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刑事立法几个问题的思考

环境犯罪刑事立法几个问题的思考（精选5篇）

环境犯罪刑事立法几个问题的思考 篇1

人类生活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是每一个人的共同责任，在全球气候变暖不断加剧的今天，保护环境不再是一个口号，而切切实实地被贯彻到人们的生活中。每一个社会体系都会有符合这个社会发展的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对整个社会具有非常好的约束力，这也是为什么在提倡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要建设一套与之相匹配的刑法的原因。作为我国最严厉的法律，《刑法》将规范每一种环境污染犯罪的判定以及相关的处罚。

虽然我国先后出台了《刑法修正案(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希望通过立法、司法活动来强化对环境污染行为的遏制，但是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经济，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以至于各项环境污染问题层出不穷，最终得到法律制裁的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却很少。无论是从人类发展还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角度，环境污染刑事立法都应该尽快完善，执行法律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以加快推进环境保护。

一、我国环境污染犯罪刑事立法现状

环境进入立法内容是在1979年的《刑法》，其中第一次涉及到了环境犯罪相关的规定。由于环境犯罪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法律概念，因此1979年的《刑法》并未起到规范环境犯罪的作用。直到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再次确定了修改《刑法》的决定，在新《刑法》的第六章第六节增加“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并增加七条和修改两项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

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修改《刑法》，此次修改主要针对环境犯罪中的一条，即为了惩治毁林开垦和乱占滥用林地的犯罪，切实保护森林资源，将《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修改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我国《刑法》中环境犯罪立法的不足

(一)环境犯罪归罪原则不合理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环境犯罪规则采用过错责任归罪原则，而国际上采用的犯罪归罪原则是危险恐惧感原则，即如果环境法律关系人在利用、开发或使用环境时未能消除危险恐惧感，就应该承担罪责。相较于国际通用的环境犯罪归罪原则，我国所采用的过错责任归罪原则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因为环境犯罪作为一项特殊的罪行，犯罪客体不具备人为思考能力，一但环境遭到破坏将没有可参照的依据，因此无法对环境犯罪进行归罪，这也是我国环境犯罪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制裁的根本原因。

国内的相关法律学者对我国目前环境犯罪归罪原则进行调整，有学者主张将无过错责任原则或者严格责任原则作为犯罪归罪原则，但由于无过错责任原则无法准确地判断行为是否符合环境犯罪的标准，遭到一部分人反对。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的界定，无过错责任原则不符合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的界定。

(二)罪名结构不完善

从《刑法》第六章第六节得知，我国环境犯罪罪名有九

种，虽然涵盖所有环境破坏行为，但是这些罪名仍然比较模糊，主要集中在两点：个人行为和企业行为的划分;量的界定。环保部在2011年5月31日《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提出将选择具有一定条件的省、市环境保护部门开展试点工作，并列明了阶段目标：“2011-2012年为探索试点阶段。2013-2015年为重点突破阶段。2016-2020年为全面推进阶段。”但是对照该《若干意见》，完成覆盖全国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要到2016年以后，这意味着，环境污染罪的犯罪结果仍将处于无法确定状态。

例如，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

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罪名的界定来看，《刑法》缺少对量的界定。对什么情况下算重大污染事故，是否造成小的污染事故就不会受到《刑法》的制裁，均没有明确界定，将会对已经出现的`犯罪行为增加太多的人为因素，导致法律失去公平效益。

三、对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建议

(一)转换立法角度

法是根据人的中心价值来判断的，简单来说就是用法律来保护人的基本利益不受侵害。但是环境犯罪脱离了人与人的行为界定，无法依据环境本身来界定犯罪的行为，由于犯罪行为的犯罪主体对人类利益造成的破坏是间接的，环境犯罪无法在短期内对环境造成影响，但在长期会对环境造成永久性的伤害。目前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立法是以人类利益的角度进行的，而事实上环境犯罪的对象是环境或者说是自然界本身，结合我国其他立法行为，环境犯罪立法需要转化立法角度，从环境破坏本身制定相关规定。

转换立法角度首先需要我国立法和司法工作人员在立法意识上进行转变，当人们意识到环境犯罪立法的根本在于保护环境，规范人类行为，阻止人类肆意破坏自然环境后，立法的角度就会出现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内容和本质的改变。

