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的边塞诗(精选9篇)
作者:不详
高适与岑参都有过军旅生活的经历,都以七言古诗见长,他们的诗都有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奋斗精神的共性,但创作风格却迥然不同。高适(702--765)的诗风现实主义多于浪漫主义。在描写边塞的战斗生活时,他侧重于表现战斗的激烈、艰苦和对士卒的同情,例如在《燕歌行》中,他就将沙漠的荒凉环境,激烈的战斗气氛,士兵的复杂心态等的思想内容融为一体,形成了雄厚豪健、悲壮浑朴的艺术风格。他的一些赠别诗,如《别董大》、《别韦参军》也具有他的边塞诗豪迈动人的气概。
[高适的边塞诗]
一、数词
现代汉语中对数词做如下定义:表示数目和次序的词, 分基数词和序数词。事物无论抽象还是具体, 无论时间还是空间, 都存在一定的“量”, 都必须借助数词来表征。全观高适诗歌, 一、二、 (两)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几等数词皆有出现, 它们在诗句中不仅承担起表示数目和次序的语法功能, 而且作为诗歌结构的重要成分还起到了表示对称、虚指、省略以及用典等诸多作用。由于客观事物的可计量性与数字的粘和性, 使高适诗中的数词呈现出不同的配伍形式:
(一) 数词的出现形式
1. 名量式。
一是数词+量词+名词, 这是数量词最常见的组合形式, 这种用法在古今汉语中出现都最为广泛, 有时连量词都可以省去而使得数词与名词直接结合却不影响其表情达意。量词充当句法成分是很有限的, 但一经同数词组合就大大活跃起来。从语法功能来看, 数量词做定语是它的本质功能。二是数词和名词的直接组合。
2. 动量式。
数词或数量词组与动词直接组合, 语言简洁, 但不及名量式常见。
3. 叠加式。
此类型是指在同一句诗中数量词组相加, 形成或并列或顺承的关系。
4. 习惯式。
其组合方式约定俗成或具有专指意义, 内容具有文化历史意韵, 不可以随意更改。这类用法又可以分为专指和用典两类。
(二) 一般常见用法
1. 基数词。
表示数量;表示对称:时间与空间、同指、多与少、少与多。
2. 序数词。
洛阳无二价, 犹是慕风声。《赠别褚山人》此句中“无二价”即“第二个价格”的意思。
3. 特殊用法——虚指。
诗句中出现的某些表示时间或空间的数字并无实际意义, 而是一种概括, 或者仅仅是为了满足诗歌结构的需要。高适诗歌中数词的广泛使用除了承担语法、结构功能以外, 对于抒情、描写及多种修辞格的交融还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二、量词
到高适时期, 对字词的锤炼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而许多“用来表示事物或动作单位的”量词的运用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来考虑的。量词的初步分类早在两汉时代就已经开始, 而“量词的全面分工在南北朝时代是已经初步地展开了”。到唐代时, 量词的类系大体说来可分为名量词 (物量词) 和动量词两个大类。高适诗歌中年、里、声、石、岁等量词皆有出现。
(一) 名量词
名量词, 是量词类系中的第一大类。这类词发展和完善得都比较早, 到唐朝时已经呈现出词类丰富、分工细密的特征。在古汉语中量词的分工完全是以服务名词为目的的, 什么样的名词用什么样的量词具有严整的规范。
(二) 动量词
动量词是量词类系中的又一大类, 表示动作行为的单位, 王力先生在其《汉语史稿》中认为动量词的兴起是在唐代以后, 可“事实上汉语动量词是在南北朝时代就已经产生了”。
从现代汉语言规范来看, 在文学语言特别是古体诗歌中, 有些量词和名词的搭配, 有时却突破常规, 超越规范, 从而收到很好的修辞效果。这一点在高适的诗歌中表现尤为突出, 具体情况如下:
1. 表达事物, 形象生动。
“在整个唐诗的意象或者代码体系中, 除了庞大的写景抒情、隐喻意象和典故以外, 不能忽略借代与代字的用法。”
2. 创造意境, 增加韵味。
“字的最基本的层次是避俗露, 追求字词的婉曲华美”。
3. 化虚为实, 朦胧真切。
量词化虚为实的作用, 是由运用修饰具体名词的量词来修饰抽象名词而形成的。从修辞的角度看, 即为量词的比拟用法, 量词这种特殊的表意作用增强了语言的表达效果, 使语言更加生动形象。
(三) 省略量词
省略量词的用法在古文特别是古诗中颇为常见。在此种情况下量词的缺失非但没有造成句意的改变, 恰恰相反, 还使得诗句言简意赅地表达原意外, 更好地兼顾到了诗歌整体的合仄押韵。
总之, 高适诗歌中数量词的大量运用是在中国文化与汉语数字特性基础上, 有意或无意识而为之。数量词的大量应用不仅承担起了诗歌结构布局与表情达意的作用, 而且在一个特殊的层面上充当了数量词实现语法、句法功能的典范实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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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1965, 6.
