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规章制度促进规范管理

2024-11-29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完善规章制度促进规范管理(精选8篇)

完善规章制度促进规范管理 篇1

一、对“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认识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是指政府将所有财政性资金都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收入直接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支出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资金缴拔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是整个财政管理制度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主要内容。

二、深化体制改革 规范资金运行程序

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后,我区首先对财政部门现行的机构设臵和现行的财政核算体系进行了体制改革,建立国库支付中心、会计核算中心、政府采购部门有机结合的支付体系,确立预算审核、资金支付、监督管理为一体的预算机构设臵和管理体制。根据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基本内容,建立单一账户和分类账户相结合的账户体系,实现集中资金、集中核算、集中支付。我区在坚持资金使用权和审批权不变的前提下,取消各预算单位原来的一切账户,由国库集中支付中心在人民银行开设“国库单一

账户”,将所有政府财政资金都存放于该账户,并在预算单位需要实际支付时,将资金从国库单一账户直接拨付相关单位、部门。在此之前,资金始终存放于国库单一账户中。与此对应的是建立国库分类账册管理体系,即在国库单一账户下为每个预算单位都设立支出总账和分类账,记录它们各自的预算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政府的财政预算部门每年给预算单位下达预算指标,并审批预算单位提出的用款申请,委托支付中心办理具体的支付手续。

按照这种资金管理方式,政府财政资金支付都在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下统一进行,财政预算部门还在商业银行开设零余额账户,并为预算单位开设零余额账户,通过零余额账户,对政府财政资金采取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两种方式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商。财政直接支付制度是按照部门预算和用款计划确定的资金用途和用款进度,根据用款单位申请,由财政部门将资金直接支付到商品、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财政授权支付是根据部门预算和用款计划确定的资金用途和用款进度,由预算单位自行开出支付令将资金支付到商品、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商业银行代理支付的财政资金,每日与财政部门开设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国库单一账户进行清算。

资金管理方式的变革要求资金支付程序也随之进行改革。按照政府财政资金的用途和性质,将支出分为大宗购买支出、工资性支出和其他支出三大类,分别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支付。

三、简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在法制和规范的前提下,我深切地感觉到国库集中支付使各部门、各单位用款更加方便,解决过去政府资金层层拨付,流转环节多,资金滞留、沉淀和流转慢的问题。

(一)简化头绪,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过去单位用款计划批准后,国库要一次将资金拨入单位银行账户,一方面形成财政资金结余多户头分散存放,另一方面却造成国库资金不足,调度困难。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后,实现了单位用款计划与资金拨付相分离,使单位形成的结余体现为用款计划指标结余,而实际资金结余却在国库或国库集中支付专户。

(二)减少环节,降低资金运行成本

首先,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后,单位未使用资金全部结余在国库,可减少短期借款或发行国债数量。其次,由过去向多个户头拨款变为向一个户头拨款,大大减少了在途资金量,从而降低了财政资金运行成本。

(三)绿色通道,提高资金到位速度。

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后,对各预算单位来说,省去了国库向单位拨款程序,国库处批准单位用款计划后,直接通过电子网络传送到会计中心,会计中心收到用款计划,单位即可使用资金,可提前资金到位时间3—5个工作日。比如近期我国部分地方校园安全事故的连续发生,各校都申请安装电子监控,学校在提出申请电子监控的项目经费之后,很快就得到主管领导批复,由政

府招投标中心组织招标工作,财政部门迅速将资金列入计划,大大提高了资金到位速度。对于学校而言,经费得到充分保障,校长更有充足时间用于学校的管理,提升办学效益。

四、优化过程管理 提升依法理财水平

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后,预算执行实现了以支列支,保证了政府预算支出与学校财务支出的一致性;对财务管理从资金管理转移到指标控制,实现了指标、资金分离运行的管理模式;对收入缴库和支出拨付实施全程监控,为预算编制、执行分析提供了准确依据;通过整理、对比和分析各单位的会计信息资料,使得我们有条件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评价,确保预算编制准确有效;财政管理、财务管理信息通畅、透明,有利于加强财政内部监督,提升依法理财的水平。

(一)强化财政预算的执行,推进了预算改革步伐

过去是将资金直接拨入银行账户,有的单位不一定按既定的预算执行,哪里需要就用在哪里,形成预算和执行两张皮。现在每笔支出都处应在相预算指标控制之下,财政可及时掌握各项预算的实际支出进度,为制定更加合理的部门预算提供准确资料。

(二)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提高政府的调控能力。近几年来,随着我区招商引资的顺利推进,财政收入连年增加,但支出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其主要问题就在于各部门的资金分散管理,分散使用,攥不成拳头,削弱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一方面财政资金紧张、调度困难,另一方面,各部门、各单位又

存在一定量的闲臵、沉淀资金。

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后,预算内外资金集中在一起,政府和财政部门掌握了所有的财政资金,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在当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地方财政收入的季节性不均衡与支出之间存在的矛盾,实现由粗放型管理向集约型管理的转变,增强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三)真实反映了财政资金的实际支出数。

按现行总预算会计制度的规定,财政资金的支出数以财政拨款数列报支出。由于财政资金是层层下拨,而单位往往是先把资金要到自己账户上后才开展业务,造成大量资金分散于各部门、各单位在商业银行的账户上,各项支出的实际形成有一定的滞后期,财政总预算列报的支出并不反映财政资金的实际支出数,而且两者差距很大。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无法全面了解整个财政资金的运转状况,给财政预算编制等项工作带来一定困难,甚至造成资金的浪费。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后,财政总预算支出和单位支出实际上是同时形成的,财政总预算支出能真实反映财政资金的实际支出数,有利于财政部门对财经形势做出及时、准确的判断。

(四)有效防止了对财政资金的挤占、挪用和截留。

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后,所有财政资金不再预拨到预算单位账户,在预算执行前就对其进行审核,结余都以指标体现,所以挤占、挪用和截留财政资金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特别是截留财政资金已不可能。由于预算单位每笔支出均要通过财政的审核,随着

部门预算改革的实施,预算更加细化,从而起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作用。

完善规章制度促进规范管理 篇2

从上面简单的分析来看, 财政问题的根本并非激励与否的问题, 不能通过不断增添的修修补补的新内容将问题复杂化, 而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大胆创新, 从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全局战略高度考虑问题, 特别是需要研究一个能确定转移支付的科学标准, 要统一、规范, 要具有可计算性, 减少人为性。以下几点是值得重视的。

