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边城》赏析

沈从文的《边城》赏析（推荐8篇）

沈从文的《边城》赏析 篇1

关键词：湘西;文化;传统

《边城》是沈从文先生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和谐的生命形态。沈从文生于湘西，长于湘西，他与湘西有割不断的血肉亲情。湘西这块古老的土地给予沈从文很多的灵感，他把湘西的人和事，详细的风俗人情，湘西的社会环境用笔描绘出来，绘成一幅独特、优美的画卷。蓝蓝的天，白白的云，青山绿水相环绕的人间美景跃然纸上。

《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和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

这不能不使读者陷入无边的怅惘。论及作品时，作者自己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故事中充满了五月中的斜风细雨，以及六月中夏雨欲来时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沐浴着湿润与和谐的水边小城，蓬勃着人性的率真与善良。“文明”社会古旧的礼法与习俗在自然人性面前难以施威。然而，当生活中的各种情感都顺乎自然向前发展时，却有着这样那样的阴差阳错与偶然。因此，小说容纳了现在和过去，生存和死亡，恒久与变动，天意与人为等诸种命题，笼罩在整部小说之上的是一种无奈的命运感。

《边城》是作者努力建构的充满自然人性与牧歌情调的世外桃源。宁静和谐的社会环境与淳朴善良的民风，随着现代文明已渗透进边缘偏僻的湘西，它将难以维系。沈从文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在文学作品中构建一座供奉人性的小庙，让读者明白世外桃源并不是没有的。在这里，沈从文创造出闪耀着神性之光的理想人物，既体现着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的一面，也同时反映了作家身上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式的情怀。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戍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族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利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

翠翠这个无所依靠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翠翠作为“爱”与“美”的化身，透露了湘西文化农村世界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翠翠在茶峒的青山绿水中长大，大自然赋予她清明如水晶的眸子，也养育了她清澈纯净的性格。她天真善良、温柔恬静，在情窦初开之后，便矢志不渝，执著的追求爱情，痴情地等待着情人，不管她何时回来，也不管她能不能回来，翠翠人性的光华，在对爱情理想的探寻中显得分为娇艳灿烂。作者赋予她的是善良与清纯，塑造了一个被净化了的心灵。翠翠永远是纯洁的，在她的身上找不到现代社会被权利欲熏得没有人性的欲望和势力。这正是苗族文化的精华所在。苗族人民古朴的民风在她的身上看得清清楚楚。

翠翠与爷爷日夜守着渡船，陪伴他们的还有那只黄狗。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山歌所浮)。

爷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与渡船为伴。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支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这里没有跨越河流的大桥，没有如飞的汽艇，所有现代化的水上工具这里都没有，只有爷爷，爷爷手上的.桨还有船。人们的日子照样过着，没有喧嚣，只有宁静。少了现代化空气的浑浊，多了一份清新、自然。

老船夫唯一的朋友便是那一只黄狗，黄狗陪爷爷渡船，陪翠翠入城备办东西。在他们的生活中少不了黄狗，黄狗也离不开他们。黄狗是一条忠实的狗，在它的生活中，或许老船夫和翠翠就是它唯一的依靠。

本文写了一个三角式的恋爱悲剧,大佬二佬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翠翠是少女，大佬二佬是男人，翠翠只有得到男性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是与历史的发展史同步的。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佬在行船时溺水而死。那么，二佬的命运是否比大佬的好呢?二佬能使翠翠长大成人吗?二佬与翠翠相互爱悦，然而，有碾坊陪嫁的王团总家的小姐挡在二佬与翠翠之间。在苗族文化――汉族文化――西方文化，多重权力关系中，“碾坊陪嫁”意味着什么呢?

“碾坊陪嫁”这件事，对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文化传统而言，是一种异质。这种异质，也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民风截然相反，唯实唯利的价值观念悄悄地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这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将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摧毁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湘西古老的传统世界行将崩溃。古老湘西文化将何去何从，翠翠的路又在哪里，在《边城》结尾，沈从文并没有作明确的回答：“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沈从文只是透露出了对湘西文化将去向何处的隐隐担忧。在一个凄美的爱情悲剧中，也给读者留下了丰富想象空间。

参考文献：

[1]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沈从文.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沈从文的《边城》赏析 篇2

一、清幽的田园:自然的歌谣

《边城》独具地方特色, 自然风物感性而迷人, 在一幅幅充满诗情画意的湘西风俗长卷中, 纤索悠悠的溪渡、依山凭水的小城、苍翠欲滴的竹篁、草色青青的崖壁, 无不蕴蓄着蓊郁的乡土气息。

在这水边小城, “走长路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 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生活其中充满率真善良人性的人们, 沐浴着湿润, 环境赋予这片土地以清雅和灵动, 宛如本色天然的世外桃源。

“风滩、茨滩不为凶, 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 青浪滩浪如屋大。”汹涌的江水激发了边城人的豪情, 赛龙舟、对情歌、闯险滩, 民俗的风情与自然的风光融为一体, 清丽的家园就像脍炙人口的歌谣, 幽远而流长。

二、清纯的人物:生活的歌者

美丽纯洁、情窦初开的翠翠, 滚滚江流中押船闯滩的天保, 龙舟竟渡生龙火虎的傩送……《边城》为读者描绘了一个个纯净自然、极富性情的人物形象, 通过一群湘西儿女特有的生活方式, 反映了“优美、健康、自然, 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翠翠, 如翠竹般执着的农村少女, 她清秀温婉, 心地善良, “为人天真活泼, 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人又那么乖, 和山头黄鹿一样, 从不想到残忍事情, 从不发怒, 从不动气”。在日益成熟的生命中, 朦胧的情爱意识在心头萌芽, 母亲的故事使她倾心, 傩送的歌声让她神往, 但却因无以释怀而内心充满孤寂, 只能在情歌和梦境里感悟美好的爱情。李商隐说:“春心莫与华争发, 一寸乡思一寸灰。”鲍照说:“两相思, 两不知。”翠翠这样一种没法对人诉说的朦胧的表达, 便默默地融入那片青山绿水, 那片烟雨晨昏。

祖父是一位阅尽世事、饱经风霜的老人, 他“硬扎结实”, 坚韧通达, 因此在摆渡的职务上毫不儿戏, 他把对不幸女儿的哀思寄托在对翠翠的关爱上, 希冀排解孙女的凄凉迷茫, 却并不理解她的躁动情感, 他盼望翠翠找到爱的归宿, 又担心孙女重蹈她母亲的悲剧, “觅渡, 觅渡, 渡何处?”他心头充满矛盾, 并在无奈的孤独里顽强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最终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走完了他一生的航程。

天保兄弟同时爱着翠翠, 天保以千百年来沿袭“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方式求爱, 后来又以复杂的心情退出角逐, 显露出敦厚持重的秉性。傩送借唱歌的风俗表达对翠翠的爱慕之情, 因哥哥的死内疚地远走他乡, 有纤尘未染的爱恋之心, 也有血浓于水的手足深情。

三、清越的情歌:人事的歌诀

《边城》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 读来却感人肺腑。在牵连的人事中, 小说像一首清越的情歌, 反复吟唱的是人间至情的主旋律。

翠翠的父母在对歌中相爱, 她的父亲“便是当地唱歌的第一号”, 母亲性情乖巧, 性格强硬, 他们的爱情美好纯洁, 却为世俗不容, 因此含恨殉情。父亲“能用各种比喻解释爱与憎的结子”, 爱也可怜, 恨也缠绵。

走进沈从文的边城 篇3

各民族的文化遗产，随意俯身撷取一二，细品慢研，都是一朵朵绚烂至极的文明奇葩。湘西的凤凰古城即是这些文明奇葩中绚烂绽放的一朵。

多年前的五月，作者曾循着文明的足迹，来到了凤凰——这个承载着太多人文历史积淀的文化遗产之城。在这座小小边城里，走出了闻名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人物 文学巨匠沈从文，国画大师黄永玉，民国第一任民选内阁总理熊希龄……这里的民居和古建筑也都蕴藏着古老的历史故事，谱写着浓郁的文化诗篇。

