中予以扣除。问题三：银行员工违规以银行名义为相对人出具借款协议等凭证的，银行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 此类纠纷涉及到的银行员工多为分支机构负责人，串通出资人，以银行名义向出资人出具银行为借款人（多为共同借款人之一）、出资人为出借人的“借款协议”（或借据等名称），实质上银行并未收到该笔出借款项。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需要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典型案例】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未来大道支行与河南省浙商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812号）案情简介：王洪新系广发银行郑州未来大道支行行长。2011年8月5日，浙商公司（乙方）与广发银行（甲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浙商公司委托广发银行为其资金的保值、增值提供保障服务，金额共计6000万元，资金收益率：月息（税后）2%，资金收益支付方式为按月支付，每月3日前支付当月利息。协议书签订后，广发银行多次向浙商公司出具借款凭证，并指定浙商公司将款项转账至其指定的用资人账户内。郑州中院于2015年1月13日作出刑事判决，以王洪新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裁判观点：河南高院二审认为，王洪新在本案中的行为可认定是职务行为，浙商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具有过错，广发银行应对王洪新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理由为：第一，王洪新在签订《合作协议》时是广发银行未来大道支行的负责人，《合作协议》上加盖的是广发银行未来大道支行的印章（经郑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该印章为真印章），浙商公司股东陆华春也明确提出要与广发银行未来大道支行建立合同关系。因此，浙商公司依据《合作协议》有理由相信合同主体和交易相对方为广发银行未来大道支行。最高法院再审认为，王洪新作为广发银行未来大道支行负责人，代表广发银行未来大道支行与浙商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浙商公司作为出借人向广发银行未来大道支行出借资金，广发银行未来大道支行到期返还借款并按一定标准给付利息。《合作协议书》上加盖的广发银行未来大道支行印章真实。虽然广发银行未来大道支行主张王洪新擅自加盖单位印章，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浙商公司明知该行为是王洪新个人借款行为或浙商公司与王洪新恶意串通，损害广发银行未来大道支行的合法权益。王洪新为单位负责人，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手段行为虽涉嫌犯罪，但浙商公司有理由相信王洪新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依据经济犯罪嫌疑规定第三条，广发银行未来大道支行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评析】此类案件中，银行如作为唯一一方借款人，如资金走向表明银行并未收到出借人交付的资金时，可以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银行经营业务范围不包括向个人借款并支付高额利息的经营业务作为抗辩。如银行作为共同借款人之一，可以印章虚假、擅用公章、未获得授权、银行无对外借款业务等导致借款协议无效的理由进行抗辩。就是否实际履行问题，实践中对于出借人将款项支付至银行方指定案外人在该行开立账户的行为，认可其系实际履行借款协议的行为。就借款协议的效力问题，实践中存在一定的争议，笔者浅见认为，与出具借款协议人员的身份、所加盖印章等所显示的代理权限外观密切相关。与上一案例做出相反裁判的刘治淮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分行民间借贷纠纷案（最高法院（2013）民申字第312号），以银行名义对外借款人员为该分支机构营销经理石胜林，加盖印章亦非分支机构印章，因此最高法院认可了安徽高院二审就对外借款不属于对外经营活动且石胜林不构成表见代理的判断。与王洪新案裁判结果相类似的，还有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晚报大厦支行与李海波借款合同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21号）。该案系晚报支行（原为阳光支行）行长蒋慕飚以阳光支行名义出具借条，最高院再审认定蒋慕飚对外出具借条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支持了二审法院做出的中信银行全额还款的判决。问题四：银行员工违规以银行名义为相对人出具担保凭证的，保证合同效力几何？无效情形下，银行承担何种责任？ 与上一问题情形相类似，违规出具担保凭证的，大多为银行分支机构负责人。该等负责人受出资人、用资人或者其他相关主体利诱，违规出具表述担保内容的承诺函或在借款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公章。此类保证合同的效力应该如何认定，且看如下案例。【典型案例】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三桥街支行与刘凤兰、李刚等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62号）案情简介：李刚系中行三桥街支行原负责人。刘树忠为了偿还银行贷款和其个人债务，找到时任中行三桥街支行负责人李刚商量解决巨额资金短缺问题，决定采取擅自伪造银行理财产品协议书，并擅自加盖银行行政公章，从而达到吸收社会闲散资金，由被告人刘树忠进行使用的目的。李刚、刘树忠已被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刑罚。裁判观点：关于中行三桥街支行与刘凤兰之间的担保合同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最高法院认为：本案两份借款合同担保方栏目落款处均有中行三桥街支行原负责人李刚本人签名并加盖有该支行公章，所涉当事人对上述签名与公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说明该担保系李刚代表该支行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申请人中行三桥街支行为恒建公司提供担保的事实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九条“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债权人和企业法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债权人无过错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该支行作为分支机构应对超出其授权范围提供的无效担保行为承担法律后果。李刚作为中行三桥街支行负责人，以单位的名义对外进行本案担保活动，即使其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该支行仍应对李刚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典型案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林口支行与牡丹江市东安区江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恒辉陶瓷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62号）案情简介：姚玉峰为林口建行负责人。江达公司与恒辉公司订立《借款合同》，约定恒辉公司向江达公司借款2000万元，实际放款1900万元。姚玉峰以林口建行名义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如借款人未按照约定期限偿还牡丹江市东安区江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贷款本金，同时无法将约定抵押物抵押给牡丹江市东安区江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我行将负责偿还牡丹江市东安区江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贷款本金及利息”，承诺书加盖了林口建行的印章。姚玉峰因违法出具金融票证罪被黑龙江省林口县人民法院以（2014）林刑初字第38号《刑事判决书》予以定罪。裁判观点：就林口建行是否具备从事担保业务的经营范围和经营资格的问题，最高法院再审认为，林口建行的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并未将担保业务排除在林口建行的经营范围之外，故二审认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林口建行的经营范围授权系概括授权不适用担保法关于分支机构不得为保证人的规定，是有依据的。就姚玉峰代表林口建行签署承诺书的行为，最高法院再审认为，因姚玉峰时任林口建行负责人，其代表林口建行签署的《承诺书》加盖了林口建行的印章，该行为系姚玉峰的职务行为，林口建行在工商机关备案的章程包含担保业务，其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及备案的章程均未对林口建行负责人对外订立担保合同作出权利限制，林口建行亦无证据证明江达公司与姚玉峰恶意串通骗取林口建行提供担保，故姚玉峰构成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并不能免除林口建行的民事责任，林口建行对时任林口建行负责人的姚玉峰的履职行为应承担保证责任。【评析】以上两则案例，均系银行分支机构负责人以银行名义违规出具担保且加盖银行印章的情形，裁判结果大相径庭，可见银行是否承担担保责任、承担责任的比例，司法实践中需要考虑担保行为效力及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两案均系最高法院作出，其核心在于担保法第十条、第二十九条是否应作为该案的裁判依据。也就是说，担保行为的效力取决于该分支机构的担保行为是否适用担保法否定性规定，而进一步理解还需要衡量银行分支机构作为法人分支机构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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