(一) 树立正确的财政观, 摆正财政与发展的关系。第一, 必须认识到, 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再分配工具, 其职能就是为了调节收入分配, 促进社会公平, 进而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 财政收入并非越多越好, 我们不能从强调增加财政收入这样一个操作方向来定政策, 而必须从广东的全局发展和科学发展的要求来定政策, 关键是要发挥好财政的功能, 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财政收入的正确概念应是合理规模, 具体是增加还是减少, 应以政府发挥职能的要求为标准, 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为标准。第二, 广东全省的发展不在于一地一域招商引资了多少, 增长了多少, 而在于广东的创业环境的优劣及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大小, 最重要的是将优秀创业者和投资者更多地吸引到广东, 不能为了财政增长而片面鼓励各地片面竞争, 损害广东的整体投资环境和全局发展。第三, 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是客观规律, 但经济不均衡并不成为人的发展不公平、区域和城乡不协调的充分理由, 即使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我们也完全可以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实现人的相对公平发展、区域和城乡的协调发展。广东的区域条件差异大, 不能以经济是否平衡分布作为评价广东发展和协调发展的标准, 作为社会公平的评价标准, 而应该看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是否比较公平, 是否有利于广东经济的全局发展及总体竞争力的提高。从前面的分析看,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过度激励的财政体制是不可能有总效率的, 也不公平, 对促进广东的发展产生深刻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广东今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不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共财政体制是不足以支撑这种新发展或科学发展的。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深刻指出的, 要“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建设, 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 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 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 “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 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只有这样, 才能“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 政府不分地域, 都能够提供较好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 从而为市场有效发挥作用搭起统一的平台, “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 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真正“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 “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突破行政区划界限, 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 也才能“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等等, 由此将广东的现代化建设推向一个新境界。

汪洋同志提出要“建立珠三角经济共同体, 实行一体化发展”, 要突破行政区经济导致的“各自为政、竞争过度、发展成本提高”等突出问题。实际上, 整个广东也应该是一种很强的经济共同体, 要有一体化的发展, 这就需要一体化的公共财政体系。广东要当好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自主创新的排头兵, 就必须从深层次上解决存在的体制不顺的问题, 率先建立一个科学的有力于产业转移、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这不仅在于广东有迫切需要, 也在于广东的财政实力比较强, 有这个能力。

(二) 要以人为本, 简化并科学确定转移支付标准。财政的问题、公共财政的问题, 最难处理、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转移支付问题。现行转移支付制度, 基数不能“与时俱进”, 往往实际情况已大变, 暴露的问题很严重了, 才会考虑调整基数;同时, 由于转移支付科目繁多, 每次改进多在原来的框架内再增加一些东西, 把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偏离问题的实质, 必须使用“奥卡姆剃刀法则”, 采用少数几个普适的法则来简化处理, 以降低管理成本, 提高效率。具体来说, 公共服务的对象是人 (应对常住人口为主, 适当考虑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 , 所需要的财力保障就应该是以人为基本依据, 这也应该成为简化转移支付的基本原则和标准。当然, 如果管理和服务的幅度 (辖区面积) 大, 也会提高管理和服务成本, 固可以在人均的基础上再考察人均面积 (人口密度的倒数) 作一个修正系数, 人口密度小于平均数的, 系数大于1, 大于平均数的系数小于1。还可以考虑一个当地生活成本系数再作一点修正。据此计算出一个地方要保证基本公共服务的总财力应该是多少, 它与地方自身财力的差额就是转移支付数。也就是说, 一个地方转移多少, 是可能通过公式计算出来的, 这就比较规范、统一, 减少人为性和不公平性, 避免上下级之间不休止的讨价还价。

(三) 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标准可定在每个服务人口1200-1500元的水平上。一是考虑省内发展情况比较好的河源、清远总财力 (加上教育等专项) 都在1200元以上, 韶关自身财力较强, 总财力也越过1200元。也就是说, 省的财政转移支付以补足各地达到1200元为限 (如前所述, 各地转移支付的具体额度还要考虑人口特点、人口密度、物价等因素来确定) 。超过额度 (1200元左右) 的地方不进行转移支付, 但可从全省发展的角度来安排专项资金。二是考虑到广东的财政状况, 人均1500元大概相当于目前广东省地方财力人均数的三分之一, 按这个水平确保各地公共财力的基数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也是必要的。综合考虑, 目前按人均1200-1500元的标准确定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额度比较合适。

(四) 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准上考虑激励性转移支付, 鼓励区域竞争, 这是超越生存水平的有效竞争。汪洋同志提出, 我们要鼓励区域竞争, 显然, 这种竞争应该在履行好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基础之上的更高层次、更有效的竞争, 因此, 在一般转移支付的基础上, 则可根据各地经济指标来确定激励性转移支付, 以此作为对各地的专项奖励或附加, 调动各地的积极性。在确定激励性转移支付时, 考核指标也要简化, 如采用两税总和指标, 当然, 为防止以费挤税和资金预算处运行, 最好采用来源于一个地方的财政总收入作指标 (这有利于两税合并和推进全面预算管理) 。将这个总和的增量部分按一定比例 (如30%) 留成给地方作为奖励, 总和增长率超过全省平均增长率的部分, 可增加留成比例, 促进地方从优化产业结构和税收结构来考虑经济发展问题。

(五) 一般性转移支付和激励性转移支付都纳入当地财政预算, 由其自主支配, 统一管理, 提高支出效果。按确保基本公共服务需要的原则和以人为本的统一标准计算出一地的转移支付额度后, 这个额度就应该纳入地方预算管理, 由其自主支配作出统筹安排, 这样, 地方预算就比较规范、严肃, 能做到不随意变动。由于各级政府能够根据其总财力统筹考虑一地公共服务的安排, 统筹区内各项社会事业, 非常有利于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 也有利于上级政府对其财政支出绩效和政府绩绩进行统一评估。因此, 每一财政年度结束省财政就应该确定下一财政年度转移支付额度, 以方便各地将转移支付纳入当地预算。激励性转移支付可用于关系到地区长远和全局发展的一些项目上, 可作为地方预算中的附加专项一起纳入地方预算管理。

此外, 还有一种专项资金则是从全省发展的高度来谋划和布局所安排的资金, 如汪洋同志所讲的粤东、粤西和粤北欠发达区域的发展实施重点突破战略, 就是从全省发展的高度来讲的。这种专项资金是省级财政的预算安排, 不应当作转移支付看待, 不属于当地财政资金, 但可委托当地政府管理。最近省政府出台文件, 要对专项资金进行清理, 清理后对有关部分采用竞争性机制来分配这些专项资金, 以提高其使用效率。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农业现在不提供税收, 甚至提供负税收 (需要财政补贴) , 为避免用财政增长考核可能产业的不利农业农村的弊端, 省财政应考核对财政本身的补贴, 如与国家的农业直补配套, 按一定比例对地方财政进行补贴。类似地, 生态公益林的补偿中也要有对财政的补贴。或者通过污染权、绿色指标的迫卖, 以市场机制来解决相关补偿问题。这说明, 即使用财税总合来考核也是片面的, 最终应转向综合评价和民意评价。

(六) 省对各地的考核转向对其提供的管理和服务质量、效果的评价为主。各级地方政府有了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后, 再也没有推卸任何责任的理由, 必须更好地执行国家法律和有关政策, 真正代表国家管理一方、服务一方, 专心于辖区内的公共事务和服务工作。同时, 地方政府会产生良好的自我约束机制, 既不是靠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来获得地方财政收入, 也不是通过增加机构和编制或搞什么政绩来争取上级资金, 而是在服务效率和质量上下功夫, 包括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其结果, 地方管理者与地方经济关系相对淡化, 有利于消除各种地方保护主义, 经济将更好地按统一的市场法则运行, 保证高效率。就全省来看, 可能有的地方发展慢一点, 有的发展快一点。转移支付标准不变的条件下, 只要有所发展, 就会减少省对县市的转移支付, 因此, 即使有的限于目前条件, 地方经济一时得不到发展, 也不会增加省的负担。从全省经济的高度来看, 则经济格局更加符合市场效率的原则, 更加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 也完全能够适应正在进行的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 总体发展会更快, 质量会更高, 这有利于全省财力增加。当然, 随着全省经济水平的提高, 一般转移支付的基数应该相应提高。