他们参与了唐代的对外战争,对边塞和军旅生活有自己的亲身体验,从戎而不投笔,或描绘苍凉的边塞风光、民族风情,或赞颂将士们英勇杀敌的勇武精神、建立军功的壮志,或描写边塞生活的艰辛、诅咒战争带来的灾难,其中较有代表的是李颀、高适和岑参。
作为盛唐边塞诗的杰出代表,李颀、高适和岑参的歌行、律绝虽皆有佳作,但他们更擅长七言古体,如李颀的《古从军行》、《古意》,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这些诗作是盛唐边塞诗的代表作,体现了盛唐边塞诗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瑰丽的美学风格。
李颀的诗歌风格多样,或豪放,或悲慨,或高古,或雄浑。李颀的诗以特有的风貌给盛唐诗坛增添了不一样的光彩。据《唐才子传》记载:“李颀性疏简,厌薄世务。慕神仙,服饵丹砂,明轻举之道,结好尘喧之外。一时名辈,莫不重之。”开元二十三年,进士及第,后调新乡尉。其《欲之新乡答崔颢綦毋潜》有诗云:“数年作吏家屡空,谁道黑头成老翁。男儿在世无产业,行子出门如转蓬。”几年后他便辞官归隐,过起闲逸恬淡的日子。
李颀在当时诗名颇高。其诗内容丰富,尤以边塞诗、音乐诗获誉于世。他擅长各类体裁,殷璠在《河岳英灵集》里评价他的七言诗说“颀诗发调既清,修辞亦秀,杂歌最善,玄理最长”,而胡应麟则用“俊”字评其七言歌行,曰:“音节鲜明,情致委折,浓纤修短,得衷合度”,明人高棅在《唐诗品汇》中列李颀为七律正宗,并把他的七首七律全部选入,胡应麟说:“盛唐七言律称王维、李颀”,而清代诗评家翁方刚甚至认为“东川(李颀号)七律,自杜公外,有唐诗人,莫与之京”。他的几首描写音乐的诗,如《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听安万善吹觱篥歌》等,从题材、艺术手法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诗歌宝库,并对韩愈、白居易、李贺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唐诗描写音乐的技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高适性情狂放不羁,好交结游侠,曾两次北上蓟门,报国用世之心极其强烈,这种慷慨豪情往往使他的诗显得壮大雄浑。高适的诗歌,从思想内容方面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反映自身的身世、遭际、抱负,自伤怀才不遇;反映民生疾苦,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之九;反映时事,主要是讽刺唐玄宗晚年的昏聩、对安史之乱的痛恨;反应边塞生活,这之中既有反映征人思妇的感情,如《塞上听吹笛》,也有写思乡之情,还有歌颂守边的将领和抒发爱国情感的。
边塞诗是高适最有成就的诗作,《燕歌行》便是其极负盛名的边塞诗代表作。这首诗内容丰富,在艺术上又具有独创性:突破了“燕歌行”作为乐府古题取材狭窄的限制,既融汇了前人征夫思妇的内容,又触及了更深刻广泛的社会内容,把主题移到边塞的军事上,重点揭示了军中官兵苦乐悬殊,抨击将帅腐败无能且不体恤士卒,同时对浴血奋战的士兵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的诗歌往往将个人的边塞见闻、观察思考和功名志向揉为一体,苍凉悲慨中带有理智的冷静;将追求不朽功名的高昂意气与冷峻直面现实的悲慨相结合,使其有一种慷慨悲壮的美。
岑参和高适一样羡慕富贵,热衷于追求功名。他曾两度赴西北边塞。第一次是天宝八载(749年)在安西(治所龟兹,即今新疆库车)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第二次是天宝十三载(754年)夏秋之交赴庭州(北庭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乌鲁木齐东边奇台县北不远处),在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幕中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此期间,他创作了70多首边塞诗,两次出塞是他成为边塞诗大师的有力保证。岑参的诗作体裁丰富,但他更擅边塞诗。其边塞诗,题材也非常广泛:歌颂边塞将士豪迈的战斗生活,表现唐军威武的气势、高涨的士气和声威,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记述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互相团结、和睦相处的动人情景的,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奉陪封大夫宴得征字时封公兼鸿胪卿》、《赵将军歌》等;描绘西北边地奇异的自然景色的,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等;描写有关边塞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音乐、舞蹈的,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玉门关盖将军歌》等;写戍边将士的乡思边愁,如《题苜蓿峰寄家人》、《逢入京使》、《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等。从题材上看,岑参和高适都抒写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所不同的是岑参更多地描写边塞生活的丰富多彩,而缺乏高适诗中那种对士卒的同情。
岑参的诗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一个“奇”字。殷璠在《河岳英灵集》里评价其诗说:“参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杜甫说:“岑参兄弟皆好奇。”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说:“参诗能作奇语,尤长于边塞。”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说:“嘉州之奇峭,入唐以来所未有。又加以边塞之作,奇气益出。”《诗辨坻》卷三说:“嘉州轮台诸作,奇姿杰出,而风骨浑劲,琢句用意,俱极精思,殆非子美、达夫所及。”岑参诗常表现有:丰富的想象、新奇的比喻和合理的夸张。譬如以梨花喻雪,以“一团旋风桃花色”比喻骏马,以刀割面比喻寒风,独树一帜。夸张更为常见,譬如“一川碎石大如斗”(《走马川行》);“都护宝刀冻欲断”(《天山雪歌》)都是富有表现力的夸张。岑参的边塞诗,充分体现了岑参长于写感觉印象的艺术才能和好奇的个性,将西北荒漠的奇异风光与风物人情,用慷慨豪迈的语调和奇特的艺术手法,生动地表现出来,别具一种奇伟壮丽之美。
高适,盛唐诗人,以悲壮边塞诗著称,高适存诗240余首,其中边塞诗50余首。
高适边塞诗多以幽蓟、河西,即今河北北部及内蒙古一带的战争生活为题材。
高适边塞诗皆抒发了他们立功边塞,慷慨报国的豪情壮志,如高适的“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塞上》)、“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塞下曲》)。由于高适五十岁方入仕,长期失意落魄,故其边塞诗中有不少作品抒发了怀才不遇、壮志难伸的苦闷,如“逢时愧名节,遇坎悲渝替。适赵非解纷,游燕独无说。浩歌方振荡,逸翮思凌励。倏若异鹏抟,吾当学蝉蜕”(《赠别王十七管记》)、“直道常兼济,微才独弃捐。