(二)统一罪名认定标准

从目前来看，统一罪名认定标准要从《刑法》中环境污染犯罪的入手，细化环境犯罪认定，将任意一种可能存在的犯罪行为作为单独的一项制定。例如水污染犯罪，《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属于犯罪行为;《刑法》第三百四十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属于犯罪行为。由此分析，水污染犯罪实际上可以进一步细化，独立成为一项专门立法内容。不仅是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地污染、破坏深林植被等都可以独立立法。

从长远来看，我国的环境污染犯罪立法应该独立出来，单独立法，将每一种可能存在的人为造成的环境污染，按照情节轻重分别进行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判定。当然根据我国目前环境犯罪立法进程，环境犯罪立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相对于国内的情况，国外很多国家立法已经非常完善，因此，我国环境污染犯罪立法可以对其经验予以借鉴。

(三)弱化行政从属性

按照我国的立法程序，环境犯罪具有行政从属性，也就是常说的典型的法定犯。从环境犯罪罪名实施以来，存在环境犯罪缺少判断依据、环境犯罪难以取证的问题，应该考虑弱化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因为从立法罪状设计上，环境犯罪罪状设计多采用空白罪状的形式，也就是认定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行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在于行政法规的介入。因此，很多学者将环境犯罪视为行政犯并具有行政从属性，但是这一观点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其将环境犯罪具有的行政前置评价特征理解为环境犯罪对环境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的从属性，后果在于，不仅从理论上降低了环境刑法学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使环境刑法学沦为环境行政法规的附庸，而且极大压缩了环境刑法学的适用空间，使得很多本已构成环境犯罪的案件被作为环境行政案件处理，在事实上导致环境刑法被架空。尤其是当行为人按照行政法规的要求或者经行政机关许可后实施某种行为，但却严重污染环境，甚至发生了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结果，就会出现案件定性的困难：如果仅仅认定为环境违法或者意外事件，无疑有轻纵犯罪的嫌疑;但在行为人没有违反环境行政法规的情况下，又难以认定行为人构成相应的环境犯罪。摆脱这种两难困境的有效做法只能是弱化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

四、结语

环境犯罪刑事立法几个问题的思考 篇2

1.关于环境犯罪的概念

鉴于每个国家都有其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沿革、经济发展程度、法律观念方面的差异,从而使得每个国家对于环境犯罪的概念都有着不相同的界定,至今学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国外学者对于环境犯罪的概念主要集中于以下观点:(1)其对于环境犯罪的概念都集中在对于破坏(危害)环境的行为方面;(2)其对于环境犯罪的概念都聚焦了环境犯罪危害的后果方面,如对人生命健康权利、财产权利的危害;(3)对环境保护力度要求比较高,即任何可造成危害环境的行为都将被认定是犯罪。

而我国对于环境犯罪的概念比较模糊,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做出明确的规定。当前我国关于环境犯罪的概念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1)根据危害环境的情节不同给予不同的处罚;(2)有显示的现实性危害或有危害结果,即造成了环境污染结果;(3)违反了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

综上,结合国内外关于环境犯罪的概念,笔者认为较为适宜的环境犯罪的概念应该是这样的:自然人主体或非自然人主体违反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对环境(包含不局限于大气、水、土壤、森林等资源)实施了具有危害性的行为或可能造成危害性结果的行为。笔者认为该概念较为合理地从环境犯罪的内涵以及外延进行了界定,能够更有效地保护环境,突破了以往概念当中对于情节严重与否以及可能造成危害而不进行处罚的模式,更加严格、有效地对环境进行了保护。

2.关于环境犯罪的特征

与传统刑法调整的犯罪行为不同,环境犯罪拥有其独有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得传统刑法在调节其犯罪行为的时候显得比较无能为力,其具体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环境犯罪具有行政从属性。环境犯罪的成立与否往往与环保行政法规所规定的适用标准、排放物标准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环保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命令是是否构成环境犯罪的先决条件,基于这种依附性的关系,在进行环境立法与是否构成环境犯罪的成立条件的时候,就要以其涉及的行政法规为依据,因而我们可以看出,事实上,环境犯罪是与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存在着某些从属关系的。