总之, 在这种简化的公共财政框架中, 一般性转移支付是一个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基准, 是按以人为本的标准来确定和可计算的, 并且是能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动的量, 没有人为性和讨价还价的余地, 其作用在支持广东作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的长期有效发展, 保证不会因为效率要求所产生的经济不均衡导致人的发展不公平的扩大, 直接体现财政的本质和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要求;而激励型转移支付实际上是根据各地发展经济的成绩 (经济增量) 来确定的奖励, 是各地可以发挥、可以争取的, 有利于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但这种奖励超越生存水平, 不会导致地区间的恶性竞争, 也不会向下挤压基层和农村, 有利于区域、城乡的协调发展。一般性转移支付是主体, 激励性转移支付是附加。从长远来看, 后者是应该取消的, 我们对政府的评价最终应该是综合的和体现民意的, 而对公务员的奖励也应该是职务的升迁和表彰为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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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度规范管理,以管理促进发展 篇3

不遗余力地加强制度建设,提升管理水平,但仍存在着制度缺失、管理无序和贯彻无力等弊端。

“人治化”管理需要制度的约束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规章制度,学校管理就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任何决策者都要有规则的约束。现代学校是法治的学校,法治学校需要一整套学校制度来依法治理。在现代学校制度中仅有执行层面上的规则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套议事决策方面的制度。在现代学校中,校长不单是上级政令的执行者,更是学校发展的决策者。由于现代学校发展有了很大的自主权,为了克服决策的随意性,必须制定一整套议事规则和程序,建立会议制,例如由校长和副校长参加的校长办公会,由校长、副校长和党支部(党委)书记、副书记(或全体委员)参加的党政联席会议,由校长(书记)和中层以上行政人员参加的行政办公会议,还有由校长和中层领导及教师代表参加的校务委员会会议,等等,根据要决策的事情大小或其性质放在一定的会议上研究决定。此外,还要规定决策的程序,比如哪些事情校长可以直接决定,哪些事情必须通过何种会议决策,哪些事情在一定范围内“票决”。目前学校的管理制度中,对决策的权限和程序有明文规定的很少,操作起来,无章可循。所以,建设现代学校,就要在充分研究本校实际的基础上,制订相应的规则和制度。学校议事制度的建立,关键在于校长的素质,现代学校校长应该有建立自我制约制度的自觉要求,让自己的决策权置于一定的规则之下。

“无序化”教育教学秩序需要制度规范

农村学校在管理上大多数缺乏一个完整而系统的制度体系。因而学校工作显得紧张且无序,出现了问题后也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按章行事。学校制定制度时一定要站在全局高度来考虑,让制度除具科学性、严肃性外,还要看制度是否贴近实际,并且能否协调一致,互为补充。

因此,学校要对照相关的法律条文,建立、健全、完善学校及各部门的各项规章制度,如教职工考勤与奖罚制度、教师教学与教研常规、学生课堂常规、学生考试条例、高考中考奖励制度、学生奖学金制度、招生奖优激励措施等等。制度的建设,就是要帮助教师们正确区分是非对错,美丑善恶;明确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师生逐步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价值等意识和观念,和谐校园建设才会成为可能。

其次,改革学校的管理工作,建立一系列管理机制,实行校长负责制与实行教代会民主监督制,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和保证监督作用,制定各职能部门岗位职责,各部门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做到责任到人、层层包干、奖勤罚懒、优胜劣汰,各种量化成绩都列为年终评优的依据,并建立个人、部门考核档案。教代会对各职能部门实行民主监督,定期向各部门问责,各部门应向教代会作出真实的汇报。使学法与用法产生实效,促进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可持续发展需要制度保障

学校管理是一件复杂的系统工程,虽然教育教学是学校生存和发展的核心,但由于学校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建设作为保障,教育教学就会成为一只“孤舟”,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

学校的管理制度建设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要以法规為指导,以实际为需求,以管用为原则,加快建立健全一整套切合实际的学校管理制度体系。”要加强学校制度建设,在强化常规的同时,还要建立应对变数的动态管理机制,建立一种收集信息、筛选信息、及时反馈、保持弹性、富有张力的运行机制,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工作格局。同时,由于学校管理制度可以分成有形的制度和无形的制度两大类,在加强有形制度建设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学校组织文化机制的积极作用,把依法治校和以德治校有机结合起来,把学校建成弘扬先进文化的场所,把人心凝聚到教书育人、加快发展的中心目标上来,以促进学校不断向前发展。

完善规章制度促进规范管理 篇4

近年来,A市人大常委会坚持把代表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以健全和完善代表工作制度为重点,着力提高代表素质,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促进代表活动规范化、经常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抓基础,完善组织领导机制。一是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常委会坚持依靠市委的坚强领导,突出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从根本上决定人大工作必须听命于党,坚持重大事项及时向市委请示汇报制度,及时把市委的主张和意图通过法定程序变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了代表工作的正确方向。二是加强对代表工作的组织领导。常委会积极适应新形势对人大代表工作的新要求,在开展代表工作的同时,注重发挥常委会工作机构及人大专委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加大对区、镇(街)人大开展代表工作的指导力度,逐步完善代表组织体系建设,全市各区及镇、街均设立代表联络工作机构,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进一步加强了代表联络和服务保障工作。三是注重发挥代表活动小组作用。常委会在重点抓好代表小组活动中,注意引导代表推选代表意识强、热心代表工作的代表担任各代表活动小组组长,同时还根据代表的职业和专长,以专业代表小组活动的形式,参与审议、视察、立法调研、执法检查等活动,每个活动小组做到全年有计划,阶段有安排,具体活动有要求,活动结束有总结。

二、抓素质,完善代表培训机制。一是科学制定培训计划。在换届年全年培训的基础上,从去年开始,我们根据代表履职的实践需要,每年安排一些专题,认真研究制定本届和培训计划,对代表培训的内容、步骤和时间作出详细具体的安排,如去年,我们重点安排了预算审查和代表议案两个专题,提高了市人大代表审议财政预算和撰写代表议案的能力。二是编写特色教材。为了提高代表培训效果,人事代表工作室编写了《人大代表读本》,作为培训教材,既突出理性内容的灌输,更注重实践能力的培训;既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又具有本地特色;让代表们学得进、记得牢、易操作。三是改进培训形式。我们采取的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有:邀请全国人大和省人大有关专家走进来,重点辅导监督法、物权法等重要法律以及人大制度理论;组建代表培训讲师团走出去,分期分批开展市、区、镇三级人大代表的系统培训工作。每年有计划组织部分代表赴外地考察学习,开阔视野,借鉴经验。