裾诚已矣,投笔尚凄然。作赋同元叔,能诗匪仲宣。云霄不可望,空欲仰神仙(《信安王幕府诗》)、“边城唯有醉,此外更何能?”(《武威同诸公过扬七山人》)。
他的边塞诗皆反映了军旅生活,征战场面,皆歌颂了前线将士安边保国、艰苦奋战的精神,如高适的“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蓟门,其五》)、“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燕歌行》)、“作气群山动,扬军大旆翻。奇兵邀转战,连弩绝归奔。泉喷诸戎血,风驱死虏魂”(《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由于高适出身贫寒,并且早年至中年皆穷愁潦倒,饱经忧患,故其边塞诗也常能体恤士卒疾苦,揭露将帅骄逸,如“边兵如刍狗,战骨成埃尘。行矣勿复言,归欤伤我神”(《答候少府》)、“戍卒厌糟糠,降胡饱衣食。关亭试一望,吾欲涕沾臆”(《藓门·其二》)、“战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燕歌行》)。高适“四十尚躬耕”、“五十无产业”,甚至“求丐、取给”,故其边塞诗中常看到对军中苦乐不均的披露。
高适的边塞诗表现了征人思乡、居妇念远之情,如高适的“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姜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塞上听吹笛》)、“荡子从军事征战,峨眉婵娟守空闺。独宿自然堪下泪,况复时闻鸟夜啼”(《塞下曲》)、“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燕歌行》)。
高适的诗描绘了边塞的民俗风情,如《营州歌》:“营州少年厌原野,孤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部落曲》:“蕃军傍塞游,代马喷风秋。老将垂金甲,阏氏着锦裘。周戈蒙豹尾,红旆插狼头。”表现了边地少数民族的生活风貌和强悍勇武的精神。
高适常常以政治家、军事家的胆识气魄,深刻地揭示边防政策的弊端,陈述自己对战争的见解,带着一种明显的政论色彩。他既反对妥协和亲的政策,也反对辗转久战的策略,即“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前者造成“边尘满北溟,虏骑正南驱”这种边患频繁的局面;后者造成“亭堠列万里,汉兵犹备胡”这一劳民伤财的后果;他主张“总戎扫大漠,战擒单于”。集中全力,一战成功,永绝边患;他认为战争的目的是“庶物随交泰
,苍生解倒悬。卤郊增气象,万里绝烽烟”(《信安王幕府诗》),是“边庭绝刁斗,战地成渔樵。榆关夜不扃,塞口长萧萧”(《瞧阳酬别畅大判官》)用战争消灭战争,用战争争取和平;他反对穷兵黩武,滥用武力;“汉家能用武,开拓穷异域。……关亭试一望,吾欲涕沾臆。”(《蓟门·其二》)他揭露主帅主人,策略失当,致使败亡惨重:“亦谓扫
枪,旋惊陷蜂
(《赠别王十七管记》)、”五将深入,前军止半回”(《自蓟北归》);他指责边将隐其败状,妄奏军功而受勋封赏:“归旌告东捷,斗骑传西败。遥飞绝漠书,已筑长安第。”(《赠别五十七管记》)他忧虑边将偷惰欺蔽而边守废驰,胡虏凶顽:“边城何萧条,白日黄云昏。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蓟中作》)他颂扬武功,但也反对滥杀:“解围凭庙算,止杀报君恩”(《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在庆贺胜利的同时,他又注视着新患,他怒斥奸邪弄权,策勋不公:“练兵日精锐,杀敌无遗残。献捷见天子,论功俘可汗。……谁谓纵横策,翻为权势干。将军既坎禀,使者亦辛酸。”(《东平留曾狄司马》)这才是高适边塞诗审美情趣的主要方面,创作个性的集中体现。
高适的“主理”,并非不涉山水景物,他也有一些写景佳句,如“湍上急流声如箭,城头残月势如弓”等等,他的边塞诗中竟没有一首纯粹的写景诗,其中所涉景物,也不过是作为情理的点染罢了。他的审美情趣、创作指向在于社会美,在于政治、军事、民情等事关大局的一面。《旧唐书》本传胃高适“感激怀经济之略,纷纶赡文雅之才,长策远图,可云大体,谠言义色,实谓忠臣。”“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高适”也自谓“明时好画策,动欲于王公”(《东平路作三首》其二),“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塞上》),故形诸歌咏,自然就国魂军心,处士横议了。
高适边塞诗皆平易自然,整炼浏亮,劲健有力,然高适更质朴古雅,更沉雄遒上,故陈绎曾的《诗谱》谓高适诗“尚质”,胡应麟的《诗薮》谓高适诗“黯淡”,王世贞的《艺苑危言》,用一个不很恰当,但也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的比喻来说,高适的语言风格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的曹操。
在抒情手法上,高适边塞诗常夹叙夹议,直抒胸臆,写出征,高适“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体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从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慰羽书飞翰海,单于猎火照狼山”(《燕歌行》),以时、空为序,主要用铺叙手法来表现,高适在铺叙中常夹议论,如《燕歌行》的前八句铺写出征,中间杂以“男儿本自重横行”的见解;次八句叙述战斗,中间夹以“身当恩遇常轻敌”的论断;“铁衣”四句写两地相思,中间又以“玉箸应蹄别离后”作一推理;“边庭”四句写战地苦说,其中又以“边庭飘摇那可度”作一判断;最后四句总结全篇,点明主题,中间又夹“死节从来岂顾勋”的议论。王夫之的《唐诗评选》谓其“铺排中即为诽刺”,徐献忠的《唐诗品》谓其“直举胸臆”,有着明显的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特点。
在景物描写上,高适常常是大笔勾勒,线条粗犷;如高适的“十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别董大》其二)、“边城何萧条,白日黄云昏”(《蓟中作》)、“汉垒青冥间,胡天白如扫”(《登百丈烽》其一),“虏障燕支北,秦城太白东”(《送李侍御赴安西》)、“歧路风将远,关山月共愁”(《送刘评事充朔方判官赋得征马嘶》)、“夕阳连积水,边色满秋空”(《赔窦侍御泛灵云池》),的确是凌空挥洒,粗疏犷放,雄迈高远;故《诗薮》云:“高常侍诗有雄气,虽乏小巧,终是大才”。
从创作方法上看,高适诗平实沉著,为典型的现实笔墨;高适总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反映生活,像平面镜一样去观照,而不像三梭镜那样去折射。如思乡之作,高适则“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除夜作》)。左云霖在《试论高适诗歌的`艺术成就》一文中说:“高适的诗歌,主要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观高适的诗作,完全可以说,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高适总是按客观事物固有的风貌、生活本身的逻辑,真实地反映它。简括地说,就是:实写,写实。