其次,环境犯罪具有隐蔽的属性。通常犯罪行为人在进行犯罪行为之后其危害结果并不是立即显现的,有时候甚至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够发现,环境犯罪尤其是这样,犯罪行为人在实施了环境犯罪之后,其犯罪危害或者犯罪结果有可能要经过几十年之后才能够显现出来,但这种结果一旦显现,其危害必将是巨大的。因而,环境犯罪通常是具有一定的隐蔽属性的,因其实施犯罪行为后并不能直观地显现出来,从而导致对其处罚比较难以实施。

第三,环境犯罪具有复杂性。环境犯罪的复杂性首先表现在其犯罪行为的实施与造成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之间,比如,环境污染类犯罪所造成的犯罪危害或结果往往是由污染行为与污染物机制相继完成的,其间发生了各类的生物、物理、化学反应,因而其结果的因果关系鉴定非常困难。由于这种复杂性的存在,在查明其犯罪行为的过程当中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进行科学的研究与论证,因而这也就加大了环境犯罪刑事处罚的难度。

二、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现状及其分析

1.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不足

⑴立法体例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我国的环境犯罪虽然以专门的章节进行设置,但其确实是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一章当中规定的,这样就将环境犯罪等同于了一般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在本质方面没有做出明确的区分,不能够明确地反映环境侵害的客体,在适用时很难发挥其作用。另外,在环境犯罪的立法体例当中,行政方面的规定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很多处罚都存在于行政处罚当中,环境犯罪的违法要件是以行政法规为前提的,如本文上述所述,其对于行政法规的依赖性比较强,不能进行明确的认定。

⑵立法范围狭窄。我国环境犯罪的形式立法的保护范围比较狭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没有对生活当中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罪行进行命名,比如当前PM2.5污染问题严重,但并没有对大气污染犯罪进行相关的明确规定,但事实上其已经出现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已经侵害到了人们的生命健康权利。②对一些自然资源的保护仍有疏漏,诚然,我们不能精准地预测到一些自然资源的保护,会有一定的疏忽现象,但是对于已经发现或发生的疏漏也并没有加大立法保护力度,比如一些草原资源受损极为严重,但目前并没有相关立法保护。③缺乏对违法环保行政监督行为的犯罪化规定。

⑶对犯罪构成要件规定不明显。在我国的法律法规当中对于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的规定不够明显,正如笔者在上文所述的那样,关于何为环境犯罪、何为重大损失等,在法律法规方面都没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因此在司法实践当中,就不能很好地界定其犯罪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对犯罪客体的界定不够明确;②缺乏对可能造成的危险行为进行明确的规定;③尚无严格责任原则。

⑷刑法处罚手段单一。目前,刑法对于环境处罚的手段比较单一,处罚的力度比较轻,但事实上,由于环境犯罪侵害的对象比较特殊,有些具有不可再生性,因而,在定罪量刑方面应该适度地加大惩罚力度。目前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的制裁方式主要是对其财产权利的限制以及剥夺,而我国对于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的实现形式也比较简单,如:①在刑罚的设置上缺乏内在的统一与协调性,比如一个行为存在两三个罪名,而法定的量刑标准也各不相同,因而就有可能导致重罪轻罚的后果产生。②在刑罚方面的设置过于单一,由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环境犯罪的实施主体基本上都是一个单位或者一个企业,但我国目前的刑罚对于这类犯罪主体的惩罚主要以罚金为主,而罚金数量也没有一个固定标准,其罚金的数额也比较低,未能达到刑罚的警示与威慑目的,不能有效地遏制犯罪行为的发生。③惩罚力度太轻,如当前的刑法对于盗伐林木的最高法定刑罚为十五年有期徒刑,而盗窃罪的最高刑罚为死刑,有些林木资源为稀缺种类,具有不可再生性,因而其刑罚的力度过轻,不能给予适合的刑罚力度,从而未能达到刑罚的目的。

2.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不足的原因分析

⑴立法理念滞后。依据笔者以上所述,我国目前在环境犯罪方面的立法理念较西方国家滞后,主要是以环境犯罪造成的结果对犯罪主体进行处罚,也就是说已经对环境造成了某些不可修复的损失,不能从生态的不可再生性方面进行考量,仅仅是将环境作为人类的工具价值进行考量,缺乏对其内在性进行考虑,而且其对于犯罪量刑方面也仅仅是对其后果的严重与否进行量刑,容易给犯罪者造成只要不造成严重的后果都可以从轻处罚的印象,因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起到对犯罪进行威慑的作用。