三、抓平台,完善知情问政机制。一是完善政情通报制度。每年择选全市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分为若干个政情通报专题供代表选择,既满足了代表对各种政务信息的不同需求,还为代表提供随时了解政府和“两院”重要工作的途径,让代表可与政府有关领导面对面进行交流,实现双向互动,提升通报效果。二是建立会前集中视察机制。常委会坚持在人代会召开前,认真组织人大代表开展集中视察全市重点建设项目和民生项目,使代表更加直观地感受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变化,统一思想认识,增强发展信心,为代表依法履行职责,审议各项报告和议案创造条件。三是构建网络绿色通道。在A人大网站设置代表邮箱和开通短信平台,与信函、电话等联系方式并用,确保重要信息、通告能够通知到每位代表,让代表足不出户知政情,提高代表履职实效,推进“电子人大”的进程。此外,还定期给代表寄送常委会公报、专项工作报告审议意见、执法检查及整改情况等;向各代表小组寄送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报表、经济形势分析、重点项目进展情况等资料,做到闭会不闭信息。

四、抓渠道,深化代表联系机制。一是在密切与代表联系上下功夫。出台并实施了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制度,在议题合适的情况下,专门委员会的会议也视情邀请部分代表列席。坚持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制度,通过走访代表,了解代表的心声;通过开展活动,加强具体联系;通过重点事项,落实专门联系。二是在加强代表与选民联系上下功夫。在市人大网站及代表所在选区的镇(街)办公地点设立的公示栏,公布人大代表的姓名、单位、职务、联系方式等作为代表联系群众的桥梁。建立网上对话机制,不定期举办代表与市民的网上对话,听民声、记民意、代民言,为群众向人大代表反映意见和建议提供便捷的平台,为代表广泛了解社情民意增加全新的渠道。三是在发挥镇(街)代表联络工作机构作用上下功夫。代表分布在基层和社区,为加强与代表的联系,常委会注重发挥镇(街)代表联络工作机构及代表活动小组召集人作用,通过在镇(街)召开代表工作现场会、经验交流会和代表活动小组召集人座谈会等,借力于基层,问计于群众,延伸了与代表联系的渠道。

五、抓实效,创新监督工作机制。一是完善代表小组活动机制。按照专业特长、便于组织和开展活动的原则组成代表活动小组,各代表活动小组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的要求,本着“深入、实效、灵活”的原则,坚持以开展闭会期间活动为主题,在代表活动策划上求细,内容上求精,形式上求活,效果上求实。常委会通过建立健全代表小组活动记录、代表履职登记、聘请代表活动小组联络员、定期汇报交流、代表活动小组召集人座谈会等制度,推进代表小组活动规范化、常态化。二是规范视察流程。首先,选题要准。内容要有较强的针对性,特别是紧扣市委提出的“四个加强,四个破解”(即加强平安A建设、就业再就业工作、市政设施建设、农村和社区基层组织建设;破解交通难、住房难、就学难、就医难)等事关民生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其次,察看要深。如内司委代表 小组去年围绕破解“交通难”,组织代表先后9次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视察,再对有关部门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再次,形式要新。如灵活运用集中与分散、明察与暗访、视察与调研有机结合的方式,同时还要加强与“一府两院”的沟通,有利于实实在在解决问题。三是完善执法检查机制。按照监督法第27条就执法检查意见的交办、跟踪、督办的规定,我们在组织执法检查前,坚持向代表印发法律法规原文及背景参阅材料,邀请代表共同研定检查方案。执法检查时,坚持执法检查与专题审议相结合、听取汇报与走访座谈相结合、普遍检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明查与暗访相结合、自查自纠与督促整改相结合、坚持法律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执法检查结束后,通过邀请代表共同起草报告制度、审议意见承办制度、跟踪督办制度和代表反馈机制等,增强执法检查实效。四是深化调研工作机制。常委会要求代表把加强调查研究作为人大代表及其常委会行使职权的基本功和内在要求。坚持调研与立法、监督相结合,与视察、执法检查相结合,出台了代表调查研究工作办法,进一步完善调研选题机制、学习交流机制、落实督查机制、主任会议听取调研工作报告等制度,还选择有关专题在A日报人大视窗专版、A电视台人大视点刊登播放,促进调研成果的交流与转化。

六、抓落实,健全议案建议办理机制。一是规范议案建议的提出和处理。常委会认真总结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以及议案提出和办理的经验,先后将其上升为地方性法规,明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程序、时限及法律责任;规定了议案范围,规范议案提出和办理程序要求,明确了办理时限、责任、反馈、组织协调制度等,既增强了议案办理的刚性,又提高了代表提议案的积极性。二是确保代表议案建议的办理取得实效。首先是抓任务分解,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其次是交办时明确提出具体办理办法,要求承办单位在讲求实效和完善制度上下功夫。此外,常委会要求各承办4 单位对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情况进行自查,并将自查情况以及重点建议办理、落实情况列入“一府两院”向常委会报告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内容。三是实行重点建议交办督办。为了切实提高代表建议的办理效果,在总结历年办理代表建议经验和开通网上交办代表建议的基础上,从去年开始,我们再次创新代表建议的办理机制。对于事关民生的代表建议,由市人大各专委会分别重点督办,通过精心选题、联合发文、督促检查、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等方式,常委会和有关部门不定期进行跟踪、检查、监督,提高办理实效和质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代表建议的交办、督办、落实和意见反馈工作。

七、抓监督,规范约束激励机制。一是完善履职考核制。配发代表履职手册,加强考勤登记,建好履职业绩档案,定期公布出缺席情况。二是实行代表公示制。将人大代表的姓名、职务、联络方法在选区公布,将代表置身选民视野,接受选民监督。三是完善代表退出机制。为依法反映选民的意志,优化代表结构,体现代表的广泛性、先进性和代表性,经市委批准,我们适时出台了代表辞职规定,对由于工作岗位变动、到龄退休、调离原选举单位等原因不再适合继续担任代表的,已先后建议18名代表辞去代表职务,并由原选举单位进行补选。四是建立履职激励机制。开展每年一度“优秀代表”、“先进代表小组”、“优秀代表议案”和“优秀代表建议”评选表彰活动,有效激励代表履职积极性。

完善规章制度促进规范管理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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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工资协商制度,促进职工收入正常增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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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晨

胡锦涛主席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特别是现阶段,不断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对于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层次,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销售利润逐年增长,职工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在企业工资分配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加强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促进企业普通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一线职工收入现状

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职工的无私奉献,特别是长期在生产第一线从事生产的一线职工,他们工作条件差,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艰苦;在当前劳动力市场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其工资比高收入者差距很大,并且不论是青年职工还是中年职工均承载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为了深入了解到企业一线职工收入分配的状况,在公司工人、技术、质量、后勤等岗位,对职工就收入分配现状进行了调研。这次调查的样本为:从岗位看,从事直接生产的一线职工占75%,辅助工占25%;从年龄看,50年代出生的占15%,60年代的占25%,70年代的占45%,80年代的占25%;从个人月收入看,1000元以下的占5%,1000-1500元的占15%,1500-2000元的占25%,2000-2500元的占35%,2500-3000元的占10%,3000-4000元的占5%。需要说明的是,调查基本反映了我公司一线职工的收入分配现状。目前各个岗位职工工资水平均有增长,工资支付基本得到保障。劳动关系总体状况良好,并呈以下几个特点:

(1)企业职工工资逐年有所增长。2009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公司经济出现了增速放缓的现象,特别是冶金行业和风电行业受国内外市场的影响,经济效益有所下降,职工收入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即使如此,职工工资每年仍有一定比例的增加,反映出工资增长与企业的发展较为契合。