内容摘要:高适是盛唐边塞诗派的重要代表,在当时已经很有名气,其边塞诗具有悲壮、直抒胸臆、写实的独特风格,前人也多有论之。高适边塞诗之所以有这些独特的风格,与当时唐王朝频繁的边塞战争及文人从军的特殊时代以及其自身的坎坷而又丰富的经历和磊落、狂放不羁的性格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键词:悲壮 胸臆语 写实 时代 经历
高适,唐郡望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字达夫,性磊落,尚节义。父高偘,武后时人,乾陵有其陪葬墓,是有名的将领。高适存诗240余首,其中边塞诗50余首,而以边塞诗成就最高。边塞诗代表作如《燕歌行》、《蓟门行五首》、《塞上》、《塞下曲》、《蓟中作》、《九曲词三首》等,歌颂了战士奋勇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情,也写出了他们从军生活的艰苦及向往和平的美好愿望,并揭露了边将的骄奢淫逸、不恤士卒和朝廷的赏罚不明、安边无策,流露出忧国爱民之情。
一、高适边塞诗风格
作为盛唐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高适的边塞诗风格独特,在众星璀璨的盛唐诗坛独树一帜,广为流传。高适的诗在当时已享有声名。《新唐书·高适传》说他“以气质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1],殷璠称“朝野通赏其文”[2],杜甫赞其人“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3]
(一)、悲壮风格
严羽的《沧浪诗话》评价高适的边塞诗“读之使人感慨”[4],王士祯也有“高悲壮而厚”[5]之论,这道出了高适边塞诗的第一个特点:悲壮。高适是作为边塞诗人昂首于唐代诗册的,他的边塞诗,总是闪烁着刀光剑影,总是于金戈铁马中显示出一种苍劲,无论是“黯黯长城外,日没更烟尘”(《蓟门行》五首之五)的凄凉,还是“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别董大》二首之二)的寂寥,即使是“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人日寄杜二拾遗》)的难以自抑的愁绪,都让人读出一种叫作悲壮的东西。
高适边塞诗代表作《燕歌行》“有时幽怨缠绵,各种不同的情景复杂矛盾,错综交织,苍凉悲壮,给人带来沉重的忧伤之感。它所表现的情调表面看来是不统一的,然而正是这样,它真实地表现了征戍者在不同情况下内心感情的种种变化。诗的音韵随着内容的转变也在纡徐的转变着,音节的美和富有诗意的画面取得了谐和的统一。”[6]同时,此诗也“不失奋发激越的高亢基调;苦难与崇高的对照,更增添了出塞征战的慷慨悲壮。故此诗多用偶对,却不以文采华丽见长,而是纵横顿宕,以沉雄质气和浑厚骨力取胜。”[7]一句“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勾划凄凉场面,用大漠、枯草、孤城、落日作排比,便组成富有主观情感的图景,把战士们战斗不止的英勇悲壮烘托得更为强烈。运用对比、衬托和环境描写、气氛渲染等手法写出将领的腐朽无能和士兵既愿为国家而死又系念妻室的复杂感情。[8] 又如《宋中十首》之一中“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一句,“悲”与“寂”实为景物对诗人心情的点染,愁绪无边在悲风千里的诵叹中以极含蓄的笔调结束全诗。这种悲壮、深沉的诗句还有不少,如“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蓟中作》),写景句含有不尽的心绪,意境沉雄悲壮。
(二)、“胸臆语”风格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称高适边塞诗“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 [9],徐献忠的《唐诗品》也谓其“直举胸臆”[10],这道出了高适边塞诗的另一个特点:胸臆语。胸臆语,即直抒胸臆,或夹叙夹议,用比兴手法较少。高适的边塞诗继承汉魏古诗的遒劲风格,常用的表现方式是铺排对比,诗作带着强烈的感情,直抒胸臆。《新唐书·高适传》说高适“负气敢言,权近侧目”[11],其诗有所感,有所激辄发,诗中“感激”一词多达十余处,如“平生怀感激”(《宋中送族侄式颜》),“伊余寡栖托,感激多愠见”(《酬别薛三蔡大留简韩十四主簿》),“感激建安时”(《宋中别周梁李三子》)。这些都说明高适诗多以胸臆语抒慷慨气多用赋法,较少比兴。
高适边塞诗中直抒胸臆诗句很多,如代表作《燕歌行》,开篇就点出国难当头,突出紧张气氛:“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结尾处直接评论:“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既有殷切期待,又有深切感叹,含蓄而有力;《塞下曲》:“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直接抒发了自己立功边塞、慷慨报国的豪情壮志。又如表达对家乡的思念,高适则以近乎直白的方式用诗把内心的思念像平面镜一样反射出来:“旅馆寒灯独不 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除夜作》)杜甫“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12]正是对其诗歌吐其所快不受拘束的直抒胸臆风格的恰当评语。
(三)、现实主义风格
“高适诗尚质主理”[13]是高适边塞诗风格的第三个特点,简括地说,就是写实、现实主义。“总的说来,高适的诗歌,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如实地反映生活,深刻地揭示生活,用平淡而生动的语言,直书所见所闻所感。从而使他的诗显得内容充实、思想深刻、语言浑朴、气势充沛、感情真率、流利畅达,给人以粗犷厚重而又酣畅遒劲之感。”[14] 刘开扬在其《论高适的诗》中首先称高适是“一个政治诗人和边塞诗人”,然后又从三个方面阐述了高适诗歌所反映的思想内容:第一,其在“浪游”时期所写的伤不遇诗,反映了盛唐时期人才仍是大批地得不到任用,特别是出身寒微的士人很难找到从政的出路,从而揭露了那些特权阶级的把持政柄,阻滞了当时社会和政治的发展。第二,也是他的诗的最可贵的方面,是他能注意到人民的疾苦,提出改善人民生活的主张,通过对良吏的称道,和对历史上的暴君贼臣的指责来表达他的关怀人民的思想。第三,他对于保卫边疆的战争,热烈地歌颂战功,但他对于战争给人民直接带来的痛苦也很早就心领神会,对战士寄寓了高度的同情;对于统治阶级的内战,是立于反对的立场的。[15] 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高适的边塞诗:“总的来说,他的诗歌是现实主义多于浪漫主义。风格雄厚浑朴,笔势豪健。”[16] 高适的边塞诗从各个不同层面反映揭露战争,将鲜明的爱憎倾注入作品,笔力深厚,声情顿挫,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对下层百姓(包 括士卒)的同情关注及对统治者骄奢淫逸的批评在高适的边塞诗中十分常见。“戍卒厌糟糠,降胡饱衣食,关亭试一望,吾欲泪沾臆”(《蓟门行五首》之二)是对边防战士遭压榨的同情;“大夫东击胡,胡尘不敢起。胡人山下哭,胡马海边死”(《宋中送侄式颜》)反映战争给边疆人民带来的苦难;“仍怜穴蚁漂,益羡云禽游,农夫无倚著,野老生殷忧”(《东平路中遇大水》)是对遭遇水灾农民的怜恤;“不是鬼神无正直,从来州县有瑕疵”(《同颜少府旅宦秋中》)则是对州县官吏感到痛心的肺腑之言;“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九曲词》)是他对战争的意义的深刻思索。