沈从文的《边城》——凤凰

看多了沈从文的小说，我这北方长大的女子，就有了一个永远做不完的湘西梦，那份神秘，那份情怀、那份向往，撩起人无尽的思绪。

去年五月，在最好的季节，踏上了湘西之旅，也终于来到了边城凤凰。洗去风尘，独自一人，披着落日的余辉，踏着青石板铺成的小路，悠哉游哉出得城来。三毛说：“清风明月都是一个人的事，在心灵释放的一刻，别人不能分享。”

古老的小城，依山傍水，秀美别致，环抱它的四周群山，青翠得醉人，穿城而过的酉水，浓绿碧透，在落差处，又跌落起洁白的瀑布。沿河两岸，有高低错落的吊脚楼，窗口伸出的竹竿上，晾着五颜六色的衣衫，一个女人扯起悠长的乡音在唤着她顽皮的儿子回来吃饭，余音袅袅，炊烟的味儿飘来了……

我沉浸在一种无以言说的感觉中，仿佛北国那冰天雪地中长大的我已不复存在，仿佛在“文革”中失去的母亲又在向我走来，牵着我柔软的小手，听我脆生生地背诵：“重重叠叠上楼台，几度呼童扫不开，才将太阳收拾去，又教明月送出来。”

听说作家王安忆到过湘西，到了凤凰。她曾沉思着说：“是的，这小城太抒情，出那么多名人是不奇怪的。”

可我至今不清楚，是沈从文描写了湘西，使之闻名于世界，还是湘西的水土养育了沈从文，给了他灵性，使他成为“伟大湘西抒隋作家”呢?

凤凰小街，古老而富有灵气，连铺面招牌的书写都那般古朴、受看。也许是文化积淀太深的缘故，在小街上，不光能听到温和悦耳的凤凰口音，也常常见到亲切自然的微笑。尤其在深巷小店中，哪怕只是五分钱生意，也会做得使你留下永远忘不掉的浓浓乡情。

在沈从文母校，一些耄耋之年的老校友，热情而认真地接待了我。因为他们听我说知道并敬慕沈从文，当听说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略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少女形象》时，甚至希望我把论文交给他们收藏到从文母校的图书馆中，这使我惶恐而又感激了。且不说他们都是些诗书功底深厚，书法作品竟自交流海外的人，单是从年龄上讲，我也要向他们道个万福：小女子这厢有礼了。

老人们带我来到院子里，指着一株楠木树说起一桩趣事：幼时的沈从文因为贪看“木脑壳戏”(湘西的木偶戏)逃学，被先生罚跪在这株树下，先生开导说：“勤有功，戏无益，树向上长，你却喜欢在它下面变矮，是吗?”旁观的同学也讥笑着嚷：“高人不做做矮人，真奇怪。”沈从文觉得十分羞辱和气愤，于是先生就又开导他：“既然不能忍受别人的侮辱，那为什么不尊重自己呢?所谓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从那以后，沈从文记住了师长“自侮必然自贱，自尊才能自贵”的教诲，开始奋发读书，最终成为一位有世界影响的、出色的“乡土文学家”，为世界人类学及民族学的研究领域，增添了一朵奇葩。

离开凤凰后的从文，怀着对故土和乡亲深沉的爱，在作品中极生动传神地描写了湘西的山光水色，风土人情，和众多的湘西人物形象，特别是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湘西少女们，或聪慧沉静、天真无邪；或坦直粗野、率真炽烈，她们表里如一，形神和谐。于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沈从文的作品《边城》和《边城》中的少女“翠翠”，甚至成了凤凰小城及湘西少女们的代名词，让无数的后人慕名而来，来到这个小城寻找他们心目中的“翠翠”。

离凤凰不远的黄丝桥古城堡，也是一个好去处，虽建于唐朝中叶，但城堡依然十分完整，在骄阳下，50里大老远赶了来，一登上城堡，便顿觉清风拂面，荫凉宜人。守城人又是位老者，依然是认真而热情，一串钥匙打开四个城堡楼中的木门，爬上爬下，又一一关好。他睡在其中—个城楼中，空荡荡的大厅里，只有几样简单的生活物品。不寂寞吗?老人倒是很爱说话，我们沿围城缓缓走了一圈。他告诉我，这城墙的石头是古人用石灰和糯米浆砌的，一千多年如此牢固；城墙通道用大青石板铺成，可底下却是空的，地面至今不沉。这也是奇迹!近年来，许多影视剧选择此处做外景，湘西人每每热情接纳，却不索报酬，我甚至有些不平了。走出城堡，连连回首，但愿我们这个文明古国，还会多留有这样一些能启迪心智、赐人以精神财富的古迹。

凤凰古城里的民居及建筑

据说，湘西的凤凰古城，是因其西南方有山风形而得名。自古这里就住着土家族和苗族的先民，这两个民族进入凤凰城域后，生息繁衍，开辟鸿蒙，将近有3D00年的历史。

凤凰古城坐落在沱江河畔，碧绿的江水从古老的城墙下蜿蜒而过，翠绿的南华山倒映江心。江中渔舟游船数点，河畔上的吊脚楼轻烟袅袅。古城依山傍水，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始建石城，红色砂岩砌成的城墙伫立在岸边，城墙设有四门，东“升恒”、南“静澜”、西“阜城”、北“壁辉”，城楼均建于清朝年间。现锈迹斑斑的铁门，还能看出当年威武的模样。出北门是过去的码头，城门呈拱形，两扇系以铁皮包裹，用圆头大铁钉密钉。城门上的城楼依然完好，楼高11米，用青砖砌筑，歇山屋顶，飞檐翘角，造型雄伟。城楼对外一面还开有枪眼两层，每层4个。北城门外宽阔的街面上横着一条窄窄的木桥，以石为墩，两人对面走过都要侧身而行，据说这是当年出城的惟一通道。电影《边城》，也曾以此为外景地。

北门城楼与东门城楼之间城墙相连，高近6米，采用本地红砂条石筑砌，坚固异常，现在依然保存完好的一段约有500多米。前临清澈的沱江，既有军事防御作用，又有城市防洪功能，形成古城一道坚固的屏障，虽几经战火，仍巍峨耸立于沱江河岸。

朝阳宫，位于古城北门西侧的西门坡，原名陈家祠堂，建筑有大门、正殴、戏台、左右包厢、厨房、厕所等14间房屋，构成了典型的南方四合院。人大门，从戏台下穿过，即为一宽敞的四合院天井，全用方形青石板铺成，整齐有序。正面正殿是三开间木结构，殿基用精雕细凿的红砂条石浆砌，高出天井坪1.2米。明间前铺设有9级紫红砂石扇彤石阶；内檐开圆形月拱大门，拱门四周镂冰纹花楼。两边次间正面均为花格通风木窗，前有木雕栅栏走廊，这是过去乡绅阔佬看戏之地。戏台背靠大门牌楼，与正殿相对，离地2.1米。台上正中题曰“观古鉴

今”，台前两侧悬挂对联一副“数尺地方可家可国可天下，千秋人物有贤有愚有神仙”，玄妙而义真切。台后正中彩绘福禄寿三星画，上面藻彩绘戏剧人物9幅，均是一幅一典。台顶为重檐青瓦屋向，飞檐翘角，古雅端庄。朝阳宫是湘西古建筑的精华，整座院落雅梁画栋，红柱碧瓦，特别是栅栏和花窗，工艺精细，造型别致。

大成殿位于古城登瀛街，县二中的校园内，走在文星街，便能见到大殿翼角反翘的屋檐。大成殿建于清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原是文庙的正殿，建筑中规中矩，典型的宫殿式建筑。基台以红砂石砌筑，大门为八合雕花门扇，两边次第有扇形花窗，大殿前4根檐柱上的金龙浮雕、狮身也还精美，抬头能见到藻井中的彩绘，殿内是孔圣先师的画像。