(2)在扣除五险一金后,大多数职工月工资水平都高于或与四川省最低工资标准即850元持平,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基本得到落实。

(3)工资增长共决机制正在形成。随着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力度的加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正在形成。工资增长可由企业和职工协商决定,分配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职工都主动了解过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积极参与到企业的工资集体协商过程。

(4)职工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认识到工资增减与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是相关的。工会在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起到了宣传和引导作用。这表明,工资增长的共决机制正在逐步形成。

(5)企业社会保障体系逐步趋于完善。伴随着分配体制的改革以及企业的法规意识逐渐增强,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和完善。企业每年都为职工办理了“五险一金”,还购买了职工企业年金。同时成立了互助基金会,帮助困难职工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在职工大病救助、互助等出人出力,为职工募捐,筹得的款项解了职工的燃眉之急。

(6)人力资源开发受到普遍重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企业更加注重人才培养。一线职工都参加过企业组织的岗前、岗位培训,还有一部分职工参加过社会其他部门组织的培训,并取得相应的技术等级证书,其中,有的职工被企业聘为初级技工、中级技工、高级技工、技师、高级技师,工资待遇也随之得到提高。并且有突出贡献的还能享受总经理津贴。二、一线职工收入分配中的主要问题

尽管公司一线职工工资逐年有所增加,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在企业初次分配中,体现出职工劳动报酬与企业管理层收入相比普遍较低。具体表现为:

一是如果扣除加班加点的收入后,一线职工实际8小时工作内与非加班工作人员所得相比偏低,加班工资基本占工资总额的60%,而非加班人员(即普通管理者)正常工资占工资总额的80%。一线职工工资结构多是以劳动工时为主,且劳动定额标准的确定多由企业自定。在此背景下,企业从利润最大化出发,定额标准往往较高。尽管多数职工回答能够完成劳动定额,只有少数职工回答基本不能完成、或完全不能完成,但在回答8 小时内能够完成劳动定额的职工中,亦有相当多的职工不得不靠加班加点,才能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因为工时总数超过定额标准越多,奖金的收入就越多。因此大多数一线职工都会选择加班工作。有15%的回答需要每周加班2小时,有55%的回答需要每周加班2-4小时,有30%的回答需要每周加班4小时以上。即是说,超过半数以上的职工需要加班数个小时才能完成劳动定额。另外,不仅是低收入职工存在经常加班加点问题,就是月工资收入较高的职工加班时间也较多,说明获取较高收入者,更多的是靠加班得到的。虽然对于加班工资的支付,企业具有比较规范的制度,但是问题较多的是加班工资基点较低,不能符合一线职工的心理期望。大多数职工希望加班工资能够进行合理调整,并且纳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内。二是与最低工资标准相比,企业职工实际所得偏低。调查发现,月工资收入扣除加班加点工资,中班(夜班)工资,以及高温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及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之后,与当地最低工资相比,略高于(50元以下)的占5%,高于(50-100元)的占35 %,大大高于(100元以上)的占60%。另外,低于1500元的职工达49.4%,几乎占一半数量,表明企业低收入群体数量较大;进一步的调查显示,低于1500元的职工中,扣除加班加点工资、以及其他津贴后与最低工资标准相比较,有20%的职工工资所得低于或仅仅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说明企业职工实际所得确实偏低。

三是扣除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职工实际所得偏低。因公司运营业绩不佳使工资下降,但是部分职工上工资结算较高,所以扣除该社会保险和公积金后,尤其是补扣数额较多造成实际领取的工资偏低,对生活造成影响。四是企业内部差异悬殊,经营管理层与普通职工之间收入差距过大,资本、管理要素报酬过高、劳动报酬过低。职工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15%,1000-1500元的占35%,也就是说,一半职工月收入在1500 元以下,而且在低收入者中,多数是劳务派遣工,其工资水平仅为同岗位正式工的一半左右。而中高层管理人员普遍实行年薪制,中层管理人员年薪一般在10-12万元左右,高层管理人员年薪一般在20万元以上。三、一线职工工资水平较低的原因分析

一是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差距扩大,“强资本、弱劳动”的现象更加突出。在企业收入分配中,过多地强调资本、技术、管理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而劳动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体现。突出表现为,企业内部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工资增长较快,而一线职工增资较慢。以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平均工资增长在30%以上,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平均工资增长在35%以上,普通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仅为10%左右。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与普通职工平均工资差距呈逐步扩大趋势。一些企业管理层年工资收入是普通职工平均年工资收入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者不在少数。这也是“平均工资年年长、普通职工没感觉”的原因之一。二是制定劳动定额随意性过大。企业为了降低劳动成本,单方面决定劳动定额。将工件定额工时随意降低或将工资考核标准一味升高,造成大多数职工在8小时内不能完成劳动定额。不同工种的工人考核标准未根据实际工作情况调整,导致一些职工工时极高,而另一些没活加工的岗位少工时甚至没有工时。同一工种的工人也存在明显的差别,一些人际关系好的工人能够分到既好加工,工时又高的工件,拉高了考核标准造成另一些工人长期不能完成考核。三是一线职工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实践中,这种工资机制虽然对发挥职工积极性,促进企业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对岗位标准认定的科学性难以把握,导致一线职工的岗位工资起点和封顶线偏低,呈现工资固化状态。并且一线职工工资中可变部分占比大,存在很大变数,在企业遇到市场竞争压力时,首当其冲的是职工效益工资的下滑或停滞。如2011年受市场环境影响,不少职工尽管岗位工资没变,但效益工资大幅缩减,由于岗位工资本来就低,扣除保险缴纳额后,职工实际收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也影响到职工缴纳社会保险金的个人账户基数,进而影响职工退休金收入。四是一线职工技能素质低,影响了劳动力价格偏低。在调查的一线职工中,没有技术职称的占20%,初级技工占32%,中级技工占35%,高级技工占13%。人力资本积累的匮乏,造成了劳动力价格偏低。一线职工职业发展通道与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横向发展通道相比缺失或过窄,工人向管理或技术岗位发展,几乎不可能。一方面,企业对职工培训投入不足,存在培训时间少、培训层次低,只需简单操作就行。另一方面,尽管有些职工通过培训或其他方式提高技能等级,但由于企业采用“一岗一薪”、“易岗易薪”制度,职工即使提高了技能或拿到相关技能等级证书,岗位不变,薪酬也不会提高,从而制约了职工参加培训提高技能等级的积极性。