⑵立法体系不够完善。从目前来看,我国关于环境犯罪主要被设置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当中,对其缺乏完善的立法结构,不能够准确地区分其犯罪的本质差异,因而也就不能准确地体现环境犯罪的危害性,给司法造成困难。

三、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完善

1.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的立法理念

根据笔者上文所述,我国目前对于环境犯罪的立法观念滞后,因而如果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环境犯罪的问题,起到法律威慑的作用,首要问题就是要完善立法理念。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可持续发展理念比较适合我国当前的刑事立法现状,因而我们应该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作为指导我国环境犯罪立法的基本价值观念。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主要在于要既满足当代人的发展需求又不损害后代的发展需求,体现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特性,不能仅仅为了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就对环境进行掠夺,因而,要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角度进行法律法规的完善,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保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体系

环境犯罪的刑法立法不同于其他犯罪的刑事立法。由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因而在进行刑事立法的时候要考虑到其复杂性,在刑法当中设立专门的章节,将其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当中独立出来,单独设置量刑。这样,将其单独分离出来设置专门的章节不但能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也能够提高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认识,提高法律的威慑力,也有利于这个刑事立法的梳理与规整,扭转人们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观念,提高环境保护在刑事法律当中的地位,并扩大立法保护的范围,提高刑罚的力度,使法律能够真正起到威慑的作用。

3.完善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

从目前来看,环境犯罪的主体包含自然人与单位,其实犯罪的主体主要为单位,但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犯罪主体为单位的通常在处罚方面主要以罚金为主,从量刑方面来看,这样的量刑比较轻,并不能够真正起到法律的威慑力度。因此,在完善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方面,要明确责任,对一些环境犯罪使用严格责任原则,尤其是对于某些不可再生的环境资源,一定要加大保护与惩处力度。另外,在犯罪的主体方面,对于某些打着合法旗号、披着合法外衣实际行非法之事的单位,如向水资源、大气资源当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要追求单位的责任并追究其法人的责任,对单位实行双罚制度,这样才能够进一步遏制环境犯罪的发生,真正地对环境起到保护的作用。

当前我国环境形势越来越严峻,但环境犯罪的行为依然不能够被有效遏制,人们对完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诉求越来越迫切,因而我们应弄清楚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方面的缺陷与不足,完善我国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

参考文献

[1]吴献萍.论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1-5.

[2]刘洋.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缺陷及其完善建议[J].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03):5-7+11.

[3]王树义,冯汝.我国环境刑事司法的困境及其对策[J].法学评论,2014(03):122-129.

[4]吴家明,朱远军.环境刑事司法之现状分析与对策[J].人民司法,2014(21):22-27.

雇佣犯罪的刑事责任及立法完善 篇3

一、雇佣犯罪的刑事责任承担

刑事责任是指犯罪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即对犯罪分子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马克昌先生认为：“刑事责任是基于实施犯罪行为而产生，由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追究的，实施犯罪行为的人依法承担的接受刑事法规定的惩罚和否定法律评价的责任”。一个人实施了刑法中规定的某种犯罪构成，他就应当负刑事责任，刑事责任产生于犯罪，是犯罪引起的必然后果。由于影响刑事责任大小的因素，首先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如杀人罪重于伤害罪)，除此之外，还包含影响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各种情节乃至反映人身危险性的情节，刑事责任的大小与刑罚的轻重成正比，刑事责任的大小是判处刑罚轻重的标准。正确解决雇佣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是研究雇佣犯罪理论的目的之一。雇佣犯罪不同于单个人犯罪，单个人实施犯罪行为，按照罪责自负的原则，对其所实施的犯罪负全部的刑事责任。根据雇佣犯罪的性质，以共同犯罪的理论为基础，本着共同负责、区别对待的原则，我们来分析雇佣犯罪的刑事责任。