沈从文故居，建于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位于中营街10号，是沈从文先生曾任清朝贵州提督的祖父——沈宏富于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购买旧民宅拆除后兴建的，为典型的南方四合院建筑。有天井、正房、厢房、前室等10余间，房屋系穿斗式木结构建筑。四合院占地约200平方米，分前后两进，中有方块红石铺成的天井，两边是厢房，大小共11间。马头墙上装饰有鳌头，故居小巧别致，门窗镂花，古色古香，清静典雅。整座建筑具有浓郁的湘西明清建筑特色。沈从文在此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1985年按原貌重加修葺，并辟为沈从文故居展览馆，陈列着沈从文先生的照片及墨宝等。

湖南湘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山区，凤凰小城里，除了汉族，还有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多民族的聚居与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湘西凤凰民居。凤凰的民居多依沱江边而设，不强调南北走向，整体布局与单体形态都非常自由，表现出一种粗放、洒脱、浪漫的情调。但每一座住宅内部却有一定的空间组织关系：小型住宅以堂屋为中心，联系各个房间，而大型住宅则以一系列的厅堂为轴，联系各个空间。民居的建筑材料也较为丰富，多就地取材，如木条、卵石、页岩、砖、青瓦、树皮、茅草、竹子等。因过去湘西地区较为封闭，而又盛产木材，很多的民居除了屋面覆瓦之外，其他大都使用木材料，这倒与广西壮族干栏式民居很相似。凤凰民居的精华是吊脚楼，它也是湘西风土建筑的代表，吊脚楼大体上可以分为挑廊式和干栏式两种。

[1]组合形体优美的吊脚楼群

凤凰的吊脚楼，有二层的，也有三层的，也有三层和二层吊脚楼的组合，并且结合形式高低不一，参差错落，整个组合形体沿沱江沿岸排列，曲折优美。清清的河水倒映着形体参差多样的吊脚楼，景色美妙动人。

[2]曲折的街道与别致的景观

街巷是村镇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村镇的重要元素，根据人们走路的需要及地形特征，形成主次分明、交错纵横的流通空间。湘西村镇地形复杂，用地又紧凑，所以街巷都较窄小而曲折，有些地方还在街上空搭建门楼，成为街头标志或避风雨之处，使原来就多姿的街道更为别致。

[3]融于自然的临水民居

由于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经济状况，人们便都根据实际情况与需要，灵活地使用不同的材料，形成了湘西民居建筑的多样化外观与丰富的质感变化。再加上材料均取之于大自然，所以不论是哪种材料搭建成的民居建筑，都与当地的自然景象非常和谐、融洽。

[4]民居房屋的开间

在湘西及凤凰的民居，一般有二开间、三开间、四开间、五开间之分，其中以三开间最为常见，开间的宽度，小的有3米，大的则有4米；房间的进深以“柱挂”的多少来定，每一步架之间的距离是固定的，约在0.5米左右，所以“柱挂”多则进深大，一般来说，较小的为三柱六挂，较大的为五柱八挂。

[5]魅力无边的拱形桥洞

沈从文边城的读书笔记 篇4

这就是 沈从文先生给我们展现的他心目中的“边城”。本书描写的爱情，有著若即若离的飘飘感，将乡下人的含蓄描写的淋漓尽致，而作者对孙女翠翠情窦初开的情事描写，宛如爷爷低喃著一篇长长的诗，美丽而凄凉，自从那晚美丽的梦在翠翠灵魂深处发了酵，那美妙的歌声就一直眷恋在翠翠的心窝，就像质朴的乡下小姑娘，相对於现代社会纷乱的男女关系，可爱多了也简单多了。但结局是翠翠心爱的人因气愤蒙蔽双眼而看不清事实产生误会来作句点，虽然这误会增加了故事的美却更加的残忍，人和人之间总是会发生这些事，它保留一个故事美感，但它终究是个遗憾、缺陷，一个不完美的句点。再者祖孙情也是撼动人心的情节之一，祖父与翠翠的细腻互动强烈散出的亲情，令人心生羡慕，反观，现今社会可以散发出如此强烈亲情的家庭正一滴一滴的减少，然而书中的祖父因为爱的太深所以处处寻找他以为对翠翠是最好的选择，却不幸弄巧成拙，以致於翠翠的人生由一颗闪亮的水晶，因一时的失手，顿失光彩成了一颗普普通通的石子，乍看之下祖父的行为挺令人气恼的，但，想想这块闪亮的水晶是谁一点一滴琢磨出来的呢?纵使这颗水晶成了石子不再闪亮、晶莹透彻，但是石子仍拥有自己独特的光亮，就算失去了一切翠翠仍有活下去的欲望，她并没有因此而倒下，即使她可能一直孤独，也可能下一秒她就能得到幸福，虽然在爱情上它可能是个完结篇，但是对翠翠的人生而言，它绝对是个序曲，因为她走出了一条与母亲不一样的路，人生的路上不可能一直处於顺境的，就算在逆境，也要活的有特色。

沈从文先生的笔墨极具中国山水诗画的风采。他的笔尖时时流露着湘西美妙的山水人情，落笔生花。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就到了茶峒城。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 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沈先生笔下描绘的这一副诗情画意，又怎么会不孕育出一辈辈纯朴、诚实、勤劳的茶峒人呢?翠翠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人。她“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的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野兽。”但是，沈从文先生却偏偏给这样一个无邪的女孩一个悲惨的结局：天保大老这样一只“水鸭子”竟就那样的淹死在了河里，白塔坍塌、田地冲毁、祖父去世;就连翠翠最心爱的傩送二老也离她而去。然而她无助，她不知所措，她只能等待等待“那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就会回来。”

虽然小说中的故事是悲惨的，但是它之中蕴含的民风是朴实的。碧溪岨的渡船老人——翠翠的祖父，实在可以算是一个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的乡村人。每当有人渡河，他便极力迎上。有人把钱塞进他的手里，他却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你这个!” 他不收渡客的钱，就是为了心安起见而收了，也把那些钱“托人到茶峒去买茶叶和草烟，将茶峒出产的上等草烟，一扎一扎挂在自己腰边，过渡的谁需要这东西必慷慨奉赠。” 实在是一个乐善好施的纯朴人。“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 “年纪虽大，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 他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对于翠翠，他更是顷进了一生的精力。从小，翠翠就由祖父一人带大，翠翠大了，祖父又为翠翠的幸福奔波。他在小说中的一生似乎都是围绕着渡船和翠翠的。

翠翠是小说的主角，她是个天真无邪的山区女孩，她聪明、美丽、乖巧、纯朴、善良。翠翠十分的可爱，又有着小孩子的调皮：祖父在夜晚寻找翠翠时，她却答复：“不是翠翠，不是翠翠，翠翠早被大河里鲤鱼吃去了。” 实在可爱之极。 长大后的翠翠喜欢看新娘子，喜欢把自己想象成新娘子，而她对傩送二老的喜爱却缄口不开，只是羞红着脸。她对傩送二老的爱是那么的单纯，那么的感人。

天保、傩送兄弟和船总顺顺则是茶峒边城中勇敢、英俊、豪爽、热情、勤劳人的榜样和代表。他们与邻居相互敬爱，他们在当地帮助“大方洒脱”“欢喜交朋结友，慷慨又能济人之急”。对“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退伍兵士、游学文人墨客”， 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 。在他们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侫小人的阴险奸诈多了一副两里人的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正道直行的品德。正是这种美德影响着乡邻，从而在这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偏僻小地保留了一份大都市里想都不曾想到的民俗淳风，而且这种“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的淳朴民情在这古老的大地上哺育着一代又一代。船总顺顺更是不计前嫌，收留祖父去世、渡船冲走的翠翠。茶峒的美德在这些茶峒人中无不体现的淋漓尽致，无不发扬的光大，无不令人神往。