五是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作用难以发挥。究其原因,主要是企业劳资地位不对等,集体协商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首先,工会代表性不强,工会在工资集体协商中难以发挥作用。目前企业工会仍然局限于组织文体活动等传统业务上,对协调解决职工与企业矛盾尤其是提高工资作用发挥得很不够。究其原因,首先是工会制度改革滞后,工会的代表性与独立性缺失。工会的代表性与独立性,要求工会不仅应该充分代表劳动者的利益,而且应该只代表劳动者的利益。但国有企业工会都是在政府干预下组建的,工会的合法性并不完全来自于劳动者的认可与授权,而且工会又是企业的一个组成部门,这使得工会除了要考虑劳动者的利益以外,还要考虑企业的利益,以及贯彻执行政府的政策,这就削弱了工会对劳动者利益的代表性与独立性。其次,企业管理层缺乏民主意识,不尊重职工的利益,不是在完全平等基础上的协商,集体协商缺乏民主和必要的制度保障。比如职代会,现实中由于组成职代会的职工代表大部分是企业的高中层管理者,他们不仅因为在企业有较高的地位与话语权,更因为他们对本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了如指掌,因而一些对普通职工不合理的、或是对管理人员有利的调资方案自然总会轻易获得通过。而工人因处于弱势地位,怕掉饭碗,只想保住岗位,许多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都听任企业说了算,不敢提出集体协商问题。即使有员工提出增加工资、改善福利等的要求,只要企业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符合市场一般水平且不违背《劳动法》及相关法律政策,员工基本都会认同,维权意识不足。再次,即使开展了协商,也是走过场,集体协商流于形式。比如,企业召开职代会,提交给职工代表大会的分配方案,基本都是企业管理方直接提出,职工只有接受企业所提出的方案的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开职代会只是一种形式。而真正涉及一线职工切身利益的劳动定额与标准问题,企业很难进行协商。在确定劳动定额的过程中,企业为获取最大利润,利用自己对本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了如指掌的机会,压缩人工成本、压低计件单价,控制劳动定额的确定和变动,致使企业劳动定额不能与市场经济和现代生产技术发展相适应,不合理的劳动定额使职工的工资水平常常受到抑制、劳动力价值不能公正体现;而工会缺乏企业经营和工资方面的专业人才,无法了解详细的经营数据,难以拿出一套可行的方案,协商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不能有效代表职工利益。

四、完善工资协商制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建议

第一,以工会牵头,主动争取企业管理层领导的支持,建立以管理层为主导,工会、职工代表、定额编制人员参加的劳动定额标准管理体系。制定企业《工资条例》,将工资集体协商、劳动定额管理纳入《工资条例》,完善有关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规定。以工资分配共决机制、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和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切入,建全工资协商制度,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纳入企业经济的发展总体规划。明确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的地位和权利,保障经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与企业代表依法就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形式、工资收入水平等事项进行平等协商,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工资协议。

第二,建立体现效率与公平、具有增长性的薪酬制度或体系。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机制的起点是企业的薪酬制度,它是建立职工工资增长机制的基石。因此,企业基本薪酬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公平性直接影响着增长机制的科学性、公平性。企业应结合实际情况和生产经营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工资分配制度,理顺各类人员的分配关系,使企业各类人员的工资水平保持合理差距。

基本的工资制度应具备四个特点:一是薪酬结构科学合理,薪酬序列规范全面,薪酬项目和标准简化明晰,便于管理和考核;二是能体现效率与公平,既能使在企业生产中付出更多劳动职工的薪酬增长幅度和速度跟上企业发展,又能保证普通岗位或者与企业效益关联度不紧密职工的薪酬得到提高,体现多劳多得和成果共享;三是具有灵活机动的特点。僵化的或者缺少调整空间的薪酬制度不利于建立增长机制。这就要求设计制度时体现它的增长性、竞争性和灵活性,使薪酬制度对于经营管理、专业技术、技能操作人员都有宽幅的调整空间,合理确定固定薪酬和浮动薪酬的比例;四是能合理地运用劳动力市场价位。企业薪酬优势能体现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力。高于市场价位,既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又使职工工资增长空间受到限制;低于市场价位,不能稳定骨干,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合理地运用市场价位设计薪酬制度是建立职工工资增长机制的一个关键。

第三,建立公正完善的绩效考核制度,保证薪酬增长的内部公平和个人公平。建立便捷、公正的绩效考核制度,是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任何薪酬制度,无论制定得多完善,要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实施,考核是一个基本保障。尤其是在绩效工资(或浮动工资)占据越来越大比例的情况下,严考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绩效考核应该能够全面地、客观地评价每位职工对实现企业整体目标的贡献,能够不断提高职工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绩效。建立绩效考核制度,要建立关键绩效指标(KPI)考核体系,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岗位人员设计不同的考核指标,确定不同的考核周期和考核程序,如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可按基层队技术员、工程技术人员、技术管理人员、科技研究人员、经济技术人员等不同的类别,分别重点考核专业知识水平、解决问题能力、研究项目的完成情况、诚信道德等指标;管理人员可按基层管理人员、机关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等不同类别,分别侧重考核指令性工作、重点工作计划完成情况、上级安排工作完成的质量和及时性、参谋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开拓创新能力、廉洁自律等指标;操作(服务)人员根据从事岗位不同,主要考核劳动技能水平、安全生产操作规程执行情况、完成工作任务的数量和质量、劳动态度、道德操行等。

第四,加强劳动定额的制定和管理工作。劳动定额是企业获取利润、职工获得工资的依据,是研究劳动关系问题的基础。随着劳动条件、劳动技术的不断提高,新技术的应用及新法律法规的出台,应对劳动定额的依据、标准、制度等不断定期进行修订、调整,以保持企业劳动定额的科学性、合理性、先进性。对于存在争议的劳动定额的,企业应通过工作分析、写实记录、调查研究、集体协商等方式合理核定并修正本企业的定额水平,并对执行定额的职工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使量化职工劳动的标准尺度不断趋向公平、公正。第五,建立职工工资增长的监督机制,促进民主制度建设。由于所处地位不同,企业和企业经营者与劳动者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利益矛盾。企业和企业经营者考虑如何降低人工成本,还要增加劳动者创造价值的能力;而劳动者只考虑自己的劳动所得。因此,建立工资增长机制,必须畅通信息沟通渠道,体现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既给职工一定的话语权,更要给他们充分的知情权。坚持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无论是整体增长工资还是部分群体提高薪酬,都要履行相应的民主程序,及时向职工通报企业的经营状况、盈利能力、在市场中所处的位置、企业薪酬的水平,职工所在单位(部门)完成考核指标情况等,依法保障职工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有条件的企业要积极试行协商或者谈判工资制。这样有助于在企业职工中形成一种内在动力,保证工资增长的合法性和相对公平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职工对薪酬的满意度,增强对企业的信任。公平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职工对薪酬的满意度,增强对企业的信任。

第六,加大宣传,强化措施,为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营造良好氛围。不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在企业内倡导科学的价值观和薪酬观。引导职工树立“大薪酬”的观念,不能只盯着工资增长,要以培训、福利、保险等各方面的待遇认识自己在企业中的地位。同时,企业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地方政府的各项政策,全面落实工资分配政策,并大力宣传贯彻《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规定》、《企业工资支付规定》等法律法规及配套规章制度,不但提高职工的依法维权意识,还要进一步增强各级管理者知法、守法的自觉性、诚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为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创造良好的氛围。

第七,处理好企业经营者与一般职工的工资增长关系。在保证企业效益增长的前提下,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向一线生产岗位和关键技术岗位倾斜。优先安排生产一线岗位、技能岗位、艰苦岗位和关键技术岗位增加工资。对劳动报酬明显低于劳动力市场价位的岗位,在工资增长时要予以倾斜。企业要逐步理顺各类人员收入分配关系,使企业各类人员的工资水平在保持合理差距的基础上,引导职工流向生产岗位,利用工资增长机制建立起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机制。