（一）雇主和受雇人罪名的确定

罪名直接决定着刑罚和量刑的轻重，在探讨雇佣犯罪刑事责任时，我们先讨论雇主和受雇人在雇佣犯罪中的罪名确定问题。在雇佣犯罪中，雇主和受雇人既可能构成同一罪名，也可能构成不同罪名。具体要看雇主的故意内容和受雇者的故意内容、实行行为等情况来认定。在雇佣犯罪中，雇主与受雇人之间存在明显的“有偿性交易合同”。在这一“犯罪合同”中，雇主和受雇人的犯罪动机不同，但追求相同的犯罪目的。雇主的犯意传授给受雇人后通过受雇人的犯罪行为来实现，因此受雇人的犯意的产生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如果雇主传授的犯罪故意属确定故意，受雇人严格履行“犯罪合同”，按照雇主的要求实施相应的犯罪行为，那么雇主和受雇人所触犯的罪名是相同的。即使雇主所传授的犯罪故意属于不确定故意，但由于不管发生什么结果，都在雇主的故意范围之内，因此雇主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时雇主和受雇人构成的罪名也应是一致的。

但是，在受雇人实行过限的情况下，雇主和受雇人构成不同的罪名。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在实行过限的情况下，应当由实行者对过限行为单独承担刑事责任，其他共同犯罪人对此过限行为不负刑事责任。在雇佣犯罪中，在雇主授意内容明确的情况下，受雇人超出该授意内容所实施部分的刑事责任，只能由受雇人单独承担。这时，雇主和受雇人就可能分别定罪。

（二）雇主和受雇人的刑事责任

对于受雇人来说，在纯正的雇佣犯罪中，受雇人本来并没有犯意，而是在雇主提供的利益报酬等引诱下产生犯意，然后按照雇主授意犯罪，具体实施某种犯罪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实行犯。在不纯正雇佣犯罪中，受雇人有可能只参与犯罪实行行为的帮助行为，成为帮助犯。所以，受雇人在雇佣犯罪中，既可能是实行犯也可能是帮助犯，其在雇佣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固定的，应根据受雇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别认定为主犯或从犯。 对于雇主来说，其在纯正雇佣犯罪和不纯正雇佣犯罪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同的。在纯正雇佣犯罪中，雇主的雇佣行为，实际上是一种通过给付金钱等方式，故意唆使他人犯罪，从而实现自己的犯罪意图的行为，从理论上符合教唆犯的犯罪构成。因此，对雇主可按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论处。根据我国刑法有关教唆犯的规定，有些学者认为对于雇主应该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笔者不赞成此种观点。我国刑法理论界认为，教唆犯通常出于直接故意，但也可以出于间接故意。但是，在雇佣犯罪中，由于雇主提供报酬表明其对受雇人实施特定犯罪具有强烈的追求，而受雇人为了获得物质利益，必然积极实施犯罪活动。这一特征表明，同一般的教唆犯罪相比，雇佣犯罪具有更大的主观恶性，以金钱为诱饵，不但制造犯罪意图，而且积极追求犯罪结果发生，因此在处罚上要比一般的教唆犯重。没有雇主的利诱，就没有受雇人的出现，更没有雇佣犯罪的存在。所以，教唆犯在实际案情中有的可以认定为从犯，而雇主则只能以主犯论。在不纯正雇佣犯罪中，雇主除了雇请他人实施犯罪外，还亲自参与实施犯罪行为，这无疑更应认定为主犯。

在雇佣犯罪中，雇主雇佣他人实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受雇人为不满14周岁的自然人；雇佣他人实施该8种以外的其他犯罪，受雇人为不满16周岁的自然人，由于受雇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受雇人完全成为了雇主的“犯罪工具”，在雇主与受雇人之间不能成立共同犯罪，对于雇主不能按教唆犯处理。这在刑法理论上称为“间接实行犯”或称“间接正犯”，即利用他人为工具实行犯罪。雇主可构成“间接实行犯”的理论，对认为雇佣犯罪都是共同犯罪的看法造成一定的冲击。但雇主雇佣不具有相应刑事责任能力的受雇人实施犯罪，不管其是否直接参与实施犯罪，应按间接实行犯进行处理，由雇主独自对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二、雇佣犯罪的相关立法建议

雇佣犯罪已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现行刑法对雇佣犯罪的性质和概念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在理论上的极大争议，也给司法实践的定罪量刑带来一定的困难。为解决现实问题，打击犯罪，以下是笔者的粗浅建议：

（一）明确规定雇佣犯罪的概念和性质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我国刑法所坚持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兼采共犯从属说和独立说，说明雇佣犯罪既不完全属于共同犯罪，又不应归于教唆犯。这样既表明了我国刑法的科学性，也能避免理论上的分歧，科学指导刑事司法实践。