读到了纯朴的民风，我在想沈先生也许在向往着他笔下的这样一种安定的生活。但是他为什么给这样一个童话般的故事加上那么一个悲惨的结局呢?我只能在他生活的背景中找到答案。20世纪初， 在当时，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刚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下结束了长达20xx多年的封建奴役统治，又正处于军阀混战的最黑暗的时期一方面受长达千年的封建思想影响， 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大举入侵，让本来就饱经战火的中华民族雪上加霜。在那**的年代里，中华大地烽火连天，人民群众陷入一片水深火热之中， ，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 先生毅然选择了湘西这片纯朴美丽的土地，这些温良率直的人们，用诗一般的语言一片一片的轻声述说着整个民族的悲哀，召唤我们炎黄子孙本性的良知，也许正是因为爱得深沉才孕育了这些带着哀思的文字。

《边城》是一本短篇小说，像是在叙述一处被世界所遗忘的宝地，在那宝地上很平凡的生活正在上演，亲情、爱情及乡民之间互相帮忙、互相关怀的情感，平凡到几乎快令人遗忘这就是生活。难得的是，作者从未踏进学校的大门，全靠自修成为一流作家，尤其故事的细腻感人绝对超出想像的细密，除此之外，作者想表达在社会变动之下被大家所遗忘的、放弃的关怀之情，他希望带领一些人一起走进对社会的省思，作者也不讳言这本书只预备给小人物看，并无刻意要给文学批评者或理论家看，他只是将他的关怀写在书上并传播给关心社会的人。沈从文，他的作品向来氤氲著一种与世隔绝的调调，像长长的诗篇，吸引人的不是华丽的外表，而是淳朴的灵魂。看多了现代都市小说，总是觉得少了些什麼、遗忘了些什麼，就在周遭很近很近的地方。在《边城》一书中，我看见了乡下人的质朴、勤奋、正直，还有他们的宽容，这使我倏然的心酸，这让我不禁思考著：如果在文明富有却彼此生疏和文明落后却彼此关怀之间只能择一，我会选哪一个?社会会选择哪一个?难道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吗?然而这好像是一种世界无奈的趋势。

沈从文《边城》读后的感悟 篇5

《边城》是沈从文著名的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湘西茶峒镇的唯美的爱情故事。主人公翠翠是一个天真善良、温柔清纯少女。她与身为老船夫的外公相依为命。在端午节那天，她无意中与一个青年相遇——他就是傩送。翠翠在心中暗暗爱上了这个青年，而青年也喜欢上了这个善良、清纯的女孩儿。但这两个少男少女都将这朦胧的爱意藏在心里，并未说出口。

然而，命运充满了戏剧性。

傩送的哥哥——天保也爱上翠翠，并准备娶她。而父亲要求傩送娶一位大家千金。但傩送深爱着翠翠，他宁可放弃磨坊去继承一条破船，也要与翠翠在一起。于是，他们兄弟俩决定用最浪漫的方式竞争：唱山歌。哥哥谦让给弟弟，让他先唱。可当弟弟一亮嗓子，他便深知自己不是弟弟的对手。他便微笑着退出了。

读到这里，我原本以为故事会像以往的故事那样：弟弟傩送与民女翠翠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可当我读下去才发现，故事并不像我想象中那样简单而那样美好。

天有不测风云。哥哥天保在外出闯滩时不幸遇难，而傩送认为哥哥的死是他造成的，十分内疚，不知去向了哪里。一直为翠翠操心的外公也不幸地去世。最后，只留下翠翠孤独地在江边，静静地等待着傩送的归来……

我不禁为他们的悲惨命运感到悲哀。同是追求爱与美，为何他们却要付出如此的代价？也许，这就是命运。但它给我们更多的，是书中淳朴的民风以及对真爱执着的追求。傩送为了真爱，放弃了富有的机会；而翠翠也为了真爱一直守候在江边。这些都体现出了他们对美好的追求与向往。还记得茶峒的人们互相打趣的场景；还记得翠翠与爷爷相依相偎的背影；还记得端午时节茶峒人民欢庆时的表情……这一切的一切都这值得我们去细细地品味。

沈从文《边城》的深层叙述结构 篇6

文学叙事的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和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是叙述学中的重要概念。表层结构主要由故事构成的，遵循时间的自然顺序与因果逻辑原则。深层叙述结构由共时性的动力要素构成，不直接表现行动，但是行动过程的根据和源泉。深层结构是借助当代语言学“转换生成”的理论提出来的。《边城》的表层结构是由湘西小镇茶峒的环境和三个事件组成的。

叙述人在小说的一、二、三章中，以全知型叙述人的身份介绍了这个湘西茶峒的秀美的自然景色，古朴、和谐的民风和端午节赛龙舟的热闹场面，令人神往。这使人想到巴尔扎克在《高老头》开篇中用大量篇幅介绍伏盖公寓的劲头。

故事是由一系列的事件组成的。事件有核心事件和催化事件。《边城》中核心事件是老船夫为女儿的遗腹女翠翠找合适婆家的事件。而船总的大儿子天保和二儿子傩送同时爱上翠翠的事件则为催化事件。老船夫为孙女翠翠婚事忙碌的事件，又与女儿与戍边士兵对歌而怀孕，前后双双殉情，留下翠翠有直接关系。这三个事件是表层叙述结构。

深层叙述结构则使我们由表及里，由事件到动力，由行动到心灵。从《边城》的深层叙述结构中，更能使我们看到湘西人的勤劳、勇敢、朴素、善良的优秀品德，同时也能从田园牧歌的生活中看到心灵的疼痛，在没有硝烟、没有刀光剑影中看到善良人的悲剧，引起人们对人生的思索。

一、责任与失落

有故事必有事件，有事件必有行动，有行动也就必有动力。人的行动是自觉的有目的的行动。动力存在人的心中，看不见，摸不着，属于深层结构，但可通过行动与语言表现出来。在老船夫的核心事件中引起老船夫一系列行动的依据是“责任”。

老船夫第一个责任是管理渡船。“渡船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老船夫说:“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人的行为有经常性行为和偶然行为之分。老船夫的经常性行为揭示了他的忠于职守的责任心。从二十岁开始到七十岁，无论晴天雨天，随叫随到，为过渡人服务，五十年皆如此，真难做到。叙述人在第一三章直接标示：“在职务上毫不儿戏的老船夫，因为明白过渡人皆是赶回城中吃饭的人，来一个就渡一个，不便要人就在那岸边呆等，故不上岸来。只站在船头告翠翠，不要叫他，只让他做点事，把人渡完事后，就会回家里来吃饭。”先人后己，责任第一，是老船夫的优秀品德的表现。但有时责任与私心也会发生矛盾，如管理渡船与看龙舟比赛有矛盾。端午节赛龙舟，每年只有一次，老船夫要看龙舟是偶然行动。但他能妥善处理，或做完事再走，或有人代理，总不放弃责任。老船夫经常行为第二个表现是过渡不收钱。叙述人用了“复述”和“叙述频率”的手段，叙述多次。但偶然的行动也有，新娘过渡按风俗可收钱，有的人硬要给钱不好拒绝，就买茶叶，置茶缸给过渡人解渴，买烟给过渡人抽，可以说”取之于人，用之于人“，自己不贪，淡薄财利，严守责任。