高适的代表作《燕歌行》,更是体现了其边塞诗浓厚的现实主义风格。《燕歌行》中有战士意气昂扬的出征、战场上艰苦卓绝的苦战、征人思妇刻骨的思念,有边塞的烽烟和萧瑟的穷秋,更重要也最难能可贵的是,其中也有浴血沙场的战士与耽于歌舞的将帅的尖锐对照。诗作将这些画面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一幅广阔的边塞画卷,通过对比手法,写出了敌人的猖獗和我军的危机,以及我军浴血奋战、保卫孤城的献身精神。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对比,写出了官兵之间待遇不等、苦乐不均的现实。“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无怪乎士兵“至今犹忆李将军”。这种前呼后应的描写,饱含了作者对视士兵如草芥的将军的强烈谴责。“天子非常赐颜色”又把矛头隐隐转向天子,这样就使诗歌的思想内容更加深刻,充满了现实主义色彩。
二、高适边塞诗独特风格成因
高适边塞诗悲壮、“胸臆语”和写实的风格背后有其深刻的时代及个人因素存在。
(一)、时代因素
开元、天宝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达,军事实力强大。久居尊位的唐玄宗倚恃强大国力,好大喜功,推行扩边政策,并每每给立有边功的将官以升迁的嘉奖,赴边立功成为报国和仕进的有效途径。在此背景下,文人投笔从戎或秉笔入幕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盛唐的边塞诗人大多有从军入幕的戎马经历。而盛唐时期中华民族的强大又使当时的文人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再加上当时的边塞诗人得以接触边塞生活和战争场面,这些悲壮、雄壮的境界使诗人耳目一新,产生了写作的激情。他们擅长采用七言歌行和七绝的体裁,表达请缨杀敌、报国立功的豪情,描写边塞艰苦的生活和奇异的风光,抒发缭绕不尽的乡思边悉,揭露军中矛盾,反映少数民族风土人情,表现民族融合。他们的作品不仅有思想意义,认识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他们的诗歌兼融了建安风骨和哀怨的齐梁笔致,形成了盛唐边塞诗乐观高亢的基调和悲壮的洋溢着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典型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处于全盛时期的精神风貌。
高适曾有过三次出塞经历:开元二十年,北上幽蓟,希望投入信安王幕府,废然而退;天宝九载,以封丘尉身份送兵至蓟北;天宝十三载入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掌书记。丰富的边塞生活经历,为高适边塞诗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可以说,当时的时代背景是造就了高适边塞诗悲壮风格的主要原因,而悲壮风格也成为盛唐边塞诗的主流风格。
(二)、个人因素
文学作品的风格不是浮于作品表面的东西,而是作家的才情、气质、个性珠象征,与作品的题材、主题、结构、创作方法、写作技巧有着密切的关系[17]。高适边塞诗之所以具有独特风格,与其自身经历及其性格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高适一生的经历比较丰富。他早年生活困顿,二十岁时西游长安,开元二十年曾北上蓟门。以后约有十年滞留宋州,过了多年“混迹渔樵”的落拓浪游生活。四十六岁时应试举有道科中第,然仅得汴州封丘尉之职。三年后弃官,赴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充掌书记。安史之乱发生后,高适自骆谷西驰见玄宗,陈潼关败亡之势,又从玄宗至蜀郡,拜谏议大夫。至德元年(756),受肃宗命征讨永王璘,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此后数任地方大员。
代宗即位后,先后入朝为吏部侍郎、刑部侍郎,进封渤海县侯。《旧唐书》说他“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他最坎坷不遇的是在第一次出塞前后的时期,那时他漫游蓟北一带,想投笔从军,但未能如愿,不得不在梁宋一带栖游,但这却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高潮时期。晚年做了大官后,虽也间有佳作,较之以前却不免有所逊色了。
高适的性格狂放不羁,年轻时结交游侠,过着“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别韦参军》)的放浪生活;浪游梁宋时,也是“酒肆或淹留,渔潭屡栖泊”(《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行止不定。杜甫称他“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18],殷璠称他“性拓落,不拘小节”[19]。他又是具有纵横壮志和实际政治才干的人物,生平第一次任官(封丘县尉)即因与宏阔志向不合弃印而去。安史乱中他主动诣阙献计,又先后得到玄宗和肃宗的赏识,受命于危难之际。可见他志大才雄,并非好作空言之辈。诗人的坎坷的经历和磊落、狂放不羁的性格反映在创作上,使他的边塞诗具有悲壮、“胸臆语”和写实的风格。他对自己的抱负和才具充满自信:“公侯皆我辈,动用在谋略。圣心思贤才,朅来刈葵藿。”(《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他对历史上的英雄勋绩也不胜向往:“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下曲》)因其如此,现实中的不遇使诗人格外愤激不平。在《效古赠崔二》诗中,他讥刺那些“邈然在云霄”的贵宦唯知游宴享乐,而有才之士只能沉沦草泽,揭示了布衣与权贵的对立。他渴望得到明主的见赏和重用,常借古代人事抒发自己的情怀。如《宋中十首》其一云:
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悠悠一千年,陈迹唯高台。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
诗中借西汉梁孝王延揽人才的史迹,寄托了知音难觅的悲哀,情调和陈子昂的《蓟丘怀古》诸作颇相仿佛。但是,坦荡不羁的性格使诗人即使在失意时也不失英雄气度,如《留别郑三韦九兼洛下诸公》:
蹇步蹉跎竟不成,年过四十尚躬耕。长歌达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后名。
诗人狂放不羁、磊落的性格,正是形成他边塞诗悲壮及胸臆语风格的重要因素。