（二）对于“教唆犯”的定义作扩大解释

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体例，把雇佣作为教唆行为方式的一种加以规定，对教唆犯的定义中关于教唆的方法应包括雇佣、聘雇，细化教唆的行为方式。

（三）明确规定雇佣他人实施犯罪的应从重处罚

举例来说：雇人杀人不只是杀死人，而且促成他人犯罪，其客观危害大于直接杀人；雇人杀人既是把人当作杀人的工具，又有明显的在杀人前后逃避罪责的倾向，主观恶性大于同样情况下的直接杀人。因此，从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两方面来看，都应把雇佣犯罪特别是雇凶伤害杀人的情况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来对待。

（四）对雇佣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在分析雇佣犯罪性质的基础上，以共同犯罪的理论为指导，结合现行立法依据，梳理雇佣犯罪的构成特征，对不同情况下的雇佣犯罪进行定罪量刑。

雇佣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行为，近年来频繁发生。严格说来，雇佣犯罪并不是一个专门的刑法术语，只是对一种带有雇佣关系的特殊犯罪现象的概括，因而刑法学界对之研究尚不够成熟。我国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雇佣犯罪的定义、性质和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雇佣犯罪却复杂而多样，这种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其性质并不是单一的，不能简单地把它定为共同犯罪或教唆犯罪，在实践中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分析。

环境犯罪刑事立法几个问题的思考 篇4

包景胜

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我国刑法理论中所说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未成年人犯罪在当前刑事案件中占据一定的比例。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

一、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划分及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理的原则

我国刑法根据国家对少年儿童的危害行为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政策为指导，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少年儿童的成长过程以及各类犯罪情况的实际出发，并适当借鉴别国的立法经验，在刑法第17条中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与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三个阶段。

1、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根据刑法第17条的规定，不满14周岁，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法律规定，对不满14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一概不追究刑事责任。

2、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根据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达到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辨别大是大非和控制自己重大行为的能力，即对某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备一定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因此，法律要求他们对自己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即“故意杀人、故意

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

罪” 负刑事责任。

3、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段。据刑法第17条第1款的明文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进入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

人的体力和智力已有相当的发展，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知识，是非观念

和法制观念的增长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一般已能够根据国家法律和

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因而他们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刑法意

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我国刑法认定已满16周岁的人可以构成刑法中所有的犯罪，要求他们对自己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一切危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考虑到未成年人由其生理和心理特点所决定，既有容

易被影响被引诱走上犯罪道路的一面，又有可塑性大，容易接受教育

和改造的一面，因此从我国适用刑罚的根本目的出发并针未成年犯罪的特点，我国刑法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还规定了两个重

要而特殊的处理原则：一是从宽处罚的原则。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

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该款规定属于法定情节，即：对未成年人犯罪必须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是不适用死刑的原则。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里所说的“不适用死刑”，是指既不能判处死刑立即

执行，也不能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更不允许等到年满18周岁以后

再判处死刑，这是一个原则要求

从上述的规定可以看出，在刑事诉讼的立案、侦查和审理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它涉及到是否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法定的从轻或者减轻刑事责任。在刑事辩护过程中，未成年人的年龄更是辩护的重点之一。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明对象之一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应如何运用有力的证据予以证明呢？

二、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明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通常包括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活动。从广义上理解，刑事诉讼证明还包括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提供证据，运用证据证明自己诉讼主张的活动。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一般是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居民身份证。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一般说来，公安机关出具的这些证明可信度高、证明力强。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会予以采信。但是司法实践中，也会出现出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身份证明，甚至没有进行过户籍登记的特殊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原始的分娩证明书、出生医学证明则可成为证明未成年人年龄的最有力的证据。在没有上述后两种证据又没有有效的身份证明，或认为公安机关查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年龄与其实际年龄有出入且有可能影响其定罪量刑的情况下，又该如何对其真实年龄予以证明呢？