老船夫第二个责任是把孙女翠翠抚养长大，嫁给一个合适人，不受委屈，自己就安心，了结女儿重托的心愿。叙述人把事件聚焦在老船夫七十岁，翠翠十五岁，端午节前后这段时间。叙述的直接时间只有几个月。对翠翠从一岁到十二岁的生活采取“零叙”手法，即略去不叙。又用回叙的方法，交代翠翠十三岁时与傩送偶遇，十四岁时与天保偶遇，兄弟两人都爱上翠翠，为矛盾埋下伏线。老船夫从表面上看，生活是平静的，白天管理渡船，晚上喝酒、吹笛、唱歌、给孙女讲故事，可内心深层却是焦虑的，激烈冲突的。首先是责任与孤独的矛盾，翠翠已长大到十五岁，按习俗可以嫁人了。翠翠嫁人了，有着落，老船夫就尽了责任，但翠翠与他相依为命，翠翠出嫁又会使自己孤独，自己在情感上又离不开翠翠。责任战胜孤独，因为翠翠总有一天要出嫁的。其次，责任与年老的冲突。老船夫年事已高，到了“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龄：“人太老了，应当休息了，凡是一个良善的中国乡下人，一生中生活下来所应得到的劳苦与不幸，业已全到了。”“他以为死是应当快到了的，正因为翠翠人已长大了，证明自己也老了。可是无论如何得让翠翠有个着落。翠翠既是她那可怜的母亲把她的，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如果他自己老死了，责任就没尽到。责任始终是老船夫行动的深层的心理依据。后来，当天保表明爱翠翠时，他提出走车路与马路的解决办法，天保走了车路即快车道，让父亲顺顺托人来提亲事。而天保的弟弟傩送也恋翠翠，兄弟交换意见，采用走马路的唱歌方法，天保失利，失望出船，在险滩上失手落水而亡。变化打乱了老船夫的计划。老船夫又转移到傩送身上，但傩送的冷淡，顺顺的拒绝，使老船夫绝望，在雷电交加的晚上离开人世，无奈地丢下孤独的翠翠。老船夫的悲剧是谁造成的呢?老船夫尽力了，顺顺，天保，傩送是好人，没错，翠翠未成年，不懂事，爱情朦胧，没有明确表态，谁都没错。老船夫对天保失足落水认为是“天意”。老船夫的死也是“天意”。这是命运的悲剧。

叙述人将核心事件聚焦在老船夫十岁，翠翠十五岁时的端午节前后，将密叙与约叙结合起来，慢叙与快叙交替使用，使情节集中，紧凑。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这与荷马史诗《伊里亚特》的结构相似。特洛亚王子帕里斯掳去希腊美女海伦，引发了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亚的十年战争，但史诗叙述只从第十年开始，事件集中。《边城》的叙述也有相同的功效，使深层叙述结构集中展现。

二、追求与性格

老船夫的行动的动力是责任，而天保与傩送行动的动力是追求：对事业和情感的追求。天保，傩送不是爱情至上主义者，经营父亲顺顺的船务是放在第一位的追求。 “两个年轻人皆结实如小公牛，能驾船，能泅水，能走长路。”能吃苦,“荡桨时选最重的一把，背纤时拉头纤二纤，吃的是干鱼、辣子、臭酸菜，睡的是硬邦邦的舱板。”傩送曾说：“有饭吃，爹爹说年青人也不应该在家白吃不作事!”

两兄弟的性格却有差异。“年纪较长的，性情如他们爸爸一样，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年幼的则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富于感情。”傩送长得美，被茶峒人视为戏台上的小生“岳云”。叙述人对兄弟的事业追求采用“约叙”的方法，写得不多，而对兄弟共同追求翠翠却采用“详叙”的方法。

感情追求，天保，傩送两人都是热情，执着的，不作“情人奉让”，不“如大都市懦怯男子爱与仇对面时作出可笑行为。“但这对难兄难弟，也不会照茶峒人规矩，来一次流血的挣扎。”在感情追求上有两个深层的选择。

第一、走车路还是走马路。走车路是由父母出面提亲，带有封建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色彩。走马即唱歌、对歌，自由恋爱，自主选择。天保开始选择走车路，由父亲顺顺托人到老船夫那里提亲，主要原因是自己唱歌不是好手。但傩送后来提出公平的办法是唱歌，天保也同意：“好，就是这样子，我们各人轮流唱，我也不要你帮忙，一切我自己来吧。树林子里的猫头鹰，声音不动听，要老婆时，也仍然是自己叫下去，不请人帮助的!”这就说明兄弟两人都能作出走马路的选择。

第二、碾坊与渡头的选择。从深层次看，这是选择金钱，还是选择爱情的问题。王团总有钱，嫁女用碾坊陪嫁，顺顺有心让傩送去做王团总的女婿。傩送不选碾坊，说：“我早就那么打算了。家中不答应，那边若答应了，我当真预备去弄渡船的。”而兄弟都是富家子弟却愿意摆弄穷渡船，表明不羡慕物质诱惑，追求心爱恋人的思想。

竞争总有输赢，天保与傩送同时去唱歌，“两人凭命运来决定自己的幸福”。天保性格豪爽，让弟弟先唱，可弟弟一开口，哥哥却因为明知不是敌手，更不能开口了。为了忘却这不如意之事，驾新游船运货去了。不幸的是：“天保大老坐下水船到茨滩出了事，闪不知这个人掉到滩下游水里就淹坏了。”天保是自杀还是失手落水?天保之死不是翠翠父亲的那种自杀，而是失手。据与他同时下水的人说：“十六中上，船搁到石包子上，船头进了水，大老想把篙撇着，人就弹到水中去了。”平时天保是泅水的好手，因为唱歌失败的打击，心情不舒畅，“这几天来他都不说话”，可能精神不集中，睡不好，气力不济，又遇漩涡，所以丧命。天保之死与追求恋情失败有关，但不是自杀。天保将事业的追求放在第一位。

天保之死与其性格有些关系。天保性格豪放豁达，粗鲁爽直，“他就知道马路只二老有分，他自己的事不能提了。”他不愿傩送代唱歌，后又自知不行，主动放弃，不白刃相见，对弟弟的宽容，表现茶峒人善良的一面。弟弟必然要争翠翠，也是茶峒人的敢于追求的性格，这才造成兄弟竞争的矛盾。兄弟二人都没错，性格是影响天保出事的因素之一，也有性格悲剧的色彩。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是性格悲剧的`代表作之一。奥赛罗是威尼斯公国的一员勇将，道德高尚，嫉恶如仇，由于性格中的轻信的弱点，被艰险的阴谋家阿古挑拨，怀疑善良，美丽的妻子苔丝狄蒙娜对爱情不忠，将妻子掐死。而天保的悲剧没有受人陷害，是善良人性格的悲剧。

三，自由与规约

叙述人对翠翠父母双双殉情之事件，总体上采用“约叙”的方法，叙述很简略，但震撼人心。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自由与规约的矛盾。追求爱情自由是翠翠父母行动的重要动力，但自由不是绝对的，受有形的或无形的规约的限制，这就产生矛盾冲突。

唱歌、对歌是茶峒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一种方式和民族的风俗习惯，即所谓车路与马路中的马路，为社会所认可。对歌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心愿和要求，又能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直接交流和了解对方的思想和意愿。对歌以艺术性的声音，带有浪漫、温情的色彩。翠翠的父亲是茶峒的军人，会唱歌的屯戍兵士。祖父对翠翠讲故事：“翠翠的父亲，便是当地唱歌的第一手，能用各种比喻解释爱与憎的结子,这些事也说到了。翠翠母亲如何爱唱歌，且如何同父亲未认识以前在白日里对歌，一个在半山上竹篁里砍竹子，一个在溪面渡船上拉船，这些事也都说到了。”但，乐极生悲，翠翠的母亲怀孕了，没有与憨厚的爸爸商量就私定终身，但老船夫知道这事后，宽宏大量，没有责备的字眼。问题在于翠翠的父亲有违军规，想与恋人向下游逃走，私奔，远走他乡，但这又“违背军人的责任”，成了逃兵。老船夫的女儿也不想抛下孤独的父亲出走，不愿违背伦理的责任。伦理的责任是一种道德规范，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受众人指责，违者会羞愧难当。这些规约是社会的历史的规约。

屯戍士兵追求爱情自由与军人责任与荣誉的规约发生矛盾。老船夫的女儿又不愿离开孤独的父亲，不愿违伦理。屯戍士兵经过一番考虑后，“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应当无人可以阻拦，首先服了毒。”把爱情自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老船夫的女儿也追求爱情自由，但没有马上自杀，既怜父亲，又关心腹中的孩子，这是做女儿和做母亲的责任。她“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如果老船夫的女儿与那个屯戍士兵生活在法律规定婚姻自由的文明的社会就不会出现悲剧。他们惨死地殉情可看做是社会的悲剧。但这种社会悲剧，与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不同，与鲁迅的《伤逝》也不同，他带有湘西民族的特点，这是善良人们在有形与无形的社会规约下的无奈的选择。