高适一生,“独行备艰险,所见穷善恶”(《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故其为诗,自然就“感激多愠见”(《酬别薛三蔡大留简韩十四主薄》)、“悲歌益不平”(《酬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了。他时而叹身世不遇,时而忧安边失策,时而刺主帅非人,时而悯士卒疾苦„„ 这就决定了他的边塞诗“悲”的一面;同时,他又是一位“朔气纵横,壮心落落”的将星义士,他总是怀着“倚弓玄兔月,饮马白狼川。关塞鸿勋著,京华甲第全”(《信安王幕府诗》)的壮志,并且“秉戊知恩重,临戎觉命轻”(《酬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执着、坚毅地去追求,去实现他的理想,这就决定了他的边塞诗“壮”的一面。他那苍劲质朴的语言、粗豪犷放的笔触、博大雄浑的意境以及强烈宾政论色彩、直拙的写实手法,又极大地强化了这种“悲壮”的气氛。
高适抱负远大,以“谋略”自许,又长期沉沦于社会中下层,使得他热心关切许多现实问题,并表现在诗中,这就使他的边塞诗具有十分强烈的写实风格。高适常常以政治家、军事家的胆识气魄,深刻地揭示边防政策的弊端,陈述自己对战争的见解,带着一种明显的政论色彩。他既反对妥协和亲的政策,也反对辗转久战的策略,即“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塞上》),前者造成“边尘满北溟,虏骑正南驱”(《塞上》)这种边患频繁的局面;后者造成“亭堠列万里,汉兵犹备胡”(《塞上》)这一劳民伤财的后果;他主张“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塞上》)。集中全力,一战成功,永绝边患。他认为战争的目的是“庶物随交泰,苍生解倒悬。卤郊增气象,万里绝烽烟”(《信安王幕府诗》);是“边庭绝刁斗,战地成渔樵。榆关夜不扃,塞口长萧萧”(《瞧阳酬别畅大判官》)应该用战争消灭战争,用战争争取和平。但他也反对穷兵黩武,滥用武力:“汉家能用武,开拓穷异域。„„关亭试一望,吾欲涕沾臆。”(《蓟门•其二》)他揭露主帅其人,策略失当,致使败亡惨重:“亦谓扫枪,旋惊陷蜂”(《赠别王十七管记》),“五将深入,前军止半回”(《自蓟北归》)。他指责边将隐其败状,妄奏军功而受勋封赏:“归旌告东捷,斗骑传西败。遥飞绝漠书,已筑长安第。”(《赠别五十七管记》)他从塞外部族降而复 叛的现象,进而对边将只顾拥兵自重,无意安边的事实表示了深切的忧虑:“边城何萧条,白日黄云昏。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蓟中作》)他颂扬武功,但也反对滥杀:“解围凭庙算,止杀报君恩”(《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在庆贺胜利的同时,他又注视着新患,他怒斥奸邪弄权,策勋不公:“练兵日精锐,杀敌无遗残。献捷见天子,论功俘可汗。„„谁谓纵横策,翻为权势干。将军既坎禀,使者亦辛酸。”(《东平留曾狄司马》)这类诗有较多的议论,作为诗而言未必佳,但从中可以看到诗人的胸襟。可以说,现实主义是高适边塞诗审美情趣的主要方面,是其创作个性的集中体现。因此,称高适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是不无道理的。
综上,高适作为盛唐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其边塞诗具有悲壮、“胸臆语和写实的独特风格,而这些风格的形成,与其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本人磊落、狂放不狂放不羁的性格和坎坷而又丰富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注释:
[1][11](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468-469页
[2][9][19](唐)殷璠 《河岳英灵集》 中国诗画会社 民国 第52页
[3][12][18] 杜甫著 萧涤非选注 《杜甫诗选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第242、351、38页
[4](宋)严羽著 郭绍虞校释 《沧浪诗话校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第181页
[5](清)王士祯 《师友传续录》 国朝名人著述丛编 1983年 第252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 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二》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 第365—366页
[7]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二卷》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 第254页 [8] 王文生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用书·中国文学史上册》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年 第453页 [10] 徐献忠著 高棅编选 《唐诗品汇》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 第562页 [13] 陈绎曾著 丁保福辑 《历代诗话续编》 中华书局 1983年 第624页 [14] 左云霖 《高适传略》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 第12页
[15] 刘开扬 《高适诗集编年笺注》 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 第424-444页 [16] 游国恩等主编 《中国文学史》第二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年 第57页 [16] 许自强 《新二十四诗品—古典诗歌风格鉴赏》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年 第2页 参考文献:
孙钦善校注 《高适集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