笔者曾承办过这样的一个案件：陈某被指控于1999年3月21日晚伙同他人实施抢劫行为，构成抢劫罪。被告人陈某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并无异议。但坚持说自己的年龄被弄错了是1982年7月11日出生，而不是1980年12月11日。公安机关认为其身份证、户口登记中的出生日期均为1980年12月11日，所以不但不采信陈某的辩解，反而认为陈某这是在捏造事实以减轻自己的罪责。公诉人也认为应依身份证上出生日期确定其年龄。本案陈某所说的年龄不仅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查明的结论有重大出入，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到对陈某的量刑。所以，我在会见完陈某之后立即向他父母了解情况，在确信陈某的出生日期有误后。开始了一系列的调查取证。由于陈某户口登记、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均为1980年12月11日。也没有出生医学证明，调查取证工作有相当的难度。所幸的是陈某年龄差错是由于公安机关当年在户口登记时把他的出生日期与他哥哥的出生日期互换而导致。庭审时，我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据：（1）陈某一家的户口本，（2）陈某哥哥的身份证，（3）陈某父母的证言，（4）左邻右舍12人联名证实陈某是弟弟的证言、（5）村委会的相关证明。这些证据虽然不能直接证明陈某的出生日期，但有间接证据的证明力。因这些证据完全符合间接证据的四个基本原则：（1）具有刑事证据的一般属性，即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2）证据间具有同一性，即证据不能存在矛盾，（3）证据形成完整的系统，即证据锁链，（4）结论具有唯一性，即排除其他可能性。法庭对这些证据充分重视，在查证属实之后采信了这些证据，认定陈某的出生日期为1982年7月11日系未成年人，陈某的认罪态度也很好。法庭依法对陈某减轻处罚。本案虽然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对陈某出生日期的成功证明却为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提供了思路。

环境犯罪刑事立法几个问题的思考 篇5

关键词：证人保护制度 出庭作证

1 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原则的确立

根据刑事诉讼法学原理，结合司法实践，我们认为，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确立至少要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1.1 预防与保护相结合原则

证人保护的重点就是保护证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不能因为作证而受到伤害。但我国证人权利保障制度主要体现在事后惩处，对证人缺乏预防性的保护措施。事后惩处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证人的损失，但是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不利于鼓励其他证人积极的参与到诉讼程序中去。因此，事前预防措施是非常重要的。

1.2 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

证人作为自然人，其享有一般公民应有的各种权利，如民事法律、行政法律等对公民的权利进行了全面的规定，但证人权利保护研究的内容是有限的。证人权利保障研究的是证人在进行刑事诉讼时，应当享有的权利保护。因此，刑事证人权利保护是有范围的，研究的目的是制定和完善保证证人作证的顺利性和保障诉讼正常进行方面的证人权利。

证人能够依法作证对刑事案件的顺利开展，对于保证案件的顺利完成具有重要意义。如何促使证人去作证就非常重要了，证人的权利如果有保障就会积极参与到刑事诉讼中。证人履行作证的义务时或以后，国家必须保障其权益不受侵害。权利和义务二者是相互的，在履行作证义务的同时必须享有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因此，司法机关应当主动履行其保护证人的义务。在不同的诉讼阶段都应设置证人保护，这样才能全面维护证人利益。

1.3 充分、及时、善始善终原则

诉讼程序的开始就意味着证人义务的履行，诉讼程序终结后，证人保护并不能结束，因为这是证人最易遭受打击报复的时候。①证人保护制度在不同诉讼阶段应该是变化的，保护从诉讼程序的进行而开始，并随着诉讼程序不断的变化，最终实现保护证人的目的。证人权利保护期限，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延伸性，只要证人面临着被侵害的可能性，证人保护机制就必须启动。“根据调查数据发现，证人最可能被侵害的时间最可能发生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后和审判之前这段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面临审判时，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往往会采取行动对证人进行恐吓威胁或其他影响证人作证的行为。在审判中，证人也随时面临着打击报复②。实践证明，错误的审判之恶果从来都是结在错误的侦查之病枝上的。③”

2 刑事证人保护制度和措施的具体思路

2.1 设置完备的证人保护机关，规定其相应的责权义务

很多国家对于证人保护工作都是通过成立专门的保护机构来执行的。例如，美国专门设立了证人安全处。专门负责《证人安全方案》。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廉政公署也成立了保護证人专组。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是我国证人保护机关。虽然这样给证人提供了多条救济渠道，但是多机关保护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实践中三机关相互推委，而最终证人的保护工作却被撂到了一旁。我国可以仿效国外通行的做法，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由中央财政统一支出，比较适合于我国的具体情况。

2.2 明确刑事证人保护主体、保护对象范围和保护客体范围

从证人保护的对象来看，要确定证人保护的主体是必须首先解决的。因为司法资源的有限性，证人保护程序只能限定于一些重大犯罪案件中的证人，也就是特别犯罪。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告发和检举者的利益，他们有时候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成为证人，但是在司法程序中也具有证人的性质，对他们也应当进行保护。