参考文献：

[1]傅修延•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

[2]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论沈从文《边城》中的诗化手法 篇7

沈从文早年只上到小学便投身行伍, 没有受过系统而扎实的语言训练。为了寻求一种“全然的独立”, 他只身来到京城, 凭着满腔的热情与倔强, 以一只秃笔在凶猛的城市默默打拼出一条文学之路。沈从文起初受周作人、废名、鲁迅以及一些外译小说的影响, 笔法简拙, 情感稍显轻浮, 大多作品表现其家乡湘西一种蛮荒而自然、原始粗砺而又生机勃勃的社会状况。及至1928 年之后, 其小说日渐成熟, 有意识地围绕“湘西”构建起一个浪漫而玲珑的文学世界[1]。

沈从文的《边城》气氛清新、温暖, 笼罩在一片和谐而纯粹的诗情中。在《边城》之前, 鲁迅以其《朝花夕拾》等回忆幼时乡村印象的叙事体散文给当时的文坛吹进一股清新之风。而其后废名的湖北乡间、芦焚的果园城都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乡土视角。作为“京派”代表的沈从文, 其小说代表着“京派”作家典型、同一的思想观和美学观。根据吴福辉《〈京派小说选〉前言》, “京派是文学研究会滞留北方, 始终没有加入左翼文学联盟的分子”。又据“京派”对左翼文学的批评, 说他们“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与“情感主义左倾”[2]。由此可见, “京派”作家和左翼作家在艺术观念上的巨大差异, 当然也就不会写左翼作家那种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 从阶级立场出发的“革命”之作。而更多的京派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描摹社会人生, 用爱与美来美化人生, 净化道德, 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从而创造出一个个人情洋溢、和谐圆融的“世外桃源”。沈从文自己就说, “他要将文学的‘希腊小庙’建立在政治漩涡之外”。由此不难理解, 其小说的唯美倾向与左翼文学“积极改造现实”产生的矛盾, 以至走到不同的方向。从艺术上讲, 《边城》作为沈从文的最佳作品, 它从本质上整体地体现了作家的文艺理念和艺术追求。

《边城》用浪漫包裹现实, 以饱含诗意的语言和散漫而自然的结构为主体, 用模糊飘滑的象征, 活泼生动的口语、方言以及反复叙事的技巧交织成一片清幽、渺远的气氛。就像蒋京宁对“京派”概括的总体意象为“树荫”一样, 《边城》宛如一块“浅蓝的水晶, 有着圆润、婉转的形状”。《边城》是一块蓝得悲哀、圆得可人的水晶, 在充满乡土气息的“树荫”下由一个伤凉的梦幻化而来。

“沈从文的笔特别甜, 墨特别饱”, 《边城》语言在自然中饱含着作家的独特用心, 慢慢咀嚼之后顿觉余香盈盈, 意韵渺远。而这样的效果主要源自小说无穷的诗意。这种诗性超越社会功利的范畴, 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的审美要求。

下面将从六个不同的角度对《边城》“诗意”的来源及其产生的美感作具体的分析和探讨。

首先, 从单纯的语言层面来讲, 《边城》的诗意体现在人物对话的蕴藉、活泼以及气氛浓郁的景物描写、风俗描写上。

《边城》第九节写到祖父进城后回家少了酒壶, 翠翠就说:“爷爷, 你倒大方, 请副爷同船上人吃酒, 连葫芦也吃到肚里去了!”翠翠的夸张一方面反衬出祖父的豪爽大方, 一方面也微微透露出自己对爷爷晚归的埋怨。接着, 二老送酒葫芦来。祖父为了撮合二老和翠翠, 便站在岩坎上喊“翠翠, 翠翠, 你上来歇歇, 陪陪客!”翠翠因无人过渡, 本打算上屋, 可爷爷这样一叫喊, 她反而不去了。

翠翠为什么就不上去了呢?最好的解释是:翠翠担心爷爷的老实和简单使二老误会。翠翠认为她和二老的爱情应是一种自然的事情, 倘若她立刻去陪二老, 她的这种“配合”将掺进一些虚伪的成分。所以, 翠翠不去陪二老除了少女的羞涩外, 更多的是翠翠那微妙的质朴的爱情观。

翠翠不去, 老船夫就开始和二老聊了起来。老船夫一味地称赞二老, “二老, 这地方配受人称赞的只有你, 人家都说你好看!‘八面山的豹子, 地地溪的锦鸡’, 全是特为称赞你这个人好处的警句!”这更就显出了这老头子的憨厚几近于傻了。在渡二老过溪时, 船一下子撞到了岸上, 可以看出翠翠与二老在一起时的心慌意乱, 说明她知道这个人就是二老, 而且她也喜欢二老。可是, 作者用“陌生人”三个字来代替“二老”, 这样委实写出了两人爱恋的含蓄、蕴藉。[3]38

沈从文曾说, “我的文字风格, 假若还有值得注意处, 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语言太多了”[4]167。《边城》里的人物对话有明显的口语化倾向, 表面上平白简单, 但实际上作家经过了精心的筛选和加工, 把人物内心的冲突转折与浓浓的感情从容不迫地渗透到了人物的话语中, 仔细品味起来煞有意味。

再如《边城》第十五节老船夫回答孙女的问题。“爷爷, 谁是第一个做这小管子的人呀?”老船夫道, “一定是个最快乐的人, 因为他分给人的也是许多快乐;可又像是个最不快乐的人, 因为他同时也可以引起人不快乐!”正如一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 他们认为《边城》的不真实之一是沈从文没有给他的典型人物配上恰当而合乎身份的语言。但事实是沈从文仅仅想建一个“希腊小庙”, 把乡村生活看成高于城市生活的人生形式, “向原始文明淳厚朴实的乡村唱一支美的哀歌”。从现实的角度来讲, 老船夫的确说不出这样富有诗意的话, 但作为小说, 对现实描摹的逼真程度绝不是确定小说成就高低的唯一标准。像《边城》这样代表山水风物、人性民情诗意化特征的小说作为一种理想的乐土定有其独特的艺术取向。

除了对话, 在单纯的语言上, 《边城》的诗味更体现在小说中那些饶有韵味的景物描写和风俗描写上。

在小说的开头部分, 由于交代环境的需要, 环境描写的段落较多。例如第一节某一段叙述:“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 翠色逼人而来, 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 叫做‘翠翠’。”文字虽简短, 给人的印象却是那么新鲜而明媚。首先, 它交代了翠翠身边的具体自然环境:有山有水有竹, 且深翠可人, 一个“逼”字, 完全写出了那一派生气与清新。接下来, 小女孩的名字又被他的祖父“拾取”而来, “翠翠”两字, 自然而随性, 浸洇着亲近自然的浓浓诗意。

在描写翠翠外貌上, “翠翠在风里长养, 把皮肤变得黑黑的, 触目为青山绿水, 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俨然一个小兽物。”不难看出, 沈在描写上总喜欢让有关人的事物和自然发生联系, 使两者相互渗透, 互相交糅, 把人的性情赋予给黄狗、山水, 让人的品性染上大自然的特质。这样就使得物我一体, 生出许多微妙的情调、意绪。“移情作用替宇宙造出一个灵魂, 把人与自然的隔阂打破, 把人和神的距离缩小”[5]。从中国古典诗学来看, 我们的先人有深于取象、精于意境的古典美学传统。情境交融、寓情于景、托物言志作为一种传统的表达手法承袭了几千年, 对我们这泱泱诗国来说, 《边城》语言凝练、简约、清寂的古典味儿, 正是这一传统的诗性特质在小说中的发扬。

其次, 从叙述的层面来讲, 《边城》的故事显出一种“不紧凑”的散文化倾向, 这主要应从作家采用的“反复叙事”等叙述方式来探讨。

“起伏很小, 有时完全散文化了, 没有高潮, 没有戏剧性的场面”, 这是80年代《学术研究》对《边城》的评述。《边城》“不紧凑”的散文化倾向确实存在, 这种倾向使读者不容易把握故事的总体脉络。这种倾向不是作家有意为之的, 这主要是由于作家采用的叙述手法和语言风格所致。比如, 作家在讲故事的过程中究竟纳入了多少非情节内容 (细节描写、内心独白、抒情议论等) , 还有就是作家对待时间、空间的态度, 这具体牵涉到叙述中插叙、补叙、倒叙的采用以及是否对故事进行了时空交错的叙述技巧。这两个方面都可能导致小说“散文化”。