儒学自建立之初,就立于百家学说之上,成为统治阶级奉行的“正统”思想,而儒家所奉行的积极用事精神更是为历代士子所推崇,这种精神在诗圣杜甫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他一向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治世理想,而在以庄禅思想为主的王维的诗中,我们仍旧可以看到这种用事精神的彰显。这不仅仅表现在他早期的边塞诗里,如《从军行》、《燕支行》、《老将行》等,他在政治上受挫后,其哀怨诗如《济上四贤咏》、《陇头吟》等,也通过愤世不平的情绪而传达出他的用事渴望,在王维的诗歌里,但凡涉及对人的评价,常常是用仕功进取为价值标准。这种思想,在其边塞诗创造中更突出、更直接。如其“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诗人把赴边塞视为千载难逢的立功报国的机会,在这些诗歌里,诗人对战神的崇拜,即使对以疆场厮杀拼搏而赢得功名的渴望。诗人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诗中塑造了大量的英雄人物来寄托自己的情思。在唐代边塞诗中,没有谁像王维一样热衷于此。他大量使事用典,而表现超人的神勇威猛,借以表达诗人建立功名的理想。如在《燕支行》中,诗人以淋漓尽致之笔,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从不同角度和方向刻画出“老将”的艺术形象,理想化成一个既才且雄的“汉家天将”,一开始, 诗歌描绘了将军出征时“万乘推毂, 千官饯送”的盛大场面, 一出场就给人以气概非凡的印象。接着, 描写将军为国而忘家的崇高品德和杀敌报仇的决心。以后, 作者以夸张的手法, 具体、生动地叙写了将军率领部下行军、战斗、获胜等情景。结语中,又点出将军善于练兵、用兵,智勇双全。老将曾有“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辉煌过去,就连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将帅,也只能作其偏将;而李广虽屡建奇功,可和他比起来,也微不足道,但是这样英勇善战的大将,也逃脱不掉“路傍时卖古侯瓜,门前学种先生柳”的悲剧命运,然而当“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节使三河募少年,诏书五道出将军”时,他不计恩怨,壮心复起,仍又请缨报国,使人物形象更加光辉耀彩。全首诗所表现出来的是壮丽雄浑的气势,浪漫主义的气息,体现了作者的从戎报国的理想。陈铁民说:“王维的这类诗歌,多着眼于写人,寄寓自己的情志。他写人,侧重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思想感情。”《燕支行》写出了行家天降的英雄气概和报国决心。全诗多用烘托手法,以烘托将军的才且雄”。【3】王维在塑造积极入世的大将的同时,也歌颂了广大人民所喜爱的能够礼贤下士,仗义扶危的贤良形象。如在《夷门歌》中,作者既突出了七十老翁的忠君之举,更突出了七十老翁被赏识,得到重用的情节。王维借助七十老翁的形象,抒发自己希望被任君赏识的情感,从而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
高度繁荣的盛唐文化,使世人高度自信,大漠猎火和边关战争的时势,助长和强化了盛唐一代新型知识分子豪侠节义的人格和人性,使汉民族的刚烈气质和侠义血性得以超强度的张扬,形成了“男儿本自重横行”(高适《燕歌行》)的盛唐文士的审美人格。【4】因为时代的强盛,时代的审美心理,便趋向了崇尚武侠的价值取向,任侠风气在唐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渗透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初盛唐一些权贵子弟与士族中人, 往往通过任侠活动,诸如勇决任气,轻财好施,结纳豪侠等,以博取声名,为晋身之阶。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之平唐坊, 妓女所居之地, 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冶其中, 时人谓此风流薮泽。”像李白《侠客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荣。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孟浩然《凉州词》“坐看今夜关山月,思杀边城游侠儿”等等,无不表现出崇尚武侠的英雄气概。盛唐那不可回避的战争事实,那极具魅力的沙场征战,使唐代诗人几乎无一人没有边塞游侠的经历,没有一人没有边塞诗创造。王维加入到崇武尚侠的时代大合唱之中,顺应了时代的意志,也影响着时代的风尚。如其诗《少年行》四首七言绝句,仿佛电视连续剧一般,迤逦而来:豪饮、出征、杀伐、凯旋,完整地反映了少年游侠的精神面貌。王维生长在幽并地区,此地自古仍是兵家征战之地,除战争频繁之外,此地多出骁勇善战之士,多救难解危之人,且他有过咸阳游侠的经历,这使他能在诗中极尽渲染游侠的飒爽的英气,从而抒发诗人的襟怀和才情。
唐代是中华民族最为骄傲的时代,它的一统天下,显示出一种向外开放、融汇中外而奋发有为的旺盛生命力,整个社会从高门大户到寒门庶族,从统治阶层到平民百姓,都弥漫着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尤其是玄宗时代,将盛唐文化推向高峰。时代与文化的氛围给予诗人以极大的影响,王维身上及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游侠精神,正是时代的表现。
摘要:唐代是边塞诗创造的高峰时期, 这是由时代的气息和民族的心里所决定的。本文欲从盛唐的时代特色和民族心理着眼, 探讨王维边塞诗的儒侠倾向。
关键词:时代气息,民族心理,边塞诗,儒侠倾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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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文生《王维诗集笺注》[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9月版, 48页
常日好读书,晚年学垂纶。漆园多乔木,睢水清粼粼。
诏书下柴门,天命敢逡巡。赫赫三伏时,十日到咸秦。
褐衣不得见,黄绶翻在身。吏道顿羁束,生涯难重陈。
北使经大寒,关山饶苦辛。边兵若刍狗,战骨成埃尘。
行矣勿复言,归欤伤我神。如何燕赵陲,忽遇平生亲。
开馆纳征骑,弹弦娱远宾。飘飖天地间,一别方兹晨。
东道有佳作,南朝无此人。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
吾党谢王粲,群贤推郄诜。明时取秀才,落日过蒲津。
节苦名已富,禄微家转贫。相逢愧薄游,抚己荷陶钧。
心事正堪尽,离居宁太频。两河归路遥,二月芳草新。
柳接滹沱暗,莺连渤海春。谁谓行路难,猥当希代珍。
提握每终日,相思犹比邻。江海有扁舟,丘园有角巾。
君意定何适,我怀知所遵。浮沉各异宜,老大贵全真。
别董大
别董大一般指别董大二首
《别董大二首》是唐代诗人高适的组诗作品。这两首诗是高适与董大久别重逢,经过短暂的聚会以后,又各奔他方的赠别之作。作品勾勒了送别时晦暗寒冷的愁人景色,表现了诗人当时处在困顿不达的境遇之中,但没有因此沮丧、沉沦,既表露出诗人对友人远行的依依惜别之情,也展现出诗人豪迈豁达的胸襟。
作品名称 《别董大二首》
创作年代 盛唐
作品出处 全唐诗
文学体裁 七言绝句
作者
高适
题材 送别诗
biã dǒng dà
别 董 大
(唐)高 适
Qiān
lǐ
huáng yún bái
rì
xūn
千 里 黄 云 白 日 曛,Běi
fēng chuī yàn
xuě fēn
fēn
北 风 吹 雁 雪 纷 纷。
mò
chóu qián lù
wú
zhī
jǐ
莫 愁 前 路 无 知 己,tiān
xià
shuí
rén
bù
shí
jūn
天 下 谁 人 不 识 君。
词语注释
(1)董大:指董庭兰,是当时有名的音乐家。在其兄弟中排名第一,故称“董大”。(2)黄云:天上的乌云,在阳光下,乌云是暗黄色,所以叫黄云。(3)曛:日光昏暗。
(4)知己:了解自己的人,好朋友。(5)谁人:哪个人。(6)君:你,这里指董大。
白话译文