完善规章制度促进规范管理 篇6

一、建立农民医疗保障制度是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措施。

农民的身体健康是农民增收的前提和基础,健康和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和实现富裕的根本。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了农村扶贫脱困力度,农村贫困人口逐年下降,但应看到,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农民因病致贫,一个原本殷实的家庭往往会因为医治一个重病人而变得一贫如洗,如果病者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则情况更严重。因为没有医疗保障制度,农民们往往是小病扛、大病拖(本文来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查看)、病入膏肓再看病,结果是人财两空。因此在农村建立医疗保障制度对于农民脱贫致富显得极为迫切,探索和建立起一种可以使农民敢去看病、看得起病、有病看病、没病防病的医疗保障制度非常必要,可以先从预防疾病做起,花小钱来防病,从而达到减少农民医疗费用支出,保护农村劳动力,促进农民增收的目的。

二、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以改变农民的生育观念,减少出生人口,促进农民增收。

目前在农村,农民的退休制度尚未建立,农村老人的养老没有保障。从农村老人养老费用构成来看,80%来自子女供给,老人养老对子女和家庭的依赖性极强,子女养老的效益相当高。当一个农民在没有任何其它可靠的养老保障的前提下,他们惟一的选择就是“养儿防老”。在男性单系偏重的继嗣制度下,儿子成为养老的实际承担者。农民对于“养儿防老”的需求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的风险预期。在这种背景下,农民通常的生育行为是重男轻女,多生多育,特别是多生男性子嗣。生得越多家庭负担越重、越穷。可以设想当在农村建立起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民养老有可靠经济保障之时,他们对多子女及男性子嗣的偏好必将大大减弱。相应的,生育减少,生活质量提高,增收较容易实现。

三、建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有利于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与规模效益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农民增收。

目前我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农民进城务工都是“离乡不离土”。他们农忙时回家耕种,农闲时进城打工,有些人甚至将土地撂荒也不愿意放弃土地。根本原因是家乡的“一亩三分地”始终是他们最可靠的保障。这种恋土情结实际上是一种“风险最小化”行为。农民不脱离土地就不能实现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有效转化,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必然受阻,按市(本文来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查看)场经济规律应该出现的农业产业化升级、农业规模经营、适度规模效益在我国农村就无法实现。因此,只有在农村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实现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才能实现土地的合理流转,才能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才能实现农民增收。

四、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让农民也有权利享受公共产品,将投入到公共产品的资金转移到生产生活中,从而实现增收。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公共产品,目前我国城市人口的生老病死基本是有保障的。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对下岗(失业)的贫困人口也给予了特别关照,全面推行了失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由于城乡壁垒因素,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使得农民无法享有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待遇。长期以来,农村的很多其它公共产品包括修道路、办教育卫生等等,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农民自己承担,这是极不合理的,与农民在我国工业化原始积累期间所做的贡献极不相称,与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也极不适应。据调查,农民用于生老病死保障的开销占了农民收入很大的比重,农民一旦享有社会保障,他们的实际收入必将会大大增加。为此,必须破除实行了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有权利享有公共产品,有权利享有社会保障,轻装上阵发展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农民实现增收。

完善规章制度促进规范管理 篇7

为切实搞好学校教学研讨活动,引导教师主动参加听课评课,自觉进行教学研究,学校应不断完善教研管理制度,促进教师之间通过听课、评课等多种方式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不断提高自身教学业务水平和专业素质。

一、建立健全教学研讨制度,教育引导教师积极参与听评课活动

学校应成立学科教研组、备课组等教学研讨小组,各小组定期、不定期地开展公开课、示范课、教学研究课等研讨活动,每周至少开展一次,每周每学科至少开展一次听评课活动,教导处提前通知教师调好课按时参加。听课教师必须认真做好听课记录、写出听课心得等。听课结束后,学校要组织人员检查,凡是听课无记录,无心得体会的,视为没参加听课。鼓励教师自发参与随堂听课学习活动,其听课后的感想或意见可私下同上课教师单独交流,但听课笔记本中必须有记录备查。教导处统一安排的听评课活动,听课的教师必须按时参加评议,评议时,要认真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力求做到公平、公正、客观,充分指出其优点和可探讨之处。学校教导处对每次教研活动的开展情况,教师的听、评课情况进行详细记载,并纳入教师年度考核体系。学校校长和行政班子成员要,带头参加听课、评课,认真做好听课记录,认真参加评议,在教师中起好榜样和示范作用。因为学校领导只有通过和教师一起上课,一起听课,一起评课,才能带动教师更好地通过集体备课、集体探究,深入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研究课、课题研究等教学研究工作,促使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走向健康发展的快车道。学校要建立健全教师集体备课、讲课、听课、评课等一系列教学研讨活动制度,引领教师变传统的单一、个体备课为集体备课,变各自为阵为集体攻坚,避免各自为战,盲目探究的现象,促进他们将个人经验凝聚成集体智慧,将实践经验转化为理论成果,实现专业成长。

二、合理安排教师日常事务,让教师有时间和精力参加听评课活动

教师由于受地域和工作条件的限制,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被封闭在校园内,定格在教室、办公室、宿舍这三点一线之间,做教师很累,尤其是做班主任。平时,课内、课外,学生的思想、学习、身体,甚至是衣食住行等,他们都得关心,他们甚至比家长更关心学生的一切。因此,学校应科学、合理地安排教师的日常事务,让他们能从许多不必要的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从而有时间,有精力去参加听课和评课等教学研讨活动。首先,科学合理地安排教师岗位和教学课程,特别是骨干教师的课程,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教导处安排教师课程时间表时,要尽力将同年级同学科教师上课的时间错开。如某年级某天上午第一节课是语文课,那同年级其他班这一节就尽量不安排语文学科,这样,当某教师上语文公开课时,同年级其他语文教师用不着换课就能去参加听课了。第二,大力开展集体备课、网络备课等活动,发挥集体的智慧,尽量减少教师因独自钻研教材、撰写备课教案等所耽误的时间。第三,以向课堂要质量、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为目标,减少教师批改作业的数量和时间,鼓励教师多采用重点评讲、学生互改、单独辅导等方式,改变教师单一地在学生作业本上画钩叉的那种既浪费时间、又没什么效果的批改方法。第四,减少不必要的会议、学习和流于形式的其他工作,科学合理地安排教师的工作和休息时间。

三、大力开展教学竞赛活动,不断提高教师参与听评课活动的积极性

学校各年级组或教师备课组应经常开展上课、听课、评课等教学研讨比赛活动,并把它作为评先选优的条件,每次活动后,要根据其质量评定等级,给予奖励,以激励教师多上公开课,多听示范课,认真评议所听课程。要积极鼓励教师把自己听课、评课的心得体会修改整理后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投稿,不断提高他们自身的综合素质。同时,为避免教师在网上下载或抄袭他人的文章作为自己的听课笔记或心得交差,我们可以把他们交上来的文章和网络上的文章进行对比,或把几个相似的文章张贴出来,进行对比曝光,制定必要的惩戒措施,纳入年度考核或综合素质评估,以此激发教师的听评课兴趣,规范他们的听评课行为,促进他们自觉参与听课,认真写好听课笔记,按时参与评课活动,畅谈听课心得体会。