小说的“散文化”是摆脱古典小说单纯叙事的有力方式。在“散文化”过程中, 由于细节描写、心理描写、抒情议论性文字的增加虽冲淡了小说的故事性, 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小说的内蕴, 特别是抒情和心理描写的增加使小说愈来愈诗化。另外, 在时空上的自由操作也使小说在意义上断裂、模糊, 更多地增加了小说的诗味。

而结合沈从文的《边城》, 导致其小说散文化、诗化的一个明显的叙述手法是反复叙事[3]6。反复叙事主要是指一个句群中主语模糊不清、游移不定, 或者不确指行为施行者, 而通过一组行为、表现、状况按特定的关系直接陈述出来。《边城》中采用反复叙事的地方有好几处, 例如第二节第四段, 从“不拘谁个”到“这人”, 再到“大哥、副爷”, 以至“男子火焰高一点”之类的主语都没有确切指定, 事实上也没有必要指定, 因为作家采用这一手法的目的只是给读者提供一个大体而模糊的印象和气氛。尽管这样的交代模糊而不明确, 但缺少了这样的交代则会使小说的气氛减弱, 使得作家想要凸显出来的事实缺乏基调。这犹如画布上的底色, 缺少了就显得单调而没有对比性、烘托性。

而在《边城》里, 反复叙事的采用主要是起到了交代和烘托气氛的作用。具体来讲, 《边城》第二节第四段目的是想交代故事发生地的各类行当及其业主, 一方面让人觉得故事真实, 一方面能了解到那儿具体的经济状况、人情风貌。另外, 这一整段的叙述把这个边地小城淳朴厚道、宁静安适的印象留给了读者, 为后面老船夫、翠翠、顺顺等人的具体行为 (当然是与他们的善良、朴实等美德联系在一起的) 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基调, 以求凸显出来。

反复叙事作为《边城》的一个有力的叙述方式, 正如刘洪涛在《〈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所说, “因为靠了它 (反复叙事) , 才制造出相对静态的‘环境’和‘风物’, 其牧歌情调 (从某种角度来看也是一种“诗性”的体现) 就滋生在这样的土壤里。”[3]

《边城》“诗意”的第三个来源是从修辞层面来看, 其存在的多个具有典型象征意义的事物。而正是“象征”使小说主题凸显于文本表层, 使整个故事意趣飘忽不定, 产生无尽的“空白美”。就主要的象征来讲, 《边城》里有如下几个:白塔, 梦中的虎耳草, 咬人的大鱼, 陪嫁的碾坊, 渡船。不过, 我甚至觉得那条清澈的小溪都有象征味。所谓“象征”, 按王希杰《汉语修辞学》讲, “象征, 就是不直接描绘事物, 而根据事物间的相互联系, 借助于联想作用, 虽然只说乙, 但可以让人想到甲。”[6]具体来讲, 《边城》的第二句话就写到“关系茶峒风水”的白塔。而在其最后两节写到了白塔的倒塌和重建。白塔这一形象的首尾对照并不是一种偶然事件。根据小说里粗略而简单的提及, 可以肯定白塔象征着“边城淳厚质朴的民风”。作为西方现代派惯用的技法“象征”, 沈从文早年因读外译小说而受到其影响, 这是毫无疑问的。据《〈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所言, “渡船跑了, 白塔坍塌了, 这意味着诗性人格在现实面前所遭受的重创, 边城所象征的乐园的倾颓, 也提供了新生的可能性, 翠翠虔诚地等待, 二老‘也许明天回来’, 而白塔的重建都暗含希冀。”[3]97另一个具有典型象征意味的是“梦中的虎耳草”。二老的歌声浮起了春心萌动的翠翠。在宁静的夏夜, 翠翠梦见自己攀上陡峭的山岩采摘崖上的虎耳草。类似的叙述不止一次出现在作品中, 其他地方也几次提到“虎耳草”。特别是那梦, 沈从文以弗洛伊德式的思维揭示了翠翠内心的真实想法:她爱着二老, 而那爱又是那么清晰、执著, 那么柔弱、无力。所以从这点出发, 可以把“采摘虎耳草”这一梦幻的事实理解为“翠翠对爱情执著专一地追求”。而虎耳草, 很明显是对“美好爱情”的象征。另外一个与爱情相联系的是“咬人的大鱼”。“咬人的大鱼”也多次出现在祖孙二人的对话里。“咬人的大鱼”这一语汇来源于翠翠首次与二老的会面。而后来的多次引用皆与二老和她的感情 (或者说是“婚姻”) 相联系。所以, “大鱼”这一形象也可象征“爱情”。至于陪嫁的碾坊和小溪, 其象征意味不是那么浓厚。但粗略来讲, 对翠翠而言, “碾坊”象征“爱情途中的障碍”。而那清澈的小溪我以为是象征“纯洁、柔顺、美丽、善良的翠翠”。

象征作为一种含蓄、蕴藉的修辞手法, 在《边城》里主要有两个普遍性的作用。

首先, 它使小说的主题凸显了出来。据赵圆《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 “展示着‘健全的生命形态’, 但由于文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荒僻的边城有‘雄性的人性’, 而上流社会里却是‘人性的荏弱’, 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构筑, 就是依赖于‘人性批判’, 他的批判武器是‘美’, 而‘美就是善’, 从而透露出对于‘善恶’的真正关心。”《边城》第二节写当地的妓女时这样写到, “这些人重义轻利, 又能守信自约, 即便是娼妓, 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从中不难看出沈从文对城市文明的稍显偏颇的评价, 于是, 朱光潜这样评论到, “《边城》是受过长期压迫而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的那一段沉忧的隐痛。”[7]压迫也好, 隐痛也好, 《边城》事实上是作家对家乡淳厚朴实的人情、健美淳朴的风气、清宛幽怡的山水的诗意化追思, 表达了对家乡的一片深情和挚爱。小说描绘的“人情美”虽说有些脱离现实, 对人物性格也有些诗意化了, 但作家要表达的就正是这种对“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的憧憬。所以, “白塔”也正是作家以赤子之心对家乡所有美德诗意地象征。

其次, 象征的运用营造出一层笼罩了整个文本的气氛。这种气氛通过渗透、交织, 透过故事“肌理”, 渗入小说“骨髓”, 强化了小说的诗化效果。小说中翠翠“梦里采虎耳草”的意象体现了爱情的朦胧感和不可把握性, 它对后来发生的变故作了一种模糊的暗示, 使读者的阅读期待和故事发展达到一种和谐。此外, 这个象征也含蓄地揭示了翠翠微妙的心理, 表现了她对爱情隐隐的渴求和对二老的喜欢。这样就使翠翠的性格显得更真实, 使形象变得更丰满。

另外, 就整个故事而言, 这故事、这边地小城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象征。沈从文对这“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的构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现代社会理性主义、实利主义笼罩下你死我活、鲜耻寡廉的竞争之道的抨击和讽刺, 同时也表达了作家远离城市的复杂、堕落, 渴望回归自然、回归乡土、回归质朴生活的生存理念。现代社会在鼓吹“科技文明”的同时也滋生着一种自以为是的盲目乐观主义。但事实上, 幸福的实现、理想的达成需要的并不那么多。而《边城》则以“理想”和“梦”的形式, 为匆忙的现代人提供了一个简单而优美的“诗意的所在”。

从结构层面来看, 《边城》结构表面上看来散漫, 但实质上作家用心良苦。沈从文曾说“我愿意在章法外得到失败, 不想在章法内得到成功”。不难想见, 沈对那种结构太显的笨拙之作的鄙夷。事实上, 他想通过最自然的叙述方式讲他的故事而让结构不留痕迹地隐退。这样, 结构的自然化就在相当程度上消减了情节设置的逻辑性, 使更多非逻辑非理性而与心灵直接相通的东西显露出来, 从而增强小说的诗性。