吴兆骞 (1631—1684年) , 字汉槎, 吴江 (今属江苏) 人, 出生于汉族仕宦之家。顺治十四年 (1657年) , 吴兆骞参加江南乡试中举。不久, 因南闱科场案发被逮系狱。由于复试时他交了白卷, 冒犯了清廷, 结果被遣送黑龙江戍边。顺治十六年 (1659年) , 吴兆骞到达流戍地宁古塔 (今黑龙江省宁安县) , 开始了他近半生的流放生活。康熙二十年 (1681年) , 在纳兰性德父子、徐乾学、王士祯等人的帮助下, 纳锾自赎, 奉诏赐还。康熙二十三年 (1684年) , 吴兆骞因病离开人世, 年仅五十四岁。
吴兆骞一生创作了大量诗词歌赋, 其中《秋笳集》八卷, 《秋笳词》二卷, 《归来草堂尺牍》一卷。由于他屡遭颠沛, 散佚颇多, 所以其死后为其刻印的《秋笳集》仅是他全部作品中的一部分。
吴兆骞遣戌时所作的诗赋, 思想内容是极其丰富的, 具体说, 可分为咏怀东北史事和古迹的怀古诗, 描绘东北自然景物的边塞诗及歌颂清朝将士和北疆人民抗俄斗争的抗俄爱国诗。
《秋笳集》中有许多咏怀东北名胜古迹和历史轶闻的诗作, 如《抚顺寺前晚眺》:“乱山残照戍城东, 立马萧萧古寺空。接塞烟岚天半雨, 背人雕鹗晚来风。辽金阙寒芜里, 刘杜旌旗野哭中。俯仰不堪今昔恨, 欲将空法问支公。”诗人用眼前景物起兴, 凭吊往古辽金, 凭吊爆发在抚顺地区的“萨尔浒之战”。对往古的凭吊, 不过是感叹人事沧桑而已, 吊“萨尔浒之战”———“刘杜旌旗野哭中”才是主要之点。“俯仰不堪今昔恨”, 一语道破诗人心中的隐痛。诗人吴兆骞出身于明王朝士大夫之家, 亲身经历了明王朝的灭亡和南明几个小朝廷的破败, 自己又遭到仕途幻灭, 流戍绝塞, “身婴木索入圜门, 白日阴沈欲断魂” (1) , 可谓满腹哀伤、满腔悲痛。但在清王朝高压政策压迫下, 亦无可奈何, 只得寄情词赋, 以抒悲愤。再如《经灰法故城》:“雪峰天畔见荒城, 犹是南庭属国名。空碛风云当日尽, 战场杨柳至今生。祭天祠在悲高会, 候月营空想度兵。异域君臣兴废里, 登临几度客心惊。”诗人抒发感叹:战争风云虽然消失, 空城犹在, 杨柳依旧。可是当年争雄图霸的“君臣”却也在人事兴废中烟消云灭了。同样, 《过灰扒废城》一诗中的“塞形空设, 兴衰恨莫裁”等诗句也是同样的深沉慨叹:“灰法城”形势险要, 当时攻守双方战斗当然非常激烈, 如今却形同空设, 何用之有!这是两首咏怀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女真族辉发部战事的诗作, 而反映这一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事件的文学作品, 在吴兆骞之前是没有过的, 所以说这两首诗具有十分可贵的价值。
描写东北自然景物的边塞诗具有代表性的是对长白山的讴歌与描述。如《长白山》:“长白雄东北, 嵯峨俯塞州。迥临沧海曙, 独峙大荒秋。白雪横千嶂, 青天泻二流。登封如可作, 应待翠华游。”诗中用“泻二流”描写长白瀑布, 生动地展现了作为清朝发祥地, 鸭绿、图们、松花三江之源的长白山的雄伟高峻。而被誉为清初三大赋之一的《长白山赋》笔墨更加浓重, 气势更加雄壮。此赋用“猗兹山之峻极, 眇群岳而独尊”开篇, 由浅入深地描写了长白山主峰之高崇, 神池之广以及“倒银潢而半泻”的瀑布壮观。全赋词藻瑰丽, 气势磅礴, 深受康熙皇帝的赞赏。吴兆骞的边塞诗《秋笳集》, 不仅以其长于描绘东北边疆优美的自然景色而著称于世, 而且由于其中的一些诗篇指斥了沙俄的侵略暴行, 歌颂了黑龙江流域广大军民的抗俄斗争而被后人所称道。这部分作品在吴兆骞的三百多首边塞诗中占有几十首, 这类诗篇是吴兆骞全部诗作中的力作, 是其爱国思想的集中表现。
康熙三年 (1664年) , 宁古塔将军巴海率师东伐, 出发之际, 吴兆骞写了《奉送巴大将军东征逻察》为之送行。诗云:“乌孙种人侵盗边, 临潢通夜惊烽烟。安东都护按剑怒, 麾兵直度龙庭前。……苍茫大硕旌旗行, 属国壶浆夹马迎。料知寇兵鸟兽散, 何须转斗摧连营。”这首诗开头第一句“乌孙种人 (指俄罗斯人) 侵盗边”就严正地指出了沙俄侵盗我国边境的事实, 说明了巴海进行的是自卫反击的正义斗争。“苍茫大碛旌旗行, 属国壶浆夹马迎。”颁扬了广大将士的抗俄热情以及各族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情景。“料知寇兵鸟兽散”则预言了这场正义战争的必胜结局。
纵观诗人吴兆骞的一生可知, 吴兆骞早年名重江左, 为慎交社盟主, 当江南名士汪琬拜访他时, 他引袁淑对谢庄语:“江东无我, 卿当独步。”语惊四座, 狂放无羁。遣戍边庭, 由“年年岁岁争游冶, 挟弹挥丸空藻野”的潇洒文人, 变成“壮心零落还驱马, 绝域羁栖且傍人”的迁客, 使他精神受到巨大打击, 羁栖绝域的生活, 也逐渐磨去了他的棱角, 他以羁鹤自喻:“屈此云裔之侣, 为君阶下之禽, 尔乃敛遥情, 缄夸节, 去寥廓, 就樊绁, 燕雀长偕, 鸾皇永别。”吴兆骞无辜获罪, 被迫戍边, 内心郁积极大的愤怨, 然而在诗中却要感谢“生到边庭圣主恩”。在清王朝高压政策压迫下, 他的诗不能象明代公安派那样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 诗人形同羁鹤, 噤若寒蝉, 只能隐约吞吐, 幽曲凝噎地抒发心中的不平和哀怨。“落日空城里, 无人鸟独栖。幸逃纤缴慕, 得任别枝啼。命子声偏急, 梳翎影乍低。微躯惭凤族, 不敢向金闺。”“四座衣冠谁揖客, 一时参佐尽文人。褐衣久已惭朱履, 不敢狂歌吐锦茵。”左一个“不敢”, 右一个“不敢”, 透过这些诗句, 便可以窥见到诗人心中悲苦幽怨之情状。由于诗人一生中大起大落, 前后思想变化很大, 早年过的是锦衣鼎食的豪华生活, 出塞后却从贵公子沦为阶下囚, 衣食无着, 生计维艰, 面对人烟稀少, 贫瘠荒凉的朔漠、黑水, 诗人触景生情, 感怀颇多, 禁不住将这些情感流露于字里行间。于是, 反映在诗作中便是一变婉丽幽艳、踌躇满志而为感伤凄侧、幽怨在怀。因此, 他的许多诗作通过对塞外荒凉、萧疏景象的描写, 抒发了他怀才不遇的不幸遭遇和动荡不定的飘泊生活。如《寒食大雪》曰:“寒食边庭雪, 严阴郁未开。遥怜战场柳, 春色几时来。客泪沾笳吹, 乡心托酒杯。莺花何处好, 万里梦吴台。”诗作看是写景, 实是写情, 是作者借景抒情, 寄托内心无限哀愁和对家乡的怀念。这类作品在《秋笳集》中比较多。再如《晚自鸡岭崖至夭龙屯》一诗曰:“迢遽回冈抱塞长, 暮云归路剧羊肠。马嘶古碛寒沙白, 鸦乱荒城落照黄。病后关河空涕泪, 战余身世各苍茫, 客游不异松花水, 日夜溜溜下北荒。”如此等等。不难看出, 诗人在状物写景的同时, 寄托和抒发了自己由于不幸遭遇而产生的感叹。他笔下的景物, 除少数外, 大都着重渲染了东北的冷落荒凉气氛, 使人读后有苍凉悲苦之感。
综上所述, 吴兆骞如果没有流戍塞外的痛苦生活, 很难写出如此豪壮、高亢、悲凉、幽怨的诗篇。正如屈原被放逐吟出千古绝唱《离骚》, 司马迁遭宫刑完成不朽巨著《史记》一样, 不幸的遭遇反倒促成了他辉煌的文学成就。流放塞外迫使他走出了平静的书斋, 从而使其诗歌创作起了质的变化, 《秋笳集》既是吴兆骞吟唱北国边塞风物的心曲。诚如沈德潜所云;“汉槎极人世之苦, 然不如此, 无秋笳一集, 其人恐不传。天之厄之, 正所以传之也。”由于他长期过着被遣戍的生活, 和边地人民一同经受了战乱、饥饿、寒冷的熬煎, 使他的诗歌创作有了深厚的生活根基, 开始面向生活, 反映现实。从而创作出上述这些具有新的内容、新的风格的现实主义诗篇。特别是诗人被遣戍的后半期, 由于生活视野的开阔, 使作品愈来愈具有人民性, 内容也愈来愈充实、丰富, 以致于逐渐形成了他的边塞诗的质朴遒劲、气骨浑厚和高亢悲壮的艺术特色和风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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