研究我国现行立法，其中对证人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人身安全和名誉上，对于财产权利却鲜有提及。实践过程中，大部分侵害证人的行为都是针对人身安全和名誉方面，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财产受到侵害的问题。证人保护制度的制定，不仅要在人身安全方面下工夫，而且对证人的财产权利和名誉权利也要有所侧重。

2.3 整合我国相关保护证人的法律制度，制定统一的证据规则，明文规定证人保护制度的法律地位、法律依据及立法宗旨

虽然我国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都有关于证人保护的法律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往往非常的笼统，对于保护主题、保护对象规定也是非常模糊，这在实践中是不利于对证人进行有效的保护的。如果我国也能制定出一部专门保护证人的制度，当我们有了统一的证据规则，有了统一的证人保护机关，有了统一的证人保护机制和对证人详细的权利义务的规定，那么对于公检法等司法机关来说就明确了自己的职责，同时刑事证人也能更加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有了法律的保障，诉讼程序越能顺利地进行。

2.4 不断完善证人保护手段和措施，促进事前保护和事后保护周到细致

2.4.1 建立并完善庭前保护制度。第一，制定保密措施。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证人姓名的保密权仅适用于立案和侦查阶段，在庭审中证人必须要出示真实姓名。很多证人都是因为最后的名字泄漏而成为犯罪分子报复的对象，为此背井离乡。因此对证人保密制度的适用扩及到庭审中和庭审后。第二，制定随身保护措施，在审判一些具有严重社会人身危险性的刑事暴力犯罪如杀人、抢劫、爆炸等的场合，应当制定随身的保护措施。

2.4.2 建立并完善庭中保护制度。首先，有些国家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在开庭审判前，法院设有单独的证人等候区，以防止证人受到侵害。我国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尝试，但是目前还没有形成制度。④其次，完善被告的回避制度。如果证人担心被告人在庭审中见到自己会给自己以后带来不利，而要求审判机关让被告人退出，如果证人的请求比较合理，则法庭应当统一让被告暂时退出，以避免日后打击报复。另外，随着科技的发达，我们也可以考虑用视频音频录像或其他方式使证人能不必亲自到庭也可以作证。

2.4.3 建立并完善庭后保护制度

实践中，有些证人因为不可避免的会被被告人发现其真实的姓名、住所，因此在原居住地居住已经不合适，随时面临着风险。这时公安机关应当协助其进行户口迁移，或者为其办理新的身份证明，使证人能够安全的在另外的地方生活，保证其不因作证的原因而使生活陷入混乱。另外，对于一些特定的案件，还要给予相应的生活费用，保住其渡过难关。

2.5 创立我国证人拒绝作证制度

在特殊的情况下，负有作证义务的证人，享有法律规定的拒绝作证的特权。拒证制度在很多国家已经被明文立法。在我国没有法律设定拒证制度。美国法律规定：对拒绝作证的证人可以逮捕，如果有必要可以以藐视法庭罪论处。⑤目前，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拒证主体进行了规范，这是我国证人目前拒绝作证的法律依据。但是规定非常笼统。法律的缺失不利于证人保护制度的执行，因此应尽快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证人拒证规则。

在具体的制度上，笔者认为有关拒证主体应至少包括以下几种：①证人是未成年人的；证人在庭审期间死亡的；证人患精神病且无法短期内治愈而影响其作证的庭作证的，可以通过使用书面证言代替；②下落不明或特殊原因无法作证的，也可以允许其使用书面的证人证言；③对于控辩双方对证言无异议并协商一致同意證人不出庭的，法庭可以依据该证人的书面证言断案。随着社会各方面的进步，特别是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以后可以制定出更好的方式来完善证人作证制度和证人保护制度。

注释：

①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②王进喜著：《刑事证人证言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一版，第213页。

③哮心鉴著：《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179页。

④张仲芳：《论建立健全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保障机制》，载《诉讼法学新探》，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北京第1版。

⑤杨海峰：《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问题思考》，载于《2005江苏省刑事诉讼法学年会论文集》，第104页。

参考文献：

[1]孟伟.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研究[D].山东大学，2014.

[2]王琪.中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再完善研究[D].兰州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