“我愿意在章法外得到失败, 不想在章法内得到成功”。从小说结构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 沈从文对结构的处理是不同于同时代许多作家的。沈从文不像茅盾等人那样依着一个严密的结构图式按图缀文。《边城》结构上的散漫为许多人诟病, 这并不是沈从文对结构的忽视, 只是他不想让小说的结构太显露而有意识地使其隐入文本浓厚的诗情画意里了。试看汪曾祺早期作品, 如《复仇》, [8]可以明显看出沈从文对他的影响。汪曾祺在《复仇》里表现出的诗意化、散文化倾向正是传承了其师隐去小说结构而冲淡叙述的逻辑性, 使其自然化、诗意化的美学追求。

如果把《边城》的结尾从整体的结构上剥离而来做一个单独的分析,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结尾透露出意犹未尽的绵绵诗意。

汪曾祺在《沈从文和他的边城》里说, “《边城》的收尾是‘度尾’和‘煞尾’‘两种兼见’”。所谓“度尾”“煞尾”, 有人描绘, “如画舫笙歌, 从远地来, 过近地, 又向远地去;而‘煞尾’如骏马收缰, 忽然停住, 寸步不移。”就《边城》的结尾而言, 其结尾明显和所说的“度尾”是类似的, 是一个开放式的令人遐想联翩的结尾。

《边城》最后一句写到:“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 也许明天回来。”作家把这一令人心碎的不确定因素和翠翠的幸福连在了一起。这样, 它一方面使小说的悲剧意味无止境地延续了下去, 另一方面也使读者的阅读在猜度与想象里一直延展。也难怪沈从文总爱说, “美好的东西总带着那么几分悲凉”[4]54。这样的结尾对这样一个“梦”一样的小说来说真是恰如其分, 它让读者的心里生出好多奇思异想, 绮丽飘渺, 不绝如缕。

最后, 《边城》的诗意还体现在作家对人物性格以及行为的普遍美化上。尽管在解放前有“左翼”作家的责难, 在解放后又遭“人民群众”的批判, [9]但在当前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格局”的形势之下, 观照这纷纭的世界, 提取一种自由、纯净的角度来审视、剖析《边城》已成为一种可能。

在小说里, 除了中寨的那个乡绅为了得到二老作其女婿, 其所作所为稍显龌龊外 (实际上他们的行为本也不过分) , 其余的形象都是那么健康、优美。老船夫、顺顺、大老、二老、翠翠、杨马兵都显得过于完美, 甚至那些妓女也比城市中人要强。作家没有发掘人性中卑劣、阴暗的一面, 从现实的角度看, 这的确有失偏颇。但对于这样一个诗性的作品, 少一点丑恶也许更好。沈从文曾表述, “《边城》里充满了善, 希望读者能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 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 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的永远倾心, 健康诚实的赞颂, 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这种感情且居然能刺激你们, 引起你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 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10]这大概可以看作其写作的动机和出发点。

80年代有评论说, “许多人对《边城》评价过高, 连其思想倾向也全盘肯定,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被《边城》精美的艺术形式所惑。”[11]《边城》表现生活的范围确实有偏狭的嫌疑, 但以其在艺术手法上卓越的成就来看, 它不啻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精品。其精致、灵巧、含蓄、隽永的风格, 其弥散在故事中的绵绵诗意, 憨厚尽职的老船夫、清纯美丽的翠翠、勇敢质朴的大老二老……这一切, 都为后世文学提供了一种典范, 为现代人寻求到一个“诗意的所在”。

摘要：《边城》是中国现代抒情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其巨大的艺术魅力与文本所具有的浓浓诗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边城》的“诗化”气质是由语言风格、修辞手法、叙述方式等方面共同营造的结果。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诗化

参考文献

[1]钱理群, 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214.

[2]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253.

[3]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3.

[4]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4.

[5]王润华.论沈从文《边城》的结构、象征及其对比手法[M].北京:学林出版社, 1989:214.

[6]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3:303.

[7]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J].花城, 1980 (05) .

[8]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2:1-5.

[9]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79.

[10]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北京:友谊出版有限公司, 1979:162-176.

谈沈从文《边城》中的风俗美 篇8

【关键词】 沈从文 边城 风俗美

鲁迅先生说:“有地方特色的,到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开《边城》,湘西的风俗人情便纷至沓来。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中说:“沈从文是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的。”基于这种爱,他总是把风俗写得很美,从容叙来,韵味绵长而动人。他的作品表达出的深深的同情,就是通过对风俗的情感认同而获得的。

一、激情澎湃端午日

《边城》中对风俗的描写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对端午节这种娱乐民俗的描写。譬如,作品的第三节这样写到:

“桨手每人持一支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支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划动便即刻嘭嘭铛铛把锣鼓很单纯的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梁红玉老鹳河时水战擂鼓的种种情形。”

这样的喜庆风俗是何等的壮观,何等的美啊!作者把赛龙舟的整个过程细致地叙述出来,内蕴着作者对它的虔诚和赞美之情。作品中描写的那如雷般的鼓声、两岸人的呐喊助威声、庆祝胜利的鞭炮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向世人传达着湘西这一古老民族的强悍与旺盛的生命力。这声势浩大、激动人心的湘西古老民俗活动,蕴含着坚定、自信、奋勇、拼搏的民族活力。作者关注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塑,在对故乡这一民俗的描写中,包孕着他独特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感情。作者肯定它张扬人性,张扬进取精神的特点,借此传达一种希望,一种催人奋进的希望,表现了作者对湘西人民美好的愿望和信心。

二、别具特色婚恋俗

《边城》里还写了不少婚俗,提亲、陪嫁等。如作品中写到婚恋有“车路”和“马路”两种,这两种婚俗在本质上是有差别的,小说的爱情悲剧与这两种婚俗观念的矛盾有莫大的关系。前者与汉族婚姻一致,较名正言顺,婚姻的缔结较尊重长辈的意见,在这种婚姻观念的支配下,夫妻双方的责任和义务胜过感情,婚姻和爱情不能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后者与苗族婚俗一致,爱情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青年男女靠自己的歌声找到爱人,它可以飞越贫富不均筑成的高墙。天保走的是“车路”,他只知只有山歌才能打动翠翠,而不知道翠翠不爱他,却一味地埋怨老船夫。二老走的是“马路”,他和翠翠的性情和气质较相近,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在自然而然中产生的。随着天保的死去,最终造成了爱情悲剧。作者所展现的这一爱情悲剧,否定了汉族只要婚姻不要爱情的传统婚姻观,肯定了自由平等的婚姻观念,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真情流露吊角楼

吊角楼既是湘西水乡的一种特有的建筑,又是作为一种居住民俗被作者写入小说文本的。作者借吊角楼表现了水手同妓女率性而为的情感。作品里的水手与妓女的爱情真挚、热烈、活泼,跃动着原始的生命活力,洋溢着自然之趣。他在作品中写到:“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廉耻的都市人还更可信任。”作者把吊角楼作为展现男女真情真爱的舞台,表现他们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对此学者赵园这样评价:“对于辰河上的水手与吊角楼女人,他压根不打算作伦理的度量,而只去写生命力的恣肆迸溅处。”吊角楼女人和她们的水手情人,其实代表着沈从文自己的审美情感和审美态度,即不以道德、伦理去衡量他们的对错,而是从人性的角度去展示他们作为人应有的生活,表现男女自由的爱恋关系。

《边城》中的湘西世界是美的,瑰丽而温馨,像一幅画,更像一首优美、浓郁而又忧伤的“乡土抒情诗”,沈从文是基于对故乡诚挚的爱来描写湘西风俗的,他笔下的风俗具有优美、古朴、奇异的特征,这样作品就变得朦胧而神秘,具有奇丽的色调。从这些特异的风俗中挖掘出人们美好的情感和人性,展示出边城美好的“人生形式”,即便是对那些丑陋、落后的风俗,作者也是抱着宽容和原谅的态度的。