作为教师,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得有一桶水,一挑水,甚至更多。学校应推行开放课堂制度,一是面对全体教师的成长共同体的开放 (相关的教师、领导以及研究者都能畅通地进入真实的课堂),二是授课教师的自我开放(教师的心态在课堂中放开,深入课堂,有意识地琢磨课堂教学)。鼓励教师开放自己的课堂,打开教室的大门,欢迎同行们观摩指导自己的课堂教学,把自己的课拿出来在阳光底下晾晒,和同事相互切磋,互相探讨;鼓励教师充分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推开别人的教室门,走进同事的课堂,学习他们好的教育教学方法,帮助自己提升专业素质。学校通过组织教师积极参加各种集体备课、听课、评课等教学研讨活动,促使他们活到老,学到老;教到老,学到老。

完善规章制度促进规范管理 篇8

关键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规范性;司法实践

强制措施对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刑诉法第73条增加了可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情形、执行地点、批准机关以及监督机关,在法律规定上完善了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体系,凸显了该措施的重要性。但这一强制措施的适用在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基本规定及适用现状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73条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称《刑诉规则》)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根据该规定,目前检察机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内容特点可以概括如下:定位于监视居住的特殊执行方式;适用条件的限定性;适用须经上级机关批准;被执行监视居住人基本权利的保障性;具有折抵刑期的法律效果等。自2011年新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公布以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就成为了公众争议的焦点。很多学者担忧该制度在滥用和不当适用的情况下,会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与“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规定相悖,也无法实现羁押替代措施的价值目标,有人甚至提出应废除监视居住制度。

“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如何界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困惑。《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下称刑诉规则)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涉嫌贿赂犯罪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情节恶劣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有人认为对涉案金额五十万元以上的标准应是查清属实的犯罪数额。还有人对什么是“有重大社会影响”、“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界定不清,不敢采用这两条标准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刑诉法进一步完善了对人权的保障,在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时,要准确理解法律,确实保障人权,为此要正确认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适用条件。笔者认为,对以下几种情形,检察机关可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一是个人涉嫌贿赂犯罪50万元以上的。二是党政机关、重要职能部门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三是情节特别严重的贿赂案件,如强行索取财物,因贿赂行为使国家或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在辖区有重大影响等情形。

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规定存在的问题

依学理,法律明确性原则是指“法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内容明确,能够为公民的行为提供确定性的指引”。但是,《刑事诉讼法》、《刑诉规则》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执行地点、被监视居住人的权利限制程度、通知犯罪嫌疑人家属、程序规定以及检察监督等规定存在着相当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具体如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2、73条的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必须符合逮捕条件,但是该逮捕条件如何认定和把握立法未予明确。《刑诉规则》第45条第二款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进行了解释,但是除第(一)项犯罪数额条件较为具体外,其余仍是概括性规定,实践中不易把握。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5条的规定,被监视居住的人应当严格遵守法定义务。但是法定义务外,被监视居住人在生活场所中正常生活的权利法律是否应当保障,如:是否可以与家人共同生活,“满足基本的生活条件”具体包括哪些条件,被监视居住人是否享有申请被逮捕的权利等等,立法均未予明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3条确立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家属为主,不通知为例外”的原则。但是因为条文规定的概括性,结合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尚需明确以下事项:通知的对象为谁,“家属”的范围如何界定,可否只通知犯罪嫌疑人的单位等;通知的内容包括哪些;“无法通知”具体包括哪些情形;通知的机关为谁,通知方式是否受有限制,通知时限是采“发出主义”还是“送达主义”等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3条第三款、第33条的规定,被监视居住人享有委托辩护权。但是,出于惩治腐败和刑事侦查的需要,《刑事诉讼法》第37条又规定,辩护律师同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等要经过侦查机关的许可。但是关于许可的条件、期限、安排会见的时间以及监视居住期间是否始终不许可会见等,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作出规定。什么是指定的居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到底可以在哪些地方执行,这是关系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的核心问题,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作出规定。现有立法关于申报程序、转捕程序、执行程序以及检察监督的规定也存在大量争议等。例如为规避刑诉法规定,部分侦查机关在初查后,通过“立案下沉”的方式,将案件指定下一级管辖,然后再由其批准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囿于办案安全的考虑,侦监部门、监所部门也很难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督。

以往监视居住措施在检察机关办案实践中运用不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和取保候审在适用条件、实际效果上都差不多,但它的执行难度大,作用时间短,还经常出现“监视不住”的尴尬情形。按照刑诉法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但因公安机关人员缺乏,导致这项措施的执行实际上还是由检察机关为主来执行。而检察机关本身法警和办案人员有限,长期监视犯罪嫌疑人,稍有不慎,有可能出现自杀或逃跑等安全问题。在适用指定居住监视居住的时候,还应当处理好检察机关侦查工作与公安机关监视居住执行工作的衔接问题,以保证被监视居住人随传随到,使侦查工作顺利进行。

三、完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建议

1.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检察监督要深入探索

一是明确作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的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应当在决定作出后二十四小时以内,将《立案决定书》、《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书》、《报请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意见书》(复印件)移送本院侦查监督部门。侦查监督部门要求提供相关案件材料的,侦查部门应当及时提供。

二是明确侦查、侦监、监所等部门监督检察的重点。具体是:侦查部门应通过变更、解除及撤销程序对于“不再具备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条件”、“法定期限届满”、“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进行重点监督。侦查监督部门应重点审查:是否符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是否按照法定程序履行批准手续;在决定过程中是否有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包括申请、决定机关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程序中,违反《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规则》、《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禁止性规定的行为。监所检察部门在对执行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的基础上,应重点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必要性进行监督检察。具体可以参照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方法和程序。

三是明确开展检察监督所采取的方式。主要包括:查阅法律文书、案件材料及有关证明材料;听取侦查部门及办案人员的意见;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律师或者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其他方式。四是明确处理结果。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进行审查后,发现存在违法情形的,应当报请检察长及时提出纠正意见;认为决定合法的,应当及时提出审查意见。由相关人员申请或者经有关部门交办、转办的,应当将审查意见及时答复申请人或有关部门。

2.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按照法律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也就是说,法律上也承认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准羁押”的性质。那么,和逮捕一样,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内,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3.合理设置变更程序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特殊性决定了不能长期地执行,在符合变更的条件下要及时变更。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变更程序,但规定都不甚详细,缺乏可操作性,基本上还是侦查机关自由裁量。事实上,鉴于指定居所的安全风险与适用成本,侦查机关在案件获得突破或者得以批准逮捕,往往会及时解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但是这并不代表变更就是及时有效的,还应当赋予审批机关以必要性审查的权力,而不仅仅由侦查机关自行审查必要性。另外,司法解释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必要性审查时限为2个月,实践中这一规定基本上形同虚设,因为一般情况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到不了2个月,因此,有必要将时限缩减至1个月。

参考文献:

[1]陈鹏飞.论我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4(05).

[2]叶宁.指定监视居住法律属性之辨——兼论“剥夺人身自由”的审查[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4(03).

[3]张兆松.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适用中的若干争议问题[J].法治研究,2014(01).

[4]宋英辉,上官春光,王贞会.涉罪未成年人审前非羁押支持体系实证研究[J].政法论坛,2014(01).

[5]庄乾龙,李卫红.监视居住制度改革得与失——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73条及相关规定[J].法学杂志,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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